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依旧是原来的我，还是老样子。
——多丽丝·莱辛
“这个我不能讲。”马悦然朗声笑着回答《南方周末》记者提问。对于“多丽丝·莱辛的获奖在文学奖评委中有多少票赞成，有多少票反对”的问题，马悦然回答说：“这是秘密。”他只肯说：“多丽丝·莱辛，她是很好的作家。我很早就读过她的书。”
2007年10月11日，在有200年历史、位于斯德哥尔摩老城中的瑞典学院内举行了诺贝尔文学奖公告仪式。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发言人，霍拉斯·恩达尔使用了不同国家的语言宣读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名字和其获奖的理由。他先是用瑞典语读，然后用英语、德语、法语、俄语宣布。
只有女人更懂莱辛
众多的记者纷纷来到莱辛位于伦敦的住宅外。等待片刻之后，莱辛步态蹒跚地走出房门，走下台阶，她就站在花园中接受简短的采访。多年以前由于有诺贝尔文学奖评委评价莱辛的小说反传统，永远不可能获得诺贝尔奖，所以这次获奖非常出乎她的意料：
“我没想到我会获奖，因为他们告诉我，我永远不会得奖。我的意思是，这样你还会惦记获奖么？既然知道我不会得奖了，一年年过去，我也就死心了，而且生活中除了获奖还有更多的事情。”莱辛戏称，“他们可能觉得她太老了，现在就颁奖给她吧，否则她可能会死。”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多年龄在50岁到70岁之间，而莱辛获悉她获奖的时刻，正是她迎来88岁生日的时候。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中，她是年龄最高的获奖者。
美国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对多丽丝·莱辛的获奖不以为然，认为“她过去15年的作品不具可读性”。布鲁姆对美联社称：“尽管莱辛在早期的写作生涯中具有一些令人仰慕的品质，但我认为她过去15年的作品不具可读性，是四流的科幻小说。”
与哈罗德·布鲁姆的批评态度不同的是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东方学系主任罗多弼教授。
罗多弼表达了对莱辛获奖消息的“高兴”之意，他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时说：
“如果莱辛不能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话，我认为是瑞典学院的一个错误。现在瑞典学院受到人们的尊敬，因为他们沾了莱辛的光。”罗多弼说。
罗多弼称莱辛“在女性主义里面她是一个英雄”。他最早是在20世纪70年代读到莱辛的书，对《金色笔记》印象很深。“她曾经到斯德哥尔摩大学演讲，我去听，不过那时候人很多，没有和她说话。她给我的印象是比较严肃，但是又有幽默感。她并不出风头。那次演讲，有很多人提到有关政治的问题，也有很多人提到女性的问题。
“她不但是一个激进的作家，而且是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特别是她在非洲长大，她在非洲的生活中见过世界不公正，但是她不是一个狭义的左派。莱辛在作家里面真的属于最伟大的作家，你不知道她好到什么地步。”
瑞典年轻的汉学家陈安娜是瑞典学院院士马悦然的学生，译介过余华、苏童、莫言、王安忆等中国作家的小说，并为此曾获得过瑞典学院的“翻译奖”。她说瑞典学院颁奖给莱辛，这次是选对了人。她说：“莱辛早就应该得到诺贝尔奖，可能瑞典学院里大部分是男性，以前他们不一定能懂她的重要性。为什么现在能懂？现在瑞典学院里有女性评委，而且可能里面的人慢慢也会变，莱辛现在年纪已经很大了，要不然就太晚了。”
“只有女人更懂莱辛。”安娜说，“在瑞典50岁以上的女人很多都读过她的书，她写了很多，比如独立思考、独立生活的那些女人，她们怎么面对困境。她的书对于六七十年代的女人来说几乎是必读书。”
但是安娜和她的朋友们都不喜欢瑞典学院发布获奖公告的措辞。
“公告说她表达的是女性的经验，我觉得那个说法有点奇怪。因为一个男人写男人的经验，他们也不说是写男人的经验，而是说写人类的经验。所以很多人跟我说，她们看了那个公告有点生气，怎么这样写呢？女人也是人类。”
旅居瑞典的作家万之坦陈自己不懂莱辛。常年奔走在国际文学活动中，接触过诸多有世界影响力的作家，但是对莱辛却陌生，对她获奖也深感意外。“在欧洲，女性普遍对莱辛的获奖感到高兴，男人普遍漠然，我觉得男人要检讨自己为什么不懂莱辛。”万之说。
为了自卫写自传
莱辛居住了24年的房子坐落在伦敦北部的一座小山岗上。宽大的居所有三层，用来工作的L形房间在一楼，里边到处摆满了书。
她对来访的人说：“书一直是我的生活，我是依赖这些书获得教育的。”
在很多时候，登门请求制作电影《多丽丝》的人络绎不绝，莱辛都会婉拒：“我总说不，我看不出这有什么意义，他们总可以从阅读中找出我是什么样子的。”
“你也许会认为我的生活总是充斥着政治和人际关系，但事实上在大部分的时间里，我都独自待在我的公寓里工作。”莱辛在她的自传《走在阴影下》中写道。
在晚年，莱辛的重要工作是写作回忆录。在20世纪90年代，莱辛写出两部自传、一部回忆录。
1992年的《非洲的笑》，1994年的《在我的皮肤下》，1997年的《走在阴影下》，这些书籍使莱辛传奇而神秘的生活现于世人面前。
北京大学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世界传记研究中心主任赵白生介绍说，写作自传及回忆录几乎是一个世界性潮流，很多诺贝尔奖的作家晚年都会写很重要的自传，爱尔兰大诗人叶芝，晚年写了3部自传。格拉斯写了《剥洋葱》，马尔克斯写了《活下来讲故事》。
莱辛的好友、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南非作家约翰·马克斯维尔·库切，在他发表在《纽约书评周刊》的长文中，对莱辛的3部自传做了深刻的分析。
库切写道：“莱辛的确花了许多时间在政治上，也花了几乎相同的时间在与文学界和戏剧界人士的交往上，这些人走过她的生命，有些人已经不再那么有名。作为一个在民众中和政治上都存在敌人的作家，莱辛承认她钦佩那些不写回忆录而选择保持沉默的人。那为什么她自己要写自传呢？她的回答是坦诚的：‘为了自卫。’莱辛说：‘写作自传是为了争取属于自己的生活。’”
女人在厨房的唠叨
1919年，多丽丝·莱辛生于伊朗。
莱辛的父亲在一战的战壕里失去了一条腿，在莱辛年幼的时候，在能够靠玉米迅速发财致富的诱惑下，莱辛的父亲带着全家从伊朗移居到了罗得西亚——一块只有35年历史的殖民地。但是父亲缺少经营农场的能力，他们总是债台高筑。
在7岁时，莱辛被送进了修道院的寄宿学校。那里的修女们大多为德国农民的弃婴。她们用地狱烈火之类的故事吓唬孩子们。莱辛在那里度过了4年可怕的时光。在她13岁那年，她与教育系统彻底决裂。
“童年时期的压抑和艰苦通常造就出作家来，因为这样的童年让你学会处处提防，事事留心，而这正是一个作家所需要具备的。”莱辛在自传中回忆道。
在18岁的时候，她完成了她的两部练笔小说，同时还向南美的杂志出售自己的故事。事实上，她正在成为一名作家。
1949年，莱辛带着自己的处女作手稿《野草在歌唱》到英国伦敦谋求出路，这部小说以一名黑人男仆杀死白人女主妇的案件为中心，揭示了非洲英殖民地复杂交错而尖锐对立的种族关系。小说于1950年在英伦出版，得到了批评家与读者的好评，从此一举成名，登上了英国的文坛。
从1950年开始到1962年《金色笔记》在商业上大获成功之前，她的书的销量一直十分稳定——至少，她用不着外出工作。根据她本人的计算，每周卖书的收入大约有20镑的进账，相当于一个工人的薪水。
1962年莱辛的创作因出版《金色笔记》而达到顶峰，莱辛被视为“新女性”的标志。
《金色笔记》甚至被看作“女性主义案例讲义和圣经”。小说由女作家安娜50年代的笔记和她创作的题为《自由女性》的中篇小说构成，黑、红、黄、蓝色笔记和其后的金色笔记与分为五部分的《自由女性》相互穿插，反映了女主人公的社会政治活动、个人情感生活以及有关历史和艺术的观察和思考。这是她最富盛名、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品。
《金色笔记》在当时因描绘性别之间的战争而被视为骇人之作。莱辛至今仍对人们的这种反应感到茫然不解：“《金色笔记》的确有些让人吃惊，但这都不过是女人们在厨房里的天天唠叨的事情罢了，各个国家皆是如此。有些人竟如此震惊，倒着实让我吃了一惊。”
《金色笔记》出版之后，莱辛与女权主义运动的关系却开始变坏。莱辛批评女权主义者使用的那些“贪婪的、带着复仇心理的术语”，称文学批评家为爬在作者身上的跳蚤。女权主义者则攻击她，说她没有能够提出女权主义的政治纲领，而文学评论家则攻击她说，她企图控制对自己文本的解释权。
“她属于那批最早地把女性问题作为小说中心的女作家。贯穿她作品始终的，是对力量的恐惧和女性自身的弱点，她的每一部小说中都能找到这两者的结合。”《牛津英国文学》主编玛格丽特·德拉布尔说。
《南方周末》记者：夏榆，《南方周末》记者：林怡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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