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流诗歌——“漆诗歌”沙龙

    “漆诗歌”沙龙成立于1999年农历五月初五“诗人节”，其成员基本限于广西北流市。是对诗歌的热爱使得这些志同道合的青年们聚集到一起，一方面创办自己的诗歌阵地，既编印纸版《漆》诗刊又创建了电子版“漆诗歌”沙龙网站，形成良好的创作氛围；另一方面发起诗会，不定期进行内部小范围的交流切磋。他们积极发起或参加大型诗会来结交朋友，如由“漆诗歌”沙龙发起的被称为“新时期以来广西诗人的第一个诗会”的首届广西青年诗会（2002年4月）以及“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召开的专门针对华南诗歌的最大规模的诗歌研讨会”——“中国华南青年诗歌研讨会”（2005年3月）等。

    经过不懈的努力和长期的坚持，“漆诗歌”沙龙在文坛经历了最初的被人关注到现今的接受和认可，《红豆》（2003年第4期）、《佛山文艺》（2004年4月上半月）、《芳草》（2005年6月上半月）等都推出过“漆诗歌”沙龙的作品小辑；《文学报》《诗刊》《星星》《诗歌月刊》以及《人民日报》《广西日报》等都介绍过“漆诗歌”沙龙组织的诗歌活动。此外，沙龙成员的佳作也不断在《诗刊》《星星》《诗歌月刊》《诗选刊》《诗潮》《绿风》等诗歌刊物和《人民文学》《当代》《青年文学》《天涯》《广西文学》等综合性文学刊物亮相，不少诗歌被收入年度最佳诗歌等权威选本，如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4诗歌》（春风文艺出版社）就收录了《漆》诗刊2004年卷里五个人的诗歌。他们还出版了《漆五人诗选》等，朱山坡还以诗歌《到哪里找回阿秀》获得《广西文学》“金嗓子青年文学奖”。可以说，现今的“漆诗歌”沙龙，逐步形成了群体互动式写作的健康创作格局，呈现出团体质量高、整体个体风格鲜明的良好发展势头，形成了广西文坛上近年来令人瞩目的“北流诗歌现象”。

    广西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呈现出文化发展多元化的形态特征。总体来说，可划分为以红水河为主体沿途辐射桂中桂西的壮文化、受中原文化影响形成的桂林山水文化和以“鬼门关”为象征的桂东南巫文化。作为“漆诗歌”沙龙生长地、活动地的北流市，地处桂东南腹地，其与玉林市玉州区的交界处，赫然耸立着一道由泥盆纪灰岩嶂林对峙而成、高一百七十余米宽十余米的天然关谷——“鬼门关”。由此看来，根植于这片丰富文化土壤的“漆诗歌”沙龙，脚踏桂东南辽阔土地，背靠“鬼门关”，其所创作的作品自然浸润着浓厚的桂东南文化气息。

    因此，“漆诗歌”的文化根基正是以“鬼门关”为象征的桂东南巫文化。

    由于桂东南位于中国版图的最南端，相对中原来说较为偏远，边缘化的地理位置直接培育了丰富的民间文化和民俗。一方面，桂东南民间大多以祖先崇拜为信仰，人们相信死后灵魂的存在，认为那些神灵可以保佑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并施加影响。因此当地人提供给祖先祭品，并祷告祈求得到他们的庇护和协助。民间节庆中，中元节是其中较为独特的一个，最能体现人们对桂东南民间祖先的崇拜思想。中元节又叫鬼节，时间是农历的七月十四日。在这一天前后，每家每户都要杀鸡宰鸭，用丰盛的食物祭祀祖先。有的人家还吹响用勒鲁叶做成的简易笛子，用笛音来给故去的祖先引路，回家团圆。

    另一方面，以“其南尤多瘴疠，去者罕得生还”而著称的古代关谷——“鬼门关”——成为桂东南民间巫文化的象征。在当时人们的眼中，“鬼门关”就是生与死界限的代表，是阴阳两界的划分线。时至今日，人们的意识里还保留着对“鬼门关”神秘、恐惧的印象。经过历代文人骚客的层层描述渲染，“鬼门关”被披上了厚实的生死象征意味的外衣，一定程度上是桂东南民间文化的关于神灵鬼怪意识的映射。“鬼门关”早已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层面意义上的关谷，而承载了厚重的历史文化意蕴，成为桂东南文化一个最具标志性的象征符号。

    精神层面的祖先崇拜信仰和物质实体层面的“鬼门关”象征符号，两者相互作用、相互构筑，共同构建了桂东南颇具原生态色彩的巫文化。桂东南巫文化以“鬼门关”为象征，因其所处的远离中心边缘化的地理位置，避免了主流意识形态、中心话语的影响和制约，而得以与先民的原始文化一脉相承，继承了先民原初的生命活力和对日常生活的点滴积累，饱含着自然朴拙的气质，又不乏厚重的美学意蕴，张扬着一种自由的生命精神。“漆诗歌”沙龙在桂东南的这片热土上孕育、成长并得以发展壮大，受到淳朴深厚的本土文化的滋养，传承了祖先遗留的优良文化传统，其写作运用自然、朴实的表达，专注于描绘日常化的生活图景，在平实的话语中展现对生命、对人生的哲理辩证的思考，有一种朝气蓬勃的生命力。

    （二）“天门关”作家群

    鬼门关又称天门关，2005年8月8日至10日由玉林市委宣传部、广西作家协会、《南方文坛》杂志社、玉林市文联共同主办的研讨会采用“天门关作家群”的说法，它的命名是“漆诗歌”沙龙全面苏醒的标志。

    桂东南民间一直延传着虽然薄弱、但从未间断过的吟唱诗歌传统。从最古老的傩戏，至采茶调、粤曲，到如今流传广泛且愈唱愈响的山歌，民间吟唱诗歌的传统一直在延续。吟唱诗歌是名副其实的“且诗且歌”，由普通口语发展而来，以吟诵抑扬顿挫的句子并通过音调的高低变化来表现吟唱者的情感，最终演变为带着旋律的歌唱。作为桂东南文化体系中的一门具体艺术种类，吟唱诗歌有着自然、朴素、质朴、真实的特点，具有体系的整体美学风貌。具体而言，从内容上看，吟唱诗歌的题材多来自于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记载人们的社会生活的同时抒发人们的所感所悟；从传播渠道上，以口口相传为主要方式并兼以有限的现代传媒工具；从存在方式上看，它们分散各地，自我生长，没有宏观的统一组织。

    显然，原始、简陋的传播方式直接影响了吟唱诗歌的流传和发展，使其仅能零散地隐藏于民间；而此种隐性的存在方式又进一步阻碍了其发展，流传了几千年的吟唱诗歌陷入了逐步走向消亡的巨大危机之中。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古老的吟唱诗歌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既保持内在的文化精髓又改进传播渠道和存在方式，使得它的精华能得到长久的继承并得以发展。

    “漆诗歌”沙龙的写作顺应了时代对吟唱诗歌提出的要求。它不仅继承了桂东南文化的内在精神气质，而且将逝去的过去与当下的现在相结合，成功实现了古老文化的现代转换。在此现代转化中，首当其冲的便是对“鬼门关”这一原始意象的自觉的复苏。

    作为一个现实生活中的古谷，“鬼门关”是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实体，但它似乎又以现实的存在表现着其虚幻的象征意义。“鬼门关”是一个神秘的存在。作为一个虚幻的象征符号，有很多与“鬼门关”有关的神灵鬼怪传说，代表着生的彼岸，是人死后灵魂的归宿。而在现实与虚幻的相互构筑下，“鬼门关”犹如一个接口，联结着生和死，联结着人们的现在与过去。虚幻与现实的双重特征，最终确立了“鬼门关”在桂东南文化中作为原始意象的意义和地位。

    “原始意象”是原型批评的一个核心术语，又称“种族记忆”，指的是“并非由个人获得而是由遗传所保留下来的普遍性精神机能，即由遗传的脑结构所产生的内容。这些就是各种神话般的联想——那些不用历史的传说或迁移就能够在每一个时代和地方重新发生的动机和意象”。也就是说，作为人们生来就有的先天产物，原始意象不产生于后天个人经验，而源自人类自原始社会以来世代积累的心理经验。更进一步说，原始意象实际上是人类继承下来并使现代人和祖先相联系的种族记忆。现代的人们逐渐遗忘了与祖先的文化渊源，所以对原始意象的自觉复苏显得尤为重要：只有复苏与祖先相联系的原始意象，才能打开历史岁月尘封的大门，回顾先人们的时代，最终找到我们赖以立足于世的根基。因此，对“鬼门关”这一原始意象的自觉复苏，实质就是“漆诗歌”沙龙对本土文化主动继承并发扬光大的过程。而随着“鬼门关”原始意象的逐步复苏，“漆诗歌”沙龙也完成了写作动机上无意为之到有意为之的过渡，在对桂东南文化发展的继承上起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漆诗歌”沙龙对“鬼门关”的复苏经历了萌芽和全面觉醒两个阶段。

    首先是诗歌文本中对“鬼门关”意象的构筑显现了苏醒的萌芽。

    如果仔细阅读 “漆诗歌”沙龙的诗歌，我们会发现几乎每位成员都有一首或多首关于“鬼门关”的诗。“鬼门关”如此大范围且不断重复地出现在“漆诗歌”沙龙的诗歌文本中，绝非简单、巧合的现象，而是他们精心谋划的结果，或者说是他们为接近并最终植入到自我本源的传统文化之中所采取的一种策略。“漆诗歌”沙龙曾对自我的本原进行过认真的思考和反省，认为他们“是属于第三世界的——一种漆与‘鬼门关’以及诗歌纠缠在一起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鬼门关’是我们灵魂起居的地方，漆是维系子民感情的钥匙，诗歌是我们的情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次关于“鬼门关”的写作，都是诗人自觉思索、发掘传统文化的过程。随着“鬼门关”意象在诗歌文本中的不断构筑以及此类诗歌的不断问世，诗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返回自身寻找内心深处最熟悉而陌生的东西。熟悉是因为它道出了我们对人生的感悟，道出了情感的悲欢离合；陌生是因为这些经验感受仅有一小部分源自个人的经历，而我们中的大部分从未经历过，这些经历和感受却神秘地沉淀在每个人内心深处。

    这种熟悉而陌生的东西，是人类在原始社会以来的历史进程中积累的集体经验，其实质就是超越了个人意识的深层集体无意识。当诗人返回自身真实地表达内心的声音时，他已不仅仅是作为个人在抒发自我狭隘的个人情感，而是拷问自身的灵魂，投放到无限的人群里。此时的诗人，“忘记了自己作为个人的存在，使自己从喧嚣的现实世界中退却出来，使自己沉浸在一片宁静的冥思之中，而以整个心灵纳受灵魂深处唤醒的集体性质的审美意象，以活泼的直觉指向那些未知的隐藏的事物，感悟到一种前所未有深不可测的人类情感，聆听到一种神秘的声音，并进而认清了现代人无家可归的精神灾难，重返故里、重返童贞、重返自己的精神家园”。随着“鬼门关”意象的不断强化和升华，“漆诗歌”沙龙超越自身寻找生命根源的写作也变得逐渐明朗和自发。

    其次，“鬼门关作家群”的命名是“漆诗歌”沙龙全面苏醒的标志。

    自“鬼门关作家群”成立的第一天起，“漆诗歌”沙龙就开始了回归本土文化的朝圣之旅。随着“鬼门关”意象的不断抒写和呈现，“漆诗歌”沙龙逐渐接近了自我文化本源，并越来越清晰地识别了这一根基的真实面貌，即“鬼门关”原始意象。首先，“鬼门关作家群”这一称谓是建立在淳朴深厚的本土文化之上的。“鬼门关”不仅是一个拥有着古老生命的现代关谷，更是一个积淀了深厚历史文化内涵的象征符号，是桂东南文化的核心所在。“鬼门关作家群”这一称谓的提出，是作家本土文化意识的觉醒，是作家对优良文化传统的主动继承和积极展现。

    其次，“鬼门关作家群”称谓的形成，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在“鬼门关作家群”称谓最终形成之前，作家们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他们使用包括文本写作、现实体验等在内的多种方式发掘“鬼门关”历史文化意蕴，以进入本土文化的最深处。随着“鬼门关”历史文化内涵由浅到深的不断挖掘，作家逐渐澄清久被遮蔽的本土文化真面目，完成了自我文化之根的觉醒。

    最后，“鬼门关作家群”的命名是民间努力和官方促成的共同结果。作为一个民间团体，“漆诗歌”沙龙的写作开始时带有强烈的自发性特征，是无意为之的举动。然而，经过长期的坚持和积极的探索，原本无意为之的写作开始触动掩藏深处的本土意识，并刺激其由弱到强慢慢苏醒。当本土意识完全占据作家的心灵之后，其写作也就成了有意为之的自觉写作，在此状态下创作的作品自然也就具有了强烈的本土特征。大量成熟的本土作品的出现，显示了本土文化复苏的迹象。此民间文化现象引起了富有远见的相关文化部门的注意，并最终促成了“鬼门关作家群”研讨会的成功召开。“鬼门关作家群”研讨会，是一次官方与民间的对话，是相关文化部门对本土作家创作的定位与规划。当然，此定位与规划是建立在尊重民间文化、鼓励本土写作的基础上的，因而也就避免了意识形态对民间话语权的剥夺。此次研讨会的主题，在于以“鬼门关作家群”这一称谓来命名玉林作家群。正如有报道所称：“‘天门关作者群’（“天门关作家群”即“鬼门关作家群”，笔者注）的命名，表明了玉林作家群体意识的觉醒。它传达出的信息，是否可以这样解读——有决策力的部门和领导对文化建设进行富有卓识与远见的规划，和本土作家们对自身地域性文化底蕴的挖掘与展现。”相信这一命名将会给包括“漆诗歌”沙龙在内的玉林作家带来本土文化意识的全面觉醒，并促进桂东南本土文化朝着健康的方向迅猛发展。

    然而，虽然“漆诗歌”沙龙目前仍旧存在着诸多以后需要改进和超越的局限，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他们的关注。他们把本土文化带出去，其贴近日常生活的写作，为我们如何认识自我本源、文学本源提供了有价值的启示和参照。正如李敬泽所言，“漆诗歌”写作是构筑在“鬼门关”之上的写作，是一种偏远的地方写作。此写作以偏远的角度来探索人性，从偏远的路径出发，去接近那种庞大的、浩瀚的人性和生活。而对于作家观察世界表达世界来说，需要的正是这么一种偏僻的眼光和偏僻的表达。在此偏远写作中，诗人从个人出发，最终达到无个人的目的，达到用来表现这个世界，用偏僻而富有生命力的独特路径和独特形式来升华生活，最终回归到生活之中。

    （三）“鬼门关”的兼容文化

    “鬼门关”文化表达了一种兼容，是一种融合、一种凝炼、一种精神。鬼门关文化的多元化形态，既得自于桂东南人善于兼容的胸怀，又来自于他们开放的文化精神。桂东南人是善于融会贯通的。在文化表现的最外在的形态——语言上，他们采取了包容的态度。广西是中国汉语方言种类最多的省（区），有粤语、西南官话、客家话、平话、桂北湘方言、闽方言六种。而环绕着鬼门关一带的桂东南地区，就有粤语、客家话、闽方言三种。粤语又被有关专家细分为以玉林、北流为主的勾漏粤语，桂平市区、平南大安的广府粤语。勾漏粤语发音丰富复杂，有十一种音调；听起来既有点近似浙江的温州方言，又有点像广东的台山话。而博白的地佬话，据王力先生研究，就有十三种音调。在桂东南这个地区，各种方言相互交融、共存同生。一个本地人，同时可以使用多种方言，既可以说勾漏粤语，又可以讲客家话。同样，桂东南人也兼容各种具有丰富内涵的的民俗事象。在这个地区既有表现了本土色彩的节日，如二月的土地诞、春牛节，带有浓厚的山林民族农耕生产文化色彩；也有受中原文化影响的一些节日，但都不同程度表现了本土的文化内涵。如元宵节加入了挂灯、生育崇拜，博白龙潭等地元宵节的狮龙出游活动，带有浓重的巫文化色彩；端午节挂蒲苇，也带着巫文化色彩；重阳节、冬至节带着祖先崇拜。海外文化影响的一些节日形式，在玉林地区也广为流行，如情人节、圣诞节，除了商家的炒作因素外，年轻人也较为自愿加入节日中间，体现了传统与现代共存，表现了桂东南地区民俗的兼容品格。此外，形态各异的民间建筑，独具特色的饮食文化，多彩的民间艺术富有“岭南都会”之誉的繁荣的商业文化，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兼容的鬼门关文化品格。兼容性是一种文化形态中最具活力的特质，兼容的形态既得自独特的交通地理条件，也得自他们的智慧，更得自于一种开放的胸怀。有胸怀，才能容纳；有智慧，才善于容纳。开放是文化发展的生命。鬼门关文化在兼容和开放中克服了个性不足，得以不断发展和繁荣。“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座右铭就是鬼门关文化的一种胸怀。

    （四）鬼门关文化代表作家：林白

    林白，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重要作家之一。本名林白薇，广西北流人。19岁开始写诗。有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说吧，房间》《万物花开》《妇女闲聊录》等多部，有《林白文集》四卷，部分作品被译成六种文字在国外发表出版。现为武汉文学院专业作家。2004年凭着《妇女闲聊录》获第三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

    在一个写作风格极端化的时代，我们实在无法忽视林白的写作意义。这个从鬼门关走出来的女作家，从她来到武汉、迈进北京的那一刻起，她就带着自己独特的童年记忆进入文坛。她的创作带有古怪而诡秘的文学色彩。边民身份就是林白生命的底色。她用一种独特的叙述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人生哲学和审美理想，并承受着“外部世界”的“文化霸权”的冲击。林白的写作是美丽的，孤独的，也许从来不是文化的主流，但她的看似自闭的、特立独行的诗性叙述，琐碎的、片断的人生故事，则呈现出了另外一个文学的世界。

    新时期以来的女性文学创作，以张洁、王安忆、池莉、虹影、陈染、林白等女性作家为代表，她们从直接或间接的女性主义立场出发，破天荒地以女性为欲望主体的 “性话语”“欲望叙事”及“躯体写作”，形成了强大而凌厉的对于传统性别秩序、性化观念尤其是男权性禁忌的解构之势，以此来与男中心文化分庭抗礼，从容展开与男人的对视，从而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女性话语空间。在她们的作品中，女性意识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凸显，女性意识由过去的朦胧走向了清晰完整的阶段。她们在男性主导的话语禁区中开辟出自己的空间，带给我们所未有并极具颠覆性的艺术体验和审美震撼。林白正是凭着《一个人的战争》而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写作”的代表性作家之一。

    林白的小说充满了私人写作的色彩。她带着边民身份的生命角色，由巫风犹存的自然生态形式到达了百病丛生的现代转型社会。在她的小说中，我们不难看出她的创作里总是弥散着难以言说的委屈和自怨自艾。林白凭着《一个人的战争》崛起文坛，从一开始就被冠以“个人化”和“女性主义”之名。而她多年来人如其文的封闭与不安似乎不断印证着上述说法。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人的战争》无疑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女性文本，也是一部关于女人的成长史，是关于女性隐秘心理及其性感体验的大胆书写。在小说中，林白直截写到了女性在男性权力中心社会里的失败，使本来潜伏在她的小说里的两个对立的世界的冲突骤然尖锐起来。“女性意识不再躲藏在唯美主义的幻想里展示自己，而是准备进入现实的男性权力中心社会而含垢忍辱、身败名裂以至置死地而后生。”而林白正是通过多米这一女性形象大胆地向世人宣告：女性不再是一个无言的被言说、被书写的群体，她们开始真正有了“自己”的言说。

    林白小说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建构了女性唯美的诗学，展现了女性与成长、女性与暴力、女性与苦难、女性与死亡等一系列隐秘的现代女性心理图景，探索了女性成长的曲折历程。在小说《致命的飞翔》和《守望空心岁月》中，林白采用了内聚焦型的叙事视角，以“守望”的姿态，为读者敞开女性经验的大门。20世纪90年代女性文学最引人注目的现象莫过于林白的个人化女性写作。她的写作建立在个人经验与个人记忆基础之上，用唯美的诗化的语言，让女性的心灵得以充分自由地飞翔。《致命的飞翔》涉及了关于职业与性别构成现代社会女性的两大困境，这部小说是极女性化的叙事。林白让她自己也让她的读者沉浸其中，感受到人的处境——孤独无助的人类的处境。“那个受到体制的、男性的、科学的控制的女人，也不是别人，正是作者本人。”在小说的结尾，林白把唯美主义进行到底。在对北诺杀了她的情人的细节描写中，她写道：“鲜血立即以一种力量喷射出来，它们呼啸着冲向天花板，它们像红色的雨点打在天花板上，又像焰火般落下来，落得满屋都是，那个场面真是无比壮观。鲜血越喷越低” “我在夜晚的玉兰树下看到了那个全身红的女人，就像黑沉沉椰林中的吴清华，她在黑色的背景中奋力一跃，然后手捧银毫子疾步前行。蓝天丽日如同 圆号般嘹亮，它黄金般地自天而降，与此同时到达我们面前的是满目灼灼其华的艳红的木棉花，它们铺天盖地，明亮又闪烁，热烈而温柔，它们就是再生的鸟儿”。从以上的描写中可以看出，林白的文学叙事具有唯美的诗学价值：首先，林白的文本中总是流淌着女性独特而丰沛的生命体验，异样而鲜活的生命律动；其次，也表现在林白善于以感受和体认的方式进入他人的故事，把“自己”写进文本。这种死亡仍然是唯美的，并不让人生厌和恐惧。林白对艺术风格的见解是：“我觉得风格不应该是一种外部的东西，不应该像杂耍那样的东西，是刻意追求的一个结果；它应该是从一个人的内心深处慢慢生长出来的，从童年成长的背景生长出来，是一个自然生长的结果。我所要做的并不是要制定一个改变自己的叙述方式、改变自己的语言方式、改变自己对于生活的感受方式的计划，然后去形成一个跟自己以前的所有作品不同的东西。我所做的我觉得应该是等待，等待一种东西从自己的生命深处长出来。”

    不可否认，改革后的二十年是女性写作的活跃期。女性，无论从世界史还是从中国历史的位置上看，都属于弱势群体。因此，女性写作总是呈现出一种二元的悖离状态：“一方面是对于一切不公正与不平等的反抗与决绝；另一方面是自我乏力的无奈与虚弱。”女性自我解放心灵与身体的声音在男权社会里总是显得单薄而微弱，再加上女性本身绵延千年的心理积淀中传统因素的影响，使得女性写作始终负载着历史与现实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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