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品
先给郑板桥写一个简历：少时读书；康熙五十年，十九岁中秀才；雍正十年，四十岁才中举人；乾隆元年，四十四岁中进士；五十岁入仕途，任山东范县县令，五十四岁，调署潍县。郑板桥刻有两方图章：“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七品官耳”，概括了他大半辈子“学而优则仕”的经历。
郑板桥走了二十多年科举之路，当了十来年“七品官耳”，却又大骂当官的读书人：“一捧书本，便想中举、中进士、做官，想如何攫取金钱、造大房屋、置多田产。起手便走错了路，后来越做越坏，总没有个好结果。”他还把历来被视作“士、农、工、商”四民之首的“士”贬到“四民之末”，“且居四民之末，亦不可得也”。既当官，又骂官，岂非怪事？说怪也不怪，因为郑板桥心目中，官是有区别的。他骂的是“攫取金钱、造大房屋、置多田产”的贪官；想当的是亲民、爱民、忧民、惠民的清官。他有一首诗：“出牧当明世，铭心慕古贤。安人龚渤海，执法况青天。”龚渤海，名龚遂，汉宣帝时任渤海太守。渤海盗贼并起，社会动乱，龚遂到任后，劝人卖剑买牛，卖刀买犊，致力农桑，郡遂大治。况青天，就是昆曲《十五贯》里那位平反冤狱、执法如山的苏州太守况锺。郑板桥把先贤龚遂、况锺树为榜样，正透露了他“达则兼善天下”的真性情。
这种政治理想，表现在郑板桥写的揭露时政、同情人民的许多诗歌里。最著名的是，他任潍县知县送给巡抚包括的题画竹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他深感官民隔阂，了解民瘼的难处，慨叹“县门一尺情犹隔，况是君门隔紫宸”。所以他微服私访——“喝道排衙懒不禁，芒鞋问俗进深林。一杯白水荒途进，惭愧村愚百姓心”。芒鞋便服，进入深山老林，百姓看不出、想不到父母官会这般模样，送上一杯白开水，他也愧谢不迭，完全不同于官轿仪仗、肃静回避的县太爷们的架势。郑板桥不屑于矫情“作秀”。他任潍县知县时的家信说：“小城荒邑，十万编氓。何养何教，通性达情。何兴何废，务实辞名。”他实实在在地教化百姓，让他们通情达理；政务兴革，讲实效而不务虚名。家信说的自然是真话了。
郑板桥亲民、爱民、忧民、惠民的真性情，还见之于他的政治实践。据《兴化县志》、《清史稿·郑燮传》等简略记载，值得称道的有两点：一是政简刑清。郑板桥当官，清廉自律，爱民如子，不扰民，让老百姓休养生息；提高办事效率，没有积压的公事；处理案件，抑制豪强而善待平民，不冤枉好人，监牢多次空无囚犯，政治上比较清明，老百姓有安全感。二是赈灾救济。山东连年闹灾，饿殍遍野，到了人吃人的地步。郑板桥开仓救济，有人劝他要请示，他说：“当下是什么时候啦，再层层上报，百姓早就饿死光了。上头怪罪下来，由我一人负责。”为民请命，何等有决断，敢担当。还采取其他措施，“大兴工役，修城凿池，招徕远近饥民，就食赴工”，“尽封积粟之家，责其平粜”，“藉邑中大户，开厂煮粥，轮饲之”，把无数受灾百姓，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他自己却“以请赈灾忤大吏罢官”。这很可能是郑板桥的某些赈灾措施，触犯了富商大户的利益，被人在封疆大吏那里告了黑状，终于发作。
离任时，他画了一幅竹子，题诗一首，告别潍县士民：“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槖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钓竿。”“去官日，百姓痛哭遮留，家家画像以祀”，情景十分感人。郑板桥在山东当了十二年的七品芝麻官，且不说政绩，就是熬年头、论资格，也该升迁，反而落得如此下场。这就是封建体制的政治生态。对此，郑板桥早已看破，《郑板桥年表》记他“服官十年，对官场黑暗多致不满，乃有归田之意”，并写《思归行》以明志：“臣家江淮间，虾螺鱼藕乡。破书犹在架，破毡犹在床。待罪已十载，素餐何久长。……去去好藏拙，满湖莼菜香。”反映了“不爱乌纱不爱钱”的郑板桥对官场毫无恋栈之意。
人品
郑板桥从小家庭贫苦，所写《七歌》，有“灶下荒凉告绝薪，门前剥啄来催债”的痛语。他为了谋生，中了秀才卖画，中了举人卖画，以致当过县太爷之后还卖画，终其一生，是个道地的“贫儒”，似乎从未飞黄腾达过。《板桥自叙》：“貌寝陋，人咸易（瞧不起）之。又好大言，自负太过，漫骂无择，诸先辈皆侧目，戒勿与往来。”他写的《扬州竹枝词序》：“酒情跳荡，市上呼驺。诗兴癫狂，坟头拉鬼。于嬉笑怒骂之中，具潇洒风流之致。身轻似叶，原不籍乎缙绅；眼大如箕，又何知夫钱虏。”活脱脱地描绘了一幅嬉笑怒骂、狂放不羁、酣酒高吟、目空一切、清高孤傲的自画像。他的这些行迹使他难免被视为“异端”、“另类”的怪人了。
其实，郑板桥立身处世、待人接物的原则，也是浸润他灵魂的最主要、最本质的东西，乃是“民胞物与”，推己及人的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突出地表现在教育子弟的家书里。他在《范县署中寄舍弟墨》说：“我想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苦其身，勤其力，耕种收获，以养天下之人，使天下无农夫，举世皆饿死矣！”而农民多贫困，他告诫弟弟：“新招佃地人（佃户），必须待之以礼，彼称我为主人，我称彼为客户，主客原是对待之义，我何贵而彼何贱乎，要礼貌他，要怜悯他，有所借贷，要周全他，不能偿还，要宽让他。”郑板桥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爱精神的虔诚履行者。“天寒地冻时，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具”。“家人（仆人）儿女，总是天地间一般人，当一般爱惜，不可使吾儿凌虐他。凡鱼餮果饼，宜均分散给，大家欢喜跳跃。若吾儿坐食好物，令家人子远立而望，不得一沾唇齿，其父母见而怜之，无可如何，呼之唤去，岂非割心剜肉乎！夫读书中举中进士作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做个好人。”郑板桥对穷人，特别是老幼，抚恤备至，体贴入微，生怕他们被凌虐怠慢，自尊心受到伤害，把这种人文关怀看作“明理好人”的道德标准。郑板桥尊重帮扶弱势群体，在人各自私自利，“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社会，彰显了十分难得而且罕见的高尚人格。
郑板桥家书特别提到：平生最不喜欢笼中养鸟，为了娱乐自己，把自由的飞鸟关进樊笼，“屈物之性，以适吾性”，很不合情理。但他又爱鸟，怎么办呢？他主张“养鸟莫如多种树，使绕屋数百株，为鸟国鸟家”。天快亮，躺在被窝里，便可听到一片啁啾，如天上乐曲。披衣洗漱，抬头看到成群飞鸟，在树林倏忽往来，那种出于天性的自由飞翔，比起关在笼子里的孤独扑腾，更能使人享受到真正的快乐。郑板桥还由此推论，把蜻蜓、螃蟹用绳线缚住，做小儿玩具，一时片刻，被折拉而死，这是很残忍的。在郑板桥看来，天下有生命的东西，都是大自然酝酿生成，它们的存在就有合理性。如果万物之灵的人类不能体察自然创造生命的本心，那么万物的生命就无所依托了。
郑板桥没有学过生物链、生态平衡这些科学知识，但他笃信中国传统文化中民胞物与、天人合一的道理，与自然和谐，护万物生灵，可以说是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先行者。反顾当今滥捕滥杀、乱采乱伐，导致资源匮乏、生态恶化，大自然的惩罚正日益显示出来。这一对照，不使人们越发感到郑板桥真性情的难能可贵吗？
文品
“文如其人”，文品是人品在文艺创作中的自然流露或自觉体现。
清人《松轩随墨》云：“板桥有三绝，曰画，曰诗，曰书；三绝中又有三真，曰真气，曰真意，曰真趣。”所谓“三真”，当指他作品中真实的思想感情和纯真的审美情趣。他早年写的《偶然作》：“英雄何必读书史，直摅血性为文章。不仙不佛不圣贤，笔墨之外有主张。……小儒之文何所长，抄经摘史强。玩其辞藻颇赫烁，寻其意义无毫芒。”不歌颂仙佛圣贤，主张“直摅血性”，旗帜鲜明地反对寻章摘句，辞藻华美，内容空洞的形式主义颓风。那么，他说的“血性”，具体是指什么呢？《板桥自序》里的“叹老嗟贫，是一身一家之事；忧国忧民，是天地万物之事”，这几句话，也许可以看作回答。
的确，郑板桥那里，几乎听不到叹老嗟贫的牢骚。集子里的诗，大都来自现实，源于生活，抒发愤懑，抨击丑恶。读这些诗，仿佛看到这位“怪人”——一位满怀同情人民疾苦的老人怒目裂眦地出现在我们眼前。他亲见挣扎在水深火热中的劳动人民，焉得不一掬同情之泪。
悍吏入村捉鸭鹅，悍吏沿村刮稻谷。
豺狼到处无虚过，不断人喉挟人目。
——《悍吏》
官刑不敌私刑恶，掾吏搏人如豕搏。……一丝一粒尽搜索，但凭皮骨当严威。
——《私刑恶》
这只是“康乾盛世”国家机器运作的“冰山一角”。
“潍州原是小苏州”。郑板桥在潍县做官，他没有多少闲情逸致去描写那里的繁华景象，而是真实地刻画当地贫苦人民的悲惨生活。
绕郭良田万顷赊，大都归并富豪家。
可怜北海穷荒地，半篓盐挑又被拿。
行盐原是靠商人，其奈商人又赤贫。
私卖怕官官卖绝，海边饿灶化冤磷。
东家贫儿西家仆，西家歌舞东家哭。
骨肉分离只一墙，听他笞骂由他辱。
泪眼今生永不干，清明节候麦风寒。
老亲死在辽阳地，白骨何曾负得还。
——《潍县竹枝词》
这不是活生生的人间地狱吗？以上只引用了很少几首，就足以看出板桥老人的人道主义精神贯注其中，确是“横涂斜抹千千幅，墨点无多泪点多”的血性感人之作。
再说郑板桥的画。明清之际，主导画坛的是脱离实际、脱离生活，一味追求古人笔墨趣味，形式主义倾向严重的山水画派。郑板桥不去跟风凑热闹，他画的题材，主要是竹、兰、石、菊几样。这固然和他生活的环境——“十里栽花算种田”的扬州有关，但决定性的因素还在文化性格。梅、兰、竹、菊，自宋以后被称为“四君子”。梅的“清高”，兰的“幽洁”，竹的“虚心”，菊的“隐逸”，经过历代文人墨客的渲染，积淀了特定的文化意蕴。到了郑板桥，更赋予新的时代精神和他自己的天赋禀性，把艺术表现对象“人格化”了。郑板桥说自己画竹画石，有一股“倔强不驯之气”。试读他的题画诗：
四时不谢之兰，百节长青之竹，万古不移之石，千秋不变之人。写三物与大君子为四美也。
秋风昨夜渡潇湘，触石穿林惯作狂。
惟有竹枝浑不怕，挺然相斗一千场。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身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题画·竹》
谁与荒斋伴寂寥，一枝柱石上云霄。
挺然直是陶元亮，五斗何能折我腰？
这位倔老头是何等风骨、硬气、淡定、坚毅，直要愧煞那些顺杆爬、随风倒，一阔脸就变、有奶便是娘的风派人物、拜金教徒。
郑板桥还写有专谈画竹的短文：
画竹之法，不贵拘泥成局，要在会心人得神……瘦劲孤高，是其神也；豪迈凌云，是其性也；依于石而不囿于石，是其节也；落于色相而不滞于梗概，是其品也。竹其有知，必能谓余为解人。石也有灵，亦当为余首肯。
画家移情于竹，竹体现画家之神。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达到物我交融的意境，最是板桥画品的特色。
郑板桥的诗、书、画早负盛名。向他求诗索画乞书的人，络绎不绝，他或允或拒，或卖或送，很可以看出他的怪脾气、真性情。
有一位朋友，向他求画。他借此写了一篇很有意思的话：
终日作字作画，不得休息，便要骂人。三日不动笔，又想一幅纸来，以舒其沉闷之气，此亦吾曹之贱相也。今日晨起无事，扫地焚香，烹茶洗砚，而故人之纸忽至。欣然命笔，作数箭兰，数竿竹，数块石，颇有洒然清脱之趣。其得时得笔之候乎！索我画偏不画，不索我画偏要画，极是不可解处，然解人于此，但笑而听之。
凡吾画兰画竹，用以慰天下之劳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
板桥老人写诗作画，全凭兴趣灵感，“兴到千篇未是多，愁来一字懒吟哦”。他认为富贵之人，眼里只有乌纱、金银，对良辰美景则麻木不仁；只有穷苦贫病之人，劳作之余，才会欣赏美的事物，求得精神享受。所以“豪贵家虽踵门请求，尺笺寸幅，未易得也”，而“山僧爱我画，画竹满其欲，落笔饷我脆萝卜”，真是怪僻幽默得可爱。
郑板桥生活的扬州，是全国经济文化繁荣的城市之一，诗、书、画也当作商品交易。他的朋友“求索无休时，略不遂意，怫然而去”。板桥老人干脆搞了个“润格”（稿酬标准），广而告之：
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条幅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年老体倦，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也。
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
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
他“所入润笔，随手辄尽”，都拿去喝酒、接济穷人了，以致“晚年竟无立锥”，依然是“落拓扬州一敝裘”。
1765年，享年七十三岁的板桥老人仙逝。他的道德文章，给后人留下一份颇为丰厚、别具亮色的精神遗产。时至今日，我们还可以领略到一代风流“扯碎状元袍，脱却乌纱帽，俺唱这道情（小曲）儿归山去了”的倔强血性和潇洒情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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