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三个问题：第一，回答为什么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第二，回答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为什么最重要的是全面学习马克思主义，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第三，回答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为什么最关键的是解决好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问题。
一 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极端重要性
我们党是一个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理论武装、理论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一个重视学习、勤于学习、善于学习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一个坚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良好学风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坚持学用结合、学以致用，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所在，也是我们党始终保持生机与活力的重要源泉。我们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总是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形势和任务，突出地向全党提出以学习马克思主义为中心内容的有针对性的学习任务。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出发，高度重视学习问题；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学习型政党”的重大任务；十七届四中全会又明确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战略任务。这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问题认识的深化和实践上的推进。
（一）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提高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是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第一位任务
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根本建设，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是党的建设的首要任务。
第一，思想理论建设决定党的性质、宗旨、路线，决定党的先进性、战斗性和执政能力，是立党之魂，始终引领党的全面建设，决定党的生机活力。
第二，思想理论建设是实现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基础和关键。党的领导首先是党的思想领导，党的执政基础首要的是思想理论基础。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首先要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领导与思想理论建设。
第三，高度重视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政治优势，是保证党的事业顺利发展的基本经验。党的思想路线决定党的政治路线，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决定立党方向和党的发展。毛泽东同志在建党之初就提出“思想建党”原则，该原则贯穿党的全部发展建设历程。每到重大历史关头，党都要做出理论武装的重大部署，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用不断创新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不断发展的实践。
（二）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是针对党的建设中存在的严重问题而提出来的根本性措施
我们党内目前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腐败问题、官僚主义问题、形式主义问题、脱离群众的问题，等等，特别是一连串的党的高级干部腐败，纷纷落马，案情耸人听闻。说到底是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高中级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出了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对共产党的性质、宗旨、纲领不信任，发生了信念危机，问题出在思想信念上，出在世界观人生观上，出在总开关上，而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对马克思主义不信了，理论上的动摇引起了理想信念上的动摇。建党初期，我们党的大部分领导人都是知识分子，甚至家庭出身并不好，他们之所以能够接受党的性质、宗旨，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真信，从而建立了牢固的理想和信念。而恰恰有的工人出身的领导干部，由于缺乏理论上的学习，反而背叛革命。这说明理论学习的极端重要性。
当然，学习理论，必须端正学风，解决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学是学、用是用，学用脱节不行。一是必须学，二是必须学用一致、学用结合。
因此，首先要解决的是党的根本建设问题，是学习问题，是学用结合问题。当然，这里的学习有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一是各方面知识的学习，首先是理论学习。
对症下药的办法，就是建设学习型政党，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加强全党的学习是保证党与时俱进、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引领中国进步的决定性因素，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是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
（三）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重要措施
怎样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具体措施是：
第一，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第二，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
第三，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
一是把坚定理想信念教育作为全党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中之重。通过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增强党的意识、宗旨意识、执政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等“五种意识”。
二是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和思想工作，引导党员干部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筑牢思想防线，做到“四个自觉划清”，即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自觉划清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自觉划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自觉划清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真正做到立场坚定，头脑清醒。
第四，建设学习型党组织。
全党要重点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学习党的历史，同时学习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广泛的知识。要把理论素养和学习能力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使各级党组织成为学习型党组织，各级领导班子成为学习型领导班子。
二 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最重要的是全面学习马克思主义，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要提倡党员干部全面学习各方面的知识，最重要的是全面学习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不断发展的实践。这是四中全会精神的一个主要观点。我重点围绕这一观点谈一谈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谈三个问题：第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问题；第二，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问题；第三，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问题。
（一）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
毛泽东同志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行动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的工人阶级政党，是马克思主义立党、马克思主义建党、马克思主义兴党，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导，党就失去灵魂、失去方向、失去生命力、失去事业的发展。
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第二个问题是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
第一，为什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
我们党是一贯重视理论指导的党。要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极端重要性，就必须从中国近代史，从中国共产党历史，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来认识。胡绳同志写的两本书——《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可以一读，从中可以领会到我们党的成立和发展的命运是如何同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紧密联系的，什么时候坚持马克思主义正确指导，什么时候就发展，否则就会受到挫折，就会失败。
翻看中国近代史，可以看到一个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受人欺负的东亚病夫的弱国形象，一幅幅中国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悲惨画面呈现在我们面前，真是国之不国、民不聊生。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就是鸦片战争，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也曾辉煌过。有本书《落日的辉煌》，论述的就是中国在康乾盛世之后，开始走下坡路，到鸦片战争沦为弱国的历史教训。
据历史学家统计，康乾盛世，我国的GDP属世界第一。到了鸦片战争，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如何振兴中华民族？如何使中华民族再创辉煌？这是中华民族一切有志之士一个共同的理想和奋斗目标。在近代历史进程中，涌现出一系列有作为的人物，为了中华民族的振兴，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提出了种种救国方案。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吸收部分西方文明思想，提出具有农民起义局限性的革命方案，虽然轰轰烈烈，给予了封建统治阶级以重大打击，但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下惨遭失败；林则徐启动的禁烟运动，是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基础上，试图通过禁烟恢复中华民族的辉煌，但这条路根本走不通，林则徐也是最早提出学习西方坚船利炮、学习西方文明的中国高级官僚之一；后来又有了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引进西方先进的工业和武器，然而洋务运动的结局是甲午海战全军覆没，求富求强的愿望最终化为泡影，洋务运动是在保持原有封建制度的基础上，走一条引进西方工业化的道路，也走不通；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带来了希望，日本通过资产阶级改良式革命，走了一条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日本强盛起来了，中国许多有志之士东渡日本，向日本学习，试图选择改良主义的道路，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制度框架内，通过改良解救中国，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发动了戊戌变法，只搞了一百天，百日维新，结果戊戌变法的斗士在菜市口被砍头，梁启超逃到了日本，光绪皇帝被囚禁，后来康有为变成了保皇党；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走革命道路，推翻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但是孙中山发动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旧中国面貌；孙中山革命不成，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篡夺了，袁世凯搞了81天封建王朝的复辟，在一片讨袁声中垮台丧命，中国仍然处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黑暗统治之下。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旨在救国救民的斗争和探索，每一次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推动了中国进步，但为什么一次一次归于失败？究其主观上的根本原因就是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除了一些旧式农民起义的方案外，很多民族复兴的方案，其指导思想是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其主要学习对象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是建立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西方在资产阶级思想武器指导下资本主义民主革命可以成功，而旧中国却不能成功？资产阶级思想武器为什么在我国失灵了呢？这是由国内外的客观条件决定的。国内外条件不允许中国建立独立富强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的目的，绝不是把封建落后的中国变成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要永久地控制、剥削中国，帝国主义列强从自身利益考虑，绝不容许中国变成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必须要维持和强化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为了维持旧制度，他就需要与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勾结，不允许中国资产阶级强大起来。帝国主义是不允许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它只允许中国保持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中国资产阶级必然是一个软弱的、两重性的阶级，担当不起革命的领导力量。在资产阶级思想指导下的资产阶级旧式民主革命解救不了中国。
历史告诉我们，在旧中国，运用资产阶级思想武器，走改良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的革命道路是不行的。只有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登上政治舞台，坚持马克思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解救中国。五四运动直接导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导致中国工人阶级走上政治舞台，导致中国共产党成立，导致中国人民选择十月革命——社会主义道路。五四运动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十月革命的经验引进中国，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毛泽东同志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五四运动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其发生和发展是世界历史和中国社会矛盾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社会主要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它的产生和发展趋向受到处于十月革命爆发和社会主义革命前夜的世界局势的深刻影响。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国家日益走向腐朽和无产阶级革命方兴未艾的世界局势，以及旧中国继续延续甚至更加恶化的黑暗现实，特别是1914年爆发的帝国主义战争，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思想武器产生了怀疑，感到资产阶级的民主平等等思想武器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而三民主义又无法解救中国，到底什么思想武器才能解决中国问题？十月革命的成功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产生巨大的震撼和影响，使他们开阔了眼界，认识到决定中国人民命运的不是资产阶级，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资产阶级思想武器，而是工人阶级、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辛亥革命为什么失败，救中国的目的为什么达不到，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通过十月革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开始在马克思主义中寻找答案，他们冲破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藩篱，冲破了旧民主主义民主、科学、爱国主义的精神界限，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工具，选择社会主义为中国唯一出路。
五四运动最突出的思想贡献就是引进了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经验，使中国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探索中国民主民族解放之路的思想方向发生了根本转折。当时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涌入中国，什么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一时沉渣泛起，鱼龙混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等一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经过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反复比较，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十月革命道路。这是五四运动的根本方向，也是新文化运动的政治主流。
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在中国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彻底的革命，才能振兴中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进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同于孙中山所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以后，不间断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举社会主义的旗、走社会主义的路，才能够解救中国。
第二，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
解决了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问题，就带来第二个问题：是原封不动地把马克思主义拿来，生搬硬套地指导中国革命，还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指导中国革命，这是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问题。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作用，但离开中国实际，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本本是不行的，这是关系到党及其革命事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问题，实质上是对待马克思主义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正确的态度：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另一种是错误的态度，有三种表现：一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作用。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是右的表现，企图用别的什么理论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改革开放之初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就是从右的方面否定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100多年前讲的话，现在已经过时了，马克思主义已经没有生命力了。当前还有一种右的表现，企图用民主社会主义、用自由主义思潮、用“普世价值”来代替马克思主义指导作用。二是轻视马克思主义。有一种经验主义倾向，只相信自己的经验，不相信理论有指导作用。三是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或者叫本本主义，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一切从书本出发，一切从条条出发，脱离实际。这三种表现都危害党的事业。
在我们党成立之初，党还处于幼稚的、不成熟的时期，很容易犯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消化不良、照抄照搬的错误。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教条主义有右的表现，也有“左”的表现，无论右或“左”，都以理论脱离实际为主要特征。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几次严重的教条主义给我们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给我们党带来重大挫折，对我们党的事业危害最大的就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王明的教条主义表现为“左”，甚至极“左”，危害教训很大，欺骗性也很强，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穿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很容易欺骗人。王明教条主义错误，几乎亡了党、亡了革命。王明教条主义有一个著名的“两个凡是”主张，即“凡是马恩列斯讲的话必须遵守，凡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必须照办”，这是典型的本本主义。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左”倾军事路线，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延安整风运动从思想路线上彻底清算了王明教条主义，树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左”的错误导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走了20年弯路，从思想路线上来说，“左”的错误也是在一定程度上犯了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错误。粉碎“四人帮”之后，有人提出新的“两个凡是”主张，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教条主义的盲目迷信导致我国发展两年徘徊不前。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左”的路线，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错误，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创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而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在中国，就要坚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在今天，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
（二）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
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在中国，就是坚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这就带来了第二个重要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武装干部、指导实践的问题，即理论武装问题。
第一，为什么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问题。
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根本建设。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任务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来自理论上的清醒和坚定。理论武装工作搞好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提高了，党的事业的胜利发展就有了根本的保证。在1938年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用科学理论武装全党，不断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是我们党不断取得胜利的基本经验之一。今天，我们的任务是领导十三亿人口，完成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所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学习马克思主义，要读马列，读原著，要原原本本地学，要仔仔细细地学，要下工夫学。1939年底，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对一位进马列学院学习的同志说：“马列主义的书要经常读。《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100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我们党每次开展学习运动，都根据各时期的任务和干部特点、需要，按照“少而精，要管用”的原则，适当指定一些必读书目，要求全党学习使用。
第二，关键是提高党的中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
毛泽东同志指出：“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毛泽东同志认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关键在于理论武装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针对今天的情况来讲，如果我们党有一大批系统的而不是零碎地、实际的而不是空洞地掌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高素质的领导干部，就会大大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大大加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领导干部必须系统地理论联系实际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尤其必须全面、正确地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领导干部具备不具备领导素质，其领导素质是高还是低，首要的就是看有没有高的政治理论素质，说到底，就是能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解决当代中国的实际问题，有没有自觉地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解决改革和发展中一系列现实问题的能力。领导干部是否具备这种素质和能力，关系到我们党能不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伟大旗帜，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的形势、新的任务对领导干部的学习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特别突出了理论武装的极端重要性，突出了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武装干部的极端重要性。
第三，每到重大历史关头，党都首先提出理论武装的重大任务。
我们党高度重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理论武装。党的成立与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分不开，党的前身是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党的发起人、党的一大代表都是因接受马克思主义而参加建党的，党的成立和发展是理论武装的结果。为了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全党，1926年2月21日至24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做出了“在北京与广州各办一长期党校”的决定。1933年3月13日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建立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在延安时期，党又专门创立了培训干部的中共中央党校、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等，解决党员和干部理论武装问题。
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了党的历史上最深刻的、最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全党认真学习马列主义，达到了思想和行动的高度一致，为取得革命胜利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把进城比做进京赶考，要求全党进一步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学习马列著作，学习经济和城市管理，为建立新中国创造了条件。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同志再次发动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端正思想路线，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党的十五大部署全党兴起学习邓小平理论新高潮，为新世纪新阶段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了理论基础。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理论武装，不仅推动全党掀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而且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理论保证。党的十七大提出深入学习贯彻包括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着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这对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排除各种思想干扰、统一认识，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坚定不移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更为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可以说，党的事业所取得的每一个发展和每一个胜利，都是同全党不断加强理论武装密不可分的。
第四，最重要的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党的干部的能力如何、水平如何，关系到全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关系到执政地位的巩固与否，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与否，而干部能力、水平，最终取决于干部的理论素质，党的领导干部的最根本的素质和能力，就是要具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素质和能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因此，理论武装最根本的要求是提高干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党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领导干部指导实践的理论指南。学习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今天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需要从哲学高度来提高干部的素质，使领导干部能够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来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关于干部学习，毛泽东同志讲：“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邓小平同志说：“现在，有些人发议论，往往只看现象，原因是理论和实践都没有根底”，“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上、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陈云同志说：“要把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把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因此，首先要学哲学，学习正确的观察问题的思想方法。如果对辩证唯物主义一窍不通，就总是要犯错误。”“现在我们在新形势下，全党仍然面临着学会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这项最迫切的任务”，“学好哲学，终生受益”。所谓思想方法，就是思想路线问题，就是世界观、方法论问题，就是哲学问题，就是让领导干部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把学哲学作为解决干部根本思想方法问题的基本途径。毛泽东同志有一个爱好，就是喜欢抄写唐诗，有一首唐诗《登鹳雀楼》，他曾经用毛笔书写过七次。这首诗是唐朝诗人王之涣借山西省永济市中条山鹳雀楼之景象而写意：“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讲哲学的时候曾经说过，我们共产党人的眼力不够，要借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政治上的望远镜。他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当作政治上的望远镜，认为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就好比登高，登高一层，就看得更远，“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邓小平同志认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就是哲学精髓，邓小平同志抓住这个根本，结合中国实际，解决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的哲学思想路线。
第五，当前主要任务是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武装全党。
当前，一定要把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中心内容。把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科学发展观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结合起来；同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结合起来；同学习领导干部必备的各种知识结合起来；同学习党史、党的知识，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加强党性锻炼、改造世界观结合起来。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要组织领导干部原原本本地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我们党几代领导人的原著原文，全面、准确、深刻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理论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力求做到学以致用、学用结合。
（三）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和理论武装，必须坚持用创新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指导实践，这就需要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
第一，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有生命力的。
马克思主义是不是过时了，马克思主义是不是没有生命力了？没有，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有人问：马克思早就说过资本主义丧钟已经敲响了，为什么100多年过去了，资本主义还不死，是不是马克思的预言错了，马克思主义过时了？一定要回答“过时论”的问题，说明马克思主义是有旺盛的生命力的。
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呢？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有生命力的。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除了显著的阶级性之外，其科学性在于实践性、发展性和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发展性和创造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有生命力的，不是过时、无用的。
马克思主义第一个特点是实践性。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永不枯竭，永远具有蓬勃的生命力，首先在于它的实践性。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的首要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根本所在。实践是理论的源泉，是理论正确与否的检验标准，是推动理论不断发展的动力。从马克思的实践观点，到列宁的实践第一的观点，到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的观点，到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观点，都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强调实践，强调要根据实践的变化不断给马克思主义充实新的内容，不断抛弃过去已经被实践证明有局限性的结论。毛泽东同志讲过：理论正确不正确，要实践去检验；实践是检验正确理论的标准，这就叫做唯物论。邓小平同志也讲过，一个科学理论的提出，都是总结、概括实践经验的结果。没有前人和今人、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实践经验，怎样总结、概括出新的理论呢？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实践性。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找到了俄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创立了具有生命力的列宁主义。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创立了具有生命力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找到了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创立了具有生命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践特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始终是与创新的实践相结合的。实践永无止境，推动理论创新永无止境，创新的实践不断为理论提供源泉和发展动力。实践推动理论创新，同时又需要创新的理论指导。正因为有实践做源泉、做动力、做检验标准，马克思主义才永葆蓬勃的生机和活力。
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特点是发展性。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真理，在于它不会永远停留在同一个水平上，永远向更高的水平发展。这种发展性，是由实践性带来的。马克思主义需要实践、实践、再实践，同时也就需要对实践认识、认识、再认识。因此，马克思主义必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实践常新，理论也常新。恩格斯讲过：“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21]恩格斯还讲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2]马克思主义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只有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断地解决新的问题，才具有蓬勃的生命力，才会不断地向前发展。任何时候，马克思主义都不能窒息自己的生命力，成为静止不变的、封闭的体系，而要不断地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毛泽东在1959年底到1960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时候讲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必须读，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无产阶级的思想家都要形成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他还讲，我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和抗日战争初期，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都是适应当时需要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这是不行的。邓小平在1979年春在理论务虚会上讲过：科学社会主义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正是在斗争中发展的，我们不会把科学社会主义退回到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也不会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一百年前的个别论断上。他还说，“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谈马克思主义，是毫无意义的。任何孤立地、静止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产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是毫无出路的。总之，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形成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
马克思主义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创造性。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因为它同实际相结合，不断地在实践中解决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形成新理论，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具有创造性的特点。创造性这一点，首先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身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建立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并不是停留在同一水平上，他们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地思考和研究新的问题，不断地充实和完善自己的理论。列宁解决了马克思恩格斯尚未解决的问题，创立了列宁主义；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夺取政权之后，毛泽东又领导我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怎样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毛泽东虽然探索过，但没有解决。如果完全按照马克思主义书本上说的去办，行不通；完全照着毛泽东说的话去办，行不通；走外国的发展模式，行不通。怎么办？只有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伟大创新，是不断创新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发展性和创造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有生命力的。其生命力体现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宗教信仰，它是建立在人类社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基础上的科学体系。首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是科学的、正确的，是指南，是思想方法，是有生命力的。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就是指这部分。其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有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揭示的客观规律和历史趋势所得出的一般结论，是科学的、正确的原理。再次，即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具有历史局限性，并不说明可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从历史发展的规律来讲，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是有历史局限性的，任何一个理论形态也是有历史局限性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认识必然受到各自所处的历史和时代条件的制约，不可能不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主要在于它对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深刻洞察和揭示，个别结论和论断的过时并不说明可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第二，马克思主义生命力就在于理论创新。
没有创造性，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没有创造性，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生命力；没有创造性，工作也就不可能做得有声有色、有所前进。有这样三句话讲得很好：“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过了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第一句话，“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这句话好理解。第二句话，“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讲的话，今天又重复一遍，这是等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这种自称“等于马克思的人”给中国革命带来的损失很大。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自称是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王明不相信山沟沟里会有马克思主义，认为毛泽东同志没有读几本马克思的书，否定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推行“左”的路线，结果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使中央红军损失百分之九十，革命根据地损失百分之百。他的危害比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人危害更大，因为他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披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外衣，欺骗性更大。第三句话，“超过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什么叫超过马克思主义，用牛顿的话讲，就是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继承巨人，又超过巨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之后，又历经三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列宁主义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创造了马克思主义，他们有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必须在数国同时取得胜利。列宁如果不在马克思的基础上前进一步的话，他就不能搞成功俄国革命，因为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一个国家首先取得胜利。当时列宁分析了他所处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提出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帝国主义时代，经济政治发展更加不平衡，形成了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环节，社会主义革命就有可能在帝国主义统治薄弱的环节发生，可以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列宁突破了马克思主义，这就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阶段。列宁主义只是解决了在俄国这样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在东方这样的大国，像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怎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怎么夺取政权、怎么样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毛泽东同志给予解答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东方，传播到中国，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讲，在落后的国家，像中国这样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要搞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要搞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不间断地搞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要走一条和列宁不同的道路，中心城市暴动夺取政权是我国革命的具体道路。从第一次“左”倾机会主义到第二次“左”倾机会主义，到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都是教条主义地照搬俄国革命的具体模式，通过中心城市暴动夺取政权。“二七”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发动了多次城市起义，均告失败。只有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一部分队伍走上井冈山，朱德和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被打散的部队跟毛泽东同志带领的队伍在井冈山会合，还有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的一部分队伍上了井冈山，开辟了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起点——农村包围城市，走了一条和俄国不同的道路。如果按照俄国革命的模式走下去，先进行城市暴动，夺取中心城市，再夺取政权，中国革命就不会有今天。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
第三个阶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阶段。我在一次调查中碰到一个老农民。我问：“你知道谁是毛泽东吗？”他回答：“我知道。”我问：“你知道谁是邓小平吗？”他回答：“是邓大人。”我又问：“两个伟人有何区别？”他想了一下说：“毛泽东是让富人变成穷人，这叫革命；邓小平是让穷人再变成富人，这叫共同致富。”我听了以后，感触很深。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讲，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还不是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毛泽东同志解决了在中国这样的落后条件下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问题，怎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回答的是革命的问题，把剥削阶级的命革掉，把反动政权推翻，把“三座大山”推翻。但怎么样使全体人民富裕起来，毛泽东同志没有很好地回答。邓小平同志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老农民虽然是放羊的，回答得却非常精彩。
夺取政权以后，毛泽东同志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从1956年后开始思考，做了一系列的探索，最后的结果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虽然有一些有益的探索，但总的结局是不成功的。这样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中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即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走什么样的道路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这个问题做了科学的回答，解决了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问题，这就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所以说，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才能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中国化的新阶段，中国化的新阶段首先是开拓了的理论新境界。
第三，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就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产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总体上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和心血。党的十三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念，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过程中，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强调邓小平同志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即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概括和经验总结，即邓小平理论。党的十七大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战略思想整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一定要坚持这个理论体系。胡锦涛同志指出：“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主要体现在：深化了对“三大规律”的认识，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集中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为了回答该主题，在改革开放三十年过程中，依次科学地回答了四个大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最后归结为回答一个总问题，“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而深化了对“三大规律”，即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执政党执政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就始终面临着四大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四个大问题始终是执政党必须要不断地加以回答的，党在回答这四个问题的过程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不断创新。只有坚持正确的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指导，我们党才能取得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
第一个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个问题实质上是：“在落后的中国，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对于领导中国革命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回答旧中国的社会性质是什么，怎样进行中国革命。毛泽东同志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样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进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选择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井冈山道路；第二步，不间断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选择了通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正确途径。
对于夺取了全国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执政党来说，面临的问题是：“在落后的中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但也遇到了巨大的挫折，没有完成对这个问题的解答。邓小平同志做出了新的回答，提出中国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而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课题。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党的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委员会不断深化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首先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问题，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
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从列宁开始到斯大林到毛泽东到邓小平经过了一段很长时间的认识过程，在这里既有经验，又有教训。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认识、再认识是同社会主义的实践、实践、再实践联系在一起的，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新水平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对社会主义的新的认识。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从东欧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教训来看，在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问题上，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者们犯了“两个错误”，有“两个教训”。
一个错误是离开本国实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再也容纳不下其生产力发展时，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成熟的前提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建成的社会主义，主要有四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全社会的公有制，就是生产资料的社会化。第二个特征是联合劳动，就是全体社会成员都是公有制中的一个劳动者，互相协助，逐步形成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第三个特征是计划经济，没有市场、没有货币，实行计划经济，消灭商品、消灭货币。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第二个阶段共产主义，是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社会主义和高级共产主义的一个区别是是否按劳分配。据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的第四个特征是实行按劳分配。这是社会主义和高级共产主义的一个重要区别。列宁建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开始曾设想按照四个特征来建立。1917年俄国革命成功以后，列宁就设想在俄国建一个大“辛迪加”。“辛迪加”，俄文原意即大工厂，公有制的大工厂。整个俄国是个公有制的大工厂，这个大工厂里所有的生产资料都归全体人民所有，这是第一个特征，全社会的公有制。第二条，联合劳动，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把资本家、地主、富农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所有的劳动者在一个大工厂里协作劳动，这是第二个特征。第三个特征就是实行计划经济，没有商品经济、货币，劳动者吃饭、穿衣、住房不需要到市场购买。劳动多少，给多少报酬，一天劳动八小时发八小时的劳动券，然后拿着劳动券到工厂的工人管理委员会领取八小时的劳动报酬，这是按劳分配，也是第四个特征。实际上，列宁在作这样的设想时忽略了马克思所讲的，即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成熟、生产关系再也不能容纳生产力发展的前提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是这样的，但俄国革命是在并没有达到生产力已经高度成熟、生产关系再也容纳不了俄国生产力发展的这种情况下取得革命成功、建设社会主义的，而是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的，忽略了生产力高度成熟、生产关系再也容纳不了生产力发展的前提条件。可以看一看，到今天，也不能说资本主义没有生命力了，一些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关系经过不断改良与调整，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够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在俄国这样相对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到底怎么搞，恐怕不能照抄照搬马克思恩格斯书本上讲的具体结论，一定要考虑到马克思恩格斯讲的社会主义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高度成熟的生产力，当时俄国不具备这个前提。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就要从俄国落后的实际出发。列宁在晚年写了八篇文章，就是探索在落后的俄国怎么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列宁提出了新经济政策，要搞合作社，搞国家资本主义，搞商品、货币，甚至可以引进外资。读过列宁关于俄国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八篇文章，就可以看出列宁是怎么探索俄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可以从中得到启发。但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设想没来得及实施，就去世了。列宁去世后，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逐步形成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当然，对斯大林体制要历史地看。历史地来看，正是有了社会主义的计划体制，把全部人力财力物力集中起来，才有苏联战胜德国法西斯的胜利。当然，根本原因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有生命力。但仗打完后，搞社会主义建设，再搞计划经济恐怕就不行了。在苏联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斯大林也大体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特征的具体结论，搞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搞全社会的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等。当然，斯大林也没有完全按马克思恩格斯的结论办。例如，他说，公有制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全民所有制，一种是集体所有制。他还认为，在生活资料范围内可以有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但在生产资料生产范围内是计划经济。斯大林虽然有所突破，但整体上形成了僵化的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影响了人们的积极性。东欧是照抄照搬斯大林模式，有句笑话是“莫斯科下雨，索菲亚、布拉格打伞”，照抄照搬就是教条主义。中国一开始建设社会主义也在一定程度上照搬了斯大林模式的一些作法。可以看出，离开本国实际照抄照搬书本上的个别论断，这是第一条教训。所以，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就提出来了。
第二个错误就是离开生产力。离开生产力，有两个“离开”，第一个“离开”是离开本国生产力的实际。不管本国生产力的高低，都按马恩讲的高度成熟生产力的办法去办，恐怕有问题。俄国比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要落后，中国比俄国还落后，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在某种程度上离开了中国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具体条件。第二个“离开”是离开发展生产力，没有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李银桥在回忆毛泽东同志的文章中讲到，1956年，毛泽东让身边警卫人员回家，说，你们都回家去，一是回家看看，一是搞点调查研究，到底老百姓生活怎么样。其中一位警卫员带回来两个糠面窝窝头，对毛泽东同志讲，我可不敢讲假话，我家里乡亲们现在还吃这个东西。当时毛泽东同志就将两个窝窝头掰开，分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同时自己也拿了一块，一边吃一边流泪说，真不应该，解放已经好几年了，老百姓还吃这个，要尽快想办法，让全体人民都吃上白面馒头。让全体人民都吃饭，这个想法天经地义，没有错误，问题就出在主观上要尽快让全体人民都吃上白面馒头。中国人解决吃饭问题，绝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要解决吃好问题就更难了。在很短时间内解决吃饭问题，当时采取了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建立先进的生产关系，用先进的生产关系把落后的生产力带动起来。然而拔苗助长，欲速而不达。用拔高生产关系的办法解决问题，以为用先进的生产关系就能把落后的生产力带动起来，所以一个劲地搞纯之又纯、大之又大的公有制，互助组慢，搞初级社；初级社，还是慢，搞高级社；高级社，也是慢，就搞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就是“一大二公”的产物。当时歌里唱到，“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试图通过人民公社这座金桥，一下子就到共产主义天堂。公有制越大越好，越纯越好。城市所有个体户全部都合作化，成为城市集体企业，消灭一切个体所有制，结果破坏了生产力。第二个办法是狠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毛泽东同志讲，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上、谁胜谁负问题上已经基本解决了，在意识形态领域，无产阶级战胜资本主义问题还没有解决。生产力中最主要的因素是劳动者，“左”的理论认为，影响劳动人民积极性的最大的因素是私心，只有解决了私心，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抓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人才有积极性，工作才能上去。抓阶级斗争，才能调动劳动人民的积极性。然而，狠抓阶级斗争，结果是脱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因为人民群众需要一定物质利益，需要一定物质刺激，才有积极性。现实老百姓的思想觉悟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靠抓阶级斗争，越抓意见越大。只有给人民群众以合理的物质利益满足，才能调动人的积极性。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离开了落后生产力的实际，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结果出了大问题，破坏了生产力。所以离开了生产力来建设社会主义，这是第二个错误。这个错误引出“怎么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重大课题。邓小平同志讲，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一定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反对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本质。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把生产力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不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贫穷的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同时，明确提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就是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就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走中国人自己的道路。什么是一切从实际出发？首先就要从本国的生产力发展实际状况出发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其次，不要照抄照搬别国的经验和模式，走自己的道路。这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的回答，这个回答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指导中国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伟大事业。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执政党”的回答，科学发展观是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么发展”的回答，同时他们又都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回答。
第二个问题，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毛泽东同志回答了“在落后的中国，在农民、小资产阶级占多数的国家里，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无产阶级政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提出了从思想上建党的重要思想。
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邓小平同志提出执政党建设的问题，要求回答“执政党是一个什么样的党”这个重大问题，提出了新时期的党建思想。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性地回答了“进入新世纪，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党建理论。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根据十六大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地、兢兢业业地抓执政党的建设，特别突出抓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问题，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进一步丰富了执政党建设思想。
第三个问题，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科学发展观是在继承我们党关于发展问题的思想基础上形成的。邓小平同志十分强调发展、首先是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意义。为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那样强调发展问题？这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阶段，即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历史方位决定的。邓小平同志指出，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考虑一切问题都要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生产力不能满足这种需求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经济建设是中心要求。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主题可以归结为发展。当然，发展首先是发展生产力。
邓小平同志不仅强调发展生产力，还拟定了中国发展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提出了实现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邓小平同志指出，发展的第一步，到20世纪80年代末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基本实现温饱；发展的第二步，是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发展的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同志总结了多年的发展思路，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的科学论断。并强调发展需要一定的速度和数量，但不单是速度和数量。要实现速度与效益、质量与数量的统一。这些构成了邓小平同志关于发展的思想。
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第一个代表就是代表先进生产力，也就是要不断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把发展生产力提高到了党的性质、党的建设的高度来认识，把发展生产力同党的执政理念、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联系在一起。“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发展思想，提出了“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并且十分强调要全面理解发展问题；提出要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提出要把握好发展、稳定和改革的关系；处理好建设与效益、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提出关键要更新发展思路，要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由粗放型转变到集约型。这不仅从理论上丰富了邓小平发展思想，而且对中国的发展思路作了战略调整。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在总结国际国内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提出“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的发展新理念，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论推向一个新的高度。科学发展观针对我国在新世纪新阶段发展的新问题、新要求和新任务，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胡锦涛同志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务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是解决中国发展所必须遵循的指导思想。
第四个问题，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在解决前两个问题的过程中，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回答了“在中国，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邓小平同志正是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很好地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解决了在中国这样的落后条件下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问题，怎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回答的是革命的问题，把剥削阶级的命革掉，把反动政权推翻，把“三座大山”推翻。但怎么样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起来，毛泽东同志没有很好地回答。邓小平同志对这个问题做出了明确的回答。
邓小平同志科学地回答了“在落后的中国，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当然这个问题还没有回答完结。他把第二个问题，“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特别地提出来了，也给予了一定的回答，也回答了发展问题，从而出色地回答了第四个问题，“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当然这四个问题还需要继续回答。今天，这四大课题仍然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要回答的基本问题。
要回答以上四个问题，必须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是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从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我们党正是在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题的“四大问题”的过程中，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三 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最关键的是树立马克思主义的学风
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最关键的是解决好学风问题，不解决好学风问题，这些都会落空。
（一）学风问题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
学风问题指的是什么呢？这里所说的学风问题不是指一般学校、一般科学研究中的学习风气问题，而是指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问题。学风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问题。必须坚持和弘扬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学风。
学风问题有三层含义：一是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有的放矢，要不断针对新的实际学习；二是学习马克思主义要学以致用，为解决实际问题而学习；三是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有所创新，在实践中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以指导新的实践。这三层含义归结起来就是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
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就有一个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即学风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历来对学风问题是十分重视的，特别是革命转折的关键时刻，我们党尤其重视学风问题。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了整风运动。他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的一次重要的演讲中，尤其强调了学风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他说：“现在我们的党还有什么问题呢？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是没有问题的，党的工作也是有成绩的。”“那末，究竟我们的党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呢？我讲，还是有问题的，而且就某种意义上讲，问题还相当严重。”[23]毛泽东同志讲的这种严重问题指的是什么呢？毛泽东同志讲，主要是三种风气不好：一是学风不正，有主观主义的毛病；二是党风不正，有宗派主义的毛病；三是文风不正，有党八股的毛病。他强调指出：“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既然是这样，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24]对于毛泽东同志关于学风问题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的论断，一定要充分重视。毛泽东同志认为，学风、文风也是党风。把学风提高到党风的高度来重视，并把它作为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予以强调，是值得我们结合实际来深刻领会的。联系毛泽东同志的论述，再看看今天，我们党的理论已定，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路线已定，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确立的正确路线。党的一切大政方针已经非常明确，那么，我们党现在还有什么问题呢？按照党中央的分析，学风问题就是影响我们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问题。
为什么说学风问题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党的三代领导集体都这么重视学风问题？
第一，学风问题的重要性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所决定的。我们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指导思想，这就决定了我们党必须重视理论问题，必须重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毛泽东同志讲，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我们正是靠着这样一个理论武器，才找到了中国解放的道路。自从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接受了这个科学理论，中国革命的面貌才为之一新，才找到了解放中国的正确方向。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这是写进党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发展——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在七大写进了党章；党的十五大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了党章；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进党章；党的十七大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加以整合，把科学发展观写进党章，这都充分证明了我们党十分重视理论问题，十分重视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如果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出了问题，学风不正，就会出现灾难性的后果。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教条，脱离了本国的实际，就会给党的事业造成极大的危害。
学风不正的极大危害还在于，可能导致人们怀疑和否定马克思主义。譬如说，在“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盛行的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给中国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阶级斗争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的观点，在我们党夺取政权的革命时期必须坚持阶级斗争。但在取得政权之后，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依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就脱离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实际。这样就可能产生两种结果：一种是重新认识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的地位和作用；另一种是由否定阶级斗争进而否定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不灵了，过时了。学风不正不仅会给党的事业带来巨大的损失，而且会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反面。
第二，学风问题是关系到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重要问题。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和国际共产主义历史中可以看到，在革命和建设的转折时期和关键时刻，如果学风不正，会给党的事业带来多么巨大的损失！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但是王明从本本出发，认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否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导致了中国革命的重大挫折。经过遵义会议，我们党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才扭转了败局，使中国革命重新走向胜利。1956年，党的八大路线是正确的，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而得出的正确路线，但这一正确的路线未能贯彻下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脱离了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基本完成的现实，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阶级斗争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存在的实际，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导致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走了一大段弯路，蒙受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粉碎“四人帮”之后，1976～1978年，徘徊两年，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坚持一切照毛主席的话办事，强调“两个凡是”。如果按照“两个凡是”，毛泽东同志讲错的，也要照办，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也要照搬。这实际上恰恰是违背了毛泽东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突破了“两个凡是”，恢复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优良学风，一切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这才有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第三，学风问题是衡量我们党是否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准。一个党成熟不成熟，学风正不正是一个重要的标准。学风正，学风问题解决得好，坚持根据本国实际来解决问题，这表明党是成熟的，反之，则表明党是幼稚的、不成熟的。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来看，从1921年建党一直到现在，我们党就是从幼稚逐步走向成熟的，也是学风问题一步步解决得比较好的过程。党的七大，标志着我们党是成熟的，因为七大的学风正。经过延安整风，经过对遵义会议之前失败教训的总结，我们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有了一个透彻的了解，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从而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我们党的指导地位，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成熟的路线和纲领，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加成熟，因为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学风问题被解决得更好，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而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
第四，学风问题说到底是世界观问题。学风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管总的大问题，因为它与世界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以实践的、发展的、创新的观点来对待马克思主义；一种是以教条的、静止的、僵化的观点来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两种态度的关键分歧在于，是从本本出发，还是从实际出发。从哲学上来讲，从实际出发，就是坚持从实践到认识，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一种哲学世界观。邓小平同志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25]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进一步概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我们党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的世界观。正是依靠和运用这个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有了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和发展，才有了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创立和发展，才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和发展。所以，没有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就不会有一个科学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有一个科学的学风。
第五，学风问题是党风问题。毛泽东同志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指出：“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只要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是整齐的，步调是一致的，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末，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被我们打倒的。”[26]陈云同志说：党风问题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学风问题是党风问题，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学风不正，是最大的党风不正，只有学风正，党风正，我们的事业才会前进。
（二）是从本本出发，还是从实际出发，这是对待马克思主义根本态度的分歧点，是采取什么样学风的分水岭
学风问题不解决，我们党就很难解决理论武装的问题，也很难进一步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际上，对于学风问题，我们党一贯是十分重视的。早在1930年，毛泽东同志就写出了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他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27]提出了反对本本主义，即教条主义的任务。在1942年，毛泽东就尖锐地批判了当时存在的主观主义学风，指出这是“一种不正派的学风，它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它是和共产党不能并存的”。[28]他批评，“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的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到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应该作启蒙运动。那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地对他说，你的教条一点什么用处也没有。”[29]毛泽东领导的整风运动，就是端正全党学风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在1978年，邓小平同志针对有些人坚持的“两个凡是”的观点，坚决反对一切从本本出发的教条主义的坏学风，强调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他有针对性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30]邓小平同志把学风问题提高到亡党亡国这样一个高度来认识。
当前，学风不正主要表现在：一是形式主义。只注重造声势，做表面文章，不注重学习的实效。二是实用主义。学习理论断章取义，各取所需。三是经验主义。持这种态度的人轻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认为关键在干，学得再好也没用，一切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四是教条主义。持这种态度的人不去弄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所在，只会囫囵吞枣，照抄照搬，甚至言行不一。这四个表现是当前理论学习中存在的学风上的主要问题。学风决定文风。学风不正，文风必然不正，文风不正也是学风不正的一个表现。套话、空话、官话、废话连篇累牍是文风不正的突出问题。有的文章“下笔千言，离题万里”，就像有的小商贩卖的包子，咬到底也吃不到肉一样，空洞无物。学风问题严重影响着我们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的进程，也影响着我们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解决改革和发展中一系列现实问题的进程。正因为学风不正，造成当前理论学习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学习的自觉性不高。真正认真学习、学进去、解决问题得还不多。许多人忙于应付，忙于应酬，时间抓的不紧。“人人都说学习忙，灯下学习见几人？”第二个问题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解，特别是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缺乏全面性。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要结合实际，带着问题学，边学边思索，要全面、系统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要抓住精髓，抓住实质，一些同志在这方面做得不够。
（三）学风问题的关键是理论联系实际
学风问题的关键是理论联系实际。什么是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说明和解决实际问题。这就是通常讲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实际相结合。为什么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联系实际？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实践性，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把理论同各国的实际相结合。正因为马克思主义有这样一个根本特性，决定了我们党必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高度重视理论和实际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采取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没有这样一个学风，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有生命力，就不会随着革命和建设的发展而不断走向胜利。马克思主义的学风问题，关键是理论联系实际，关键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和解决本国的现实问题。纵观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脉络，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欧，分析了当时资本主义的实际状况，从这个事实出发，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论。马克思主义继续往东发展，到了俄国，列宁的党和西欧一些社会民主党对待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两种态度。西欧一些社会民主党，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了教条主义或修正主义的错误态度，结果导致机会主义。列宁领导的党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态度，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站住了脚，具有了生命力。马克思主义继续往东发展，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结合中国革命实际，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之后，邓小平同志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结合当代中国建设实际，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脉络来看，什么时候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什么时候就有发展，什么时候不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什么时候革命和建设就会受到挫折甚至失败。
理论联系实际，必须做到两点：一是有的放矢，二是学以致用。毛泽东同志讲，马克思主义者怎么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呢？他用了一个十分生动的比喻，叫做“有的放矢”。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我们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去射中国革命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的是应用。他说：我们党的理论水平究竟是高还是低呢？他说比过去高了一些，但与中国革命运动的丰富内容来说，理论方面是不相称的，是非常落后的。他对当时的理论状况做了严肃的批评，他说对革命实践的重大问题我们还没有完全解决，还没有创造出一个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理论。有些个别理论家只会背诵马克思的词句，不算是理论家。只有说明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才算是真正的理论家。他强调：“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成死的教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也要定这个规矩，看一个学生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怎样看中国问题，有看得清楚的，有看不清楚的，有会看的，有不会看的，这样来分优劣，分好坏。”[31]这段话，毛泽东同志讲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就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关键在于应用。
毛泽东同志的这些十分重要的观点，说明了学风问题从根本上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问题，是能不能理论联系实际，能不能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的问题。在我们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这两个都有片面性，都会给党的事业造成危害。在这两种主观主义中，教条主义更为危险，因为教条主义容易装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面孔。毛泽东同志实际上又讲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就是反对教条主义是一个根本的任务。民主革命时期，我党受过两次严重挫折，一次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一次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他们在政治路线上表现虽然不同，但思想根源都是一个，理论脱离实际，犯教条主义毛病。毛泽东同志在危难之机挽救革命和党，从根本上说是战胜了教条主义，理论联系实际，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理论联系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实际问题，必须解决两个实际：一个是工作实际，一个是思想实际。马克思讲，无产阶级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要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要联系和解决好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这两个实际。客观世界的实际，就是工作实际，包括国内外大局的实际、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个人具体工作的实际。主观世界的实际，包括个人的思想实际，如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作风操行、政治思想状况等；党内和社会上带有普遍性的思想实际，如社会风气、干部群众的思想状况等。联系客观世界的实际也好，联系主观世界的实际也好，都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认识、分析和解决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两个方面的问题，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解决两个实际的问题：一是解决能力问题，即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工作实际的能力；一个是解决品德问题，即提高思想政治素质、道德作风素质。解决两个实际，归到一点，都是要解决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问题，解决立场、观点、方法问题，解决学风问题。
树立一个良好的学风，说到底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要以发展、创新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如，马克思没有讲过的话，能不能讲呢？如，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有两种制度，前人就没有明确的讲过，难道后人就不可以讲吗？再如，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就是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从历史条件的变化来看，虽然马克思讲过了，但形势变了，个别结论也要改变。从历史的局限来看，马克思根本没有讲过也没有想过的话，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能不能讲呢？如，对垄断资本主义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见到，也没有想到。列宁见到了，列宁就可以再认识，提出新的论断。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当前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列宁没有见到，也没有想到，那我们也可以再认识，提出新的论断。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都在继续发展，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也都需要不断地再认识。
（四）真正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战略任务落实在实处
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是党中央向全党提出的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必须付诸实实在在的行动，切实取得成效。
第一，要在学习的规范化、制度化上下工夫。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每一项重大学习任务的实施，总是以建立、健全、完善、创新学习制度作保障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必须按照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研究制定各个层次的学习规划，在总结十六大以来学习制度建设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健全各级领导干部和普通党员学习制度，在全党形成学习的良好氛围，以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带动学习型社会建设。
第二，要在增强学习的针对性、实效性上下工夫。
全党无论普通党员还是党员领导干部，受教育程度不一，文化水平各异，不可能施以同样的学习内容、学习形式和学习方法。必须针对不同部门、职业、民族和文化层次，制定不同的学习指导计划，提出不同的学习要求，规定不同的学习内容，提倡多样化的学习形式和学习方法。要特别重视农村、城市社区和非公经济领域党组织、党员的学习问题。
第三，要在学习内容的大众化、普及化上下工夫。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等，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的重要内容。由于教育背景和文化水平的差异，一个高级干部和一个农村干部，或一个教授党员和一个农民党员，对这些学习内容的理解程度也就不同。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首要任务，对基层党组织、基层党员和基层群众而言，大众化显得尤为必要。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只有用平实质朴的语言讲明白了，才会被理解和接受，才会发挥其应有的学习和教育作用。
最后，以《礼记·中庸》第二十章中的一句话作为结尾，与大家共勉：“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说的是为学的几个层次，或者说是几个递进的阶段。“博学之”意味着为学首先要广泛的猎取，培养充沛而旺盛的好奇心。好奇心丧失了，为学的欲望随之而消亡，博学遂为不可能之事。“博”还意味着博大和宽容，唯有博大和宽容，才能兼容并包，使为学具有世界眼光和开放胸襟，真正做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博学乃为学的第一阶段，越过这一阶段，为学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审问”为第二阶段，有所不明就要追问到底，要对所学加以怀疑。问过以后还要通过自己的思想活动来仔细考察、分析，否则所学不能为自己所用，是为“慎思”，即第三阶段。“明辨”为第四阶段。学是越辨越明的，不辨，则所谓“博学”就会鱼龙混杂，真伪难辨，良莠不分。“笃行”是为学的最后阶段，就是既然学有所得，就要努力践履所学，使所学最终有所落实，做到“知行合一”。“笃”有忠贞不渝、踏踏实实、一心一意、坚持不懈之意。只有有明确的目标、坚定的意志的人，才能真正做到“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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