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东京的情况,大阪则稍有不同,只是物质上的不安。消除物质上的不安,关键在于付诸实际行动,若在客户面前抢先革新,随之而来的就是自然的变化,一个变了,其他的也会变。要是做出了一个错误的改变,在这里,人们首先不是考虑未来,而是着眼于当下,因此改变是不受影响的。总之,变化是无穷无尽的。当然,前提条件是要首先确定现今的生活是安稳的情况下,才开始启动变革。大阪人的理念,便是让不变的东西变动起来,并使之成为变化的原动力。然而,这里的人们害怕这种原动力丧失殆尽,第一次相信未来比现在更具有重大意义。有一位善于思考的大阪实业家,这位活跃在大阪商界的成功人士,他曾经对我说,像我们这样的工作,突然要判断这工作究竟好还是不好,无论现在还是未来前景都变得很暗淡,没有希望。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份苦虑还是很难被广泛认同的。
但是,无论东京还是大阪,对当今精神和物质层面的问题有实力付诸行动去解决的人士,不知不觉已是和我相仿的年纪,他们渐渐成了日本东西两地的重量级人物,这为我的观察提供了一定的帮助。因为都是我的熟人,所以每次来大阪,我总是开阔了眼界,平添了前所未有的快乐。像这样探寻和体验着每年所发生的变化的,不只是我一个人吧。现在,旅行让我最感愉悦的,便是这片地域的传统以及所发生的变化。为了了解这些变化,很多都是根据被询问者的想法,以不同的判断方式才得以明了。然而,人到中年,对于古怪、奇异之事,我更想了解事物的真实性,选择朋友的方法也变了,正如在欣赏一幅画的时候,最能准确无误地识别其价值的地方只有一个。
探求事物,寻找内心相适当的位置,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帕斯卡发现帕斯卡定律。认为人生的各个问题不能由“几何的精神”演绎来解决,而要等待来自“微妙的精神”,主要著作有《思想录》。
数正当年的缘故。因而对于事物,越费心思去探究就越觉得有价值,我想,绝不能错过当下这一时机。
去年秋天,我去东北旅行。前些年,岩手县的米是日本最难吃的,根本卖不出去。由于缺乏资金,肥料连普通的磷酸钙都供应不上,无奈之下,只得利用手头的大量马粪,施肥的当年虽然不见效,但五六年过后,效果就渐渐显现出来,马粪比别的肥料好很多。时至今日,已从其他地方传来了这样的说法,哪儿的米都赶不上岩手的香。这样的事,也是非得花时间才能弄明白的,同时也是只有对大米进行专业研究才会明了的。当谈论别的话题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这个故事中获得各种耐人寻味的启示。我在大阪也曾意外地听到过与此相似的事情,其中之一,便是丁稚奉公制度的改革。大阪商业界,此前一直实行以丁稚奉公制度为核心的运行机制,近来,由于丁稚奉公制度的瓦解,企业不断转换为公司制度,在这里根深蒂固的机制也不得不发生变化,现在是公司职员与学徒之间的竞争。要是全部改为公司职员制,自然就会变得和东京一样,大阪人的生活理想就会与从前大相径庭。这样一来,企业便将无可奈何地被资本雄厚的企业大肆兼并。由此,大阪与东京人一样,精神上的不安情绪也随之而加重,思想上的思维方式也一定会被同化。结果是,要变就变吧,大阪人这种随遇而安的思想,也将就此终结。不管怎么说,现在东京和大阪在生活上的差异影响着整个日本,可以说,如果不能洞察两城市之间的差异和变化,那以后就什么事都做不成。进一步讲,大阪和东京一旦趋同之后,两都市的习惯,将遵循当地传统来划分地域,与从其他地方来的人们形成对峙,渐渐变得跟巴黎一样。对于一直居住在东京,两三天前才来到大阪的我来说,最难理解的是船场,它所特有的气息也让我有了充分的见识。这地方,将来必定会成为巴黎左右岸,像异国的地方,让人难以亲近。但是,即使这样,丁稚奉公的瓦解迹象已经在这块土地上显现,大阪人的安闲日子也不会长此以往。有一种说法,即使大阪像东京一样实施欧洲式的公司制度,大阪人还是有别于东京人,果真是这样吗?精神这东西,在制度面前是异常脆弱的。能够自信地对重要的事情作出断言的人,我以为在今天的大阪人中已所剩不多。所谓穷途末路,便出现在心灵总被法则掌控之时。在思想界,欧洲的制度走到尽头,便造就了舍斯托夫的“不安的哲学”,从而开始对旧制度竖起了反抗的旗帜。二二非四,这是东方哲学思想的长处。现在的大阪,是对制度的屈从还是反抗呢?不管怎样,变化也许都是好事。只是当今如此变化下去,该轮到那些重量级人物暗自不安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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