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环境与物产资源
一、自然环境
保安族所聚居的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位于甘肃西南部，东南与临夏县接壤，西与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毗邻，北与青海省民和县隔黄河相望，东北部与永靖县以黄河为界。积石山县地处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过渡地带，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全县地势为西南高、东北低，相对高差大。西南部为高寒阴湿山区，东北部为高寒干旱山区。县西南部山区有成片天然次生灌木林，降水充沛，植被良好，适于发展畜牧业。全县地貌大体上由梁峁、沟壑、川台、河谷四部分形成，平均海拔2816米。狭谷、盆地海拔1800米左右，海拔最高的小积石山的高峰雷帝山4309米。小积石山是全县群山的总枢，它横亘西南，而其他山丘却纵向延伸到黄河谷地。小积石山像一把木梳的脊梁，全县其他山丘都是梳齿，梳齿的空隙就是全县大小河流。登高鸟瞰，全县16条山梁，像16条巨龙俯首黄河饮水，气象十分壮观。自治县除北滨黄河外，境内河流主要为清水峡河、刘集河、吹麻滩河、银川河等，都属黄河水系的小支流。积石山县地处中纬度偏高位置，为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交汇地带，属典型的大陆性气候，有山地、高山综合气候特征和季风气候特征。保安族集中的大河家、刘集等区域一年只有十几天的夏季，冬长，春秋几乎相连，但习惯上仍按自然季节划分。年平均气温为5.2℃，最热为7月，平均气温16.5℃；最冷月为1月，平均气温零下8℃；气温年较差为24.6℃，保安族聚居的大河家为26.3℃，因海拔较低，年较差大。保安族聚居的大河家地区，年平均降水量660毫米左右，主要集中在7、8、9三个月，秋季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一半以上。全县日照时数为2323小时，无霜期为130天；大河家无霜期为152天，高于全县20天左右。
二、物产资源与人口
保安族以经营农业生产为主。主要粮食作物为小麦、大麦、玉米、青稞、豆类、洋芋等，经济作物有胡麻、油菜、大麻、花椒。保安族主要聚居的大河家和刘集两个地区，可耕地约有58000多亩，保安族聚居地的水浇地已发展到7100多亩，川塬区人均达到一亩。有源出积石山麓的崔家峡、大峡和大墩峡等三条峡水，给农业以灌溉之利；有水草丰美的山林草坡，是发展畜牧业的有利条件。保安族聚居区还有黄铁、铜、石英和磷钾等矿藏；名贵药材有党参、大黄、白芍、贝母和麝香。此外还有獐鹿、黄羊、野牛、野猪、狐狸和娃娃鱼等野生动物。当地生长的松、柏、桦、杨等林木，经济价值较高，能供各族人民建筑用材和制造生产工具，又给人们的燃料用材以很大的便利。此外，这里还盛产瓜果，其中冬果梨、苏木梨汁甜味美，“蛋皮核桃”皮薄仁脆，远近闻名。
保安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比较少的一个民族，解放初只有4300余人，到1980年发展到7400余人。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聚居在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的保安族为14116人，占全县总人口的4.5％。
民族形成与民族渊源
保安族作为一个单一的民族，是在解放后的1952年3月25日，由政务院批准命名的。过去的历代统治者不承认保安族是一个民族，而一直称其为“保安回”。保安族形成与发展的渊源，无确凿史料记载。根据传说、本民族的语言特点、人种特征及生活习俗，史学界和民族学界比较一致的观点是：保安族原系信仰伊斯兰教的色目人与蒙、回、藏、汉、土（青海同仁土族）等民族长期交往、自然融合而逐渐形成。
保安族原先居住过的青海同仁地区，早在汉、唐之际，曾先后为西羌、吐谷浑、吐蕃的属地。五代至宋期间，嗢（音wa）末人和唃厮罗在这里留下了活动的足迹。公元1032年，李元昊建立西夏政权后，其势力也涉及同仁地区。辽、金时期，女真人控制了黄河流域的广大地区，震慑影响直达包括同仁在内的积石州境内。13世纪初，成吉思汗在统一大漠南北蒙古诸部以后，进行大规模的西征。1225年，成吉思汗结束第一次西征时，将中亚的大批俘虏编人“探马赤军”，协助蒙古军队作战。1227年，蒙古军队灭了西夏王朝，占领了积石州和包括同仁在内的河州地区，使之成为蒙古军队驻扎的重要军事据点。公元1247年西藏萨班会见蒙古阔端后，蒙古军在西藏地区的往来也相当频繁，同仁地区的保安一带已成了“兵家”过往的交通要道。1259年元世祖忽必烈统一全国后，随着战争的减少，一些蒙古军队和“探马赤军”中的色目人军士就地驻扎屯垦，亦兵亦农，垦田备战。后军队又编人民籍，成为民户，与当地土著民族联姻结亲，长期定居生活在同仁地区，逐渐形成了保安族的“先民”。
明代后，统治者为了“守边防番”，增修各地城堡，曾先后派兵驻守；明洪武时在今青海同仁设建保安站、保安堡，明万历年间，又在同仁（原隆务镇）附近修筑保安城，设置“保安营”。在漫长的岁月中，由于贸易往来，民族迁徙等原因，隆务镇附近逐渐形成了藏、汉、蒙、回、土、撒拉等多民族大杂居的情况，这儿开始成为过往的交通要道。因保安人聚居在青海同仁地区的保安（妥家）、下庄、尕撒尔三地，当时俗称“保安三庄”，住在三庄的人也被称为“保安人”。
清咸丰末年至同治初年保安人被迫聚族迁徙，历经磨难。保安族迁徙的原因，据口碑传说，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灌溉农田发生的争执
保安人和当地藏族在争用水渠浇地的问题上常常发生纠葛，轻则吵嘴打架，重则使刀动枪，这样，时间一长，矛盾就越积越深。据传说，有一天，为了争水浇地，下庄的一个保安族青年与尕塞东部落的藏民打架，保安族青年被打死，引发了双方群众的斗殴，伤者众多。冲突发生后，藏族部落的头人集兵，声称要杀尽保安人。藏族部落“五屯”头人（俗称“五屯王爷”）将此消息立即传给下庄的保安人，要他们赶快搬走。得知消息后，下庄的保安族大为震惊，知道藏族部落人多势众，感到情况十分危急，立即商议准备迁往他处。但此时玛巴、尕塞东、五坊头七族和其他部落串通一些封建上层，包围了保安城，并暗中告知非保安族居民彻夜燃灯以示标记。当天夜里，他们对保安族进行了大肆屠杀，见无灯火者破门而人，不分男女老幼均遭到杀害。保安人因无准备，来不及组织自卫，一部分人仓皇出逃，与下庄保安人一起逃出东山。东山脚下是藏族郎加部落，与保安族关系十分友好，在危难之际，他们让出一条路使保安人通过，同时，一面集兵劝阻追击部落，一面派人护送保安人通过多曼日山，到达尕愣口以东，使他们顺利到达循化地区。居住在隆务河西尕撒尔的保安人听到保安下庄的保安人被迫迁走，也大为震惊，感到势孤力单，感到继续生活下去危险，就把土地等财产变卖或送给本村土族群众后，在附近藏族、土族部落的护送下，在马牙拉、马三哥、马三十等老人的率领下，离开了祖祖辈辈建立起来的家园，随后也来到循化地区。
二、宗教信仰上的矛盾
根据传说和老人们的回忆，隆务寺宗教上层为扩张自己的势力，曾胁迫保安族人改信喇嘛教，被拒绝后，遭到隆务寺上层喇嘛和藏族部落头人的歧视和排斥，并在生产、生活等方面经常刁难，导致民族间的矛盾，迫使保安族迁徙。
从以上看，保安族迁徙的原因从表面看是为“争水纠纷”或宗教信仰上的矛盾，实质上是清朝封建统治阶级实行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结果。争水浇地只是这一矛盾爆发的导火索。
保安人来到循化的具体情况，无史料可查。保安人来到循化地区后，受到撒拉族人诚挚的欢迎，并分别安置于城西“上四工”的群众家里：妥家人被安置在苏只工，下庄人安置在街子工和查汗大寺工，尕撒尔人安置在查家工。因这里人多地少，社会情况比较复杂，人民所受的压迫和剥削十分沉重，群众生活极为贫困，三年后保安族再次东迁，沿黄河南岸穿过积石峡谷，进入关内大河家地区。
保安人来到大河家，这里人口稀少，是一片杂草丛生的荒芜之地，主要居住着汉族，他们又到了靠近回族居住的乩藏地区（现积石山县乩藏乡、小关乡）。后因临夏（河州）地区又卷入西北回民起义的浪潮中，社会动荡不安，在这种情况下，深受迁徙磨难的保安人为了避免战乱和便于向关外撒拉地方出走，又弃乩藏，重返大河家地区。由地方头人及开明人士出面将保安人安置在大墩（尕撒尔人）、甘河滩（下庄人）、梅坡（保安城人）。这就是俗称的新的积石山县“保安三庄”。下庄的“尕马家”人在乩藏麻坝、旧城、甘家沟落脚，不久又被当地人安置到柳沟尕集、斜套和刘集乡高赵家定居下来。保安人离开青海同仁境内隆务河两岸的保安三庄后，以惊人的意志、坚强的信心、顽强的民族精神和凝聚力，经历了5年流离颠沛、艰难困苦的流浪生活，最后到大河家定居，至今已有130余年了。
青海同仁地区曾是多民族活动的舞台，13世纪以后，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色目人和蒙古人曾在该地驻扎、屯垦、定居。到明代中叶以后，随着保安城的建立和保安三庄的形成，这些人便更加稳固地在这里生息繁衍。从而可以看出，保安族是从元代进入该地区的中亚色目人、蒙古人（包括改信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同当地回、藏、土等民族长期相处、通婚而自然融合形成的民族共同体。
保安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历史上，保安族是一个有着反抗压迫剥削的光荣传统和斗争精神的民族。新中国成立前，在封建统治者和国民党政府的残酷压迫下，保安族人民政治上毫无权力，经济上深受剥削，人民生活极端贫困。劳动人民对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怀有刻骨的仇恨，曾以各种形式进行过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保安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一起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军阀的统治方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保安族人民早在青海同仁居住的时候，由于受当地官府首领、封建部落头人、隆务寺宗教上层以及各村“坊头”政治上的压迫、经济上的敲诈勒索，以及宗教信仰上的歧视，而同汉、藏、土族人民一起进行过英勇的抗争。最后，保安人虽然在清政府地方势力的武力逼迫下离开了自己的故乡，但他们这种宁肯忍受颠沛流离之苦，也不愿向统治者低头的反抗精神，充分体现了保安人不屈不挠的民族性格。
保安人迁居大河家地区的时期，正是西北回民起义浪潮席卷各地、反清统治的队伍不断壮大的时期。当时马占鳌等人领导下的回民起义的据点——河州，是西北回民起义的主要根据地。起义队伍以回族为主，保安、东乡、撒拉等各族儿女也积极参加了这次反清起义斗争。特别是在著名的太子寺战役中，起义军浴血奋战，重创了清军，取得了在整个西北回民起义中给清军打击最大的一次战斗胜利。在这次被人们称为用“黑虎掏心”战术打败清军的战斗中，保安族将士奋勇当先，置生死与不顾，显示了保安族人民反清统治的大无畏战斗精神。
1900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侵略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抗。在国家危难之际，有保安族参加的“甘军”奉调入京护卫，属武卫军统领董福祥所辖。1900年6月，“甘军”在河北廊房地区同义和团及其他部队一起，共同抵御由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率领的数千侵略军。面对装备精良的侵略军，“甘军”毫不畏惧，发起了猛烈的进攻，经过数小时激战，侵略军惨败而逃。保安族士兵在这次战斗中英勇顽强，表现了可贵的献身精神。不久，“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甘军”与清兵一起坚守防地，浴血奋战。特别是在北京正阳门战斗中，更显示了他们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慨。在两次抗击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有不少保安族士兵英勇捐躯。
抗战期间，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1943年春，在甘肃南部的洮河流域，爆发了反抗国民党和西北军阀反动统治的“甘南民变”。这次起义波及临洮、康乐、临夏、甘南等地20余县，先后参加起义的人数达10万左右。深受国民党统治集团苛捐杂税、拉兵派款之苦的保安族人民，积极响应了这次由汉、回、藏、东乡、撒拉等各民族联合的武装起义斗争，他们同各族起义军一道同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殊死的战斗。在街子坪战斗中，各族起义战士紧密团结，同仇敌忾，一举歼灭了国民党伪十二师6个连和地方武装的一个保安团，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取得了重大胜利。这次起义虽被国民党重兵镇压下去，但却给甘肃人民留下了深远的政治影响，迫使国民党政府不得不作一些让步，减少一些苛捐杂税，借以缓和人民的反抗斗争。
民国年间，保安族人民同当地地主、官僚也进行过多种形式的斗争。特别在水源问题上，保安族人民同当地“八大家”地主进行了不懈的抗争。当时保安三庄的三条峡水全被地主控制，每当到了农田灌溉季节，“八大家”地主常常阻挠保安族群众引水浇地，为此，保安族群众多次同地主斗争，维护自己用水的权利。1930年，高赵李家村的保安族群众为争得引水灌田而联合了本村回、撒拉族群众，同心协力，拿起武器与地主势力进行斗争，赢得了斗争的胜利。保安族群众还不断同国民党地方政府无休止的派款派粮、强拉民佚等行径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显示了保安族人民不畏强暴的刚毅勇敢的性格。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保安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更加炽烈，如大墩的两个贫苦农民，因交不起国民党军队所征收的“烟囱款”，被捆绑起来抓到伪保长家中。这事激起了群众的愤怒，大家纷纷拥进伪保长家与他进行斗争，在群众的压力下，伪保长被迫将扣押的农民释放。1949年，大墩村一贫苦农民因无力交纳税款，被迫投河自杀，激起了全村人的公愤，他们拿起斧头、刀子、铁铣，捣毁了联保主任的家，并痛打了这个家伙。近百年来，保安族人民为了改变贫困和被压迫的命运，同各族人民一道，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军阀的反动统治进行了多次的反抗斗争。1949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保安族地区，保安族人民喜笑颜开，热烈欢迎人民子弟兵。从此，保安族人民的苦难日子终于到了尽头，共产党给保安族人民带来了幸福，带来了光明的前景，揭开了保安族人民历史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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