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低碳发展是中国城市化的必然选择

    按照世界城市化的一般规律，中国目前已经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作为一个拥有全球1/4人口的大国，未来10-15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仅决定着中国的未来，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全球的发展。

    2.1.1中国的城市化影响21世纪全球发展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着名经济学家、世界银行副行长、原克林顿总统经济学顾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1943-）教授认为：“美国的高科技和中国的城市化将会是影响21世纪全球发展的两大重要事件。”

    为什么中国的城市化将会影响21世纪全球发展？

    迄今为止，世界城市化经历过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发端于欧洲，以英国为代表，伴随着工业革命，从18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前后经历了200年时间，欧洲基本完成城市化。第二次浪潮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以美国为代表，1860年美国的城市化率为20%，到了1950年达到71%，经过100年时间北美洲完成了城市化。第三次浪潮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发展中国家，拉美等国经过50余年的发展于20世纪末基本完成了城市化进程，但由于在经济、政治及社会等各方面出现了许多严重的问题，被公认为是一种失败的城市化；而真正能够代表第三次浪潮主流的是中国的城市化（里夫金，2012）。

    从城市化的人口规模看，第一次浪潮时为2亿左右，第二次为2.5亿，第三次浪潮达10亿左右，其中中国6亿~8亿人口（仇保兴，2009），中国的城市化将全面改变世界的人口生态和城市格局。

    从城市化的道路来看，纵观大国的城市化之路，要么是向全球掠夺资源来支撑本国的发展（欧洲、美国），要么迫于本国人口、环境和资源的压力，通过对外移民来降低城市化的风险（墨西哥）。第一次城市化浪潮，欧洲国家向美国移民总数达到5000多万，如爱尔兰，就有一半以上移民美国。

    第二次浪潮时，移民数量进一步扩大。当时美国大部分国民是外来移民，这种大移民的趋势是全球城市化在美国的缩影。

    第三次浪潮移民规模更大，仅墨西哥一个国家就向美国移民4000万以上。中国不能走这样的道路。但中国能不能关起门来搞城市化，或怎样“关门”，绝不仅仅取决于中国自己。

    从城市化的影响面看，第一、二次城市化浪潮时期的全球化程度较低，主要是在工业化推动下实现了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对欠发达地区的影响更多体现在掠夺和剥削上；第三次城市化浪潮的动力是工业化和全球化，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和市场化，中国既可以是“世界工厂”，也可以发挥服务业的推动作用，成为“世界办公”之地，中国的发展与世界息息相关。

    从城市化的发展背景看，与第一次、第二次浪潮相比，中国城市化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第一、第二次城市化浪潮时国际市场能源和原材料的价格都比较低，第三次时资源类产品价格明显提高，到了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期，国际上能源和资源的价格极高。美国开始推进城市化时，原油价格只有5美元一桶，现在的油价却上涨到100美元。在第一次城市化浪潮时，人类尚未认识到生态环境对城市化的制约，只要能居住就业，城镇就会很快发展起来。当时许多新城镇都建在煤矿、铁矿、棉花产区，被称为蘑菇城，意谓城镇像蘑菇一样快速成长；第二次城市化浪潮时，对环保的要求就提高了。此阶段应运而生的现代城市规划学基本上基于公共卫生、生态环境保护和城市美化三大运动。第三次城市化浪潮对环保要求进一步提高。1972年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与环境”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各国开始重视人类和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第一次正式在国际社会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1992年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正式确立了可持续发展作为当代人类发展的主题。然而到了中国推进城市化的时候，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面临着同一个问题，就是全球气候变化。气候变化正在深刻影响着全人类的命运。

    中国现在的二氧化碳排放是世界第一，虽然国内采取了很多积极的措施，但增速还是比较快的。中国的人均排放也接近于或者是相当于国际上的人均排放水平，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在国内实行科学发展方面，中国确实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国际上，经济增长和温室气体的排放有一个规律：随着经济的增长，二氧化碳的排放或者温室气体的排放也在增加；当经济增长到一定的水平，二氧化碳的排放会出现稳定；然后出现拐点，随着经济的增长，还会下降。中国现在正处于爬坡的阶段。中国在警惕西方国家使用资源、环境“两根大棒”打压的同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必须关注全人类的命运。

    2.1.2中国的城市化进入发展加速期和成长关键期

    1979年，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Ray M.Northam）在其《城市地理》一书中把世界城市化发展过程所经历的运动轨迹形象地概括为一条稍被拉平的S形曲线，即城市化率在30%之前和70%之后发展相对缓慢平稳，在30%-70%之间发展最快。（图2-2）中国目前正处于这样一个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区间。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的城市发展亦有悠久的历史。然而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由于深受重农抑商的社会制度约束，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呈现长期的超稳定性特征。而作为社会结构转换的城市化现象是近现代工业化的产物，城市化在中国的启动日程一直推延到20世纪中期。1949年中国城镇人口比重为10.64%，刚刚达到10%的国际城市化起步标准。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及随即开始进行的大规模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进程才在中国启动。根据城镇人口比重的变化情况，中国 50年的城市化进程大致经历了4个时期。

    一是城市化健康发展时期（1949-1957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中国城市化进程也随之启动。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中国很快进行了大规模城市建设和城市改造。1953年开始实行国民经济的第一个5年计划，拉开了工业化的序幕，依托城市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1953年是中国城市化的真正启动之年。这一阶段中国城市化起步在很大程度上与工业化起步密切相关。

    二是城市化曲折发展时期（1958-1978年）。1958-1960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所谓“大跃进”运动，出于政治动机提出一些严重脱离实际的生产指标。为了实现这些指标，全国各行各业掀起大炼钢铁的热潮，这一阶段城市人口剧增。

    这种城市化进程完全违背了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发展规律，是一种不正常的城市化。大跃进使中国经济陷入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困境，中央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城市发展方面实行了反城市化政策。在这一时期，城镇人口绝对数量减少。1960年政府宣布“三年不搞城市规划”，1964年则更进一步调整了市镇建制标准，撤销了一批城市和大量城镇，中国城市化进程出现倒退的状况。

    从1966年开始，中国发生了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在此期间，城市企业大面积停产，农村生产无序，国民经济衰退到了崩溃的边缘。在这一阶段，由于组织了大量城市人口外迁等原因，中国城市人口数量锐减，城市化进程处于停滞不前状态。

    三是城市化初步发展时期（1979-1996年）。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确立了通过改革开放促进发展和现代化的方针。在这一时期，改革中心在农村，并逐步在城市进行试点。由于经济的复苏与发展，国家开始重新重视城镇的发展，并适时适度地在1979年前后实施了一系列新的政策，从而使城镇人口、特别是大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加快。1983年以来，随着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小城镇和农村集镇得到迅速发展。1984年国家颁布了新的户籍管理政策，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镇务工经商和进镇落户；同时国家又调整了60年代以来的市镇建制标准，从而使全国城镇数量迅速增加。另外，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全国城市经济开发区不断增多，特别是沿海地区一些大城市通过设置各类开发区，使城市面积和城市人口大幅度增加。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目标和基本框架，城市作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心，其地位和作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中心城市均得到发展，城镇数量迅速增加，城镇人口比重也明显上升，达到了城市化快速阶段的临界标准。

    四是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1997年至今）。1996年中国城镇人口比重为30.48%，城市化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城市化得以快速发展，主要是源于以下三个原因：首先，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依靠严格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来控制城镇人口规模的传统模式已经在事实上失效；其次，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分散于广大农村地域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乡镇企业为提高市场竞争力而进行生产要素的重组，从而推动更多的乡镇企业向城镇集聚；最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长期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推动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加速。

    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截至2011年11月1日，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5575306人，占49.68%；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149546人，占50.32%。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增加207137093人，乡村人口减少133237289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3.4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2010）。预计未来10-15年，中国城镇化仍将保持年均1%左右的增长速度。

    按照这样的速度，中国每年将有1300万左右的人口从农村迁入城市。

    由此可见，虽然中国城市化进程起步晚、水平低，并且一波三折，但城市化是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且近年来中国高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已经成为世界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推进器（Lieberthal Kenneth，1995）。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其意义早已超出国界的范围。

    2.1.3低碳发展是中国城市化的基本路径

    城市作为集约人口、集约经济和科学技术文化的区域空间，在经济发展、文明传播以及解决世界上最复杂最迫切问题的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据世界银行专家估计，当前城市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至少能带动GDP1.5个百分点（付晓东，2005）。但是，正如联合国的一份报告指出的那样，虽然城市面积只占全世界土地总面积的2%，却消耗着75%的世界自然资源，产生着占世界总量75%的废弃物。“城市化极可能是无可比拟的未来光明前景之所在，也可能是前所未有的灾难之凶兆。所以，未来会怎样就取决于我们当今的所作所为”（沃特·恩道，1996）。

    中国城市在发展中面临着三项严峻的挑战：

    第一，城市中的能源消耗急剧增加。2010年，全国的能源消费总量为324939万吨标准煤，电力消费量为41934.5亿千瓦时，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的电力消费总量为21834.6亿千瓦时，为全国的52.1%。在城市的生产活动中，传统工业依然占据主要的地位，《中国统计年鉴2012》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的三次产业结构为10.0∶46.6∶43.4，三次产业贡献率为4.6∶ 51.6∶43.7，其中工业对GDP的贡献率达到49.2%。中国城镇既有建筑约150亿m2，并且以每年10亿m2的速度增加。中国城市与发达国家相比，城市住宅能耗高出3.5倍，每平方米建筑用钢55kg，比发达国家平均高出20%。中国机动车保有量快速增加，特别是近5年来，年均增量达1591万辆，2011年全年增加1773万辆。随着城市化的进程，每年上千万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将导致城市能源消耗总量不断增加。

    第二，在城市，能源利用导致的城市环境问题日益突出。

    城市空气质量、水环境质量、交通噪声、城市固体垃圾处理等与环境密切相关的指标虽然逐年得到改善，但是依然还存在严重问题。例如，受城市规划、公共交通配套建设、机动车保有量和尾气排放标准等因素的影响，机动车尾气排放已经成为中国大城市空气的第一大污染源。2011年全国统计公报数据显示，当年整体空气质量评选中依然有4个城市处于“劣三级”状态。2010年，全国废水排放量达到2374732万吨，其中地级以上城市排放量达到2254365万吨，占全国废水排放量的94.9%。

    第三，能源和环境问题同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各种活动密切相关，具有长期性和惯性，非常复杂。当前的城市治理制度没有纳入低碳目标，因此，城市建设缺乏合理的设计与规划。以中国城市中的能耗“锁定效应”为例：大型的设备、基础设施以及个人大件耐用消费品一旦投入使用，其能源的来源和效率将会保持一定的水平。如果在修筑时缺乏必要的规划和节能设计，有可能在未来十几年中将当地能源的使用锁定在一定的程度上没有办法进行大规模的衰减（张坤民，2008）。同样，居民的能源消费习惯对于城市长期发展也有深远的影响，而当前的城市治理机制在引导居民正确消费方面功能还不健全。中国进入城市的快速发展期，还将经历一个城镇人口急速膨胀的发展阶段。在消费方式上，是遵循大型住房、大排量汽车的模式，还是提倡节约型的消费模式，中长期而言会造成截然不同的发展结果。据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总保有量达2.33亿辆，汽车保有量达1.14亿辆，与2011年年底相比，增加826万辆，增长3.67%。全国8个省的机动车保有量超过1000万辆，其中山东省和广东省机动车保有量超过2000万辆。全球汽车保有量约为10亿辆，中国占了10%。中国的汽车保有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汽车保有国。同时，2012年2月，北京的机动车保有量首次突破500万辆，随后深圳突破200万辆的大关，汽油消耗和尾气排放都直线上升。

    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是无约束地排放温室气体。发达国家一般来说在人均GDP40000到50000美元的时候，温室气体排放才开始下降。迄今为止，多数发达国家（以美国为代表）和拉美等完成城市化的发展中国家（以墨西哥为代表），走过的是一条以“城市低密度蔓延、私人轿车为主的机动化和化石燃料为基础”等为特点的粗放的城市化发展道路。目前美国以占世界5%的人口消耗着约占全球25%的各种资源、能源。如果中国、印度步美国之后尘，则需要大约三个地球的资源来支撑。这对中国的发展和全球的未来都无疑是一场灾难。

    中国现在人均GDP只有5000多美元，人口多、排放总量大。中国绝不会沿袭发达国家传统的发展方式，必须走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能不能在人均GDP比发达国家减一半甚至更低的时候出现这个拐点，关键是看选择什么样的城市化的发展模式。为此，中国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提出了碳强度下降的目标，摒弃发达国家在19世纪工业化初期采用的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发展模式，坚持低碳发展，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遵循环境友好型的低碳模式，建构多中心、紧凑型、网络化的城市空间格局，发展公共交通和轨道交通，提倡低碳建筑和公共住宅，转变居民消费观念，促进科技创新能力，提高城市能源的利用效率，增加可再生能源比例，实现人口、资源、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最终建立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为特征的低碳城市。

    2.2中外低碳城市建设实践与启示

    在全球应对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如何既能减少单位经济规模的碳排放，又能保持城市发展及城市建设活动的可持续性，成为当前国际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面对温室气体减排和能源安全的严峻挑战，融合低碳经济和低碳社会发展的低碳城市发展路径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理想选择。建设低碳城市是节能减排和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途径，是解决当前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迫切需要，也是在能源短缺背景下寻求长远发展的必然选择，将引领未来城市建设的发展趋势。

    2.2.1国外关于低碳城市建设的实践探索

    进入21世纪，旨在降低人类活动造成的碳排放的“低碳”发展模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遍认同，并成为新时期人类发展的目标。从利用更少的环境资源消耗，产生更少的环境污染，但是获得更多的经济产出的“低碳经济”，到提倡减少碳排放的新的生活方式和治理模式的“低碳社会”概念，低碳理念在生产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迅速地推广。各国纷纷从国家层面推出相应的规划和计划，确认低碳理念在国家发展方向上的指导地位。

    （1）丹麦模式——低碳社区。丹麦低碳城市发展的典型代表是低碳社区。低碳社区主要是从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和减少碳排放的国家能源政策目标出发，努力发挥地方政府在节能应用中的先锋作用，大多采取以低碳化节能示范性项目为先导进行社区节能实践。丹麦Beder的太阳风社区（Sun &Wind Community）是由居民自发组织起来建设的公共住宅社区（Cohousing Community），竣工于1980年，共有30户。

    社区的名称“太阳风”映衬了社区以太阳、风作为主要能源形式的特点，强调尽量使用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降低能耗和节约能源，采用主动式太阳能体系。太阳能满足了该社区30%的能量需求，风能占该社区能量总消耗的10%左右。同时，在公共用屋的地下室还设置了一个固体废弃物（主要是木料）焚化炉，在室外温度低于华氏23度时集中为居民供热。

    此外，在社区内一块菜园加强了区内的物质循环，增加自然景观的生产性，减少对外界资源的依赖，减少运输能耗。目前，在丹麦的陆上和海上共安装了5000多台风机，总装机容量达3200MW，这些风机为整个国家提供了大约20%的电力供应。

    2009年，丹麦的哥本哈根宣布到2025年，有望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碳中性城市。其计划分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目标是到2015年将全市二氧化碳排放在2005年基础上减少20%，第二阶段是到2025年将排放量降为零。为此，哥本哈根市政府计划在6个领域实施50项政策措施建设低碳城市，涉及大力推行风能和生物质能发电，实行热电联产，推广节能建筑，发展城市绿色交通，鼓励市民垃圾回收利用，依靠科技开发新能源新技术等方面。

    （2）英国模式——应对气候变化的城市行动。为了推动英国尽快向低碳经济转型，英国政府于2001年设立碳信托基金会（Carbon Trust），碳信托基金会与能源节约基金会（Energy Saving Trust，EST）联合推动了英国的低碳城市项目（LowCarbon Cities Programme，LCCP）。首批三个示范城市（布里斯托、利兹、曼彻斯特）在LCCP提供的专家和技术支持下制定了全市范围的低碳城市规划。城市规划重点在建筑和交通两个领域推广可再生能源应用、提高能效和控制能源需求，促进城市总的碳排放降低，各种措施的制定、实施和评估都以碳排放减少量为标准，同时强调技术、政策和公共治理手段相结合。

    （3）瑞典模式——可持续行动计划。瑞典是世界上最早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国家之一，在解决环境问题时，瑞典不仅关注新能源开发利用，还重视人类社会对于环境依赖行为的研究，进而从国家经济状况、法律环境、社会环境出发，制订综合性的可持续发展方案。瑞典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成就主要体现在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情况下，污染物排放大幅度减少，环境质量优异，自然资源和生态保护良好，已实现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的良性发展。

    （4）日本模式——低碳社会行动计划。作为《京都议定书》的发起和倡导国，日本提出打造低碳社会的构想并制订相应的行动计划。日本提出低碳社会应遵循的原则是：减少碳排放，提倡节俭精神，通过更简单的生活方式达到高质量的生活，从高消费社会向高质量社会转变，与大自然和谐生存，把保持和维护自然环境作为人类社会的本质追求。2004年，日本环境省设立的全球环境研究基金成立了“面向2050年的日本低碳社会情景”研究计划。2006年，日本经济产业省编制了《新国家能源战略》，通过强有力的法律手段，全面推动各项节能减排措施实施。2007年，日本内阁会议制定《21世纪环境立国战略》指出，实现“可持续社会”的目标，需要综合推进“低碳社会”、“循环型社会”和“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的建设。

    2008年，日本内阁“综合科学技术会议”公布了“低碳技术计划”，提出了五大重点技术领域的创新。2009年，日本环境省公布了名为《绿色经济与社会变革》的政策草案，目的是通过实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措施，强化日本的低碳经济。

    （5）美国模式——低碳经济的发展之路。美国主张通过技术途径解决气候变化问题。2007年美国进步中心发布《抓住能源机遇，创建低碳经济》报告，承认美国已经丧失在环境和能源领域关键绿色技术优势，提出创建低碳经济的十步计划。同年，美国参议院提出了《低碳经济法案》，表明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有望成为美国未来的重要战略选择。

    2.2.2中国低碳城市建设的实践探索

    中国政府是第一个将节能减排列为国家发展重要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九五”计划明确表明国家将节能率确定为每年5%，并削减主要的污染物排放量。2009年12月，温家宝总理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领导人会议上庄严承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非石化能源占一次性能源消费比重达15%左右。结合中央政府提出的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确立科学发展观，以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目标，中国地方政府，特别是城市一级政府在建设低碳城市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积极有益的实践。

    （1）WWF（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低碳城市发展项目”。

    2008年1月，WWF启动了“中国低碳城市发展项目”，以期推动城市发展模式的转型，保定和上海成为首批试点城市。

    上海市在打造“低碳城市”的过程中，着重对建筑的能源消耗情况进行调查、统计，从办公楼、宾馆、商场等大型商业建筑中选择试点，公开能源消耗情况，进行能源审计，提高大型建筑能效。同时对公共建筑的物业管理人员进行培训，提高其节能运行的能力。保定市于2008年开始推进低碳城市建设，依托保定国家高新区能源和能源设备产业基地，以可再生能源产业打造低碳产业结构，继而推动低碳经济发展和低碳城市建设（世界自然基金会，2011）。

    （2）中英“崇明东滩生态城”项目。2001年上海规划将崇明定为生态岛，明确“崇明是上海未来城市发展战略空间”。

    2005年11月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英国首相布莱尔的见证下，中英双方签订了宏观合作协议，目标是把崇明东滩建设成为全球首个生态城市。

    （3）中新天津生态城项目。2007年年初，新加坡提出与中国政府合作建设生态城的意愿。按照新方的设想，生态城应体现“三和”、“三能”。即“人与人和谐共存、人与环境和谐共存、人与经济活动和谐共存”，“能实行、能推广、能复制”。最终确定在天津滨海新区内选址建设中新生态城。

    中新天津生态城充分借鉴了当今世界上先进的生态城市建设理念，编制了具有广泛指导意义的生态城指标体系、城市总体规划、绿色建筑标准、低碳产业促进办法等规范生态城市开发建设的一系列规定。

    （4）气候组织的“城市低碳领导力”项目。城市低碳领导力项目致力于推动城市低碳经济的发展，通过研究城市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所具有的优势，以及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协助城市政府制定促进当地低碳经济发展的、切实可行的激励政策，建立低碳生态城市联盟，发挥城市领导力，分享资源与最佳实践，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气候组织计划在中国发展15-20个“低碳城市”，如德州、贵阳等，建立低碳生态城市网络体系。策略是与地方政府、企业、金融机构、民间组织和科研院所等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以城市为基础促进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领导能力；推动城市低碳经济发展方面的制度创新，并以此推动低碳技术的创新和应用；考察当地的低碳技术水准，建立起国内外先进的低碳技术库，因地制宜地向不同城市推荐低碳技术的解决方案。

    （5）低碳世博。提高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成为上海世博会关注的焦点。通过在世博园规划、建设、运营中全面落实低碳措施；集中展示全球最新低碳成果；创新体制机制搭建世博自愿减排平台等成为全球倾力打造的低碳发展的典范。

    此外，深圳、厦门、南昌、杭州等城市也纷纷提出坚持低碳发展、建设低碳城市的发展战略。

    2.2.3中外低碳城市建设实践的启示

    （1）城市是国家低碳发展的关键平台。日本2010年名义GDP为54742亿美元，比中国少4044亿美元，中国GDP超日本正式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但是，由于技术水平和发展方式等原因，高速增长的经济背后却是低下的资源生产率和较高的污染排放强度。中国单位GDP的能耗是日本的11.5倍，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经济的高速发展和资源生产率的低下导致中国资源和能源消耗巨大，能源消耗在世界范围内的比重持续走高，中国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越发突出，如果继续保持目前的资源消耗率和污染排放水平，将对环境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害，威胁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稳定发展。城市作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中心，聚集了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口，城市的建筑、交通及工业部门消耗着世界75％的能源，产生着世界80%的碳排放。中国2011年的城市化率已经突破50%，达到51.27%，预计到2050年更要提高到70%以上。人们需要更多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以满足城市规模的扩张和人口的增加，这将导致更高的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随着城市化的进程，每年近千万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将导致城市能源消耗总量不断增加。一方面，城市作为国家大多数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地，可以从寻求侧推动低碳发展；另一方面，城市也是资源集聚地和创新中心，具有强大的资源调动力和影响力，能够为低碳发展提供解决方案。城市的发展是否低碳已经成为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抓住了城市就抓住了国家和区域低碳发展的“牛鼻子”。

    （2）建设低碳城市是解决城市发展困境的重要措施。建设低碳城市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动国家和区域低碳发展的一个重要着眼点和落脚点，同时也是解决城市自身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系统解决方案。随着不断加快的城市化进程，城市扩张速度越来越快，城市环境污染、交通拥堵、垃圾围城、用地紧张等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城市也因此变得越来越脆弱，频繁发生的气象、地质灾害威胁到了城市的正常运转，用能高峰频繁的拉闸限电严重影响城市居民正常的生产生活，办公、居住、购物的空间分离导致的“钟摆式”人流使城市不堪重负，无处不在的交通拥堵使人们的出行效率十分低下。国内外低碳城市建设的实践证明，形形色色的“城市病”有可能在低碳城市的建设理念和行动框架下得以缓解并最终得到解决。

    低碳城市是城市发展模式的创新。人类社会自从有了城市，城市就承载了人类大多数梦想与灾难。城市形态的出现第一次把人类分散居住的状态集中到城市里，同时，城市也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家园，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Ewing R.etal，2008）。如果说传统的商业贸易城市支撑了农业文明的发展，那么现代的工业化城市则支撑着300年来的工业文明。

    人类社会几万年的农耕文明对地球影响非常有限，农耕文明与生态环境大体上是和谐的，传统农业基本上是一种循环式的生产生活方式。但是，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之后，短短300年的工业文明历程和少数几个西方国家的发展就消耗了地球资源的60%以上，所排放的二氧化碳使地球的二氧化碳气体浓度人为地增加了5倍。仅300年的工业文明和城市化的发展使得人类的家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问题。这一切促使我们反思人类的文明进程，反思的结论是文明的演进方式必须要走向生态文明。生态文明要靠低碳生态城市来支撑。作为生态文明主要驱动器的城市发展模式转型的成功与否，决定了这个文明成功与失败。

    （3）建设低碳城市是中国城市发展的新机遇。第一，低碳城市为城市发展提供新的发展理念和治理模式。近年来，伴随着国内外城市探索性地开展的低碳城市的有益实践，低碳城市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研讨带来城市发展观上的变革以及城市治理和管理制度上的变革。从世界低碳发展的历程看，国家层面的宏观计划多于微观层面的实施原则，而针对某个地区的具体行动计划多于可以推广的制度理念。因此，中国低碳城市的建设和探索对于世界范围内的低碳发展将有深远的含义。中国大多数城市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城市类别繁多，特点各异：有的以自然资源开发为主，有的以制造加工为主，有的城市主打生态牌，有的城市注重现代化建设，不同类型的城市在低碳城市中建设的定位迥异，进行低碳化建设的方法和途径也各不相同；而中国城市地理位置不同，文化风俗差异很大，如何针对地方特点进行低碳建设，这些宝贵的实践和理论归纳都将为世界低碳城市的建设提供丰富的知识。

    第二，低碳城市为城市发挥后发优势提供了可能。城市间的竞争是国家发展、地方进步的巨大动力。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城市竞争力课题组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确保城市与周边地区居民福利的重要因子计入城市竞争力指标体系，体现城市实力和发展潜力。而低碳城市的发展为多数城市提供了赶超其他城市的机会。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2007年公布的城市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把城市环境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均作为重要的竞争力指标。很多城市政府认识到：不进行低碳发展是没有前途的，最终是要受到限制和惩罚的。及早面对减排压力，及早调整城市治理模式，可以让依赖传统工业的高消耗、高能耗、高污染城市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环保监控的执行、城市居民理念的提升实现跨越式发展，提升自身在全国各个城市，甚至是世界各个城市之间的竞争力，凸显城市特点，提升经济盈余，增加城市吸引力。

    第三，低碳城市为城市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低碳产业以及相关的环保产业不仅提供了这样的产业选择，而且提供了大量的地区性就业机会。以保定市为例，保定·中国电谷是国内最早涉足新能源产业的国家级高新区，也是目前全国国家级开发区中唯一一个以新能源为主要产业方向的科技工业园区。近年来，保定市充分利用拥有全国唯一的国家新能源与能源设备产业基地“中国电谷”的优势，重点发展太阳能、光伏发电、风电、节能等七大产业，新能源成为保定增长最快、拉动力最强的产业，销售收入、利税、出口创汇连续几年保持50%以上的快速增长。2011年1-5月，高新区实现工业总产值357亿元，同比增长27.4%；实现工业增加值（规模以上）55亿元，同比增长18.23%。中国电谷（新能源基地）实现工业总产值188.3亿元，同比增长26.5%。下一步，保定高新区将以“中国智慧电谷、北部低碳新城”为新时期的发展愿景，强调低碳理念引领，特色产业支撑，科技创新驱动，新城形态塑造，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新能源装备与技术中心、国家智能电网产业先导区和创新中心、保定市核心增长极和科技新城区，并努力向“中国一流特色新能源产业园区”迈进。

    （4）低碳城市建设要从实际出发，探索科学的发展道路。

    目前国际上低碳城市建设的先进城市，如伦敦、纽约、哥本哈根、东京、多伦多、芝加哥、波特兰、阿姆斯特丹、奥斯汀、斯德哥尔摩、西雅图等，都是“世界大城市气候领导联盟”（Large Cities ClimateLeadership Group）成员，这些城市与中国绝大部分城市相比，在发展阶段、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社会结构、消费模式、技术水平等各方面都有很大差别。西方国家在提出建设低碳城市的目标之前早已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进入后工业社会，在能源更新和环境保护等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掌握着最先进的低碳技术，拥有强大的碳金融工具。事实上，从世界各主要国家100多年来的碳排放数据看，英国一直是处于一个较低位置，并呈一条比较平滑的曲线发展的（汪莉丽等，2009）。英国人首先提出的低碳经济理论，是为以英国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占据国际经济的制高点，以低碳贸易作为国际贸易准绳来牵引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服务的。低碳贸易可以使英国人重新在经济上利用低碳技术来领导世界经济。它是以低碳生产、低碳产品制造和低碳贸易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发展模式。

    因此必须警惕西方发达国家用“碳道德”来绑架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用“碳政治”来制约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崛起，用“碳金融”来掠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成果，用“碳帝国主义”来重构一个不平等、不公正、不安全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国在低碳城市建设中，必须重视我们处于城市化加速期和工业化关键期的现实，正视资源环境约束的严峻形势，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在发展中寻求城市化、工业化和低碳之间的平衡，探索中国特色的低碳城市发展道路。

    2.3低碳城市建设的核心概念辨析

    从国内外低碳城市建设的实践看，低碳城市的概念融合了低碳经济、可持续发展、生态城市、循环经济、绿色发展等多项理念，并集中将种种有关未来的发展理念综合性地体现在地方城市发展的平台上，既具有发展概念和理论上的传承性，同时又具有较强的整合力以保证实践的可操作性（戴亦欣，2009）。

    2.3.1低碳城市与低碳经济

    低碳城市由低碳经济的概念发展而来，低碳经济是低碳城市的基石。气候变化是环境问题，也是发展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问题。目前，国际气候谈判已不只是单纯的环境事务，而是涉及未来各国争取发展空间和选择发展道路的问题，关乎各国重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Hamin E.M.etal，2009）。

    因此，尽管目前各界对于低碳经济的概念界定并不统一，但作为一种经济形态，学者们在需要将碳排放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联系起来研究低碳经济上是有共识的，低碳经济通过技术跨越和制度约束得以实现，表现为能源效率的提高、能源结构的优化以及消费行为的理性，同时也表现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潘家华等认为，低碳经济是指碳生产力和人文发展均达到一定水平的一种经济形态，旨在实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共同愿景（2010）。碳生产力指的是单位CO2排放所产出的GDP，碳生产力的提高意味着用更少的物质和能源消耗产生出更多的社会财富。人文发展（human development）意味着在经济能力、健康、教育、生态保护、社会公平等人文尺度（humandimensions）上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一概念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低碳城市中“低碳”内涵的理解。

    首先，低碳城市的“低碳”具有社会性。即使是在经济领域，低碳也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和经济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社会概念。低碳并不是目的，而是保障人文发展目标实现的手段，碳排放只有与人文发展水平相联系才是有意义的，碳排放约束不能损害人文发展目标。单从碳生产力衡量，2005年乍得、阿富汗和马里分别排在世界第一、第二和第三位的位置，乍得的碳生产力达到107527美元/吨，为全球最高，但我们不能据此判断这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非常低的国家是低碳国家；而发达国家的碳生产力远高于发展中国家（2005年发达国家中碳生产力水平最高的是挪威，为5656美元/吨，美国为2104美元/吨，发展中国家中印度为1998美元/吨，中国为956美元/吨），但其排放水平也数倍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水平（潘家华等，2010）。

    其次，低碳城市的“低碳”具有相对性。低碳经济虽然对人文发展施加了碳排放的约束，但对处于不同人文发展阶段的不同国家和城市绝不能施以同样的碳排放约束。潘家华等的低碳经济概念说明，低碳经济强调的是一种低消耗高效率的增长方式。从短期来看，可以在不改变其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前提下，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碳产出效率，实现相对的低碳排放；从长期来看，技术进步能够借助清洁能源替代、低碳技术应用等手段实现一国碳排放总量的绝对下降。低碳发展对于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含义。作为低碳发展的核心内涵，低碳排放可以是相对意义上的，也可以是绝对意义上的，关键是区分发展阶段和减排义务。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因为人文发展的基本需要尚未得到满足，因此在经济总量增加的同时促进碳排放的相对下降就可被视为低碳发展；对于已经实现高人文发展目标的发达国家而言，面对未来日益有限的全球排放空间，应当履行减排义务，在维持高人文发展水平的前提下，实现碳排放总量的绝对降低。

    2.3.2低碳城市与生态城市

    低碳城市与生态城市在理论渊源上一脉相承。作为一种城市发展的理想，人们对“生态化的城市”的追求与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的社会主义思潮——马克思称之为“空想社会主义”。1820年欧文提出了“花园城”的概念，倡导花园城镇运动；1898年霍华德在《明日的田园城市》一书中提出“田园城市”的理论；韦伯的《城市发展》，吴温《过分拥挤的城市》等，进一步发展了霍华德的思想。20世纪初期，英国生物学家盖迪斯在《进化中的城市》（1915）中，把生态学的原理与方法应用于城市规划与建设，为研究生态城市奠定了理论基础。20世纪初美国芝加哥学派将支配自然界生物群落的某些规律，如竞争、共生、演替等应用到城市社会研究领域，进一步明确了城市有机综合体的思想。作为一种理想的城市形态，“生态城市”的概念是在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人与生物圈”（MAB）计划研究过程中提出的，一经提出就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并逐渐成为各国城市发展的战略方向。王如松认为，城市是一个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生态城市是人们对按生态学规律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城市的简称（王如松，2007）。关于生态城市，联合国还曾提出若干标准：以战略规划和生态学理论做指导；工业产品是绿色产品，提倡封闭式循环工艺系统；走有机农业的道路；居住区标准以提高人的寿命为原则；文化历史古迹要保护好；自然资源不能破坏，把自然引入城市等标准（刘琰，2010）。低碳城市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属于人类对于生态化理想城市探索的一部分，在发展背景、理论渊源及实践路径上与生态城市没有本质的区别。

    低碳城市与生态城市在本质上都是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生态学角度看，城市环境问题的实质在于：资源代谢在时间、空间尺度上的滞留和耗竭，系统耦合在结构、功能关系上的破碎和板结，社会行为在局部和整体关系上的短见和调控机制上的缺损（戴亦欣，2009）。人和水、土、气、生以及地球化学循环等自然生态因子的自然生态和谐，人的社会生产、流通、消费、还原和调控方式的经济生态和谐，人的温饱、功利、道德、信仰、天地等人类生态境界的和谐，社会的技术、体制、文化在时、空、量、构、序层面的系统生态和谐，构成了生态城市追求的核心价值体系。这里的“和谐”已不再是单纯生态学意义上的“生态化”，而是实现人与自然共同演进、和谐发展、共生共荣的一种可持续发展模式。这种将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作为一个生态系统，并以全方位的“和谐”为灵魂的城市价值观，既为低碳城市奠定了理论基础，也进一步拓宽了低碳城市建设的实践视野。

    低碳城市是生态化城市理想与生态城市建设的现实结合点。生态城市理论为构建生态化的城市描绘了一幅美好的蓝图，但要把这一蓝图变成现实的生态城市，仍然缺乏现实的动力。这是因为：首先，生态城市理论专注于对城市生态系统的研究，没有考虑全球和区域可持续发展对城市的要求，没有充分考虑城市系统与区域和全球生态系统的关系（黄肇义，2001）。事实上，当全球化时代快速城市化进程将全球人口、资源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集中的同时，人们已经越来越意识到，城市生态系统的影响不局限于城市，而是通过发达的交通和通信联系，对区域生态系统发生影响，这就需要我们在考虑城市系统时要突破生物区域、流域尺度，从国家、甚至全球的角度考虑生态服务功能的有限性来约束部分污染物排放和人类活动规模及强度。其次，生态城市没有明确界定城市的生态极限问题。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是不可替代的，但其供应是有限的。20世纪90年代发展起来的生态足迹分析方法是量化区域人类活动对自然影响的有效工具。但这一工具具有生态偏向性，没有涉及经济、社会、技术方面的可持续性，不考虑人类对现有消费模式的满意程度，其局限性也很明显。

    低碳城市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出发，引入“碳源”“碳汇”的概念，在人与自然、城市与环境之间搭起了一座可以度量的沟通桥梁，在技术上以“低碳”为中心设计的一整套政策、金融工具，更具针对性和实践性，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生态城市必要的、有益的补充。不少学者将低碳城市与生态城市合并表述为低碳生态城市，如国家住房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是低碳生态城市的坚定倡导者（仇保兴，2009），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编撰《中国低碳生态城市发展战略》，赵国杰（2011）、刘琰（2010）、孙菲（2011）、郝文升（2011）、刘颖（2011）等学者使用的概念都是低碳生态城市。

    2.3.3低碳城市与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概念最先于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研讨会上正式讨论。

    这次研讨会云集了全球的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共同界定人类在缔造一个健康和富生机的环境上所享有的权利。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出版《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报告引用挪威首相Gro Harlem Brundtland的意见，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个定义以后被国际社会和学术界广泛接受。1992年6月，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等文件。随后，中国政府编制了《中国21世纪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白皮书》，首次把可持续发展战略纳入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远规划。

    1997年，中共十五大把可持续发展战略确定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的战略。

    低碳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另一种表述。当代西方发展理论经历了单纯经济增长发展观、以人为中心的整体发展观、可持续发展价值观三个阶段（赵运林，2008）。单纯经济增长发展观由于忽视了社会体制、政治制度、文化等因素，造成发展的困境。以人为中心的整体发展观忽视了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造成了严重的生态问题。可持续发展价值观代表了当前人类对发展问题最深入的思考，其核心内涵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全面的发展观。强调与单纯的经济增长的区别，可持续的发展是集社会、科技、文化、环境等多项因素于一体的完整现象，是人类共同的和普遍的权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享有平等的不容剥夺的发展权利；二是生态的发展观。突出人与自然的协调共生，人类必须学会尊重自然、师法自然、保护自然，与之和谐相处，人类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三是公平的发展观。

    强调人与人关系的公平性，当代人在发展与消费时应努力做到使后代人有同样的发展机会，同一代人中一部分人的发展不应当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低碳发展是在突出发展主题的同时，强调发展的生态极限，突出在经济社会发展及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过程中对“碳排放”的管理，为自然生态系统的健康留出空间，为实现发展权在人际、代际的公平探索路径。从这个意义上讲，低碳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在本质上表达的是同样一种发展模式。

    低碳城市是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形式。在城市化时代，当绝大部分发展资源集中在城市的时候，当代世界一切关于发展的问题最终也都集中在城市。城市既可以是资源耗竭、污染加剧、全球变暖、灾害频繁、环境恶化等一切灾祸的渊薮，也可以是把这个世界从灾难中拯救出来的救星，关键在于城市的发展模式。人类现在面临的各种危机，实质是传统的发展模式的危机（Neil Powe，etal，2007）。作为当代世界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平台和载体，如果继续延续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城市运行模式，将很快耗尽地球生态和环境资源，将人类带入无尽的灾难和严酷的生存危机之中；如果采用低碳的、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在充分保障自然生态系统物质能量循环的同时，高效、循环利用自然资源，实现城市生产过程、消费模式和功能运行的低碳化、生态化，就能在保证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前提下实现可持续发展。这种发展模式就是低碳城市的发展模式。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容器。气候变化、生态危机以及一系列的社会危机不是城市之过，而是传统的工业文明之过，是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之过。大力发展在生态文明理念指导下的低碳城市，是将人类带出危机并步入可持续的健康幸福之路的唯一途径。本章运用城市价值链理论，在对生态文明时代城市价值进行简要分析的基础上，给出基于城市价值的低碳城市概念，即低碳城市是能够在保障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城市形态，是城市对人和自然生态系统价值最大化的协调统一。笔者认为，低碳城市建设是人与自然在城市尺度上寻求和谐统一的过程，是在生态文明框架下实现城市价值最大化的过程。对低碳城市的评价本质上是对生态文明时代城市价值的评价。低碳城市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构建低碳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在指导思想上要把评价重点放在城市价值的实现过程上，为城市制定低碳发展战略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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