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节，一个生动的场景永远定格成了伟大的历史。
晋西北大山里的孩子们，肩膀上扛着铺盖卷儿，手里边提着装有脸盆茶缸等生活用品的网斗，从四面八方那弯弯曲曲的公路上赶到五寨这个交通相对发达的小县城。他们从汽车站出来，又急匆匆地走向了西边那个并不太遥远的火车站。在那里，他们将搭乘那列只挂着六节车皮的内燃机车，到达省城太原，然后转乘别的列车，各奔东西，去寻找崭新的生活目标。
上午九点十分，火车喘着粗气在发出一声声悠长的叹息以后，开始蠕动，开始加速，向着太阳升起来的东方……
列车在缓缓的行进中，充满复杂情感的他们依旧不肯把车窗放下来，还在一个劲地探出头来手里挥舞着帽子或别的东西向外面作历史性的告别：告别给了他们生命的父母，告别给了他们慰藉的亲人，告别给了他们力量的恩师，告别给了他们勇敢的大山……
人在转折的时候，就该对旧的历程作一个深刻的回眸，并对新的旅途作一个生动的凝望。何况，他们的这次转折，并非一般性的转折，而是人生命运最根本最彻底的一次转折，所以就应该回眸得更加深刻和凝望得更加生动。
这是小平同志恢复高考制度以后，从大山里走出来的第一批学生。虽是七八年春天入学，但却是地地道道的“七七届”。
他们是大山里长成的汉子，更是大山里飞起来的雄鹰。
十年了，整整十年了，中国文化荒芜得也就差不多了！上学不说知识不说成绩，而是说成分说关系说送礼说人世间好多见不得人的勾当，是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力挽狂澜，迅速恢复高考制度，结束了那样一个荒唐的年代，才使一大批真正品学兼优的学子在接受祖国公开公正的选拔以后，抬头挺胸走进了中国的各座大中专学校。从这一点上来说，七七届这批学生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他们的命运就是祖国的命运，他们的转折就是祖国的转折。
“七七届”，淌入中国教育制度改革先河的这一个英雄的群体，完全应该载入中华文化的史册！他们的价值趋向和精神追求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几年里己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今后更加漫长的岁月里还将会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所以我敢断言，“七七届”必将会由一个现实的人群概念演化成一个永恒的民族文化觉醒的符号。
我想，若干年以后，只要说到“七七届”，仍旧会让人怦然心动。
我这个大山里的穷孩子，在那次考试中，虽然只是小心翼翼地选择了一所中专学校，但我同样为能够进入“七七届”这个阵营里面，而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一生一世。
小平同志的每一项改革，都会在中国的某一个方面产生石破天惊的效果。然而改革却像下棋一样，总是放下了一个棋子再去拿另一个棋子，有先有后，一步一步，而不能同时举起所有的棋子来整体过河。教育制度改革在先，那么农村改革就得靠后两年。所以当我们考上学校以后，农村还在沿袭过去的生产方式，大山里的农民依旧在腰里别着一根草绳，农忙时跟着队长磨阳工，农闲时去山顶上“改天换地”磨衣服。日子过得非常清苦，也非常辛苦。
我能在劳动了好几年以后考上一所并不起眼的中专学校，在那座大山里虽未引起山呼海啸，但也算是踢起了一炮黄尘。我们全家人非常高兴，他们一边赞颂我，一边表扬小平同志。他们说到外面念书不同本地，应该好好打扮一下，既为了我本人的光彩体面，也为了这个家庭的扬眉吐气。
父母确实是做了很多努力，他们卖了四斤鸡蛋、二十斤谷物，还有门口那棵碗口粗细的榆树，以此来打扮我，也扬眉吐气这个家。
母亲把铺盖拆洗得干干净净，把棉衣拆洗得干干净净，然后又打发父亲到韩家楼供销社去了。她让父亲把我所要带的脸盆、茶缸、牙具、袜子、内裤一样不拉地买回来，更主要的是要扯回一块质量上好的蓝花达尼，给我缝一身夏天能单穿冬天能做外套的衣服。那天后晌，父亲拎了一大包东西回来了，能看得出，他对本次外出办事还是非常满意的。他满头大汗，一进门就把那包东西放在当炕上，嘴里说了句“一应俱全”的话，就张张件件地往外倒腾，带有展示的性质。父亲买回来的东西，别的都很合心意，唯独把最关键的一样东西给买砸了，他还在那里得意，母亲就叨叨开了。母亲说：“让你扯一块蓝花达尼，你为何扯回一块白棉布来？”父亲解释：“把别的东西买下以后，一算账，钱不够了，因此就没有扯蓝花达尼，而扯成了白棉布。”母亲说：“你见哪个孩子上学穿这么一身白衣服？像戴孝似的。”父亲说：“公家的蓝布也是染出来的，咱们就不会动手染一下？”母亲说：“咱们染下的衣服和公家染下的能一样？你要能耐你来染。”父亲说：“我己经买上煮蓝了，供销社的同志说现在的煮蓝可好哩，染上不怎掉颜色。”母亲说：“那都是瞎吹哩，哪有不退颜色的煮蓝哩？”母亲又说：“就是你给把事情办坏了。”父亲说：“就是你把事情给说坏了。”说着说着父母就高声嚷吵起来。我赶忙上前劝阻：“别嚷了，别嚷了，能穿甚就穿甚哇，白布染染也可以，总比补丁衣服强多了。”这才把紧张的气氛缓解下来。
母亲嚷是嚷，可是看下生米做成了熟饭，还是认认真真地加工那块白布并开始给我裁剪衣服。
她把那块白棉布放入用煮蓝调成的半锅汤水中足足煮了一个上午，而且随时拿着筷子反过来折过去地检查颜色上得怎么样？染好后挂在院子里晾晒，母亲突然发现颜色上得还不够匀称，又拿回去煮了一遍。
母亲把那块白棉布最终给我做成了一身蓝色的中山装。衣服做出来后，母亲又用当裁缝时学下的烫熨技术，在柴火炉灶中烧上烙铁，不大工夫，就把一身皱巴巴的中山装烫成了一身展眉舒眼的中山装。
穷人必须搞点必要的掩饰。烫衣服当然也是掩饰，但更大的掩饰还不在这里，而是像大哥当年到河曲串连那样，用这身崭新的中山装来掩饰里边那身虽然刚刚拆洗过但其实是补丁圪蛋的棉衣裳。经过这样的掩饰，我便完全可以踏上新的征程了。和山里边别的孩子一样，走出大山，坐上汽车，再坐上火车，也挥舞帽子，去了太原，中转签字，然后到达自己的目的地。一路兴高采烈，一路憧憬未来，全然忘记了自己的衣服还有什么问题。
到了学校，我才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
铺盖好与赖，没有什么关系。晚上自己睡自己的，没人去做比较；白天用一块蓝色的塑料布一遮，外表看没啥差别。况且我一直住在上床，平常在宿舍开个小组会议或同学来了个老乡朋友什么的，都坐在下面的床上，这就使我的那个上床以及上床上堆着的破被褥更加安全可靠了。
至于那身补丁圪蛋的棉衣也无所谓。太谷那地方热，去了不几天，同学们就都脱了棉衣换上了单衣。我把那身棉衣用报纸裹起来往床头那个箱子里一锁，我看不见了，别人也休想看见！
没法回避的是我那身中山装。我慢慢瞅端，所有同学的外衣（包括本班的也包括外班的）要么是用的确良材料，要么是用的卡材料，至少也是用花达尼或斜纹毕叽做的，就没有一个和我一样是用白棉布染成了蓝颜色做的。这种衣服实在经不起考验，刚从家里起程的时候，还因母亲那次烫熨，满有精气神的，而一路走过来，当到了学校的那天，它就变得皱皱巴巴不成体统了。衣服不成体统，人就会显得格外窝囊。这也无所谓，反正我这个人从小就窝囊惯了，山南海北的过几年都拜拜了，爱怎看就怎看，我才不在乎呢。最让我不好处理的是，衣服穿脏了没法子清洗一下。我知道，那种染出来的衣服，一旦洗了，就会掉色。可我真得不知道它会掉成什么样子？如果真能掉回纯白的颜色也算，如果真能掉成匀匀称称的统一色调也算，最怕的就是掉成这里轻那里重的“鬼舔疤”。我在老家经常会见到这种“鬼舔疤”。问题是在老家碰上“鬼舔疤”很好办，再放入煮蓝锅中煮上半天，就可以把“鬼舔疤”处理了，在学校怎么来处理？那真叫没闹。
每到周末，见同学们在水房里或宿舍里洗衣服，我就有一种冲动，真想把那身满是汗味的衣服也脱下来痛痛快快地清理一下，可是我最终还是没那种勇气。
这种熬煎，迫使我有了一种强烈的挣钱的欲望。毕业分配后，我肯定会有一份工资，可我能等到那时候再换掉这身衣服吗？绝对不能了。这半年不洗衣服就使我离群索居了，几年都不洗一次衣服还不把我搞成学校里的“山顶洞人”？我得赶快挣钱，赶快把这身劳心的衣服换掉！我经常在想，倘若校园里搞勤工俭学，哪怕是掏大粪也行，只要能挣到钱，我都去干，毫不含糊。
可惜，校园内就没有这种活儿。
然而，机会还是来了。机会来自于我入学后的第一个暑假。
放假的前夕，我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个信息：学校要在这个假期盖一栋五层高的办公大楼。我赶快去找了一位后勤处的老乡，请他给工程队的领导说说，让我在假期留在工地上劳动，挣点小钱。这位老乡很热心，第二天就把事情搞定了。于是我就连夜给家里写了一封信，把这个仓促的决定告诉了父母，免得让他们还在大山头反复张望等我回去。另外在信中还特别对父母说到，我己长大成人，在工地上干活会注意安全，会照料住自己的身体，请不要为我操心等等。
一放假，同学们回家了，我就到了工地。从早上五点半上工，十一点下工，下午三点半上工，晚上八点下工，每天干十来个小时。我和他们工程队的所有小工一样，和水泥、打预制板，踏着摇摇晃晃的木板架往上面背砖、送砂灰，干得一点也不比他们差，当然所挣的工钱一点也不比他们差，每天一块三毛钱哩。大概是我的表现感动了施工队的张大队长，临开学的时候，他还到我的宿舍坐了一会儿，还特意把印有“太谷县工程公司施工大队”的一个白瓷大茶缸子送给我留作纪念。
一个学期下来，四十多天的满出勤，除去伙食费，我还落下了五十四元钱，把我给高兴得！
我终于可以告别那身脏兮兮的衣服了。开学的第二天，我就叫上王连生同学跑到太谷县最大的百货商场，花去了三十六块钱，买了一件的确良的裤子、一件的卡褂子，还有一身秋衣。
这我就彻底翻身了。
在我翻身的同时，我们整个家庭也一步一步把身体翻过来了。第一年三弟考上了，第二年四弟考上了……没几年工夫全考出来了。前面的哥哥工作上了，可以全力资助后面的弟弟上学。而且，小平同志在农村改革的那个棋子很快就举起来了。这一举，就使我们那个大山里的农民全部跨过了贫穷的河流，抵达了富裕的彼岸。
从此，吃和穿的问题，再没有成为什么问题。
按说文章到这里就能结束了，可是偏偏在这个时候我上了一趟街，在街上又偏偏让我撞了一位特殊的人物，用他和我的对话来作结尾似乎也满不错的。
我撞了一个右派。上世纪六十年代，他被打成右派发落到我们村子里，算是个不大不小的知识分子。他姓张，那时还年轻，可村里人都称他为老张。
我小时候一直犯嘀咕：人家那么年轻，为何要加那个“老”字呢？后来方知是尊称。老张受难期间一直和饲养员住在一起，一住就是八年。
无情的岁月早已夺去了他往日的风采，弯曲的身体使他的个头缩小了很多，白发、皱纹、假牙、拐杖，都在证明老张这才是真的是老了。
见他形体老了，唯有心态年轻，还是那样谈笑风生诙谐幽默。他说起了村子里的好多往事，当然多半都与他住过的那个饲养室有关，使我这个“大忙人”一时半会儿无法脱身。他其中绘声绘色地描画了这样一幕：“冰天雪地里，一群赤着皮露着肉的孩子们，冻得鼻青脸肿，直流浓带（鼻涕），这些孩子为了吸收些热量，抱着头弓着腰，一个劲地往大队的饲养室里跑。在饲养室那个有柴草燃烧的炉灶前，搓手顿脚、挤成堆儿分享温度……”
说到这里老张突然问我：“那时侯你有几岁？”
我笑了笑：“几岁？一冬天都在你那里吸收热量哩。你不记得，有一次烤火，大概是因为急于吸收热量，靠得太近，加上外面孩子们乱挤，竟把烂棉裤烤着了。顿时，吓得我大哭起来，身边的孩子们也全愣怔了，是你眼急手快，一个健步从炕上跳到地下，从饮牛大瓮里舀出一盆漂着草圪截的冷水，照着我就泼了过来，才拯救我于水火，没让我被烧死。”
他哈哈大笑起来。
笑过大劲后用手揉了揉眼睛，顺便沾了一下笑出来的泪水，然后说道：“怎不记得，只不过是一时没有把现在的你和那个穷山娃子联系起来。你不记得，那次你烧了棉裤，立在门圪里，不敢回家了，回去后害怕大人捶你，还是我把你送回去的。”他又哈哈大笑起来。
“我怎能忘记？一辈子也忘不了的。看到我没穿上的了，过了几天，你从太原探家回来，还把你儿子的一身半新不旧的棉衣拿给了我，真把我给高兴坏了。那身衣服缝缝补补，帮我度过了两个冬天哩。”
回忆完这段往事，老张长长地叹一口气：“人啊，人真是变化大哩，没想到那样一个浓鼻邋遢的山娃子，还能出来，还能混到现在这个光景。”
是啊！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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