杨俊峰

    杨俊峰，哲学博士，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无神论与文化哲学。

    【摘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科学无神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也应不断适应中国的具体实际，在中国国情这一现实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自身。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中国化必须坚持无神论的基本原则不动摇，必须根据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与当前现状灵活地处理宗教与有神论问题，同时应当不断批判各种新有神论思潮，从服务现实的角度构建自身的积极内容。

    【关键词】科学无神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宗教有神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社会历史过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适应中国国情不断进行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不是高居于现实之上的自在知识体系，作为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有力思想武器，它必然要求走入现实，与特定的现实条件相结合。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内在要求。

    科学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起源。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与无神论的思想是我们今天正确处理各种宗教问题以及搞好科学无神论宣传工作的精神指导。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科学无神论也应不断适应中国的具体情况，在中国国情这一现实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自身。

    一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基本内涵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无神论发展的最高形态，是真正科学与彻底的无神论。法国启蒙运动与英国经验论思潮，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赖以产生的思想渊源，文艺复兴以来的近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则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手段与实证支持。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的成熟经历了从“宗教批判”到“政治批判”，再到“经济批判”的思想历程。“对宗教理论的研究乃是马、恩全部理论活动的起点，对宗教神学的批判构成他们对社会、政治、法律……批判的前提。”[306]无神论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思维起点，而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则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精神实质。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思想集中体现于其对宗教的分析与批判中。宗教是有神论思想的高级形态。马克思主义科学地揭示了宗教的本质以及宗教产生、发展与消亡的客观规律，并在准确而全面评价宗教社会作用的基础上指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对待宗教的基本态度与基本原则。

    以历史说明宗教，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观点。马克思指出：应该既不在“人的本质”中，也不在上帝的宾词中去寻找（宗教的）这个本质，而只有到宗教的每个发展阶段的现实物质世界中，去寻找这个本质。如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一样，宗教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不过这种反映是虚幻的、歪曲的。“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307]宗教既非来源于天启，也非“骗子手的捏造”，而是自然压迫与社会压迫的产物，具有深刻的自然根源、社会根源、认识根源与心理根源。宗教的社会作用也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在阶级社会中，宗教往往为统治阶级所用，成为其麻醉人民、维护统治的有效工具；另一方面，在特定时期，宗教也曾成为被统治阶级反抗阶级压迫的精神武器。不过，总的来说，宗教作为对现实存在的虚幻反映，本质上具有谬误性与消极性，不能真正代表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也不利于劳动人民争取自身解放与幸福的现实斗争。因此，总的来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308]。从历史上看，宗教经历了从自然宗教到人为宗教、从多神教到一神教、从部落宗教到国家宗教、再到世界宗教的发展过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宗教必然会走向消亡，但这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发展史的自然产物”[309]。阶级社会消亡之后，宗教赖以存在的现实根源并不会立即消除，因而宗教也必将长期存在。无产阶级政党应当真正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资产阶级的‘信仰自由’不过是容忍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自由而已，工人党则力求把信仰从宗教的妖术中解放出来”[310]。马克思主义主张将宗教信仰当成自己的私事，反对简单粗暴地取缔宗教或向宗教宣战。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团结信教群众，以争取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的胜利，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进行无神论宣传，引导人民群众逐步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与人生观。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为我们正确看待和处理各种宗教现象与无神论思潮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适应具体实际与现实条件，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中准确贯彻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指导思想以应对和处理各种现实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的重要任务，也是推动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发展与创新的契机所在。

    二 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与宗教信仰特质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产生于欧洲基督教文化背景，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在批判基督教及总结欧洲工人运动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基督教在欧洲历史上长期“一教独尊”，凌驾于政治与社会生活之上，对欧洲的文化思想及社会生活的诸方面都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就社会文化背景与宗教信仰模式而言，中国与欧洲各国具有极为显著的差异。

    与世界上其他民族文明初生的时代类似，在中国的上古经典文献（《尚书》、《诗经》及《周易》等）中是承认和崇拜“上帝”的，后来汉译《圣经》对至上神的翻译就来源于此。但儒家上古传统中的上帝与基督教有根本不同，它自始即不是借助摩西那样的先知与人进行交流，而是直接通过天地万物，特别是民众的意向而表现出来，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311]。因此，“皇天无亲，唯德是辅”[312]，上天会根据统治者在民众中表现出的德行，以决定是否继续赐予统治地位。这种传统，很早就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远神近人”的基本思维模式。春秋时代的贤士已提出“天道远，人道迩”[313]的观点。孔子更是明确指出：“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314]，“未知生，焉知死”[315]。在以后的发展中，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始终表现出这种“重人而不重神”的人文主义色彩，甚至经常成为无神论孕育和发展的思想温床，荀况、王充、范缜等著名的无神论者正是产生于这种思想氛围之中。

    从中国传统社会信仰体系来看，儒家的根本精神是积极入世的，它虽然非常重视祭祀与祖先崇拜，但祭祀仪式所透露出的“报本返始”的道德意味要远大于祈福的宗教含义。儒家修养的终极目标是在现世成为圣贤，实现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衡之于一般的宗教定义，儒学几乎很难说是宗教，尽管它在传统社会中一直起着类似宗教的大部分社会功能。与之相比，源于本土巫术的道教则可称为较典型的多神教，其鬼神崇拜色彩颇为浓厚。不过，道教的主旨在于依靠个人的努力成仙得道与长生不死，极为注重现实的生命与肉体，同儒学一样并不强调来世与彼岸世界。佛教是甚为注重来世的宗教，但传入中国之后很快便融入中国传统思想主流之中。天台宗、华严宗这些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将成佛的根基归结于人的心性之中，具有较为浓厚的人本色彩与入世倾向。尤其是禅宗，更是主张佛性即是人性，强调在世俗生活中“见性成佛”，而反对对来生与彼岸的希冀。

    中国传统社会的儒释道三家思想中都具有明显的世俗化因素与“重人而不重神”的色彩，这影响到从百姓日用到国家政治等各个社会方面，也决定了中国传统宗教信仰模式的三个基本特质。

    1.宗教信仰状态呈现多元性特征。原生的人文信仰体系——儒学，与产生于本土巫术、鬼神信仰基础上的道教，以及外来的佛教，乃至伊斯兰教等和平共存，甚至相互促进。尽管不可避免地有思想上交锋，但却没有大规模的宗教冲突与宗教迫害。到了传统社会末期的明清时代，儒释道“三教合一”更是成为三家思想潮流的自觉共识。这在基督一神教的传统中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这种宗教信仰体系的多元性特征，与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正统的儒家思想自身的包容性密不可分。宗教信仰的多元性使得中国社会具有多宗教并存、信教人数众多等特点，同时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宗教问题又与民族问题纠缠在一起，造成了中国社会在宗教问题上的复杂性。

    2.宗教信仰特征具有明显的功利性。中国传统观念重现世而不重来世，重世俗而不重彼岸，这使得人们对神灵的崇拜往往抱有明确的现世功利意识，宗教仪式与宗教行为朝向信仰之外的功利目的，鲜有基督教信仰中所推崇的“纯洁性”。由此又进一步决定了中国人传统的宗教信仰教义与教派意识淡漠，特定的宗教信仰都具有较大的开放性，为不同宗教的共处与融合提供了必要条件。但宗教信仰的功利性与教义意识的淡漠也使宗教的现实状况具有较大的变动性与复杂性，为恰当地处理宗教问题与搞好无神论宣传提出了新的挑战。中国的信教者相对而言更容易接受新宗教的影响，特别是当一种外来的或新兴的宗教能够为人们提供现实利益的时候，往往能较容易地迅速扩散开来。这就要求我们的宗教管理与无神论宣传工作应采取思想教育与现实关怀并重的原则，密切关注社会生活的变动，依法加强对宗教活动与宗教渗透的管理，时刻防范各类封建迷信活动及邪教势力的死灰复燃。

    3.宗教信仰从属于政权。中国传统的各种宗教一直从属于皇权，接受皇权的统治与支配，从来未获得欧洲中世纪那种教权高于政权的地位。正如著名汉学家谢和耐所说：“由于中国皇帝拥有一种组织社会和天下以及时空间包罗万象的权力，所以宗教在中国不能成为一种独立的势力。”[316]即使在具备准“国教”功能的儒教秩序中，君主也以“天子”之名牢牢掌握着教权。这就使得中国传统社会中宗教的地位与作用远不能与欧洲基督教相比拟。中国的信教者更倾向于承认和接受世俗政权的管理和领导，一般并不将宗教教义与世俗道德和法律截然区分并对立起来，而愿意将教义置于世俗道德与法律的藩篱之中。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宗教信仰者对国家与民族有着更强的归属感与认同感，更容易团结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之下为国家建设和民族发展贡献力量。这也是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得以在中国繁荣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中国宗教本质上是人文的，而非神文的；中国宗教所关心的主要不是信仰上的纯正性，而是这种信仰所导致的社会效果；人与神之间也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相当程度上是两者之间的贯通与相融”。[317]这与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西方社会截然不同。不过，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和改造中国社会唯一正确的思想指针，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同样也是我们理解和处理中国宗教有神论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只是，马克思主义在与各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自身，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无神论同样也需要适应具体实际、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才能真正贯彻和落实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的经验与反思

    早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思想指导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实践，既将反神权合理地融入反封建的斗争中，又强调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原则，主张宣传教育的根本方针，并适时提出建立共产党领导的，包括宗教信徒在内的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政教分离的基本原则与科学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基础上，团结广大信教群众，针对受西方控制的基督教与天主教开展了反帝爱国运动，逐步将教会变为由中国人自治、自传、自养的宗教事业。在宗教氛围浓厚的边疆地区，则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运动，从根本上摧毁宗教赖以存在的封建剥削压迫制度，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彻底扭转了“文化大革命”中对待宗教工作的“左”倾错误，在明确共产党人无神论基本立场与加强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前提下，提出要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从而开启了宗教工作的新局面。

    作为普遍真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应该也能够与各种不同的现实情况相适应。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中国化过程也正是其发展完善并落实于实际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基本原则不动摇。马克思主义必然以无神论作为根本基点，必然以彻底的无神论立场与各种宗教有神论思潮区别开来，这是由其唯物论的基本立场所决定的。从思想史上看，任何唯物论思潮都必然是与有神论思潮相对立的。承认世界的物质性则必否认精神的任何独立存在性，必定无法为神灵的存在留下一席之地。只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坚持无神论的基本立场，在思想路线上就必然要与种种宗教有神论划清界限。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就必然不能同时与宗教有神论思想纠缠不清、藕断丝连。在这里，没有丝毫的动摇与调和之余地。因此，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这是由党的根本性质与指导思想决定的。一个党员无法在虔诚的信仰宗教有神论的同时而能坚定地贯彻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信念，如果放开党员信教，必然会极大损害党组织的纯洁性与先进性。

    其次，必须根据中国国情灵活地处理宗教与有神论问题。根据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传统宗教特质以及当前宗教传播的新情况，采取适当的宗教管理措施与无神论宣传教育方式，不搞“一刀切”。中国宗教信仰体系具有多元性特点，各种宗教间基本上都能够和谐相处，共同发展。应该说，宗教冲突与宗教问题在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并不占有突出位置。同时，不同宗教具有不同的信仰理念与组织模式。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必须根据不同宗教的特点探索相应的管理与引导模式。无神论的宣传和教育也应该有的放矢，根据中国人宗教信仰世俗性与功利性的特点，将思想上的宣传教育与现实中的引导与帮扶结合起来，将引领人们树立健康的生活态度与消除有神论迷信结合起来。针对近年来宗教（主要是基督教）迅速蔓延并向学校等社会公共领域不断渗透的趋势，我们要高度重视和认真研究这一新情况，大力宣传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政策法规，加强科学无神论在校园的宣传教育工作，努力引导人们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与人生观。

    再次，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应当不断批判各种新有神论思潮，引领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方向。在有神论的现实基础将长期存在的情况下，宗教有神论思潮仍会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完善自身，仍会以各种面目层出不穷。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唯有不断与时俱进，才能有效地应对和批判宗教有神论思潮。无神论是与有神论对立的思想观念，它从来都不是封闭的体系，而是在批判有神论的过程中，随有神论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完善和丰富的。马克思、恩格斯等革命导师对于有神论的批判，可以作为我们今天发展无神论思想的重要指导与参考，但决不能简单地照搬与挪用。一种有生命力的无神论思想，必然只能产生于对同时代有神论思潮有效的回应与批判中。当前中国新的时代与社会形势，新的有神论形态，要求我们必须与时俱进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只有这样，才能切实发挥无神论的现实批判功能，承担起引领社会思想文化发展方向的重任。

    最后，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应当从服务现实的角度构建自身的积极内容，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需要，为人生意义问题提供合理的解答，为道德实践建立稳定的根基，为生命价值找到理性的维系。宗教有神论在历史上曾发挥过诸如整合社会、缓解矛盾等重要的社会功能，今天不少人仍然认为“在宗教有神论形态之下积藏着丰富的社会人生智慧和真善美的内涵，应当有选择地加以吸收，用以净化心灵、提升人生、改良社会”[318]。无可否认，宗教有神论在一定限度内、一定程度上会具有正面的社会作用，当然这并不能改变其愚昧与迷信的本质。在当前社会急剧转型的情况下，社会道德体系与价值观出现了颇多较为严重的问题，成为某些人大力鼓吹宗教有神论的借口与依据。面对这种形势，我们发展和宣传科学无神论就不能只是简单地否定宗教有神论，而应该在坚持无神论的基础上密切关注当前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与现状，积极探索应对与解决之道，充分发挥科学无神论所具有的社会功能。科学无神论不但是一种思想立场与价值体系，更是一种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批判宗教有神论不但要否定其神灵信仰，更要构建起不依赖于神灵信仰的健康社会生活模式。唯有如此，无神论才能真正在批判宗教有神论的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科学无神论的宣传与教育工作才能真正深入人心。

    总之，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思想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的宗教有神论问题提供了科学指导。如何在中国现阶段的宗教管理与无神论宣传之中准确贯彻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思想，是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与科学无神论研究者的重要的课题与任务，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容忽视的方面之一。科学无神论本质上是与时俱进的思想体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科学无神论也应适应中国国情不断发展和完善自身。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中国化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内在要求，也是在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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