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子谷
1927年元月，我见到邓演达。当时，他是国民党军总政治部主任、武汉留守司令。这个时候，四川发展了5个军（20军至24军），但其中没有邓锡侯、田颂尧的军队。于是他们二人想活动一个军的番号，吕超劝我出面代表他们；吴玉章也同意我去，并介绍我去见邓演达。我向邓说明邓锡侯、田颂尧的要求，后又到庐山见到蒋介石。蒋同意任命邓锡侯、田颂尧为军长。当时，邓演达给我说：“你到邓锡侯的28军做政治部主任。”我就这样回到了成都。
吴玉章给我们28军政治部配备了几个共产党员，欧阳辑光任宣传科长，陈同生（当时姓名是张××，解放后任上海统战部部长）任组织科科员，黄××（忘其名，后去解放区）任组织科科员。“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我们的处境不大好。军部与政治部摩擦很大，工作不能开展，我就不大想干了。“八一三”事变以后，四川的事情更不好办，我借口蒋介石委任邓锡侯为路司令，要我到路司令部做政治部主任，牛范九送来南京寄到的任命状，下午我就向邓锡侯表明我不能干了，从此就没有再去办公。邓竟擅自派刘景南继任，与我关系密切的同志都先后离开，约有一二十人。
一、黎明社和岷江大学
我辞去28军政治部主任后，从武汉、重庆退下来的人员，纷纷来找我。怎么办呢？我们就打算办个学校。1928年上半年，我们接收美术学校（校址在燕鲁公所），就把学校办起来了，起名为“岷江大学”。就在这个时候，武汉来了周澄波（训育主任）、夏子明（教书）。之后，岷江大学扩大了，有成都市东胜街、宁夏街和燕鲁公所三个校址。
南昌起义时，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农工党曾用名）发表一个宣言，声讨蒋汪主张，继续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我们立即在四川响应。用“护党大同盟”的名义，继续拥护三大政策，声讨蒋汪。我们秘密组织了一个小集团，命名为“黎明社”，以政治干部为基础，其中主要负责人：黄子谷、旷继勋、黄聘三、李守白、董人宁等。黎明社办了一个《庸报》，宣传我们的主张，董人宁兼任社长，后来成为第三党（农工党的别称）的党报。
二、组织第三党
1928年冬天，我接到我的四弟黄慕颜从上海的来信，说邓演达先生最近准备约集一些国民党的左派和从共产党游离出来的分子组成一个新党，定名为“中华革命党”，他是发起人之一，要我在四川响应。
当时我在成都办了一所岷江大学。我就约了在岷江大学教书的周澄波、吕一峰、文光甫、董人宁（共产党员）等几个人作为四川的发起人。周澄波的主要关系是谭平山。周去上海也见过黄慕颜。周澄波从上海回来后，就组织我、文光甫、吕一峰、周澄波、董人宁五人成立第三党省委。我们组织起来以后对外公开活动的名字不叫“中华革命党”，仍然叫“护党大同盟”，我担任大同盟省委会的秘书（即书记），董人宁负责组织，文光甫、吕一峰负责宣传，周澄波负责对外联络。成都也成立了市委会，由董人宁、冉庆之负责。“护党大同盟”的主要任务是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在四川来说就是反对“三军联合办事处”的一切反革命活动。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的活动主要是按照《科学的三民主义》那本小册子进行的，上面有中华革命党的宣言和纲领，也有谭平山、宋庆龄、邓初民、苏兆征等人写的文章。记得做了这样几件事情：1.发展组织，培训干部。1929年底全川大概发展了100多个人，当然主要是成都、重庆两地。2.反对国民党的清党运动。具体地说，就是采取分化的手法，把负责清党的国民党四川指导委员会弄垮了。3.支持工人的正义斗争，比如有一次成都的人力车夫为反对车行老板提高租金，开展了斗争，我们积极支持，取得了胜利。4.开展了学生运动。
当时，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准备对付共产党，组织了一个委员会，旋又改为省党务整理委员会。我多方利用熊子骏、李星辉、杨全宇、叶松石等改组派的关系，当他们要派人到县组织党务整理委员会，我们就给他们介绍人，如介绍德阳的戴新三、铜梁的熊公弼、宜宾的解维哲。其他县也这样做。表面上为他们工作，实际上是为我们开展工作。地方上，我们没有打出第三党的牌子。
三、党内的两派斗争
1929年春，孙侠夫到四川。他是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成员，是第三党中央派来的。孙侠夫想在农村搞一个据点，发动农民暴动。因孙侠夫不是第三党四川省委成员，于是他让文光甫向省委会提出这个意见，但省委会没有通过。但孙侠夫硬要到农村去搞农民运动。周澄波反对很激烈，吕一峰、董人宁和我劝他不要搞。但省委会对他的擅自行动也未进行处分。我曾与孙侠夫谈，主张先把学校办好，打下基础。可是，孙侠夫不听我们的劝告，还大肆鼓吹要组织绿色国际，组织农民队伍。周澄波把孙的情况向第三党中央汇报了。
1930年四五月份，孙侠夫的妻子戴曙霞到成都，她带有一封信，说是邓演达写给我和吕一峰的，可是，没有把信交给我们。戴曙霞向孙侠夫说周澄波向中央告了他的状。第二天晚上，孙侠夫就自杀了。怎样自杀的，至今是一个谜。文光甫与一些学生教官造谣说孙侠夫之死是周澄波逼的。
孙侠夫自杀后，由文光甫、戴曙霞、王教官和学生20多人（有熊公弼、钱骏声等）准备搞农民武装起义。暴动那一天，他们宣布周澄波死刑。他们把周杀了以后，马上就出发到灌县与汶川交界的龙溪召开了农民武装大会，举行暴动，据说他们有300多支枪。四、武装暴动失败，岷江大学被查封
武装起义被邓锡侯的部队解决了。领导这次武装起义的文光甫、王教官、戴曙霞和岷江大学的二十几个学生全部被捕，关押在灌县江防军军法处。军法处长黄聘三（共产党员）与我是熟人，又是我二哥黄隐的部下（我二哥是江防军司令），他保证说：“我要负责保全他们。但你要出面到邓锡侯那里说情。”我去见邓，邓还讲交情，在我离开成都时，邓说半年以后释放他们。后来，邓如约把他们都释放了。文光甫、戴曙霞释放后到上海去了。
武装起义发生在5月份，6月份岷江大学就被查封了。学校被查封，除武装起义外，还有其他原因。旷继勋部队的起义，共产党员多，是我介绍去的；广汉起义，其中也有我的学生。这些都是被查封的原因。查封学校时，学生想搞游行示威，我不同意，怕酿成流血事件。岷江大学被查封后，邓、田、刘对我提出意见，要我同吕一峰一起离开成都。临行时，邓送了1万多元的旅费，并保证在路上不出事情。五、登报解散第三党
秋冬我们就到了上海，住在黄慕颜家。我见到了刚从欧洲回来的邓演达先生。后来，邓又请我们到他家里去吃过一次饭，我们与邓交换了对革命的一些意见，双方观点分歧，不能统一。邓还劝我回四川，我说四川的第三党被孙侠夫毁了，岷江大学被查封了，自己又被迫离开成都，还能有什么搞头。
我们之间的分歧，归结一点就是邓先生认为国民党虽然反动，但还有力量，想把它作为基础，加以改造。他仍幻想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同时又是保定系的成员的他，能影响绝大部分黄埔军校学生，能号召一大批保定系在国民党军队内的将领，从而可以留在国民党内与蒋介石争领导权。而我们坚决反对这样做，我们认为革命骨干力量是工人和青年知识分子，主张彻底抛开国民党，另起炉灶。我们的观点与谭平山的主张基本一致。当然，究竟将来应该怎么办我们还没有明确的认识，尤其是我在川所见、所做的所谓革命活动都以失败而告终之后，一时是颇感彷徨的。因此也只能一方面强调要宣传以三大政策为主要战略的科学的三民主义，一方面在组织方面则另起炉灶，在工人和青年知识分子中培养骨干力量。
其后，在兴业里某处开了一个座谈会，有十几个人参加。因为意见无法统一，我们有几个人（我只记得有我、黄慕颜、吕一峰，其余与我们有同一观点的还有几个人，但记不清是谁了）坚决主张解散。之后，登报声明解散，我们也就各奔前程了。
（作者黄子谷，已故，原系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副秘书长。本文成文于1981年）
$争取中间势力——记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在重庆与第三党的交往
杨力
1988年，我与胡康民（时任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见义勇为，制止了一起公交车上的偶发事情，由此相识并多次交往。我向他谈了当年农工党史资料的情况，他对周恩来与第三党（农工党前身）在重庆交往的资料极为重视，他说这是周恩来研究的一个空白，他鼓励我深入地做这个专题资料的收集研究工作。那时我刚调入农工党重庆市委机关不久，接手农工党史工作，着手进行一些研究，与原农工党中央主席章伯钧的夫人李健生有过信函来往；在农工党中央副主席方荣欣、原中央党史办主任肖翰香等老前辈来渝期间，曾详细地就有关问题向他们请教；我曾陪同肖翰香参观大足石刻，他给我谈了许多农工党史方面的情况；我有幸结识了农工党重庆市委的一批资深老前辈，如刘宗宽、李正清、彭伯通、周竞波等，我对他们作过多次深入的访谈，收集了他们掌握的书面材料；我还系统地查阅了农工党中央刊物《前进》和中共西南局党史书刊，对当时收集的所有档案资料进行检阅。在此基础上，我进行了分类整理研究，撰写了《争取中间势力——记抗战时期周恩来与第三党的交往》这篇专稿。1989年，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创办了月刊《红岩春秋》，全国政协前主席邓颖超为创刊号题写刊名。当时胡康民担任《红岩春秋》杂志社主编，在他的安排下，这篇文章在创刊号上公开发表。此后经过多次修改完善，在《前进论坛》《周恩来与四川》《重庆文史资料》《重庆政协报》等10多种中央或地方各级报纸杂志上发表或转载。这些成为我从事农工党史和政协文史研究的起点，是我的有影响的代表作之一。
中国共产党在对待中间势力的问题上是有过沉痛教训的。早在1930年，邓演达从苏联回国建党的时候，曾派人找共产党谈判，但未被接受。当时中共的“左”倾领导人拒绝与中间党派合作，“对其他党派的政策，没有加以区别，把他们一律看成敌人”，因而对第三党采取了否定的态度，致使两党之间形成了严重的隔阂，给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最典型的莫过于1933年，在酝酿建立抗日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时，第三党作为主要的策动者和参与者之一，首先提出“联共”的主张，并派人跟中共领导人联系，要求采取联合行动。但王明“左”倾路线领导人拒绝与在福建成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合作，没有给予应有的援助，其结果是蒋介石集团在击败这个孤立无援的革命政权后，又回过头来加紧“围剿”中央苏区的工农红军，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周恩来牢记这一沉痛教训，在抗日战争时期把争取中间势力作为统战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加强了与第三党等中间党派的合作。
自1937年底开始，周恩来在同国民党进行频繁谈判的同时，也与各中间党派初步建立了联系。在武汉，第三党的章伯钧、彭泽湘与中共的王明、周恩来代表两党举行会议，双方回顾了过去两党的关系，一致表示今后应密切合作，共同战斗，这就为发展两党的关系迈出了第一步。但在武汉时期，由于王明的影响，中共的统一战线工作事实上还停留在国共两党的范围，而忽视、冷落了中间党派，这对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不利的。
1938年9月，第三党负责人章伯钧、彭泽湘和一批干部先后到达重庆，中央机关也由武汉迁来重庆，在重庆半山新村3号（今渝中区李子坝盘山公路旁）设立中央机关联络点。
1939年初，中国的政治中心由武汉转移到重庆之后，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建立，逐渐开创了与中间党派合作的新局面。周恩来当时很注重同第三党、救国会、青年党、国社党、职教社、乡建派等党派团体建立联系，经常与中间党派领导人交往。尽管他们各有不同的经历，所代表的组织有各自的政治倾向，但周恩来总是平等相待，不断就国内外的形势、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以及国共两党关系等重大问题，同他们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逐渐消除隔阂，进而使中间党派和中共在实际的政治斗争中可以协调行动，互相呼应。
1939年9月，中共中央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加强了团结中间势力的工作，以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扩大统一战线，坚决与反共顽固派作斗争。在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上，由主张抗日的各党派提出了七个有关宪政的提案。中共参政员同中间党派及无党派参政员共同发出了要求国民党结束党治，实行民主宪政的正义呼声。在共产党和中间党派的推动下，在大后方和抗日民主根据地掀起了第一次全国性宪政运动的高潮。这次会议后，由章伯钧、丘哲会同一部分国民参政员和个别非参政员社会活动家，酝酿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成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这是南方局成立后，对中间党派加强统战工作取得的一个重要进展。
1940年下半年，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反共摩擦，中共领导人与中间党派人士经常聚会，了解时局变化情况，研究国内团结问题。12月25日，周恩来、张君劢、左舜生、梁漱溟、沈钧儒、邹韬奋、张申府在章伯钧家会商时局及解决危机的办法。
1941年1月6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国的抗战形势进一步恶化，爱国民主人士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内战分裂政策十分失望，深感进一步团结起来，反对内战独裁争取民主自由之必要，认识到原统一建国同志会那一类松散组织已不适应形势的需要，唯有形成一个比较强大的第三者政治集团，才能有力地调停国共矛盾，坚持团结抗日。因此，章伯钧、丘哲向各方建议组织第三者性质的政治同盟，一些中间党派的领导人纷纷同周恩来等“聚谈”或“正式谈判”，表达他们组织起来的迫切愿望及同中共合作的诚意。
1月中旬，章伯钧、丘哲代表第三党同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在曾家岩50号周公馆举行正式会谈，再一次向中共表示合作诚意，要求中共对第三党的纲领、组织和宣传以及经济给予切实的援助。中共代表表示完全赞同，答应给予种种支援。从此，第三党进一步靠拢了中国共产党，不断得到共产党的帮助和启迪，认定“共产党是抗战与民主中的最可靠的朋友”。
1月25日，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致电中共中央，汇报皖南事变后各民主党派的动态：“皖南惨案发生后，他们对国民党大为失望，痛感有加强团结的必要。由章伯钧、左舜生等拟发起的民主联合会，以团结各党各派无党无派和国民党左派，与我党合作共同进行民主与反内战运动，他们已与我们交换意见，我等深表赞同。第三党近因当局压迫，日渐左倾，现正整顿其组织，提出联苏、联共，主张与我党更亲密合作，还派出章伯钧、丘哲同我们谈判，表示合作诚意，盼我们给予切实援助，我们已表示赞同。”
在时局逆转之时，周恩来竭力扶持中间党派进一步组织起来，促进其发展壮大。在周恩来的直接支持和帮助下，原统一建国同志会的第三党、青年党、国家社会党、救国会、职教社、乡村建设派等三党三派于1941年3月在重庆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称“民盟”）。第三党作为发起者之一，在建立这个组织上起了重要作用。
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高潮的斗争中，第三党坚定地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对此，中共中央在1941年3月的政治情报中指出：“救国会及第三党，是与我们最接近，是最同情我们的。”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刚刚建立，内部的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矛盾非常激烈。青年党是同盟内的右翼，蒋介石企图通过青年党钳制、利用民主政团同盟。青年党则仗着党员多、力量强，由左舜生以同盟秘书长的身份把持中央盟务。这个新的政治联合团体面临破裂的危险。章伯钧在这段时间，天天与左舜生谈判，回来又向周恩来谈当天的情况。周恩来说：“只要有一点点进展，也应该跟左舜生谈，尽量争取他。”章伯钧每天两头奔跑，有一次，他跑得饿了随便在重庆的小饭店吃了一顿饭，不久，就得了痢疾，大便出现脓血，发烧很厉害，昏迷不醒，生命很危险，要用盘尼西林（青霉素）抢救。那时，盘尼西林很贵，而且只有从美国军队那里才能买到。周恩来及时赶到医院看望章伯钧，并说：“一定要治好伯钧，买盘尼西林的钱由我们出，再贵也要买，救人要紧！”在打了几针之后，章伯钧终于得救。出院之后，周恩来还再三叮嘱他：“今后千万要注意，别在小饭馆吃饭，那儿不卫生。”章伯钧病愈后，继续为维护民盟的团结而奔波。虽然青年党、国社党在蒋介石的拉拢下，后来还是相继从民盟分化出去，但是，对他们的争取，在当时是必需的，起到了稳定局势的积极作用。而第三党、救国会等进步党派，则始终坚持民盟宗旨，成为民盟的中坚力量。
民盟与共产党领导人在重庆经常就抗日、民主、团结等问题进行密切协商，加强协调行动。例如，民盟和共产党密切配合，开展了对西南地方实力派刘文辉、龙云等人的工作。他们都是民盟的秘密盟员，通过民盟的联系，加强了地方实力派同共产党之间的合作。1942年2月，周恩来、章伯钧、罗隆基与刘文辉在机房街吴晋航宅进行秘密会商，讨论团结西南实力派联合抗日的问题。5月6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他曾通过杨杰和章伯钧的介绍，与左舜生、罗隆基同西南地方势力刘文辉、潘文华面谈两次。1943年9月17日，周恩来致电董必武，提议通过章伯钧联络龙云，在龙云的行营中建立电台。1944年5月23日，民盟左舜生、章伯钧、张君劢、沈钧儒在章伯钧家宴请中共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及翦伯赞，就当时战局及国共两党谈判等问题进行交谈。
1941年10月29日晚，在第三党创始人邓演达逝世10周年之际，章伯钧委托方荣欣在重庆朝天门味渝饭店举行纪念活动，由章伯钧宴请中共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王若飞、王明、徐特立、徐冰，国民党左派于右任，民主党派沈钧儒、曾琦、左舜生、梁漱溟、余心清等。周恩来即席发言说：“邓演达曾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很有才干，但是过于自信。他做过黄埔军校教育长，有许多学生做官带兵，比如陈诚等，于是他就认为他出面一说，这些人就可追随他革命。其实不是那么简单。正是这一点，导致他放松了警惕，被杀害了。”各党派人士畅所欲言，纪念活动气氛热烈。
抗战时期，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欣欣向荣，与国统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为了更多地了解解放区的抗日民主政权，在周恩来的联系下，1942年5月，第三党中执委张云川代表民主政团同盟和第三党由重庆前往苏北解放区考察访问，历时1年多。张云川访问了新四军军部和第2师、第4师所在地，受到陈毅、罗炳辉、谭震林等新四军领导人的热情接待，并进行了多次交谈。张云川离开新四军军部后，代理军长陈毅给他写了亲笔信表示感谢。张云川还深入地方政府、连队、人民群众中进行了广泛的调查。7月中旬，周恩来向章伯钧表示，欢迎民主党派人士到苏北解放区参加政权，并探讨了合作形式。
1943年6月，张云川返回重庆，向董必武叙谈解放区之行的情况。为了使大后方人民及国际舆论界了解解放区的真实情况，经陈家康、王炳南的介绍，张云川接受塔斯社和路透社记者的采访。同时以“刚文”的笔名，在新华社的《群众》双周刊上发表《苏北见闻》。后又赴昆明、桂林向当地知识界广为宣传。
周恩来在重庆还多次与第三党领导人单独会谈。1943年6月某日晚9时，第三党在半山新村3号该党中央机关联络点约请周恩来会谈。半山新村为战时新建的小楼，马路通至山腰还要爬几十个石阶，再穿小径才能到达。为求地方僻静，选定了这个地点。会晤前，由第三党成员杨逸棠前往曾家岩周公馆迎接，周恩来乘坐他常用的汽车到达半山新村。会谈地点在2号楼，参加会谈的有章伯钧、丘哲、张云川、王一帆、庄明远、杨逸棠等。
在会谈中，周恩来指出：“目前在中国的两大矛盾中，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仍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仍处在从属地位。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是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的。坚持抗战，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主要任务，为着抗战取得最后胜利，必须有广泛的团结，对国内上层中层还在抗日的人们，不管是哪一阶级都要采取联合和协商教育的方针，结成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内顽固派进行反共，甚至制造皖南事变。我们经过有理有节的斗争，击退了狂妄的反共高潮，并由此暴露出国民党真实面目，降低了他们的政治影响。相反，共产党为民族生存，团结抗战，影响深入人心。目前危机仍然潜伏，日本准备对华大举进攻，国民党反共仍未休止。争取民主，团结抗战，是当前主要工作，要从各方面广泛地争取大量人民参加，大张旗鼓地宣传民主、宪政，说明法西斯统治的黑暗政权是维持不了当前危局的。民主政团同盟在当前可起推动抗日民主运动的作用，而且要在全国展开，在各省区组织起来，这样做不单是当前抗战的需要，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也可起醒觉和变革作用。民主运动当然需要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要有共同的目标，这就是团结抗战。在民族危险关头，非抗战不能保民族生存，非团结不能抗战，非民主不能团结，争取民主，团结抗战是大家的共同事业。”
听了周恩来的精辟见解，在座诸君无不兴奋。当时张云川刚从华北、苏北回来，对于所见所闻，也简要地作了介绍，中间提到在苏北新四军和当地豪绅地主有矛盾，一些豪绅地主与新四军对立，暗地里与伪军勾结。据闻苏北有些地方执行政策有偏差。他在苏北时已将情形面告陈毅军长，陈军长表示有偏差必纠正，一切待遇皆有政策可据，对于豪绅地主，中共的政策以不做汉奸、安分守己则一视同仁，尽量使他们站过来。周恩来听说后指出：“我们党对于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一般的民族资产阶级是有区别的，对于豪绅、地主和一般的开明绅士、地主也是有区别的。为了进行抗战，是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以斗争求团结，团结比较可靠。这里有条界线，死心塌地的汉奸，制造摩擦、反共的专家、顽固派，绝不是团结的对象，而对中间派还是争取的对象。”会谈结束时，章伯钧代表第三党表示赞同周恩来的意见并说道：“在民主运动的进程中，难免会有错误、缺点，希望今后能随时得到贵党的提醒和帮助。当前民族危机日深，我们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团结抗战。”周恩来的指示是对第三党在政治方向上的启示，使第三党“从崎岖小路走上康庄大道”，更坚定了与共产党合作的信心。
根据周恩来的建议，第三党决定增派成员到广东、江西、香港等地工作，扩大抗日民主运动。7月，第三党中执委李伯球应邀到重庆时，周恩来、叶剑英面示李伯球返两广建立民盟组织，开展民主运动。
周恩来与第三党等中间党派友好相处，以坦荡无私的胸怀和亲切、诚挚、谦虚的态度，教育和感动了许多中间党派人士，留下了许多非常感人的往事。1945年1月一个细雨蒙蒙的下午，周恩来在曾家岩50号周公馆宴请第三党的章伯钧、郭则沉、韩兆鹗、刘宗宽等人。在宴会中，周恩来分析了抗战胜利在望的形势，要求大家走团结和民主的道路，共同打败日本侵略者。他非常坦率地检讨了中共过去所犯的关门主义错误：“当时‘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我党中央，对反对国民党反动派而积极活动起来的中间派别，错误地认为是所谓‘最危险的敌人’，认为由国民党分化出来的第三党比国民党还要坏，采取了关门主义，拒绝与之合作。这样把一切愿意革命和可以争取的朋友，一概拒之于革命大门之外，孤立了自己，帮助了敌人。在福建事变时，如果我们当时善于联合这些主张反蒋抗日的力量，共同对付蒋介石反动派，这对支持和发展国内日益高涨的抗日民主运动，会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并且可迫使蒋介石首尾不能相顾，趁此机会就可以消灭一部分敌人，粉碎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可是由于‘左’倾主义者断言中间派别是所谓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竟然错失良机，使敌人从容调兵东下，摧毁了福建人民政府，又从容掉转头来，全力重新对我中央苏区大举‘围剿’，使革命遭到很大的损失，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周恩来又表示，抗战已7年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当前要加强团结，积极开展抗日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工作，配合同盟国，迎接新形势的到来。接着，周恩来十分亲切地说：“邓择生（演达）先生和我们是老朋友，今后我们希望同第三党的朋友加强联系，紧密合作，有事多商量。”周恩来诚挚的话语深深地打动了出席宴会的第三党人士，至此，进一步消除了历史隔阂，增强了真诚的友谊，两党成为相互可以更加信赖的友党。
（作者曾任农工党重庆市委研究室主任、参政议政处处长、宣传处处长，现任重庆市政协学习及文史委员会专职副主任。本文成文于1989年）
$我记忆中的半山新村
章诒和
1942年秋，我出生在重庆李子坝的半山新村。
新村有两幢二层小洋房，每幢可安置两家。第一幢里，1号住的是庄明远，2号住的是邓初民。第二幢内，3号住的是我们全家，4号住的是翦伯赞夫妇。所以，章、翦两家是紧挨着的邻居。
如果说我从娘胎里出来，第一眼是认识了父母的话，那么，我的第二眼就是认识了翦伯赞。
有一天，在温暖的阳光下，姨妈和戴淑婉（即翦夫人）把我抱到院子里，仔细端详。母亲突然发现我的左眼角有个小小的黑点儿，以为是早晨没把脸洗干净，便让姨妈抱着我，自己跑到卧室找了块湿毛巾，给我擦洗。可那黑点儿，怎么也擦不掉，翦伯母看了，立即跑回自己的房间，举着一把白色鬃毛的小刷子出来，对母亲说：“可能是毛巾太软了，我拿干净的刷子试试。”
母亲用两只手，将我的头固定住，戴淑婉就用小毛刷在我的眼角蹭来蹭去，结果，黑点儿依旧。还是从事幼教事业的姨妈看出来了，说：“这是块记！”
后来，小黑点儿变成了一片树叶形状，颜色随之越来越淡，父亲（即章伯钧）和翦伯伯（即翦伯赞）还对它做过讨论。
父亲说：“女孩子的记挂在脸上，不如长在屁股上。”
翦伯赞瞪着眼睛，说：“小愚的记挂在脸上，有什么不好？还不容易搞丢呢。丢了，也好认。”
以后，我长成了大姑娘，翦伯赞见到我，也还要搬起我的脑袋“辨认”一番，严肃地说：“这丫头是小愚！”
重庆当时又称陪都，党、政、军、学、文各界精英，于1940年前后到达。天下之士，云合雾集。起初，翦伯赞居无定所，在重庆市内搬来挪去，是父亲的安徽老乡陶行知介绍他来半山新村的。
乍一听房子建在半山，山高坡陡，上下要走三百个石阶——体力欠佳的翦伯赞有点发憷，可陶行知说：“房子虽在半山腰，但你有好邻居呀！”
“谁住在那里？”
“紧挨着你的邻居是章伯钧，还有邓初民。”
“去，去，我去。”翦伯赞为了邻居而不惜爬山，立即搬了过来。
新村三面环浅山，一面临路（由北碚至重庆的公路）。四周树木稀疏，梯田层叠，大多种植水稻和红薯。翦伯赞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山路行走方案。即上山时，每走三十台阶，歇一次，共歇十次；下山时，每走五十台阶，停片刻，需停六回。经反复实践，很有效，亦不觉得其累。于是，到处推广，父亲效仿，果然灵验，尽管行走、间歇的规范性和精确度远赶不上翦伯赞。
那时的翦伯赞和父亲都是活跃人物。父亲忙着抗日民主运动，忙着把第三党的人拉在一起。翦伯赞除了忙于动笔撰写《中国史纲》之外，还担任冯玉祥的历史教员，还到陶行知的育才学校讲课，还应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之邀，去做学术讲演。但两人再忙，也总要凑在一起聊天。搞政治的父亲，偏偏喜好文史，翦伯赞家若有史学界的朋友来做客，父亲是一定跑去掺和。去时揣上一包香烟，既不看看里面还剩几支，也不管烟丝有多劣质。抽到烟雾缭绕，山穷水尽时，聚会才算结束，各自散去。
1943年，翦伯赞先后出版了《中国史纲》第一卷和《中国史论集》第一辑。翦伯赞的文好，诗也好。他常与郭沫若、柳亚子、田汉彼此唱和。这让站在一边却不会作诗的父亲欣羡不已。当然，翦伯赞也有败笔，败笔就是他在《群众》周刊上发表的《杜甫研究》。“此文刊出，读者大哗”，“对杜诗的误解以及这样那样的硬伤，不胜枚举”。有人写了文章，一一指出其中的失误。翦伯赞不作答辩，始终保持沉默。
1944年3月中下旬，郭沫若写出《甲申三百年祭》，以纪念明朝灭亡三百周年。跟着4月15日，翦伯赞拿出了《桃花扇底看南朝》。他还写了极富革命战斗性的《评实验主义的历史观》，文章是为批判胡适而作。
半山新村的房子，不但是我家住所，还是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即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又称第三党）中央机关之所在。许多第三党骨干分子来这里接头工作，开会议事。母亲大锅大锅地煮饭，请娇小玲珑却能干万分的戴淑婉过来帮着烧菜。可到了晚上，住宿便成了问题，像杨逸棠、郭则沉、张云川这样一些朋友就跑到翦家或邓家去住。
周恩来有要事相商，会跨过三百个台阶到我家。那时的周恩来与民主人士在一起，说到高兴的事，他要哈哈大笑，遇到麻烦，他会紧锁浓眉，言至伤心处，他要落泪。在重庆只待了数月、身体一向欠佳的林彪也曾登门，态度谦和而礼貌。徐冰（即邢西萍）则是常客，也是食客。米再糙，菜再次，他都不计较，有酒即可。如无，他便要瞪眼，还时不时骂上一句：“王八蛋。”
“你怎么又吃又骂？这王八蛋是指谁呀？”母亲问。
邢西萍笑着解释道：“我骂东洋鬼子呢！都是他们搞得大家吃不上一顿好饭菜。”
饭菜做好，父亲就要对母亲说：“快去把老翦叫来。”
在半山新村，父亲创办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央刊物《中华论坛》，且自任主编。在发刊词里，他阐明尊重思想言论自由，维护和发扬民主的信念与态度。这份刊物既是第三党的舆论宣传工具，又具有面向社会的学术性质。为此，父亲常常是自己出面向学者约稿。其中，最踊跃的投稿人，就是隔壁邻居翦伯赞。他的《南朝史上的永历时代》《论王莽改制及其失败》《学术与暴力》《春秋之义》《两汉的尚书台与宫廷政治》《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等学术论文，皆经父亲之手，刊于《中华论坛》。每次交稿，翦伯赞一定要让父亲“审阅”，父亲则必拱手相谢。
每期刊物出来，父亲定拿数册给翦伯赞，请他转送学界朋友。翦伯赞在《中华论坛》还读到邓初民的《历史、历史记载、历史科学》《略论清代的学风与士气及其文化政策》《中国民主运动的两条路线》，周谷城的《论民主政治之建立与官僚主义之肃清》《英国民主运动之发展》，侯外庐的《康有为在民国初年的反民主理论》《“五四”文化运动与“孙文学说”的关系》《我对“亚细亚生产方式”之答案与世界历史专家商榷》，胡绳的《猛回头“警世钟”及其作者》，施复亮的《扑灭烽火求生路》，祝世康的《当前的经济问题》《战后经济民主化管理的我见》，陈家康的《真实与知情》，吴泽的《名教的叛徒李卓吾》《刘伯温论元末》《个人领袖英雄的历史作用论》，石啸冲的《环绕地中海的美苏斗争》《看国际形势》《国会选举的美国政治动向》《评印度局势》，吴晗的《论中文》，夏康农的《正视弥天战火》《论中美商约棒喝下的第三方面》，茅盾的《关于〈吕梁英雄传〉》，秦牧的《牛羊阵》《西园庵的挂绿》等等。几期下来，《中华论坛》很受知识界中上层人士的欢迎，称它是“民主政治的号角”。
许多史学家，不仅和父亲相识，且为好友。他们发表的新作，在送给翦伯赞的同时，也必送父亲。记得“文革”抄家后，父亲从地板上拣起一本侯外庐的书——《船山学案》，灰色封面上，毛笔楷体写着：“伯钧兄教正”。封底注明：重庆三友书店发行，中华民国33年4月。以后的20年间，这本书连同翦伯赞、郭沫若等人送的书，经重庆带到上海，从上海转至香港，由香港运回北京。“文革”中，父亲拿出被抄家红卫兵遗失的这本书，对我说：“人（指侯外庐）看不到了，只有看书。”
“山色入江流不尽，古今一梦莫思量。”我想，父亲定是回想起在重庆李子坝和翦伯赞等朋友一起生活的那些日子。
1944年的7月，日军攻陷了围困47天的衡阳后，直逼常德、桃源。11月19日，桃源沦陷，那是翦伯赞的家乡。26日，常德亦失守。夜不成寐的他，含泪写下了著名的《常德、桃源沦陷记》：
桃源，这个具有神奇传说的地方，是我的家乡。在这里我度过了我的幼年时代……
常德，这座洞庭湖西岸的古老的城市，在这里，我度过了我的中学时代。
静静的沅江，灰色的城墙，古旧的庙宇，旧式门面的商店，各式各样的手工业作坊，用石板铺成的大街小巷，自有城市以来，也许没有什么改变。如果说这里有近代的装潢，那就是有一座西班牙天主教堂的钟楼，耸立在这个古城的天空——然而，这两个小县城，被攻陷时死者两万有余，伤者五千，被强奸的妇女七千多，财产损失不计其数。
父亲阅后很激动，对翦伯赞说：“把稿子给我吧！把它登在《中华论坛》上。”
在重庆，父亲穿着件旧长衫，白天东奔西跑，搞社会活动，夜里伏案奋笔，写政论文章。凡是由父亲署名的文章，不求他人代笔。
翦伯赞很佩服，对母亲说：“伯钧是个干大事的人。”
那时还真有件大事，就是成立民主政团同盟（即中国民主同盟之前身）。它由三党、三派以及社会贤达（即今日之无党派民主人士）组成。酝酿筹建期中，针对同盟的纲领、章程、领导人选等诸多棘手的事，只能以沟通、调停，甚至妥协的方式去解决。在这个过程里，父亲是个中坚力量。每遇难题，常和翦伯赞研究、商量。而翦伯赞在应对现实政治方面，表现出燮理阴阳的智慧。父亲非常佩服，叹道：“说老翦是个历史学家，那是低估了他！”
1946年1月，旧政协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共产党、民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共38人。民盟由张澜、罗隆基、张君劢、张东荪、沈钧儒、张申府、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9人组成代表团。父亲与罗隆基两人是宪法草案组成员，他还担任国民大会成员。在22天的会议期间，工作量大，要动脑筋的事情也多，急需建立一条和中共的联络渠道，于是，身为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兼组织委员会主任的父亲，提议聘请翦伯赞担任民盟出席政协的顾问。此议立即获得通过。在1月10日给他发了聘书。
（作者系文化部文化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已退休。此文摘自章诒和撰写的《心坎里别是一般疼痛——忆父亲与翦伯赞的交往》，章立凡主编《往事未付红尘》，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本文标题为编者所拟）
$回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重庆的一些活动情况
周竞波
青年工作委员会
抗战时期，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农工党前身）中央在重庆时，我记得负宣传和组织责任的是严信民、郭则沉。1944年下半年，王深林来半山新村后，严、郭负责宣传，王负责组织。1945年4月，罗任一离开北碚皮革厂，协助中央搞一些工作。我回城后，除继续干《中华论坛》发行工作外，他和我常去枇杷山刘某家，参加海员工会小组活动和联系工作。郭则沉任纺织机器厂厂长后，中央的宣传、组织工作就完全由则沉负责。我参加《中华论坛》和纺织机器厂工作，都是他根据组织决定派我去的。
1946年3月，郭则沉将工厂移交工作办完后，回到中央。一天，我到半山新村与他会见时，他谈了工厂移交情况后说：“现在革命形势很好，但斗争很艰巨，我们要加强发展组织工作，增强组织力量，进一步开展革命斗争，促进民主运动的发展，要团结青年参加组织，才能增强组织活力。因此，中央决定成立青年工作委员会。”他要我写《青年工作委员会章程》，宗旨是联系青年，促进团结，互学互励，积极参加民主运动。
1946年5月，在半山新村3号举行了一次青年工作委员会，参加会议的有郭则沉、罗任一、王深林等中央领导同志，还有我、郭仲衡、吴春选、章培毅、张明远等。会议由则沉主持，他谈了青年工作委员会的宗旨和意义后，要求参加会议的同志联系团结和发展青年，增强组织力量，为争取和平民主而努力奋斗。会后，还请庄明远一起聚餐。在大革命时，庄明远、罗任一、唐午园担任邓演达秘书。同志们请庄明元谈邓先生的革命事迹。他说：“我一生中所认识的人，只有叶希夷（叶挺）和邓先生是我最敬佩的人。我认为邓先生才华出众，文武兼备，坚持革命斗争，无私无畏，他那种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我是永远铭记在心的。”我们听了这些话，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鼓舞！
成立四川省党部
抗日战争时期的陪都重庆，是当时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迁回南京，政治中心随之转移，各民主党派亦先后离渝东下，在离渝之前，相继成立地方组织。
罗任一、黄朋豪与通惠公司负责人有关系（黄与邹昌麟是亲戚，罗与刘佛航认识），为了找一商业作基地，筹集组织经费，便由罗、黄介绍通惠公司负责人黄守谦（总经理）、刘佛航（副总经理）、邹昌麟（业务经理）、周海寰（财务经理）、李慧根参加了解放行动委员会。黄朋豪还担任该公司董事。记得王永久（开封银行经理）、周则恂（一煤炭公司经理）、侯立观（一玻璃厂经理）都先后进入通惠公司。
解放行动委员会于1946年5月初（章伯钧8日离重庆前几天）在白象街通惠公司举行四川省党部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有章伯钧、严信民、郭则沉、罗任一、王深林、黄朋豪、李如苍，还有我、章培毅、唐万延、张明泛、彭伯通、刘佛航、邹昌麟、周海寰、杨子朴、戴天民、王永久、刘子驿、何芝、侯立观等共40余人。当时黄守谦在上海未参加大会。大会由章伯钧主持，他谈了当时的形势和成立省党部的意义后，便宣布由我、黄朋豪、李如苍、彭伯通、黄守谦、刘佛航、邹昌麟、周海寰、王永久等9人组成四川省党部。他说中央离开重庆后，四川组织工作就由省党部负责了，并要求积极发展组织，加强组织力量，继续为争取和平民主而努力奋斗。会后聚了餐，共五席，大家相互交谈，气氛活跃。这是在重庆的一次空前盛会。
成立大会的第二天，在通惠轮船公司召开了四川省党部第一次会议，黄朋豪主持，主要讨论分工问题，推选黄朋豪为主任委员，邹昌麟为组织委员，周海寰为宣传委员，我为秘书，并讨论发展组织问题。此后召开了两三次委员会议，讨论进一步发展组织和筹集经费问题。
章伯钧离渝前夕，召集罗任一、黄朋豪和我谈话后，王永久也来了，他是来送伯钧去沪的经费的。罗任一引他去见章伯钧，王出来后，对我们说，现在银根很紧，筹集得不多。
四川省党部成立后，以通惠轮船公司为据点，常与郭则沉、罗任一联系，研究问题，开展工作。不久罗任一去南京任民盟中央总务工作。在发展组织方面，由刘佛航、黄守谦先后介绍了李慧根、汤玉池、钱德新、刘映湘、曾介立、李维馨、杨坤义、吕一苇、周癯仙、田东波参加农工党。
黄守谦曾告诉我，他与杨烈宇在上海时，曾几次与章伯钧会面，并委他们两人为农工党中央财务委员。黄朋豪参加通惠轮船公司工作，因生意折本，也没有为组织筹得经费。我听黄朋豪说，郭则沉在1947年上半年离重庆前，要他筹集旅费也没有办到，过后，还是由庄明远设法筹办的。
（作者周竞波，已故，原系农工党重庆市委顾问。本文成文于1990年）
$李正清同志二三事
刘重来
李正清先生是我的良师，是我入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介绍人。我们是一个系的同事，还是茶友。他生平的一大嗜好是坐茶馆，这也许是他解放前做统战工作，广交朋友养成的一个习惯。在品茗中，他常常向我讲起几十年前的一些往事，使我对他更加敬重。
追求进步奔赴延安
1917年6月，李正清出生于四川忠县。他先后毕业于忠县明新小学、忠县县立初中、万县师范、成都华西协和高级中学。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军队在日寇的侵略面前一败涂地，北平、天津相继失守。李正清听说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北上抗日，又改编为八路军，正在沦陷区和日寇进行浴血战斗，并取得了节节胜利，还发表了《八一宣言》。他和很多进步青年一样，感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坚持抗战到底，才能挽救中华民族，个人也才有前途。当时，到延安去、到革命的圣地去接受教育和锻炼，成了有志青年最向往的道路。于是，李正清和爱人陶顺文商量，准备一起去延安，接受革命的洗礼。正在此时，李正清的青年朋友肖道履也来约他一道去延安。然而不巧的是，正当他们要上路时，李正清突然胃大出血，住进了成都肖氏兄弟医院。肖道履见他病情严重，卧床不起，只好一个人先走了。李正清心里更着急了，还未等病完全好，就急着要出院去延安。他找到同乡秦德君，由他转托郭春涛写了两封介绍信。一封信给周恩来，一封信给林伯渠。林伯渠是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凡是要到延安的人，必须经西安办事处办手续。
约10月底，李正清和陶顺文从成都出发，开始了延安之行。到了西安，找到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林老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很快办完了手续。当时从西安到延安，八百里山川，他俩无钱坐汽车，全凭两条腿，还要通过国民党的层层关卡。但他们下了决心，再困难也要去延安。在路上，他们碰到了不少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一路风餐露宿，历尽艰辛，终于到达了延安。
难忘的“抗大”生活
延安高昂的抗战精神，团结民主的气氛，使李正清耳目一新，这里的一切像磁石般地把他深深吸引住了。经过口试、笔试，李正清被录取进了抗日军政大学，成了第三期学员，陶顺文被录取进了陕北公学，两校相距不远。从此，他们开始了军事化的学校生活。
当时抗大学员编为三个大队，一个是军事大队，一个是政治大队，一个是女生队。李正清被分到政治大队，政治大队的课程安排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政治课程有马列主义概论、政治经济学、哲学、形势教育、民众运动等；军事课程有战略学问题、游击战术、军队政治工作等。教员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也有从大后方来的知识分子。李正清那一期是毛主席讲政治形势，艾思奇讲哲学，任白戈讲政治经济学，滕代远讲战略学，罗瑞卿讲军队政治工作。上课都是在露天，有时站着听，有时席地而坐，用膝盖当课桌记笔记。虽然已是天寒地冻，但大家的学习热情很高。最难忘的是毛主席给他们作形势报告。毛主席穿着朴素，修长的身材，浓黑的头发，睿智的大眼，吸引着全场的几百名学员。他对抗战形势精辟的分析，生动的比喻，加上有力的手势，震动着大家的心，学员们屏息聆听，生怕漏掉一个字。全场鸦雀无声，讲到精彩处，大家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整个操场都沸腾了。一次，毛主席正给大家上大课，天空下起了毛毛细雨，气温骤降。毛主席停下来，环视了一下操场上的学员，大声说：“同志们，怕不怕冷呀？”学员们齐声回答：“不怕冷！”毛主席点头微笑着说：“不怕就好，我们前面的路，还会遇到很多困难，只要我们不怕，下决心去克服，那么，出现一个困难，我们就克服一个，出现多少，我们就克服多少，就没有什么困难能吓倒我们。”听了毛主席的报告，大家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觉得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看到了光明前途，增强了必胜的信心。除了上课外，学校更多的是组织自学讨论，大家各抒己见，热烈争论，收获就更大了。
延安的物质生活极其艰苦，小米饭、熬白菜汤，是抗大天天、顿顿的伙食。大家东一堆、西一堆，就蹲在露天地里吃饭。开始大家吃不惯小米，渐渐地也就习惯了。晚上睡觉，几个、几十个人挤在一个大土坑上，有时连翻个身都感到困难。而每月领到的1元津贴费，只够理发、买牙膏肥皂什么的。条件虽然艰苦，但大家情绪高昂，精神生活十分愉快和丰富。过去在国统区那种苦闷抑郁、前途无望的情绪一扫而光。当时抗大的歌咏活动十分闻名，操场上、课堂里，白天、晚上，都可以听到学员唱歌。特别是在集会或上大课的休息时间，各个队之间互相拉歌，歌声此起彼伏，十分热烈。大家经常唱的歌是《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游击队歌》《抗大校歌》等等。几十年过去了，李正清还记得那首雄壮、充满激情的校歌。
为了做好上前线和打游击战的准备，抗大还经常组织学员进行军事拉练，他们常以小队为单位，举行爬延安宝塔山活动，并开展比赛，既锻炼了身体，又进行了军事训练。
每天，李正清都是和学员们在紧张、欢快的气氛中生活学习，在延安街头，他们经常可以看到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抗大的学员，常常把毛主席围着，和他随便聊天。毛主席平易近人，笑容可掬地和大家交谈。
珍贵的题词
时间很快地过去了，转眼间到了1938年夏天，这一期学员该毕业了。记得毛主席对第三期学员说：你们到抗大来学习，要上三课：从西安到延安徒步八百里，这是第一课；在学校里住窑洞，吃小米，出操上课，这是第二课；现在第二课上完了，但最重要的还是第三课，这就是要到实际斗争中去学习锻炼。同学们都争先恐后报名上前线，投入抗日的战火中去。但非常不巧的是，李正清此时胃病再次发作，吐血不止，身体十分虚弱，但他还是坚持要求到前线去。此事被抗大副校长兼教育长罗瑞卿知道了，就找他谈话，当罗瑞卿询问了他的病情后，就亲切耐心地劝导他说：“目前延安医疗条件太差，你的病这样重，补血的针药在前线都很缺少，这里就更没法找到。你还是回四川去，一方面治病，一方面直接和当地组织联系，做一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不管在哪里，都一样是干革命嘛。”李正清只好答应了。罗瑞卿亲笔为他写了一封介绍信，叫他到重庆去找吴玉章。
临行前，李正清多想毛主席给他题词留念啊。可巧就在毕业的前一天，毛主席又一次来到抗大给学员作报告，当报告结束时，李正清和其他几个学员不约而同地把早已准备好的纪念册、笔记本掏出来，请毛主席题词。毛主席很高兴，当即挥笔一一题词。毛主席的题词是：“团结干部，连系民众，是一刻也不应该忘记的。如果这样做，就有了工作胜利基础。”抗大的校长林彪和抗大的老师罗瑞卿、许光达、滕代远、徐以新等也都在李正清笔记本上题词赠言。
苦读马列著作
李正清回到重庆后，吴玉章热情接待了他，对他说：“你现在身体还十分虚弱，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先把身体养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再就是趁此机会多读点马列著作，以便更好地为革命工作。”
当时的重庆，是国民党的陪都，进步青年要想读马列的书，谈何容易。不但难以寻觅到，而且还要冒很大的风险。到哪里去读马列的书呢？他想到了邹韬奋办的生活书店。
邹韬奋，是著名的爱国学者、进步的政论家和出版家，他创办的生活书店，以出版和销售马列经典著作和各种进步书刊而闻名全国，在广大读者特别是进步青年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在那黑暗的年代，它是一个进步的文化堡垒，在它周围团结了一大批进步青年。李正清心想，何不到那里去读马列的书呢！
生活书店坐落在重庆武库街（后改名民生路），店面并不大，但吸引着无数进步青年。每天清晨，当书店门一开，李正清就迫不及待地挤进了书店。那时候，生活书店趁国共合作的机会，出版了大批马列著作，书架上摆满了各种马列著作以及大量进步的哲学和社会科学书刊。特别是延安解放社出版的马列、毛主席著作也摆上了书架。看到这么多好书，李正清非常兴奋。但当时他没有职业，没有固定收入，常常是身无分文。吃饭尚且成问题，更何况买书了。他只能天天来书店站着看书。有时站得两腿发麻，还舍不得放下书。时间长了，他的勤苦学习劲头，引起了邹韬奋的注意。
那是1939年初春的一个上午，李正清照例一早就来到生活书店。这些天，他正如饥似渴地阅读刚出版的《资本论》，常常是书店要关门了，他才依依不舍放下书，怏怏离去。这一天，李正清正手捧《资本论》聚精会神地看着。突然，一个身穿西装，戴眼镜，面带微笑的中年人向他走来，这就是邹韬奋。邹韬奋一连好多天都看到这位穿着单薄、清瘦的年轻人在专心致志阅读《资本论》，觉得有些惊奇，产生了好感。他打量着李正清，和气地对他说：“你天天都来这里读《资本论》，既然这么喜欢它，何不买回去细细读呢？”李正清脸红了，只得抱歉地向邹韬奋说明自己没有职业，没有钱买书，只能每天来书店看书。邹韬奋同情地望着眼前这个勤奋好学的年轻人，从书架上取下一套三本精装的《资本论》，送到李正清手里说：“你喜欢读《资本论》，这很好。你就把这一套拿回去看吧！你什么时候有钱，就什么时候把钱送来，实在没钱，就送给你。”李正清手捧着三本沉甸甸的《资本论》，感动得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后来，李正清感慨地说：“这件事对一贯热爱青年、关怀青年成长的邹韬奋先生来说，实在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它凝聚着邹先生对青年的殷切期望。”几十年来，这套《资本论》一直伴着他，不论是在颠沛流离的革命期间，还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月，他都细心保存着。
加入民主党派开展地下斗争
李正清回到重庆后，牢记罗瑞卿在延安临别时对他的指示，在大后方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为了得到组织上的帮助和支持，1945年，经周新民介绍，他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1946年，又经郭仲衡介绍，加入了中国农工民主党。此时，抗战已胜利，然而蒋介石又大搞专制独裁，破坏国共合作，挑起内战。李正清又投入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中去。
1947年6月，农工党重庆市委成立，李正清与王善继、郭仲衡、章培毅、王希哲等8人被选为市委委员，李正清还兼任宣传委员。为了革命活动需要，他到重庆辅仁中学任教员兼高中部主任，秘密联系附近的大中小学的进步教师和学生，进行针对国民党的反独裁、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
1947年，国民党加紧了对民主党派的迫害，不少民主党派成员被捕，李正清没有被吓倒，还参加了营救入狱战友的活动。1947年10月，农工党中央机关迁至香港，11月，民盟总部被解散。为了得到中央的指示，这年年底，他和章培毅（农工党重庆市委负责人、章伯钧之侄）一起去香港，向农工中央总部汇报工作。时任农工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彭泽民热情接待了他们。彭泽民已年过古稀，他家门口挂着“国医彭泽民”的牌子。原来彭老在香港以中医职业为掩护，主持农工党中央工作。他医术高超，在香港享有盛誉，被称为“一代神医”。李正清和章培毅当时都是三十岁出头的青年人，但彭泽民在他们面前没有一点架子，十分平易近人。他详细询问了农工党在重庆的活动情况，对他们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鼓励，并向他们分析了全国的革命形势，认为国民党政权已到了穷途末日，作为民主党派，要和中共一起，为新中国的建立而努力奋斗。彭老鼓励他们多学习革命理论，广泛联系革命知识分子，发展农工党组织，壮大进步力量。
1948年夏，李正清、章培毅回到了重庆。不久，章培毅不幸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李正清担任了农工党重庆市委代理主任委员，他来到青木关中学任教务主任，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当时，国民党末日临近，更加紧了对革命人士的迫害，李正清在学校组织了抗议揭发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志士血腥镇压的罪恶行径。他代表青木关中学，参加了重庆十院校罢课罢教委员会，组织领导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国民党当局将李正清列入黑名单，要抓他。他在同志们的劝说下，安排好农工党重庆组织的工作，传达完中共关于“保护城市、保护工厂、保存物资，掀起护厂、护校运动，迎接解放”的指示精神后，化装成工人，再次到香港农工党中央总部请示和汇报工作。这时已是1949年底，离全国解放已不远了。
重任在肩 不辞劳苦
李正清到了香港，才知彭泽民已应中共邀请到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了。李正清在组织安排下，也乘船从香港来到了北京。在北京，他参加了1949年11月召开的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即全国代表大会）。
1950年1月初，李正清受中共中央统战部、农工党中央和民盟中央的重托，回重庆整顿农工党组织，并协助楚图南、萧华清等同志整顿民盟组织。这一年是他一生最繁忙、最活跃的一年，不少活动，清楚地记载在有关的文件档案之中。
1951年，肃反镇反开始后，重庆农工党组织有9名成员被捕（后多数已平反），李正清因为曾举荐过其中一些人而受到牵连。从此，李正清被排除出农工党重庆市委领导层，但逆境并没有使他消沉，从此他开始了新的生活道路。
弃官从教 良师益友
李正清从青年时代起就对马列主义理论有浓厚兴趣。如今革命胜利了，对仕途并无兴趣的他，深感对党派工作力不从心。因此，他要求到学校工作，一方面可以向青年人宣传马列主义理论，一方面可以继续马列主义的理论研究。1950年，他被求精商学院、正阳法商学院聘为教授，讲授“政治学”和“社会发展史”。不久，又担任正阳法学院院长兼教务长。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1952年又去北京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所深造。1988年11月11日，刘重来（右）与李正清（左）出席中国农工民主党第10次代表大会时，在长城合影1952年调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直到他逝世。40多年里，他默默无闻，勤勤恳恳于教学工作，讲授“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国近代思想史”等课程。他曾费数年时间，写有一部《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书稿。
李正清曾先后被选为农工党中央咨监委员，农工党四川省委、重庆市委和北碚区委顾问，政协重庆市委第一至第八届委员和农工党西南师范大学支部主委。但他淡泊名利，从不居功自傲，从不炫耀自己。他十分热心党派活动，严格要求自己，市里通知他开会，不管刮风下雨，他都按时参加。他晕车，只能坐那种车窗都不全的破烂车子。学校的组织生活会，他也是坚持参加，从不迟到早退。对学生，他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对青年教师，他热情关心，从不摆架子。因此受到广大师生的尊敬。他身体自小就羸弱多病，为了强身，他几十年如一日，每天用冷水洗澡擦身。
在公众场合，他不善言辞，在民主党派的会议上，他也极少发言，但发起言来，中心思想很明确，那就是时时刻刻要牢记民主党派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要旗帜鲜明，永不动摇。说心里话，当年我之所以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也是因为我第一个接触的农工党员就是李正清，他的高尚人品深深吸引了我。我是从他身上开始认识并自觉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的。
〔作者系农工党中央委员、农工党重庆市（直辖）第一届委员会副主委、西南大学教授。本文成文于1999年〕
$风雨同舟52年
彭伯通
在那国难深重的年代里，我与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受爱国心的驱使，寻找救国之道，走上革命之路。我从小爱好文艺，向往五四运动，由于有了寻找救国之道的思想基础，逐渐转向读社会科学书籍。我读了几年私塾才进小学，在小学两年半，读了大量新文艺书刊；在初中三年中，深痛国土一年年沦丧，受《生活周刊》的吸引，读了大量有关国内外时事的文章；在高中两年中，抗日战争开始，救亡运动不断高涨，而重庆联中是个具有革命传统的学校，师生政治态度坚定，周恩来、邹韬奋、柳是等都曾到学校讲演，在读革命书籍的空气熏陶下，我又读了大量革命理论的小册子，那种中华民族怒吼了的情景永久难忘。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我考进中央大学。我一进去就有联中同学来找我，因过去有所知，在政治上对我很放心。前来的同学越来越多，已不限联中同学了，到了沙坪坝后，更不限中央大学，也包括重庆大学和省教育学院学生。中央大学是国家最高学府，国民党控制很严，但进步势力也很强大。我同大家一道扩大团结面，并不断读革命书籍，在过去读小册子的基础上读经典著作。
后来才知道，我们这个联络网由中共南方局青年组直接领导，为了安全没有命名，称为据点。皖南事变发生后，不少同学离开学校，没有离开的仍在我这里聚会，我这里消息灵通，随时了解大局，对周围同学多了解，不露声色，区别对待，人所不注意，所以比较安全。就是在所联系同学中，讲话也含蓄，心照不宣，彼此理解，习以为常。
在中央大学4年，共产党直接对我教育培养，我学到许多书本上没有的东西。我认识到：革命必然胜利，但还需要长期的斗争，保存、积累并不断扩大革命力量为胜利所必需，一切作长期打算，个人命运寄寓其中。
离开中央大学前夕，借做“满月酒”的名义在我冷水乡的家聚会了一次，互相鼓励在新的环境里斗争下去。离开以后，我时常回学校联系，也直接到南方局青年组，过去联系的同学也经常到我家集中，但我们陆陆续续独立作战了，我虽能适应新的环境，但在财政部工作，那里情况与学校很不相同，不进入上层，感到使不上劲。后来找到同事秦敬先，觉得可以深入一步交往合作，但青年组的周力行说：“不要把关系都拉通了。”我只好作罢。抗日战争胜利了，我离开了财政部。在亲戚黄朋豪家，谈到时局，他对我的话很感兴趣，邀我参加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我对民主党派陌生，便到青年组询问，朱语今、周力行大力赞成我参加，我正苦于使不上劲，就参加了。
参加民主党派是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大大扩展了我的活动领域。我对统一战线工作虽陌生，但青年工作本具有统一战线性质，总不外团结中间力量随时代共同前进。我同时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我感到自己毕竟长期受过共产党的教育培养，在民主党派大有发挥作用的余地，提高我活动的主动性。此外，两个组织的同志对我也有所认识，谢小奇、周竞波特别是章培毅到处介绍，我参加两个组织不久，由他们推荐，就当选为陪都青年联谊会理事。民盟重庆支部成立，我担任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调与汤逊安同编《民主报》副刊《民主青年》。解放行动委员会四川省党部成立，我为委员。在早听说解放行动委员会在沙磁区联系了一批人，我曾打算把中央大学联系网拉在一起以加强民主党派，已约好在蜀都中学碰面，届时吴佩纶、黄可告诉我解放行动委员会联系的人较为复杂，碰面遂未实现。
解放行动委员会为了建立经济基础，发展了一些与工商界有联系的党员，组织通惠轮船公司，要我也参加其中，当作职业。但不久发现这些人乃慕民主党派之名而来，资金单薄，对经营工商也不在行，在工商界立不稳足跟。我不愿就此下去，决定另找工作。我想找个发表文章的可靠阵地，我又是经济学系毕业的，决定设法进商务日报社。此报本是重庆市商会机关报，曾经反共反苏，高允斌接办后，由于没有销路，不得不改弦更张，经过地下党员徐淡庐，还有徐亦安、杨培新的努力，转变为暗中接受共产党领导，以工商界代言人姿态出现的进步报纸。经过周折，我进了这个报社。
报社环境复杂，高允斌有两面性，但一切都是为了报纸的生存。进步力量虽然控制了版面，有的特务仍留下来等待时机。我进报社，首先要摸别人的底，别人也要摸我的底。进步力量各方面是通的，很快摸到我的底；特务摸我的底却不太容易，我进报社是国民党要员、前中央大学经济学系主任吴干介绍的。我也从刘国志烈士那里了解到报社每一个人。我因而能在报社应付自如，扩大接触面，避开一些人。
我在采访部跑消息，赶市场，只“在商言商”、不谈政治为掩护，在经济上加以揭露，抨击政经政策和官僚资本，不断写消息报道和专栏文章。在报社内，同采访部主任、共产党员沈伯谋心照不宣，编辑部是可靠的；在报社外与《新华日报》《大公报》《新民报》《国民公报》的记者一起商讨形势，交换消息。1947年“六一”大逮捕后，报社人事变动，采访部搞乱了，我就少去了，全力与彭友今轮流写社论，每周各三至四篇。我经常去的是彭友今家，了解研究报社情况，努力把报纸的面貌维持下来，不出现诬蔑共产党的内容和词句，继续在经济范围内予以揭露。由于报社太穷，后来我进民生公司工作，仍如期写社论，直到重庆解放，《商务日报》停刊。在此期间，我在《茶座》上写了不少杂文，蒋阆仙去《新民报》编《西方夜谈》，我又写了许多，直到解放前夕。
当时的民主党派比较松散，成分也比较复杂，对革命的认识和态度参差不齐。我从作用效果权衡轻重，在地方领导层中稳住跟着共产党走的主流，与黄朋豪周围的人联系。我的活动根据自己条件进行，主要在青年组联系的基础上加上参加民主党派以及报社工作建立的关系展开活动，因为这些关系与共产党联系更为直接，革命原则容易掌握，不致冒失行动。我的家迁回重庆市中区后，仍然是过去青年组联系的同学聚集的地方，陈俊逸、陈学志先后长住我家，范硕默从华蓥山下来也在我家落脚。
1947年，中共驻渝人员以及四川省委被国民党当局强制撤离，《新华日报》被查封后，我们并没有仓皇失措，在白色恐怖中活动仍然坚持下去，经常互通消息，互相勉励，不能被黎明前的黑暗吞蚀掉。有人以参加民盟的身份向当局自首，又来拉傅濬下水，傅来找我，我要他顶过去。1949年初，我邀集一些人成立学习性质的星期五晚会，学习共产党地下组织翻印的最新文件，了解革命形势和政策，迎接解放。
踏上革命道路，我走得很顺利，主要原因是我追求、相信真理，自觉走这条路，因而在中央大学四年中对共产党的教育培养心领神会，终身受用无穷。我的路走得顺利，走得稳当，我的家成了比较安全的地方，在国统区的白色恐怖中为周围一道战斗的朋友提供方便，经受考验，坚持到底。我经常为大家对我高度政治信任而受到鼓舞，更坚定了我的信仰。革命信仰是科学信仰，不是宗教狂热，一个真正有革命信仰的知识分子，总是要革命到底的。
从我进中央大学算起，到现在已52年了。这52年的经历说明：一个人不断追求真理是与共产党风雨同舟的基础。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当做科学才有真正的革命信仰，无论遇到凄风苦雨或是急风暴雨，都毫不动摇一心一意遥指彼岸。
（作者原系农工党重庆市委常委、宣传处处长、重庆市文史馆副馆长，已离休。本文成文于1991年）
$怀念我的父亲黄朋豪
黄振珽
我父亲黄朋豪是农工党重庆市委第一任主任委员，每当回忆起他高大的身影、慈祥而饱经沧桑的面庞，我除了悲痛外，深深叹息他离开我们太早，未能为党、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更多的力量。
父亲生于1895年，四川永川人。其曾祖父黄开基曾任台湾知府，是清朝知名的抗英抗荷民族英雄。他早年丧父，随长兄黄大暹长大，黄大暹是倒袁维新派重要人物。父亲的岳父曾吉芝是同盟会员、蜀军政府编制局长、重庆著名的教育家。他们对我父亲走上民主革命道路有较大影响。
父亲早年留学英国，学习造船专业，后又去德国学经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回国，但当时中国政治腐败，军阀混战，他的理想无法实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1925年他毅然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对第一军党代表周恩来十分崇敬，接受了不少革命思想。在次年随军北伐期间，认识了邓演达、章伯钧，这为他以后加入农工党打下了基础。
坚强的民主革命斗士
1938年，父亲经章伯钧介绍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奉派回川负责西南地区的工作，从此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农工党中央迁渝后，他常到中央驻地半山新村，得到章伯钧、黄琪翔、严信民、郭则沉等领导同志的指导帮助。
1946年前后，共产党与国民党在政治上的斗争十分激烈。在章伯钧等人倡导下成立了民主政团同盟，父亲被选为民盟重庆市支部委员。在本党内先后任四川干部会负责人、四川省委主任委员等职。他不负众望，带领成员积极投入轰轰烈烈的民主革命运动。
为促进政协会议的召开，他经常参加重庆各界政协促进会的活动，积极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在国民党特务打伤爱国民主人士的较场口流血事件后，他义愤填膺，同中央的王深林一道代表农工党去医院慰问受伤的郭沫若等人，并对国民党特务捣毁民主报纸的罪行进行了强烈的抗议。在国民党撕毁旧政协协议挑起内战后，重庆各界人士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呼吁和平、要求全面停止内战的签名活动，他是签名活动发起人之一，该活动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北京发生“沈崇事件”及国民党签订丧权辱国的“中美商约”时，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重庆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美抗暴运动。父亲参加了各种抗暴集会，组织并号召成员积极投入各种反美抗暴示威游行活动。1947年6月2日，国民党大肆逮捕了进步人士300多人，他参加民盟组织的被捕同志救援小组，在中共地下党及民盟总部指导下开展营救工作。经张澜等同志的积极斗争，一些同志被释放出狱。父亲承担了民盟支部交给的安置任务，让出狱的一位同志住在我家。这位同志因受迫害患病，父亲关照我们全家精心护理照顾，直至痊愈恢复工作。
1949年前的那几年，我们家是组织活动的一个据点，几乎每周都有同志来开会，我家也算是党内的接待站，过往同志有长住数月的，也有短住一宿的。当时我们一家九口全靠父亲教书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相当艰苦，但父亲关照我们对来的同志即使粗茶淡饭、打地铺睡觉也都要热情接待。临重庆解放前一天，他把农工党几位同志安置在至诚巷亲戚家的阁楼上度过了黎明前的最后一夜。
坚决拥护共产党 做共产党的忠诚朋友
1946年，民盟重庆市支部曾选我父亲为当时准备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代表。由于国民党一意孤行，拒绝接受共产党有关国民大会的原则立场，一手包办，在南京召开伪国大，父亲旗帜鲜明地站在共产党一边，站在民盟的立场，抵制出席伪国大。
中共南方局在渝期间，他曾同民盟、农工党的同志聆听过吴玉章、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教诲。1947年冬，吴老68岁寿辰，他与章培毅、周竞波等同志前去祝贺，他亲手给吴玉章同志送上锦旗，衷心地敬佩共产党的领导同志，说他们是革命的好老师。
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加紧镇压革命运动，大肆逮捕中共地下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镇压学生运动，宣布进步的民主党派为非法组织。农工党、民盟等几个革命的民主党派被迫转入地下。农工党中央也撤离重庆。章伯钧同志在离渝前亲自召开党员大会，成立四川省委员会，父亲任四川省委员会主任委员。不久在上海召开的农工党中央第四次干部会上，他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白色恐怖的艰难时期，他仍在重庆坚持斗争，与各友党团结合作，开展地下斗争。在1948年底到1949年上半年，黄墨涵、鲜英等家里常聚集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10多人，讨论形势，研究行动，协同步调，为迎接大西南的解放作准备。当时各民主党派通过各自的渠道与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接受地下党领导，在方向、道路、方针、政策上都得到共产党的指导，使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斗争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大道上继续革命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先后任农工党重庆市临时工作委员会、市工作委员会、市整理工作委员会主委，农工党中央五干会中央执行委员。他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共同纲领》。曾组织多批成员参加土改及清匪反霸斗争，他坚决拥护进行镇反运动。在中共重庆市委领导和市委统战部具体指导下，严肃认真地开展了农工党整党工作，组织成员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选送多批成员参加西南革大、市干校的学习。支持和号召成员为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他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作出过一些贡献，共产党给予了他很多荣誉，安排他为西南军政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委员、重庆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市人民政府委员等职。民盟西南总部选他为西南总支部委员、民盟市支部委员。
父亲于1947年就发现患有高血压、心脏病，但他仍坚持不懈的工作。1950年在北京农工党中央开会期间，心脏病发作，医治无效，于1951年8月12日病逝家中。
我父亲的一生是我们子女效法的榜样，我们正继承他的遗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统一战线和祖国四化建设，为振兴中华、统一祖国努力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者黄振珽，已故，原系农工党重庆市委组织处处长。本文成文于1997年）
$刘宗宽：解放西南第一功臣
刘同飞
重庆解放战役始于1949年11月1日，到1949年11月30日刘邓大军开进重庆，前后仅一个月。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能粉碎国民党军队几十万人的抵抗，取得解放重庆的伟大胜利，出乎许多军事家的意料。除了刘邓指挥有方、解放军战士作战英勇外，正如《刘伯承传》所言，也是利用了蒋介石的“错误判断”。这其中，潜伏在蒋介石军事集团内的我军内线、被刘伯承誉为“解放西南第一功臣”的先父刘宗宽起了关键作用。
胸怀抱负投笔从戎
1905年7月，先父出生在陕西省蒲城县东刘家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24年于陕西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毕业后，父亲投奔杨虎城麾下。刘宗宽陆军大学毕业照1924年秋，经杨虎城将军推荐，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1925年1月成为黄埔三期正式学员。1934年，父亲由杨虎城保送进入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二期，1937年9月毕业，由蒋介石亲自主持颁发毕业证。父亲因毕业考试成绩第一，被大家称作“武状元”，推举为毕业生代表，上台接受蒋介石颁发文凭。三天后父亲便接到蒋介石的委任状，被任命为军委会少将高参，派驻汤恩伯部联络官。父亲拒绝了蒋介石的任命，仍回西北军旧部。当时，杨虎城将军因西安事变已被迫出国。经38军军长兼陕西省主席孙蔚如安排，父亲先后任第38军司令部少将高级参谋、陕西省军管区司令部参谋长、中央军校第7分队总队长等职。
1940年5月，父亲出任陆军暂编第15师师长，奉命带领队伍奔赴抗日前线。当队伍开到黄河边执行防务任务时，父亲发现有些军官在搞走私贩毒，为整肃军纪，扣押了为首的一个团长。因这个团长是胡宗南安插的人，1941年10月胡反诬父亲“走私”，向蒋介石密告，将父亲押至重庆关押。此案报到军事委员会执法总监部，经过核查，实属“莫须有”。由于不敢得罪胡宗南，只好草草判处几年徒刑结案。结案签呈送到蒋介石那里，因父亲是西北军杨虎城的部下，而且还是“杨虎城的外甥”，蒋为诛除异己不由分说大笔一挥，当即批示“枪决”。多亏韩兆鄂（父亲的老师，时任第4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主任）、韩练成（父亲陆大时的同学）多方奔走，最后找到冯玉祥将军，在冯玉祥面见蒋介石力保说情下，才得以死里逃生，改判为13年徒刑。
1943年12月，父亲在知名人士郭寄峤、鹿钟麟鼎力担保下，出狱就医。1945年3月，经陆军大学将官班主任章培出面，以调服劳役的名义安排到陆军大学任兵学教官和将官班副主任，后经陆大报请免除余刑，才得以恢复自由身。
出狱后，父亲立即经由韩兆鄂、郭则沉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当时的第三党，即农工党前身）。1945年初，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50号宴请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领导人章伯钧、韩兆鄂、郭则沉等，父亲也应邀参加。在宴会交谈中，周恩来精辟的谈话和他那崇高而亲切的形象，给父亲留下了至深的印象。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谈判期间，父亲又在章伯钧的安排下，会同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军人党员杨子恒、李如苍等宴请了叶剑英将军。
肩负使命 虎穴卧底
1945年10月，抗战胜利，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在重庆成立了重庆行营（西南长官公署的前身），由张群任主任。张委托陆军大学教育长徐培根物色一位主管军事的参谋处处长。徐培根和章培毅商量后，推荐父亲前去。当时，父亲已不愿再为蒋介石效力，正暗中策划去延安。他既不愿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又不愿因立赴延安使担保人受牵连。父亲找到郭则沉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请他为自己拿主意。郭则沉一听，立刻意识到这事非同小可，他没有马上表态，而是迅速向中共方面作了汇报。
几天后，郭找到父亲，要他利用这个机会接受任命。他对父亲说：“还是去好。你不去，总有人要去，蒋介石仍然要打内战，他们还是要请人做计划下命令的。你去了，可以借这个机会到行营内部做预伏工作，利用职务为革命做些事情，比你到解放区去的作用和意义要大得多……这是中共驻渝负责人吴玉章的意见。”父亲遂决定放弃个人的一切打算，接受这项秘密使命，开始了他的“潜伏”生涯。1946年6月，父亲出任重庆行营少将参谋处处长，1949年1月升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中将副参谋长、代理参谋长。
关于情报的传递，最初父亲是与郭则沉单线联系，由郭向党汇报。1947年3月蒋介石电令重庆行营立即关闭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父亲得知这一情报后马上告知郭则沉，郭当晚即转告吴玉章。第二天一清早国民党特务就把办事处团团包围起来，强迫送走全部人员，封闭了八路军办事处。由于情报及时，中共方面提前做好了一切应付准备，重要的机密文件连夜转移，避免了损失和意外的发生。1947年7月的一天，父亲偶然听到徐远举谈到要抓郭则沉，立即通知了郭，郭仓猝离渝，前往上海转去香港。郭则沉临走时，一再对父亲说要坚守岗位，一旦时机到来，就会派人同父亲联系。没过几天，徐远举大喊：“找不见郭则沉了！”
父亲当时感到非常高兴。
郭则沉离开重庆后，父亲与党组织的联系中断。1948年夏，因郭走后一直没有消息，父亲心情沉重，很想离开重庆到解放区去。他找到农工党老同志庄明远，向他吐露自己的心思。庄对父亲说：你是中共预先埋伏下的一颗棋子，要等最后发挥作用，此事事关大局，不可轻举妄动，必须耐心坚守。于是父亲再次打消了去解放区的念头。1949年初，战局已发生根本变化，解放西南为时不远了，父亲急切地盼望中共方面派人同自己联系。他再次找到庄明远，请他去上海找郭则沉，希望中共方面尽快派人来和自己接头。不久庄托人带来好消息，说很快就会有人来跟父亲联系，还告诉了接头暗号、联系办法等。
1949年5月的一天，父亲下班回家，发现多年未见的同乡好友房显志坐在客厅里。一对接头暗号，果然是中共方面派来同自己接头的情报员，同来的还有交通员黄克孝。父亲像遇到了久别的亲人，高兴得几乎跳起来。“
御前会议”诱使蒋介石作出“错误判断”
房显志与父亲接上头后，父亲随即提供了国民党在西南地区的部队情况，包括战斗序列、人员配备、军队素质、训练程度，以及指挥官的特征和军队部署等详细情报，并提出了进军西南的具体建议。所有这些情报都由负责交通的黄克孝同志送出。同时，父亲趁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报准国防部重新调整部署加强防御的机会，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军事大权亲自制定方案，有意在川东南角留出空隙，为解放军进军西南留出一条通道。表面上看父亲是在为国民党积极出谋划策，实际上是诱使其在情况判断和军事部署上发生错误。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在1949年8月29日使蒋介石作出“错误判断”的那次“御前会议”上，由父亲亲自策划和拟定，并利用国民党内部的各种矛盾故意安排胡宗南的副参谋长沈策出面所作的“情况判断”。根据这个“情况判断”，蒋介石决定将防御的重点由川东转移到川西北，从而为解放军进军西南敞开了大门。
1949年8月25日蒋介石由广州飞抵重庆，在西南长官公署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研究四川形势及对策。会议由张群主持，先由徐远举作“敌情报告”，然后由沈策作“情况判断”。当时父亲是副参谋长代行参谋长，按照常规“情况判断”照例应当由父亲来报告，为什么一反常规由胡宗南的副参谋长沈策来做呢？其实这是父亲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有意而为的。事前，父亲把沈策请来将“情况判断”向他作了详细说明，并请他开会时出面作报告。由于这是一个在蒋介石和胡宗南面前表现自己的好机会，有获得蒋介石赏识的好处，沈欣然接受。同时，这个判断是把胡宗南摆在主要防御方向上，由沈策出面报告，不但容易取得胡宗南的同意，蒋介石也容易赞同。果然不出所料，沈策报告后，大家一致同意，没有提出任何不同看法，就匆匆结束了“御前会议”。
这份极其重要的绝密情报就是在这次“御前会议”后父亲亲手交给房显志，由交通员黄克孝传递给四川省情报站站长李奋，再由李奋传递到中央军委，然后下传到各大野战军首长手中的。
最后的情报
最后一份情报的送出颇具戏剧性。
1949年11月中旬，蒋介石匆匆赶来重庆亲自坐镇，准备以大西南为根据地，作垂死挣扎。这时，蒋介石才猛然发现一个天大的问题：在酉阳、秀山、黔江、彭水一带，原来根本无兵防守。见情况不妙，赶紧调整防御部署。为了阻止解放军乘隙而入，他急令驻扎在重庆附近的徐正纲师，火速开往酉阳、秀山，沿川湘边界布防。然而为时已晚，徐正纲师由副师长陈国璋率领，尚未到达防地，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主力已入川境，该师在酉阳附近的行军途中被包围，全军覆没，副师长陈国璋被俘。蒋介石不甘心他的失败，下定决心要确保重庆，撑持危局，亲自给第4补给区下令紧急抽调800辆汽车，将在川北地区设防的胡宗南部的王牌部队第1军星夜车运重庆，决定在重庆与解放军来一次大决战，以求扭转战局。
这是一个极为机密的紧急命令，除蒋介石、胡宗南外，在西南长官公署内部仅有为数不多的几个高层人物知道。父亲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得知这一情报的。在蒋介石下达命令的那天下午，父亲与第4补给区司令邱渊偶然相遇，见邱渊急慌慌的样子，父亲随口问了一句：“邱渊兄，看你这急匆匆的，好像火烧眉毛了？”“唉！”邱渊满腹牢骚地说，“总裁真是疯了！让我在10小时内紧急调集800辆汽车，你说让我一下子到哪儿去找？就是孔明借箭，也还有3天的期限嘛！何况我还没有孔明那本事！”父亲认为必定有紧急军情，便若无其事地问：“调那么多车干什么？是不是准备撤离重庆？”邱渊低声说：“总裁要把胡宗南的第1军紧急车运重庆。”
父亲立即将这一绝密情报告知房显志，并建议解放军前线部队迅速向重庆挺进，以粉碎蒋介石拟在重庆进行决战的企图。房显志也感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又非常紧急的情报。不巧的是，地下交通员黄克孝刚刚派去解放区传送情报还未回来，而二野派出来渝建立电台的邹逢春还在赶往重庆的路上。父亲急得在房间里不停地走来走去。房显志猛然间想到王昆山，和他曾在一起工作过，眼下正在重庆，是二野敌工部派来重庆警备司令部做地下工作的交通员。按照党的地下工作纪律要求，房显志和王昆山不属一条垂直领导线，尽管两人相识，也不能发生横向联系。房显志仔细斟酌了一下，心想这次情况特殊，只好破例违反纪律了。他马上找到王昆山，王昆山也觉得这个军事情报太重要了，应当立即送出。
为了保证王昆山安全通过道道关卡，父亲设法从总务处处长刘瑀璜手里搞来一张空白护照，填上假姓名和军职，让王昆山化装成一个上尉军官，穿着国民党军服，佩戴西南长官公署的符号，拿着西南长官公署的护照出了重庆城。王顺利越过封锁线，到达解放军前沿阵地，被解放军前线战士当俘虏抓了起来。经过再三解释，将其押送到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第12军军部。军长兼政委王近山听了情况后，立即令电台与第二野战军司令部联系，将这一重要军事情报报告了刘伯承司令员。刘伯承司令员接到情报后，立即下令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主力部队火速向重庆挺进。11月28日，胡宗南部精锐部队第1军刚运到重庆外围一部分，就被第3兵团主力部队和暂归第二野战军指挥的第47军击溃，蒋介石保卫重庆的幻想破灭了。29日，蒋介石率领国民政府由重庆逃往成都。30日，重庆解放。
完成使命迎来解放
由于父亲最后一份情报送出后，刘伯承命令部队日夜赶进，结果到重庆建立秘密电台的邹逢春与进军重庆的解放军先头部队同时进入重庆。邹逢春进城后，来到原来约定的联络地点，很快便和房显志取得了联系。12月2日晚，房显志和邹逢春一起，乘坐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的吉普车，到沙坪坝把父亲接回市区，将我们一家安排在两路口特园居住。据邹逢春讲，原来的进军计划是在春节前解放重庆，结果11月30日就解放了，比原来的进军计划提前了整整两个月。
第二野战军司令部进驻重庆之后，情报处副处长魏锦国立即前来看望父亲，随后，情报处处长柴成文又专门拜会。几天之后，第二野战军参谋长李达专门宴请父亲。随即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和李达参谋长等首长又接见了父亲，称赞他为解放大西南作出了重要贡献。1949年12月，父亲被聘任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暨西南军区司令部高级参议、西南人民检察委员会委员、川东行署委员，并颁发进军西南纪念章。这期间他对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肃匪反霸、整编国民党起义部队等，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50年底，应时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之邀，父亲调到南京军事学院工作，先后任军事学术研究室、战役战术教授会、合同战术教授会副主任。刘伯承在南京军事学院的会议上，向各位高级将领介绍父亲时说：“刘宗宽同志对解放战争是有重大贡献的，特别是解放西南所起的作用胜过十万雄兵，堪称第一功！”
（作者原系重庆市工商业联合会、重庆市总商会经济部部长，已退休。本文成文于2009年）
$关于和平解放广
安林雅
1949年上半年，李正清与杜性源到北碚相辉学院来找我，传达农工党中央指示，章伯钧之侄章培毅到西南来，要我们多搞策反工作，策应解放大军，缩短解放进程。我向他们表示：我可以在华蓥山地区，特别是在广安搞策反，因为我弟弟在那里当队长。
1949年暑假期间，我去了一趟广安，先吸收我弟弟林治国加入农工党，由他引我与李朝铖见面。李朝铖是广安当时的实权人物，任西南长官公署华蓥山站副站长，其兄李朝信是杨森手下师长。“八一三”淞沪之役，部队被打光后，回家做寓公，赋闲在广安，很有实力和威信。李朝铖在家中请我吃饭。饭后，只剩我弟兄二人与李密谈。我先阐明形势，后晓以大义，要他和平解放广安，他回答道：“起义事关重大，我不能做主，需与我哥商量，明日明确答复你。”
次日，李来对我说：“我哥已同意。”李氏弟兄与我在密室会谈：一、起义时间由重庆方面决定；二、须派一位懂军事能指挥者来具体掌握；三、以信背面画“十”为证。
我回渝后，即向李正清报告广安策反工作已布置妥当。1949年11月，我去找李正清，但李已去香港，我又去找黄朋豪，遇李如苍在座，两人皆大力支持。李带我去棉花街李绍涵家，将冉庭栋介绍与我。旋即冉将刘伦介绍与我，说：“刘是青年军营长，很能干，正合你的要求，且为广安人。”我将书信交他促其早归，并嘱咐他，须与地下党取得联系！
刘伦到广安后，促进了广安的和平解放，摧毁了国民党在华蓥山打游击的阴谋，使许多土豪恶霸劣绅主动投降，缴获美造全新枪支8000余支、子弹百余万发，交与解放军四野王正木部。
但刘伦却自封司令，委派县长、局长、区长、科长等，并在万寿宫召集万余民众举行庆祝和平解放大会。四野王正木部拘押了刘伦，刘即派人来重庆送信，要我党设法营救他，我当即报告罗任一、黄朋豪，由吕一峰引我面见统战部程子建部长，由程部长介绍去二野政治部，吕部长接见了我，我说：“刘伦是我党新成员，没受过党的熏陶，是以飞扬跋扈，犯下错误，我们用人不当，首先应该检讨，不过他亦有不少功劳。”要求吕部长将刘押来重庆，交我们领回，以便进一步对之进行教育。吕部长回答：“行。”不到三日，电话通知我们去领人。后来，组织上送刘伦去西南革大学习，结业后分配了工作。
（作者林雅，已故，原系农工党重庆市委离休干部。本文成文于2007年）
$我在重庆迎解放
尹明孝
1949年10月，农工党广西地下工委为避免遭受敌特迫害，保存实力，迎接解放，决定张国岑同志负责留守桂东等地区的农工党组织，保持联系继续开展斗争，其他主要负责人如张纯之（特派员）、朱清烈（组织部长）、唐逸云等同志经柳州分头去香港、重庆，一方面听取本党五干会议精神，一方面和先期到渝的马明龙等商洽解放后的工作。我和马纵然、朱北希等到渝后，住在马明龙家。
马明龙是1949年夏抵达重庆的，他和重庆中共地下组织书记易难早已取得联系，并参加了解放前夕以护厂为主要任务的工运活动。马明龙和我们谈到这些，谈工人们为迎接解放和与敌特进行坚决斗争的情况。他带我们和易难同志见面，并组织去工厂实地参观。
我和当时在国民党外交部任职的李光斗有过多次接触，他是我初高中时的同学。那时他和我谈到将要去台湾的事，他爱人对此很踌躇，曾找我商谈去留。通过这些接触，我知道国民党当局已下令要其所有单位迁往台湾，而绝大多数国民党党员则是人心惶惶。李光斗幻想到东南亚当个外交官员，但他的家人却举棋不定。李光斗的弟弟在国民党联勤总部一电台任中尉报务员，也奉命迁移，他也无所适从。当我把这情况和马明龙、朱清烈等谈了后，大家要我尽可能做些工作，让他们把电台留下，不要迁台。我多次向他们讲形势，保证他们在解放后必可受到既往不咎的对待，工作上有出路。这年11月中下旬，随着形势的迅猛发展，他们保留了电台和密码，也通过马明龙和易难的联系和中共地下组织接上了关系。
朱清烈由广西柳州去香港和本党组织联系后来到重庆，他告诉我们负责重庆市工作的是黄朋豪同志。1949年12月3日，重庆解放后的第三天，我们由广西转移到重庆的许多同志，搬住蓝家巷特七号，即本党重庆市工委会内。
蓝家巷特七号是原民社党总部，我们到那里时，还处处可见民社党逃离时丢下的不少文件。我们遇到黄朋豪、彭伯通、张明泛等许多同志。大家欢欣鼓舞，兴高采烈。那时的话题之一是重庆渣滓洞惨案。这是人们在欢庆解放后一个十分关注的事情。我们记得章培毅就是在1949年11月27日殉难于白公馆的，还有如张孟晋等烈士都是为争取解放事业贡献了生命。
我们在蓝家巷没住多久，就分两批先后离渝返桂林。新中国成立初期，本党重庆市委虽然条件还很差，但同志们的心情十分愉快。在我们走的前一天，黄朋豪代表本党市委组织招待我们广西来的同志，举行了一次便餐告别会，饭很简单，每人一碗牛肉，我记得有30多位同志参加。黄朋豪、彭伯通等站起来和我们讲：“现在大家还很艰苦，但是我们胜利了，这胜利来之不易。”他还说，让我们以水代酒，祝农工广西的同志们一帆风顺，今后加强联系……
这是40年前的声音，黄老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声音代表那一个时期许许多多同志的心声。
（作者尹明孝，已故，原系农工党中央咨询服务部负责人。本文成文于2007年）
$农工党重庆三烈士传
杨力
2003年10月，农工党中央决定编辑出版《农工民主党烈士传》。中央研究室委托我承担撰写章培毅、黎又霖、张孟晋烈士传记的任务。从2004年起，我从仅有的人物简介入手，查阅了农工党重庆市委的有关档案资料；到歌乐山烈士陵园陈列馆查阅复印档案资料；到渣滓洞、白公馆监狱旧址现场拍摄图片和展览资料；在重庆档案馆、重庆图书馆，查阅了有关档案和书刊资料；参阅了《重庆统战政协文史资料丛书》分卷《重庆农工》《重庆民盟》《重庆民革》及《民盟在重庆》《红岩魂纪实系列》等书籍；20世纪80年代末，曾拜访周竞波等老同志，得到他们撰写的回忆录；与时任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章师明、农工党北京市委秘书长章诒学多次联系，弄清了章培毅的家庭背景情况；农工党重庆市委机关部分老同志也提供了补充资料。2005年，我在两个月内完成了3位烈士共3万余字的传记材料，先后在《中国农工民主党烈士传》《前进论坛》《重庆政协报》《重庆统一战线》等报刊上发表。
章培毅烈士传略（摘录）
章培毅（1920～1949），男，安徽省桐城县人，武汉大学电机系毕业，在重庆青木关中学等任教。曾参加民盟、农工党、民革，担任民盟重庆市支部委员、秘书，农工党重庆市党部执行委员兼发言人。章培毅精通数学和物理，对国文及历史亦有研究，对马列主义了解尤深。长期从事民主党派工作，参加争民主、反内战的各种政治活动。1948年，奉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指示由香港回四川，策动各地军队起义，参与组织平民革命军。
章培毅的活动情况一直被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密切注意，据重庆档案馆收藏的民国37年9月16日重庆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发82号文记载：“查前民盟渝市支部执委、中国农工民主党渝市负责人章培毅前经本处一再侦捕未获。嗣自该奸离渝后，即潜往香港乃兄（伯）章伯钧处……近又潜行来住寓北碚附近，并曾至北碚勉仁中学梁漱溟处，数度谈话……”
打入农工党市党部内部的“红旗特务”高庄不断地提供了有关章培毅的情报。高庄混入农工党后，担任了重庆市党部执行委员、宣传委员会副主任和北碚区负责人。据1953年原国民党特务头子徐远举、周养浩、黄逸公、沈醉、陈兰荪、邓培新在战犯管理所提供的交待材料记录：“章培毅，农工民主党重庆负责人兼民盟重庆市委委员。1947年‘6·2’事件后，转入地下活动，军统、中统特务曾多方搜捕未获。1948年8～9月间，伪重庆行营第二处处长徐匪远举据该处特务高庄密报，章培毅化名张××在青木关某中学任事务员，徐匪当即派特务陪同高匪前往将章逮捕，由徐亲自审讯，迫章交待农工民主党名单以便扩大搜捕，未得结果。延至‘11·27’被害于渣滓洞。”
1948年11月，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兼侦防处处长、国防部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获知章培毅的行踪后，立即派出几路特务前往青木关搜捕章培毅。在特务们的包围下，章培毅不幸在青木关车站被捕。他入狱后，被关押在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渣滓洞看守所平一室，由徐远举亲自审讯，逼迫其交代农工党名单以扩大搜捕，但章培毅坚守革命立场，仅承认农工党的概数，始终未交出一个人。
1949年3月30日，在中共地下党的支持下，民盟和社会各界人士多方交涉营救民盟被捕人士。国民党当局同意释放18名盟员出狱，在交涉名单中有章培毅，但当局坚持不同意放他出狱。
章培毅在渣滓洞所住的平一室还先后关押过蔡梦慰、陈诗伯、张现华、程仿尧、汪进仪、黎功顺、古承铄、刁侠平、胡其恩等10余位革命志士。男牢一至四室是设立的“优待室”。所谓“优待”，也就是比别的牢房放风的时间长一点而已，目的在于分化革命者。但是，被关在这里的难友不为所动，利用这有利的条件展开对敌斗争。关押在优待室的胡春浦、何雪松等建立了“小卖部”，为改善难友生活开展斗争。“黑牢诗人”蔡梦慰在这里写下了反映监狱黑暗和革命者坚强意志的《黑牢诗篇》。章培毅在狱中坚持修养学习，积极鼓励大家学习革命理论，为难友提供学习方法，并交流对敌斗争策略。他还同情和关心难友们，为大家的生活提供很多帮助。
1949年11月27日深夜，国民党在逃离重庆前夕，对囚禁在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渣滓洞、白公馆等地的300多位革命志士进行疯狂的大屠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11·27”大血案。在渣滓洞看守所执行大屠杀命令的特务们，将楼上各牢房的全体难友集中到楼下牢房，然后关上牢门开枪射击，章培毅也倒在了这场大屠杀的血泊之中，他牺牲时年仅29岁。特务为消灭罪证，放火焚烧了渣滓洞监狱，熊熊的烈焰映红了歌乐山。在即将迎来共和国曙光的时候，章培毅为争取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献出了宝贵的年轻生命，在烈火中完成了生命旅程的崇高升华，五星红旗上也有中国农工民主党优秀党员血染的风采！
黎又霖烈士传略（摘录）
黎又霖（1895～1949），又名黎万里，男，贵州省黔西县人。1915年，入北京大学法政系，曾参加五四运动。1919年10月，加入国民党，参加过北伐战争。
1933年，赴福建参加反蒋的福建省人民革命政府，失败后辗转于上海、贵州、重庆等地，先后担任同济大学教授、新中国学院总务长、江西省政府驻京办事处处长、黔军汉口办事处处长、香港私立华侨工商学院渝校（重华学院）总务长等。
1937年，黎又霖与在重庆的中共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取得联系，在重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长期作为中共地下党的特别党员。他以隐蔽身份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江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上校政治教官。在中共南方局领导下，他联系教育界、工商界、金融界人士开展抗日民主运动。
1945年加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任民联西南执行部执行委员。同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重庆支部秘书处主任。
1947年7月1日，蒋介石发布《戡乱总动员令》后，民联和其他民主党派被迫转入地下。黎又霖与中共领导机关的联系被割断，便凭自己的政治判断继续开展革命活动，投入民主党派的工作中。
黎又霖加强同各民主党派的联系，继参加民联、民盟之后，大约在1948年，加入了中国农工民主党。
1948年黎又霖任民革西南区秘书长，协助杨杰建立川康滇黔民革组织，策动武装起义。
1949年2月，黎又霖率谢泉鸣秘密前往滇黔联络同志，暗中策动军事起义。
在这一时期，黎又霖与农工党重庆地下组织保持密切的联系，参加了农工党的地下活动。据周竞波（曾任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四川省党部委员、农工党重庆地下组织工作组组长）的回忆：
1949年大约5月间，李正清（曾任农工党重庆市党部宣传委员会主任、农工党中央咨监委员）和我到米亭子会见黎又霖，我们谈了当时形势和工作情况，他鼓励我努力工作。不久我在关庙街遇见他，约我到他的住处时，他一开口就问我去不去贵州。他说，贵州是他的家乡，彝族土司和部队都有熟人，关系很好。现在就是要找人去贵州，先与地下党联系，策反起义迎接解放。赴黔安排由他完全负责。要我去贵州做这一项工作。由于当时我们正进行策反彭斌工作，我没有向他说明，只能与黄朋豪研究再决定。我与黄朋豪商量，认为策反彭斌很重要，我不能离去，我们相信黎又霖的为人，必须将我们的工作情况向他说明，取得他的理解。我即与黎又霖会见说明情况，他说，这工作很重要，鼓励我们努力去做，贵州另找人去。他又充满激情地说，现在革命形势很好，我们要抓紧时间工作，配合解放军，早点打垮蒋介石，只要为革命出点力，个人问题就不算什么了。他这种为革命大无畏的精神，使我感动而受到很大的鼓舞！以后因我策反和农工的工作忙，我们就没有再见面了。
从7月15日起，国民党特务加紧了对黎又霖的监视，他的重要活动都在特务的监视之下，而黎又霖尚无察觉。保密局在不断取得黎又霖活动情报后，随即下达了逮捕令。黎又霖发现有特务跟踪，才清楚地知道自己处境甚危，但他毫无惧色，仍冒险四处活动。关于这段紧张斗争，邓后炎对此有一段回忆：
大约在6月底或7月初，已到处传闻特务抓人很凶，听说何鲁、王国源等搞的文化界座谈会之类都被取缔。一天上午11点多钟，黎又霖忽然气喘吁吁地跑进建川中学，我正坐在办公桌前，他一进门便说：“好险呀！我跑了十几里路，才找到你这里来！”当时，军事教官赵兰亭正坐在一把长椅上，老黎刚进门未注意到，我怕他继续谈什么，赶紧插话阻拦他：“快到我家里去洗脸吧，就要吃中饭了。”并叫我爱人立即引他到我家去了。他告诉我，在朝天门发现有特务在跟踪他，他很快躲开，混到一木船上渡江到江北嘴，见特务也另外上了一条船，他下船后便先向下游走，然后又绕一些小巷，折向上游，所以绕了十多里，才问到董家溪建川中学来。饭后，休息几十分钟，趁许多人在睡午觉，他由后山绕道返回城内。
1949年夏，国民党在加紧镇压学生运动的同时，进一步把特务魔爪伸向军政界，白色恐怖笼罩山城。早在1948年就打入民革组织的“红旗特务”李君英也四处活动。7月他向中统专员徐政密报了发现杨永思、王白与筹组民革地下武装的重要情报。8月初，杨杰从昆明写了一封亲笔信，用隐语告知黎又霖，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取得决定性胜利，重庆即将解放。杨杰托民社党头目之一、保定军校生戢翼翘将信带给黎又霖。戢到重庆后便把信交给民社党宣传处副处长陈芝楚，要陈送给黎又霖。孰料陈芝楚也是军统的“内线”，陈把这封信先交给特务头子徐远举。徐将信立即拍照，然后派陈伪装进步，将杨杰的信交到黎又霖的手中。8月13日，打入民革的军统“内线”严守三（化名李森）向军统报告了黎又霖去纯阳洞96号原同济大学校长周均时家等情报；8月15日，又报告黎又霖与海员工会理事长宋幼安等的谈话内容和13日写信给三斗坪乡公所高则古，希高给去解放区的同志“通行并帮助运货（武器）”等情报。8月18日，陈芝楚随戢翼翘到冠生园与黎又霖接触，黎愤慨抨击蒋介石统治的言论，又被陈及时报告给军统。同时，军统蔡介夫和李君英也各向他们的主子密报了黎又霖、王白与参与民革地下川东游击纵队的活动情况。黎又霖已被特务“内线”包围。
1949年8月19日，徐远举向西南长官张群呈送了《签呈》：
查黎又霖为“民革”川（康）省负责人，周均时、吴孝媛（女）为“民革”在渝重要分子，正积极从事军运、社运、匪运活动，企图叛乱政府。由杨杰致黎又霖等函件证明，事证确凿，拟先将黎又霖、周均时、吴孝媛三人秘密传讯，以资扩大破坏，可否，恳乞核示。
谨呈
职徐远举
同时，他下达了逮捕令。这天下午，严守三带口信给黎又霖，谎称上海杨虎派人来川联络，有要事需与民革领导人面谈，约黎又霖傍晚去严守三家见面。黎又霖如约准时到临江门戴家巷17号严守三家。当黎又霖离开严守三家时，严守三还执意相送，出门行至戴家巷口，早埋伏守候在那里的一伙特务一拥而上，将黎又霖团团围住，乌黑的枪口对准了他。随后，特务又将黎又霖住宅的所有文稿诗稿等一切存渝著述搜罗无遗。
8月20日，王白与、周均时落入特务魔掌。21日，周从化在成都被捕。随后，民革成员杨其昌、周绍轩、王国源、江载黎、尹子勤等也遭逮捕。9月19日，杨杰在香港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一连串民革组织被破坏事件，震动西南。
黎又霖被捕后，被关押在重庆磁器口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白公馆。在关押期间，平均三四天审讯一次，特务头子徐远举亲自审讯黎又霖，最初用高官厚禄利诱，想通过他了解民革在西南的整个组织和军运、策反等情况，黎又霖断然拒绝了徐远举的要求。国民党特务又施以酷刑拷问，逼其招供。他三次遭受酷刑，特务用烧红的铁刷刷其前胸、后背，黎又霖几次昏去复苏，终未向敌人吐露半句有关组织和同志的情况。黎又霖是重庆爱国民主运动中的活跃分子，他认识的革命人士很多，没有一个因他的被捕而受到牵连。每次施刑后，特务授以纸笔，命其招供，他三次写上：“没有说的，请枪毙。”特务对黎又霖独禁一室，加18斤重镣，未及一月即大病，几乎病死狱中。
黎又霖秉性刚直，疾恶如仇。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勇于接受艰险的任务。在狱中对敌斗争中，英勇顽强、大义凛然、毫无畏惧，表现了坚贞不屈的崇高气节，受到狱中难友们的尊敬。他在狱中的表现很乐观，为人很和气，喜欢帮助难友。
1949年11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神速挺进，重庆解放在望，黎又霖和难友们热切期望的革命胜利即将到来，面临崩溃的蒋介石政权孤注一掷，垂死挣扎。黎又霖心潮澎湃，拿出珍藏的竹签子笔，写下了《狱中诗四首》，藏在牢房的隐蔽处，写后设法传递给邻室同案难友王国源。王在白公馆大屠杀时越狱脱险携出，原诗如下：一
祸国殃民势莫当，三分天下二分亡。
狱中自古多豪俊，留待他年话仇肠。
二
斜风细雨又黄昏，危楼枯坐待天明。
溪声日夜咽墙壁，似为愁人诉不平。
三
卖国殃民恨独夫，一椎不中未全输。
锒铛频向窗间望，几时红军到古渝。
四
革命何须问死生，将身许国倍光荣。
今朝我辈成仁去，顷刻黄泉又结盟。
11月27日深夜，国民党在逃离重庆前夕，对囚禁在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渣滓洞、白公馆等地的300多位革命志士进行疯狂的大屠杀。国民党特务将白公馆革命志士分成十批先后进行屠杀。黎又霖、周从化、王白与、周均时是第九批被屠杀的志士。黎又霖在殉难前，曾作自挽联一副：
有二绝句述怀，可歌可泣；
曾三上书乞死，知命知仁。
据脱险志士杜文博回忆：“11月27日下午五六时许，特务在白公馆传走黎又霖时，他气宇轩昂地向他的狱室的同志们打招呼说：‘同志们，再见吧！中国共产党万岁！’‘蒋介石就要完蛋了！’隔一会就听到稍远处传来几声枪响。当晚九十点钟，又听到再远处的渣滓洞有密集的枪声，然后火光冲天，整个渣滓洞都燃起来，那里数百名政治犯都被集体屠杀了。”
黎又霖等被戴上手铐押出牢房，特务预先在歌乐山下白公馆附近挖掘了三个大坑。特务枪毙黎又霖等烈士后，又用猛汞毁其面目。解放后，在清洗烈士遗骸时仍难以辨认，幸从一同殉难的黎洁霜女士为其缝补接长的裤脚上，方辨认出黎又霖的模糊面目，其景惨不忍睹。
黎又霖致力于革命事业30余年，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在即将迎来新中国曙光的前夕英勇就义，他的英名将永远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张孟晋烈士传略（摘录）
张孟晋烈士张孟晋（1920～1949），又名张宝玉、张野立，男，四川省大竹县人。东北大学政治系毕业。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1947年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张孟晋曾创办中国会计专修学校，先后任大信高级商业职业学校校长、松花江中学教员、建川中学总务主任。长期从事学生运动和民主党派工作，参加争民主、反内战的各种政治活动，参与编辑农工党地下刊物《突击》。
1947年9月，中共重庆地下市委确立了“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城市支援农村，发动游击战争”的工作方针。1948年1月8日，发动云（阳）、奉（节）、两巫（巫山、巫溪）武装起义，1月17日，在达县虎南区举行上川东一工委会议，决定迅速加强地下党的建设和扩大武装，以巩固梁山、达县、大竹边区的游击根据地，并积极发动华蓥山武装起义。
为了给华蓥山武装起义筹集经费，受中共地下党的委托，张孟晋向旅居菲律宾马尼拉的三叔张国忠筹措钱款，于1948年6月13日，离渝赴港。
张孟晋的赴港行踪不幸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邮检组侦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兼侦防处处长徐远举专门派出特务准备伺机逮捕。张孟晋离渝后，就有身份不明的人去张孟晋家探问其夫人周通群：“张孟晋到哪里去了？多久回来？”6月20日，张孟晋由香港乘机返回重庆后，周通群对他说：“有人来查问过你，风声不好，你要出去躲一下才好。”张孟晋表示：“未得到组织的通知，我不能走。”
6月23日，张孟晋和周通群进城，用香港带回的钱到义生钱庄还借款。下午返回建川中学时，被早已埋伏在董家溪街上茶馆的四名彪形大汉拦住。这些特务手持左轮手枪，厉声问道：“你是张孟晋吗？”这时张孟晋竭力保持冷静，从容地答道：“你们问这个干什么？”一个吊睛歪嘴满脸络腮胡的特务，拿着手枪对着张孟晋的胸膛，露出狰狞的凶相说道：“哈哈！你被捕了，请乖乖地戴上这块不要钱的‘手表’，跟我们一道走吧。”
张孟晋被捕之后，最初被关押在位于重庆老街32号“慈居”的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二处，这里是专门关押政治犯的看守所。在审讯和拷打中，张孟晋坚贞不屈，没有吐露一句真情。为营救张孟晋，他的妹妹张宝明回大竹县老家筹集了200块大洋，周通群与邓后炎、郭仲衡、肖光纯商量后，决定把这笔款项交给建川中学军训教官陈兰亭，请他前往西南长官公署看守所，伺机进行活动。张孟晋乘敌人不备之际，用火柴梗在“万金油”访单上写便条交陈兰亭带回，这张便条上写道：“我生了一场小病，但还能支持，请速送点常用药品来。”这是张孟晋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用隐语传出的信息，“小病”意即受了刑讯，“还能支持”意即坚贞不屈，“速送药品来”意即设法营救。当时，中共地下党经过研究，认为敌人尚未完全弄清张孟晋的情况，渣滓洞看守所刑讯室迅速采取措施，可能有营救出来的希望。经过多方努力，再次交钱托人，希望放出张孟晋，但受托人提出索要十根金条的条件。在尚未把营救款筹齐时，国民党当局于7月20日，就将张孟晋押送至重庆歌乐山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囚于渣滓洞监狱楼二室。当时，农工党重庆市党部负责人李正清、郭仲衡等人，也通过各种渠道打听消息，设法营救未果。
在渣滓洞监狱里，敌人对张孟晋多次刑讯，施以极其残酷的老虎凳、鸭儿凫水、火背篼、电刑等近10种毒刑，把张孟晋整得死去活来，遍体鳞伤。但张孟晋忠贞不屈，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痛骂特务，只字不吐党的机密。当特务用尽了各种伎俩一无所获时，无奈地叹息道：“张孟晋很不老实，什么东西也问不出来。”随后，敌人又改变花招，使用软的一套来对付张孟晋。特务们对张孟晋说：“张先生，你爱人很想你出去，这事情很好办，只不过暂时委屈你一下，只要你肯为我们的《新生》壁报写篇文章，就立马可以让你恢复自由。”张孟晋心里明白，这是特务们玩弄的骗人花招，便坚决地拒绝了这片“好意”。
张孟晋在渣滓洞监狱度过的一年多时间里，一边与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一边同情和关怀同牢难友，经常与难友互相勉励坚守革命立场和气节。他常对难友们说：“我们是为了革命才入狱坐牢的，就是牺牲了也是光荣的，敌人要我们为《新生》报写文章，这实质上是要我们悔过，我们本来就是正义的，没有错，也就无过可悔。”同室难友吕斐然因遭受“老虎凳”酷刑，腿部严重受伤，张孟晋关切地给他洗伤口、按摩和添饭送水，还鼓励他：“不要难过，要坚持斗争，坚持就是胜利。”后来吕斐然有幸获救出狱，每当他谈到这段往事时，就情不自禁地怀念张孟晋烈士。曾与张孟晋在同一牢房的先后有余祖胜、吕斐然、杨益言、金成林等20余人，其中有一人名叫李青萍，是国民党的清共委员，因得罪了其主子，也被关押到渣滓洞监狱。为了保持警惕，张孟晋和吕斐然、杨益言等把此人隔离起来，使他无法获知狱中内部情况。渣滓洞监狱的各牢室间设法保持相互联系，张孟晋所在的楼二室与楼三室也开设了一条地下通道，互相传递纸条，张孟晋的同室难友都尽力加以保护，这条通道始终未被敌人发现。
在不断传来解放军节节胜利的喜讯时，1949年春节前夕，渣滓洞各牢房的难友利用放风和地下通道等方式传递信息，暗中酝酿举行了著名的狱中春节联欢活动，在楼二室门上贴出了“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的春联，张孟晋与难友们尽情地参加了这难得的联欢会。张孟晋还参加了“龙光章烈士追悼会”、庆祝“狱中之花”诞生等活动。张孟晋在狱中赋诗一首：“革命青春红似火，壮志未酬誓不休。愿拼男儿五尺躯，甘洒热血写春秋。”表现了一个革命者视死如归、乐观向上的革命情操，这也是唯一留存的张孟晋的遗诗。
1949年下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进军西南，兵临重庆城下，国民党当局见大势已去，在末日来临前和仓皇逃命之际，对囚禁在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志士进行了惨绝人寰的血腥大屠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11·27”大血案，300多位革命志士被集体屠杀。执行大屠杀命令的特务们，将楼上各牢房的全体难友集中到楼下牢房，然后关上牢门开枪射击。在刽子手“哒哒哒”的机枪声中，一串串罪恶的子弹穿过牢房的门窗，射向革命志士的身体，他们一个又一个英勇地倒在血泊之中。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张孟晋与其他难友一起鼓足勇气，在枪声和烟火弥漫之中，夺门而出，向牢房外面围墙的缺口处冲去。可是，罪恶的子弹射向了张孟晋的胸膛，他奋力高呼口号，倒在了冲向缺口的难友们的尸体中英勇殉难，年仅29岁。张孟晋牺牲在黎明前最后一个黑夜，牢里度春秋，枪下做鬼雄，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首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
（作者曾任农工党重庆市委研究室主任、参政议政处处长、宣传处处长，现任重庆市政协学习及文史委员会专职副主任。本文成文于2005年）
$我党川北组织的地下斗争
敬文温
先父敬浑如偶见群犬围咬一拾粪小儿，此儿奋力自卫，无惧色。奇之，知为孤儿彭大元，遂培养其读书，并亲授以经、史、武术，成长后忠信诚悫，肝胆照人。
1946年秋，先父及笔者加入民盟后，介绍大元参加革命，在柏树乡建立了中共、民盟领导的群众组织：以知识青年为主的“民主实践社”和农民手工业工人为主的“忠义堂”。
1948年彭大元撰写了《新三民主义论》，驳斥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后由我党创建人之一、中央委员、中央特派员罗任一吸收其加入农工党，成为我党在川北的第一个党员。大元在成都发展了关静澄（朝阳学院毕业，曾任国医学院训导主任）等知识分子，并在太平街的人力车工人和通惠门的纺织业工人中发展党员，然后在中江、三台、射洪、遂宁、蓬溪、安岳、南充等地发展组织。1949年春，罗老（罗任一）得刘伯龙的承诺：支持川北组织的装备、军事干部、通信器材及人员。同年4月，会见我党元老刘宗宽（刘老现为我党中央咨监常委，时代理“西南长官公署参谋长”）。刘老支持建立川北组织及川北农工党自卫军计划，并愿在适当时机前去领导这支地下武装力量的活动。
罗老于1949年端阳节前一天，在乡间古庙慈云寺召开会议，报告了形势、任务，传达了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方法及政策界限，并代表中央任命彭大元为川北组织主要负责人，笔者副之，并兼管宣传，杨克己负组织责任，谢震副之兼管青年工作。川北农民自卫军以罗任一为政委，刘宗宽为司令员，彭大元为副司令员。在司令员不在川北时，由副司令员代行司令员职权。
罗老还在慈云寺培训党员，亲自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形势课。还经常徒步跋涉于中江、三台各乡镇间，发展组织及做统战、策反工作，直至1949年农历九月才返蓉。
这时作为我党川北外围的群众组织“中华起民社”发展到2000余人，党员数百人，游击队员数百人［发展了一些党支机构，如曾任命何树人为古（井）鲁（般）支队政委兼支队长］。当时除发动群众抗丁、抗粮、抗捐外，还用彭尧军名义印发了《告川北民众书》，揭露四大家族罪行，号召川北人民武装自卫，反对内战，策应解放。这时，三台、中江的一些乡镇人员多表示不与人民为敌，服从指挥。
1949年12月上旬，三台、中江的两个柏树乡联合成立了以敬浑如为主任，彭大元、敬文温、杨克己、中共杨乔等为委员的临时治安委员会，协助解放军，迎接解放。中旬，解放军镇江部队47大队来到了柏树乡，川北组织派出向导，筹备了军粮、马料，帮助运输，无偿供应茶水，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张贴标语迎接解放军。敬浑如、敬文温、杨克己向大队长李争先汇报了农工党川北组织及其活动情况以及临时治安委员会情况，李争先肯定了农工党川北组织及临时治安委员会成绩后，并指出今后任务是：支援前线、安定后方、瓦解敌人。当即改组了治安委员会，以杨克己为支前组长，笔者为宣传组长，宣传《共同纲领》、“四面八方”政策等。
不久，有国民党军朱兴汶师窜驻于张宝寺、八角梁一带，意向不明。彭大元将所有自卫军布防于各山垭隘口，临时治安委员会也动员各方面力量协助。然后派专人去信敦促其起义投诚。旋即得到回应，该师立即向解放军缴械投诚。
这时笔者、谢震随彭大元率队近百人赴中江县城，应中共中江工委邀请，协助接收工作及加强城防。
1949年12月下旬，蒋军127军11纵队闫君石率一个大队500余人溃退至柏树乡，杨克己劝其放下武器，保证其安全及生活，并代为联系向解放军投诚，闫君石所部放下了武器。在三台幸福乡小学的敬富章、王顺生也以同样方式瓦解了蒋军罗广文残部近百人。
三台古井乡于此时有国民党军残部向场镇进犯，何树人组织武装在瓦子垭斗争，保护了古井乡不受侵犯。
随即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薛敏泉师溃退至柏树乡街上，士兵饥寒交迫，疲惫不堪，敬浑如在其士兵中政策攻心，并劝其放下武器，立即供应膳食，保证安全，愿起义投诚的代为联系，愿回家的发给路条及路上吃的食粮。除少数上级军官外，均放下武器，一时集贤茶饭店武器堆积如山，弹药等不计其数。
1950年元月初，敬浑如主动造册移交了所有武器，计82炮10门，60炮14门，轻重机枪、冲锋枪、卡宾枪、手枪、步枪等共3000余支，战马200余匹，又协助清回散失于民间的轻重武器百余件、战马5匹。为此，解放军镇江部队46大队大队长郭从戎亲笔写了表扬感谢信。
1951年春，敬浑如、彭大元竟不幸被错杀，秦国安和笔者被错判。直至1985年2月，三台县人民法院才撤销原判，宣告敬浑如、彭大元、秦国安和笔者无罪。《前进》《农工川讯》均为此作过专题报道。
（作者系旺苍唐家河煤矿诊所医生。本文成文于1990年）
$尘封的记忆——为纪念邓演达殉难70周年而作
何树人
2001年11月29日，是农工党创始人邓演达殉难70周年的纪念日。70年来，中国已从昨到今，从梦到真，从弱到强，从冬到春。作为历史的见证人，此时此刻，尘封多年的记忆，像开闸的水，止不住地往外流，选录几段往事，以示对邓演达烈士的缅怀之意。
选“王八蛋”当“国大代表”
1946年，蒋介石为了继续推行他的反动独裁统治，不顾中共和民盟反对（农工党当时是民盟的成员单位之一），悍然撕毁政协五项协议，宣布如期召开“国民大会”。国民党中央粮食部长徐堪（可亭）是三台县人，紧跟其主子蒋介石的部署，宣布回乡参加“国大代表”的竞选。为了收买人心，借此为自己树碑立传，他用搜刮得来的钱，在县城上游涪江柳林滩筑坝，修了一条长约15公里的自流灌溉引水渠可亭坝，并许诺选举时按全县选民总人数每人发1元法币的误工补贴。各级当权者都想中饱私囊，监控选举，可谓花样翻新：有的领回本乡选票后，只少数几个人集中在乡公所不分昼夜地赶填选票；有的又把填票的事情包给一个或几个人承办；有的干脆一毛不拔动员辖区内粗识文字且听话者加上学校高年级学生参加“选举”。
我党已故党员彭大元对革命一贯忠贞不贰，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无比愤慨，决定要给反动当局一点颜色：
一、召开自新校外学友紧急会议。我当时是这个学友会的主席。这个学友会的成员是20世纪30年代停课进行保卫大武汉巡回宣传的主力，有相当高的爱国热情。这次参会的50多人中，已有20多人被所在乡定为“选手”，群情振奋，形成以下决议：
1.在选票的三个圆圈内尽量多写“王八蛋”；
2.被定为“选手”者，要通过各种渠道取得“选手”资格。
二、针对家父何成壁广交游和有一定社会影响的特点，去他影响力较显著的乡镇如红昕、乐安、上新、万安等地游说与他同龄的铁哥们，串通一气为选“王八蛋”当“国大代表”尽一点力。
为检测成果，三台县选委会唱票那几天，我都挤到听众中聆听，当听到“王八蛋”一票时，不仅听众发笑，唱票员自己也忍俊不禁。结果，徐堪以压倒优势当选，但“王八蛋”也有38000多张选票公之于众。一石激起千层浪，对此，反动当局的心中总会有所思考的。
营救蒋宇姗
1948年深秋，我因事进城住在同学吴刚家。放晚学时，其弟吴英向其兄说：“南城小学的蒋老师被几个军人抓了，说她窝藏大共产党……”我与吴刚先是一愣，但很快联想到在抗日战争时期因独山失守，国民党陪都重庆人心惶惶，吴因此写了“挽不回河山，收不回失地，形同南宋秦桧，恰似东汉阿瞒”的偈语贴在自己门口，不是也被县特委会关禁闭么？于是相视苦笑。但一经沉思，又觉得必须问个究竟。次日一大早，我去到我的小学老师，古井小同乡，国民党县党部执行委员、县合作金库主任叶明章家里，向他讲明造访意图后，他表态：“一个弱女子，可经不起折腾啊。”因叶的爱人陈云秀与蒋宇姗同属教师，并且有一面之交，我问他可否营救，叶表示愿意试试。从此我改住叶家。三天以后，叶把蒋被抓的原因向我讲了，说：“来头确实不小。因为军统在川特务头子徐中齐发现了中共地下党川北负责人王叙五（此人解放后任中共川北区党委组织部长）在广元的行踪，得可靠情报已向三台转移，于是派出多辆军用吉普至三台，并查实了王的落脚点是中大东街102号蒋宇姗的家，但包围搜查，却无王的踪影，把蒋家翻了个底朝天，除了一小提箱私人来往信件值得深究外，无任何可疑之处。”我说：“这属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之事，蒋老师可能有救了！”叶进一步说：“最初，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连蒋拘押何处也无从知道，只是在一小提箱私人信件被证实全是青年男女之间的谈情说爱信后，才有了转机。”后来，由叶明章相约国民党三台县党部副书记长谭荣茂具文，蒋宇姗老师终于获释。
事后证实，蒋宇姗家确实是王叙五在三台落脚的堡垒户之一，王叙五当时确实已被包围，但在群众的掩护下，王终于甩掉了敌人的追捕。
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民心的向背，是决定事业成败的源泉。
姜是老的辣
1949年9月下旬，遂宁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李天民，率5个保安中队经古井向成都方向逃窜，古井乡乡长陈特夫，安排李天民夜宿古井中心校长寝室。我与另一年轻中共地下党员谢长怀合计，自恃有40个乡警队人枪可供调遣，准备当夜选10个身强力壮且信得过的乡警队员，挟持李天民做人质，要他同意5个保安中队就地起义。此事为中共老党员老郭同志（中共地下支部领导成员之一，解放后任县公安局看守所长）所悉，立即对我们进行说服，他认为：“挟持李天民是盲动，与党的‘隐蔽精干，聚集力量，发动群众，等待时机’的16字方针不相吻合；李天民是骨干分子，人很顽固，谈判不易成功，即使被迫投降，以我们现有的力量，一旦敌人大兵压境，过早暴露，后果不堪设想。”我们被说得心服口服。果然，两天后，国民党军从古井经过的败兵，如潮水般涌入，时间长达一个多月。我们手中掌握的乡警队，只能在夜幕降临后，利用熟悉的地形、地物，打一枪换一地方，对败兵心理上起点威慑作用而已。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每当忆及往事，我都从心灵深处怀念老共产党员对年轻人的厚爱之情，同时，我更留恋兄弟党之间那种亲密无间关系。
70年来，邓演达创立的农工党与共产党风雨同舟，在共产党的领导帮助下日益发展壮大，特别是看到农工党与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光荣传统能够继续保持，并发扬光大，心里甚感欣慰。
（作者何树人，已故，原系农工党资中县支部委员。本文成文于2001年）
$我参加农工党川北游击队的革命经历
谢震
我的父亲是小学教员，抗日战争时期，任中江县柏树乡的联保主任。虽然他不是国民党员，但是是三民主义的信徒和蒋介石的绝对服从者。日本投降后，他由于与地方绅士不和而下了台，这时我的大哥已到外县去当职员了。而我是中江县高中二年级的学生，我和弟弟在假期中一接触我的父亲，就会听见他说：国事莫为呀、民生凋敝呀、政令失和呀、有失众和呀、同室操戈呀、自相残杀呀……在我父亲这位愤世嫉俗的老人面前，我感到家庭生活困苦，加以由小康之家落入贫困，我走上了勤工俭学的道路。1947年暑期，我到三台县后北街去当家庭教师。当时物价飞涨，学生毕业就是失业，青年学生中形成一种自发的反抗情绪，“此路不通去找毛泽东”一类的民谚越来越多。
1947年，敬文温、彭大元两人介绍我认识了民主同盟盟员、中共党员李代斌（仲达），他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向我宣传革命，我们四人由于有共同的理想抱负，自然也就有浓厚的感情了，接受李代斌的指引，我组织50个失学失业青年，等待统一行动的使命。我在中江的中心、龙台镇、柏树小学，三台县的白店子建立了四个点，共计100多人。1948年，李代斌在剑阁失踪后，彭大元认识了农工党中央委员、中共党员罗任一，加入了农工党。彭大元回中江时，带来《中华论坛》以及纪念邓演达的一些文献，叫我们学习；并介绍农工党的政治宗旨及罗任一的身份，动员我和敬文温参加农工党。经彭大元向罗任一汇报，批准我和敬文温为预备党员，并把原来联系的群众和青年学生用“起民社”的名义统一组织起来，作为发展党员的桥梁。后来“起民社”社员就是本党川北地下组织领导的游击队员。
1949年春，罗任一认为川北有了基础，亲自来中江、三台两地发展组织。为了保卫罗任一的安全，彭大元叫我去弄两支手枪，于是我把父亲掌握的两支手枪偷出来，交彭大元使用。
后来我宣誓正式加入农工党，罗任一亲手拟定入党誓词：“我誓愿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接受并完成组织赋予的工作任务。”原来的预备党员都与我同时履行了正式入党手续，有敬文温、向春海、杨克己、何树人、秦延道、许育年、黄绍远、王开丙、向同升、向理标、魏鹤岑、徐既明、秦国安、谢震、石希贤等20多人，成立了农工党川北支部，在罗任一的指导下，选出了党务执行委员：彭大元、杨克己、敬文温、谢震、何树人、向春海。敬文温、彭大元为主任委员，我负责青年工作，协助组织工作，实际上一切情报、联络等都由两个主任委员叫我去完成的。
为了接待我们所联系的群众，我从龙台镇中街高胜茂（起民社社员）那里拿来200个茶碗，与刘成华（成华大学刚毕业）合伙在柏树荣龙港开了一个小茶馆，我们在这里工作，一是接待群众，二是搜集情报。后因走漏了风声，茶馆不是久留之地，于是由谢与久介绍我到三台上新巍顶小学去代课。
1949年6月，川北农学院招生，我到三台县投考，后被录取在先修班。我向罗任一汇报说：“我将要到校学习，暂时放弃农村的党务活动。”罗任一答复我说：“我们加以研究，过几天来决定。”后来罗任一说：“这个学校是徐堪私人投资办的，收的学费很高，师资又缺乏。”他劝我不要上学，继续在农村工作，等四川解放后，保送我上更好的大学，公费学习。当时我觉得几担米的学费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于是我把强烈的求知欲望暂时压下来，把希望寄托在解放后。7月底，在农工党川北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建立了革命武装力量——“川北农民自卫军”，我成为其中的一员。
大约是在1949年8月，农工党川北支部派我到南充联络民主同盟盟员、中共党员陈西虞。我初次到南充，不曾见过陈西虞的面，按照敬文温告诉的方法去寻找。我到南充凤仪街摆地摊的皮匠那里去访问，那皮匠带我到武胜路陈西虞家，面会了陈西虞和他的爱人龙玉（南充市小学教员），得到当时时局的最新消息。他们告诉我，川东已打开一个缺口，可能重庆不久就要解放了，同时告诉我《约法八章》的全部内容。我步行来去共8天时间，回柏树乡向农工党川北支部汇报，听到这些振奋人心的消息，大家深受鼓舞，士气高涨。这时，因工作需要，罗任一转移川南，他向支部交代说：“战争时期一切服从解放军，在一定的时候，我再和你们联系。”罗任一指定杨克己主持支部一切决策。彭大元发出了《告川北同胞书》，并到处书写《约法八章》，控诉国民党罪恶，鼓动民众不纳粮、拒当兵，打垮蒋介石，为解放四川出力。
大约1949年10月，国民党军队向后方败退，农民自卫军游击队分点在柏树乡、上新乡、古井乡等地活动。国民党一个警卫部队停留在柏树乡附近，农民自卫军游击队员暗地监视他们的行动。有一天，游击队员发现有军官拿着自己的手枪寻找老百姓换饭吃，我们分析国民党军队得不到军饷补给，势必引起灾难。经彭大元同意，由我带了一个柏树乡的游击队员到柏树小学找到杨克己、敬文温和敬浑如，商量驱散国民党。我和敬文温都建议：“用历史上张子簧吹散项羽八千子弟兵的办法，以语言引动他们思乡的情绪。”当即由敬浑如写好十多份公开信由这位游击队员向国民党军散发。公开信的内容是：“各位官长、各位弟兄，我们同为炎黄子孙、同胞弟兄，各有父母妻子、亲戚侣眷，离乱之年，渴望团聚，古人说：‘月是故乡明……’贵部官兵，如能放下武器，各归故乡，我们当迎之以礼。此刻，我们略备薄酒，敬请各级官员，来集贤饭店共议后事。”并在溃军周围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展开政治攻势。
公开信发出以后，陆续有国民党的军官来柏树集贤饭店谈判，农工党川北支部便准备了酒肉热情款待，请他们号召各自的部下放下武器，前来柏树小学的操场里领取干粮，农民自卫军游击队已准备了花生十多担、大米十多担以及红苕等食品。这个消息传出，张家沟和钟家柴山及大湾等地的国民党军队纷纷放下武器，前去柏树乡领粮，彭大元、我、向春海、秦国安、彭天文等组织了起民社社员及群众数百人，乘此搬走军队丢下的武器，遣散了军队，使老百姓免遭兵灾之苦。
过了几天，解放军镇江支队46大队前来追击这股国民党军，农工党川北支部派人报告国民党军已被遣散的消息，并迎接解放军到柏树乡。镇江支队的大队部就设在农工党川北支部办公处集贤饭店。我们给解放军供应了茶水，并发动群众，陆续将所缴获的武器交给他们，他们感到非常满意，支持我们公开挂出农工党川北支部招牌正式开展工作。
这个战役完毕以后，解放军镇江支队46大队把我们缴获国民党的武器、战马以及望远镜等开了清单，写了工作证明。他们离开柏树乡时我和彭大元商量，准备把游击队原有的武器全部交给46大队，解放军政委说：“现在不等于太平了，你们还要保卫自己的支部和地方秩序，我们只收战利品，不能收兄弟部队的武器，你们的武器将由当地政府处理。”
1949年12月22日，农工党受中共中江地下工委的邀请，与中共地下工委配合接管中江县。黄大成（民主同盟盟员）通知我们带游击队做县城保卫工作。我们带了80多名游击队员到县城，中共中江地下工委书记刘平安排我们住宿在北门外师范校，伙食由他拨给我们，我们在这里无论白天黑夜荷枪实弹站岗放哨，防止敌特的破坏，一共坚持了十几天。中江县大队成立后，游击队的全部武器便交由黄大成清点接收。
后来，由黄大成介绍，刘平安排我在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秘书室工作。工作一月左右，常习之建议派我到兴隆，清理积谷和搞点预借粮供应起义部队。临去时，常习之向我交代了情况，他说：“我们虽然接管兴隆的征收处，但是粮食已经不多了，那里的留用人员曾敬候是个50多岁的老头子，只能写中式账。一天，突然来了一师多军队，逼着他要粮，他没有办法，向我告急，这个问题如不处理好，恐怕要扰乱县城，所以我派你去，需知这次任务不可等闲视之，必须当成又一次地下工作，你到了那里必须用手腕，拉拢伪乡保人员，剩下的事就好办了。”
我来到兴隆乡公所，乡公所大门紧闭，并无人迹。我的同学袁代英给我介绍认识了乡长刘得贤，刘得贤把我接到乡公所，说：“贵党来接收乡公所，我们立即办理移交手续。”于是就叫来一位名曾富之的干事，准备移交了事。我看情况不好，就拉他们去喝酒，喝酒中闲聊，拉近关系。我认真回答刘得贤想要知道的县城解放方面的问题，并向他指明前途，鼓动他办点粮食给起义部队，使地方不受扰乱，建立功德。刘得贤表示愿意配合我工作。于是我们便讨论粮食的来源，刘得贤说：“一是有四仓积谷，二是可以按往年的田户预借一点，明天召集各保长前来开个会，大家动手，事情就不难办了嘛！”我听了乡长的这番话，便称赞他说：“这次我这项差事就要依靠刘乡长做主啰！”按照这些办法我们行动起来。那里情况复杂，工作困难、艰苦、危险。在征粮过程中，我屡被国民党军殴打，但为了中江各级人民政府的奠基事业，我忍辱负重，忠实地努力工作，圆满完成了任务。我们弄来了一些粮食集中在伪征收处，挂上临时仓库的招牌，并出安民告示：此粮“暂时供给当地军需民食”。不久，解放军到达兴隆，派来了军事代表。县城派来了正式征粮工作队，我就只管收发粮和账目，不管催粮的工作了。曾敬候因病退职，由我接管伪征收处，改为县仓库派出仓库。这里的国民党军通过改造向解放军交了武器，社会秩序便比较安定了。在中江县第一次扩大干部会上，我被选为第一名模范，在大会上受到中共中江县委陈秘书的高度赞扬，并获得银质奖章一枚和奖品奖励。会后县委任命我为冯店区粮食仓库主任。
（此文根据谢震1986年所写简历修改。谢震，已故，原系农工党川北支部党务执行委员；整理者周时秀，系农工党四川省委调研员，已退休）
$罗任一同志的川北之行
何大显 敬文温
早在1948年，彭大元同志即在三台、中江、南充、射洪、遂宁、安岳、成都等县市发展中华起民社组织，取孙中山先生唤起民众之意。起民社原由资中蔡军识发起，谢震、向春海、何树人、秦国安等同志就是那时参加的。那时彭大元同志身穿白土布裤褂、头戴草帽、足踏“水爬虫草鞋”（一种极粗糙和廉价的草鞋），怀揣几个粗粮馍馍到处为革命奔走的形象，我至今记忆犹新。
彭大元同志在川南经罗任一同志吸收入党后，罗任一即指示其在川北发展组织，并嘱其携回《中华论坛报》，同时，指示敬文温据此宣传农工党的历史及现状、政治主张、先烈邓演达事迹，以适应革命形势需要，并经罗任一同志批准，以中华起民社作为农工党川北外围组织。
1948年4月下旬，彭大元、敬文温、杨克己等同志研究决定：派我持彭大元的手书迎接罗老来川北主持工作。
我奉命来到成都市中东大街大川银行找到经理曾静波，曾次日便和我在华华茶厅找到了罗老。等了三四天，罗老说还要去西康。曾说：王陵基正捉拿你，还是早去川北为好。次日即步行离蓉。农历四月底已经赤日炎炎，我们步行百里，来到赵镇（即金堂县治）。罗老持一记者证，自称罗又玄，是《华西日报》记者，将去中江、三台一带采访云云。
我们次日中午即到达中江的兴隆乡。我惊讶这位年已五旬、有点发福、个子不高的中央委员竟能走过上七、下八、中三里的山王庙，而且对这匪窝窝无所畏惧。
在兴隆乡会见了中江县联防办事处副主任周保成，周是敬浑如的朋友，这个办事处主任蒋字斋不大管事，下面有三个中队。周的政治态度较为开明，立即又介绍了乡长林尧生，这可是个混世魔王，据说他的烟土和枪弹都用仓库装，可号召人枪上千。他对罗老表面上也十分礼遇，对其策反也满口应承。
按照大元的安排，第三天到达牛场（即今之永安乡），住宿于乡下的舒畅同志家中。舒系高中毕业，当时在教书。第四天到达中江柏树乡（解放前以街心为界，分属两县，中江、三台各有一个柏树乡政权，解放后才完全划归中江），宿于钟子云同志家。此人做过几十年的小学教师和校长，擅长中医，因做事匆忙，言语急促，故人戏称为“钟忙”，为大元岳父钟子丰之长兄。
第五天到达向春海同志家中住下来。大元为此发出通知，嘱有关同志在端阳节前的一天在慈云寺面见罗老，聆听指示。
罗老十分平易近人，对同志非常热情，讲革命道理深入浅出，有惊人的记忆力。对我们这些后生小子也很礼貌，甚至也同我们一样叫彭大哥，使大元很难为情。
罗老坐在一张十分破旧的八仙桌旁，手里拿一本地图。敬文温、彭大元、杨克己、谢震、向春海、秦国安等同志围坐一圈，彭汉慈和我则穿着白土布裤在门口当警卫，钟铁侠、彭汉等则在大门外放哨。
罗老严肃地说：“国民党反动派倒行逆施，解散民盟，变本加厉地迫害民主党派。我党早已转入地下活动。根据我党在香港举行中央扩大会议决定：我们应该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和壮大我党川北组织及其外围中华起民社，以团结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广大工农民众，动员他们参加武装斗争，和中共并肩作战，策应解放。我们的策略可以总结为一句话：虚张声势，闷棍打狗。我们一定要尊重解放军，和他们紧密配合，取得他们的帮助和指导，否则我们将一事无成。如已解放，我们的武装要服从他们收编，不得与之争帮，这是中央决议，不得违反。我们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策反的策略也可归纳为一句话：讲清形势，指明方向，晓以大义，动之以情。”
罗老说完后站起来庄严地宣布：现在我代表党中央指定彭大元同志为农工党川北组织负责人。敬文温同志协助他，并负责宣传工作。杨克己同志负组织责任，谢震同志协助他，并负责青年工作。向春海同志也共同协助。即将建立的川北人民自卫军临时军区，由罗任一同志任政委兼司令员，彭大元同志为副司令员。当司令员不在川北时由副司令员彭大元同志代理。
中午桌上摆了两碗玉米粉蒸的肥肉和几碗蔬菜，大元抱怨他爱人钟晓梅同志做的菜太辣。但罗老竟能举箸大吃肥肉和麦饭，令人羡慕不已。那时夏天苍蝇很多，入夜则蚊声如雷，某个老太婆一夜能用头发拴十多个跳蚤；红苕就是要吃十个月的主食；残灯无焰的桐油灯是唯一的照明工具；酱油、醋被认为是奢侈品，走的是地无三里平的山路。罗老这样一个老一辈的革命家能来到这里，并安心住下来，这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罗老从那天以后，天天来到慈云寺训练干部，给他们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每天来听课的有三五十人不等。
好景不长。四川省政府派了个姓李的视察，随带四名武装侍从到中江柏树乡，并通知两个柏树乡公所约同有关人士一同前去。说是柏树乡下的慈云寺聚集了百余异党分子，蠢蠢欲动，特来调查。所幸杨克己同志利用与杨缉光的家庭关系，暗中听到消息，已通知罗老等转移了。
次日大元叫大显护送罗老到唐庆蕃同志家。唐庆蕃有两千余亩地，乃柏树乡之首富，他一见罗老，大吃一惊，说道：王陵基已下密令到了中江柏树乡，捉拿罗老，还是早日离开中江县境为好。两天后罗老又回向春海同志家中，唐静秋建议转移到三台西平区观音场，因此罗老又先后转移到西平小学校长冯海山及钟训芳、冯胜志等人的家里居住。
当时西平有个名叫兰继文的人，是个浑水袍哥，有人枪数十，名为保商，实际上不过护送大烟贩子和某些商旅通过某些地段而已。罗老在此时也对其做策反工作，嘱其参加大元、沚琪领导的游击队。此人诺诺连声，说是只等解放军入川，即配合行动云云。
转眼到了秋天，罗老又从西平转移到三台上新乡，策反乡长张梓范和乡队副张德新（即张泽）。张梓范对罗老毕恭毕敬。口口声声愿为党的事业、为人民解放事业出力，并提出入党要求，罗老答应考虑。此时张梓范还对来上新乡迫害罗老之特务彭正湮说，如果你在上新乡所属地带，动了罗某一根毫毛，我就对你不起云云。并严密注视着他乡公所的一个队长张坤，这个人也是特务。但不久张梓范接受了解放军川中纵队司令员青瑞麟、副司令员寿济川的委托状，担任支队司令员后，就不再与川北组织联系了。
罗老在上新住了一段时间，又到双龙桥（当时属三台柏树乡，现单独成为三台幸福乡）策反土匪王标榜，这人也有人枪十余，满口答应。在他家过了中秋后，转赴三台古井乡，对钟伯漆进行策反。钟伯漆与钟子惠联宗，对罗老也很礼遇，口称愿尽绵薄之力。此时罗老住于何树人家中，树人之父何成壁系古井乡队副，自然为之努力奔走，树人同志也十分出力。
罗老由古井而幸福，再次返回向春海同志家住宿。此时解放战争局势已进一步明朗化，故三台的黄保中、邱楚楠，中江的黄肇臣、陈吉卿等都派人或自己前来表示愿意听从指挥。
罗老还到中江通山乡策反伪乡长陈子栋及陶少年。这两人也到春海家谒见过罗老。罗老还发展过一个叫郭敬如的袍哥管事，作为起民社社员。
中江仓山镇还来了个姓蒋的邀请罗老到仓山，此时解放战争更是势如破竹，顾不上到仓山。农历九月罗老又从上新乡的灌子寺（大元率领的游击队驻在那里）步行到西平时，解放军已解放中江。罗老即匆忙地布置了王沚琪的武装要与大元的游击队密切配合。然后又到古井、转双龙（幸福）而返柏树春海处（那时属中江柏树，解放后才成为左会乡所属），而再度经兴隆乡时林尧生更是十分恭敬，口口声声要与大元配合，打好迎接解放军的游击战。我送罗老至成都中东大街曾静波处时，解放军已从川东入川，罗老结束了川北之行。
我寸步不离地侍从罗老五月余，总算保得将军去，保得将军回，得到罗老给的联络点和立即准备迎接解放军，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信后，赓即赶回上新，向大元递交了联络点和指示后，就留在上新大元的身边。
（作者何大显，系中江县柏树乡龙寨村九社社员；作者敬文温，系旺苍唐家河煤矿诊所医生。本文成文于1996年）
$推动筠连县解放工作经历
苏路人（心端）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后，解放军川流不息地从长宁、珙县经过，国民党在四川的盘踞政权一个个崩溃。国民党军统局要员、四川省交警十二总队少将总队长田动云，在宜宾地区沐爱县（1953年划入筠连县）一带组织起“反共游击军”。所属长宁指挥所许亚英部退驻高县庆符镇，地处川、渝要道的筠连县县长杨增高弃职潜逃。当时，我是农工党筠连县负责人，在筠连县处于无政府状态下，我布置在筠连县民教馆工作的农工党员孙永洪每日公布四川省各县解放的消息，宣传解放军纪律严明、爱护人民的实际情况，以纠正国民党特务分子的反动宣传，安定人心。同时，同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詹天浩、苏重洋商议解放筠连县，以待解放军来临。他们联络邻县，借用邻县武力并策动本县武力进行解放工作。由詹天浩、苏重洋赴沐爱县带领沐爱解放军团队赴筠连促成解放。我派向奎、胡泽霖为联络员负责传达消息及刺探国民党军情况，再派人策动警察中队分队长及警长反对其中队长（系国民党特务），以接应沐爱团队来县城的准备。我负责经常与各革命阶层保持联系，做安定社会秩序、保护公物等工作。12月16日，得到沐爱解放军次晨拂晓到达的消息，我们即连夜会同民革、民盟负责人拟定张贴欢迎解放军标语，提高了群众欢迎解放军的情绪。18日，沐爱解放军到达县境，警察中队由已被策反的分队长率领接应入城，宣布解放，未鸣一枪，鸡犬不惊，社会秩序安定，公私财物未受损失破坏。19日，成立筠连县人民解放委员会，我被推荐为委员。24日，我被推荐到城区一、二两中心校宣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及新民主主义。1950年1月，与民盟合编《二小校刊》（用油印）宣传新民主主义，报道地方解放消息。1月8日，郭洪太县长率人民解放军来县城，对县中社会秩序之安定，公私财物之未受损失破坏极为满意。次日，筠连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
（作者系农工党筠连县负责人。本文成文于1950年1月）
$解放前后革命活动二三事
吴兴超
我作为农工党的一名党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几十年的革命工作中，不断锻炼自己，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微薄的贡献。
1949年，成都临近解放，当时兵荒马乱。农工党成都地区“临时整理工作组”组长王兴智派人通知我，要我做好人民财产保护工作，迎接解放。当时，我担任成华大学事务主任，有一定的条件，也是职责所在，于是我搬到学校去住，将七八个工友组织起来，和总务处的同事们，把学校的图书、教具及房产清理看守好，防火、防盗、防抢劫，安排好师生的食宿，日夜不停地守护着学校的一切，以待解放后把学校财产完好无损地交给军管会。事后，我体会到：革命使命和一般职责不同，干劲和牺牲精神，二者相差甚远。更使我认识到：财产是人民创造的，任何时候都应爱护。
成都解放时，我们敲锣打鼓，迎接解放军进城。我第一次看见解放军整齐威武的队伍，听到那嘹亮雄壮的歌声，精神为之一振，敬佩之情油然而起。这年的冬天，天天都是太阳高照，真是“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我们大声歌唱，浑身是劲。成华大学驻有一连解放军，我们尽力为他们提供食宿条件。解放军也处处帮助学校，大家一齐劳动，一齐歌唱，军民鱼水情，初有体会。
1950年，农工党临时整理工作组派我到川西区党委文工团学习“四大任务”的政策，随后到华阳县工作，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工作。我在黄龙溪工作时，由于土匪猖獗，在“征粮”工作中，工作组人员随时有挨枪的可能。我和南下干部一道，向他们学习，发动农民，依靠农民，顺利完成了工作，真正锻炼了我，使我认识到：打下人民的江山不容易，建设保卫人民政权又何尝容易？因此，我们每一个民主党派党员都要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历史推向前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1951年，我在农工党临时整理工作组工作，在统战部的领导下，学习革命理论及时事政策。我读完了《干部必读》12本，多次参加了学习讨论会，聆听了许多人的发言后，我茅塞顿开，进一步了解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认为革命理论是必须学习的，共产主义是必然归宿，有信仰才有方向，有方向才有力量。
我参加农工党40多年，在中国共产党和农工党组织的教育下，我成为高级教师，多次评为先进，今天过着幸福的生活，十分感谢中国共产党和农工党组织对我的教育，决心为祖国建设奋斗终生。
（作者吴兴超，已故，原系农工党成都市委干部。本文成文于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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