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鬼门关之险恶瘴疠

    在中原人心目中岭南最为可怖的要数瘴气了，据《隋书》记载：“自岭以南二十余郡，大率土地下湿，皆多瘴厉，人尤夭折。”尤其是隋唐以来，瘴乡成了朝廷安置谪宦、流人的主要场所，所谓“贾谊长沙国，屈平湘水滨，江南瘴病地，从来多逐臣”“五岭炎热地，从来著逐臣”，人人视瘴乡为畏途。到过瘴气之地的人们，对其更是恐惧憎恶。由于岭南地处热带、亚热带，气候炎热多雨，人烟稀少，密林中堆积着厚厚的落叶和昆虫动物的尸体和排泄物，在高温潮湿的状态下极易腐烂，发霉，进而产生了对人体有害的气体。再加上树林茂密，层峦叠嶂，使得瘴气郁结而不能散开，最终就得以为患。在通风不畅的情况下会久聚不散，而越积越浓，它似烟似雾，有时弥漫于整个山野峡谷间，使接触它的人很快染病。

    屈大均说：“岭南之地，火气多而常郁积，火极则水生，生之时未成水而先成雾。雾者瘴之本，以雾始必以瘴终。每当日出，山野间有白气缕缕自下而上，须臾森确四布，蒙如轻尘，咫尺不辨人物。此乃浊阴乘太阳而升，为瘴之所从出，而与风相应者，盖瘴者风之属，气通则为风，塞则为瘴。”这说明有雾和无风是瘴气产生的两个必然条件。邹浩被贬昭州，记下了瘴气发作时的恐怖情形：“予至之日，适又甚焉，素巾满郊窿，丧鼓连昼夜，故老言数十年无有也。尝于苍埃白雾中怪鸟正飞而堕，鸡豚狗最正行而颠仆，问之他人，则曰：‘发瘴然也。’”因为瘴气和雾有着密切的联系，在逐臣迁客诗中总会出现“瘴雾”“瘴烟”“瘴云”等字样，而瘴气最为令人恐惧。黄庭坚在《寄黄几复》中说：“想得读书头已白，隔溪猿哭瘴烟藤。”苏辙在《和子瞻过岭》诗中说：“山林瘴雾老难堪，归去中原茶亦甘。”瘴气按其生成的不同季节而有多种名目，如青草瘴（产生于春二、三月）、黄梅瘴（产生于初夏）、新禾瘴（产生于盛夏、七月间）、黄茅瘴（产生于深秋九、十月间）等。以春秋两季的“青草”“黄茅”对人的身体的危害最大。古代南方落后地区，由于其医疗水平的低下和医疗知识的匮乏，患了严重的瘴气病，就等于患了绝症，就像《隋书·地理志》所描述的：“自岭以南二十余郡，大率土地下湿，皆多瘴病，人尤夭折。”患者几乎都会丧命。

    在前人写鬼门关的诗作中也有反映。此类诗大都描述了鬼门关环境的荒僻景象和路途的艰险情形，流露着作者沦落天涯、命途难卜而又无可奈何的悲凉心境。例如唐中宗时被流放骥州 （在今越南）的宫廷诗人沈佺期，写有《入鬼门关》诗：“昔传瘴江路，今到鬼门关，土地无人老，流移几客还？自从别京洛，颓鬓与衰颜。夕宿含沙里，晨行冈路间；马危干仍谷，舟险万重湾。问我投何地？西南尽百蛮。”又如唐武宗时的宰相李德裕，在宣宗时被贬为崖州（今海南省崖县）司户，写有五言、七言的两首《鬼门关》诗。七言的是：“岭水争分路转迷，桄榔椰叶暗蛮溪。愁中毒雾逢蛇草，畏落沙虫避燕泥。五月畲田收火米，三更津吏报潮鸡。不堪肠断思乡处，红谨花中越鸟啼。”在诗中同样抒发了被贬而难返故土的悲叹，也提到了令人畏惧的瘴气。到了明代，桂东南已变为人口稠密地区，随着流贬之地转移到了西南的云南和东北山海关外后，大部分途径鬼门关的人已不再是贬谪流放者。但在明代鬼门关诗作者们的笔下，鬼门关一带依然荒僻，鬼门关的道路依然难行，它依然带有划分“阴阳界限”的文化寓意。

    （二）鬼门关之交通冲要

    《辞海》中记载：鬼门关，古关名，在今广西北流县西。界于北流、玉林两县间，双峰对峙，中成关门。古代为通往钦、廉、雷、琼和交趾的交通冲要。早在西周时期，我国古代与外部世界有海上交往开始，周成王十年（前1054年）越南中部的越棠，遣使千里迢迢来到周都镐，向周王室进贡白雉。其道路甚为遥远，虽有山川阻隔，但是礼轻情意重。使者乘船沿北部湾海岸向北航行，在合浦海边登岸，再取水路和陆路北上最后到达镐。其路途就必经鬼门关。秦汉到东吴初期，中国的南大门不在广州，而是在北部湾，即北部湾徐闻、合浦、日南 （今越南境内）等几大港口，从这里开始，有一条通往中原大地、京师所在地最便捷的交通要道──南流江、北流江、西江、桂江、灵渠、湘江、长江、汉江（及其支流丹江），绝大部分为水路，小部分为陆路。从南流江转道北流江其间有一小段陆路，也必须经过鬼门关。

    汉武帝时，曾派使者，装上黄金、丝绸、陶器等名贵物品，组织商船出海，选择的也是这条最便捷的通路。他们一路奔波南下，经过北流、合浦、广东徐闻和今越南北部的日南港，然后在日南港走水路，经马来半岛的南端，循马六甲海峡西北行，出海峡后路过安达曼海，到达缅甸的伊洛瓦底江口，然后继续航行到南亚的印度、斯里兰卡等国，这就是古代著名的海路丝绸之路。此路来回经过北流，先从水路折上陆路再转入水路，而经过的“咽喉”要道——鬼门关，无疑是路途中最为凶险的一段。

    鬼门关险要的地理位置，使其在原始兵器时代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军事战略作用。东汉建武年间，伏波将军马援就曾在此地囤积兵马。当时纳入大汉版图的交趾郡（今越南境内），有个朱鸢人诗索，触犯了汉朝刑律，交趾太守苏定将其法办处死，其妻名为征侧，与其妹举兵反汉，誓为其夫报仇。但当地官兵无法将其剿灭，急奏朝廷，光武帝刘秀于是将马援封名为伏波将军，统率大军南征。率军来到鬼门关时，早已人疲马乏，由于前路瘴气萦绕，山路崎岖，马援就命令他的部队停下休息，等到待备足粮草后再南征。随后马援军队挥师南下，在浪泊斩杀了叛贼。凯旋归来时，浩浩荡荡的军队经“鬼门而立碑，五里而歇马”。而今，在鬼门关旁的歇马岭，可以依稀看到当年马援将军的军队屯兵的痕迹。清代李延柱的诗《歇马岭怀古》中曾这样描写：“传闻马伏波，南征懔兵仗。此地偶停骖，连营开玉帐，想当挥鞭时，酣战貔貅壮。军声山动摇，杀气林震荡。铜鼓鸣渊渊，飞骑龙走塘。铜柱奠南交，功成万古仰……”生动地再现了当时马援率军在关前歇马的宏大场景。

    （三）鬼门关与名将墨客

    从唐代开始，“鬼门关”扬名天下，被许多文人墨客吟咏。明代大地理学家徐霞客在其游记中写道：“鬼门关在北流西十里，颠崖邃谷，两峰相对，路经其中，谚所谓：‘鬼门关，十人去，九不还。’言多瘴也。”鬼门关的险峻恐怖跃然于纸上。明代广东人朱琳，写了一首《出鬼门关》：“北流仍在望，喜出鬼门关。自幸身无恙，从教鬓已斑。昔人多不返，今我独生还。回望琼山县，昏昏瘴疠间。”诗人当时正由琼山县卸任后北返，用这诗来尽情释放着喜悦和激动，而鬼门关不仅仅是出入的关口，也是希望与荣辱的象征！

    当年苏东坡被贬至海南儋州，其弟苏辙被贬雷州。当时已然62岁的苏东坡和儿子苏过先到藤州与苏辙一聚，然后乘船走水路直到北流城东沙街码头上岸，途中就会经过恐怖荒芜的鬼门关。在儋州任职了三年后，到宋徽宗赵佶继位，苏东坡的人生才有了转机。1100年，苏东坡被改贬到条件好点的廉州，刚准备上任，再次被朝廷赦免并准许他返回北方，任命他为舒州团练副使。因此苏东坡与儿子苏过从廉州出发北上，途经博白、玉林、北流等地，再次来到鬼门关这一闻名的古关隘。大概是既狂喜又兴奋，苏东坡即兴创作了《过鬼门关》：“自过鬼门关外天，命从人鲊瓮头船；北人坠泪南人笑，青嶂天梯问杜鹃。”意指过鬼门关后，人命如同南方装有人骨的水瓮船一样，漂流在险恶的河流中，没有丝毫的安全感。来到北流城附近，他又吟出一句：“养奋应知天理数，鬼门出后即为人。”他希望在政治上重新开始，于是再吟诗一首：“天涯已惯逢人日，归路犹欣过鬼门。”同年，苏东坡父子轻松走过鬼门关，再次在北流逗留。据说当时全城百姓都想一睹苏学士的风采，苏东坡在县官和乡绅的陪同游玩了一个下午，欣赏了北流河的美景“圭水秋波”，一行人吟诗作赋，不亦乐乎。数个时辰之后，他才依依不舍告别了当地人。正逢圭江水清变浅，无法行船渡江，只得雇人在城东的圭江码头扎竹筏。等到黄昏时分，苏东坡与儿子撑开竹筏一路北上，在夕阳里娴静清澈的圭江水上，留下了二人渐行渐远的剪影。当地人为了纪念苏东坡，在父子二人登筏北归的地方修建了一座“景苏楼”，并将苏东坡乘竹筏时的生动画面镌刻入石，镶在山墙上。该石像至今仍保存完好，成为北流的一道人文景观。

    （四）鬼门关与岭南文化

    鬼门关与岭南特色文化是分不开的。首先，岭南文化是原生型的世俗文化。岭南文化是在岭南这块土地上由岭南人创造的，而不是外来的。它有自己的土壤，有自己的深根，自成体系，相对独立。古代岭南人创造了本根文化，这种本根文化尽管受到中原正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许多影响，但它始终保持了“土”味，并从中原正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中吸收营养，丰富自己，发展自己。就是今天岭南文化还有不少“土”味的原因。否认古代岭南本根文化为当今岭南文化的源流，是不符合事实的。

    其次，它是多元性的世俗文化。由于岭南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使岭南文化常与中原正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发生碰撞和交汇，从而具有开放性、兼容性，必然形成多种文化因素并存的局面。在今天，岭南文化的构成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是一种主体文化；古代越族的遗风；汉文化的封建传统；外来的资本主义文化以及华侨文化；港澳文化；特区文化。岭南文化体现了我国文化的多元性。

    再次，它是感性化的世俗文化。岭南文化没有北方文化那么多理论抽象，却非常重视感觉经验。相对北方文化来说，重感性，轻理性；重直观，非思辨。这是岭南文化一个重要特点。感性化的世俗文化在岭南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各个层面都能体现出来。人们往往用感官享受和实用心理来代替科学抽象，因而思辨性、理论性和历史感不够强，深度也不够，但真实、生动、易变、敏捷、明快、洒脱、通俗、自然并富于个性，且追求趣味性、猎奇性、情节性和形象性，甚至追求刺激。既要够“劲”，又要够“格”，具有强劲的生命力。这种感性的文化并不排除某些方面的思辨抽象，但就其总体而言并没有超出感性的类型。

    最后，它是非正统、非规范性的世俗文化。古代岭南人烟稀少，生产力不及北方发达，长期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北方，因而中原的传统文化成为正统文化，而岭南文化却是一种非正统的文化。这种远离政治中心的非正统文化，远儒性、叛逆性、反传统性比较强，在近代尤为明显。广东近代较著名的农民革命者有34人，资产阶级革命者90人，资产阶级改良者10人，地主阶级革命者1人，除地主阶级革命者外，其余均为全国之冠。这种状况同岭南文化的非正统性、远儒性、叛逆性、反传统性有密切关系。但是必须指出，非正统绝不意味着不重要，也不是说没有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事实上，岭南文化继承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特别是华夏文化的优秀传统。没有这些文化的继承，就没有当今丰富多彩的岭南文化。

    岭南文化对各种外来文化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深。”这是岭南文化充满活力的原因。岭南早在远古时候就出现旧石器文化，因与中原等地交往不便，长期停留于新石器时代，直到商末周初才从外地输入青铜文化，这比中原地区要落后数百年至一千年。而且，岭南的青铜文化并不发达。可以说，岭南的土著文化尚未定型，所以对外来先进文化没有力量进行抗拒、排斥。

    秦末汉初之际，中原等地的先进文化以排山倒海之势进入岭南，立即为岭南全盘接受。其实，岭南文化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对外来文化实行兼收并蓄的过程。再者，从秦汉开始，两千多年来，岭南一直对外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从未闭关锁国，即使在明清两朝实行“海禁”期间，岭南由于外交（接待外国使团）和财政（靠关税收入补贴地方军政经费开支）的需要，不得不照常维持对外交往。一个开放式的社会，为文化上的兼收并蓄提供了有利条件。

    岭南文化富有开拓精神。岭南的居民，除了少数土著的百越族之外，大部分为中原和各地移民。从秦朝末年开始，移民活动从未停止。正常年份，商贾的贸易，军队的移防，官员的调动，士人的讲学，促使外地人士前来岭南。而在天灾、战乱期间，更有大批移民前来。据宋朝《元丰九域志》记载，北宋神宗年间，国泰民安，岭南的广州、端州（州治在今肇庆市）、南恩州（州治在今阳江市）、梅州（州治在今梅县市）、惠州、雷州等地，外来移民比本地居民还要多，有的甚至多好几倍。一般来说，在农业社会，普通百姓安土重迁，保守成性，不轻易远走他乡。而作为移民前住新的地方谋生，必须具备进取精神，无论从事何种职业，均需刻苦耐劳，不畏困难，才能站稳脚跟，获得发展。岭南的外来移民超过本地居民，显示了岭南社会勇于开拓的风气。

    从唐末开始，由于战乱、对外贸易和耕地不足，岭南先民冒险犯难，陆续前往东南亚、澳洲和南北美洲等地，开辟荒地，建立家园，在参与当地建设方面成绩显著，并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显著贡献。岭南文化很显著的优点是提倡改革、重视创新。由于岭南远离中央政权所在地，在古代交通和通讯联络不便的情况下，接受正统思想的束缚较少；同时长期与海外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容易接触新事物，吸收新思潮。在古代，东晋葛洪在罗浮山创立道教理论。唐朝惠能创立佛教禅宗顿悟学说，提倡独立思考，反对迷信权威；张九龄建议改革官员任用制度。宋朝余靖反对利用“祥瑞”来搞上下欺骗，要求切实为百姓做好事。明朝陈献章标榜以自然为宗，冲破程朱理学对思想界的束缚；海瑞提出整顿吏治。到了近代，洪秀全发动太平天国起义；康有为、梁启超鼓吹戊戌变法；孙中山创立三民主义，领导辛亥革命。海外华侨、归侨在岭南大力创办各种近代企业，引进最新技术设备，同时兴建新式学校、医院，均显示出岭南文化的革新精神。

    岭南文化很注意讲求实用。由于岭南一向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基地，商人长途跋涉，辗转贩运，备尝艰辛，目的是追求利润。岭南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农民终岁劳苦，耕耘灌溉，希望能获得丰收。因此，在岭南社会，看重利益，注意实效，成为普遍的观念，这有助于岭南社会的繁荣。本来，儒家早就提出“经世致用”的思想。到了清朝中期，外敌不断入侵，国家多难，民生困苦，整个社会形势促使有识之士振臂高呼，凡事不宜流于空谈阔论，一定要讲求实用。名重一时的南海“九江先生”朱次所提出：“读书者何也：读书以明理，明理以处事。先以自治其身心，随而应天下国家之用。”其门人康有为对之甚表敬佩：“先生壁立万仞，而其学乎实敦大，皆出躬行之蚀。以末世俗污，持重气节，而主济人经世，不为无用之空谈高论。”享有盛誉的番禺“东塾先生”陈渲，反对学者陷入历史上长期纠缠不清的经学与理学的争端。提出：“窃冀后之君子，祛门户之偏见，诵先儒之遗言，有益于身，有用于世，是区区之志也。”他还在给友人的信中认为：“惟求有益于身，有用于世，有功于古人，有裨于后人，此之谓经学也。”在前贤先哲的影响下，近代岭南在各方面都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具有真才实学、埋头苦干的有志之士，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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