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人的寂寞

    我已是一个中年的人。一到中年，就有许多不愉快的现象，眼睛昏花了，记忆力减退了，头发开始秃脱而且变白了，意兴、体力什么都不如年青的时候，常不禁会感觉到难以名言的寂寞的情味。尤其觉得难堪的是知友的逐渐减少和疏远，缺乏交际上温暖的慰藉。

    不消说，相识的人数，是随了年龄增加的，一个人年龄越大，走过的地方，当过的职务越多，相识的人理该越增加了。可是相识的人并不就是朋友，我们的和许多人相识，或是因了事务关系，或是因了偶然的机缘，——如在别人请客的时候同席吃过饭之类。见面时点头或握手，有事时走访或通信，口头上彼此也称“朋友”，笔头上有时或称“仁兄”，诸如此类，其实只是一种社交上的客套，和“顿首”“百拜”同是仪式的虚伪。这种交际可以说是社交，和真正的友谊，相差似乎很远。

    真正的朋友，恐怕要算“总角之交”或“竹马之交”了。在小学和中学的时代容易结成真实的友谊，那时彼此尚不感到生活的压迫，入世未深，打算计较的念头也少，朋友的结成，全由于志趣相近或性情适合，差不多可以说是“无所为”的，性质比较地纯粹。二十岁以后结成的友谊，大概已不免掺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分子在内，至于三十岁四十岁以后的朋友中间，颜色分子愈多，友谊的真实成分也就不免因而愈少了，这并不一定是“人心不古”，实可以说是人生的悲剧。人到了成年以后，彼此都有生活的重担须负，入世既深，顾忌的方面也自然加多起来，在交际上不许你不计较，不许你不打算，结果彼此都“钩心斗角”，像七巧板似地只选定了某一方面和对方去接合，这样的接合当然是很不坚固的，尤其是现代这样什么都到了尖锐化的时代。

    在我自己的交游中，最值得系念的老是一些少年时代以来的朋友。这些朋友本来数目就不多，有些住在远地，连相会的机会也不可多得，他们有的年龄大过了我，有的小我几岁，都是中年以上的人了，平日各人所走的方向不同，思想趣味，境遇也都不免互异，大家晤谈起来，也常会遇到说不出的隔膜的情形。如大家话旧，旧事是彼此共喻的，而且大半都是少年时代的事，“旧游如梦”，把梦也似的过去的少年时代重提，因了谈话的进行，同时就会关联了想起许多当时的事情，许多当时的人的面影，这时好像自己仍回归少年时代去了。我常在这种时候感到一种快乐，同时也感到一种伤感，那情形好比老妇人突然在抽屉里或箱子里发见了她盛年时的影片。

    逢到和旧友谈话，就不知不觉地把话题转到旧事上去，这是我的习惯，我在这上面无意识地会感到一种温暖的慰藉。可是这些旧友，一年比一年减少了，本来只是屈指可数的几个，少去一个，是无法弥补的，我每当听到一个旧友死去的消息时候，总要惆怅多时。

    学校教育给我们的好处，不但只是灌输知识，最大的好处，恐怕还在给与我们求友的机会一点上。这好处我到了离学校以后才知道，这几年来更确切地体会到，深悔当时毫不自觉，马马虎虎地过去了。近来每日早晚在路上见到两两三三地携着书包、携了手或挽了肩膀走着的青年学生们，我总艳羡他们有朋友之乐，暗暗地要在心中替他们祝福。

    阮玲玉的死

    电影女伶阮玲玉的死，叫大众非常轰动。这一星期以来，报纸上连续用大幅记载着她的事，街谈巷语都以她为话题。据说：跑到殡仪馆去瞻观遗体的有几万人，其中有些人是特从远地赶来的。出殡的时候沿途有几万人看。甚至还有两个女子因她的死而自杀。轰动的范围之广为从来所未有。她死后的荣哀，老实说，超过于任何阔人，任何名流。至于那些死后要大发讣闻号召吊客，出材时要靠许多叫化子来绷场面的大丧事，更谈不上了。

    一个电影女伶的死竟会如此轰动大众，这原因说起来原不简单。第一，她的死是自杀的，自杀比生病死自然更易动人；第二，她的死是为了恋爱的纠纷，桃色事件照例是容易引起大众的注意的；第三，她是一个电影伶人，大众虽和她无往来，但在银幕上对她有相当的认识，抱有相当的好感。这三种原因合在一起遂使她的死如此轰动大众。

    如果把这三种原因分析比较起来，我以为第三个原因是主要的，第一第二并不是主要的原因。现今社会上自杀的人差不多日日都有，桃色事件更不计其数，因桃色事件而自杀的男女也不知有多少，何以不曾如此轰动大众呢？阮玲玉的死所以如此使大众轰动，主要原因就在大众对她有认识，有好感，换句话说，她十年来体会大众的心理，在某程度上是曾能满足大众要求的。同是电影女伶，同是自杀的一年以前有过一个艾霞，社会人士虽也曾为之惋惜，却没有如此轰动，那是因她上银幕未久，作品不多，工力尚未能深入人心的缘故。

    不论音乐绘画文学或是什么，凡是真正的艺术，照理都该以大众为对象，努力和大众发生交涉的。艺术家的任务就在用了他的天分体会大众的心情，用了他的技巧满足大众的要求。好的艺术家，必和大众接近，同时为大众所认识所爱戴。普式庚出殡时啜泣而送的有几万人，陀思妥夫斯基的死，许多人有为之号哭，农民画家米莱的行事和作品到今还在多数人心里活着不死。他们一向不忘记大众，一切作为都把大众放在心目中，所以大众也不忘记他，把他们放在心目中。这情形原不但艺术上如此，政治上、道德上、事业上、学问上都一样。凡是心目中没有大众的，任凭他议论怎样巧，地位怎样高，声势怎样盛，大众也不会把他放在心目中。

    现在单就艺术来说，在各种艺术之中，最易有和大众接触的机会的要算戏剧和文学。因为戏剧天然有许多观众，文学靠了印刷的传布，随时随地可得到读者。同是戏剧，电影比一向的京剧昆剧接近大众得多。这只要看京剧昆剧已观客渐少而电影院到处林立的现象，就可知道。在今日，旧剧的名伶——假定是梅兰芳氏吧，有一天如果死了，死因无论怎样，轰动大众的程度，决不及这次的阮玲玉，这是可预言的。电影伶人卓别麟将来死时，必将大大地有一番轰动，这也是可预言的。因为电影在性质上比歌剧接近着大众，它的艺术材料及演出方法，在对大众接触一点上有着种种旧剧所没有的便利。阮玲玉的表演技术原不能说已了不得，已好到了绝顶，她在电影上的工力，和从来名伶在旧剧上的工力，两相比较起来，也许不及。她的所以能因了相当的成就，收得较大的效果，可以说因为她是电影伶人的缘故。如果她以同样的工力投身在旧剧中，也许只是一个平常的女伶而已。这完全是艺术材料和方法进步不进步的关系。

    同样的情形也可应用到文学上。文学是用文字做的艺术，它的和大众接近，本来就没有像电影的容易。电影只要有眼睛的就能看，文学却须以识得懂得文字为条件，文学对于文盲，其无交涉等于电影之对于瞎子。国内瞎子不多，文盲却自古以来占着大多数，到现在还是占着大多数。文学在中国根本是和大众绝缘的东西。救济的方法，一方面固然须普及教育，扫除文盲，一方面还得像旧剧改进到电影的样子，把文学的艺术材料和演出方法改进，使容易和大众接近，世间各种新文学运动，用意不外乎此。新文学运动，离成功尚远，并且还有各种各样的阻力在加以障碍。例如到现在还居然有人主张作古文读经。中国自古有过许多杰出的文人，现在也有不少好的文人，可是大众之中认识他们，爱戴他们的人有多少呢？长此下去，中国文人心目中没有大众的不必说了，即使心目中想有大众，也无法有大众吧。中国文人死的时候，像阮玲玉似地能使大众轰动的，过去固然不曾有过，最近的将来也决不会有吧。这是可使我们做文人的愧杀的。

    试炼

    搬家到这里来以后，才知道附近有两所屠场。一所是大规模的西洋建筑，离我所住地方较远，据说所屠杀的大部分是牛。偶然经过那地方除有时在近旁见到一车一车的血淋淋的牛肉或带毛的牛皮外，不听到什么恶声，也闻不到什么恶臭。还有一所是旧式的棚屋，所屠杀的大部分是猪。棚屋对河一条路是我出去回来常要经过的，白天看见一群群的猪被拷押着走过，闻着一股臭气，晚间听到凄惨的叫声。

    我尚未戒肉食，平日吃牛肉，也吃猪肉，但见到血淋淋的整车的新从屠场运出来的牛体，听到一阵阵的猪的绝命时的惨叫，总觉得有些难当。牛肉车不是日日碰到的，有时远远地见到了就俯下了头管自己走路让它通过，至于猪的惨叫是所谓“夜半屠门声”，发作必在夜静人定以后。我日里有板定的工作，探访酬酢及私务处理都必在夜间，平均一星期有三四日不在家里吃夜饭，回家来往往要到十点至十一点模样。有时坐洋车，有时乘电车在附近下车再步行。总之都不免听到这夜半的屠门声。

    在离那儿数十步的地方已隐隐听到猪叫了。同时有好几只猪在叫，突然来一个尖利的曳长的声音，不消说是一只猪绝命了的表见。不多时继续地又是这么尖利的一声。我坐在洋车上不禁要用手掩住耳朵，步行时总是疾速地快走，但愿这声音快些离开我的听觉范围，不敢再去联想什么，想像什么。到了听不见声音的地方，才把心放下，那情形宛如从恶梦里醒来一样。为要避免这苦痛，我曾想减少夜间出外的次数，或到九点钟模样就回家来，可是事实常不许这样。尤其是废历年关的几天，我的外出的机会更多了。屠场的屠杀也愈增加了，甚至于白天经过，也要听到悲惨的叫声。“世界是这样，消极地逃避是不可能的。你方才不是吃猪肉的吗？那末为什么听到了杀猪就如此害怕？古来有志的名人为了要锻炼胆力，曾有故意到刑场去看行刑的事。现在到处有天灾人祸，世界大战又危机日迫，你如果连杀猪都要害怕，将来到了流血成河，杀人盈野的时候怎样？要改革现社会，就得先有和现社会罪恶对面的勇气，你如果能把猪的绝命的叫声老实谛听，或实地去参观杀猪的情形，也许因此会发起真正的慈悲心来，废止肉食。假惺惺的行为，毕竟只是对于自己的欺骗，不是好汉的气概！”有一天，在亲戚家里吃了年夜饭回来，我曾这样地在电车中自语。

    下了电车，走近河边，照例就隐约地有猪叫声到耳朵里来了。棚屋中的灯光隔河望去特别地亮，还夹入着热蓬蓬的烟雾。我抱了方才的决心步行着故意去听，总觉得有些难耐。及接连听到那几声尖利的惨叫，不由自主地又把两耳掩住了。

    幽默的叫卖声

    住在都市里，从早到晚，从晚到早，不知要听到多少种类多少次数的叫卖声。深巷的卖花声是曾经入过诗的，当然富于诗趣，可惜我们现在实际上已不大听到。寒夜的“茶叶蛋”“细砂粽子”“莲心粥”等等，声音发沙，十之七八似乎是“老枪”的喉咙，困在床上听去，颇有些凄清。每种叫卖声，差不多都有着特殊的情调。我在这许多叫卖者中发见了两种幽默家。

    一种是卖臭豆腐干的。每日下午五六点钟，弄堂口常有臭豆腐干担歇着或是走着叫卖，担子的一头是油锅，油锅里现炸着臭豆腐干，气味臭得难闻，卖的人大叫“臭豆腐干！”

    “臭豆腐干！”态度自若。

    我以为这很有意思。“说真方，卖假药”，“挂羊头，卖狗肉”，是世间一般的毛病，以香相号召的东西，实际往往是臭的。卖臭豆腐干的居然不欺骗大众，自叫“臭豆腐干”，把“臭”作为口号标语，实际的货色真是臭的。如此言行一致，名副其实，不欺骗别人的事情，恐怕世间再也找不出了吧，我想。

    “臭豆腐干！”这呼声在欺诈横行的现世，俨然是一种愤世嫉俗的激越的讽刺！

    还有一种是五云日升楼卖报者的叫卖声。那里的卖报的和别处不同，没有十多岁的孩子，都是些三四十岁的老枪瘪三，身子瘦得像腊鸭，深深的乱头发，青屑屑的烟脸，看去活像是个鬼，早晨是不看见他们的，他们卖的总是夜报，傍晚坐电车打那儿经过，就会听到一片的发沙的卖报声。

    他们所卖的似乎都是两个铜板的东西如《新夜报时报号外》之类），叫卖的方法很特别，他们不叫“刚刚出版××报”，却把价目和重要新闻标题联在一起，叫起来的时候，老是用“两个铜板”打头，下面接着“要看到”三个字，再下去是当日的重要的国家大事的题目，再下去是一个“哪”字。“两个铜板要看到十九路军反抗中央哪！”在福建事变起来的时候，他们就这样叫。“两个铜板要看到剿匪胜利哪！”在剿匪消息胜利的时候，他们就这样叫。“两个铜板要看到日本副领事在南京失踪哪！”藏本事件开始的时候，他们就这样叫。

    在他们的叫声里任何国家大事都只要化两个铜板就可以看到，似乎任何国家大事都只值两个铜板的样子。我每次听到，总深深地感到冷酷的滑稽情味。

    “臭豆腐干！”“两个铜板要看到××××哪！”这两种叫卖者颇有幽默家的风格。前者似乎富于热情，像个矫世的君子，后者似乎鄙夷一切，像个玩世的隐士。

    早老者的忏悔

    朋友间谈话，近来最多谈及的是关于身体的事。不管是三十岁的朋友，四十左右的朋友，都说身体应付不过各自的工作，自己照起镜子来，看到年龄以上的老态。彼此感慨万分。

    我今年五十，在朋友中原比较老大。可是自己觉得体力减退，已好多年了。三十五六岁以后，我就感到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工作起不得劲，只是恹恹地勉强挨，几乎无时不觉到疲劳，什么都觉得厌倦，这情形一直到如今。十年以前，我还只四十岁，不知道我年龄的都说我是五十岁光景的人，近来居然有许多人叫我“老先生”。论年龄，五十岁的人应该还大有可为，古今中外，尽有活到了七十八十，元气很盛的。可是我却已经老了，而且早已老了。

    因为身体不好，关心到一般体育上的事情，对于早年自己的学校生活发见一种重大的罪过。现在的身体不好，可以说是当然的报应。这罪过是什么？就是看不起体操教师。

    体操教师的被蔑视，似乎在现在也是普通现象。这是有着历史关系的。我自己就是一个历史的人物。三十年前，中国初兴学校，学校制度不像现在的完整。我是弃了八股文进学校的，所进的学校，先后有好几个，程度等于现在的中学。当时学生都是所谓“读书人”，童生、秀才都有，年龄大的可三十岁，小的可十五六岁，我算是比较年青的一个。那时学校教育虽号称“德育、智育、体育并重”，可是学生所注重的是“智育”，学校所注重的也是“智育”，“德育”和“体育”只居附属的地位。在全校的教师之中，最被重视的是英文教师，次之是算学教师，格致（理化博物之总名）教师，最被蔑视的是修身教师，体操教师。大家把修身教师认作迂腐的道学家，把体操教师认作卖艺打拳的江湖家。修身教师大概是国文教师兼的，体操教师的薪水在教师中最低，往往不及英文教师的半数。

    那时学校新设，各科教师都并无一定的资格，不像现在的有大学或专门科毕业生。国文教师，历史教师，由秀才、举人中挑选，英文教师大概向上海聘请，圣约翰书院（现在改称大学，当时也叫梵王渡）出身的曾大出过风头，算学、格致教师也都是把教会学校的未毕业生拉来充数。论起资格来，实在薄弱得很。尤其是体操教师，他们不是三个月或半年的速成科出身，就是曾经在任何学校住过几年的三脚猫。那时一面有学校，一面还有科举，大家把学校教育当作科举的准备。体操一科，对于科举是全然无关的，又不像现在学校的有竞技选手之类的名目，谁也不去加以注重。在体操时间，有的请假，有的立在操场上看教师玩把戏，自己敷衍了事。体操教师对于所教的功课，似乎也并无何等的自信与理论，只是今日球类，明日棍棒，轮番着变换花样，想以趣味来维系人心。可是学生老不去睬他。

    蔑视体操科，看不起体操教师，是那时的习惯。这习惯在我竟一直延长下去，我敢自己报告，我在以后近十年的学生生活中，不曾用了心操过一次的体操，也不曾对于某一位体操教师抱过尊敬之念。换一句话说，我在学生时代不信“一二三四”等类的动作和习惯会有益于自己后来的健康。我只觉得“一二三四”等类的动作干燥无味。

    朋友之中，有每日早晨在床上作二十分操的，有每日临睡操八段锦的，据说持久着做，会有效果，劝我也试试。他们的身体确比我好得多，我也已经从种种体验上知道运动的要义不在趣味而在继续持久，养成习惯。可是因为一向对于这些上面厌憎，终于立不住自己的决心，起不成头，一任身体一日不如一日。

    我们所过的是都市的工商生活，房子是鸽笼，业务头绪纷烦，走路得刻刻留心，应酬上饮食容易过度，感官日夜不绝地受到刺激，睡眠是长年不足的，事业上的忧虑，生活上的烦闷是没有一刻忘怀的，这样的生活当然会使人早老早死，除了捏锄头的农夫以外，却无法不营这样的生活，这是事实，积极的自救法，唯有补充体力，及早预备好了身体来。

    “如果我在学生时代不那样蔑视体操科，对于体操教师不那样看他们不起，多少听受他们的教诲，也许……”我每当顾念自己的身体现状时常这样暗暗叹息。

    鲁迅翁杂忆

    我认识鲁迅翁，还在他没有鲁迅的笔名以前。我和他在杭州两级师范学校相识，晨夕相共者好几年，时候是前清宣统年间。那时他名叫周树人，字豫才，学校里大家叫他周先生。

    那时两级师范学校有许多功课是聘用日本人为教师的，教师所编的讲义要人翻译一遍，上课的时候也要有人在旁边翻译。我和周先生在那里所担任的就是这翻译的职务。我担任教育学科方面的翻译，周先生担任生物学科方面的翻译。此时，他还兼任着几点钟的生理卫生的教课。

    翻译的职务是劳苦而且难以表现自己的，除了用文字语言传达他人的意思以外，并无任何可以显出才能的地方。周先生在学校里却很受学生尊敬，他所译的讲义就很被人称赞。那时白话文尚未流行，古文的风气尚盛，周先生对于古文的造诣，在当时出版不久的《域外小说集》里已经显出。以那样的精美的文字来译动物植物的讲义，在现在看来似乎是浪费，可是在三十年前重视文章的时代，是很受欢迎的。

    周先生教生理卫生，曾有一次答应了学生的要求，加讲生殖系统。这事在今日学校里似乎也成问题，何况在三十年以前的前清时代。全校师生们都为惊讶，他却坦然地去教了。他只对学生提出一个条件，就是在他讲的时候不许笑。他曾向我们说：“在这些时候不许笑是个重要条件。因为讲的人的态度是严肃的，如果有人笑，严肃的空气就破坏了。”大家都佩服他的卓见。据说那回教授的情形果然很好。别班的学生因为没有听到，纷纷向他来讨油印讲义看，他指着剩余的油印讲义对他们说：“恐防你们看不懂的，要么，就拿去。”原来他的讲义写得很简，而且还故意用着许多古语，用“也”字表示女阴，用“了”字表示男阴，用“幺”字表示精子，诸如此类，在无文字学素养未曾亲听过讲的人看来，好比一部天书了。这是当时的一段珍闻。

    周先生那时虽尚年青，丰采和晚年所见者差不多。衣服是向不讲究的，一件廉价的羽纱——当年叫洋官纱——长衫，从端午前就着起，一直要着到重阳。一年之中，足足有半年看见他着洋官纱，这洋官纱在我记忆里很深。民国十五年初秋他从北京到厦门教书去，路过上海，上海的朋友们请他吃饭，他着的依旧是洋官纱。我对了这二十年不见的老朋友，握手以后，不禁提出“洋官纱”的话来。“依旧是洋官纱吗？”我笑说。“呃，还是洋官纱！”他苦笑着回答我。

    周先生的吸卷烟是那时已有名的。据我所知，他平日吸的都是廉价卷烟，这几年来，我在内山书店时常碰到他，见他所吸的总是金牌、品海牌一类的卷烟。他在杭州的时候，所吸的记得是强盗牌。那时他晚上总睡得很迟，强盗牌香烟，条头糕，这两件是他每夜必须的粮。服侍他的斋夫叫陈福。陈福对于他的任务，有一件就是每晚摇寝铃以前替他买好强盗牌香烟和条头糕。我每夜到他那里去闲谈，到摇寝铃的时候，总见陈福拿进强盗牌和条头糕来，星期六的夜里备得更富足。

    周先生每夜看书，是同事中最会熬夜的一个。他那时不做小说，文学书是喜欢读的。我那时初读小说，读的以日本人的东西为多，他赠了我一部《域外小说集》，使我眼界为之一广。我在二十岁以前曾也读过西洋小说的译本，如小仲马、狄更斯诸家的作品，都是从林琴南的译本读到过的。《域外小说集》里所收的是比较近代的作品，而且都是短篇，翻译的态度，文章的风格，都和我以前所读过的不同。这在我是一种新鲜味。自此以后，我于读日本人的东西以外，又搜罗了许多日本人所译的欧美作品来读，知道的方面比较多起来了。他从五四以来，在文字上，思想上，大大地尽过启蒙的努力。我可以说在三十年前就受他启蒙的一个人，至少在小说的阅读方面。

    周先生曾学过医学。当时一般人对于医学的见解，还没有现在的明了，尤其关于尸体解剖等类的话，是很新奇的。闲谈的时候，常有人提到这尸体解剖的题目，请他讲讲“海外奇谈”。他都一一说给他们听。据他说，他曾经解剖过不少的尸体，有老年的，壮年的，男的，女的。依他的经验，最初也曾感到不安，后来就不觉得什么了，不过对于青年的妇人和小孩的尸体，当开始去破坏的时候，常会感到一种可怜不忍的心情。尤其是小孩的尸体，更觉得不好下手，非鼓起了勇气，拿不起解剖刀来。我曾在这些谈话上领略到他的人间味。

    周先生很严肃，平时是不大露笑容的，他的笑必在诙谐的时候。他对于官吏似乎特别憎恶，常摹拟官场的习气，引人发笑。现在大家知道的“今天天气……哈哈”一类的摹拟谐谑，那时从他口头已常听到。他在学校里是一个幽默者。

    一个从四川来的青年

    最近，我遇到一件不寻常的事。

    新年开工的第一日，于写字台上停工数日来积下来的信堆里，发见一封由本埠不甚知名的某小旅馆发来的挂号信。信里说，自己是与我不相识的青年，因为读了我的文章，很钦佩我，愿跟我做事，一壁做工，一壁学习；特远远地冒险从四川冲到上海来，现住在某小旅馆里，一心等候我的回音。我看了通信，既惶悚，又惊异。自从服务杂志以来，时常接到青年读者诸君的信，像这样突兀这样迫切的函件却是第一次见到。我因为不知怎样写回信才好，正在踌躇，次晨又接到他的催信了。这次的信是双挂号的，信里说，他在上海举目无亲，完全要惟我是赖。又说离家时，父母亲友都不以他为然，可是他终于信赖着我，不顾一切地冲到上海来了，叫我快快给他回音。

    我想写回信，可是无从写起，结果携了原信跑到旅馆里去访他，和他面谈。他是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印象并不坏，据说曾在四川某中学读过几年书，中途又改入商店，因川中商业不景气，仍想再求学。此次远来找我，目的有二：一是要我指导他的学问，二是要我给他一个职业的位置，不论什么都愿做，但求能半工半读就是。我的答复是：我自惭没有真实学问可以作他的指导，半工半读的职业更无法立刻代谋。惟一的忠告是劝他且回故乡去，不要徒然飘泊在上海。他对于回故乡去似有难色，说恐见不得父母亲友。我苦劝了一番，且答应与他时常通信（即他的所谓学问指导），他才表示愿即日离开上海。据他说有一位同乡在无锡某工厂里服务，上海既得不到位置，只好到无锡去改托同乡设法。我问他事前曾否与在无锡的那位同乡有所接洽，他说毫无接洽，只好撞去看。我不禁又为之黯然起来，可是也无法叫他不到无锡去。“在无锡如果找不到事，还是赶快回故乡去吧。”这是临别时我最后劝他的话。傍晚他又送了一封信来，还赠我一瓶辣酱与一罐榨菜。信中说，决依从我的劝告，离去上海，明晨赴无锡去。

    我凝视着放在写字台上的辣酱瓶与榨菜罐，不禁感慨多端：想起一二年前上海曾有好几批青年抛了职业与家庭远赴峨嵋山学道，现在这位青年却从峨嵋山附近的家乡，毫无把握地冲到上海来。两相对照，为之苦笑起来。我和这位青年未曾素识，对于他个人无所谓爱憎，只是对于他的行动却认为缺乏常识，可以说是对于现社会认识不足。

    这位青年的投奔到上海来，据他自说一则为了想“从师”，二则为了想“得职”。我的足为“师”与否且不管，即使果足为“师”，也是不能“从”的。古代生活简单，为师者安住在家里，远方仰慕他的负笈相从，就住在师的门下，一方面执弟子之役，一方面随时求教。师弟之间自然成立着经济的关系，可以不作其他别种的打算与计较。现在怎样？普通所谓“师”者就是学校教员，完全为雇用性质，师弟之间的经济关系并没有从前的自然，并且教员生活甚不稳定，这学期在这儿，下学期在那儿，地位更动得比戏院里的优伶还厉害，叫青年怎能“从”呢？我是书店的职员，说得明白点，是被书店雇用，靠书店的薪水生活着的。住的房子只是每月出钱租来的狭小的一室，安顿妻孥已嫌不够，哪里还容得“门下生”与“入室弟子”呢？“从师”的话，现今还有人沿用，其实现社会中早已根本不能有这么一回事，应该与“郊”“褅”“告朔”之类同列入废语之中的了。

    至于得职，在现代工商社会中，可分为两种方式：一是聘任，一是雇用。聘任是厂店方面要求你去担任职务的，且提开不谈；至于雇用，最初大概要有介绍人或保证人。雇用之权普通操在经理，一个陌生的青年突然对于厂店中的某个人说，要立刻在厂店中替他安插一个职位，当然难以办到。用自荐书来介绍自己，他国原有此种求职的方式，国内新式的厂店中也似乎正在仿行。可是不经对方同意，就突兀地奔投前往是决不行的。这位青年投奔到我这里来，碰壁，投奔到无锡去找同乡，据我推断起来也一定会碰壁吧。理想社会实现以后不知道，在现社会的机构里决不会让我们有这样的自由。

    现社会的机构如此。这机构是好是坏，姑且不谈，我们应该大家先把它明了，凡事认清，不为陈套的文字所束缚，不为传统的惯例所蒙蔽。学问在现社会中是什么？“师”在现社会中是什么？今日职业界的情形怎样？工厂商店内部的构造怎样？……诸如此类的事项，在中学校的教科书里也许是不列入的，学校的教员们的口里也许是不提及的，可是却都是很重要的知识。

    这位青年不顾一切远道投奔到上海来，其勇气足以令人赞赏，可惜，他对于现社会尚未认识得明白，其追求的落空，无异于上海青年的赴峨嵋山求道！

    上海青年赴峨嵋山求道，大家都把责任归诸荒唐的武侠小说，峨嵋山的道士倒是没有责任的。这位青年的从四川到上海来碰壁，责任者是谁呢？这是一个值得大家考察的问题了。

    白采

    我的认识白采，始于去年秋季立达学园开课时。在那学期中，我隔周由宁波到上海江湾兼课一次，每次总和他见面，可是因为来去都是匆匆，且不住在学园里的缘故，除在事务室普通谈话外，并无深谈的机会。只知道他叫白采，曾发表过若干诗和小说，是一个在学园中帮忙教课的人而已。

    年假中，白采就了厦门集美的聘，不复在立达帮忙了。立达教师都是义务职，同人当然无法强留他，我到立达已不再看见他了。过了若干时，闻同人说他从集美来了一封很恳切的信，且寄了五十块钱给学园，说是帮助学园的。我听了不觉为之心动。觉得是一个难得的人。这是我在人品上认识白采的开始。

    白采的小说，我在未面识他以前也曾在报上及杂志上散见过若干篇，印象比较地深些的，记得只是《归来的磁观音》一篇而已。至于他的诗集，虽曾也在书肆店头见到，可是一见了那惨绿色的封面和丧讣似的粗轮廓线，就使我不快，终于未曾取读。不知犯了什么因果，我自来缺少诗的理解力和鉴赏力，特别是新诗。旧友中如刘大白朱佩弦都是能诗的，他们都有诗集送我，也不大去读，读了也不大发生共鸣。普通出版物上遇到诗的部分，也往往只胡乱翻过就算。白采的诗被我所忽视，也是当然的事了。一月前，佩弦由北京回白马湖，我为《一般》向他索文艺批评的稿子，他提出白采的诗来，说白采是现代国内少见的诗人，且取出那惨绿色封面有丧讣式的轮廓的诗集来叫我看。

    我勉强地看了一遍，觉得大有不可蔑视的所在，深悔从前自己的妄断。这是我在作品上认识白采的开始。过了几天，为筹备《一般》创刊号来到上海，闻白采不久将来上海的消息，大喜。一是想请他替《一般》撰些东西，二是想和他深谈亲近，弥补前时“交臂失之”的缺憾。哪里知道日日盼望他到，而他竟病殁在离沪埠只三四小时行程的船上了！

    从遗箧中发现许多关于他一生的重要物件，有家庭间财产上争执的函件，婚姻上纠纷的文证，还有恋人们送给他为表记的赭色黑色或直或卷的各种头发。最多的就是遗稿。各种各样的本子，叠起来高可盈尺，有诗，有词，有笔记，有诗剧。近来文人忙于发表，死后有遗稿的已不多见，有这许多遗稿的恐更是绝无仅有的了。我在这点上，不禁佩服他的伟大。

    披览遗稿时，我所最难堪的是其自题诗集卷端的一首小诗。

    我能有——

    作诗时，不顾指摘的勇气，

    也能有——

    诗成后，求受指摘的虚心！

    但是，

    不知你有否一读的诚意？

    惭愧啊！我以前曾蔑视一般的所谓诗，蔑视他的诗，竟未曾有过“一读的诚意”！他这小诗，不啻在骂我，责我对他不起，唉！我委实对他不起了！

    我认识白采在半年以前，而真觉得认识白采却在别后的这半年——不，且在他死后。今后在遗稿上及其他种种机会上，对于他的认识，也许会加深加广。可是，我认识他，而他早死了！

    整理好了的箱子

    他傍晚从办事的地方回家，见马路上逃难的情形较前几日更厉害了，满载着铺盖箱子的黄包车，汽车，搬场车，衔头接尾地齐向租界方面跑，人行道上一群一群地立着看的人，有的在交头接耳谈着什么，神情慌张得很。

    他自己的里门口，也有许多人在忙乱地进出，弄里面还停放着好几辆搬场车子。

    她已在房内整理好了箱子。

    “看来非搬不可了，里里的人家差不多快要搬空，本来留剩的已没几家，今天上午搬的有十三号、十六号，下午搬约有三号、十九号，方才又有两部车子开进里面来，不知道又是那几家要搬。你看我们怎样？”

    “搬到哪里去呢？听说黄包车要一块钱一部，汽车要隔夜预定，旅馆又家家客满。倒不如依我的话，听其自然吧。我不相信真个会打仗。”

    “半点钟前王先生特来关照，说他本来也和你一样，不预备搬的，昨天已搬到法租界去了。他有一个亲戚在南京做官，据说这次真要打仗了。他又说，闸北一带今天晚上十二点钟就要开火，叫我们把箱子先搬出几只，人等炮声响了再说。”

    “所以你在整理箱子？我和你没有什么好衣服，这几只箱子值得多少钱呢？”

    “你又来了，‘一二八’那回也是你不肯先搬，后来光身逃出，弄得替换衫裤都没有，件件要重做，到现在还没添配舒齐，难道又要……”

    “如果中国政府真个会和人家打仗，我们什么都该牺牲，区区不值钱的几只箱子算什么？恐怕都是些谣言吧。”

    “……”

    几只整理好了的箱子胡乱地叠在屋角，她悄然对了这几只箱子看。

    搬场汽车啵啵地接连开出以后，弄里面赖以打破黄昏的寂寞的只是晚报的叫卖声，晚报用了枣子样的大字列着“×××不日飞京，共赴国难，精诚团结有望”“五全大会开会”等等的标题。

    他傍晚从办事的地方回家，带来了几种报纸，里面有许多平安的消息，什么“军政部长何应钦声明对日亲善外交决不变更”，什么“窦乐安路日兵撤退”，什么“日本总领事声明决无战事”，什么“市政府禁止搬场”。她见了这些大字标题，一星期来的愁眉为之一松。

    “我的话不错吧，终究是谣言。哪里会打什么仗！”

    “我们幸而不搬，隔壁张家这次搬场，听说花了两三百块钱呢。还有宝山路李家，听说一家在旅馆里困地板，连吃连住要十多块钱一天的开销，家里昨天晚上还着了贼偷。李太太今天到这里，说起来要下泪。都是造谣言的害人。”

    “总之，中国人难做是真的。——这几只箱子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有牺牲的机会呢？”几只整理好了的箱子胡乱地叠在屋角，他悄然对了这几只箱子看。

    打破里内黄昏的寂寞的仍旧还只有晚报的叫卖声，晚报上用枣子样的大字列着的标题是：“日兵云集榆关”。

    我的畏友弘一和尚

    弘一和尚是我的畏友。他出家前和我相交者近十年，他的一言一行，随在都给我以启诱。出家后对我督教期望尤殷，屡次来信都劝我勿自放逸，归心向善。

    佛学于我向有兴味，可是信仰的根基迄今远没有建筑成就。平日对于说理的经典，有时感到融会贯通之乐，至于实行修持，未能一一遵行。例如说，我也相信惟心净土，可是对于西方的种种客观的庄严尚未能深信。我也相信因果报应是有的，但对于修道者所宣传的隔世的奇异的果报，还认为近于迷信。关于这事，在和尚初出家的时候，曾和他经过一番讨论。和尚说我执著于“理”，忽略了“事”的一方面，为我说过“事理不二”的法门。我依了他的谆嘱读了好几部经论，仍是格格难入。从此以后，和尚行脚无定，我不敢向他谈及我的心境。他也不来苦相追究，只在他给我的通信上时常见到“衰老浸至，宜及时努力珍重”等泛劝的话而已。

    自从白马湖有了晚晴山房以后，和尚曾来小住过几次，多年来阔别的旧友复得聚晤的机会。和尚的心境已达到了什么地步，我当然不知道，我的心境却仍是十年前的老样子，牢牢地在故步中封止着。和尚住在山房的时候，我虽曾虔诚地尽护法之劳，送素菜，送饭，对于佛法本身却从未说到。

    有一次，和尚将离开山房到温州去了，记得是秋季，天气很好，我邀他乘小舟一览白马湖风景。在船中大家闲谈，话题忽然触到蕅益大师。蕅益名智旭，是和莲池、紫柏、憨山同被称为明代四大师的。和尚于当代僧人则推崇印光，于前代则佩仰智旭，一时曾颜其住室曰“旭光室”。我对于蕅益，也曾读过他不少的著作。据灵峰宗论上所附的传记，他二十岁以前原是一个竭力谤佛的儒者，后来发心重注《论语》，到《颜渊问仁》一章，不能下笔，于是就出家为僧了。在传下来的书目中，他做和尚以后曾有一部著作叫《四书蕅益解》的，我搜求了多年，终于没有见到。这回和和尚谈来谈去，终于说到了这部书上面。

    “《四书蕅益解》前几个月已出版了。有人送我一部，我也曾快读过一次。”和尚说。

    “蕅益的出家，据说就为了注‘四书’，他注到《颜渊问仁》一章据说不能下笔，这才出家的。《四书蕅益解》里对《颜渊问仁》章不知注着什么话呢？倒要想看看。”我好奇地问。

    “我曾翻过一翻，似乎还记得个大概。”

    “大意怎样？”我急问。

    “你近来怎样，还是惟心净土吗？”和尚笑问。

    “……”我不敢说什么，只是点头。

    “《颜渊问仁》一章，可分两截看。孔子对于颜渊说：‘克己复礼’。只要‘克己复礼’本来具有的，不必外求为仁。这是说‘仁’是就够了，和你所见到的惟心净土说一样。但是颜渊还要‘请问其目’，孔子告诉他‘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是实行的项目。‘克己复礼’是理，‘非礼勿视’等等是事。所以颜回下面有‘请事斯语矣’的话。理是可以顿悟的，事非脚踏实地去做不行。理和事相应，才是真实工夫，事理本来是不二的。——蕅益注《颜渊问仁》章大概如此吧，我恍惚记得是如此。”和尚含笑滔滔地说。

    “啊，原来如此。既然书已出版了，我想去买来看看。”

    “不必，我此次到温州去，就把我那部寄给你吧。”

    和尚离白马湖不到一星期，就把《四书蕅益解》寄来了，书面上仍用端楷写着“寄赠丏尊居士”“弘一”的款识。我急去翻《颜渊问仁》一章。不看犹可，看了不禁呀地自叫起来。

    原来蕅益在那章书里只在“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下面注着“僧再拜”三个字，其余只录白文，并没有说什么，出家前不能下笔的地方，出家后也似乎还是不能下笔。所谓“事理不二”等等的说法，全是和尚针对了我的病根临时为我编的讲义！

    和尚对我的劝诱在我是终身不忘的，尤其不能忘怀的是这一段故事。这事离现在已六七年了，至今还深深地记忆着，偶然念到，感着说不出的怅惘。

    白马湖之冬

    在我过去四十余年的生涯中，冬的情味尝得最深刻的要算十年前初移居白马湖的时候了。十年以来，白马湖已成了一个小村落，当我移居的时候，还是一片荒野。春晖中学的新建筑巍然矗立于湖的那一面，湖的这一面的山脚下是小小的几间新平屋，住着我和刘君心如两家。此外两三里内没有人烟。一家人于阴历十一月下旬从热闹的杭州移居于这荒凉的山野，宛如投身于极带中。

    那里的风，差不多日日有的，呼呼作响，好像虎吼，屋宇虽系新建，构造却极粗率，风从门窗隙缝中来，分外尖削。把门缝窗隙厚厚地用纸糊了，椽缝中却仍有透入，风刮的厉害的时候，天未夜就把大门关上，全家吃毕夜饭即睡入被窝里，静听寒风的怒号，湖水的澎湃。靠山的小后轩，算是我的书斋，在全屋子中风最少的一间，我常把头上的罗宋帽拉得低低地，在洋灯下工作至深夜。松涛如吼，霜月当窗，饥鼠吱吱在承尘上奔窜，我于这种时候，深感到萧瑟的诗趣，常独自拨划着炉灰，不肯就睡。把自己拟诸山水画中的人物，作种种幽邈的遐想。

    现在白马湖到处都是树木了，当时尚一株树木都未种，月亮与太阳都是整个儿的。从上山起直要照到下山为止。在太阳好的时候，只要不刮风，那真和暖得不像冬天。一家人都坐在庭间曝日，甚至于吃午饭也在屋外，像夏天的晚饭一样。日光晒到那里，就把椅凳移到那里，忽然寒风来了，只好逃难似地各自带了椅凳逃入室中，急急把门关上。在平常的日子，风来大概在下午快要旁晚的时候，半夜即息。至于大风寒，那是整日夜狂吼，要二三日才止的。最严寒的几天，泥地看去惨白如水门汀，山色冻得发紫而黯，湖波泛深蓝色。

    下雪原是我所不憎厌的，下雪的日子，室内分外明亮，晚上差不多不用燃灯，远山积雪，足供半个月的观看，举头即可从窗中望见。可是究竟是南方，每冬下雪不过一二次，我在那里所日常领略的冬的情味，几乎都从风来。白马湖的所以多风，可以说是有着地理上的原因的，那里环湖原都是山，而北首却有一个半里阔的空隙，好似故意张了袋口欢迎风来的样子。白马湖的山水，和普通的风景地相差不远，唯有风却与别的地方不同。风的多和大，凡是到过那里的人都知道的。风在冬季的感觉中，自古占着重要的因素，而白马湖的风尤其特别。

    现在，一家僦居上海多日了，偶然于夜深人静时听到风声的时候，大家就要提起白马湖来，说“白马湖不知今夜又刮得怎样厉害哩！”

    灶君与财神

    “呀！你不是灶君吗？”

    “对了。好面善！你是哪一位尊神？”

    “我是财神哪！你怎么不认识我了？”

    “呀！难得在半天里相会。你一向是手执元宝的，现在怎么背起枪来了？那手里拿着的一大卷，又是什么？”“因为武财神近日忙于军事，所以由我暂时兼代。你知道我们工作上虽分文武，职务都是掌司钱财，原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于是我就成了‘有枪阶级’了。手执元宝，那是一直从前的事。近来我老是手执钞票和公债证券。你从下界来，难道还不知道废两改元已实行长久，市上早无元宝，银行钞票的准备金大多数就是公债证券吗？”“哦！原来如此，因为我终日终年在人家厨房里过活，不大明白财界的情形。如果你不说明，我几乎不认识你了。”

    “你的样子，也与前大不相同了哩！怎么这样瘦了？你日日在厨房里受人供养，难道还会营养不良吗？”“我一向就不像你的大腹便便，近来真倒霉，自己也知道更瘦得可怜了。连年天灾人祸，农村破产已到极度。人民有了早饭没有夜饭，结果都向都市跑，去过那亭子间及阁楼的日子。这真叫‘倒灶’！灶是简直没有了，眠床，便桶旁摆一个洋油炉或者煤球炉，就算是烹调的场所。有的连洋油炉煤球炉都不备，日日咬大饼油条过活。你想，这情形多难堪！回想从前乡村隆盛时的景象，真令人不胜今昔之感，我的瘦是应该的。可是也幸而瘦，如果胖得像你一样，怎么能局促地蹲在洋油炉煤球炉旁去行使职务啊！”

    “你的境遇，说来很足同情。也曾把下界的苦况，向天堂去告诉过了吗？”

    “怎么不告诉！每年的今日，我都有一次定期的总报告。你看，我现在正背着一大包的册子，这里面全是下界的实况。可是，天堂的情形，近来也似乎有些异样了，什么都作不来主。我虽然每年忠实地把民间疾苦人心善恶报告上去，天堂总是马马虎虎，推三阻四地打官话。有时说：‘这是洋鬼子在作怪，须行文去和耶稣交涉。’有时说：‘交财神核办。’耶稣那里的回音如何，不知道。交你核办的案子，结果怎么样？今天恰好碰着你，就乘便请问。”

    “也曾有案子移下来过。因为我实在无法办，至今还是搁着不动。记得有一次交下一个‘善人是富’的指令，还附着一大批善人的名单，——据说是以你的报告为根据的，——要我负责使他们富起来。这实在令我束手，这种老口号和现在的实际情形根本已不相符合，天堂自身都穷，有什么钱可送这许多善人？这许多善人们自己又不会谋官做，干公债投机，买航空奖券，叫我有什么方法帮助他们呢？”

    “去年今日，我还上过一个提高谷价的提案，天堂没有发给你吗？”

    “记得似乎有过这么一回事，详细记不清楚了。这也不关我事。我从前管领的是元宝，现在管领的是钞票和公债证券。目前是金融资本跋扈的时代，田地不值钱，货物不值钱，下界最享福的就是那些金融资本家。金融资本是流动的，今天在甲的手里，明天就可流入乙的手里。这笔流水账已把我忙杀了。像谷物价目一类的事怎么还能兼顾呢？况且这事难得讨好，谷价贱了固然大家叫苦，从前米卖二十块钱一石的那几年，不是也曾大家叫过苦吗？”

    “近来农村里差不多份份人家都快倒灶了。你没有救济的方法吗？提高谷价的路既然走不通，那末借外债来恢复农村，如何？”

    “我何尝不这么想！也曾和地狱里商量过，可是不行。”

    “为什么要和地狱商量呢？地狱里拿得出钱吗？”

    “耶稣曾说过，‘富人入天国，比骆驼穿针孔还难’。富人照例是不能进天堂的，都住在地狱里。所以地狱成了天下最富的地方。我曾和地狱当局者作过好几次谈判，终于因为他们的条件太苛刻了，事情没有成功。当此盛唱‘打倒不平等条约’的当儿，谁愿接受那种屈辱的条件啊！”

    “复兴农村的口号，近来不是唱得很响吗？你有机会时也得常到农村里去看看实际的状况，看有什么具体的救济策没有？”

    “近来，我在都市里执行职务的时候多，不大到农村里去。农村衰疲的消息，虽曾听到，终于没有工夫去考察。其实，倒灶的何尝只是农村！都市里也大大不景气哩！你知道，我是管领钱财的，农村愈破坏，钱财愈集中到都市来，我在都市的事也就更多。公债涨停板或跌停板了，我要到。航空奖券开奖了，我要到。哪里还顾得到农村里去？你是每年板定今天上来的，我下去的日子，每年向来是正月初五，可是近来时常要作不定期的奔波，这次的下去，就因为有许多临时的事务的缘故。”

    “正月初五仍须再下去吧？”

    “也许事务多，一直要在下界住到那时候。如果事务完毕了就上来，初五下去不下去，只好再看。现在什么都是双包案似地弄不清楚，连正月初五也有两个了，多麻烦。下界人们真该死，他们还在一相情愿，把肉咧，鱼咧，蚶子咧，橄榄咧，唤作元宝，要想用了这些假元宝来骗我手里的真元宝呢。——其实我的手里早已没有元宝了，哈哈。”

    “他们的待你，比待我不知要好几倍。我愈弄愈倒灶，你是现代的红角儿，这世界是你的。多威风啊！”

    “哪里的话，我目前已苦于无法应付，并且前途大可悲观哩。下界嫌我处置得不均，正盛唱着什么‘社会主义’。听说这种主义，世间已有一处地方在实行了。如果这种主义一旦在我们的下界实现起来，我的地位就将根本摇动，你是管领民食的，前途倒比我安全得多。无论在什么世界，饭总是非吃不可的罗！”

    “未来的事，何必过虑！咿哟！我到天堂还有一半路程，误了不好。再会吧。”

    “我也有事呢！今日下午公债跌得停板了，明日又是航空奖券开奖之期啊。再会。”

    紧张气氛的回忆

    前后约二十年的中学教师生活中，回忆起来自己觉得最像教师生活的，要算在×省×校担任舍监，和学生晨夕相共的七八年，尤其是最初的一二年。至于其余只任教课或在几校兼课的几年，跑来跑去简直松懈得近于帮闲。

    我的最初担任舍监是自告奋勇的，其时是民国元年。那时学校习惯把人员截然划分为教员与职员二种，教书的是教员，管事务的是职员，教员只管自己教书，管理学生被认为职员的责任。饭厅闹翻了，或是寄宿舍里出了什么乱子了，做教员的即使看见了照例可“顾而之他”或袖手旁观，把责任委诸职员身上，而所谓职员者又有在事务所的与在寄宿舍的之分，各不相关。舍监一职，待遇甚低，其地位力量易为学生所轻视，狡黠的学生竟胆敢和舍监先生开玩笑，有时用粉笔在他的马褂上偷偷地画乌龟，或乘其不意把草圈套在他的瓜皮帽结子上。至于被学生赶跑，是不足为奇的。舍监在当时是一个屈辱的位置，做舍监的怕学生，对学生要讲感情，只要大家说“×先生和学生感情很好”：这就是漂亮的舍监。

    有一次，×校舍监因为受不过学生的气，向校长辞职了。一时找不到相当的替人，我在×校教书，颇不满于这种情形，遂向校长自荐，去兼充了这个屈辱的职位，这职位的月薪记得当时是三十元。

    我有一个朋友在第×中学做教员，因在风潮中被学生打了一记耳光，辞职后就抑郁病死了，我任舍监和这事的发生没有多日。心情激昂得很，以为真正要作教育事业须不怕打，或者竟须拚死。所以就职之初，就抱定了硬干的决心：非校长免职或自觉不能胜任时决不走，不怕挨打，凡事讲合理与否，不讲感情。

    ×校有学生四百多人，我在×校虽担任功课有年，实际只教一二班，差不多有十分之七八是不相识的。其中年龄最大的和我相去只几岁。当时轻视舍监已成了风气，我新充舍监，最初曾受到种种的试炼。因为我是抱了不顾一切的决心去的，什么都不计较，凡事皆用坦率强硬的态度去对付，决不迁就。在饭厅中，如有学生远远地发出“嘘嘘”的鼓动风潮的暗号，我就立在凳子上去注视发“嘘嘘”之声的是谁？饭厅风潮要发动了，我就对学生说，“你们试闹吧，我不怕。看你们闹出什么来。”人丛中有人喊“打”了，我就大胆地回答说，“我不怕打，你来打吧。”

    学生无故请假外出，我必死不答应，宁愿与之争论至一二小时才止。每晨起床铃一摇，我就到斋舍里去视察，如有睡着未起者，一一叫起。夜间在规定的自修时间内，如有人在喧扰，就去干涉制止，息灯以后见有私点洋烛者，立刻赶进去把洋烛没收。我不记学生的过，有事不去告诉校长，只是自己用一张嘴和一副神情去直接应付。每日起得甚早，睡得甚迟，最初几天向教务处取了全体学生的相片来，一叠叠地摆在案上，像打扑克或认方块字似地一一翻动，以期认识学生的面貌名字及其年龄籍贯学历等。

    我在那时颇努力于自己的修养，读教育的论著，翻宋元明的性理书类，又搜集了许多关于青年的研究的东西来读。非星期日不出校门，除在教室授课的时间外，全部埋身于自己读书与对付学生之中。自己俨然以教育界的志士自期，而学生之间却与我以各种各样的绰号。当时我的绰号，据我所知道的，先后有“阎罗”“鬼王”“戆大”“木瓜”几个，此外也许还有更不好听的，可是我不知道了。

    我的做舍监，原是预备去挨打与拼命的，结果却并未遇到什么。一连做了七八年，到后来什么都很顺手，差不多可以“无为卧治”了。事隔多年，新就职时那种紧张的气分，至今回忆起来还能大概在心中复现。遇到老学生们，也常会大家谈起当时的旧事来，相对共笑。

    春的欢悦与感伤

    四季之中，向推“春秋多佳日”，而春尤为人所礼赞。自古就有许多颂扬春的话，春未到先要迎盼，春一去不免依恋。春继冬而至，使人从严寒转入温暖，且为万物萌动的季节，在原始时代，人类的活动与食物都从春开始获得，男女配偶也都在春完成。就自然状态说，春确是值得欢迎的。

    可是自然与人事并不一定调和，自古文辞中于“惜春”“迎春”等类题材以外，还有“伤春”“春怨”等类的题目。“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这是唐人王昌龄的诗，“三分春色二分愁，更一分风雨。”这是宋人叶清臣的词，都是写春的感伤的。其感伤的原因，全在人事之不如意。社会愈复杂，人事上的不如意越多，结果对于季节的欢悦的事情减少，感伤的事情加多。这情形正像贫家小孩盼新年快到，而做父母的因债务关系想到过年就害怕。

    我每年也曾无意识地以传统的情怀从冬天盼望春光早些来到。可是真从春天得到春的欢悦的，有生以来，除未经世故的儿时外，可以说并没有几次。譬如说吧，此刻正是三月十三日的夜半，真是所谓春宵了，我却不曾感到春宵的欢喜，一家之中轮番地患着春季特有的流行性感冒，我在灯下执笔写字，差不多每隔一二分钟要听到妻女们的呻吟和干咳一次。邻家收音机和麻雀牌的喧扰声阵阵地刺入我的耳朵，尤使我头痛。至于日来受到的事务上经济上的烦闷，且不去说它。

    都市中没有“燕子”，也没有“垂杨”，局促在都市中的人，是难得见到春日的景物的。前几天吃到油菜心和马兰头的时候，我不禁起了怀乡之念，想起故乡的春日的光景来。我所想的只是故乡的自然界，园中菜花已发黄金色了吧，燕子已回来了吧，窗前的老梅已结子如豆了吧，杜鹃已红遍了屋后的山上了吧……只想着这些，怕去想到人事。因为乡村的凋敝我是知道的，故乡人们的困苦情形我知道得更详细。

    宋人张演《社日村居》诗云：“鹅湖山下稻粱肥，豚棚鸡栖对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这首诗中所写的只是乡村春景的一角，原没有什么大了不得，可是和现在的乡间情形比较起来，已好像是义皇以前的事了。

    春到人间，据日历上所记已好久了，但是春在哪里呢？有人说“在杨柳梢头”，又有人说“在油菜花间”，也许是的吧，至于我们一般人的身上，是不大有人能找得到的。

    一个追忆

    这是四五年前的事。

    钱塘江江心忽然涨起了一条长长的土埂，有三四里路阔，把江面划分为二。杭州西兴之间，往来的人要摆两次渡，先渡到土埂，再走三四里路，或坐三四里路的黄包车，到土埂尽头，再上渡船到彼岸去。这情形继续了大半年，据说是百年来从未有过的奇观。

    不会忘记：那是废历九月十八的一天。我从白马湖到上海来，因为杭州方面有点事情，就不走宁波，打杭州转。在曹娥到西兴的长途中，有许多人谈起钱塘江中的土埂；什么“世界两样了，西湖搬进了城里，钱塘江有了两条了”咧，“据说长毛以前，江里也起过块，不过没有这样长久，怪不得现在世界又不太平”咧，我已有许久不渡钱塘江了，只是有趣味地听着。

    到西兴江边已下午四时光景，果然望见江心有土埂突出在那里，还有许多行人和黄包车在跑动。下渡船后，忽然记得今天是九月十八，依照从前八月十八看潮的经验，下午四五时之间是有潮的。“如果不凑巧，在土埂上行走着的当儿碰见潮来，将怎样呢？”不觉暗自耽心起来。旅客之中，也有几个人提起潮的，大家相约：“看情形再说，如果潮要来了，就不上土埂，停在渡船里。待潮过了再走。”

    渡船到土埂时，几十部黄包车夫来兜生意，说“潮快来了，快坐车子去！”大部分的旅客都跳上了岸。我方才相约慢走的几位，也一个个地管自乘车去了。渡船中除我以外，只剩了二三个人。四五部黄包车向我们总攻击，他们打着萧山话，有的说“拉到渡船头尚来得及”，有的说“这几天即使有潮也是小小的。我们日日在这里，难道不晓得？”我和留着的几位结果也都身不由主地上了黄包车。坐在黄包车上耽心着遇见潮，恨不得快到前方的渡头。哪里知道拉到一半路程的时候，前方的渡船已把跳板抽起要开行了。江心的设渡是临时的，只有渡船没有趸船。前方已没有船可乘，四边有人喊“潮要到了！”不坐人的黄包车都在远远地向浅滩逃奔，土埂上只剩了我们三四部有人的车子。结果只有向后转，回到方才来的原渡船去。幸而那只渡船载着从杭州到四川去的旅客还未开行。四围寂无人声，隆隆的潮声已听到了。车夫一面飞奔，一面喊“救命！”我们也喊“救命！”“放下跳板来！”

    逃上跳板的时候，潮头已望得见。船上的旅客们把跳板再放下一块，拚得阔阔地，协力将黄包车也拉了上来。潮头就到船下了，潮意外地大，船一高一低地颠簸得很凶，可是我在这瞬间却忘了波涛的险恶，深深地感到生命的欢喜和人间的同情。

    潮过以后，船开到西兴去，我们这几个人好像学校落第生似地再从西兴重新渡到杭州。天已快晚，隐约中望得见隔江的灯火；潮水把土埂涨没，钱塘江已化零为整；船可直驶杭州渡头，不必再在江心坐黄包车了。船行到江心土埂的时候，我们困难之交中有一位，走到船头，把篙子插到水里去看有多少深，居然一篙子还不到底。

    “险啊！如果浸在潮里，我们现在不知怎样了！”他放好篙子说，把舌头伸出得长长地。“想不得了，还是不去想他好。”一个患难之交说。

    我觉得他们的话都有道理。

    一种默契

    走到街上去，差不多每一条马路上可以见到“关店在即拍卖底货”的商店，这些商店之中，有的果然不久就关门了，有的老是不关门，隔几个月去看，玻璃窗上还是贴着“关店在即拍卖底货”的红纸，无线电收音机在嘈杂地响。

    商店号召顾客的策略，向来是用“开幕”“几周年纪念”“春季”“秋季”或“冬至”等的美名来做廉价的借口的，现在居然用“关店”的恶名来做幌子了。有的竟异相天开，并不关店，也假冒着关店的恶名。最近在报上看见一家皮货铺的“关店大贱卖”的大幅广告，后面还附登着某律师代表该皮货铺清算的启事。这大概因为恐怕别人不信他们的关店是真正的关店，所以再附一个律师代表清算的广告，表明他们真是要关店了，并不假冒。

    在上海，关店的话寻常叫做“打烊”，如果你对某商店的人问“你们晚上几点钟关店门？”那店里的人就会怪你不识相，说不定会给你吃一记耳光。凡是老上海，都懂得这规矩，不说“你们晚上几点钟关店门”，改说“你们晚上几点钟打烊”。因为“关店”是不吉利的话。这一向讨人厌恶的“关店”，现在居然时髦起来了，关店的坦白地自已声明“关店”，不关店的也要借了“关店”来号召，甚至还有怕别人不肯相信，在“关店”广告上叫律师来代表清算，证明关店的实。商业上一向怕提的“关店”一语，到今日差不多已和废历除夕所贴的“关门大吉”一样，是吉祥的用语了。这一个月来，我们日日可以在报上看到关店的广告，有银行，有钱庄，有公司，有各式各样的店。他们所说的话，千篇一律地是“本店受市面不景气影响，以致周转不灵……”的一套，说的人态度很坦然，毫不难为情，我们看的人也认为很寻常，觉得并无什么不该。似乎彼此之间，已自然而然地发生了一种的默契了。这默契如果伸说起来，范围实在可以扩充得很广。大学生毕业了没事做，社会上认为当然，本人也不觉得有什么可怪。工人商人突然失业了，亲友爱莫能助，本人也觉得无可如何，只好挨了饿来忍耐。房租好几个月付不出，住户及邻居都认为常事，房东虽不快，近来也只能迁就，到了公堂上，法官因市面不好，也竟无法作严厉的判断。穷困，走头无路，已成为现世的实况，彼此因了境况相似和事实明显，成就了一种默契。从来的道德，习惯等等，在这默契之下，恐将不能再维持它的本来面目了。

    再过几时，也许“穷”“苦”等可憎的话会转成时髦漂亮的称谓呢。

    良乡栗子

    “请，趁热。”

    “啊！日子过得真快！又到了吃良乡栗子的时候了。”

    “像我们这种住弄堂房子的人，差不多是不觉得季候的。春、夏、秋、冬，都不知不觉地让它来，不知不觉地让它过去。前几天在街上买着苹果、柿子、良乡栗子，才觉到已到深秋了。”

    “向来有‘良乡栗子，难过日子’的俗语，每年良乡栗子上市，寒冷就跟着来了。良乡栗子对于穷人，着实是一个威胁哩。”

    “今年是大荒年，更难过日子吧。咿哟，这几个年头儿，穷人老是难过日子，不管良乡栗子不良乡栗子，‘半山梅子’的时候，何曾好过日子？‘奉化桃子’的时候，也何曾好过日子？”

    “对了，那原是几十年前的老话罢咧，世界变得真快，光是良乡栗子，也和从前不同了。”

    “有什么不同？”

    “从前的良乡栗子是草纸包的，现在改用这样牛皮纸做的袋子了，上面还印得有字。栗子摊招徕买主，向来是一块红纸上写金字的挂牌，后来加用留声机，新近是留声机已不大看见，都改为无线电收音机了。几乎每个栗子摊都有一架收音机。”

    “这不是进步吗？”

    “进步呢原是进步，可惜总是替外国人销货色。从前的草纸、红纸，不消说是中国货，现在的牛皮纸、收音机是外国货。”

    “良乡栗子已着洋装了！你想，我们今天吃两毛钱的良乡栗子，要给外国赚几个钱去？外国人对于良乡栗子一项，每年可销多少牛皮纸？多少收音机？还有印刷纸袋用的油墨、机器？……”

    “这是一段很好的提倡国货演说啊！去年是国货年，今年是妇女国货年，明年大概是小孩国货年了吧。有机会时你去上台演说倒好！”

    “可惜没人要我去演说，演说了其实也没有用。中国的军备、交通、卫生、文化、教育、工艺，那一件不是直接间接替外国人推销货色的玩意儿？”

    “唉！——还是吃良乡栗子吧。——这是‘良乡栗子大王’，你看，纸袋上就印着这几个字。”

    “这也是和从前不同的一点，从前是叫‘良乡名栗’，‘良乡奎栗’的，现在改称‘大王’了。”

    “外国有的是‘钢铁大王’，‘煤油大王’，‘汽车大王’，我们中国有的是‘瓜子大王’，‘花生米大王’，‘栗子大王’，再过几天‘湖蟹大王’又要来了。什么都是‘大王’，好多的‘大王’呵！”

    “还有哩！‘鸦片大王’，‘马将大王’，‘牛皮大王’……”

    “现在不但大王多，皇后也多。什么‘东宫皇后’咧，‘西宫皇后’咧，名目很多，至于‘电影皇后’，‘跳舞皇后’，更不计其数。”

    “这是很自然的，自古说‘一阴一阳之为道’，有这许多‘大王’，当然要有这许多‘皇后’才相称。否则还成世界吗？”

    “哈哈！”

    两个家

    “呀，你几时出来的？夫人和孩子们也都来了吗？前星期我打电话到公司去找你，才知道你因老太太的病，忽然变卦，又赶回去了，隔了一日，就接到你寄来的报丧条子。你今年总算够受苦了，从五月初上你老太太生病起，匆匆地回去，匆匆地出来，据我所知道的，就有四五次，这样大旱的天气，而且又带了家眷和小孩，光只川费一项也就可观了吧。”

    “唉，真是一言难尽！这回赶得着送老太太的终，几次奔波还算是有意义的。”

    “现在老太太的后事，想大致舒齐了吧。”

    “哪里！到了乡间，就有乡间的排场，回神咧，二七咧，五七咧，七七咧，都非有举动不可，我想不举动，亲戚本家都不答应。这次头七出殡，间壁的二伯父就不以为然，说不该如是草草。家里事情正多哩，公司里好几次写快信来催，我只好把家眷留在家里，独自先来，隔几天再赶回去。”

    “那末还要奔波好几趟呢。唉！像我们这样在故乡有老家的人，不好吃都市饭，最好是回去捏锄头。我们现在都有两个家，一个家在都市里，是亭子间或是客堂楼，厢房间，住着的是自己夫妇和男女。一个家在故乡，是几开间几进的房子，住着的是年老的祖父，祖母，父母和未成年弟妹。因为家有两个的缘故，就有许多无谓的苦痛要受到。像你这回的奔波，就是其中之一啊。”

    “奔波还是小事，我心里最不安的，是没有好好地尽过服侍的责任。老太太病了这几个月，我在她床边的日子合计起来，不满一个星期。在公司里每日盼望家信，也何尝不刻刻把心放在她身上，可是于她有什么用呢。”

    “这就是家有两个的矛盾了。我们日常不知可因此发生多少的矛盾，譬如说：我和你是亲戚，照礼，老太太病了，我应该去探望，故了，应该去送殓送殡，可是我都无法去尽这种礼。又譬如说：上坟扫墓是我们中国的牢不可破的旧礼法。一个坟头，如果每年没有子孙去祭扫，就连坟头要被人看不起的。我已有好几年不去扫墓了，去年也曾想去，终于因为离不开身，没有去成。我把家眷搬到都市里，已十多年了，最初搬家的原因是因为没有饭吃，办事的地方没有屋住，当时我父母还在世，也赞同我把妻儿带在身边住。不过背后却不免有‘养儿子是假的’的叹息。我也曾屡次想接老父老母出来同居。一则因为都市里房价太贵，负担不起，而且都市的房子也不适宜于老年人居住。二则因为家里有许多房子和东西，也不好弃了不管，终于没有实行。迁延复迁延，过了几年，本来有子有孙的老父老母先后都在寂寞的乡居生活中故世了。你现在的情形，和我当日一样。”

    “老太太在日，我每年总要带了妻儿回去一次，她见我们回去，就非常快乐，足见我们不在她身边的时候，是寂寞不快的。现在老太太死了，我越想越觉得难过。”

    “像我们这种人，原不是孝子，即使想做孝子，也不能够。如果用了‘晨昏定省’‘汤药亲尝’等等的形式规矩来责备，我们都是犯了不孝之罪的。岂但孝呢，悌也无法实行。我常想，中国从前的一切习惯制度，都是农业社会的产物，我们生活在近代工商社会的人，要如法奉行，是很困难的。大家以农为业，父母子女兄弟天天在一处过活，对父母可以晨昏定省，可以汤药亲尝，对兄弟可以出入必同行，对长者可以有事服其劳，扫墓不必化川资，向公司告假，如果是士大夫，那末有一定的年俸，父母死了，还可以三年不做事，一心住在家里读礼守制。可是我们已经不能一一照做。一方面这种农业社会的习惯制度，还遗存着势力，如果不照做，别人可以责备，自己有时也觉得过不去。矛盾，苦痛，就从此发生了。”

    “你说得对！我们现在有两个家，在都市里的家，是工商社会性质的，在故乡的家，是农业社会性质的。我在故乡的家还是新屋，是父亲去世前一年造的。父亲自己是个商人，我出了学校他又不叫我学种田，不知为什么要花了许多钱在乡间造那么大的房子。如果当时造在都市里，那末就是小小的一二间也好，至少我可以和老太太住在一处，不必再住那样狭隘的客堂楼了。”

    “我家里的房子，是祖父造的，祖父也不曾种田。——过去的事，有什么可说的呢？现在不是还有许多人从都市里发了财，在故乡造大房子吗？由社会的矛盾而来的苦痛，是各方面都受到的。并非一方受了苦痛，一方会得什么利益。你因觉得到对老太太未曾尽孝养之道，心里不安，老太太病中见了你因她的病，几次奔波回去，心里也不会爽快吧。你住在都市中的客堂楼上嫌憎不舒服，而老太太死后，那所巨大的空房子，恐也处置很困难吧。这都是社会的矛盾，我们生在这过渡时代，恰如处在夹墙之中，到处都免不掉要碰壁的。”

    “老太太死后，我一时颇想把房子出卖。一则恐怕乡间没有人会承受，凡是买得起这样房子的人，自己本有房子，而且也是空着在那里的。一则对于上代也觉得过意不去，父亲造这房子颇费了心血，老太太才故世，我就来把它卖了，似乎于心不忍。”

    “这就是所谓矛盾了。要卖房子，没有人会买；想卖，又觉得于心不忍，这不是矛盾的是什么？”

    “那末你以为该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你知道我自己也不曾把故乡的房子卖去，我只说这是矛盾而已。感到这种矛盾的苦痛的人，恐不止你我吧。”

    钢铁假山

    案头有一座钢铁的假山，得之不费一钱，可是在我室内的器物里面，要算是最有重要意味的东西。

    它的成为假山，原由于我的利用，本身只是一块粗糙的钢铁片，非但不是什么“吉金乐石”片，说出来一定会叫人发指，是一二八之役日人所掷的炸弹的裂块。

    这已是三年前的事了。日军才退出，我到江湾立达学园去视察被害的实况，在满目凄怆的环境中徘徊了几小时，归途拾得这片钢铁块回来。这种钢铁片，据说就是炸弹的裂块，有大有小，那时在立达学园附近触目皆是，我所拾的只是小小的一块。阔约六寸，高约三寸，厚约二寸，重约一斤。一面还大体保存着圆筒式的弧形，从弧线的圆度推测起来，原来的直径应有一尺光景，不知是多少磅重的炸弹了。另一面是破裂面，皮削凹凸，有些部分像峭壁，有些部分像危岩，锋棱锐利得同刀口一样。

    江湾一带曾因战事炸毁过许多房子，炸杀过许多人。仅就立达学园一处说，校舍被毁的过半数，那次我去时瓦砾场上还见到未被收敛的死尸。这小小的一块炸弹裂片，当然参与过残暴的工作，和刽子手所用的刀一样，有着血腥气的。论到证据的性质，这确是“铁证”了。

    我把这铁证放在案头上作种种的联想，因为锋棱又锐利，摆不平稳，每一转动，桌上就起擦损的痕迹。最初就想配了架子当作假山来摆。继而觉得把惨痛的历史的证物，变装为骨董性的东西，是不应该的。一向传来的骨董品中，有许多原是历史的遗迹，可是一经穿上了骨董的衣服，就减少了历史的刺激性，只当作骨董品被人玩耍了。这块粗糙的钢铁，不久就被我从案头收起，藏在别处，忆起时才取出来看。新近搬家整理物件时被家人弃置在杂屑篓里，找寻了许久才发见。为永久保藏起见，颇费过些思量。摆在案头吧，不平稳，而且要擦伤桌面。藏在衣箱里吧，防铁锈沾惹坏衣服，并且拿取也不便。想来想去，还是去配了架子当作假山来摆在案头好。于是就托人到城隍庙一带红木铺去配架子。

    现在，这块钢铁片，已安放在小小的红木架上当作假山摆在我的案头了。时间经过三年之久，全体盖满了黄褐色的铁锈，凹入处锈得更浓。碎裂的整块的，像沈石田的峭壁，细杂的一部分像黄子久的皴法，峰冈起伏的轮廓有些像倪云林。客人初见到这座假山的，都称赞它有画意，问我从什么地方获得。家里的人对它也重视起来，不会再投入杂屑篓里去了。

    这块钢铁片现在总算已得到了一个处置和保存的方法了，可是同时却不幸地着上了一件骨董的衣裳，为减少骨董性显出历史性起见，我想写些文字上去，使它在人的眼中不仅是富有画意的假山。

    写些什么文字呢？诗歌或铭吗？我不愿在这严重的史迹上弄轻薄的文字游戏，宁愿老老实实地写几句记实的话。用什么来写呢？墨色在铁上是显不出的，照理该用血来写，必不得已，就用血色的朱漆吧。今天已是二十四年的一月十日了，再过十八日，就是今年的“一二八”，我打算在“一二八”那天来写。

    一个夏天的故事

    这是希腊苏格拉底的轶事：苏格拉底曾当过兵，参与过战争。有一回，战后和许多兵士在旷野中行走，天气很热，大家已渴得难耐了。忽然在路旁发见一条小溪，清洌的水潺潺地流着。许多兵士都纷纷到溪边用手掬水，畅饮称快，苏格拉底却立着不去饮水。别的兵士奇怪了，问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好水不饮？”他回答说：“我正渴得难耐，想试试自己的克己的工夫究有多少，预备忍耐到不渴为止。”

    一年四季中，炎夏最为人所畏惧。一般人都把夏季看做灾难，要设法解消它，避免它，至于有“消夏”“避暑”的名称。俗语说“过夏好比过难”。夏季的苦难原是很多的，容易生病咧，烈日如焚咧，蚊蚤叮咬咧，汗流浃背咧，热闷难熬咧，……历举起来，说也说不尽。这种苦难如果照上面所举的故事说来，都可以作为锻炼修养的机会，而且都是最切实没有的机会。苏格拉底在西洋被称为千古的圣人，他的奋斗修养当然是无时无地懈怠的，这故事中所告诉我们的只是某一个夏天的事，而且只是关于渴的一件事。如果类推开去，应用是可以很广的。我们原不一定希望成圣人，把这样的精神学得一二分也就受用不尽了。

    “怎样过暑假？”少年们作的这类题目的文章是我所常常见到的。文章里面大都“一、二、三、四”地分了项目，说着许多过暑假的预备，读书应该怎样，救国工作干些什么，修养该注意些什么，各人都定得井井有条。在我看来，这些大部分都不免是抽象的空言。最要紧的是“在事上磨炼”。苏格拉底的故事，是“在事上磨炼”的一个好例。

    这故事是我多年前偶然在某一本书上见到的，对我印象很深，每到夏天，更记忆起来。我有生以来未曾尝过往庐山、莫干山避暑的幸福，自丢了教鞭改入工商界以后，连暑假的权利也早已没有了。每当苦热难耐的时候，就把这故事记忆了来消遣。这故事是我的清凉散，现在拿来贡献给少年们。

    日本的障子

    编者要我写些关于日本的东西，题材听我自找所喜欢的。我对于日本的东西，有不喜欢的，如“下驮”之类，也有喜欢的，如“障子”之类。既然说喜欢什么就写什么，那么让我来写“障子”吧。

    所谓“障子”就是方格子的糊纸的窗户。纸窗是中国旧式家屋中常见到的，纸户纸门却不多见。中国家屋受了洋房的影响，即不是洋房，窗户也用玻璃了。日本则除真正的洋房以外，窗户还是用纸，不用玻璃。障子在日本建筑中是重要的特征之一。

    据近来西洋学者的研究，太阳的紫外线通过纸较通过玻璃容易，纸窗在健康上比玻璃窗好得多。我的喜欢日本的障子，并非立脚于最近的科学上的研究，只是因为它富于情趣的缘故。

    纸窗在我国向是诗的题材，东坡的“岁云书矣，风雨凄然。纸窗竹屋，灯火荧荧。时于此中，得稍佳趣。”是能道出纸窗的情味的。姜白石的“等恁时重觅幽香，已入小窗横幅。”当然也是纸窗特有的情味。这种情味是在玻璃窗下的人所不能领略的，尤其是玻璃窗外附装着铁杆子的家屋的住民。

    日本的障子比中国的纸窗范围用得更广，不但窗子用纸糊，门户也用纸糊。日本人是席地而坐的，室内并无桌椅床炕等类的家具，空空的房子，除了天花板、墙壁、席子以外，就是障子了。障子通常是开着的，住在室内，不像玻璃窗户的内外通见，比较安静得多。阳光射到室内，灯光映到室外，都柔和可爱。至于那剪影似的轮廓鲜明的人影，更饶情趣，除了日本，任何地方都难得看到。

    日本障子的所以特别可爱，似乎有几个原因。第一是格孔大，木杆细，看去简单明了。中国现在的纸窗，格孔小，木杆又粗，有的还要拼出种种的花样图案，结果所显出的纸的部分太少了。第二是不施髹漆，日本家屋凡遇木材的部分，不论柱子，天花板，廊下地板，扶梯，都保存原来的自然颜色，不涂髹彩。障子也是原色的，木材过了若干时，呈楠木似的浅褐色，和糊上去的白纸，色很调和。第三是制作完密，拉移轻便。日本家屋的门户用不着铁链，通常都是左右拉移。制作障子有专门工匠，用的是轻木材，合笋对缝，非常准确。不必多费气力，就能“嘶”地拉开，“嘶”地拉拢。第四是纸质的良好。日本的皮纸洁白而薄，本是讨人欢喜的。中国从前所用的糊窗纸，俗名“东洋皮纸”，也是从日本输入的，可是质料很差，不及日本人自己所用的“障子纸”好。障子纸洁白匀净，他们糊上格子去又顶真，拼接的地方一定在窗棂上，看不出接合的痕迹。日常拂拭甚勤，纸上不留纤尘，每年改糊二三次，所以总是干净洁白的。

    日本趣味的可爱的一端是淡雅。日本很有许多淡雅的东西，如盆栽，如花卉屏插，如茶具，如庭园布置，如风景点缀，都是大家所赞许的。我以为最足代表的是障子，如果没有障子，恐怕一切都会改换情调，不但庭园、风景要失去日本的固有的情味，屏插、茶具等等的原来的雅趣也将难以调和了吧。

    日本的文化在未与西洋接触以前，十之八九是中国文化的摹仿。他们的雅趣，不消说是从中国学去的，即就盆栽一种而论，就很明白。现在各地花肆中所售的盆栽恶俗难耐，古代的盆栽一定不至恶俗如此。前人图画中所写的盆栽都是很有雅趣的，《浮生六记》里关于盆栽与屏插尚留有许多方法。因此我又想到障子，中国内地还有许多用纸窗的家屋，可是据我所见所闻，那构造与情味远不如日本的障子，也许东坡、白石所歌咏的纸窗，不像现在的样子吧。我们在前人绘画中，偶然也见到式样像日本障子的纸窗。

    我喜欢日本的障子。

    寄意

    我是《中学生》创办人之一，从创刊号至七十六期止，始终主持着编辑等社务。所以在我，本志好比一个亲自生育、亲手养大的儿女。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战事起后不多日，在校印中的本志七十七期随同上海梧州路开明书店总厂化为灰烬。嗣后社中同人流离星散，本志也就在上海失去了踪影。

    两年以后，我在上海闻知开明同人已在内地取得联络，获得据点，本志也由原编辑人叶圣陶先生主持复刊了。这消息很使我快慰，好比闻知战乱中失散的儿女在他乡无恙一般。——实际上，我真有一个女儿随叶圣陶先生一家辗转流亡到了内地的。从此以后，遇到从内地来的人，就打听本志在内地的情形。两地相隔遥远，邮信或断或续，印刷品寄递尤不容易。偶然从来信中得到剪寄的本志文字一二篇，就同远人的照片一样，形影虽然模糊，也值得珍重相看。

    直至胜利到来，才见到整册的复刊本志若干期。嗣后逐期将在上海重印出版。上海不见本志，已有八个多年头，一般在上海的老读者见了不知将怎样高兴。

    我曾为本志写过许多稿子。可是在内地复刊以后，因为邮递不便，和个人生活不安，心情苦闷等种种原因，效力之处很少。记得只寄过一篇译稿。我的名字已和读者生疏了。从今以后，愿继续为本志执笔。近来我正病着，如果健康允许的话，一定要多写些值得给读者看的东西。

    黄包车礼赞

    自从到上海作教书匠以来，日常生活中与我最有密切关系的要算黄包车了。我所跑的学校，一在江湾，一在真茹，原都有火车可通的。可是，到江湾的火车往往时刻不准，到真茹的火车班次既少，车辆又缺，十次有九次觅不到坐位，开车又不准时，有时竟要挤在人群中直立到半小时以上才开车。在北站买车票又不容易，要会拼命地去挤才可买得到手。种种情形，使我对于火车断了念，专去交易黄包车。

    每日清晨在洗马子声里掩了鼻子走出宝山里，就上黄包车到真茹。去的日子，先坐到北站，再由铁栅旁换雇车子到真茹。因为只有北站铁栅外的黄包车夫知道真茹的地名的。江湾的地名很普通，凡是车夫都知道，所以到江湾去较方便，只要在里门口跳上车子，就一直会被送到，不必再换车了。

    从宝山里的寓所到真茹须一小时以上，到江湾须一小时光景，有时遇着已在别个乘客上出尽了力的车夫，跑不快速，时间还要多化些。总计，我每日在黄包车上的时间，至少要二小时光景，车费至少要小洋七八角。时间与经济，都占着我全生活上的不小部分。

    听说吴稚晖先生是不坐黄包车的。我虽非吴稚晖先生，也向不喜欢坐黄包车，当专门坐黄包车的开始几天，颇感困难，每次要论价，遇天气不好，还要被敲竹杠，特别是闸北华界，路既不平，车子竟无一辆完整的，车夫也不及租界的壮健能跑，往往有老叟及孩子充当车夫的。无论在将坐时，正坐时，下车时，都觉得心情不好。不是因为他走得慢而动气，就是因为他走得吃力而悯怜，有时还因为他敲竹杠而不平。至于因此而引起的对于社会制度的愤闷，又是次之。

    可是过了一二个月以后，我对于一向所不喜欢的黄包车，已坐惯了，不但坐惯，还觉到有时特别的亲切之味了。横竖理想世界不知何日实现，汽车又是不梦想坐的，火车虽时开时不开，于我也好像无关，我只能坐黄包车。现世要没有黄包车，是不可能的梦谈。没有黄包车，我就不能妓女出局似地去上课，就不能养家小，我的生活，完全要依赖黄包车，黄包车才是我的恩人。

    因为所跑的地方有一定，日日反复来回，坐车的地点也有一定，好许多车夫都认识了我，虽然我不认识他们。每日清晨一到所定的地点，就有许多老交易的车夫来“先生先生”地欢迎，用不着讲价，也用不着告诉目的地，只要随便跳上车子，就会把我送到我所要到的地方，或是真茹，或是江湾。到了“照老规矩” 给钱，毫无论价的麻烦，多加几个铜子，还得到“谢谢” 的快活回答。

    上海的行业都有帮的，如银钱业多宁绍帮，浴堂的当差的，理发匠，多镇江帮。黄包车夫却是江北帮，他们都打江北话，有许多还留着辫子。为什么江北产生黄包车夫？不待说这是个很有深远背景的问题，可惜我从他们口头得来的材料还不多，不能为正确的研究。

    近来我又发见了在车上时间的利用法，不像最初未惯时的只盼快到江湾，把长长的一小时在焦切中无谓耗去了。到江湾，到真茹所经过的都是旷野，只要车子一出市梢，就可纵览风景。特别是课毕回来，一天的劳作已完，悠然地把身体交付了黄包车，在红也似的夕阳里看那沿途的风物，好比玩赏走卷，真是一种享乐，有时还嫌车子走得太快。

    在黄包车上阅书也好，我有好几本书都是在黄包车上看完的。一本四五百页的书，不到一星期，就可翻毕了。大家都知道，上海的学校，是只许教员跑，不许教员住的。不但住室没有，连休息室也或许没有，偶有空暇的一二小时，也只好糊涂地闲谈空过，不能看书。在自己的寓所里呢，又是客人来咧，邻居的小孩哭咧，大人叉麻雀咧，非到深夜实在不便于看书。这缺陷现在竟在黄包车上寻到了弥补的方法。我相信，我以后如还想用功的话，只有在黄包车上了。

    我近来又在黄包车上构文章的腹案，古人关于作文有“三上”的话，所谓三上者，记得是枕上，马上，厕上。在现在，我以为应该增加一“黄包车上”，凑成“四上”的名词。在黄包车上瞑了目就一项问题，或一种题材加以思索，因了车夫有韵律的步骤，身体受着韵律地颤动，心情觉得特别宁静，注意也很能集中于一处，很适宜作文。有一个作家，因为他的作品都是在亭子楼中伏居了做的，自怜其作品为“亭子间文学”，我此后如果不懒惰，写得出文章出来，我将自夸为“黄包车文学”了。

    这样在黄包车上观风景，看书，作文，也许含有享乐的意味，在态度上对于苦力的黄包车夫，是不人道的。我常有此感觉。但一想到他们也常飞奔似地拉了人家去嫖赌，也就自安了。并且，我坐在车上观风景与否，看书与否，作文与否，于他们的劳苦，毫无关系。这种情形正如邮差一样，邮差不知递送了多少的情书，做过多少痴男怨女的实际的媒介，而他们对于自己的功绩，却毫没主张矜夸，也毫不吐说不平的。

    说虽如此，但我总觉得黄包车是与我有恩的，我要有出息，才不负他们日日地拉我，虽然他们很大度，一视同仁地拉好人也拉坏蛋。

    日日做我的伴侣，供给我观风景读书作文的机会的黄包车啊！我礼赞你！我感谢你！我愿努力自己，把我自己弄成一个除了给钱以外，还有别的资格值得你拉我的。

    刊《秋野》创刊号（1927年11月）

    我的中学时代

    中学生时代，在年龄上是指十三四岁至十八九岁的一段。我今年四十六岁，我的中学生时代已是三十年以前的事了。那时正是由科举过渡到学校的当儿，学校未兴，私塾是唯一的学校。我自幼也从塾师读经书，学八股，考秀才，后来且考过举人。及科举全废的前两三年，然后改进学校，可是却未曾在什么学校里毕过业，未曾得过卒业文凭。

    我上代是经商的，父亲却是个秀才。在十岁以前，祖父的事业未倒，家境很不坏，兄弟五人中据说我在八字上可以读书，于是祖父与父亲都期望我将来中举人点翰林，光大门楣，不预备叫我去学生意。在我家坐馆的先生也另眼相看，我所读的功课是和我的兄弟们不同的。他们读毕四书，就读些《幼学琼林》和尺牍书类，而我却非读《左传》《诗经》《礼记》等等不可。他们不必做八股文，而我却非做八股文不可。因为我是要预备将来做读书人的。

    十六岁那年我考得了秀才，以后不久，八股即废，改“以策论取士”。八股在戊戌政变时曾废过，不数月即恢复，至是时乃真废了。这改革使全国的读书人大起恐慌。当时的读书人大都是一味靠八股吃饭的，他们平日朝夕所读的是八股，案头所列的是闱墨或试帖诗，经史向不研究，“时务”更所茫然。我虽八股的积习未深，不曾感到很大的不平，但要从师，也无师可从，只是把《大题文府》等类搁起，换些《东来博议》《读通鉴论》《古文观止》之类的东西来读，把白折纸废去，临摹碑帖，再把当时唯一的算术书《笔算数学》买来自修而已。

    那时我家里的境况已大不如从前了。最初是祖父的事业失败，不久祖父即去世。父亲的少爷出身，舒服惯了的。兄弟们为家境所迫，都托亲友介绍，提早做商店学徒去了。五间三进的宽大而贫乏的家里，除了母亲和一个嫂子，就剩了父子两个老小秀才。父亲的书箱里，八股文以外，有一部《史记》，一部《前后汉书》，一部《韩昌黎集》，一部《唐诗三百首》，一部《通鉴纲目》，一部《文选》，一部《聊斋志异》，一部《红楼梦》，一部《西厢记》，一部《经策通纂》，一部《皇清经解》，还有几种唐人的碑帖，与《桐荫论画》等论书画的东西。父子把这些书作长日的消遣，父亲爱写字，种花，整洁居室，室里干净清静得如庵院一般。这样地过了约莫一年。

    亲戚中从上海回来的，都来劝读外国书（即现在的所谓进学校）。当时内地无学校，要读外国书只有到上海。据说上海最有名的是梵王渡（即现在的圣约翰大学），如果在那里毕业，包定有饭吃。父母也觉得科举快将全废，长此下去究不是事，于是就叫我到上海去读外国书。当时读外国书的地方也并不多，外国人立的只有梵王渡、震旦与中西书院，中国人立的只有南洋公学。我是去读外国书的，当然要进外国人的学校。震旦是读法文的，梵王渡据说程度较高，要读过几年英文的才能进去，中西书院（即现在东吴大学的前身）入学比较容易些。我于是就进中西书院。

    那时生活程度还很低，可是学费却已并不便宜，中西书院每半年记得要缴费四十八元。家中境况已甚拮据，我的第一次半年的学费，还是母亲把首饰变卖了给我的。我与便友同伴到了上海，由大哥送我入中西书院。那时我年十七。

    中西书院分为六年毕业，初等科三年，高等科三年，此外还有特科若干年。我当然进初等科。那时功课不限定年级，是依学生的程度定的。英文是甲班的，算学如果有些根底就可入乙班，国文好的可以入丙班。我英文初读，入甲班，最初读的是《华英初阶》；算学乙班，读《笔算数学》，国文，甲班。其余各科也参差不齐，记不清楚了。各种学科中，最被人看不起的是国文，上课与否可以随便，最注重的是英文。时间表很简单，每日上午全读英文，下午第一时板定是算学，其余各科则配搭在数学以后。监院（即校长）是美国人潘慎文，教习有史拜言、谢鸿赉等。同学一百多人，大多数是包车接送的富者之子，间有贫寒子弟，则系基督教徒，受有教会补助，读书不用化钱的。我的同学中，很有许多现今知名之士。记得名律师丁榕，经济大家马寅初，都是我的先辈的同学。

    中西书院门禁森严，除通学生外，非得保证人来信不能出大门一步，并且星期日不能告假（因为要做礼拜），情形几等于现在的旧式女学校。告假限在星期六下午。我的保证人是我的大哥，他在商店做事，每月只来带我出去一次，有时他自己有事，也就不来领我。我在那里几乎等于笼鸟。尤其是礼拜日，逃不掉做礼拜，觉得很苦。

    礼拜真正多极。每日上课前要做礼拜，星期三晚上要做礼拜，星期日早晨要做礼拜，晚上又要做礼拜。每次礼拜有舍监来各房间查察，非去不可。每日早晨的礼拜约须三十分钟。其余的都要费一小时以上。唱赞美歌，祷告，讲经，厌倦非凡。这种麻烦，如果叫现今每周只做一次犹嫌费事的学生诸君去尝，不知能否忍耐呢。

    读了一学期，学费无法继续，于是只好仍旧在家里，用《华英进阶》、《华英字典》（这是中国第一部英文字典，商务出版）、《代数备旨》等书自修。另外再作些策论《四书义》，请邑中的老先生评阅。秋间再去考乡试。举人当然无望，却从临时书肆（当时平日书店很少，一至考试时，试院附近临时书店如林）买了严译《原富》《天演论》等书回来，莫名其妙地翻阅。又因排满之呼声已起，我也向朋友那里借了《新民丛报》等来看，由是对于明末清初的故事与文章很有兴味，《明季稗史》《明夷待访录》《吴梅村集》《虞初新志》等书，都是我所耽读的。

    十八岁那年，因了一位朋友的劝告，同到绍兴府学堂（即现在浙江第五中学的前身）入学。在那一二年中，内地学堂已成立了不少。当时办学概依《奏定学堂章程》，学制很划一。县有县学堂，性质为现在的高小程度，府学堂则相当于现在的中学，省学堂相当于大学预科，京师大学堂即现在的所谓大学了。学堂的成立，并无一定顺序，我们绍属是先有中学，后有小学的。府学堂学费不收，宿费更不须出，饭费只每月二元光景，并且学校由书院改设，书院制尚未全除，月考成绩若优，还有一元乃至几毛钱的“膏火”可得（膏火是书院时代的奖金名称，意思是灯油费）。读书不但可以不化钱，而且弄得好还有零用可获得的。

    府学堂的科目记得为伦理，经学，国文，英文，史学，舆地，算学，格致（即现在的理化博物），体操，测绘（用器画舆地图），功课亦依程度编级，一如中西书院的办法。我因英文已有半年每日三点钟及在家自修的成绩，居然大出风头，被排在程度顶高的一级里，算学与国文的班次也不低。同学之中年龄老大的很多，班级皆低于我，我于是颇受师友的青眼。

    国文是一位王先生教的，选读《皇朝经世文编》，作文题是《范文正公为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士先器识而后文艺》之类。经学是徐先生（即刺恩铭的徐锡麟烈士）担任的，他叫我们读《公羊传》，上课时大发挥其微言大义。测绘也由这位徐先生担任。体操教师是一位日本人。他不会讲中国话，口令是用日本语的，故于最初就由他教我们几句体操用的日本语，如“立正”，“向前”之类。伦理教师最奇特，他姓朱，是绍兴有名的理学家，有长长的须髯，走路踱方步，写字仿朱子。他教我们学“洒扫应对”，“居敬存诚”，还教我们舞佾，拿了鸡尾似的劳什子作种种把戏。据他的主张，上课时书应端执在右手，不应挟在腋下。上班退班，都须依照长幼之序“鱼贯而行”，不应作鸟兽散。见先生须作揖，表示敬意。我们虽不以为然，但却不去加以攻击，只以老古董相待罢了。

    当时青年界激昂慷慨，充满着蓬勃的朝气，似乎都对于中国怀着相当的期待，不像现在的消沉幻灭。庚子事件经过不久，又当日俄战争，风云恶劣，大家都把一切罪恶归诸满人，以为只要满人推倒，国事就有希望了。《新民丛报》，《浙江潮》等杂志大受青年界的欢迎，报纸上的社论也大被注意阅读。那时恋爱尚未成为青年间的问题，出路的关心也不如现在的急切（因为读书人本来不大讲究出路），三四朋友聚谈，动辄就把话题移到革命上去，而所谓革命者，内容就只是排满，并没有现在的复杂。见了留学生从日本回来，没有辫子，恨不得也去留学，可以把辫子剪去（当时普通人是不许剪辫子的）。见了花翎颜色顶子的官吏，就暗中憎恶，以为这是奴隶的装束。卢梭，罗兰夫人，马志尼等，都因了《新民丛报》的介绍，在我们的心胸里成了令人神往的理想人物。罗兰夫人的“自由，自由！天下几多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已成了摇笔即来的文章的套语了。

    我在这样的空气中过了半年中学生活，第二学期又辍学了。这次辍学，并非由于拿不出学费，乃是为了要代替父亲坐馆。原来，父亲在一年来已在家授徒了，一则因邻近有许多小孩子要请人教书，二则父亲嫌家里房屋太大，住了太寂寞，于是就在家里设起书塾来。来读的是几个族里与邻家的小孩。中途忽然有一位朋友要找父亲去替他帮忙，为了友谊与家计，都非去不可。书馆是不能中途解散的，家里又无男子，很不放心，于是就叫我辍学代庖。功课当然是我所教得来的。学生不多，时间很有余暇，于是一壁教书，一壁仍行自修。家里人颇思叫我永继父职，就长此教书下去，本乡小学校新立，也邀我去充教习，但我总觉得于心不甘。

    恰好有一个亲戚的长辈从日本留学法政回来，说日本如何如何地好，求学如何如何地便利。我对于日本留学梦想已久了，听了他的话，心乃愈动。父母并不大反对，只是经费无着。乃遍访亲友借贷，很费力地集了五百元，冒险赴日。

    当时赴日留学几成为一种风气，东京有一个宏文学院，就是专为中国留学生办的，普通科二年毕业，除教日语外，兼教中学课程。凡想进专门以上的学校的，大概都在那里预备。我因学费不足两年的用度，乃于最初数月请一日本人专教日文，中途插入宏文学院普通科去。总算我的自修有效，英算各科居然尚能衔接赶上。在那里将毕业的前二三月，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招考了，我不待毕业就去跨考，结果幸而被录取。当时规定，入了官立专门学校，就有官费的，而浙江因人多不能照办。我入高工后快将一年，犹领不到官费，家中已为我负债不少，结果乃又不得不中途辍学回国，谋职糊口。我的中学时代就此结束了，那年我二十一岁。

    总计我的中学时代，经过许多的周折，东补西凑，断续不成片断。我为了修得区区的中学课程，曾经过不少磨难，空费过长期的光阴。这种困苦的经验，当时不但我个人有过，实可谓是一般的情形。现在的中学生，在这点上真足羡艳，真是幸福。

    做了父亲

    《妇女杂志》的记者想约几个朋友来写些做了父亲以后的话，又因为我在朋友中年龄较大，被认为老牌的父亲，要求得格外恳切，以为一定非写不可。

    真的，我是个老牌的父亲。说也惭愧，我今年四十五岁，已有孙儿，不但做了父亲，且已做了父亲的父亲了。

    我因为家庭的种种关系，十七岁就结婚。第一次做父亲，是在二十岁那年。做父亲如此之早，在现在看来，自己也似乎觉得很奇怪，但在二十五年以前，却是极普通的事。我一共有过五个儿女，现存者四个，最大的二十五岁，最小的十二岁。

    人常把小孩比诸天使，我却一般地不喜欢小孩，自己也不知道这是甚么缘故。我不曾逗弄过小孩，非不得已，也不愿抱小孩。当妻偶然另有事须做，把怀中的小孩“哪，叫爸爸抱”地送过来，我总是摇头皱眉，表示不高兴。至于携了会走的儿女去买物看戏或探问亲友等类的事，差不多一次都不曾有过。妻常怨我冷淡，叫我“外国人”（因为我曾留学日本，早就没有辫子）。那末，说我不爱儿女吗？那也不然。这话可由反面来自己证明，当我的第三个小孩于五岁夭死的那一年，我曾长期地沉陷于颓丧的心情中，觉得如失了宝贝一样。即至今偶然念及，也仍不免要难过许多时候。

    我对于儿女，一直取着听其自然的主义。“听其自然”，原不好算甚么主义，只是迫于事实不得不然的一种敷衍办法。在妻初怀着长男的当时，对于未来儿女的教养，也曾在少年幼稚的心胸中像煞有介事地作过许多一知半解的计划：哺乳该怎样？玩具该怎样？复习要怎样监督？职业要怎样指导？婚姻要怎样顾问？可是一经做了父亲以后，甚么都不曾办到。那情形差不多等于为政者说谎。为政者在未爬上政治的座位以前，必有一番可以令人动听的政治理想或政纲之类的，及权位到手，自食其言的不消说了，即真想实行其对民众所作的约束，也常感到事实上的困难不得已而变节了。我于做父亲以后，就感到一种幻灭。第一是因为自己须出外糊口，不能与儿女们常在一处，第二是没有财力与闲暇去对付他们。结果，儿女虽逐渐加多加长，理想却无从实现。横竖弄不好，于是只好听其自然。觉得还是听其自然，比较地可以减少些责任。校课成绩，听其自然，职业，听其自然，婚姻，也听其自然。

    当我的长男在商店学满生意，自己看中了一个姑娘，亲戚某君拍着胸脯替他去做媒说合的时候，我曾郑重声明不管一切。长男的岳家不相信，以为这只是说说罢咧，哪里会有父亲不管儿子娶亲的道理？后来见我真不管，于是“外国人”的名声乃愈传愈远。在他们结婚的那天，我送了一百元钱的贺礼去，吃过一餐的喜酒就回来了。（五十元或百元的礼，我每年总要送一二次。我于近二十年来，不送一元二元的礼，在一方面呢，遇到亲友家里有婚丧大事，而境况窘苦的时候，就设法筹一笔大钱送去作礼。省去了零星的应酬，把财力集中于一处，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合算的事。）至今儿媳们只从他们的小家庭里像亲戚似地来往着，因之普通家庭间常见的姑媳间的纠纷，在我家却未曾经验过。

    我与长男，彼此经济已独立多年了。他虽已另立门户，作着一家之主，可是能力很薄弱，而且数年前曾有一时颇荒唐。我对他虽很不放心，但也只好听其自然。我觉得父兄对于子弟须负全责的话，只是旧时代的一种理想。在旧日职业世袭，而且以农业为中心的社会里，父兄与子弟自朝到晚都在一处，做父兄的对于子弟的行为，当然便于监督指导，可以负责的。至于现今，尤其是我们这一类人，这话就无从说起了。我在上海作教书匠，我的儿子在汉口作商业伙计，他如果不知自爱，在那里赌钱或嫖妓，我有甚么方法知道，用甚么方法干涉他呢？结果只好听其自然了。

    长男以下，还有一男二女。有的尚未成年，有的已经成年了尚未结婚，当然只好留在家里养活他们，或送到学校里去。我虽衷心地默祷，希望他们将来都成一个“人”，但在像我这样的父亲与现今的时代之下，究竟前途怎样，也只好听其自然，看他们自己的努力与运命如何了。

    我的做父亲的情形，不过如此。我敢自己公言：我虽二十五年来自然地做着父亲，而自问却未曾真正地做过一日父亲。

    刊《妇女杂志》第十七卷一号（1931年1月1日）

    弘一法师之出家

    今年旧历九月二十日，是弘一法师满六十岁诞辰。佛学书局因为我是他的老友，嘱写些文字以为记念，我就把他出家的经过加以追叙。他是三十九岁那年夏间披剃的，到现在已整整作了二十一年的僧侣生涯。我这里所述的，也都是二十一年前的旧事。

    说起来也许会教大家不相信，弘一法师的出家，可以说和我有关，没有我，也许不至于出家。关于这层，弘一法师自己也承认。有一次，记得是他出家二三年后的事，他要到新城掩关去了，杭州知友们在银洞巷虎跑寺下院替他饯行，有白衣，有僧人。斋后，他在座间指了我向大家道：

    “我的出家，大半由于这位夏居士的助缘。此恩永不能忘！”

    我听了不禁面红耳赤，惭悚无以自容。因为一，我当时自己尚无信仰，以为出家是不幸的事情，至少是受苦的事情。弘一法师出家以后即修种种苦行，我见了常不忍。二，他因我之助缘而出家修行去了，我却竖不起肩膀，仍浮沉在醉生梦死的凡俗之中。所以深深地感到对于他的责任，很是难过。

    我和弘一法师（俗姓李，名字屡易，为世熟知者名曰息，字曰叔同）相识，是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校（后改名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的时候。这个学校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不轻易更换教职员。我前后担任了十三年，他担任了七年。在这七年中，我们晨夕一堂，相处得很好，他比我长六岁。当时我们已是三十左右的人了，少年名士气息忏除将尽，想在教育上做些实际工夫。我担任舍监职务，兼教修身课，时时感觉对于学生感化力不足。他教的是图画音乐二科。这两种科目，在他未来以前是学生所忽视的，自他任教以后，就忽然被重视起来，几乎把全校学生的注意力都牵引过去了。课余但闻琴声歌声，假日常见学生出外写生，这原因一半当然是他对于这二科实力充足，一半也由于他的感化力大。只要提起他的名字，全校师生及工役没有人不起敬的。他的力量，全由诚敬中发出，我只好佩服他，不能学他。举一个实例来说，有一次，寄宿舍里有学生失少了财物了，大家猜测是某一个学生偷的，检查起来，却没有得到证据。我身为舍监，深觉惭愧苦闷，向他求教。他所指教我的方法说也怕人，教我自杀！说：“你肯自杀吗？你若出一张布告，说作贼者速来自首。如三日内无自首者，足见舍监诚信未孚，誓一死以殉教育。果能这样，一定可以感动人，一定会有人来自首。——这话须说得诚实，三日后如没有人自首，真非自杀不可。否则便无效力。”

    这话在一般人看来是过分之辞，他提出来的时候，却是真心的流露，并无虚伪之意。我自愧不能照行，向他笑谢，他当然也不责备我。我们那时颇有些道学气，俨然以教育者自任，一方面又痛感到自己力量的不够。可是所想努力的，还是儒家式的修养，至于宗教方面简直毫不关心的。

    有一次，我从一本日本的杂志上见到一篇关于断食的文章，说断食是身心“更新”的修养方法，自古宗教上的伟人，如释迦，如耶稣，都曾断过食。断食能使人除旧换新，改去恶德，生出伟大的精神力量。并且还列举实行的方法及应注意的事项，又介绍了一本专讲断食的参考书。我对于这篇文章很有兴味，便和他谈及，他就好奇地向我要了杂志去看。以后我们也常谈到这事，彼此都有“有机会时最好把断食来试试”的话，可是并没有作过具体的决定，至少在我自己是说过就算了的。约莫经过了一年，他竟独自去实行断食了。这是他出家前一年阳历年假的事。他有家眷在上海，平日每月回上海二次，年假暑假当然都回上海的。阳历年假只十天，放假以后我也就回家去了，总以为他仍照例回到上海了。假满返校，不见到他，过了两个星期他才回来，据说假期中没有回上海，在虎跑寺断食。我问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他笑说：“你是能说不能行的。并且这事预先教别人知道也不好，旁人大惊小怪起来，容易发生波折。”他的断食共三星期：第一星期逐渐减食至尽，第二星期除水以外完全不食，第三星期起由粥汤逐渐增加至常量。据说经过很顺利，不但并无苦痛，而且身心反觉轻快，有飘飘欲仙之象。他平日是每日早晨写字的，在断食期间，仍以写字为常课，三星期所写的字，有魏碑，有篆文，有隶书，笔力比平日并不减弱。他说断食时心比平时灵敏，颇有文思，恐出毛病，终于不敢作文。他断食以后食量大增，且能吃整块的肉（平日虽不茹素，但不多食肥腻肉类），自己觉得脱胎换骨过了，用老子“能婴儿乎”之意，改名李婴。依然教课，依然替人写字，并没有什么和前不同的情形。据我知道，这时他还只看些宋元人的理学书和道家的书类，佛学尚未谈到。

    转瞬阴历年假到了，大家又离校。哪知他不回上海，又到虎跑寺去了。因为他在那里住过三星期，喜其地方清静，所以又到那里去过年。他的皈依三宝，可以说由这时候开始的。据说，他自虎跑寺断食回来，曾去访过马一浮先生，说虎跑寺如何清静，僧人招待如何殷勤。阴历新年，马先生有一个朋友彭先生，求马先生介绍一个幽静的寓处，马先生忆起弘一法师前几天曾提起虎跑寺，就把这位彭先生陪送到虎跑寺去住。恰好弘一法师正在那里，经马先生之介绍，就认识了这位彭先生。同住了不多几天，到正月初八日，彭先生忽然发心出家了，由虎跑寺当家为他剃度。弘一法师目击当时的一切，大大感动，可是还不就想出家，仅皈依三宝，拜老和尚了悟法师为皈依师。演音的名，弘一的号，就是那时取定的。假期满后，仍回到学校里来。

    从此以后，他茹素了，有念珠了，看佛经了，室中供佛像了。宋元理学书偶然仍看，道家书似已疏远。他对我说明一切经过及未来志愿，说出家有种种难处，以后打算暂以居士资格修行，在虎跑寺寄住，暑假后不再担任教师职务。我当时非常难堪，平素所敬爱的这样的好友，将弃我遁入空门去了，不胜寂寞之感。在这七年之中，他想离开杭州一师有三四次之多，有时是因为对于学校当局有不快，有时是因为别处来请他，他几次要走，都是经我苦劝而作罢的。甚至于有一时期，南京高师苦苦求他任课，他已接受聘书了，因为我恳留他，他不忍拂我之意，于是杭州南京两处跑，一个月中要坐夜车奔波好几次。他的爱我，可谓已超出寻常友谊之外，眼看这样的好友因信仰的变化，要离我而去，而且信仰上的事不比寻常名利关系，可以迁就。料想这次恐已无法留得他住，深悔从前不该留他。他若早离开杭州，也许不会遇到这样复杂的因缘的。暑假渐近，我的苦闷也愈加甚。他虽常用佛法好言安慰我，我总熬不住苦闷。有一次，我对他说过这样的一番狂言：

    “这样做居士究竟不彻底。索性做了和尚，倒爽快！”

    我这话原是愤激之谈，因为心里难过得熬不住了，不觉脱口而出。说出以后，自己也就后悔。他却仍是笑颜对我，毫不介意。

    暑假到了，他把一切书籍字画衣服等等分赠朋友学生及校工们——我所得到的是他历年所写的字，他所有折扇及金表等——他自己带到虎跑寺去的，只是些布衣及几件日常用品。我送他出校门，他不许再送了，约期后会，黯然而别。暑假后，我就想去看他，忽然我父亲病了，到半个月以后才到虎跑寺去。相见时我吃了一惊，他已剃去短须，头皮光光，著起海青，赫然是个和尚了！他笑说：

    “昨天受剃度的。日子很好，恰巧是大势至菩萨生日。”

    “不是说暂时做居士，在这里住住修行，不出家的吗？”我问。

    “这也是你的意思，你说索性做了和尚……”

    我无话可说，心中真是感慨万分。他问过我父亲的病况，留我小坐，说要写一幅字，叫我带回去，作他出家的纪念。他回进房去写字，半小时后才出来，写的是《楞严大势至念佛圆通章》，且加跋语，详记当时因缘，末有“愿他年同生安养共圆种智”的话。临别时我和他作约，尽力护法，吃素一年。他含笑点头，念一句“阿弥陀佛”。

    自从他出家以后，我已不敢再谤毁佛法，可是对于佛法见闻不多，对于他的出家，最初总由俗人的见地，感到一种责任：以为如果我不苦留他在杭州，如果我不提出断食的话头，也许不会有虎跑寺马先生彭先生等因缘，他不会出家。如果最后我不因惜别而发狂言，他即使要出家，也许不会那么快速。我一向为这责任之感所苦，尤其在见到他作苦修行或听到他有疾病的时候。近几年以来，我因他的督励，也常亲近佛典，略识因缘之不可思议，知道像他那样的人，是于过去无量数劫种了善根的。他的出家，他的弘法度生，都是夙愿使然，而且都是稀有的福德，正应代他欢喜，代众生欢喜。觉得以前的对他不安，对他负责任，不但是自寻烦恼，而且是一种僭妄了。

    怀晚晴老人

    壁间挂着一张和尚的照片，这是弘一法师。自从“八一三”前夕，全家六七口从上海华界迁避租界以来，老是挤居在一间客堂里，除了随身带出的一点衣被以外，什么都没有，家具尚是向朋友家借凑来的，装饰品当然谈不到，真可谓家徒四壁，挂这张照片也还是过了好几个月以后的事。

    弘一法师的照片我曾有好几张，迁避时都未曾带出。现在挂着的一张，是他去年从青岛回厦门，路过上海时请他重拍的。

    他去年春间从厦门往青岛湛山寺讲律，原约中秋后返厦门。“八一三”以后不多久，我接到他的信，说要回上海来再到厦门去。那时上海正是炮火喧天，炸弹如雨，青岛还很平静。我劝他暂住青岛，并报告他我个人损失和困顿的情形。他来信似乎非回厦门不可，叫我不必替他过虑。且安慰我说：“湛山寺居僧近百人，每月食物至少需三百元。现在住持者不生忧虑，因依佛法自有灵感，不致绝粮也。”

    在大场陷落的前几天，他果然到上海来了。从新北门某寓馆打电话到开明书店找我。我不在店，雪邨先生代我先去看他。据说，他向章先生详问我的一切，逃难的情形，儿女的情形，事业和财产的情形，什么都问到。章先生逐项报告他，他听到一项就念一句佛。我赶去看他已在夜间，他却没有详细问什么。几年不见，彼此都觉得老了。他见我有愁苦的神情，笑对我说道：“世间一切，本来都是假的，不可认真。前回我不是替你写过一幅金刚经的四句偈了吗？‘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现在正可觉悟这真理了。”

    他说三天后有船开厦门，在上海可住二日。第二天又去看他。那旅馆是一面靠近民国路一面靠近外滩的，日本飞机正狂炸浦东和南市一带，在房间里坐着，每几分钟就要受震惊一次。我有些挡不住，他却镇静如常，只微动着嘴唇。这一定又在念佛了。和几位朋友拉他同到觉林蔬食处午餐，以后要求他到附近照相馆留一摄影——就是这张相片。

    他回到厦门以后，依旧忙于讲经说法。厦门失陷时，我们很记念他，后来知道他已早到了漳州了。来信说：“近来在漳州城区弘扬佛法，十分顺利。当此国难之时，人多发心归信佛法也。”今年夏间，我丢了一个孙儿，他知道了，写信来劝我念佛。秋间，老友经子渊先生病笃了，他也写信来叫我转交，劝他念佛。因为战时邮件缓慢，这信到时，子渊先生已逝去，不及见了。

    厦门陷落后，丰子恺君从桂林来信，说想迎接他到桂林去。我当时就猜测他不会答应的。果然，子恺前几天来信说，他不愿到桂林去。据子恺来信，他复子恺的信说：“朽人年来老态日增，不久即往生极乐。故于今春在泉州及惠安尽力宏法，近在漳州亦尔。犹如夕阳，殷红绚彩，随即西沉。吾生亦尔，世寿将尽，聊作最后之记念耳。……缘是不克他往，谨谢厚谊。”这几句话非常积极雄壮，毫没有感伤气。

    他自题白马湖的庵居叫“晚晴山房”，有时也自称晚晴老人。据他和我说，他从儿时就欢喜唐人“人间爱晚晴”（李义山句）的诗句，所以有此称号。“犹如夕阳，殷红绚彩，随即西沉”这几句话，恰好就是晚晴二字的注脚，可以道出他的心事的。

    他今年五十九岁，再过几天就六十岁了。去年在上海离别时，曾对我说：“后年我六十岁，如果有缘，当重来江浙，顺便到白马湖晚晴山房去小住一回，且看吧。”他的话原是毫不执著的。凡事随缘，要看“缘”的有无，但我总希望有这个“缘”。

    弘一大师的遗书

    丏尊居士文席朽人已于九月初四日迁化曾赋二偈附录于后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

    问余何适廓尔亡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谨达不宜亲启

    前所记月日系依农历    又白

    十月三十一日星期六上午，依例到开明书店去办事。才坐下，管庶务的余先生笑嘻嘻地交给我一封信，说“弘一法师又有挂号信来了”。师与开明书店向有缘，他给我的信，差不多封封同人公看。遇到有结缘的字寄来，最先得到的也就是开明同人。所以他有信给我，不但我欢喜，大家也欢喜的。

    信是相当厚的一封，正信以外还有附件。我抽出一纸来看，读到“朽人已于九月初四日迁化”云云，为之大惊大怪。惊的是噩耗来得突然，本星期一曾接到过他阳历十月一日发的信，告诉我双十节后要闭关著作，不能通信，且附了“佛号”和去秋九月所摄的照片来，好好地怎么就会“迁化”。怪的是“迁化”的消息怎么会由“迁化”者自己报道。既而我又自己解释，他的圆寂谣言在报上差不多每年有一次的，“海外东坡”在他是寻常之事。这次也许因为要闭关，怕有人再去扰他，所以自报“迁化”的吧。信上“九”“初四”三字用红笔写，似乎不是他的亲笔，是另外一个人填上去的。算起来农历九月初四恰是双十节后三日，也许就在这日闭关吧。我捧着一张信纸呆了许久，竟忘了这封信中还有附件。

    大概同人见我脸色有异了。有人过来把信封中的附件抽出来看，大叫说“弘一法师圆寂了”，这才提醒了我，急急去看附件。见一张是大开元寺性常法师的信，说弘一老人已于九月初四日下午八时生西，遗书是由他代寄的。还有一张是剪下的泉州当地报纸，其中关于弘一法师的示疾临终经过有详细的长篇记载，连这封遗书也抄登上面。证据摆在眼前，无法再加否认。唉，方外挚友弘一法师真已迁化，这封信是来与我诀别的，真是遗书了，不禁万感交迸，为之泫然。

    据报上记载：师于旧历八月廿三日感到不适，连日写字，把人家托写的书件了讫，至廿七日已不进食物。廿八日下午还写遗嘱与妙莲法师，以临命终时的事相托，至九月一日上午还替黄居士写记念册二种，下午又写“悲欣交集”四字与妙莲法师，直到初二才不再执笔，算起来不写字的日子只有初三初四两天。这封遗书似乎是卧病以前早写好在那里的，笔势挺拔，偈语隽美，印章打得位置适当，一切决不像病中所能做到。前一封信是阳历十月一日发来的，和阴历对照起来，那日是八月廿二，恰好是他感到不适的前一天。信中所说，如“将于双十节后闭关”，“以后于尊处亦未能通信”，且特地把一张照片寄赠，谆谆嘱嗣后和诸善知识亲近，从现在看来，已俨然对我作了暗示了。预知时至，这两封信都可作为铁证，不过后一封是取着遗书的形式罢了。

    师的要在逝世时写遗书给我，是十多年前早有成约的。当白马湖山房落成之初，他独自住在其中，一切由我招呼。有一天我和他戏谈，问他说：“万一你有不讳，临终咧，入龛咧，荼毗咧，我是全外行，怎么办？”他笑说：“我已写好了一封遗书在这里，到必要时会交给你。如果你在别地，我会嘱你家里发电报叫你回来。你看了遗书，一切照办就是了。”后来他离开白马湖云游四方，那封早已写好的遗书一定会带在身边，不知今犹在否。猜想起来，其内容当与这次妙莲法师所得到的差不多吧。同是遗书，我未曾得到那封，却得到了这样的一封，足见万事全是个缘。

    这封信不但在我个人是一个珍贵的纪念品，在佛教史上也是非常重要的文献，值得郑重保存的。

    本文方写好，友人某君以三十年二月澳门觉音社所出《弘一法师六十纪念专刊》见示，在李芳远先生所作送别晚晴老人一文中，有这样一段：“去秋赠余偈云，‘问余何适，廓尔亡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下署晚晴老人遗偈”。如此则遗书中第二偈是师早已撰就，预备用以作谢世之辞的了。又记。

    悼一个自杀的中学生

    近有一个朋友从八月五日的北平《民言报》上剪了这条记事给我们，问我们对于这严重的事实有什么意见可说的没有？

    昨日下午五时余，阜城门外桥护城河内突然发现男尸一具漂浮于水面。比经该管西郊警察署闻讯，即派夫役打捞上岸，检视该男尸身穿灰黄色茧西服，黑皮鞋，平顶草帽，年约二十余岁。复由其身上搜出名片多张，上印石惠福，住清华园蓝旗营房村一百三十二号等字样。该警署以石惠福必系死者之名，遂即派警传唤其家属。迨至翌日清晨，地方法院派检察官聂秉哲，书记官黄鹤章，检验吏张庚堃，率领司法巡警前来相验时，突有一年老人偕一少妇，手持书信一封，哭泣而来，当即向死者抚尸痛哭。经检察官讯问，其名唤石印秀，年六十二岁，此同来少妇系伊儿媳，死者系伊长子。彼昨日声言赴外四区署投考巡警，乃不期彼投河自杀，本日接其邮寄来函，竟系绝命书一封。伊全家正在惊愕之际，适巡警传唤，始知其在该处投河自尽等语，并持书信呈验，复又抚尸痛哭不已。比经检验吏相验毕，遂准其尸亲备棺装殓抬埋。惟已死者之绝命书中，述其系一中学毕业生，因谋事未遂，其父令伊投考巡警，彼乃愤而自杀，情词极为凄惨。

    兹觅得录志于左：“亲爱仁慈的老父：中学毕了业，上大学念不起书，找一个小事做，挣钱养家，这些话不是你老人家说的吗，现在怎么样呢？虽然毕了业，没有好亲戚援引，阔同乡帮助，就是一名书记也找不到。念书为的做事，挣钱养家，现在不能挣钱，不能养家，这岂不愧死人吗？当巡警也是职业之一，看哪，北平人穷了不是拉洋车，就是当巡警。但是我决不愿意去考巡警。违背父命是不孝，不孝之人，应当排除社会之外，所以我自杀以赎不孝之罪。这封信到了我们家中时候，我已在那碧波荡漾中麻醉了。儿福绝笔。”

    在大众没有出路的现今，自杀已成为普通的出路了，全国不知道，上海每日报纸上差不多没有一日无人自杀，而且大概都是青年。社会人士每读了悲惨的遗书和可以令人酸鼻的记事，不曾表示什么，除了没有眼泪的法官写几个“验得某人委系自杀身死遗尸着家属具领棺殓”大字以外，并不闻政府有什么意见。

    自来普通青年的自杀，其原因或由于失恋，或由于思想上的烦闷，或由于放逸的结果。自杀尚是可悲的事，他们的自杀在旁人看来，常觉其中多少夹杂着享乐和好奇的分子，因之感动也常不能强烈。石惠福君是因中学毕业无职可就而自杀的，是一个严重的中学生出路问题。石君已矣！继石君而自杀的不但难保没有，而且恐怕一定要有。我们对于这深刻的中学生的苦闷现象将怎样正视啊！关于中学生的出路，本志曾悬赏征文，在第六号发表过许多答案了。其实，中学生的出路成为问题，是我国特有的现象。现今全世界差不多没有一国不碰到失业的致命的灾难，然其所谓失业者，都是曾经有业过的工人商人，或是大学专门学校的新毕业生，至少也是中等职业学校出身的人。他们都已具有职业的素养而竟无出路，故称为失业。至于无力升学的普通的中学毕业生，虽无职业，亦并不列在失业者之内的。普通中学教育所授的只是一种生活能力的坯材，不是某种生活方面的特殊定形的技能。普通中学的毕业生只是一个身心能力较已发达了的人，并不是有素养的工人商人或其他的职业者。他们能升学的须由此再进求职业的知识，无力升学的也当就性之所近，力所能及，觅得一种事做，从事于实际的职业的陶冶。用比喻来说，既成的职业者和职业方向已决定了的专门大学的毕业生是器物，而中学毕业生尚是造器物的原料，器物因有一定的用途，销路有好有坏，至于原料，用途不如器物的有一定限制，销路应较器物自由。故就一般情形而论，中学生的出路问题，照理不如一般失业问题的紧迫。如果中学生的出路要成问题，那末高小毕业生的出路也要成问题，甚而至于初小毕业生的出路也都要成问题。那就成为全体国民的出路问题，不是中学生的出路问题了。

    说虽如此，却不能适用于中国。中国的中学生确有出路问题，而且问题的严重性不下于一般的失业问题。石惠福君的自杀就是证明。石惠福君的自杀人已知道，此外不知道的恐怕还有，将来也许陆续会有这种不幸发生。至于一时虽不自杀，而用了潦倒颓废的手段慢性地在那里自杀的青年，其数更不堪设想哩。

    中学生的出路何以在中国成为问题，而且如此严重，其原因当然很多。世界的、国际的及社会的、政治的原因，现在不提，且就中学教育及学生本身加以考察。

    先就中学教育说：

    中国的教育制度是模仿别国的，可是模仿来的只是一个形式，内容却仍是“之乎者也”（现在改作“的了吗呢”）式的科举式的老斯文。在中国求学叫做读书，不论其学艺术、学医药、学工业，甚至于学体操，都叫做读书。普通的中学无工场，无农场，即使有了农场与工场，也不劳动，只是当作一种教师时间的切卖所而已。除了几张挂图几架简单的理化仪器以外，彻头彻尾是书本（而且只是教科书）的教育。先生拿了书上堂下堂，学生拿了书上班退班。腰间系一条麻绳与小刀，带起有边的帽子，提着木棍，就是童子军；挂幅中山像，每周月曜向他鞠三个躬，静默三分钟，就是党化教育；各处通路钉几块“大同路”“平等路”“三民路”的牌子，就是公民教育。十月十日白相一天，每次下课休息十分钟，先生口口声声“诸位同学”，校工口口声声“少爷小姐”，三年毕业，文凭一张，如要升入高中，再这样地来三年。这是普通中学教育的实况。中学校的墙壁上或廊柱上虽明明用了隶书或是魏碑写着“打破封建制度”的标语，其实中学校本身就是封建制度的化身，而且还是封建思想的养成所。试问这成千成万的“诸位同学”和“少爷小姐”走出校门，除了有老米饭可吃，或是有钱升学的，叫他们到哪里去呢？当然是问题了。

    以上是就中等教育的精神说的。让我们再就了中学校的制度来看：中国在中学制度上曾行过双轨制，一方有纯粹的中学校，一方别有甲种实业学校。自学制改革以后，取消双轨制，于纯粹的中学校中附带各种职业科。可是改革以来，高中于文理二科以外，除了设备不必大花钱的师范科商科等外，不闻附有别种门类的职业科。今则且并正统的文理二科亦许不设，得改为混沌的普通科了。至于初中的职业预施，更无所闻。

    学校原该使各阶段可以独立。中国的学制从系统图上看去，似乎也可以言之成理，划分自由。可是这张系统表却是一张不能兑现的支票，实际是高小为初中的预备，初中为高中的预备，高中为大学的预备（大学呢，又是出洋的预备）而已。下级各为上级的预备，在下级终止的就做了牺牲，这牺牲以中学一段为最惨酷。因为就时期说，中学时代是青年期与成年期的交点，一遭蹉跎，有关于其终身。就经济状况说，中学生兼有富者、小康者与微寒者三种等级，富者且不提，小康者与微寒者是大都无力升学与出洋的。不及成器，半途而废，结果也是毕生受害。

    就实际情形看来，中国的中学校本身已在暴露着空虚与破绽，已在自己种毒的途上了。它一壁无目的地养成了许多封建式的“诸位同学”与“少爷小姐”，一壁除了升学以外不预计及他们的去路。这种教育真值得诅咒。老实说吧，中学校自己已在那里自杀了，中学校毕业生石君的自杀，可以认作中学校自杀的朕兆。

    再说学生。

    从理论上说来，学生思想行为的如何，能力的优劣，大半该由教育者或学校负责的。这话的确度在实际上也许要打折扣，尤其不能适用于中国。中国的教育界内容既空虚，而且变动极多。我所居的附近有一个中学校，成立不过七八年，在我所知道的中学校中比较要算变动很少的，可是也每年总有大部分的教职员更动。那里一路植有杨柳，我于学期之末，眼见交往初熟的人带着行李走了，总要黯然地记起“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的词句来，同时感到现今教育界的不安定。觉得在这样传舍似的教育界，即使有热心肯对学生负责的教育者，责任也无从负起。一个学生从入学起至毕业止，难得有始终戴一个人为校长，一门功课由一个教师授完的。据一个从济南来的朋友说，山东于最近半个月内更换了三个教育厅长，真是“五日京兆”了。我想教育厅长如此，那么校长与教员的变动的剧烈，恐怕要如洗牌时的麻雀牌了吧。

    话不觉说得太絮烦了，但我的意思只在借此一端说明中国教育界的不能负教育的责任而已。除了不安定以外，中国的教育界缺点当然还多，这里不备举。在这种不能负责任的教育的环境之下，学生自身如不自己觉醒，真是危险之至。自己教育在教育上原是很重要的事，而在中国的学生更加重要。

    第一要紧的是时代与地位的自觉。关于此，我在本志的创刊号曾一度论及。现在学校的环境里，很有许多可以贻害青年的东西，足使青年堕入五里雾中，受其迷醉。现在的学校差不多谈不到身心的锻炼，全体充满着虚伪的空气：明明是初步的学习，却彼此号称“研究”；明明是胡闹，却称曰“浪漫”；饭厅有风潮了，总是厨“役”不好；工人名曰：“校役”；什么“诸君是将来的中坚分子”咧，“努力革命事业”咧，“读书可以救国”咧，诸如此类的迷药，尽力地向青年灌注。试问，青年住在这幻想的蜃楼里，一旦走出校门，其幻灭将怎样啊。石惠福君的宁自杀不当巡警，实是千该万该。因为巡警不是“中坚分子”，做巡警不好算“革命事业”，也不好算“救国”的。

    中学生在中学校里“研究”了三年或六年，大家都想作所谓“中坚分子”，都想做所谓“革命事业”，都要尽所谓“救国”的天职，于是本已困难万分的中学生的出路更增加其困难性，除了有“好亲戚援引，阔同乡帮助”的幸运儿以外，恐怕只有石惠福君所走的死路一条了。因为石惠福君的遗书里有关于他父亲的话，我顺便也在这里向作父母的人说几句话。

    使子女受教育原是父母的责任。可是现今理想社会还未实现，财产私有制度尚未废除，什么都要钱，教育费为数又大。当你未送子女入中学校以前，你须得摸摸你的荷包看，万一你觉得财力不够使你的子女于中学毕业后更升学，你就须把送子女入中学的事加以踌躇考虑。为你计，为你的子女计，与其虚荣地强思使门楣生色，也许还是不入中学，或不升高中，以高小或初中毕业的资格直接去谋相当的职业为是。

    培植子女，在普通的家庭看来是一种商业的投资。“念书为的做事，挣钱养家”，这不单是石惠福君父亲的话，恐怕是一般父母的话吧。这种素朴的投机的心理虽可鄙薄，也大足同情。但现在已不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时代了，教育的投机事业未必稳定。纵使有大大的本钱，把子女变成了学士或博士，也未必一定能挣钱养家。至于本钱微小的，一不留心，反足使子女半途而废，其害自更甚了。卢梭以为富人之子应受教育，至于穷人之子不必受教育，可由环境去收得教育。故他在《爱弥尔》里所处理的理想的孩子就是一个富者之子。这原是一种偏激之说，但在现代经济制度之下，特别在现在中国的教育情形之下，是值得一顾的话。中学生毕业后无力升学，穷于出路，这也许大半是父母当时茫茫然使子女入中学之故，做父母的应同负责任。中国的中学校的各阶段不能独立，名为可附带各种职业科，而其实只是空言。在这状态未改正以前，我敢奉劝中流以下的家庭父母勿轻率地送子女入中学校。

    以上是我因闻石惠福君之自杀而感到的种种。我和石君未曾相识，不知其家庭如何，境况如何，精神上有无疾病，曾从哪一个中学校毕业，是初中抑是高中，只是凭了友人所寄来新闻记载，当作一个抽象的中学生问题加以考察而已。话虽已说得不少，在读者眼中也许只是照例的旁观论调，等于我在开端所说的“验得某人委系自杀身死……”的法官口吻，亦未可知。但我自信并不如此。

    还有，我所说的只是消极的指摘，别无积极的改进方案。这也许会使读者不满。积极的改进方案原该想的，可是我非其人。教育部，各省教育厅，都设有管领中等教育的官吏，想来都在考案着，请读者拭目以待吧。

    论单方面的自由离婚

    这两年来，自由离婚的呼声很响，别的不必说，在我知友之中也常有关于这切身问题的商量，并且有的已由商量而进于实行了。无论结合的方式怎样，已经结合了的夫妇，至于非离不可，这其间当然有不能忍耐的苦楚。我们对于知友们的附骨的苦楚，当然同情，但究不能不认离婚是一种悲剧，特别于男子离女子时，在现制度中，觉得是一种沉痛阴郁的悲剧。

    我们即抛了现制度不管，单就自然状态说，觉得即使在圆满的婚姻中，婚姻一事在女子已是有损害的。娠妊，分娩，乳育，哪一件不是女子特有的枷锁？“自然”给与女子的枷锁，我们原无法替女子解除净尽，但人为地使女子受枷锁的事，我们如可避免，当然是应该避免的。女子在自然状态中，在现制度中，都是弱者。欺侮惯女子的男子，要牺牲一女子来逞他的所谓“自由”，原算不得什么。不过，人应不应牺牲了他人去主张自己的自由，究是一个疑问。

    在某一意义上，旧家庭中的儿子打老子，可以说是好事，因为足以促进家庭的改良；暴兵杀平民，可以说是好事，因为足以彰兵的罪恶。依了这理由，有人说，男子可以自由离弃女子，女子愈苦痛，愈可以促婚姻制度的改善。但这话只有掌握进化大权的“自然”或者配说，人们恐无此僭越权吧！我们立在喜马拉耶山顶上去什么都可以说得，都可以提创得，一到了人间，立在受损害者的地位，就觉得不能无所顾虑了！

    夫不爱妻，或积极地与妻诟谇，或消极地把妻冷遇，结果给与生活费若干，离妻别娶（其中也有一种聪明人，专用冷遇的手段，使妻一方面来提出愿离的），这大概是一般中流以上的男子离弃女子的普通过程吧。这种离婚的方式一向就有，现在居然加了“自由”两个形容字了！据我所知，近来男女订婚时，女子很多要求男子支给学费的。离婚的时候，在现制度中，女子势又不能不要求男子支给生活费。结婚脱不出买卖，离婚也脱不出买卖，买卖式的离婚有什么自由可说呢？

    我们自信不至于顽固到反对自由离婚，但不能承认买卖离婚是自由离婚，尤不敢承认男子牺牲女子去逞他的所谓“自由”是应该的事。我们以为：非到了女子再嫁不被社会鄙笑的时候，后母后父不歧视前夫或前妻之子女的时候，女子不赖男子生活的时候，自由离婚是无法实现的。即使能实现，也不过是几个有特别境遇的男女们罢了。我们以自由离婚作为解决夫妻间种种纠葛的目标，努力来创造这新的时代吧。不算旧账，忍了苦痛，创造新的环境，使后人不至再受这苦，这是过渡时代人们所应该做的事。

    那么，将何以救拯现在夫妇间的苦痛呢？这正难言。但是，夫妇的爱即不存在，只要对于人类还有少许的爱的人们，总不至于有十分惨酷的行为吧！理想原和事实不同，我们的理想虽如此，不能使世间的事实不如彼。不，正唯其世间的事实如彼，所以我们才有如此的理想。我们虽不能立即使事实符合理想，但总期望事实与理想渐相接近。同一买卖式的强迫离婚中，程度固有高低，同一牺牲对手，手段也有凶辣和忠厚的不同。能少使对手者受苦，是我们所祈祷的。能男女大家原谅弱点，把有缺陷的夫妇关系修补完好，尤是我们所祈祷的。

    现世去理想尚很辽远。如果有不顾女子的苦痛离弃女子的，我们也只认为这是世间的事实，不加深责。但要申明一事，这不是我们所理想的自由离婚。

    “无奈”

    在现制度之下，教师生活真不是一件有趣味的事。同业某友近撰了一副联句，叫做：命苦不如趁早死，家贫无奈作先生。愤激滑稽，令人同感。我所特别感得兴味的是“无奈”二字，“无奈”是除此以外无别法的意思，这可有客观的主观的两样说法。造物要使我们死，我们无法逃避死神的降临，这是主观的“无奈”。惯吃黄酒的人遇到没有黄酒的时候只好用白酒解瘾，这是客观的“无奈”；本来就喜欢吃白酒的人，非白酒不吃，只能吃白酒，这是主观的“无奈”。

    基督的上十字架出于“无奈”，释迦的弃国出家也出于“无奈”，耐丁格尔“无奈”去亲往战场救护伤兵，列宁“无奈”而主张革命。啊！“无奈”——“主观的无奈”的伟大啊！

    “家贫”是“无奈”，“做先生”是“无奈”，都不足悲哀，所苦的只是这“无奈”的性质是客观的而不是主观的。我们的烦闷不自由在此，我们的藐小无价值也在此。横竖“无奈”了，与其畏缩烦闷的过日，何妨堂堂正正的奋斗。用了“死罪犯人打仗”的态度，在绝望之中杀出一条希望的血路来！“烦恼即菩提”，把“无奈”从客观的改为主观的。所差只是心机一转而已。这是我近来的感怀，质之某友，以为何如？

    彻底

    物质主义与精神主义是绝对不能两立的两种主义，其实两者之中只要彻底一种，就能通彻到别一种。所苦者只是模棱两可，两方都不彻底。

    中国社会上的人事大都犯了这两方都不彻底的毛病。亲友之中，甲有事劳乙出力，在理当然甲应赠乙以报酬。但甲不敢赤裸裸赠送金钱，即送了，乙也不肯老老实实的收受，好像是取精神主义的。其实，乙不能无物质的计较，甲也不敢坦然忘怀，结果甲假托了别的名义，打算又打算，酌量数额改了面目送物品与乙，乙也受之无愧。这就是所谓彼此心照的办法。普通庆吊，即使馈送金钱，也必用封套把金钱装潢，上加什么“菲仪”的避雷针（有了这就可不论数目之多少）的签条。甲这样去，将来乙也这样来，彼此把金钱数目牢牢的记在仪簿，一查便知，丝毫也不会有多少。真是精神物质兼顾，寓精神于物质之中的好方法。可是人趣却因而全失了。

    最令人不快的是教育界的情形，也与这同一鼻孔出气。近来学店式的学校到处林立，有人以为学校渐趋商业化了，深为叹惋。我以为学校不患其商业化，只患其商业化的不彻底。学生出学费向学校买求知识，学校果真有价值相当的知识作商品卖给学生，学生对于学校至少可没有恶感。并且像老顾主和相识的店铺有感情一样，学生爱校之情自必油然而生了。这就是由物质主义彻底而达到精神主义。反之，把精神主义彻底亦可达到物质主义。因为学校如果真有教好学生的热诚，一切自然认真，学生以及社会也自然能以物质的扶助学校，白吃不会钞，断不是人情。

    再就教师说，现在的教师原已成了一种普通职业，不像以前有和“天地君亲”并列的神圣的威严了。但真能有和报酬相当或以上的热心与知力提供于学校或学生的教师，必仍能得学校的信任，受学生的敬爱，否则一味假借师道之尊，想以地位自豪，总是羊质虎皮，学校方面且不论（因为教师有时就代表学校），在学生眼里是不堪的。假教化之名，行商业之实，藉师道之尊，掩自身之短，这和金钱封套上的“菲仪”签条一样，同是个避雷针。学生对学校或教师的风潮无不发端于此。

    向精神主义走固好，向物质主义走也好，彻底走去，无论向那条路都可以到得彼岸。否则总是个进退维谷的局面。

    闻歌有感

    “一来忙，开出窗门亮汪汪；二来忙，梳头洗面落厨房；三来忙，年老公婆送茶汤；四来忙，打扮孩儿进书房；五来忙，丈夫出门要衣裳；六来忙，女儿出嫁要嫁妆；七来忙，讨个媳妇成成双；八来忙，外孙剃头要衣装；九来忙，捻了数珠进庵堂；十来忙，一双空手见阎王。”

    十一岁的阿吉和六岁的阿满又在唱这俗谣了。阿满有时弄错了顺序，阿吉给伊订正。妻坐在旁边也陪着伊们唱。一壁拍着阿满，诱伊睡熟。

    这俗谣是我近来在伊们口上时常听到的，每次听到，每次惆怅，特别在那夏夜的月下，我的惆怅更甚。据说，把这俗谣输入到我家来的，是前年一个老寡妇的女佣。那女佣的从何处听来，是不得而知了。

    几年前，我读了莫泊桑的《一生》，在女主人公的一生的经过，感到不可言说的女性的世界苦。好好的一个女子，从嫁人，生子，一步一步地陷入到“死”的口里去。因了时势和国土，其内容也许有若干的不同，但总逃不出那自然替伊们预先设好了平板的铸型一步。怪不得贾宝玉在姊妹嫁人的时候要哭了！

    《一生》现在早已不读，并且连书也已散失不在手头了，可是那女性的世界苦的印象，仍深深地潜存在我心里，每于见到将结婚或是结婚了的女子，将有儿女或是已有儿女的女子，总不觉要部分地复活。特别地每次听到这俗谣的时候，竟要全体复活起来，这俗谣竟是中国女性的“一生”！是中国女性“一生”的铸型！

    我的祖母，我的母亲，已和一般女性一样都规规矩矩地忙了一生，经过了这些平板的阶段，陷到死的口里去了！我的妹子，只忙了前几段，以二十七岁的年纪，从第五段一直跳过到第十段，见阎王去了！我的妻正在一段一段地向这方向走着！再过几年，眼见得现在唱这歌的阿吉和阿满也要钻入这铸型去！

    记得，有一次，我那气概不可一世的从妹对我大发挥其毕生志愿时，我冷笑了说：“别做梦罢！你们反正是要替孩子抹尿屎的！”

    从妹那时对于我的愤怒，至今还记得。后来伊结婚了，再后来，伊生子了，眼见伊一步一步地踏上这阶段去！什么“经济独立”，“出洋求学”等等，在现在的伊，也已如春梦浮云，一过便无痕迹。我每见了伊那种憔悴的面容，及管家婆的像煞有介事的神情，几乎要忍不住下泪，可是伊却反不觉什么。原来“家”的铁笼，已把伊的野性驯伏了！

    易卜生在《海得加勃勒》中，借了海得的身子，曾表示过反对这桎梏的精神。苏特曼在故乡中也曾借了玛格娜的一生，描写过不甘被这铁笼所牢缚的野性。无论世间难得有这许多的海得、玛格娜样的新妇女，即使个个都是，结果只是造成了第三性的女子，在社会看来也是一种悲剧。国内近来已有了不少不甘为人妻的“老密斯”，和不愿为人母的新式夫人。女性的第三性化，似已在中国的上流社会流行开始了！如果给托尔斯泰或爱伦凯女史见了，不知将怎样叹息啊！

    贤妻良母主义虽为世间一部分所诟病，但女性是免不掉为妻与为母的。说女性于为妻与为母以外还有为人的事则可以，说女性既为了人就无须为妻为母，决不成话。既须为妻为母，就有贤与良的理想的要求，所不同的只是贤与良的内容解释罢了。可是无论把贤与良的内容怎样解释，总免不掉是一个重大的牺牲，逃不出一个“忙”字！自然所加给女性的担负，真是严酷，《创世纪》中上帝对于第一对男女亚当、夏娃的罚，似乎待女性的比待男性的苛了许多。难道真是因为女性先受了蛇的诱惑的缘故吗？抑是女性真由男性的肋骨造成，根本上地位价值不及男性？

    中馈，缝纫，奉夫，哺乳，教养……忙煞了不知多少的女性。在个人自觉不发达的旧式女性，一向沉没在自然的盲目的性意识里，千辛万苦，大半于无意识中经过着，比较地不成问题。所最成问题的是个人自觉已经发展的新女性。个人主义已在新女性的心里占着势力了，而性的生活及其结果，在性质上与个人主义却绝对矛盾。这性与个人主义的冲突，就是构成女性世界苦的本质。故愈是个人自觉发达的新女性，其在运命上所感到的苦痛也应愈强。国内现状沉滞麻木如此，离所谓“儿童公育”，“母性拥护”等种种梦想的设施，还是很远很远，无论在口上笔上说得如何好听，女性在事实上还逃不掉家庭的牢狱。今后觉醒的女性，在这条满是铁蒺藜的长路上，将怎样去挣扎啊！

    叫新女性把个人的自觉抑没了，来学那旧式女性的盲目的生活，减却自己苦痛吗？社会上大部分的人们，也许都在这样想。什么“女子教育应以实用为主”，什么“新式女子不及旧式女子的能操家政”等种种的呼声，都是这思想的表示。但我们断不能赞成此说，旧式女性因少个人的自觉，千辛万苦，都于无意识中经过，所感到的苦痛，不及新女性的强烈，这种生活，自然是自然的，可是与普通的生物界有何两样！如果旧式女性的生活可以赞美，那末动物的生活该更可赞美了。况且旧式女性也未始不感到苦痛，这俗谣中所谓“忙”，不都是以旧式女性为立场的吗？一切问题不在事实上，而在对于事实的解释上，女性的要为妻为母是事实，这事实所给予女性的特别麻烦，因了知识的进步及社会的改良，自然可除去若干，但断不能除去净尽。不，因了人类欲望的增加，也许还要在别方面增加现在所没有的麻烦。说将来的女性可以无苦地为妻为母，究是梦想。

    我不但不希望新女性把个人的自觉抑没，宁希望新女性把这才萌芽的个人的自觉发展强烈起来，认为妻为母是自己的事，把家庭的经营，儿女的养育，当作实现自己的材料，一洗从来被动的屈辱的态度。为母固然是神圣的职务，为妻是为母的预备，也是神圣的职务，为母为妻的麻烦，不是奴隶的劳动，乃是自己实现的手段，应该自己觉得光荣、优越的。

    “我有男子所不能做的养小孩的本领！”

    这是斯德林堡某作中女主人公反抗丈夫时所说的话。斯德林堡一般被称为女性憎恶者，但这句话却足以为女性吐气的，我们的新女性，应有这自觉的优越感才好。苦乐不一定在外部的环境，自己内部的态度常占着大部分的势力。有花草癖的富翁，不但不以晨夕浇灌为苦，反以为乐，而在园丁却是苦役。这分别全由于自己的与非自己的上面，如果新女性不彻底自觉，认为妻为母都不是为己，是替男子作嫁，那末即使社会改进到如何的地步，女性面前也只有苦，永无可乐的了。

    心机一转，一切就会变样。《海上夫人》中爱丽妲因丈夫梵格尔许伊自决去留，说“这样一来，一切事都变了样了！”就一变了从前的态度，留在梵格尔家里，死心塌地做后妻，做继母。这段例话，通常认为自由恋爱的好结果，我却要引了作为心机一转的例。梵格尔在这以前，并非不爱爱丽妲，可是为妻为母的事，在爱丽妲的心里，总是非常黯淡。后来一转念间，就“一切都变了样了”！所谓“烦恼即菩提”，并不定是宗教上的玄谈啊！

    妇女解放的声浪，在国内响了好几年了。但大半都是由男子主唱，且大半只是对于外部的制度上加以攻击。我以为真正妇女问题的解决，要靠妇女自己设法，好像劳动问题应由劳动者自己解决一样。而且单从外部的制度下攻击，不从妇女自己的态度上谋改变，总是不十分有效的。老实说：女性的敌，就在女性自身！如果女性真已觉得自己的地位并不劣于男性，且重要于男性，为妻，产儿，养育，是神圣光荣的事务，不是奴隶的役使，自然会向国家社会要求承认自己的地位、价值，一切问题，应早经不成问题了的。唯其女性无自觉，把自己神圣的奉仕，认作屈辱的奴隶的勾当，才致陷入现在的堕落的地位。

    有人说，女性现在的堕落，是男性多年来所驯致的。这话当然也不能反对。但我以为无论男性如何强暴，女性真自觉了，也就无法抗衡。但看娜拉啊！真有娜拉的自觉和决心，无论谁做了哈尔茂，亦无可奈何。娜拉的在以前未能脱除傀儡衣装，并不是由于哈尔茂的压迫，乃是娜拉自身还缺少自觉和决心的缘故。“小松鼠”“小鸟儿”等玩弄的称呼，在某一意义上，可以说是娜拉所甘心乐受，自己要求哈尔茂叫伊的啊！

    正在为妻为母和将为妻为母的女性啊！你们正“忙”着，或者快要“忙”了。你们在现在及较近的未来，要想不“忙”，是不可能的。你们既“忙”了，不要再因“忙”反屈辱了自己，要在这“忙”里发挥自己，实现自己，显出自己的优越，使国家社会及你们对手的男性，在这“忙”里认识你们的价值，承认你们的地位！

    对了米莱的《晚钟》

    米莱的《晚钟》在西洋名画中是我所最爱好的一幅，十余年来常把它悬在座右，独坐时偶一举目，辄为神往，虽然所悬的只是复制的印刷品。

    苍茫暮色中，田野尽处隐隐地耸着教会的钟楼，男女二人拱手俯首作祈祷状，面前摆着盛了薯的篮笼、锄铲及载着谷物袋的羊角车。令人想象到农家夫妇田作已完，随着教会的钟声正在晚祷了预备回去的光景。

    我对于米莱的艰苦卓绝的人格与高妙的技巧，不消说原是崇拜的；他的作品多农民题材，画面成戏剧的表现，尤其使我佩服。同是他的名作如《拾落穗》，如《第一步》，如《种葡萄者》等等，我虽也觉得好，不知什么缘故总不及《晚钟》能吸引我，使我神往。

    我常自己剖析我所以酷爱这画，这画所以能吸引我的理由，至最近才得了一个解释。

    画的鉴赏法原有种种阶段，高明的看布局调子笔法等等，俗人却往往执著于题材。譬如在中国画里，俗人所要的是题着“华封三祝”的竹子，或是题着“富贵图”的牡丹，而竹子与牡丹的画得好与不好是不管的。内行人却就画论画，不计其内容是什么，竹子也好，芦苇也好，牡丹也好，秋海棠也好，只从笔法神韵等去讲究，去鉴赏。米莱的《晚钟》在笔法上当然是无可批评了的。例如画地是一件至难的事，这作品中的地的平远，是近代画中的典型，凡是能看画的都知道的。这作品的技巧可从各方面说，如布局色彩等等，但我之所以酷爱这作品却不仅在技巧上，倒还是在其题材上。用题材来观画虽是俗人之事，我在这里却愿作俗人而不辞。

    米莱把这画名曰《晚钟》，那么题材不消说是有关于信仰了，所画的是耕作的男女，就暗示着劳动；又，这一对男女一望而知为协同的夫妇，故并暗示着恋爱。信仰，劳动，恋爱，米莱把这人间生活的三要素在这作品中用了演剧的舞台面式展示着。我以为，我敢自承，我所以酷爱这画的理由在此。这三种要素的调和融合，是人生的理想。我的每次对了这画神往者，并非在憧憬于画，只是在憧憬于这理想。不是这画在吸引我，是这理想在吸引我。

    信仰，劳动，恋爱，这三者融和一致的生活才是我们的理想生活。信仰的对象是宗教。关于宗教原也有许多想说的话，可是宗教现在正在倒霉的当儿，有的主张以美学取而代之，有的主张直截了当地打倒。为避免麻烦计，姑且不去讲他，单就劳动与恋爱来谈谈吧。

    劳动与恋爱的一致，是一切男女的理想，是两性间一切问题的归趋。特别地在现在的女性，是解除一切纠纷的锁钥。

    “不劳动者不得食”，这虽是共产党的话，确是人间生活无可逃免的铁一般的准则，无论男女。女性地位的下降实由于生活不能独立，普通的结婚生活，在女性都含有屈辱性与依赖性。在现今，这屈辱与依赖与阶级的高下成为反比例。因为，下层阶级的妇女不像太太地可以安居坐食，结果除了做性交机器以外，虽然并不情愿，还须帮同丈夫操作，所以在家庭里的地位较上流或中流的妇女为高。我们到乡野去，随处都可见到合力操作的夫妇，而在都会街上除了在黎明和黄昏见到上工厂去的女工外，日中却触目但见着旗袍穿高跟皮鞋的太太们姨太太们或候补太太们与候补姨太太们！

    不消说，下层妇女的结婚在现今也和上流中流阶级的妇女一样，大概不由于恋爱，是由于强迫或买卖的。不，下层妇女的结婚其为强迫的或买卖的，比之上流中流社会更来得露骨。她们虽帮同丈夫在田野或家庭操作，未必就成米莱的画材。但我相信，如果她们一旦在恋爱上觉醒了，她们的营恋爱生活，要比上流中流的妇女容易得多，基础牢固得多，不管上流中流的女性识得字，能读恋爱论，能谈恋爱，能讲社交。

    但看娜拉吧，娜拉是近代妇女觉醒第一声的刺激，凡是新女子差不多都以娜拉自命。但我们试看未觉醒以前的娜拉是怎样的？她购买圣诞节的物品超过了预算，丈夫赫尔茂责她：

    “这样浪费是不行的！”

    “真真有限哩，不行？你不是立刻就可以有大收入了吗？”

    “那要新年才开始，现在还未哩！”

    “不要紧，到要时不是再可以借的吗？”“你真太不留意！如果今日借了一千法郎在圣诞节这几日中用尽了，到新年的第一日，屋顶跌下一块瓦来，落在我头上把我磕死了……”

    “不要说这吓死人的不祥语。”

    “喏，万一真有了这样的事，那时怎样？”

    赫尔茂这样诘问下去，娜拉也终于弄到悄然无言了。赫尔茂倒不忍起来，重新取出钱来讨她的好，于是娜拉也就在“我的小鸟”咧，“小栗鼠”咧的玩弄的爱呼声中，继续那平凡而安乐的家庭生活。这就是觉醒前的娜拉的正体。及觉醒了，离家出走了，剧也就此终结。娜拉出家以后的情形是值得我们思索的。于是，“娜拉仍回来吗？”终于成了有趣味的一个问题。鲁迅先生曾有过一篇《娜拉走后怎样》的文字。

    觉醒后的娜拉，我们不知道其生活怎样，至于觉醒以前的娜拉，我们在上流中流的家庭中，在都会的街路上都可见到的。现在的上流中流阶级本是消费的阶级，而上流中流阶级的女性，更是消费阶级中的消费者。她们喜虚荣，思享乐。她们未觉醒的，不消说正在做“小鸟”做“栗鼠”，觉醒的呢，也和觉醒后的娜拉一样，向哪里走还成为一个问题，还是一个费人猜度的谜。

    上流中流阶级的女性，物质的地位无论怎样优越，其人格的地位实远逊于下层阶级的女性，而其生活也实在惨淡。她们常被文学家摄入作品里作为文学的悲惨题材。《娜拉》不必说了，此外如莫泊桑的《一生》，如佛罗倍尔的《波华荔夫人》，如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那》等都是。莫泊桑在《一生》所描写的是一个因了愚蠢兽欲的丈夫虚度了一生的女性，佛罗倍尔的《波华荔夫人》与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那》，其女主人公都是因追逐不义的享乐的恋爱而陷入自杀的末路的。她们的自杀不是壮烈的为情而死的自杀，只是一种惭愧的忏悔的做不来人了的自杀。前者固不能恋爱，后二者的恋爱也不是有底力的光明可贵的恋爱，只是一种以官能的享乐为目的的奸通而已。而她们都是安居于生活无忧的境遇里的女性。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一对我所佩服的恋爱男女，就是司马相如与卓文君。我不佩服他们别的，佩服他们的能以贵族出身而开酒店，男的着犊鼻裙，女的当垆（虽然有人解释，他们的行为是想骗女家的钱）。我相信，男女要有这样刻苦的决心，然后可谈恋爱，特别地在女性。女性要在恋爱上有自由，有保障，非用劳动去换不可。未入恋爱未结婚的女性，因有了劳动能力，才可以排除种种生活上的荆棘，踏入恋爱的途程。已有了恋爱对手的女性，也因有了劳动的能力作现在或将来的保证。有了劳动自活的能力，然后对己可有真正恋爱不是卖淫的自信。

    我所谓劳动者，并非定要像《晚钟》中的耕作或文君的当垆，凡是有益于社会的工作，不论是劳心的劳力的都可以。家政育儿当然也在其内。在这里所当连带考察的就是妇女职业问题了。

    妇女的职业，其成为问题在机械工业勃兴家庭工业破坏以后。工业革命以来，下层阶级的农家妇女或可仍有工作，至于中流以上的妇女，除了从来的家庭杂务以外已无可做的工作。家庭杂务原是少不来的工作，尤其是育儿，在女性应该自诩的神圣的工作。可是家庭琐务是不生产的，因此在经济上，女性在两性间的正当的分业不被男性所承认，女性仅被认作男性的附赘物，女性亦不得不以附赘物自居，积久遂在精神上养成了依赖的习性，在境遇上落到屈辱的地位。

    要想从这种屈辱解放，近代思想家曾指出绝端相反的两条路：一是教女性直接去从事家事育儿以外的劳动，与男性作经济的对抗；一是教女性自信家事育儿的神圣，高唱母性，使男性及社会在经济以外承认女性的价值。主张前者的是纪尔曼夫人，主张后者的是托尔斯泰与爱伦凯。

    这两条绝端相反的道路，教女性走哪一条呢？真理往往在两极端之中，能调和两者而不使冲突，不消说是理想的了。近代职业有着破坏家庭的性质，无可讳言，但因了职业的种类与制度的改善，也未始不可补救于万一。妇女职业的范围应该从种种方向扩大，而关于妇女职业的制度，尤须大大地改善。职业的妨害母性，其故实由于职业不适于女性，并非女性不适于职业。现代的职业制度实在太坏，男性尚有许多地方不能忍受，何况女性呢？现今文明各国已有分娩前后若干周的休工的法令和日间幼儿依托所等的设施了，甚望能以此为起点，逐渐改善。

    在都市中，每遇清晨及黄昏见到成群提了食筐上工场去的职业妇女，我不禁要为之一蹙额，记起托尔斯泰的叹息过的话来。但见到那正午才梳洗下午出外叉麻雀的太太或姨太太们，见到那向恋人请求补助学费的女学生们，或是见到那被丈夫遗弃了就走投无路的妇人们，更觉得愤慨，转而暗暗地替职业妇女叫胜利，替职业妇女祝福了。

    体力劳动也好，心力劳动也好，家事劳动也好，在与母性无冲突的家外劳动也好，“不劳动者不得食”，原是男女应该共守的原则。我对于女性，敢再妄补一句：“不劳动者不得爱！”

    美国女作家阿利符修拉伊娜在其所著的书里有这样的一章：

    我曾见到一个睡着的女性，人生到了她的枕旁，两手各执着赠物。一手所执的是“爱”，一手所执的是“自由”，叫女性自择一种。她想了许多时候，选了“自由”。于是人生说：“很好，你选了‘自由’了。如果你说要取‘爱’，那我就把‘爱’给了你，立刻走开永久不来了。可是，你却选了‘自由’，所以我还要重来。到重来的时候，要把两种赠物一齐带给你哩！”我听见她在睡中笑。

    要爱，须先获得自由。女性在奴隶的境遇之中决无真爱可言。这原则原可从种种方面考察，不但物质的生活如此。女性要在物质的生活上脱去奴隶的境遇，获得自由，劳动实是唯一的手段。

    爱与劳动的一致融合，真是希望的。男女都应以此为理想，这里只侧重于女性罢了。我希望有这么一天：女性能物质地不作男性的奴隶，在两性的爱上，铲尽那寄食的不良分子，实现出男女协同的生产与文化。

    对了《晚钟》忽然联想到这种种。《晚钟》作于一八五九年，去今已快七十年了。近代劳动情形大异从前，米莱又是一个农民画家，编写当时乡村生活的，要叫现今男女都作《晚钟》的画中人，原是不能够的事。但当作爱与劳动融合一致的象征，是可以千古不朽的。

    原始的媒妁

    媒妁者叫做“月老”，这典故据说出于《续幽异录》所载唐韦因的故事。据那故事：月下老人执掌人间婚姻簿册，对于未来有夫妻缘分的男女，暗中给他们用红丝系在脚上。月下老人就是司男女婚姻的神。

    古今笔记中常见有“跳月”的记载，说野蛮民族每年择期作“跳月”之会，聚未婚男女在月下跳舞，彼此相悦，即为配偶。陆次云有一篇《跳月记》，述苗人跳月的情形非常详尽。

    把上面两段话联结了看来，月亮与男女的结合，似乎很有关系。男女的结合发生于夜，婚姻的“婚”字原作“昏”，就是夜的意思。说虽如此，黑夜究有种种不便，在照明装置还非常幼稚或竟缺如的原始社会，月亮就成了婚姻的媒介者。中国月下老人的传说，也许是唐以后就有的，无非是把月亮来加以拟人化罢了。月下老人其实就是月亮的本身。

    在已开化的我们现代，“跳月”的风习原已没有了，可是痕迹还存在。日本有所谓“盆踊”（bonadori）者，至今尚盛行于各地。“盆”即“于兰盆”之略语，为民间祭名之一。日期在旧历七月十五，日本每至七月十五前后，各地举行盆祭，男女饮酒跳舞为乐，较我国之兰盆会热狂得多，因此常发生攸关风化的事件。中国各乡间迎神赛会，日期亦常在月圆的望日。吾乡（浙东上虞）的会节，差不多都在旧历月半。如“正月半”，“三月半”，“六月半”，“八月半”，“九月半”，“十月半”之类。届时家家迎亲接眷，男女都盛装了空巷而往。观于从来有“好男不看灯，好女不游春”之诫，足以证明这是“跳月”的变形了。吾乡最盛的会是“三月半”，无妻的男子向有“看过三月半，心里宽一半”的谣谚。意思是说：会场上有女如云，不怕讨不着老婆。

    月亮对于男女的关系，似并不偶然，莫泊桑有一篇描写性欲的短篇，就叫《月光》。由此类推去看，古来名句“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是具着有机的技巧的，那都会中作为男女情场的跳舞厅与影戏院中的电灯光，其朦胧宛如月夜，也是合乎性心理的了。

    光复杂忆

    武汉起义以后，各省纷纷响应，大都“兵不血刃”，就转了向了。我们浙江的改换五色旗，是十一月五日那时我在杭州，事前曾有风声，说就要发动。四日夜里尚毫不觉得有什么，次晨起来，知道已光复了。抚台已逃走。光复的痕迹，看得见的，只有抚台衙门的焚烧的余烬，墙上贴着的都督汤寿潜的告示，和警察袖上缠着的白布条。街上的光景和旧历元旦很相像，商店大半把门闭着，行人稀少得很。

    一时流行的是剪辫，青年们都成了和尚。因为一向梳辫的缘故，为发的本来方向不同，剃去以后每人头上有着白白的一圈，当时有一个名字，叫做奴隶圈。这时候最出风头的不消说是本来剪了发的留学生了。一般青年都恨不得头发快长起，掠成“西发”。老成拘谨些的人，不敢就剪辫，或剪去一截，变成鸭屁股式。乡下农民最恋恋于辫发，有一时，警察手中拿了剪刀，硬要替行人剪发，结果乡下人不敢上城市来了。有的把辫子盘起来藏在帽里，可笑的事情不少。

    当时尚未发明标语的宣传法，大家只在日用文件上表示些新气象。最初用黄帝纪元，第二年才称民国元年。在文字的写法上有好些变化。革命军的“军”大家都写作“

    ”，“民”字写作“

    ”，据说是革命军与人民出了头的意思，“国”字须写作“

    ”，据说是共和国以人民为主体的意思。这风气直至民国四五年袁世凯要称帝时还存着。

    朋友×君曾以“國”字为谜底作一灯谜云：“有的说是民意，有的说是王心，不知这圈圈内是什么人。”國字旧略写作“国”，×君的灯谜，是暗射当时的时事的。“现在是民国时代了，什么花样都玩得出来！如果在前清是……”光复后不到几年，常从顽固的老年人口中听到这样的叹息。记得在光复当时，人心是非常兴奋的。一般人，尤其是青年，都认中国的衰弱，罪在满洲政府的腐败，只要满洲人一倒，就什么都有办法。当辫子初剪去的时候，我们青年朋友间都互相策励，存心做一个新国民，对时代抱着很大的希望。就我个人说，也许是年龄上的关系吧，当时的心情，比十六年欢迎党军莅境似乎兴奋得多。宋教仁的被暗杀，记得是我幼稚素朴的心上第一次所感到的幻灭。

    光复初年的双十节，不像现在的冷淡，各地都有热烈的庆祝。我在杭州曾参加过全城学界提灯会，提了“国庆纪念”的高灯，沿途去喊“中华民国万岁！”自六时起至十一时才停脚，脚底走起了泡。这泡后来成了两个茧，至今还在我的脚上。

    “你须知道自己”

    我向有个先写稿后加题目的习惯，此稿成后，想不出好题目，于是就僭越地借用了这句希腊哲人的标语。

    中学生诸君，新年恭喜！

    说到新年，不禁记起一件故事来了。从前日本有一个很有名的和尚，故意于新年元旦提了骷髅到人家门口去，叫大家杀风景。日本向有元旦在门口筑了土堆插松枝的风俗，叫做“门松”。和尚有一句咏门松的诗道：“门松是冥土之旅的一里冢。”一里冢者，日本古代每一里作一土堆如冢，上插木标，以标记里程的。和尚的诗，意思就是说一个人过了一年就离冥土愈近了。

    咿呀！新年新岁，理应说利市，讲好话，为什么要提起这样的话来扫大家的兴呢？但是照例地说利市，讲好话，也觉得没有意思。新年相见的套语，如“恭喜”之类，其中并不笼有真实的深意，说“恭喜恭喜”，并不就会有喜可恭的。

    我们无论做哪一件事，都要预想到着末的一步，才会认真，才会不苟。做买卖的人所要顾虑的不是赚钱，乃是蚀本。赌博的人所须留意的不是赢了怎样，乃是输了如何。日本的那位和尚在元旦叫人看骷髅，要大家觉悟到死的一大事实，其事虽杀风景，但实也可谓是一种最慈悲的当头棒喝。我根据了这理由，想在这一九三○年的新年，当作贺年的礼物，对诸君说几句看似不快而却是真实的话。

    依学龄计算，诸君都是十三岁以上二十岁以下的志气旺盛的青年。诸君对于前途，所怀抱的希望不消说是很多的吧。恋爱咧，名誉咧，革命咧，救国咧，诸如此类离本题太远的希望，暂且不提。即仅就了求学而论，诸君的希望应也就不小，由初中而高中，由高中而大学，由大学而出洋，由出洋而成博士等等，似都应列入诸君的好梦之中的。可是抱歉得很，我在这里想对诸君谈说的，却不是怎样由初中入高中、入大学、出洋等的好事，乃是关于不吉方向的事。就是：不能出洋怎样？不能入大学怎样？不能升高中怎样？或甚至于并初中而不能毕业怎样？

    就大体说，教育的等级是和财产的等级一致的。财产有富者、中产者与贫困者三个等差，教育也有高等、中等、初等的三个阶段。在别国，这阶段很是露骨，尽有于最初就把贫富分离的学校制度。凡有资力可令子弟受中等以上的教育者，就可不令子弟进普通的国民小学。我国在学校制度上表面虽似平等，其实这财产上的阶段仍很明显地在教育的等差上反映着。不消说，小学校学生之中原有每日用汽车接送的富家儿与衣服楚楚的中产者的子弟的，但全体统计，究以着破鞋拖鼻涕的贫家小孩为多。到了中学，贫困者就无资格入门，因为做中学生每年至少须花二百元的学费，不是中产以下的家庭所能负担。做中学生的不是富家儿，即是中产者的子弟。至于入大学，费用更巨，年须三四百元以上，故做大学生的大概是富家儿，即使偶有中产者的子弟蛰居其间，不是少数的工读生，即是少数的叫父母流泪典质了田地不惜为求学而破家的好学的别致朋友罢了。这样，教育的阶段宛如几面筛子，依了财产的筛孔，把青年大略筛成三等。纵有漏网混杂别等里去的，那真是偶然的侥幸的机会。

    诸君是中学生，贫困者已于小学毕业时被第一道筛子从诸君的队里筛出了。诸君之中混杂着富者与中产者的子弟，但富者究竟不多，诸君的十分之九以上可说都由中产家庭出来的吧。像诸君样的人，普通叫做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不致如贫困者的有冻馁之忧，也不致像富者的流于荒佚，在社会全体看来，实是最健全最有用的分子。诸君出自中产家庭，就是未来的社会中坚，诸君的境遇较之贫困者与富者，原不可不说是很幸福的。但是，可惜，这中产阶级的本身已在崩溃中了。

    中产阶级的崩溃原是世界的现象，不但中国的如此。其原因不得不归诸世界产业革命与资本主义的跋扈。中国中产阶级的崩溃也不自今日始，而以近数年来为尤速。中国原无什么大资本家，也无什么大产业，中国人所受的完全是身不由主的全世界的影响。中国产业落后于人者不知凡几，而生活程度却由外人替我们代为提高，已与别国差不多了。这情形，诸君不必回去问那六七十岁的老祖父，但把诸君幼时所记得的物价与生活费用和目前的一相比较，就已可知其差数之不小了。加以连年的兵祸，匪灾，饥馑，失业，把乡村的元气耗损几尽，随此而起的工价暴腾与农民的不得已的减租，更给了中产阶级以一道快速的催命符。

    不信，但看事实！诸君的村里中富起来的人家多呢还是穷下去的人家多？诸君自己的家况，只要没有什么着香槟票头彩之类的事，还是一年好一年呢还是一年不如一年？诸君求学的用费，今年比之去年如何？诸君向父母请求学费时，父母是否比去年多摇头多叹息？再试每日留心报纸，是不是每日有因失业或困迫而自杀的？他们的大多数，是不是青年？

    中国的中产阶级已在崩溃的途上，当世流行的一切青年的烦闷与中流家庭间的不宁，实都就是中产阶级在崩溃途上的苦闷的挣扎与呻吟。诸君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崩溃就是诸君的崩溃。诸君之中有的已深深地痛感到没落的不安，正在挣扎与呻吟之中，有的或尚才踏入第一步，只茫然地感到前途渐就黑暗的预觉，程度虽有不同，要之都已是在没落崩溃的途上的人们了。在这变动的期内，诸君的家庭尚能挣扎着令诸君入中学为中学生，不可谓非诸君之幸。不瞒诸君说，在下也是中产阶级出身，而且是一个做过二十年的中等学校教师的人。产是早已没有了，依了自己的劳动，现在总算还着起长衫，在社会上支撑着中流人物的地位，可是对于儿女，却无力令其尽受完全的中等教育。一个是高小毕业就去作商店学徒了，一个是初中未毕业，即令其从事养蜂与园艺了，还有一个现在虽尚在中学校，但能否有力保其毕业或升学，自己也毫无把握。作了二十年中学教师却无力使自己的儿女受中等教育，每想到“裁缝衣破无人补，木匠家里没凳坐”的俗语，自己也不禁要苦笑起来。

    话不觉走入岔路去了，一笔表过，言归正传。

    世间最难动摇的是事实，事实是不能用了什么理论或方法来把它变更的。中产阶级的崩溃没落既是事实，我们虽然自己不情愿，也就无法否认。所谓崩溃或没落，原是就了全生活说的，若限在受教育的方面说，意思就是：诸君现在虽在中学为中学生，前途难免要碰到种种的障碍。不能入大学，不能入高中，或并初中亦不能毕业，也都是很寻常的可能的遭遇，并非什么意外的大不幸。诸君啊，先请把这话牢记在心里。

    诸君读了我这番杀风景的议论，也许会突然感到幻灭，要发生绝望的不安了吧。如果如此，那不是我说话不得其法，就是诸君太天真烂漫、太未经世故的缘故。我所说的自以为是一种真实，并没有一句是欺骗或恐吓诸君的话。并且，我对诸君说这一番话，目的原不欲漫然把暗云投入诸君的快活的心胸里，在诸君火热的头上浇冷水；乃是想叫诸君张开了眼，认识眼前的事实，更由这认识发出勇敢的新的努力，去适应目前或将来的环境，能在大时代中游泳而不为大时代的怒涛所淹没。

    那么怎样好呢？反正能否毕业能否升学都靠不住，就退学吗？或者赶快去别觅可以吃饭的职业吗？诸君的父母家庭，有的为了贪近利，有的为了真是负担不住了，也许早已盼望诸君如此了吧。家庭环境各各不同，原不好一概而论。若就大体说，诸君还是未成年者，在成年以前，最好能受教育，把青年生活好好地正则地度过去。诸君能在中学为中学生是应感谢的幸福，不是可诅咒的恶事。有书可读且读，但读书的态度却须大大地更改。

    第一所希望于诸君者，就是要快把从来的“士”的封建观念先行铲除。中国古来封建时代称读书人为“士”，这士的制度已在几千年以前消灭了，而士的虚名仍历代相沿，直至现在，虚名原已不存了，而士的观念仍盘根错节地潜伏在一般人的心中。诸君的父母令诸君入学的动机，诸君自己求学的态度，乃至学校对于诸君的一切教育方法和设施等等，老实说，有许多地方都还是脱不尽这封建思想的腐气的。一般人误信以为在学校毕业了就可得到一种资格，就可靠文凭吃饭，这种迷信，的的确确是因袭的封建的恶根性。中国近十余年来的变乱，原因当然很复杂，但如果全国没有整千整万的毫无实学实力只手捏文凭的冒充的士，来替人摇旗呐喊，来替人造作是非，局面决不至糟到如此。我常以为中国最要的事情是裁士，而裁兵次之。要化士为工，化士为商，化士为农，化士为兵，除了少数有天分的专事学问的学者外，无一人挂读书人的空招牌，而又无一人不读过书，无一人不随时自己读着书，中国的前途才有希望。

    第二所希望于诸君的是养成实力。诸君如果真能把从来以读书为荣的封建观念打破了，就能发见求学的新目标——就是觉悟到为养成实力而求学了。说到现在的学校教育，可指摘的处所实在很多，学校本体，除了到期给诸君以文凭外，能否给诸君以智德体三方面的真实能力，原属一个大大的疑问。如果有人说我这话太轻视了现在的学校与教育者，那么让我来自己招供吧。前面曾说，我是曾做过二十年的中学教师的，自问也不曾撒过滥污，但不敢自信曾有任何实力给予学生过。学校教育的靠不住，原因很多，这里无暇絮说。但无论如何，学校究是为青年而特设的教育机关，从来学校教育的所以力量薄弱，也许由于学生的求学态度的不正。诸君果已自己觉醒，对于学业及生活不再徒讲门面，要求实际，把一切都回向于实力的养成上去，则我可以保证诸君能相当地收得实力的。

    了解了以读书为荣的错误，知道了实力的重要，在环境许可的期间，利用诸君的青春去作将来应付新时代的预备。有能力升学出洋固好，即不能升学或毕业，也比较容易以所养成的能力找得相当的职业。中产阶级只管没落，自己能在新兴继起的阶级中做一个立得住站得稳的人，不做新时代的落伍者，这是我所希望于诸君的总归宿。

    《圣经》里的先知们，有的警告人说：末日快到了；有的警告人说：天国近了，叫人预备。“山雨欲来风满楼”，中产阶级已岌岌可危了，今后到来的世界从社会全体看来，是天国或是末日，学者之间因了各人的见解，原不一其说。但无论是好是坏，要来的终究要来，所以我们也不得不先有所预备。预备的第一步，就是对于自己所处的地位与时代的觉醒。

    中学生诸君啊，记着：我们的地位是中产阶级而时代是一九三零年！

    新年之始，老乌鸦似地向诸君唠唠叨叨说了这一大串杀风景的话，抱歉之至！最后当作道歉，让我再来真诚地向诸君祝福吧：

    中学生诸君，新年恭喜！

    关于职业

    暑假快到，诸君之中有许多人将在初中或高中毕业了。有钱的不消说正在预备升学，境况不裕的却不得不就此与学校生活告别，各自分头奔向社会中去找寻出路，谋糊口之所。“去干什么好呢？”“有没有可干的事呢？”这两个问题恐早已占领着诸君心的全部了吧。

    “去干什么好呢？”这是职业的选择问题。“有没有可干的事呢？”这是职业的有无问题。

    关于青年的职业，我们平常所听到的有两种议论，想来诸君也曾听到过。

    一派人这样说：“职业是神圣的，而且是终身的大事。青年于未就职业以前须考察社会环境，审度自己个性，参酌将来的希望，仔细选择。”

    这番议论原不是毫无理由的话，可是按之现今实际，却不免是一种高调。“审度自己个性”，“参酌将来希望”，这种条件在眼前有许多职业可就的人，也许可作参考。现在还是用人尚未公开、私人可以滥用的时代。假如诸君之中有这样的一个幸运儿，父亲居政界要位，叔子是商界首领，母舅是大工厂主，未婚妻家有一个大大的农场，各方面汲引有人，他无论到哪一边去，都不愁跑不进，对于这样的人，第一种高调是值得倾听的。可是在大多数的一般人看来，这番议论只等于空洞的说教，等于一张不能兑现的美丽的支票而已。

    又有一派人说：“中国困处在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之下，产业落后，国内即有产业，亦被握于帝国主义走狗或资本家之手。无业，失业，都是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罪恶。我们要有职业，就应该起而革命，赶快打倒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否则就无法解决职业问题。”这番议论有着事实的根据，当然不能说是不对。可是也是一种高调。革命不是一旦可成就的大事，而且要大多数人都不事生产，以革命为专业，也究不可能。未来是未来，现在是现在，未来的合理的自由社会虽当悬为目标，群策群力地求其实现，现在的生活的十字架却仍无法不负的。

    第一派议论偏重于职业的选择，第二派议论偏重于职业的有无，结果都有有方无药的毛病。职业问题的纠纷，实起于这职业的有无与选择两问题的错综。职业的有无原是第一问题，但我们不能说中国人都没有职业。试看种田的在种田，做工的在做工，做店员的在做店员，他们境况虽不甚佳，何尝没有职业？就大体说，职业是有的，可是自诩为士的读过几年书的学生，都不把这种职业放在眼里，他们要选择，愈选择，职业的途径就愈狭小，结果就至走投无路了。

    诸君是中学生，除师范部出身的已略受关于小学教师的职业陶冶外，大部分在职业方面尚未有一定的方向。诸君出校门时，社会未曾替诸君留好一定的交椅，为工为农为商都要诸君自己去为，自己去养成。这在诸君是一件困难的事，但也是一件自由的事：困难的是什么职业都外行，要从头学起；自由的是什么职业都可为，并不受一定的限制。犹之婴孩初生，运命未定，前途亦因而无限。现在让我来平心静气地提出几条可走的方向供诸君参考。据我所见，普通人的职业的来路不外下列几项，诸君所能走的方向当然也不出这几项。

    一、独立自营；

    二、从事家业；

    三、入工商界习业；

    四、入公私机关作月薪生活。

    一、独立自营如果能够，这是最所希望的，农业也好，商店也好，工业也好，随自己性之所近，于可能范围内以小资本择一经营之。如嫌无专门知识，不妨先作短时间的见习，然后从事。想从事园艺者可先入农场，想从事化学小工艺者可先入化学工厂（此种见习并不以月薪为目的，机会自可较易谋得）。无论国内国外，大实业家大都是由小资本经营发迹的，独往独来地经营一种事业，生杀予夺，权都在我，较之寄人篱下的官吏及事务员，真不知要好若干倍了。

    二、从事家业现在已不是职业世袭的时代，农之子原不必一定为农，工之子原不必一定为工，商之子原不必一定为商，并且时代变迁得很快，祖先传来的家业也许已有不能再维持的。但如果别无职业可就，而家业尚可继续的时候，那么从事家业也未始不是一策。因为是家业的缘故，体质上天然有着遗传的便利，业务上的知识也无须外求，一切工具设备又都是现成的，尽可帮同父兄继续干去。一面再以修得的常识为基础，广求与家业有关的知识，加以改进。如果是农业家，那么去设法图农事的改良，如果是商家，那么去谋销路的扩张。可做的事正多，好好做去，希望很是无穷的。

    三、入工商界习业就是俗语的所谓“学生意”。普通的所谓职业，大都须从“学生意”入门，因为职业上所需要的是熟悉该项职业一切事情的人——即所谓内行人，欲投身于某职业的，当然须从学习入手。入工商界习业须有人介绍与担保，不及前二项的自由，在学习的时候，普通还须受徒弟待遇，但国内真正的工人与商人却都由此产生。普通一店或一厂的领袖人物，最初就是学徒，他们熟悉了该项情形，中途独立自营，自立基业的也很多。

    四、入公私机关作月薪生活这是近代知识分子最普遍的出路，自学校教师、公司银行的职员、工厂的技师，以至官厅的政务人员，都属这一类。到这条路去的人不必自出资本，不必经过学徒生活，但大多数却须有较专门的知识技能。中学毕业生除小学教师外，非有人援引，未必就跑得进。即能勉强挨身进去，也只是书记等类的下级职员而已。

    以上四项为一般人可走的职业的方向。“独立自营”与“从事家业”二项，是各走各路，不必你抢我夺，无所谓就职难的。普通的所谓就职难，实在“入工商界习业”与“入公私机关作月薪生活”二项，尤其是“入公私机关作月薪生活”一项。因为入工商界习业，尚是作学徒，收容虽有定额，最初地位较低，竞争不烈，方面也广，只要投身者肯屈就，大概尚不难安排；至于公私机关则为数有限，职员的名额、薪水的总数又有一定，竞争自然利害了。

    诸君出校门后投身职业，该向哪一条路跑，原不能一概论定，一条路有一条路的难处，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志愿，断难代为抉择。不但别人难以代为抉择，恐诸君自己也无法抉择。在现在的情势之下，一切须看条件：要独立自营，至少家里须有小资本；要从事家业，至少家里先要有老业；要入工商界学业，至少在工商界要有能介绍的亲友；要入机关领月薪，也至少要有人援引；此外各门还要有能相适应的特种品性（好品性或坏品性）。不过就大体说，诸君为生活计，总须走一条路，而且事实也非逼迫诸君去走一条路不可。现世尚谈不到机会平等，只好各人走各人的路，“君乘车，我戴笠”，“君担簦，我跨马”，有的乘车，有的戴笠，有的担簦，有的跨马，从前有此不平，现在仍有此不平，无法讳言。

    在现今什么都只好碰去看，尤其是职业。今日在职业界吃饭的人，其职业大概都是碰来的。他们有的在某公司办事，有的在某工厂中为事务员，有的在某衙门里作官吏，有的在某处办农场，但我相信他们当初并不曾有此预期，只是因了偶然的机会，经过几次转变，达到现在的地位而已。

    但诸君不可误解，把“碰”解作不劳而获的幸运。要碰，先须有碰的资格，没有资格，即有偶然的机会在你眼前，你也无法将它捉住，至少在无权无势要靠能力换饭吃的大众是如此。某商店须用一个管银钱的店员，你如果没有金钱信用的人，就无资格去碰了；某机关要请一个书记，你如果是文理不通字迹潦草的，就无资格去碰了；某公司要找一个能担任烦剧事务的职员，你如果是身体怯弱的，就无资格去碰了。身体，品性，知识，都是碰的条件。中学校教育原不是教授职业技能的，但在身体的锻炼、品性的陶冶、知识的修养（这原是普通教育最重要的目的，可惜现在的学校却不一定能够做到）各点上看来，却不能说与职业无关。诸君对于校课如果曾作了正式的学习，不曾马马虎虎地经过，那么即对于以后就职业说，也可以说不曾白花了学费的了。

    诸君出校门以后，就利用了在校中锻炼好了的身体，陶冶过的品性，修养来的知识去碰吧。一面还须把身体、品性、知识继续锻炼陶冶修养，以期不失未来的新机会。万一不凑巧一时碰不到职业，请平心反省，是否自己没有碰的资格？倘若自己觉到资格不够，就应该努力补修。如果自问资格无缺，所以碰不到职业完全由于没有机会，也只有再去碰而已。实情如此，有什么别的话可说呢！

    恭祝快乐

    新年在中年以上的人是易起感伤的，从来文人在新年所作的诗词如《元旦书怀》《新年杂感》之类，都不免带有“时不我与”“岁月如流”的愁情。小孩逢新年最快乐，巴不得新年快到，在小孩新年是成长的里程，他们的欢迎新年，实由于无意识的成长的欲望，并非只为了新年可以着新衣吃糖果。

    在快到二十岁的中学生诸君，对于新年的感想是怎样？用折中的说法来讲，当然是愁情与快乐兼而有之的了。可乐的是不久中学校就要毕业，不久就可升级，不久就可把某学科修毕……可愁的是：年龄一年增大一年，自己的出路问题一年急迫一年，家庭对于自己负担能力一年不如一年……如果我的推想不错，诸君当这新年，除了几个有特别情形的以外，正在乐与愁交织的情绪之中了。国难正亟，内战又将难免，加以农村破产，百业凋零，全民族奄奄待毙。诸君在此环境之下，愁多于乐，是当然的事。不，诸君之中的大多数，也许只感到愁不感到乐，也未可知！

    但愁思是无益于事而且可以害事的，快乐才是青年可欢迎的气象，至少须于愁思以外还有快乐。国家社会现象糟到如此，自有责任者在，无论任何巧辩的人，也决不能诿过于未满二十岁的中学生诸君身上。诸君对于国家社会的糟象，该愤恨，该留意，该预筹挽救的方法，却万不可一味地愁。对于自己的将来，该预备，该奋斗，也万不可一味地愁。

    世界日日在变，变好变坏，既不一其说，也不得而知。诸君是要在未来的世界生活的，不可不早事预备。未来的世界是个怎么样子，生活上需要何种本领，原不敢预言，但有几件根本的资格，如壮健的体力，团体的合群力，明确的思考力，刻苦的忍耐力，敏捷的应对力，丰富的想象力……是无论任何职业任何世界都必要的。不论你去做工、行商、或做官都用得着。不论一九三六年世界大战不大战，国内目前内战不内战，都用得着。

    当此新年，“恭祝快乐！”诸君须快乐，才能锻炼自己，预备将来。无谓的愁思，是足损诸君的元气，为诸君之害的。

    谈吃

    说起新年的行事，第一件在我脑中浮起的是吃。回忆幼时一到冬季，就日日盼望过年，等到过年将届，就乐不可支。因为过年的时候，有种种乐趣，第一是吃的东西多。

    中国人是全世界善吃的民族。普通人家，客人一到，男主人即上街办吃场，女主人即入厨罗酒浆，客人则坐在客堂里口磕瓜子，耳听碗盏刀俎的声响，等候吃饭。吃完了饭，大事已毕。客人拔起步来说“叨扰”，主人说“没有什么好待你”，有的还要苦留：“吃了点心去”，“吃了夜饭去”。

    遇到婚丧，庆吊只是虚文，果腹倒是实在。排场大的大吃七日五日，小的大吃三日一日。早饭，午饭，点心，夜饭，夜点心，吃了一顿又一顿，吃得来不亦乐乎，真是酒可为池，肉可成林。

    过年了，轮流吃年饭，送食物。新年了，彼此拜来拜去，讲吃局。端午要吃，中秋要吃，生日要吃，朋友相会要吃，相别要吃。只要取得出名词，就非吃不可，而且一吃就了事，此外不必别有什么。

    小孩子于三顿饭以外，每日好几次地向母亲讨铜板，买食吃。普通学生最大的消费，不是学费，不是书籍费，乃是吃的用途。成人对于父母的孝敬，重要的就是奉甘旨。中馈自古占着女子教育上的主要部分。“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沽酒，市脯”，“割不正”，圣人不吃。梨子蒸得味道不好，贤人就可以出妻。家里的老婆如果弄得出好菜，就可以骄人。古来许多名士至于费尽苦心，别出心裁，考案出好几部特别的食谱来。

    不但活着要吃，死了仍要吃。他民族的鬼，只要香花就满足了，而中国的鬼，仍依旧非吃不可。死后的饭碗，也和活时的同样重要，或者还更重要。普通人为了死后的所谓“血食”，不辞广蓄姬妾，预置良田。道学家为了死后的冷猪肉，不辞假仁假义，拘束一世。朱竹垞宁不吃冷猪肉，不肯从其诗集中删去《风怀二百韵》的艳诗，至今犹传为难得的美谈，足见冷猪肉牺牲不掉的人之多了。

    不但人要吃，鬼要吃，神也要吃，甚至连没嘴巴的山川也要吃，天地也要吃。有的但吃猪头，有的要吃全猪，有的是专吃羊的，有的是专吃牛的，各有各的胃口，各有各的嗜好，古典中大都详有规定，一查就可知道。较之于他民族的对神只作礼拜，似乎他民族的神极端唯心，中国的神倒是极端唯物的。

    梅村的诗道“十家三酒店”，街市里最多的是食物铺。俗语说，“开门七件事”，家庭中最麻烦的不是教育或是什么，乃是料理食物。学校里最难处置的不是程度如何提高，教授如何改进，乃是饭厅风潮。

    俗语说得好，只有“两脚的爷娘不吃，四脚的眠床不吃”。中国人吃的范围之广，真可使他国人为之吃惊。中国人于世界普通的食物之外，还吃着他国人所不吃的珍馐：吃西瓜的实，吃鲨鱼的鳍，吃燕子的窠，吃狗，吃乌龟，吃蛇，吃狸猫，吃癞虾蟆，吃癞头鼋，吃小老鼠。有的或竟至吃到小孩的胞衣以及直接从人身上取得的东西。如果能够，怕连天上的月亮也要挖下来尝尝哩。

    至于吃的方法，更是五花八门，有烤，有炖，有蒸，有卤，有炸，有烩，有熏，有醉，有炙，有溜，有炒，有拌，真真一言难尽。古来尽有许多做菜的名厨司，其名字都和名卿相一样煊赫地留在青史上。不，他们之中有的并升到高位，老老实实就是名卿相。如果中国有一件事可以向世界自豪的，那末这并不是历史之久，土地之大，人口之众，军队之多，战争之频繁，乃是善吃的一事。中国的肴菜，已征服了全世界了。有人说，中国人有三把刀为世界所不及，第一把就是厨刀。

    不见到喜庆人家挂着的福禄寿三星图吗？福禄寿是中国民族生活上的理想。画上的排列是禄居中央，右是福，寿居左。禄也者，拆穿了说，就是吃的东西。老子也曾说过：“虚其心实其腹”，“圣人为腹不为目”。吃最要紧，其他可以不问。“嫖赌吃着”之中，普通人皆认吃最实惠。所谓“着威风，吃受用，赌对冲，嫖全空”，什么都假，只有吃在肚里是真的。

    吃的重要，更可于国人所用的言语上证之。在中国，吃字的意义特别复杂，什么都会带了“吃”字来说。被人欺负曰“吃亏”，打巴掌曰“吃耳光”，希求非分曰“想吃天鹅肉”，诉讼曰“吃官司”，中枪弹曰“吃卫生丸”，此外还有什么“吃生活”，“吃排头”等等。相见的寒暄，他民族说“早安”“午安”“晚安”，而中国人则说“吃了早饭没有？”“吃了中饭没有？”“吃了夜饭没有？”对于职业，普通也用吃字来表示，营什么职业就叫做吃什么饭。“吃赌饭”，“吃堂子饭”，“吃洋行饭”，“吃教书饭”，诸如此类，不必说了。甚至对于应以信仰为本的宗教者，应以保卫国家为职志的军士，也都加吃字于上。在中国，教徒不称信者，叫做“吃天主教的”，“吃耶稣教的”，从军的不称军人，叫做“吃粮的”；最近还增加了什么“吃党饭”，“吃三民主义”的许多新名词。

    衣食住行为生活四要素，人类原不能不吃。但吃字的意义如此复杂，吃的要求如此露骨，吃的方法如此麻烦，吃的范围如此广泛，好像除了吃以外就无别事也者，求之于全世界，这怕只有中国民族如此的了。

    在中国，衣不妨污浊，居室不妨简陋，道路不妨泥泞，而独在吃上，却分毫不能马虎。衣食住行的四事之中，食的程度，远高于其余一切，很不调和。中国民族的文化，可以说是口的文化。

    佛家说六道轮回，把众生分为天、人、修罗、畜生、地狱、饿鬼六道。如果我们相信这话，那末中国民族是否都从饿鬼道投胎而来，真是一个疑问。

    回顾和希望

    一九二三年快过完了。这一年中，世界的大事，我们所记得起的有空前的日本大地震，有法国人占领德意志土地，有墨西哥革命；在中国，有临城大劫案，有黎元洪退位，曹锟登基，“宪法”公布，有大同教谣言，有数年来连续着的在各省的南北战争，最近还有苏浙风云。我们虽不信“今年是阴历癸亥，照例是个不祥之年”的话，但也不能不说今年是多事之年了！

    在这多事的一年中，我国教育界的经过如何？有什么值得我们回顾与记忆的大事？教育原是不能绝对地超然独立与周围毫无关系的东西，国内大势既糟到如此，这一年来，教育界的没有好印象给我们，也许是当然的事。但平心而论，教育界究处着比较地先觉的位置，有着比较地独立的可能的，教育的良不良，如果一味要委责于周围的情形如何，未免太自恕了！我们试以此见地为立脚点，把这一年来的教育界的情形来一瞥吧！

    固然，“不如意事常八九”，教育界方面偶然有一二出于意表的事，原不好就算特别；只是在这被认为不祥的一年中所留给我们的可痛可羞的事，在质的方面已经特别，而在量的方面也不为少。

    最足使人感着苦痛而惊为破天荒的怪事的，要算三月中浙江一师所发生的毒案了；同时受祸的二百数十人，其中十分之一不免于死亡。这件事情虽已经过第一次的法庭判决，但实在带有几分滑稽，不能将真相完全宣示，使人得到完全的了解。不知道其中究有着什么说不出的黑幕！在这件事过去许久以后，所留给人们的悲惨的印象渐渐地淡漠下去，大家都安于运命中，以为意外的破坏当不至再光顾可怜的教育界了；孰知东南大学的火灾，又在今年将终的历史上添了一件可悼的事！不幸呵！教育界！自然，这类的事大部分可以说是属于天灾，但人事方面的可叹的事也正不少。

    文化中心的国立大学校长蔡孑民氏，却于盛倡好政府主义以后不久而转倡不合作主义，依然只有“背着手”。从此北京的教育界又成和政治界对立的状态，而国民优秀分子的学生的血竟溅在国民代表聚会的议院门前。结果，除牺牲了无数青年的无数光阴以外，一无所得。不合作的终于作，无人格的也依然无，这总算得可怜而可羞吧！大事小事都看一看，中国近世教育史中，到了这一年真是丑象百出了！公立学校方面，每换一个校长总有一篇照例文章：旧的抗不交代，新的由抗争而妥协；出钱私和的也有，亏款潜逃的也有。官厅漠不追究，社会也视若无睹。至于私立学校方面，“当仁不让”卷款出奔的，挂大学招牌诈财的，登广告骗邮票的……虽不是罄竹难书，却也指不胜屈。教育界底人格呵！

    学生为不足重轻的事而争打，赶校长，次数虽未必比往年少，这还不是今年开的新纪元。而捣猪窝的运动，倒是政治史和教育史的大好材料。

    “太太生日丫头磕头，丫头生日丫头磕头”，总是丫头晦气。千不是万不是，教育的一切罪恶都归到学生身上。新文化运动的教育家们抱着这样的成见，由他们所承受的数千年的中国人的复古思想，就发出了许多复古的主张。

    教育界的前途在这一年中很显开倒车的倾向了。其实这页丑史的功劳，学生实在不配享受大勋位的荣典。利用学生的是谁？纯粹教育者所集合的教育会，有哪一个不是因选会长而闹得乌烟瘴气？而我们浙江对于本年的教育联合会，不是因为路途遥远没有人愿吃劳苦，居然官僚式地就近派代表参与吗？这就是教育者的精神了！至于教育行政最高机构的拍卖，也是中外空前的创闻！用这种精神所演成的事实，怎能不在历史上留些可羞的痕迹呢？

    除了这种的记载以外，可以引起我们注意的就是些根柢不固杂乱开着不会结果的花了。或者相形之下可以算得不拙吧！

    最值得注目的就是看似矛盾而实都有提倡必要的两件事，在教育界里出现了：一是科学教育的输入，一是国学整理的鼓动。从表面看来似乎前一件由推士博士率领了许多人，藉着公私机关之力，在各地竭力鼓吹宣传了一年，应该有较大的影响，但是它的结果，除了几种测验之外，可说是在教育界里分毫不生效力。或许是科学的种子本来非五年十年不发芽的，现在是已在教育地界里暗暗地下了种子，我们不易看出吧。但在国学整理的方面，自梁启超等鼓动了之后，他的影响到教育界的势力实在不少，我们只要把这一年来的出版物检一检就能明白。我想这两者全是和我们国民脾胃合不合而起的分别。而教育界复古的倾向，从此也表现得更明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时代或者又要以今年为关键而再现了吧！

    前一两年在中国教育界里流行极一时之盛的是设计教学法，今年又把从美国输入的道尔顿制起来代替了。我不敢说道尔顿制本身的价值不及设计教学法，或是在中国的现在的情境下面，前者不如后者的适宜，我却敢断言，一年来道尔顿制的结果总不如设计教学法的大。这也和我们国民的脾胃是大有关系的。数千年来，中国教育的精神本是有许多地方和道尔顿制相合。从旧有教育的精神所培植成功的寄生虫，仍旧满布在国民的脾胃里，现在又遇到同样的饮食料进出，这些寄生虫当然马上要活动起来。这是道尔顿制前途的大障碍，也就是眼前施行道尔顿制者所实感的困难。

    还有，大学的勃兴也是近来可注目的一件事。把Univisity译做大，已是不成译了。再在这个不大的Univisity前面加了什么师范、什么艺术，这竟成什么话呢？然而这也确是一年来中国几个大教育家大出风头的大运动。由学制会议在空中放了几响无边际的大炮，确实在教育界里开了不少的方便之门。最作怪的要算混合教授了，由专以营利为目的的几家书坊急切杂乱地编译了许多混而不合的教科书，强学生硬食料理不调、烹煮未熟的东西，怎叫他不生胃病呢？

    综计这一年来的教育界，所可勉强称为好的事情，都还是未成形的一点萌芽，算不得什么具象的东西。或者竟止是一种从别家病人那里抄录来的一张药方，不但没有药，即使有了药，合乎所患的病与否也无把握。而所谓坏的处所，却都是赃论确凿，无论你怎样解辩也无法维护的事实。这不能不说是教育界的耻辱了！

    这耻辱何时能雪？就现在情形看来，原没什么把握可说。因为二十年来教育状况都没曾使我们满意过。转瞬就是新年，我们姑且循了例来对于教育界提几种希望吧：

    一、中国教育的所以不良，是否原于学制，姑不具论。既大吹大擂地改了学制了，希望速将课程审定，学校与学校间衔接规定，新的赶快设立，旧的赶快废除。像现状新旧并存，实令人茫无适从。须知光是三三制二四制等类的空名词，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没有药的药方，有了也没有用。

    二、希望对于各种教育思潮方案等有确实的信念和实际的试验。杜威来就流行“教育即生活”，孟禄来就流行“学制改革”，推士来就流行“科学教育”，罗素来就自负“国学”和什么。忽而“设计教学”，忽而“道尔顿制”等类的走马灯式的转变，总是猴子种树难望成荫的。

    三、日本式的教育固然不好，但须知美国式的教育也未必尽合于中国。参考或者可以，依样葫芦似地盲从却可不必。赶快考案出合于中国的方案和制度来才是！但把“手工”改为什么“工用艺术”，把国语英文并称“言文科”，是算不了什么大发明的。

    四、希望教育者自爱，对于学校风潮有真实的反省，按现在的状况，学潮是难免的。不，如果在现状之下学生不起风潮，反是奇怪的事了。愤激点说，我以为中国教育的生机的有无，全视学生能作有意义的廓清运动——所谓“风潮”与否？学生真能有识别力，真能闹“风潮”，中国教育或者还有希望！可惜现在一般的所谓“学生风潮”，或是被人利用为人捧场，或是事理不清一味胡闹，程度还幼稚得很！

    五、希望教育者凡事切实，表里一致。离了以办教育为某种事业的手段的恶劣观念，赤裸裸地照了自己的信念做去。教育在某种意味上可以说是英雄的事业，真挚就是英雄的特色。

    教育界诸君啊！我为闷气所驱，已把要说的话毫不客气地说了。说错的地方，伏求指正，对不起的地方，伏求原谅。我不幸，也是教育界中的一人，从今以后大家努力吧。再过几日就是一九二四年元旦，恭贺新禧！

    近事杂感

    无论如何种类的教育方法，说它有益固然可以，说他有害也可以。严师固然可以出高徒，自由教育也未尝不可收教育上的效果。循循善诱，详尽指导，固然不失为好教育，像宗教家师弟间的一字不说，专用棒喝去促他的自悟，也何尝不对。只要肠胃健全的，什么食物都可使之变为血肉，变为养料，而在垂死的病人，却连参苓都没有用处，他是他，参苓是参苓。人可以牵牛到水边去，但除了牛肚渴要饮水的时候，人无法使牛饮水，强灌下去，牛虽不反抗，实际上在牛也决不受实益。所以替牛掘井造河，预备饮料，无论怎样地周到，在不觉得渴的牛是不会觉到感谢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足见即使我们个个都是孔老先生，对于无自觉的学生也是无法的了！

    冷暖自知！现在学校教育的空虚，只要有良心的教育者和有良心的学生都应该深深地痛感到。从前学校未兴时，教育虽未普及，师生的关系全是自由。佩服某先生的往往不惮千里，负笈往从。只此一“从”字的精神，已尽足实现教育全体的效果，学生虽未到师门，已有了精进向上之心，教育当然容易收效。学校既兴，师生的关系近于运命的而非自由的。我们为师的人呢，更都是从所谓“教匠制造厂”的师范学校出来，各有一定的型式。在种种的事情上，要使学生做到那“从”字样的心悦诚服的精神是不容易的事情。于是学校教育就空虚了！

    不但此也，现在的学校教育在一般家属及学生眼中看来，只是一个过渡的机关，除了商品化的知识及以金钱买得的在校生活的舒服以外，是他们所不甚计较的，学生入校时原并不会带了敦品周行的志向来。特别是中学校的学生，他们本来大半是少爷公子，家庭于他们未入校以前，又大半早已用了父兄地位金钱的力，使他们养成了恶癖。每年只出若干学费要叫学校把他们教好，学校又把这责任归诸教员，于是教员苦了。

    “教员”与“教师”，这二名辞在我感觉上很有不同。我以为如果教育者只是教员而不是教师，一切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教育毕竟是英雄的事业，是大丈夫的事业，够得上“师”的称呼的人才许着手，仆役工匠等同样地位的什么“员”，是难担负这大任的。我们在学生及社会的眼中被认作“员”，可怜！我们如果在自己心里也不能自认为“师”，只以“员”自甘，那不更可怜吗？我们作教员的，应该自己进取修养，使够得上“师”字的称呼。社会及学生虽仍以“员”待遇我们，但我们总要使他们眼里不单有“员”的印象。这是一件非常辛苦艰难的事，也是一件伟大庄严的事！

    学问要学生自求，人要学生自做。我们以前种种替学生谋便利的方案，都可以说是强牛饮水的愚举。最要紧的就是促醒学生自觉。学生一日不自觉，什么都是空的。除了我们自己做了“师”的时候，难能使学生自觉。其实，学生只要自觉了以后，什么都可为“师”，也不必再赖我们。“竹解虚心是我师”，在真渴仰“虚心”的人，竹就可以为师。“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随时随地皆师，觉后的境界何等广阔啊！

    中国的实用主义

    前天，本校数学教师刘心如先生和我说：“有一个学生问我，数学学了有什么用？”我听了他的话，不觉想起了从书上看见过的一件故事来。几何学的老祖宗欧几利德曾聚集了许多青年教授几何，其中有一青年对于几何学也发生学了有什么用的疑问来，去问欧几利德。欧几利德叫人拿两个铜币给他。这青年莫名其妙起来。欧几利德和他说：“你不是问‘用’吗？铜币是可‘用’的，你拿去用吧！”

    刘先生在本校所用的数学教科书是美国布利士的混合数学。美国是以重实用出名的国度，哲学上的实用主义，美国很有几个大家，美国的教育全重实用。这重实用的布利士的数学教科书，学了还怕没有用，中国人的实用狂，程度现在美国以上了！

    中国民族的重实利由来已久，一切学问、宗教、文学、思想、艺术等等，都以实用实利为根据。

    一、学问中国古来少有独立的学问：历史是明君臣大义的；礼是正人心的；乐是易风移俗的；考据金石之学是用以解经的……哪一件不是政治或圣人之经的奴隶？这就是各种学问的用处！

    二、宗教中国古来宗教的对象是天，“畏天”“敬天”等语时见于古典中。可是中国人对于天的敬畏，全是以吉凶祸福为标准的，以为天能授福，能降凶，畏天敬天就是想转凶为吉，避祸得福。这种功利的宗教心，和他民族的绝对归依的宗教心全异其趣。佛教原是无功利的色彩的，一传入中国也蒙上了一层实利的色彩。民众间的求神或为子于，或为免灾。所谓“急来抱佛脚”，都是想“抛砖引玉”，取得较多的报酬。

    三、思想中国无唯理哲学。《易经》总算是论高远的哲理的，但也并不是为理说理，是以为明了理可以致用的。什么吉，什么凶，什么祸福等类的词，充满于全书中。可见《易经》虽说抽象的哲理，其目的所在仍是具体的实用，怪不得到现在流为占卜的工具了。到了孔子，这实用主义越发明白表示了。“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是何等现世的，实利的！孟子以后，这实利主义更加露骨。孟子教梁惠王齐宣王行仁义，都是以“利”或富国强兵为钓饵的。

    和孔孟相较，老子的思想似乎去实用较远，其实内面仍充满着实利的分子。老子表面上虽主张无为，而其目的却在提倡了“无为”去做到“无不为”；在某种意义上，实利的欲望可谓远过于孔孟，观法家思想的出于老子，就可知道老子的精神所在了。

    四、文学“文以载道”的中国当然少有纯粹的文学。我们试看上古的文学内容怎样，不是大多数是讽政治之隆污，颂君后之功德的吗？一部《诗经》中纯粹的抒情诗有几？偶然有几首人情自然流露如男女恋爱的诗，也被注家加上别的解释了。《诗经》以后的诗虽实利的分子较少，但往往被人视为小道，视为雕虫小技，除一二所谓“好学者”外是少有兴味的。戏曲小说也是这样，教做劝善惩恶或移风易俗的奴隶。无论如何龌龊的戏剧和小说，只要用着什么“报”字为名，就都可当官演唱，毫无顾忌。做小说戏曲的人也要用“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为标语。因为文人作文是要有益于世道人心的，无益于世道人心的文字在中国是不能存在的！

    五、艺术中国虽是古国，可是艺术很不发达，因为艺术和实用是不相调和的。中国历史上的旧建筑物只有城垒等等，至于普通家屋，到现在还不及世界任何的文明国。佛教传入以后，带了许多的佛教艺术来，造像、塔、寺殿等，到中国后虽无远大进步，仍不失为中国艺术上的重要部分。中国对艺术皆用实利的眼光去看，替艺术品穿上一件实利的衣裳。秦汉以来金石上的吉祥语就是这心情的表现。再看中国画上的题句吧！画牡丹花的，要题什么“玉堂富贵”；画竹子的，要“华封三祝”。水墨龙画是可以避火的，钟馗像是可以避邪的，所以大家都喜欢挂在厅堂里。

    中国的实利主义的潮流发源可谓很远，流域也很广泛，滔滔然几乎无孔不入。养子是为防老，娶妻是为生子，读书是为做官，行慈善是为了名声……除用“做什么是为什么”来做公式外，实在说也说不尽！中国对于事情非有利不做，而所谓利，又是眼前的、现世的、个人的利。凡事要用利来引诱才得发生兴趣，所谓“利之所在，人必趋之”。凡事要讲“用”，凡事要问“有什么用？”怪不得现在大家流行所谓“利用”的手段了！

    中国人经商向来是名闻全球的。其实，中国人是天生的好商人，即不经商的官僚、兵卒、学者、教师，也都含有商人性质的。

    这样传统的实利实用思想，如果不除去若干，中国是没有什么进步可说的！我们生活在地球上，要绝对地不管实用原是不可能的事，但不应只作实用实利的奴隶。世界的文明有许多或是由需要而成的，例如因为要避风雨就发明了房屋，因为要充饥就发明了饮食等。但我们究不应说房屋只要能避风雨就够，饮食只要能充饥就够的。中国人的实用实利主义，实足扑杀一切文明的进化。

    又，文明之中，有大部分是发明者先无所为，到了后来却有大用大利的。瓦特用心研究蒸汽力时，何尝想造火车头？居利研究镭，何尝想造夜光表？化学学者在试验室里把试验管用心观察，发明了种种事情，何尝是为了开工场作富翁？发明电气的何尝料到可以驶电车？

    人类有创造的冲动，种种文明都可以说是创造冲动的产物。中国人的创造冲动都被浅薄的实利实用主义压灭了！你看，孜孜于实用实利的中国人，有像瓦特、居利那样的文明的创造者发明者吗？旧有的文明有进步吗？火药是中国发明的，在中国不是只做鞭炮吗？罗盘是中国发明的，不是到现在只用来看风水吗？

    惟其以实用实利为标准，结果愈无利可得，无用可言。因为对于一切的要求太低，当然不会发生较高的欲望来。例如中国人娶妻的目的在生子，那么就只要有生殖机关的女子就不妨作妻了！社会上实际情形确是如此。你看这要求何等和平客气，真是所谓“所欲不奢”了！

    中国人因为几千年抱实利实用主义的缘故，一切都不进化。无纯粹的历史，无纯粹的宗教，无纯粹的艺术，无纯粹的文学，并且竟至于弄到可用的物品都没有了！国民日常所用的物品，有许多都要仰给外人，金钱也流到外人的手里去！

    几千年来抱着实利实用主义的中国人啊！你们的“用”在哪里？你们的“利”在哪里？

    文艺随笔

    作家的妻

    “你真是幸福的女人啊！”

    “为什么？”

    “嫁了那样的大作家，很愉快吧。”

    “作家这东西，与其和他接近，远不如读他的著作来得有趣哩。”

    这是阿支巴绥夫《嫉妒》中的一节，向日读了也不觉得什么。近来因了时与作家相会，认识了不少的作家，有时还得会见作家的夫人，每每令我记起这会话来。

    小说的开端

    小说的开端，是作家所最苦心的处所，凡是名作家，无有不于开端的文字加以惨淡经营的。

    在日本的作家中，我近来所耽读的是岛崎藤村氏的作品。岛崎氏在文章上的造诣，实堪惊叹，他的开端的文字，尤为我所佩服，随举数例如：

    莲华寺是兼营者寄宿舍的。

    《破戒》的开端

    桥本的家的厨房里，正在忙着做午饭。

    《家》的开端

    拿到钟表店里去修的八角形的挂钟，又在室内柱间，依旧发出走声来了。

    《出发》的开端

    什么说明都不加，开端就把阅者引入事情的深处，较之于凡手的最先叙景，或介绍主人公的来历等的作法，实在高明得多。

    藤村是个自然主义作家，这种笔法，原也就是一般自然主义文学的格调，并不足异。但在藤村却似别有所自。藤村在其感想集《待着春》中，有一节就是说着这小说开端的文字的。

    片上伸君的近著里有一卷《托尔斯泰传》。其中有托尔斯泰家人共读普西金的小说的一节。“恰好托尔斯泰进来了，偶然拿起书来一看，翻开着的恰是普西金的某散文的断片，开端写着：‘客人群集到村庄来了。’托尔斯泰见了说：‘开端要这样才好，普西金才是我们的教师，开始就把读者诱入事件的中心趣味。如果是别个作者，也许会先细写一个一个的客人，可是普西金却单刀直入地进入事件的中心了。’这时在旁有一个人说：‘那么请你也像这样写了试试如何？’托尔斯泰立刻走进自己的书斋里，把《安那卡莱尼那》的开端写好了。这书初稿的开端是：‘阿勃隆斯希氏的家里，什么都骚乱了。’到了后来，才像现在的样子，上面又加了‘凡幸福的家庭彼此相似，不幸的家庭，皆各别地不幸，’一行的前置。”

    读了这，托尔斯泰所求的东西大概可窥见了吧。又可知道这并不是偶然的事了吧。爱托尔斯泰的不应只爱读他的著作，还应求他所求的东西。

    “普西金才是我们的教师。”觉得这是托尔斯泰作风的良言。

    看了这段记载，可恍然于藤村文章上的见解。他的作风的所以如此，实非无故。对于托尔斯泰，虽如此共鸣，总不肯在文章上加主观的解释，这就是藤村的所以为realist的地方吧。

    读圣书

    近来常有许多嗜文学的青年问我读什么书好？我不是胡适之，也不是梁启超，有系统的书目是开不出来的，照例地回答，只是问他：

    “你读过基督的圣书没有？”

    我不是基督教徒，却常劝青年读圣书，特别地对于想从事于文学的青年。这并不是故意与“打倒基督教”的口号反抗，也并不是在报上看了某大人物结婚用了基督教式，想学时髦，实在有别的理由。

    第一、西洋文艺思潮里，基督教思想占有重要的位置，文艺作家所用的题材，都直接从圣书取得，思想也都与圣书有关，或是圣书某章的敷衍，或是反对圣书某章的。不略读过圣书的人，不能读弥尔东的《失乐园》，不能读王尔德的《莎乐美》，不能读托尔斯泰及道斯道伊夫斯奇的作品。

    第二、西洋文学家文体有许多是摹仿圣书的，王尔德的《莎乐美》摹仿《雅歌》，尼采的《查拉托斯托拉》摹仿《箴言》。现在漂亮的青年喜读王尔德的《莎乐美》，喜读尼采的《查拉托斯托拉》，而不喜读其文字所从出的圣书，真是一件可惜的事。

    食物的原料是吃不来的，要经过烹调才可口。圣书是原料，原不易读，但我们要沙里淘金地从原料里烹调出可口的东西来。

    一九一九年的回顾

    一九一九年，到今日为止，就要告终了！这一年的历史，在将来世界史上不知要占什么样的位置？这个问题就是历史家，恐怕一时也不容易下一个简单的猜测。世界史上最可纪念的事件大概要算“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法国革命”，……这几件。这种事件可以纪念的理由并不在它事件的本身，是在它所发生出来的各方面的影响，因为事件本身是有空间与时间的限制的，它的影响是可以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可以继续、变形随处发展的。一九一九年中所经过的事故，在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生活各方面，都受着一种空前的刺激，而且这种刺激，无论哪一民族哪一国家，直接或间接的多少也都受着一点。这一年对将来的关系实在不小。有人说，“一九一九年的一年，可以抵从前的一个世纪。”据我的感想，觉得这句夸大的话还不能够形容这一年中的经过！

    我们生在二十世纪，能够和世界上的人一同经过这多事的一九一九年，究竟还是“躬逢其盛”，还是“我生不辰”？姑且不要管它。我们且用我们的记忆，于一九一九年将要完了的时候作一瞥的回顾。

    这一年的经过，从世界方面说：有大战和议、各国罢工、过激战争、劳动会议……等等，从中国说：有青岛问题、福建问题、西藏问题、抵制日货、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白话出版物、国民大会、学生联合会、南北不和不战、教员罢课……等等，从浙江一省说：有议员加薪、学生罢课、提前放假、商人罢市、虎列拉、焚毁日货、国民大会……等等，实在可算得一个“多事之秋”！我也说不得许多，姑且限定范围，从中国方面说——姑且从中国的教育方面说：

    一九一九年中国教育界空前的一桩事，就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影响，不但教育界受着，不过教育界是它的出发点，自然影响受得更大。从前的教育界的空气何等沉滞！何等黑暗！经过了“五四运动”以后，从前底“因袭”“成规”，都受了一种破产的处分，非另寻方法重立基础不可。虽然还有许多违背时事的教育者，“螳臂当车”地在那里要想仍旧用老规矩，来抵抗这磅礴的怒潮，但是我们总不能承认它是有效的事业。据我所晓得，大多数学校自本学年起，教授上管理上多少都有点改动，不过改动的程度和分量有点不同罢了。

    有人说：“五四运动以后的学风，比较以前嚣张，旧法已经破坏，新精神还没有确立，教授上管理上新的效力完全不能收得，反生出从前未有的恶风来。这种现象，难道可以乐观么？”我想现在的教育界，平心讲来，也究竟还没有完全上正当的轨道。不过从本学年起，已经有了一个“动”字，“动”得好，固然最好没有了；“动”得不好，也不该就抱悲观：因为“动”总比以前的“不动”好得多。天下本来不应该有“完全无缺”的事，逐渐改动，就是渐与“完全无缺”接近的方法，固滞不动，那是没有药医的死症！我对于一九一九年的教育界，所最纪念的就是一个“动”字！

    但是，“动”有“动”的方向和程度。一九一九年的教育界于“动”的方向和程度上面，还有未满人意和我们理想的地方，自然应当想法改“动”。即使没有不满足的地方，也应该想法再“动”。这都是应该从一九二零年做起的事！所以我既然回顾了一九一九年的教育界，还要掉过头来迎接一九二零年的教育界！

    家族制度与都会

    近年以来，中国已入世界文明的旋涡，一切制度、习惯、思想、道德，从根本上都有点摇动起来。就中最成问题的就是家族制度。因为中国自国体改变以后，三纲当中已消灭了一纲，现在的制度、风俗、道德，完全立在家族制度上面；如果家族制度再一摇动，中国的旧文明、旧道德就要全体破产。这种现象自然很危险，至于好与不好，都是另外问题；因为这种现象自身有坚牢的根据，你就是说它不好，也没法反对。

    对于家族制度的怀疑虽然是近代思潮的表现，但是尚有另外的原因。另外的原因是什么？就是都会。中国近来因交通的便利及中央集权，都会渐渐兴盛起来；工商突然进步，农业渐失势力。乡村的穷人大家趋集都会来谋生活；在乡村的富者也大家赶到都会里来寻他们的快乐。都会的人口逐渐增加，生活自然困难起来。但是都会所有的无非是住宅、工场、商店、戏馆、妓院……自然产物丝毫没有，完全要靠乡村供给的。乡村受了都会的影响，物价也自然腾贵，在乡村的人收入渐渐不够生活，自然也闯入都会里来谋较充裕的生活。种种原因使都会人口增加，都会就变成生存竞争的中心点。中国没有精确的统计，各都会的人口无从晓得；据西洋统计家说，伦敦一市的人口比苏格兰全土要多。中国虽然没有这样已甚的例，但是也可想象都会人口繁多了。

    都会生活与家族制度根本上不能不生冲突，乡村有宗祠，都会没有宗祠，就是证据。本来住在都会里的人大概只有家庭，没有家族；在都会作客的人虽然在乡村仍有家族，但是因都会上职业样式的变迁，事实上也不能够维持他在乡村的家族制度。譬如经商的人，照向来的老规矩，一年可以回家一次或二次。这个假期虽然有限，但是几时回家，除商店繁忙期外，差不多自由的。近来新式的银行、公司渐渐增加，它的组织和旧式商店完全不同，不能在店宿食，不能长期告假，在这种地方营职的人自然不能不带家眷，在生活所在地营小家庭了。又如做教师的，在旧时私塾里面，先生坐馆的日子大约每年七个月到八个月——就叫做经七蒙八——几时放假，几时到馆，完全可以自由。先生家里如若有事，清明假早放几天或移迟几天，都不要紧的。改了学校以后，情形大不相同，每天却有空的时间，要缺课一日却不大能够；在这学校里奉职的人也只得“尽室偕行”了。其他各项职业，现在差不多都有这个倾向，大概可以推想而知。农业本来是与家族制度最相宜的，但是近来因耕种地缺乏及垦辟事业的发达，农民当中轻弃其乡的却也不少。这种都是事实上的问题，并非几句传袭的古训所能牢笼维系的！

    因了上面所说的事实，“聚族而居”的家族制度已受了致命的损伤。将来交通实业如若再兴盛起来，都会吸收人口的势力还要增加，家族制度当然不能存在。我们应当趁这个时候预先创造别的新组织，来补充这个缺陷。空说保守是没有用的。希望做教育者稍为放大点眼光，将这种实际上的问题注意注意，不要一味地再将那些“命在旦夕”的家族观念，向将来要做都会生活的学生拚命注入，养成知行矛盾、反背时势的人！

    刊浙江第一师范《校友会十日刊》第二号（1919年10月30日）

    知识阶级的运命

    一

    近来阶级意识猛然抬头，有种种的阶级的名称，其中一种叫做知识阶级。

    知识阶级是什么？如果依照了唯物的社会主义论者的口吻来说，世间只有“勃尔乔”与“普洛列太里亚”两种阶级，别没有什么可谓知识阶级的了。我国古来分人为四种，叫做“士农工商”，知识阶级，似乎就是古来的所谓士。但古来的士，人数不多，向未成为一阶级。并且古代封建制度倒坏已久，现在要想依照士的地位来生活断不可能。任凭你讨老婆用“士婚礼”，父母死了用“士丧礼”，父亲根本不是大夫，你也没有世禄，将如何呢？

    知识阶级的正体实近于幽灵，难以捉摸。说他是无产者呢，其中却有每小时十元、出入汽车的大学教授，展览会中一幅油画要售数千金（虽然大家买不起，从无销路）的画家，出洋回国挂博士招牌的学者。说他是资本家呢，其中又有月薪十元不足的小学教师，被人奴畜的公署书记，每几字售一个铜板的文丐。知识阶级之中实有表层中层与底层之别：同一教育者，大学教授（野鸡大学当然不在其内）是上层，小学教师是下层；同一文人，月收版税数千元或数百元的是上层，每千字售二三元的是下层。上层的近于资本家或正是资本家，下层的近于无产阶级或正是无产阶级。

    就广义言，不管上层与下层都可谓之知识阶级；就狭义言，所谓知识阶级者实仅指下层的近于无产阶级或正是无产阶级的人们。因为在上层的人数不多，并不足形成一阶级的。

    为划清范围计，姑且下一个知识阶级的定义如下：

    所谓知识阶级者，是曾受相当教育，较一般俗人有学识趣味与一艺之长的人们。学校教员、牧师、画家、医师、新闻记者、公署职员、文士、工场技师，都是这类的人物；现在中学以上的学生，就是其候补者。

    二

    “儒冠误人”，知识阶级的失意原是古已有之的事。可是古来知识阶级究竟有过优越的地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太远的事且不谈，二十年以前，秀才到法庭就无须下跪，可以不打屁股的。光绪中叶，“洋务”大兴，科举初废，替以学堂，略谙ABCD，粗知加减乘除，就可脾睨一世自诩不凡，群众视留学生如神人，速成科出身的留学生升官发财，爬上资本家的地位者尽多。当时知识阶级（其实有许多是无知阶级）的被优遇，真是千载一时的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于是学校渐以林立，做父兄的不惜负了债卖了产令子第求学，预备收一本万利之效；做子弟的亦鄙农工商而不为，鲫鱼也似地奔向中学或大学去。官立学校容不下了，遂有许多教育商人出来开设许多商店式的中学或大学。三年以前，只上海一区就有大学三十八所，每逢星期，路上触目可见到着皮鞋洋服挂自来水笔的学生，懿欤盛矣！

    但世间好事是无常的，知识阶级的所以受欢迎，实由于数目的稀少。金刚石原是贵重的东西，如果随处随时产出，就要不值世人一顾了。全国教育诚不能算已发达，中等以上的毕业生年年产数当不在少数，单就上海一隅说，专门或大学毕业生可得几千，全国合计，应有几万吧。这每年几万的知识阶级，他们到哪里去呢？有钱有势的不消说会出洋，出洋最初是到日本，十五年前流行的是到美国，现在则一致赴法兰西了。出洋诸君一切问题尚在成了博士以后，暂且搁在一边，当面所要考察的是无力镀金留在本国的诸君的问题。

    不论是习农的习商的习工的或是习什么的，在中国现今，知识阶级的出路只有两条康庄大道，一是从政，一是教书。不信，但看事实！中国已有不少的农科毕业生了，试问全国有若干区的农场？已有不少的工科毕业生了，试问够得上近代工业的工厂有几处？至于商业，原是中国人素所自豪的行业，但试问公司银行店员是经理股东的亲戚本家多呢，还是商科毕业生多？于是乎知识阶级的诸君只好从政与教书了。从政比较要有手腕，教书比较要有实力，那么无手腕无实力的诸君怎样呢？

    友人子恺的《漫画集》中曾有一幅叫做《毕业后》的，画有一西装少年叉手枯坐，壁间悬着大学毕业证书。这虽是近于刻毒的讽刺，但实际上这样画中人恐怕到处皆是吧。

    民十三年上海邮局招考邮务员四十人，应试者逾四千人。我有一个朋友曾毕业于日本东京高师英语部的，亦居然去与试，取录是取录了，还须候补，这位朋友未及补缺，已于去年死了。去年之秋，上海某国立大学招考书记七人，而应试者至百六七十人之多。我曾从做该校教授的朋友某君处看到他们的试卷与相片履历，文章的过得去不消说，字体的工整，相貌的漂亮，都不愧为知识阶级，其履历有曾从法政专门毕业做过书记官的，有曾在某大学毕业的，有曾在师范学校毕业做过若干年的小学教师的。我那时不禁要叹惋说：“斯文扫地尽矣！”

    三

    找不着饭碗的知识阶级，其沉沦当然可悯，那么现有着位置的知识阶级，其状况可以乐观了吗？决不！决不！

    先试就现在知识阶级的出路从政与教书来说吧。除了法政学校，学校概无做官的科目，知识阶级的从政原是牛头不对马嘴，饥不择食的事。大官当然是无望的，有奥援而最漂亮的够得上秘书或科长，其余的幸而八行书有效，也只好屈就为科员或雇员之类，姑不论“等因”“准此” 工作的无趣味，政潮一动，饭碗亦随之动摇。年前各军政机关的政治部被解散时，几百几千的挂斜皮带的无枪阶级的青年立时风流云散，弄得不凑巧，有的还要枉受嫌疑，不能保其首领呢！教书比较地工作苦些，地位似也安稳些，但实际，教育随政潮而变动，结果这里一年，那里半年，也会使你像孔于似地“席不暇暖”，还有欠薪咧、风潮咧等类的麻烦。其他，如新闻记者，如书肆编辑，表面大虽都是难得的差强人意的职业，实际却极无聊。百元左右的薪水已算了不得，在都会生活中要养活一家很是拮据，结果书肆和报馆也许大赚了钱，而记者编辑先生们却只会一日一日地贫穷下去。

    现在中国知识阶级的状况真是惨淡，实业的不发达，政治的不安定，结果各业凋敝，而首当其冲的就是那附随各业靠月薪过活的知识阶级。无职的谋职难，未结婚的求偶难，有子女的子女教育经费难，替子女谋职业难，难啊难啊，难矣哉，知识阶级的人们！

    四

    凡是一阶级，必有一阶级的阶级意识。知识阶级的阶级意识是什么？这是值得考察的。

    有一次，我去赴朋友的招宴。那朋友是研究艺术的，同座的有一位他的亲戚，新由投机事业发财的商人。席间，那朋友与商人有一段对话。

    “你发了财了，预备怎么样？”

    “我恨得无钱苦，预备从此也享些福。”

    “有了钱就可以享福了吗？”

    “那自然，可以住好的，着好的，吃好的，要字画，要古董，都可立刻办到。你前次不是叹吴昌硕的画好，可惜买不起吗？”

    “我劝你别妄想享福，还是专门去弄钱吧。”

    “为什么我不能享福？”

    “享福不是容易的事。譬如住，你大概所希望的只是七间三进的大厦吧，那种大厦并不一定好看。”

    “那我会请工程师打样，还要布置一个好好的花园哩！”

    “工程师所打的样子，究竟好不好，你要判别也不容易。即使那样子在建筑艺术上本是好的，也得有赏鉴能力的才会赏鉴。你方才说起吴昌硕的画，有钱的原可花几十块钱买一幅挂在屋子里。但在无赏鉴能力的人，无从知道他的妙处好处，只知道值几十块钱而已。那岂不是只要在壁上糊几张钞票就好了吗？”

    那朋友这番话说得那新发财的商人俯首无言。我在旁听了暗暗称快，为之浮一大白。同时想到这就是知识阶级共通的阶级意识。

    “长揖傲公卿”，“彼以其富，我以我仁，彼以其爵，我以我义”。知识阶级的睥睨富贵，自古已然。这血统直流到现在毫无改变。今日的知识阶级一方面因自己尚未入无产阶级，对于体力劳动者有着优越感，一方面又以自己的知识教养与资本家挑战。“守财奴”，“俗物”，是知识阶级用以攻击资本家的标语，“穷措大”，“寒酸”，是资本家用以还攻的标语。

    五

    这“金力” 与“知力”的抗争，究竟孰胜孰负呢？在从前，原是胜负互见，而大众的同情却都注意于知力的一方。往昔的传说小说戏剧中，以这抗争作了题材而把胜利归诸知力而诅咒金力者很多。名作如《桃花扇》，通俗本如《珍珠塔》，都曾把万斛的同情注于知识阶级。

    可是现在怎样？

    现在是黄金万能的时代了。黄金原是自古高贵的东西，不过在从前物质文明未发达时，生活上的等差不如现今之甚，有钱的住楼房，无钱的住草舍，有钱的夏天摇有圆的纸扇，无钱的摇蒲扇，一样有住，一样得凉，虽相差而不甚远，所以穷人还有穷标可发。现在是有钱的住高大洋房，无钱的困水门汀了，有钱的坐汽车兜风，房子里装冷气管，无钱的汗流浃背地拉黄包车，连摇蒲扇的余暇都没有了。有钱者如彼，无钱者如此，见了钱怎不低头呢！知识阶级虽无钱，但尚未堕入无产的体力劳动者队里去，一方恐失足为体力劳动者，一方又妄思借了什么机会一跃而为准资本家，于是辗转挣扎，不得不终年在苦闷之中。他们要顾体面，要保持威严，体力不如劳动者，职业又不如劳动者的易得，真是进退维谷的可怜的动物。

    因此知力对金力的争抗，阵容不得不改变了，所谓“士气” 已逐渐消失。我那朋友对那新发财的商人的态度，原是知识阶级以知力屈服金力的千古秘传，可是在现在只是无谓的豪语而已。画家的画无论怎样名贵，有购买力的是富人，文学者的作品如不迎合社会一般心理，虽杰出亦徒然。所以在现在，一切知识阶级都已屈服于金力之下，一字不识的军阀可以使人执笔打四六文的电报，胸无半点丘壑的俗物，可以令人布置幽胜的庭园。文士与庭园意匠师，同时亦不得不殉了“金力”的要求，昧了良心把其主张和艺术观改换面目。

    现在的理想人物，不是名流，不是学者，是富人。官僚的被尊敬，并不因其是官僚，实因其是未来的富人。知识阶级的上层的所谓博士之类，其所以受社会崇拜，并不因其学问渊博，实因其本是富人（穷人是断不会成博士的），或将来有成富人的希望。如果叫《桃花扇》、《珍珠塔》等的作者在现在再写起作品来，恐亦不会抹杀了事实，作一相情愿的老格套，把美丽的女主人公嫁给名流或穷措大了。不信，但看当世漂亮的小姐们的趋向！

    六

    知识阶级的地位已堕落至此，他们将何以自救呢？他们“武装起来”了吗？他们的武器是什么？

    他们不如资本家的有金力，又不如劳动者的有暴力，他们的武器有二，一是笔，一是口。他们的战略只是宣传。“处士横议”，孟子也曾畏惧他们的战略，秦始皇至于用了全力来对付他们，似乎很是可怕的东西。但当时之所谓士者，性质单纯，不如现今知识阶级分子的复杂。当时的金力也不如今日之有威严。今日的知识阶级，欲其作一致的宣传，是不可能的，一方贴标语呼口号要打倒谁，一方却在反对地贴标语呼口号要拥护谁，正负相消，结果虽不等于零，效用也就无几。并且，知识阶级无论替任何阶级宣传，个人也许得一时的好处，对于其阶级本身往往不但无益而且有损。例如五四以后，知识阶级替劳动者宣传．所谓“劳动运动”者就是。但其实，那不是“劳动运动”，是“运动劳动”。如果有一日劳动者真觉醒了，真正的“劳动运动”实现以后，知识阶级的地位怎样？不消说是愈不堪的。我并不劝人别作劳动运动，利害自利害，事实自事实，无法讳饰的。左倾的宣传得不到好处，那么作右倾的宣传如何？知识阶级已成了金力的奴隶，再作右倾的宣传，金力的暴威将愈咄咄逼来，当然更是不利于其阶级本身的了。

    知识阶级有其阶级意识，确是一个阶级，而其战斗力的薄弱实是可惊。他们上层的大概右倾，下层的大概左倾，右倾的不必说，左倾的也无实力。他们决不能与任何阶级反抗，只好献媚于别阶级，把秋波向左送或向右送，以苟延其残喘而已。他们要待其子或孙堕入体力劳动者时才脱离这境界，但到那时，他们的阶级也已早不存在了。

    七

    如果有人问：知识阶级何以有此厄运？我回答说：这是他们的运命！不但中国如此，全世界都如此。法学士充当警察，是日本所常有的。

    友人章克标君新近以其所译莫泊桑的《水上》见赠，其中有一处描写律师或公署的书记的苦况的，摘录数节于下：

    啊！自由！自由！唯一的幸福，唯一的希望，唯一的梦幻，在一切可怜的存在中，在一切种类的个人中，在一切阶级的劳工中，在为了每日的生活而恶战苦斗的人们之中，这一类人是最可叹了，是最受不了天惠的了。

    ……

    他们下过学问上的工夫，他们也懂得些法律，他们也许保有学士的头衔。

    我曾经怎样地切爱过Jules Valles 的奉献之词：

    “献呈给一切受了拉丁希腊的教养而饿死的人。”

    晓得那些可怜的人们的收入么？每年八百乃至一千五百法郎！

    阴暗的辩护士办公室的佣人，广大的公署中的雇员，啊，你们每朝不得不在那可怕的牢狱之门上，读但丁的名句：

    “舍去一切的希望，你们，进来的人啊！”

    第一次进这门的时候，只有二十岁，留在这里，等到六十岁或在以上，这长期间的生活，毫无一点变动，全生涯始终一样，在一只堆满绿色纸夹的桌子，昏暗的桌子边过去了。他们进来是在前程远大的青年时代，出去的时候，老到近于要死了。我们一生中所造作的一切，追忆的材料，意外的事件，欢喜或悲哀的恋爱，冒险的旅行，一切自由生涯中所遭际的，这一类囚人都不知道的。

    这虽是描写书记的，但对于大部分的知识阶级，如学校教师，如新闻记者，如书肆编辑，如官署僚友等，不是也可以照样移赠了吗？

    现在或未来的知识阶级诸君啊，珍重！

    刊《一般》第十七号（192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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