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侩主义

    ……

    柯灵[原文署名“陈浮”。]

    上海的报纸上，曾经辟有一栏，专门刊载读者“探访亲友”的启事，篇幅占得相当大。近来却似乎都已取消，腾出篇幅，来登飘飘然的“游艺消息”了。

    抗战以来，烽火连天，流亡夹道，以侵略者屠戮平民之酷虐，因为逃难，彼此散失的亲友，为数当然很多，藉报纸这一角的地位，使流亡者得以沟通音讯，虽然未必一定有效，这意思，我以为是好的。不仅符合报纸服务社会的精神，也多少表现着抗战中的“风雨同舟”之义。然而今日的上海早已“天下太平”，这一类的乱离之音，自然也就在锣鼓喧闹中淹没。

    战区日益广，流离日益众，推情度理，即使有福住在“孤岛”上的人，是也未必全都能够“安居乐业”的罢。但探访亲友，倘须公开，却得花钱登广告，报纸不再尽义务了。穷呢，不必说，幸而也还有“不惜工本”的朋友，于是在某一天的报纸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启事：

    舍亲×××君，自在×地避难失散之后，久无音讯，如有知其下落者，务恳通函×处，当酬洋五元，以谢雅意，决不食言。

    □□□启

    然而这启事却又使人很不舒服，因为从这里，我看出了我们“同胞”之间灵魂相隔的遥远。抗战图存，不是整个民族的事吗？而目前也正是更显出彼此“休戚相关，祸福与共”的时代。团结御侮，自然是至理。人与人间的同情与互助，所谓“成人之美”的德性，我以为也应当特别发扬的。看见别人亲友的离散，自己倘有所闻，两面通知一下，这乃是人情所应有，其实也不能算是什么“古道热肠”，不料现在却像商店缉拿逃伙，富人招寻失犬，探访亲友，也要“悬赏”了——对于这样的广告，我感到悲愤和耻辱！

    市侩的见利忘义，也诚然值得痛恨。报纸忘记了为人群服务的本意，却让春药与导游的告白充斥篇幅，有时连仇货广告、傀儡启事、领取“通行证”的通告、代敌人征求文字的告白也明知其然地皇皇刊出，无论那报纸的言论多么激昂，也无从掩饰他们的丑恶。而不幸的是市侩主义久已泛滥，今日也未尝为抗战的巨流所荡涤，猥琐、自私、贪图小利、忘却大我，这样的“美德”，一般小市民几乎全都占有着，而特别是在上海。

    倘要中国好起来，我想，我们一面还需要割除陈疮，扫荡旧蛆的工作，单靠着军民浴血，志士用命，是并不够的。

    载《鲁迅风》第8期（1939年3月8日出版）

    乐祸篇

    ……

    伊人

    菲列宾的美国专员，曾经对罗斯福总统说起侵略军所到的地方，必有“四骑士”横行。所谓“四骑士”，就是奸、杀、烧、夺。而沦陷之区，“四骑士”去后，又有“三剑客”光临——这名词是我杜撰出来的，指的是：烟、赌、嫖。

    只有上海顶特别，“三剑客”之外，还有一支文绉绉笑迷迷的“桃色军”——色情文化。

    记得上海成为“孤岛”以后不久，报纸停版，杂志停刊，大世界的报摊上，满眼只看见张竞生博士之流的大作。接着“色情诗话”一类的名文，也在大报的副刊上出现。直到后来，敢言的报纸日多，不但在报摊上逐渐把张博士挤出，副刊上的色情文士也终于销声匿迹。不料一年后的现在，专登淫文秽词的小报忽然显得“蓬蓬勃勃”，和沪西的赌窟、虹口的“慰安所”一样的发达起来。翻开报纸，都是“秘记”“艳闻”之类，性交既有讲座，狎妓特设顾问，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只有一二张例外的，还有些正经文字可读。

    报纸——虽然是小报——据说是“民众喉舌”，在目前这样的时代，当然又是“文化先锋”。然而这样的情形，在将来的世界报学史上，恐怕是要空前绝后的罢。

    但给黄色新闻做材料，以及对这类小报有兴趣的人物，“孤岛”上也真不少。翩翩少年，开旅馆，征妓女，服大量春药，要来一个“真个销魂”了。不料吃了下去，忽然眼睛发白，不省人事，只好让怪声怪气的救护车载着到医院里去。跳舞场，我们只晓得是给人家跳舞的，现在才知道不然，一张大报的广告上，告诉我们还可以——

    请你到“×舞场”来摸

    下面注有一行小字，说是：“二楼隔离雅座，来宾登楼，如入众香国”。——这真是“雅”得很！可惜我是不会跳舞的，不大明白舞场的情形，但我疑心，这恐怕是错登的堂子里的广告。

    自然，色情文化在上海，并非始于今日，不过到了目前，可真发展到极致，再进一步，除却登春画，只好印妓院的“代价券”了。但刺激是要麻木的，真的到了妓院里，报纸怕就要丢开了罢。

    新近有两张小报，因为刊载猥亵文字，被法院判处罚金。听到这消息，实在不禁有了不大厚道的“幸灾乐祸”之心。我们有这样的一种人，自然不是汉奸，可是种着很深的奴性，他们的行动，也实实在在有意无意地在替侵略者尽着力，无所谓良心，不懂得廉耻，从他们向读者骗了去的荷包里面罚出一点钱来，实在是最好的对付的办法。不过我以为钱还应当罚得多，检举也还要普遍！

    载《鲁迅风》第6期（1939年2月15日出版）

    无法无天的论调

    ……

    王任叔[原文署名“门外汉”。]

    《申报》因为是老资格，以敬老为至高道德的中国社会，自然应该对它尊敬的。可惜的是，因为老，也不免有糊涂之处。但也许是“倚老卖老”，竟而“教训”起我们的政府来了。

    说“教训”，我并没有“言重”。不信的话，且看六月廿三日的社评。题目是“现行金融制度之再限制”。

    关于金融上的“关子”，那自然是经济专家的事，门外汉无法置喙，但身为国民，却不许有人恶意的指责我们的抗战政府。看《申报》那记者的论调，真个是无法无天！

    首先我们应该告诉这位社论记者的，请更精明一点，看清上海的环境！上海虽然是租界，但草头大王们的控制力量是不可忽视的。上海的繁荣，不是抗战的福气，而是草头大王们的好处，上海的民族资本家，还想在上海建筑乐园，做他安乐的梦，那不是去仰承“大王”的鼻息，成为没骨气的乏虫，也一准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没落了事。限制提存，苦了工商业吗？不错的，但政府开着大门，正叫你们到内地去。压迫游资，到内地去参加生产建设事业，那政府是救活了你，也救活了国家。

    其次，这位社论记者，大概是“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分尝“残杯冷炙”的“帮闲文学家”，因之他眼里所看到的只有上海一部分工商业家的利益，而没有“抗战的利益”。话可说得多漂亮，而且抛起纱帽来了。你听：“不知应分别事业之性质，为相当之维持，否则皂白不分，同归于尽，工商业之失败何足惜，其如中国之元气何？”俨然是爱国口吻！我们明白：中国的元气，需要工商业的发达，但眼光还得放远，不能限于上海。而且上海的情形，正如那记者自己的说明：“今则大多数之小存户可无此苦痛，即就大存户言之，每周五百，即每月二千元，得此现钞亦可应付其生活。至于俸给阶级可不受限制，照数付款。”则上述种种人物，也未必不是国家的元气。见小利而忽大义，有小我而无大众，正是帮闲文学家的本色。

    中国政府实在很对得起上海工商业家。三千万镑的外汇准备基金，三个月里已经为他们花去了一千五百万镑。这数目不算少，而且其间四分之三据说正是给草头大王们套了去。上海的工商业家，是不是还要将所有国库，做他们发国难财的资本？犹太人是一批批来到上海，现在为止，据说已经有了三四千，这希特勒给我们工商业界的讽刺，实在不算不深刻。但要在象皮上行施皮肉注射，——讽刺一下，普通的注射针是不合用的，大概总需要孙行者的通天棒吧！

    其实，通天棒不是没有通到。肉体上虽然没有吃到炸弹片，财产上总该遭到了炮弹的袭击。——这就是法西斯主义者的棒喝！现在咱们的“富儿”不向他们“讨债”，却向政府“还价”，而犹声势汹汹，口出恶言，那真热昏之至。

    但我相信上海工商业家非常贤明，对于政府马电，也很能遵守执行。而搬弄是非的不过是《申报》社论记者——这“帮闲文学家”。俗话说“马屁拍到马脚骨”，上海的工商业家是应该将这位记者一蹄蹴死的！即不然，那帮闲文学家，也帮闲得不很高明，短短千余字中，前后矛盾之处，不一而足。请看下列一节，真是丈八金刚，叫我们摸不着头脑。其言曰：

    限制付现，推行汇划，徒为银钱业或投机商，从汇划与现钞间辟牟利之蹊径耳。

    惟吾人对于中国政府此次措施，不能不谓为具有苦心，至少之作用，或可戢投机之风，收紧缩之效，而抑制涨无止境之物价。

    抑制物价上涨，那只有利于小民，不关于这记者笔下的工商业家，然而到底还是反而为投机商“辟一牟利之蹊径”呢？还是“或可戢投机之风”呢？这种自己打自己耳光的说法，实在是“可以休矣”了，吁！

    载《鲁迅风》第17期（1939年7月20日出版）

    谋略及其他

    ……

    王任叔[原文署名“章钺”。]

    中国人大概宅心都是非常坦白的。古先时候，则不论经国谋事，一讲到“权”与“术”，无不非笑，摇头。而现在据说有人讨厌所谓“谋略”。

    事实上真也难怪。历史上的枭雄奸杰其成功差不多都在于“谋略”。曹操虽然唱着：“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但据说他的“中心思想”，却在“明明如月，何是可掇”。月与日同其尊贵，世人共仰。诗云“卿云烂兮，乣主漫漫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月是何等身分，居然要“掇”了下来，岂非谋王篡位之思？那么，所谓“周公吐哺”的“仰止”，多不过是“谋略”的一种，此曹操之所以为千古奸臣贼子。

    封建时代，君王的位置，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曹操即使是个英才，有匡世济时的志向，但还得唱唱“天皇圣明，臣罪当诛”。没有这一副奴才相，曹操即使无东宫之诛，也还不能逃却奸臣贼子的罪名。然而曹操偏不喜于这一手，我们今天也就无法为他洗刷了。

    大抵有“雄才”则有“大略”。而封建时代，凡事总以个人为中心。这固然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主义。但个人每为权力的象征，则是无法否认的。因此凡有作为，亦必以个人的立场为出发点。而所有“谋略”，也就以个人利益为前提。曹操是否如此，我们且慢论列，而历史上有这一种存在，想来总是事实。苏秦张仪，合纵连横，两位“同学”，各谋饭碗，合唱双簧，也是谋略的一种。所以谋略与狡猾，也就成为同义语了。

    但这些所谓“谋略”，实际并不是“谋略”的本质意义。

    正面着人生的人，大概是不会怯于斗争的，而斗争决非莽闯。斗争首先是认定对象，认识对象，且深切理解这对象。预言不是占卜者的事，惟历史家能之。鉴往知来，历史的发展，有它必然的法则。不管国情如何不同，但一个社会的大体发展，总是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以此大体的发展的法则配合各个社会的特殊条件，然后历史家知道这社会所要走的曲折的路。为欲达到这个目的，想出种种策略，使我们的所言所行，成为加速促进的动力。这就是“谋略”。“谋略”在政党言，也可说是“政策”。而政策则正是完成政治上某种主义或某种理想社会的必要手段。——谋略是未可厚非的。

    懂得谋略的人，必然是老于实践，深切地理解事实的。说帝国主义要打倒，那是天经地义，无容置辩的。然而得观此时此地审度缓急。这是一。而且任何事物，有它质与量的变化。在日本独占侵略战争进行于中国土地上的今日，其他帝国主义为欲保有其既成利益，于是对中国的关系也就起了质的变化。这是二。……自然，要写一篇“帝国主义”论，还有许多理由可举，但我不是“谋略”大家，暂且把这事搁在一边。然而不能搁在一边的，却是托派及一切帝国主义的叫嚣。于是有文士焉，在自由之坛上论列起同乡同学的“大同主义”起来了。

    说到同乡和同学，摩登男女文士自然是头痛之至。因为籍贯与学籍，毕竟是封建的残余存物，并无足观的。又何况以“同”之故，夤缘苟且，造出世间多少罪恶。涉笔为文，予以诟骂，自是千应万该。

    但此事决不如此单纯。任何事物之存在，必有其存在的理由。转变其存在之为用，总在我们好自为之。惟有懒虫，贵在否定一切，以显示自己存在之伟大。故土沦陷，乡民流离失所，济难辑亡事业，同然是意存慈悲，然而是“功在党国”。同乡会之在今天，不一定是全无用处。这是事实昭彰，众目共睹的，不是否定一切者所能否定得了。觍颜无耻之徒，为求升斗之给，不惜声名扫地，甘作他人牛马。君子固能规人以德，但同学则可勉友以情。如为砥砺气节，聚旧同学于一堂，亦未始非团结之道。则同学会之设立，该也不至于十恶不赦，非加以凌迟大辟不可吧。何况世途艰险，妖逆高涨，我们在这种环境下，正应寻求一切“屏蔽物”，筑成壕堑，展开壕堑战。但此又属于谋略的一种，不是否定一切的文士所愿闻的了。

    然而我们的文士即使绝口不谈谋略，却依然是个谋略大家。正面散布托派理论或反对抗战，那是容易遭人攻击的。众怒难犯，自古已然，于今为烈。我们的文士不得不躲在暗洞里，时时放支把冷箭；而且不必从政治上来否定什么，只要把社会现象否定一下，使人们习于否定观念，那也就会把政治上的某种目标否定了，而我们的文士之计，也就得售。这是不以谋略的形式出现的谋略，是最为阴险恶毒的谋略。

    鲁迅先生曾经指责过某一类的“战士”，先在文章开端向你大骂一顿，待到收梢，则挂上一块免战金牌：“凡有论辩，概不作答”，以示豁达大度。其实这种强横态度，也还是否定自己而已。我们不愿作诛心之论，这一手法，就是所谓某副刊编者的“谋略”。篇首登了一篇骂人文章，篇末却来一个“本刊不欲与人开笔战”的声明。虽然两都隐约，骂人所指为谁，笔战属于何种，我们都无从知道。但首尾对照一下，不能不使人感到遗憾。

    我是不赞成以个人利益为前提的谋略，然而我却极端崇拜作为工作路线看的谋略。同时，我极愿在一切友人之间，展开坦白率直的胸怀，然而我却又主张人应该以谋略争取民族国家以至个人的合理的生存。

    六月廿八日下午四时

    载《鲁迅风》第17期（1939年7月20日出版）

    螺室杂记（节选）[《螺室杂记》共九节。本篇节选的分别是一、六、九节。]

    ……

    王任叔[原文署名“一平”。]

    政治的警觉

    政治的警觉的提高，那是和一个人的节操有关系的。如有人焉，坚贞之气，凛若霜风，则邪恶之徒不但不能引诱，且亦不敢引诱，故有节操者，即有其政治的警觉。

    政治警觉的产生，尤有赖于政治的认识。我们所谓政治，不同于一般人所说，仅限于政权与政事。亚里斯多德说：“人乃政治的动物”，此政治即指人类社会的组织。我们生活在这社会里，即无法脱离这社会的组织活动。故认识这社会的构成——对立与错综的关系，邪恶与善良的区分，魔鬼与人类的色相，实为做人之道，亦为政治的活动。

    有热烈的好恶，有分明的是非，嫉恶如仇，从善如流；是皆为今日为人的铁则。如果我们忽视了这铁则，以为“即须统一战线，就得人鬼不分，兼收并蓄，大量包容”，那末有不入魔道，而为恶魔所利用的。

    文化人惑于自己事业的开展，不惜屈身与“可疑者”合作。而这所谓“可疑者”，又确与政治上的叛徒，有人事的因缘，惟在其作政治上的表白时，则超然以第三者自居。于此，人们本已可定下对他的恩仇好恶了，然而，为欲开展自己事业（那动机固然是纯正的），则日“彼固无所为也，我又何妨和他合作”，而不自知已掉于污泥之中，实在觉得可惜之至。

    世间懂得人情世故的，莫过于《水浒》上的王婆。王婆教西门庆勾搭潘金莲的手腕，就是逐步进逼。她那“一分光两分光”的哲学，实在说尽天下女人的悲惨的命运。人如不能拒绝勾引者于最初，亦必失身于最后。防微杜渐，终在我们好自为之。然而，展开在我们目前的事实，我们文化人的政治的警觉，实在太不够了。——能不能再考虑一下自己的去取离合呢？我们的同道者！我在这里作最后的呼吁！

    小天下

    据说，太史公登泰山而小天下。其实太史公自己不很知道，他站在泰山上，比起他所小的天下还要小了。在世人眼里，他是连米粒一般小的地位都没有呢！

    把书房门关起，自然这天下是我的。埋头苦干之下，他也跟这天下一样大了。郁郁乎文哉！固一世之雄也！

    于是爬上书的山上，打开书房门，而向世人说道：“天下何其小也，万事不足取！”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呜呼！

    叶绍钧先生在好几年前，就用郢生的笔名，对这种人下过评语：“迷恋骸骨！”

    骸骨是诚然可迷恋的！因为自己毕竟也要变成骸骨，以其所好，逆其所求，求仁得仁，又何怨？然而先生、太太、好心的仕女们，别把人也拉入坟墓去！

    但太史公的小天下，毕竟还是和这不同的，登泰山虽然不是了不起的事，但终究跑了许多的路，的确增了许多见识，说是天下真的小了，那是不确实的，但终究在泰山之上，以天下为胸壑的事，是实在的。而有的人箕踞于书的泰山之上，以为天下小了，那不过是蠹虫一条，给人抹杀罢了。

    以上载《鲁迅风》第18期（1939年8月20日出版）

    应以人废言

    中国古话说，不以人废言，曹操的诗，毕竟不错。曹操是否汉奸臣，各有观点不同，兹不俱论。而在今天，在我以为则必须以人废言、否则，不过是对汉奸叛逆，徒存幻想而已。打落水狗的精神，我们一定得遵守。

    不是“道听途说”，而是“千真万确”，“周作人”所谓“知堂”也者，已经公开做了“汉奸”：拒绝了有人为他设法的四百元一月的庚款，而接受了北大文学院长一职。手下喽啰颇多，日文学系主任是钱稻荪，英文学系主任是徐祖正，而且他自己也用起保镖来了。对于这样的事这样的人，我们还能不能原谅呢？不能，我们需要放过箭去了。至少我们也得让它不在文化界上起一些影响。

    我们毕竟还太仁厚。在周作人的叛变消息传出以后，我们还说“看人论事”，原谅到一百分以上。只有《华美周报》上有一位作者，戳出了他的一条尾巴。现在这位先生确可以自称识见的高超了，然而今天我们在《人世间》上，却看到周作人的《谈关公》。

    谈些什么？关公不过是个好汉、武人，说不到什么忠义。这文章的确“冲淡”，冲淡到看不出主见，然而冲淡到有极深的主见。主见云何？“好汉”、“武人”，并没什么了不起。忠义之类也谈不到，民众不过盲目的崇拜罢了！道的是“古”，指的是“今”。从此而后，抗日领袖，杀敌英雄，等于糠秕，不足重视了，而文人鼓唇摇笔，去做汉奸，也“心安理得”了。

    此之谓“人世间”！

    载《鲁迅风》第19期（1939年9月5日出版）

    “眼勿见为净”

    ……

    周木斋[原文署名“辨微”。]

    世界政治，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民主的，一是法西斯的。依此也可以分为两类国家，即民主国和法西斯国。而且这两类国家已经组织或者正在组织壁垒分明的阵线，就是和平阵线与侵略阵线，即使尚未完全组成，但事实上却久已是对垒的了。这里，就根源的政治来说，似乎苏联是例外罢，但也属于民主国的类型，不过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和一般的资本主义的民主不同，然而却是最最民主的。大势如此，非若孟子所谓“逃杨必归于墨，逃墨必归于儒”，而有韩愈所谓“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之概。

    然而有国焉（日本），谁都知道是陷于法西斯的窠臼而为这么样的一个国家的，它却偏偏要说，常常要说，既不是民主国，也不是法西斯国。那么，又算是什么呢？幸而已经由它说出了，曰：实行“王道政治”，否则既非那样，又非这样，而又不说出究竟算是什么来，那真的要使人称之为××的，这就未免太神秘了。既已幸而说出是实行“王道政治”的，那么，可以说是“王道国”罢，换句话说，它和民主国及法西斯国，是不伦不类的。这样也罢，却也未免神秘得很：不伦不类。

    然而神秘的事是还有的，据路透社东京十五日电：“日本自五月一日起，实施外侨登记新条例。若干批评家谓：依此条例，外侨将不能居于日本，因日当局对于其所不欢迎之外人，辄列入违反公共道德者之列也。许多外人认为违反公共道德之名辞过于含混。日本警员对此名辞，不愿详言，但略示其大意，谓：所谓违反公共道德者，非取决于行为，而取决于情形。如外人诱惑日本女子，此为私人事，不予惩治。但若外人白昼在街中抱日本女子公然接吻，则难免惩戒，但亦不致逐出日本。如外人昏夜在暗街中与女子接吻，则不成问题，因未害于公共道德也云。”

    云云云云，既是略示过于含混的“违反公共道德”之名辞的，当然是根据“王道”而云然的了。“王道”本来神秘，外人认为“违反公共道德”之名辞过于含混，也是以为神秘的意思，日本警员虽不愿详言，但一经略示其大意，则微言大意原来如此：“如外人昏夜在暗街中与女子接吻，则不成问题，因未害于公共道德也”云。昏夜而又在暗街，则虽与女子接吻，也是看不见了；看不见便未害于“公共道德”，则尚何成问题之有乎？

    如此所谓“公共道德”，可为所谓“王道”作一解释，而其微言大意则是：

    “瞎子和大面，眼勿见为净。”

    五月二十三日

    载《鲁迅风》第15期（1939年6月5日出版）

    再论“没有法子”

    ……

    王任叔[原文署名“巴人”。]

    写完了《论没有法子》，忽然感到自己文思枯竭，要再有所发挥，也是已经“没有法子”了。虽然说话中间，还有两种说法：其一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其二是，“没有办法中想办法”。足见真的没有法子的时候，是很少的。便是到了如宁波人所谓“横竖横”的地步，还会拍拍胸头，喝一声：“船到桥门自会直”。——任它去吧，不想办法，办法也自来了。但是我呢，是否可以来写一篇“没有办法的办法”论，或者写一篇“没有办法中想办法”论，这就很难说了。

    说实话吧，我的作文，大都是抱着“船到桥门自会直”主义的。任它去吧，写下去，再说！这不是“笔底生花”。这不过是初生之犊不怕虎，鲁莽灭裂而已。

    然而，还有一点要说，真的船到桥门“自会直”的事，那是不会有的。首先，你总得划向桥门去呀！不划，也就不“自会直”了。要划，则划中自能生巧。巧者妙也，巧妙者，办法也。

    说起划，我虽不是叶澄衷，以划船而起家，但也划过不少次船。自然还是“旧账”。在中学读书时候，我们的监学、阎王陈俊明先生，有一次，忽然心血来潮，提倡划船运动。学校地位落得好，月湖旁边，竹洲邻近。月湖十景，已经湮没无闻，惟竹洲却巍然独存。这足见竹洲之可贵了。学校就此打了一只白瓜艇儿，让学生课余饭后，划船逍遥。阎王开恩，弟子同庆，白瓜艇儿也就应接不暇了。

    但从学校门前落船，要到竹洲去，就得穿过一座陆殿桥。陆殿桥者，即吾师洪佛矢所谓“陆殿桥边明月夜，学生何处弹风琴”之桥也。只要船过桥下，竹洲也在望了。别人划船到竹洲去，是否为的看绿竹，我可不很知道。在我是别有所图，竹洲之竹，远不如后乐园，更不如吾家的后门山。箭竹毵毵，实在猥琐得很。地又狭小，几如衣带，五步竹林之外，就只茶楼一座。做学生的，大都缺少慧眼，楼头品茗，湖畔赏月，这样的雅兴，是没有的。虽然同学之间，吟吟“赏月楼头横玉笛，几家欢乐几家愁”这样的句子，也还有人，但那诗，大都是在课堂之中，搜检《诗韵合璧》拼凑而成，顶多也不过来到楼头，唱它一遍，算算即兴寄情，聊托风雅罢了。我既无此雅骨，不配来这一套，非常显然。但我有副俗眼，年青，就爱看异性。竹洲之后，原来就有女子师范学校。划着船儿，绕竹洲一周，校舍楼头，就有倩影姗姗，笑声清沥，眸子动人。在我是，对此“玉人”，摇橹而过，容与自如，颇有献技博欢之意的。

    然而，难关也正是这陆殿桥的桥门。

    桥门并不窄，船身也不大，但每过桥门，“磕头碰脑”，倒是“例行公事”。但虽然撞了桥门，船终是划过去了。不怕撞桥门，也就过桥门，这是没法子的划船法。

    载《鲁迅风》第10期（1939年3月22日出版）

    街头杂写

    ……

    蒋炳勋[原文署名“江渐离”。]

    节季又是到了隆冬，虽然并没有下雪，但街头，公司的玻璃窗里是大半下了雪的。在颇足以动骚人诗兴的雪景里，通常是圣诞老人以及袜子之类，旁及名烟嘉果，“高尚礼物”。大抵一切总是圣诞节的好，连这一天的“大菜”，也就正名“圣餐”，那是欧化的高贵人们，不吃就终身遗憾的！

    窗外是迷濛的雨，以及踯躅街头的人，也有难童在眈眈的看着。可喜的是窗内还有用花盒包装的软糖，而且盖子是用玻璃纸代替的，这据说是儿童的恩物。但受难的儿童，则还该留在窗外。

    上海诚然是乐土，徘徊窗外的，因而就大有其人，其中，似乎也还有围巾大氅的雪茄高士。自然苦孩子是多的，他们玩不到咫尺然而遥远的“儿童乐园”，就只好看见类似阔气的少爷小姐之流，跑过去跟着，结果，是听惯了的平常“滚”的嘘声。

    倘有客气的，从袋里拿出在馆子里找回的、通常不屑要的几分钱，施给孩子，那倒是异乎寻常的例外。

    少爷小姐们的理由是有的，谁叫你做难童。但难童是不但中国，而且连外国也有，报载什么船上，就装来了五百多个。这之中虽然是失去了祖国的犹太难童，但我们的“童胞”，则不但不足以自豪，却仍然是同病，这一群穷途的羔羊，同样是被放逐摧残于法西斯的野兽。

    街头，在琤的乐声里，依然有跳“不乐死”的人们，然而，也是街头，有站在风雨中啃大饼的，甚至卷在破席中高卧的硬汉，这现象是矛盾然而统一的。一群戴纸冠狂欢的跳跃的人形，不过是时代“法轮”中的渣滓罢了。何况，在黎明的风雨街头，也还有边咬馒头，夹着书本，冒雨前进的青年。

    而这街头，已经不是十字的了，科[低]头前进的青年，是无所用其徘徊的！

    载《鲁迅风》第1期（1939年1月11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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