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说，更为感动难忘的，恐怕要算司马迁（前145-前90？）和李白（701-762）的文化之旅了。
司马迁：文化之旅是《史记》的源头活水
提到司马迁，人们立即会想起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说：“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宕，颇有奇气。”他指出《史记》有一种气势恢宏、奇丽感人的色彩和情调，而这种风格的源泉之一，便是“周览四海”、“交游豪俊”。
司马迁的漫游，不是即兴式的消闲娱乐，而是有自觉性和目的性的。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一位资深的官方史学家，长期担任太史令。他深感作《春秋》的孔子死后四百多年，到汉初四海统一，很有必要把这段历史记载下来，可是他没有来得及做这件事，便去世了。司马谈临终嘱咐司马迁子承父业，实现遗愿。这个家世背景，说明司马迁的旅游，如同古人倡导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那样，把历史著作建立在足够的书面资料和亲见、亲闻、亲历的历史事件考察访问基础之上。
根据现有资料，可以把司马迁的行踪大致概述如下：司马迁二十岁从京师长安起程，到长沙，访问了屈原自沉的汨罗江，感伤而凄然流涕，想见屈原的为人。他从长沙溯沅江，考察了传说中帝舜南巡，死葬九嶷山以及潇湘二妃凄美的故事；再沿长江东南行登会稽（今浙江绍兴），传说大禹治水时在这里会诸侯记功。司马迁再渡长江北上到淮阴，这里是大名鼎鼎的韩信故乡和封侯之地，从父老口中，听到不少关于韩信的动人事迹。而后，他过淮水，到达春秋时鲁国都城曲阜，参观了孔子的陵墓、庙堂、车服、礼器，亲见孔子遗风，儒生习礼，低回留恋，不忍离去。司马迁感叹说：“天下君王贤人多的是，活着荣耀显赫，死后销声匿迹。孔子以一介布衣，学说留传十几代，为世人尊奉，从天子诸侯起，谈古代文化，都要参照孔子思想做标准，孔夫子可谓至高无上的圣人了。”这次游历，司马迁还着重考察了楚汉对峙的必争之地，也是西楚霸王项羽的都城彭城（今江苏徐州市）；汉高祖刘邦和丞相萧何、曹参起义之地的沛县，信陵君魏无忌策划抗秦救赵的魏国都城大梁。司马迁绕了一大圈，回到长安。
时隔十多年，汉武帝派司马迁到巴蜀、南越（今川、滇）等西南地区视察、慰问。以后司马迁随从汉武帝到山东泰山举行拜祭天地的封禅礼，还巡行碣石（今河北昌黎县）、辽西（今辽宁义县）、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有机会放眼长城内外，领略北国风光。
司马迁时空漫长辽阔的游历，是壮举，也是创举。他踪迹遍及祖国的南北西东，接触了广大的人民群众，感受各地的民情风俗，开阔了眼界，扩大了胸襟，这些对于司马迁历史观中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司马迁的漫游阅历，使他接触了百姓，他的思想感情与人民是相通的。他又发扬了前辈史官不惜杀身、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这些因素体现在《史记》的一个最大特点，便是忠实于客观事实，亦即“实录”，“不虚美，不隐恶”。写刘邦，既不抹杀他结束楚汉相争，建立统一国家的作用；也敢于揭露他虚伪、狡诈、无赖的嘴脸。司马迁因李陵之祸，说了几句公道话，被惹怒了的汉武帝处以腐刑，身心受到极大的打击和痛苦。即使这样，他也没有手软，而是旁敲侧击，流露了对当今皇上残暴统治的悲愤和厌恶情绪。《酷吏列传》写了十个残暴的恶官，全出在汉朝，其中九个是汉武帝任用的。这些酷吏“执法”，完全看武帝眼色行事，有的竟公开声称：“三尺安在哉！前帝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皇帝的话便是法律，是酷吏凭以恣意杀人的依凭，以致有的地方，一日“竟杀四百余人，郡中不寒而栗”；有的地方，大举屠杀，“流血十余里”。对这些屠夫，“上（汉武帝）以为能”，亲信倚重。这充分说明武帝本身就残暴刻薄。
与刘邦、刘彻成为鲜明对照的，是司马迁笔下的项羽。对这位英雄的悲剧，司马迁倾注了深深的同情与惋惜。他写项羽，当然一以贯之地遵循“实录”原则，不回避项羽政治上短见，刚愎自用、杀降屠城等等，甚至批判他只懂武力打天下，而且至死不悟，说什么“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这是很荒谬的。但主要的，司马迁着力刻画了项羽的讲道德、重感情的人格魅力。例如“鸿门宴”，其时项刘兵力对比悬殊，项羽要除掉刘邦易如反掌。他的智囊范增布置“项庄舞剑”，多次向项羽使眼色，暗示他下决心动手，可是项羽“默然不应”。这种明人不做暗事、不怕放虎归山的磊落气概，司马迁是欣赏的。及至“垓下之围”，项羽“四面楚歌”，危在旦夕，好心的乌江亭长驾船等候，劝他说：“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羽宁肯尊严地死，决不屈辱苟活。他谢绝了亭长，说：“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不独愧于心乎？”从容赴死前，项羽诀别深爱的美人与战马，流露了高贵的人性美与人情味。这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铁汉，泪流满面地唱起了“虞兮虞兮奈若何”的哀歌。他把伴他出生入死的战马送给了乌江亭长说：“吾知公长者，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在人生的最后一幕，人们看到的似乎不是曾经杀人如麻的西楚霸王，而是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的，一个完美的殉情殉道者。司马迁饱蘸着心灵的血泪写出的项羽，引起了后人广泛的共鸣，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李清照诗：“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司马迁漫游各地，广泛接触了游侠、刺客、策士、隐士、医生、商贩、卜者等底层社会的平民百姓，写出了体现在他们身上的优良品质。如《游侠列传》中司马迁盛赞朱家、郭解等：“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驱，赴士之厄。既以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不伐其德。”这就是说，游侠是很讲义气、很有道德、很讲诚信的。他们扶危救困，打抱不平，即使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对于这些值得称道的事，游侠却从不居功自傲，炫耀自己的才能和德行。类似这样的“小人物”，司马迁很注意发掘，予以生动的刻画，把他们和帝王将相一起写进了历史。可以设想，只记帝王将相家谱式的事件，而没有活跃在社会各个角落的众多“小人物”，历史将会显得苍白和干巴巴。就这个意义上说，司马迁站在了他那个时代的思想高峰。
司马迁深入民间的游历，在与各地父老兄弟的沟通中，收集了广泛流传于社会生活中的谚语、俗语、歌谣，这些活的口头语言，往往凝结着人民群众的生活经验，包含着某些哲理，因而富有表现力和启发性。例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利令智昏”、“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等等。司马迁运用语言，力避古奥艰涩，注意畅晓明白，刻画人物的语言则吻合其性格，闻其声而知其人。司马迁努力做到语言的规范化、通俗化，说明他清醒地认识到著作只有让人读懂，才能发挥作用。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经过司马迁的精心锤炼，提升到了更加准确、鲜明、生动的新水平，成为后世文史创作的典范。
李白：“五岳寻山不辞远，一生好向名山游”
司马迁与李白，一个史学宗师，一个诗坛巨匠，如果要找他们之间的可比性，这就是他俩都经历了漫长的内涵丰富的文化之旅。而他们的文化之旅，又同中有异：司马迁的游历，带有任务目的，是求真的，现实主义的；李白则是自由自在，是审美的，浪漫主义的。
李白的青少年在四川故乡度过，曾刻苦攻读诸子百家典籍，有很好的文化修养。他兴趣广泛，精剑术，善弹琴，诗酒放歌，高谈雄辩，是一个风度翩翩的英豪之士。李白的思想相当复杂：一方面接受了儒家“兼善天下”、“济苍生”、“安社稷”的思想；另一方面又欣赏老庄清静无为，遗世独立，追求绝对自由，蔑视世俗、礼教，甚至流露人生如梦、及时行乐的消极情绪。但他的主导思想，乃是积极入世。他志存高远，以当世之务自负，“想一举而至卿相”，“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李白二十五岁时，他的政治抱负和生活理想已经确立，渴望到祖国的广阔天地中去施展抱负。多年来徜徉于巴山蜀水而培养起来的对大自然的热爱，也驱使他到祖国各地观光览胜。如他自己所说的：“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
李白离蜀之后，游踪几乎遍及大半个中国。漫游生活的内容也多样驳杂，有求仙访道、仗义行侠、登临山水、诗文交友，还有相当长时间为了施展才干，追求入仕的努力等等。这里，着重说说登临山水、诗文会友、追求理想这三个方面。
登临山水
李白“五岳寻山不辞远，一生好向名山游”，热爱祖国的壮丽山河到了痴迷的程度。李白对大自然具有十分敏锐的审美眼光和高超的艺术表现才华。晚唐诗人皮日休说李白以“五岳为辞锋，四海为胸臆”，山水名胜成了李白毕生的欣赏对象和歌咏主题。李白眼中和笔下的大自然，倾注了诗人浪漫主义激情，具有鲜活的个性。李白写长江，是秀丽、壮阔、平静、温和的。如“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而他写的黄河却是一泻千里，奔腾怒吼，风涛险峻。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毂转秦地雷……巨灵咆哮擘两山，洪波喷箭射东海。”
李白写山水，不作肖像式的客观描摹，往往以神奇莫测之笔，凭空起势，极尽夸张幻想之能事。李白一生未到过剑阁，全凭传说、神话和想象写出了让人惊心动魄的奇险诗篇《蜀道难》，留下了“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绝唱。再如《梦游天姥吟留别》，也是以“梦游”，驰骋想象，突出了“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的触天之高。
李白登临山水，心里会涌起对大自然的亲和感，把客观对象人格化，仿佛成了自己的知心朋友。如“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诗人和青山之间，心灵默契，相对不厌。又如“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古人离别，折青青柳枝相赠。诗人说善解人意的春风，不愿让人受分离之苦，多情地抑制柳条发青。借春风惜别，以寓诗人惜别，融情于景，依依感人。
李白写景诗，有一个频频出现的艺术形象：明月。对于李白来说，明月是皎洁率真的象征。他自己字太白，他的妹妹叫月圆，他的孩子叫明月奴、玻璃。他的诗说：“欲上青天揽明月”、“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正因为他厌恶现实的污浊和庸俗，向往纯洁清新，才对明月有那么多深情的赞颂。据王定保《唐摭言》记载：“李白着宫锦袍，游采石江中，傲然自得，旁若无人，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这个传说于史实无据，但民间广为流传，采石矶还因此筑了一个“捉月台”，说明人民群众对诗人皎洁率真的浪漫情怀是认同的、欣赏的。
诗文会友
李白游历各地，喜欢结交朋友。出身富商的诗人李白，青年时，“结发未识事，所交尽豪雄”，“散金三十余万”而毫不吝惜。他写诗说：“人生贵相知，何必金与钱”；“黄金逐手快意尽，昨日破产今朝贫”。他的重义气，好交友，是出了名的。李白暮年，贫穷潦倒，和劳动人民接触渐多，从他们那里得到了他所珍贵的纯朴友情。他的诗写道：“我宿五松下，寂寥无所欢。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跪进雕胡饭，月光明素盘。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餐。”他对权贵官吏是“数十年为客未尝一日低颜色”（任华《杂言寄李白》），但在田家仅仅受到菰米饭这样简朴的招待，却为农妇的辛勤劳作和诚朴感情而由衷愧疚了。在安徽宣城，李白写了《哭宣城善酿纪叟》：“纪叟黄泉里，还应酿老春。夜台无李白，沽酒与何人！”深深地悼念这位善酿故人的逝去。李白写诗赠给泾县的一个农民说：“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在这些诗里，没有李白面对权贵的那种傲岸、鄙视，流露的都是尊重和好感。
李白漫游，诗酒会友是他十分喜爱的活动。李白与诗友之间，不存在曹丕所说的“文人相轻，自古已然”的习气，相反的，是彼此尊重、倾慕、鼓励。在繁华的长安，他和贺知章、崔宗之等，常在一起饮酒吟诗，高谈阔论，时人称为“酒中八仙”。那时，贺知章已八十多岁了，他十分赞赏后辈诗人李白，说他是“天上谪仙人”，评价李白诗“可以泣鬼神矣”，还解下身上佩戴的金龟给李白换酒吃。贺知章死后，李白写诗怀念说：“昔好杯中物，翻为松下尘。金龟换酒处，却忆泪沾巾。”
李白游洛阳，与杜甫相见了。闻一多先生在《唐诗杂论》里描述李、杜邂逅，如同“青天里的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是“皇天的瑞祥”，对于这段中国文学史上流芳千古的佳话，值得“提起笔来，蘸饱了金墨，大书而特书”。这不仅因为这两位分别号称“诗仙”和“诗圣”的大诗人的诗作登峰造极，而且他们的友谊也亲密无间，深挚感人。杜甫诗写自己与李白的感情是“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李白与杜甫一起游览了河南、山东的一些地方之后，在曲阜的石门分别了。李白依依惜别地赠诗杜甫：“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可惜这一别，人各天涯，再也没有“金樽重开”的缘分了。他们只能在各自的诗歌里，寄托思念之情。李白诗：“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对杜甫的怀念，如同悠悠不断的汶水，无穷无尽。杜甫对年长的李白的诗才十分钦佩，盛赞“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他得知李白从永王李璘事获罪流放夜郎的消息后，更加思念和同情，写《梦李白二首》说：“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诗里，对李白的遭遇表示了强烈的愤慨：“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孰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诗最后说，“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他叹息李白的怀才不遇，遭际坎坷，但对李白可以有“千秋万岁名”的历史地位，是深信不疑的。
追求理想
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大丈夫有四方之志”。他自比管仲、诸葛亮、谢安那样的贤臣良相，立志一飞冲天，一蹴而至中枢政要。其实，李白的理想只是一种很不现实的空想，他既不愿通过科举考试，逐步攀升，又没有实际的从政经验和出众的政绩。他做的努力只是写信给地方高级行政长官，表明才志，请求援引。例如《与韩荆州书》说：“龙盘凤逸之士，皆欲收名定价于君侯。”希望韩荆州能像战国的平原君识拔毛遂那样，使他“脱颖而出”，“扬眉吐气，青云直上”。李白的努力没有得到回应。但历经多年的游历活动和诗歌创作，李白已经有了很高的声誉，传到京师，引起唐玄宗的青睐，接连三道诏书，宣李白进京。李白当然志得意满，高歌“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著鞭跨马”奔向长安了。
初进宫廷，李白受到了隆重的礼遇。据说唐玄宗亲自降辇步迎，“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李阳冰《草堂集序》）。唐玄宗也许是为了显示开明天子礼贤下士的气度，并不真想重用李白，只是让他供奉翰林，也就是要他做一个点缀升平、吟诗作赋、娱乐宫廷的御用文人。而李白生就一副“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傲骨，苏轼也赞赏李白“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李太白碑阴记》），坚持人格独立的傲岸。“高力士脱靴”的故事，就很能说明问题。高力士是唐玄宗十分宠幸的太监头子，权倾天下，炙手可热。李白在皇帝筵前喝醉了酒，竟伸出脚，叫高力士“去靴”。高力士怎受得了这样的屈辱？高力士便唆使杨贵妃，连同忌恨李白的一些权贵，纷纷向唐玄宗进谗言，诽谤李白，弄得唐玄宗很不高兴，疏远冷淡了李白。敏感的李白很快就察觉，写诗说“群沙秽明珠，众草凌孤芳”、“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蔑视那些蝇营狗苟、抹黑毁谤的“群沙”、“众草”，而自己将坚持高洁的操守，决不同流合污。
长安三年的漫游，耳闻目睹，使李白对唐朝统治集团的腐朽、现实政治的黑暗、人民生活的疾苦、穷兵黩武的灾难，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写了许多诗歌予以揭露批判。开创开元盛世，曾经励精图治的唐玄宗已蜕化成为宠幸奸佞、奢华享乐的昏聩之君。他对自己喜欢的斗鸡、蹴鞠的宵小之徒和谄媚取宠的太监，滥封高官显爵。如李白诗所说“梧桐巢燕雀，枳棘栖鸳鸾”，小人窃居上位，贤者沉沦失所。李白长期追求的理想破灭了。他“彷徨宫阙下，叹息光阴逝”，在长安再也待不下去，决然上疏，主动请离。唐玄宗以李白“非廊庙器，优诏罢遣之”（孟棨《本事诗》），顺水推舟，把李白逐出长安。
离京之后，李白继续进行他诗酒会友、登临山水的文化之旅．尽管理想难以实现，但爱国爱民之志未泯，一有机会，便踊跃奋起。五十七岁的李白还自豪地写诗说，“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净胡沙”，参加永王李璘起兵。直到六十一岁的垂暮之年，听说唐太尉李光弼领百万大军抗胡，立即主动请缨，赶赴前线，中途病还。只过了一年多，他就病死在安徽当涂县，逝世前写《临终歌》：“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慨叹心雄万丈、壮志难酬的无奈，自信流风余韵将会影响千秋万代。伟大诗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的璀璨浪漫的文化之旅也黯然画上了休止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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