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乃立身之本。

    《论语》云：“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一个人若与正直的人交友、与信实的人交友、与见闻广博的人交友，这便是极大的益处了。那么我们该如何与这样的人相交呢？曾国藩从日常交往中总结出了两句话，便是：“相见必敬，开口必诚。”

    诚信，是人立身之本。俗话说：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说的就是做人要诚实无欺。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苏轼也说：“天不容伪。”可见，诚信，是人赖以生存的灵魂。不，它就是生命本身。也许你能欺骗一个人，但你不能欺骗所有的人；即使你诡计多端，欺骗了所有的人，但你能欺骗自己吗？

    然而，做到诚信，并不单单是不说假话，假话太容易被识破了。如果你的第一句假话被人识破了，那么你的第二句真话也将被人怀疑，所以人不到迫不得已是不会说假话的。曾国藩在日记中反复谴责和归咎自己的也不是说假话，而是比假话更隐秘、又以更冠冕堂皇的面目出现的不诚实。

    有一天，好友窦兰泉来拜访曾国藩。两位学人相见，自然商讨理学，然而曾国藩并未能真正理解窦兰泉所说的意思，便开始妄自发表见解。事后曾国藩就指责自己，这就是心有不诚：不仅自欺，而且欺人，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由于不诚实，所以说话时语气虚伪强辩，谈文说理，往往文饰浅陋，以表示自己学理精湛，这不过是表演而已。这难道有什么好处吗？

    曾国藩虽然意识到了自己的毛病，表示悔改，可事到临头，又身不由己了。没过几日，朱廉甫前辈偕同邵惠西来访，这两个人都是孔子所说的正直、信实、见闻广博的人。尤其是朱廉甫前辈屈尊来访，不就是把曾国藩视为志同道合的人吗？没想到曾国藩故伎重演，说了许多大言不惭、沽名钓誉的话。

    还有一次，好友陈岱云来访，想看曾国藩的《馈贫粮》，结果曾国藩以雕虫小技不值一看为由，深闭而固拒。一时掩饰笨拙，文饰浅陋，巧言令色，种种复杂的情形交织在一起，难以言表。事后曾国藩反省，这都是虚荣好名的心理在作怪！这些都是不诚实的表现。

    经历了内心的这几次折磨与争斗，曾国藩开始给自己约法三章：

    “大凡往日游戏随和的人，性格不能马上变得孤僻严厉，只能减少往来，相见必敬，才能渐改征逐的恶习；平日夸夸其谈的人，不能很快变得聋哑，只能逐渐低卑，开口必诚，才能力除狂妄的恶习。”

    曾国藩就是这样逐渐成熟起来的。

    曾国藩主张“诚”，而且在他早期的政治生涯中，也是身体力行的。咸丰初，皇上下诏求言，大有一番有所作为的样子。臣子们于是指陈时弊，恳呈己见，一时纷纷纭纭，奏章不下数百件，但大多被以“毋庸议”的上谕而束之高阁，“归于簿书尘积堆中”。血气方刚的曾国藩面对这种情况，颇为愤懑地中说：“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这里，“书生之血诚”与“臣下之忠心”完全是同义辞。咸丰三年正月，他在自己办团练后第三封给湖南“公正绅耆”的公开信中说：“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唯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父君。”“不要钱，不怕死”是他的“血诚”的重要内容。后来，他失败于靖港，在向朝廷的请罪折中信誓旦旦地说，虽然挫折，“仍当竭尽血诚，一力经理”。曾国藩一生正是秉着这股“血诚”来与太平军和捻军纠缠的。他于咸丰十年感慨万分地说：

    “天下滔滔，祸乱未已；吏治人心，毫无更改；军政战事，日崇虚伪。非得二三君子，倡之以朴诚，导之以廉耻，则江河日下，不知所届。……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

    曾国藩简直把“血诚”当作医治满清王朝的政治病的一副良药。

    所以，曾国藩不仅要求自己“须有一诚字，以之立本立志”，处处以“血诚”要求自己的下属。例如，他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人；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接着他说：“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这里，“忠义血性”与“血诚”也是同义词。

    总之，血诚是曾国藩修身、求才、治军、治政的一条重要原则，是他借以团结一批封建文人、打败太平天国的精神力量，也是他企图“复礼”、实行“礼治”的重要保证和理想途径。这正是魏徵所说的“君子所保，唯在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的意思。

    在政治上如此，在军事上，曾国藩也努力实施“诚”。在围攻金陵之战中，曾国荃呕心沥血，身心憔悴，就是为了占有攻破天京的头功，对此胡林翼知道，李鸿章知道，左宗棠知道，他们只能按兵不动，只能眼睁睁看着这颗又大又甜的桃子掉在曾氏兄弟的手中。可是当李泰国将要把轮船开进长江时，曾国荃急坏了。于是曾国荃上疏皇上，轮船不必进入江河，只宜在海上巡逻，防御海盗。曾国藩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他给弟弟写了一封信：

    “你是怕李泰国到了金陵搅乱局面，抢夺功劳，为什么不以实情恳切相告？十年苦战，却让外国人以数只轮船夺去了胜利果实，使我忠义将士心灰意冷，使我中华臣民气节受侮，这样的话都可如实上奏。心中本来想说这一件事情，上疏时却在另一件事情上危言耸听，这是道光末年督抚的陋习，欺蒙宣宗可以，文宗就难欺蒙了，现在更不能欺蒙了。

    七条轮船入江一事，我已上奏过三次询问过两次，就是不准李泰国帮助围剿金陵、苏州。李鸿章也曾两次上书恭亲王，想必恭亲王定会心怀内疚。只是太平军还没有消灭，不想再树一个大敌，所以隐忍下来出此一计。君相都把我们兄弟视为心腹，而弟弟你上疏却言不由衷。恐怕朝廷会怀疑我们兄弟意见不合，甚至会怀疑你善用权术。”

    但是，尽管曾国藩处处体现自己的诚，但这么做却并不能带来好的效果，如：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后，朝廷命他带湘勇剿捻。当时，湘勇多不愿北上，纷纷逃归，或要求请假，锐气全消，甚至哗变丛生，曾国藩只能勉强凑足九千人，因而攻捻主力不能不是淮军。湘、淮军的私属性质，使他一开始走上攻捻战场便考虑到了自己对淮军的控制能力，因此，他调李鸿章弟弟李鹤章办理营务。他直截了当地在奏稿中说：“臣此次驰赴山东，随带楚勇无多，所有潘鼎新、刘铭传、张树声、周盛波等四军，皆系淮勇，经李鸿章兄弟苦心训练而成者。臣拟带甘凉道李鹤章前往总理营务处，庶几上下交孚，呼应又灵”。同时，他请调李鸿章的另一个弟弟、候选郎中李昭庆至徐州练马队，将来作为游击之师，“为国家干城之士”。这些举措分别是为了笼络李氏家族。

    曾国藩剖心地说：“吾近年专以至诚待之。”但是李鸿章并不领情，他要求派李昭庆驻防济宁，而以驻济宁的潘鼎新部改作游击之师，直接干预曾国藩的指挥大权。曾国藩无奈，写信给李昭庆说：“防兵、游兵，阁下须与令兄少泉宫保详细商议，乃有定计。”而李昭庆以母亲身体不好为由，竟不请假自归。曾国藩在同一封信中只得说：“就目下已成之局而论，贵军分驻济、徐、台庄三处，只好暂作防兵。”同时，他还开导李昭庆说：“阁下年富力强，器局闳达。鄙人本欲倚以办贼，又以两会兄同领封圻，而淮勇诸军皆助李氏建功成名之人，诸李中无一人身临前敌，与同艰苦，恐无以服诸将之心而塞天下之望。是以专欲阁下勉为其难。”但李氏兄弟坚持固请，李昭庆甚至以不再统军相要挟。曾国藩于是对李鸿章开门见山地指出，这种军事调动，因“目下风波危险，不能遽改。以私事而论，君家昆仲开府，中外环目相视，必须有一人常在前敌担惊受苦，乃足以折服远近之心。……以公事而论，……若非鄙人与阁下提振精神，认真督率，则贼匪之气日进日长，而官兵之气日退日消。若淮勇不能平此贼，则天下更有何军可制此贼？大局岂敢复问？”这样一番大义私情，才算把李鸿章的这场干预风波暂时平息下来。但是，李鸿章的干预不限于胞弟之请，据刘体仁《导辞录》载，他还暗中反对河防之策，给其部属刘秉璋写信煽动说：“古有万里长城，今有万里长墙，不意秦始皇于千余年后遇公等为知音！”后来，李鸿章竟又置曾国藩叫刘铭传坚防沙河的军令于不顾，代他请求休息。曾国藩忍无可忍，才向李鸿章宣布：“目下淮勇各军既归敝处统辖，则阁下当一时付之不管，凡向尊处私有请求者，批令概由敞处核夺，则号令一而驱使较灵。以后鄙人于淮军，除遣撤营头必先商左右外，其余或进或止，或分或合，或保或参，或添募，或休息假归，皆敝处径自主持。”李鸿章这才稍有收敛，但心依然不死，写信给潘鼎新说：“湘军帅藐视一切淮部。如后生小子亦思与先辈争雄，唯有决数死战，稍张门户。”

    严于律己重声誉。

    曾国藩当初也和平常人一样，有着自己的不良的习性，但他与别人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一旦当他意识到其危害之后，为了能他日有所作为，就通过不断自励，严格限制自己的情欲，改掉不良习惯，不断完善自身的修养。

    曾国藩到京师的最初几年，也是一个凡夫俗子，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他每天应酬特别多，这并不是他官做大了，应酬必不可少，相反倒是“没事找事”，消磨时光。

    道光二十年四月，庶吉士散馆，他以第二等第十九名的身份留在翰林院。中国传统的做官之道是重中央轻地方，虽然中央的俸禄不比地方高，但可以结交朝中大臣，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更重要的是，在中央为官，尤其是翰林院官，属于“天子近臣”，如果一个人的水平可以，很快就会脱颖而出，升迁的机会自然要多得多。做地方官则不然。按过去的体制，任地方官有冲、繁、疲、难的区分，“疲”，说白了就是穷地方，在这个地方很难干出成绩。与曾国藩前后任进士的胡林翼更可以说明问题，他在贵州一干就是九年，后来胡发誓宁愿出外当慕僚起家，也不愿继续留在贵州效力。胡出贵州时只是个道员，而曾国藩已是官居二品的侍郎了。

    曾国藩留在翰林院后，“本要用功”，但“日日玩憩，不觉过了四十余天”。此后的一段时间，除了给家里写一封信商议家眷来京之事外，“余皆怠忽，因循过日，故日日无可记录”，每天都是送往迎来，吃酒、读书、闲侃。所以他早期的《日记》每天都在“检讨”，但每天都会故伎重演。显然这种品性，若不能自察自改，是无益于自己的目标，不能成就大事的。

    翰林院的官员，读书养望、切磋交往是“本职工作”，本无可厚非，但每天如此打发日子，终究养不成经世的韬略。二十二年十月的一天，曾国藩读了《易经·损卦》后，即出门拜客，在杜兰溪家吃了中饭，随即又到何子敬处祝贺生日，晚上又在何宅听了昆曲，到了“初更时分”才拖着疲倦的身躯回到家中。当天的日记又充满自责，说：“明知（何子敬生日）尽可不去，而心一散漫，便有世俗周旋的意思，又有姑且随流的意思。总是立志不坚，不能斩断葛根，截然由义，故一引便放逸了”。《日记》中仍不忘“戒之”二字。

    但决心一再下，行动依然如故。当月的二十四、二十五日两天，京城刮起大风，曾国藩“无事出门，如此大风，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写此册而不日日改过，则此册直盗名之具也。既不痛改旧习，则何必写此册？”

    曾国藩认识到“往来征逐”，就是浮躁，这已成为他的两大病根之一了。他虽强迫自己静下来，坐下去，但读《易经》中的《旅卦》《巽卦》却一无所得，甚至连“白文都不能背诵，不知心忙什么。丹黄几十页书，如勉强当差一样，是何为者？平生只为不静，断送了几十年光阴。立志自新以来，又已月余，尚浮躁如此耶！”他也分析为什么如此交游往来，无非是“好名”“希别人说自己好”，并说这个病根已经很深，只有减少往来，“渐改往逐之习”。

    曾国藩在改掉这个病根的同时，也很好地维护了自己的名声。

    “声闻之美，可恃而不可恃”，“善始者不必善终”，这是曾国藩对功名的看法。

    曾国藩曾宽慰、告诫弟弟说：“我们现在处于极好之时，家事有我一个人担当，你们就一心一意做个光明磊落、鬼服神钦的人。待到名声既出、信义既著，即使随便答言，也会无事不成。所以不必贪财，不必占便宜。”

    可见，曾国藩是把名誉和贪婪相联系的。贪婪的人，恶名加身；大度的人，清誉在外。一旦名声远扬，就可以不拘小节了。曾国藩的见识可谓高拔，甚至可以说有点狡猾，他把好名声看成人的立身之本，本应正，源要清，不可本末倒置。

    曾国藩对家族的名望或声誉十分看重，为了保持这个家庭的名望和声誉，曾国藩可以说殚精竭虑、鞠躬尽瘁。

    常言道，树大招风。由于家大业大势大，兄弟几人都在朝廷做大官，于是乎外面就有不少关于他们兄弟的传闻。

    曾国藩就不止一次地听说过对他们兄弟恶行的指责，他听了以后，不想秘而不宣，而是一一转告各位兄弟，或者直接责备，或者委婉相劝，希望他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因为名望所在，是非由此而分，赏罚由此而定。有一年冬天，朝廷中有一个叫金眉生的官员就被好几个人弹劾，结果家产被抄、被没收，妻子儿女半夜站在露天下，饱受风寒冰冻之苦。曾国藩说：“难道这个金眉生果真万恶不赦吗？其实，不过是名声不好，惩罚随之而来罢了。”

    所以说，人言可畏，众口铄金，积毁销骨。那些议论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兴起，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结束。众门悠悠，沸沸扬扬，防不胜防。那些有才华的人，因为那些怀疑与诽谤无根无据，虽然恼怒，但还是悍然不顾，结果诽谤一天比一天严重；那些有德行的人，因为这些诽谤无根无据而深感恐惧，于是，收敛下来认真反省，并对自己今后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十分谨慎，结果诽谤不攻自破，谣言一天天平息下去。

    曾国藩说：“我忝居高位，又获得了极高的虚名，时时刻刻都有颠覆的危险。通观古今人物，像我这样名大权重的人，能够保全善终的人极为少见。因此，我深深担忧在我全盛之时，不能庇护你们，到了我颠覆之时，或许还会连累你们。所以，我只有在我没事的时候，时常用危言苦语来劝诫你们，这样或许能够避免大灾大难啊！”

    曾国藩不停地反省自己：“孟子说：‘我爱别人，别人却不亲近我，自己要反躬自省，自己的仁爱是否有不到的地方；我以礼待别人，别人却不理睬我，自己要反躬自省，自己的礼仪是不是不周到。’……我的声望越来越高，就是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从何说起，只恐怕名望超过了实际……这全部责任在于做哥哥的提倡、做表率……”

    凡功成名就之人，名望愈高，愈是珍重这份荣誉。曾国藩过人之处在于，他对自己的名望始终抱有怀疑的态度，甚至根本就认为没有什么名望。他从自己至爱的兄弟们身上，看到了名望遮掩下的裂痕和隐患，由此及彼，别人会怎样就可想而知了。

    怀着这种深刻的认识和无尽的忧惧，曾国藩把这一感触不时传送到兄弟们身上。他鼓励、劝勉他们为百姓多干实事，勿为名望二字所累。他说：“那才是我曾家门户的光荣，阿兄的幸运。”

    可见，曾国藩非常注重名声。他不希望因自己的地位越来越高，就不注意自己的名声，从而引起别人的闲言碎语，更不希望家人对自己的名声有所破坏，因为他明白一个人怎样才能守住自己。

    也许，你不太容易明白“名声”与“守身”的相互关系，因为你可能没有体验到曾国藩复杂的人生经历。的确，对于曾国藩来说，名声是立身之术，但不是说一定要追求大名声，而是要推功让名，不与人争长短，这样才能获得好名声。不招人嫉恨，是最重要的。

    乡居生活悟玄机。

    曾国藩的在籍守制三年的请求得到咸丰帝批准后，他就过起了乡居生活。事实上，他并没有守制三年，仅仅是一年半的时间。曾国藩自咸丰七年二月二十九日奔丧至家，至咸丰八年六月初七日再度出山由湘乡动身赴浙江，前后总共历时一年半。这一年半时间，名曰“乡居”，实则是曾国藩一生思想、为人处世巨大转折的时刻，就像练武功的“坐关”、佛道的“坐禅”一样。曾国藩经乡居之后，为人处世简直判若两人。

    曾国藩回湘乡为父守丧以来，不断地回忆这些年带兵打仗的往事，每一次回忆，都只能多给他增加一分痛苦。一年多里，他一直是在痛苦中度过的。在这痛苦的过程中，他不断地反省自己在修身养性方面的种种弱点，思考自己处处碰壁的原因。经过这一番痛苦的自省过程，曾国藩终于认识到了自己以前在为人处世上的错误。以前，他对于官场的欺诈、虚伪、无所作为、贪污腐败等作风极为反感，做事丝毫不讲情面。因此处处与人发生矛盾，受到舆论的讥讽。经过这次深思之后，曾国藩认识到，仅凭匹夫之勇，意气行事是不行的。官场多年来形成的恶习已几乎牢不可破，以自己一人之力完全改变这种风气，无异于痴人说梦。所以，一年以后曾国藩再次出山时，就完全改变了以前的处世方式，变得圆滑世故起来。相对而言，他比以前更善于做官了。

    自省本来就是一件痛苦的自我解剖过程。认识到自身的弱点，对一个人来说并不是快乐的事。因此。虽然曾国藩这时对自己以前的做法已然悔悟，但他依旧很压抑。

    这一年多的乡居生活，与其说是曾国藩想要在家守制倒不如说是出于无奈。虽然说是他自己请求的，而事实上，这并非他的本意。后来，湘军没有他的领导竟然捷报频传，更让他难以忍受。由他一手提拔上来的湘军将领都纷纷升官加衔：胡林翼官至巡抚加太子少保衔；李续宾赏加巡抚衔，甚至连杨载福都官至提督并封赏黄马褂。而原来那个湘军的创始人和最高统率，似乎被所有人都遗忘了。曾国藩醒悟：看来，对付太平军的能人多的是，皇上并不需要自己。

    眼看着自己辛辛苦苦建起来的军队让别人驱使着，成为别人显身扬名、建功立业的工具，曾国藩不仅有被冷落的感觉，更有被别人利用、愚弄的感觉。然而，在籍守制是自己的请求，自己这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这样一想，曾国藩的心情愈发烦闷。

    与此同时，社会舆论对他的攻击也随之而来。曾国藩以前与人相处，每遇到意见与人不同时，对人家总是连加讥讽、嘲笑不已。这一次他却是委军奔丧在前，伸手要权于后，权未到继而坚卧不起。这就与他自许理学家的身份很不相称，更与往日忠君报国的言词大相径庭。因此，他的行为招来了社会上不同人士的责难与报复，成为众矢之的。其中，最让他难以忍受的，就是老朋友左宗棠的攻击。左宗棠听说曾国藩不待皇上批准，就匆匆回籍奔丧的事后，毫不掩饰地肆意谩骂曾国藩自私无能，临阵脱逃，说他以前自我标榜的忠敬诚信全是虚伪的谎言。左宗棠带头如此攻击简直成了批判曾国藩的催化剂。一时间，长沙官场哗然和之。这消息传到蛰居在家的曾国藩耳中时，他因为自知心亏理短而无辞可辩。这给他本就憔悴不堪的身心又一次沉重的打击。从此以后，曾遂得不寐之疾，夜夜失眠，噩梦不断，让曾国藩痛苦不堪。正因为如此，曾国藩对左宗棠一直耿耿于怀。曾国藩与左宗棠虽然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问题上能够同舟共济、相互配合，但个人感情上却嫌隙甚深，无法泯灭。

    不知不觉中，盛夏已经悄然进入湘中，火热的南风像从巨大的火炉中喷射而出。午夜之后，仍有令人心焦的蝉鸣，蝈蝈也无休无止地叫着，好像有意同彻夜不眠的曾国藩过不去。他时而躺在床上，时而在室内外踱来踱去，时而又辗转反侧，反复而痛苦地回忆、检查自己的前半生。自入仕途，他以孔孟入世救世，对自身的修养严厉酷冷，一丝不苟；对社会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坚定胸怀。持身严谨，奋发向上，关心国事，留心民情，因而赢得君王信任和同僚的尊崇，十年京官春风得意。正是抱有这种信念，以一文官而白手建军、治军，五年来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出生入死。但是，为什么皇上反而不信任自己？为什么上至枢垣，下至府县，都那么忌恨自己？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又日夜苦读，重阅《左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希望能从这些书里找到解决问题的诀窍。然而，这些书他已读得烂熟了，重新翻读，只能找到自己过去的思维印迹，并未发现新东西。

    据说，在百思不得其解之时，曾国藩曾想要走入空门。然而，深厚的儒家根基使他终于拔不出尘世间的双腿。但因为他要遁入佛门，使他认真阅读了以前看过、但并不相信的《道德经》《南华经》等老庄的著述。这些书虽讲得是出世之学，但曾国藩重读，却为他的立身处世指点了迷津。同样的处世之学，孔孟主张直率、诚实；而申韩（申不害、韩非）等法家却主张以强碰强，硬对硬；老庄则主张以柔克刚、以弱胜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江河所以为百谷之王者，以其善下”。下反而是王，弱反而能强，柔则是至刚。把老子的言论与自己过去的行事相对比，曾国藩发觉自己处处直截了当，用的是儒家的至诚和法家的强权，表面上痛快干脆，似乎是强者，结果处处碰壁，实质上是失败者，是弱者。到头来弄得上上下下处处是敌人，前前后后处处是障碍。过去也知道“大方无隅”“大象无形”“大巧若拙”，但一直没有真懂，所以自己的行事恰好似有隅之方，有形之象，似巧实拙。真正的大方、大象、大巧是无形无象、鬼斧神凿的。“大柔非柔，至刚无刚”太妙了！读到这里、想到这里，曾国藩如同从黑夜里一下子走进了光明世界，豁然开朗。

    自此之后，曾国藩行动做事，由前时的方正，变为后来的圆通。他自己承认，“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年，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曾国藩这里把家居的两年自称为“大悔大悟”之年，他自认为前后行事“迥然不同”了。

    曾国藩大彻大悟后的巨大改变，使他的朋友都有所感觉。胡林翼就说他“无复刚方之气”。出山之前，他对清廷上下的官场习气很是反感，“与官场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而再次出山之后“改弦易辙，稍觉相安。”其中原因人多不知，曾国藩只在他的至亲密友中私下告知他自己学问思想方面的变迁、行为处世方面的变化。曾国藩个人对自己的“大彻大悟”既是痛苦的，又是得意的。苦在被迫放弃了自己前半生的信仰与行为，得意在毕竟发现了做人处世的“真正”秘诀，，“大柔非柔，至刚无刚”。

    眼光要放长远。

    曾国藩早早就涉足官场，对那些结党营私、苟且求生、贪图享乐的庸官俗僚了如指掌，他想做点利国利民的事，但也不想得罪他人，以免惹来闲言碎语。加上清王室乃是满清旗人的王室，对汉人有着强烈的排斥与挤压，使得曾国藩愈加小心翼翼，慎而又慎，深思远虑，唯恐不周。

    他的家乡有个朱知县，与当地乡绅关系甚密，与曾国藩家中也有密切来往。后来当地的财政出现了赤字。一些乡绅担心他会因此而被调离或降职，从而损害自身利益，激奋之时就口出豪言，想倡仪全县人民捐钱弥补亏空，从而留住这位忠正的父母官。曾国藩的弟弟向他征求意见，询问该不该支持这种行为。

    曾国藩认为，发出这样的倡议之激辞，不过是官绅的小把戏。他们冠冕堂皇地提出来，似乎是为百姓做了件大好事。然而一旦付诸行动的时候，出钱财的事必定分摊到百姓头上。他们出不出钱、出多少钱谁知道呢？但他们却是名利俱收。而且，在征收银两的时候，又必然会有恶官酷吏假公济私、巧取豪夺、敲诈勒索百姓的血汗钱，更可怕的后果是，如果此事一旦实施，那么以后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官府挪用，岂不是把劳苦百姓推入深渊之中了？

    曾国藩认为，官职的补缺、官员的调遣，都有定规，偶有例外，也是偶一为之。因此，亏空补乎也无助于官吏去留，这显然表明事情不过是巧立名目谋取名利而已。曾国藩对此洞若观火，因此，他让家人持旁观态度，静观事变。

    曾国藩在数十年的官场生涯中，遇事无不如此深谋远虑、巧妙周旋。

    曾国藩说自己近乎“拙愚”，实际上城府很深，颇有心机。他无论是位高权重、一呼百应时，还是举足轻重、一言而决时，甚至在他不得志之时，都不与朝中权贵有过密交往。他不愿卷入高层的政治斗争中做无谓的牺牲，但这不等于他与高层尤其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生杀大权的人没有密切的联系。事实上，曾国藩在道光朝倚重穆彰阿，在咸丰朝倚重肃顺，在同治朝倚重恭亲王，都形迹显然，但值得注意的是，穆彰阿、肃顺都不得善终，奕也几经挫折，而曾国藩官位升，荫照封，宦海浮沉似乎与他无缘。尤为叹奇的是，掌政的后继者与前任即使有不共戴天之仇，曾国藩也岿然不动，这就很值得研究。肃顺和穆彰阿是这样，恭亲王与肃顺又是这样，都是“仇人接班”，曾与穆、肃关系都不一般。我们认为，这是曾国藩运用了“心有灵犀、不露痕迹”之策。姑且以曾国藩与肃顺关系为例。

    满族贵族中主张重用湘军集团的文庆，虽在咸丰六年病死，但继起有人，且权势更大。咸丰后期，皇族出身的恰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及其以母弟肃顺为首的集团已经形成，并且愈来愈得到咸丰帝的信任，得到愈来愈大的权力。三人盘结，同干大政，而军机处之权渐移，军机大臣“拱手听命，伴食而已”。肃顺尤为突出，遇事敢作敢为，又与军机大臣杜翰、兵部尚书陈孚恩、两广总督黄宗汉等人结为死党。同时，又广泛招纳有名望的官吏和名士，“颇搜罗人才，资以延誉树党。”

    肃顺这样打击大臣和政敌，大肆结纳党羽，显然是为他长期把持朝政铺平道路；后来他与那拉氏、奕争夺最高权力，正是这一图谋的体现。有这样野心的人，对当时军队，特别是战斗力量强的湘军，自然不会漠不关心。但不论是打击或笼络湘军集团，都远比上述种种活动更为微妙、更须精心处理。军队是国家机器的支柱，大臣与带兵将帅密切往来，最易招致政敌的攻击，甚至引来不测之大祸，肃顺自然不敢贸然行动，曾国藩、胡林翼也会因避嫌而巧妙为之。

    事实上，肃顺与湘军集团确有着微妙的联系。在其招纳的众多人员中，不少人与湘军集团有密切关系，甚至就是湘军集团中的一员。如尹耕云不仅为曾国藩任礼部侍郎时之属员，且“极器重之”，同时，尹也为肃顺之属吏，且对之“敬礼有加”。王闿运为肃顺之家庭教师，肃对王非常欣赏，要与王结为“异姓兄弟”。此外，还有一些人，虽与曾、胡等人无多交往，但却与王、尹等关系密切，又为肃顺所赏识，如高心夔等人。

    肃顺笼络这些名士，除了培植自己将来的政治爪牙外，还与他们共议政事。他们实际上起了幕僚的作用。如鸦片战争其间，肃顺在和战问题上，听取他们的意见，甚至参与他们的讨论，但没有表示明确的主张。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湘军集团的兴起及其显赫战功，是当时最大的政事，肃顺自然也会与他们商议。事实上肃顺就与王讨论军事，即所谓“军事谘而后行”，他们也会趁机出谋划策，而他们同时与曾、胡等人在书信中议论政事。

    这就是说肃顺与湘军集团，可以通过郭、尹等人进行间接甚至直接交往。如樊案的发生，王闿运、郭嵩焘求救于肃顺，肃顺便大力相助，通过郭、王等人，与湘军集团建立某种合作关系。肃顺后来更是乘时进言，力举咸丰帝不信任的曾国藩为两江总督，此后对曾国藩的下属又多有任命。这显然是向曾国藩伸出了结交之手，他所给予湘军集团的实权利益也是前所未有的。

    今天从政的环境与往日封建社会做官所处恶劣的环境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作为一个领导人，坐看深远，高瞻远瞩，深谋远虑，认清国际国内局势而有所作为也是应该的。这样不但可以少犯错误，而且可以有所作为，更好地服务于大众！

    能屈能伸大丈夫。

    曾国藩在与同僚的交往中最痛恨互相拆台的做法，他认为这无异于“两虎相搏，胜者也哀”，因此主张“英雄握手”。同时，他通过观往古名臣之得失，还总结出一种方法，就是我要结交的人不愿意和我结交，我就要硬同他交往，所谓“善不吾与，吾强与之附”。

    骆秉章是湖南巡抚，权势很大，当曾国藩编练湘军和率军出征的时候，几次薄待曾国藩，而面对自己得罪不起的人，曾国藩曾多次屈求。

    骆秉章对曾国藩的冷酷，从曾国藩在长沙向他求情一事，就可看出。

    咸丰三年（1853年）九月，驻扎在长沙的绿营兵与曾国藩的部下发生严重斗殴事件，绿营兵鸣号列队，准备大肆攻击曾国藩的湘勇营部队。曾国藩闻讯后，非常生气，他想诛杀一两个绿营兵，压压他们的气焰，便给绿营提督鲍起豹发去一份咨文，指名索捕闹事的绿营兵。这一下可惹怒了鲍提督。他也不是善者，来了个火上烧油。故意大造声势，公开将肇事者捆送至曾国藩的公馆，看他这个团练大臣怎么办。绿营兵见此情景，一个个气势汹汹，冲进曾的公馆，击伤他的卫士好几人，并差点将曾国藩本人打死。

    曾国藩狼狈不堪，只得向巡抚骆秉章求救。本来就住在隔壁的骆秉章其实早就知道曾公馆所发生的事情，当时他也正对曾国藩在办团练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非官非绅却又自以为是的态度十分不满，想借此教训一下曾国藩，所以一直在旁边看热闹。直到曾国藩来向他求情，他才出面，但并不安慰曾国藩，反而给肇事者松了绑，向他们赔不是，让绿营兵各自回到自己的驻地去。事后，骆秉章也不对此事进行查究，准备不了了之。可长沙城内却浮言四起，说由于曾国藩干预官府的兵权才闹出事来，他是咎由自取。

    后来，曾国藩的部下王闿运离开的时候，骆秉章却乘机拉拢王闿运，这简直是拆台了。但曾国藩逆来顺受，不与之计较，并且一遇困难，还去屈求。人在无奈之时，做别人不愿做的事情，尚觉容易，而做自己不愿做的事情，则十分困难。曾国藩为了达到目的，不惜忍受心灵的煎熬，做自己违心的事情，那就是为贪官之家写奏折申请入乡贤祠。

    乡贤祠，顾名思义，是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给所谓乡里的贤人，，有道德的慈善之家建立的祠堂。

    曾国藩一生多次为一些贤德或有功之人奏请封赏或代写一些碑、铭类的颂扬文章，而这一次他为其奏请入乡贤祠的则是一个贪官杨键。曾国藩一生廉洁自律，对贪官如同寇仇，但这次却是曾国藩一生中少有的一次例外。为什么曾国藩要做自己违心的事情呢？事情还得从曾国藩治军之初的为难之处谈起。

    曾国藩办湘军最大的难题莫过于军饷了，数万人马，天天都要吃饭，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可是湘军却得不到国家的正当供饷，况且曾国藩规定的军饷标准还很高。

    初办湘军之时，招募军队无饷可供，曾专拨郭嵩焘回籍借军饷，又赖衡州知府借给他十万两准备修城墙的钱，后来打了湘潭第一次胜仗，十万借款才由湖南银库报销。

    当时，武汉形势吃紧，朝廷连番下旨让他自湖南出接武汉，他迟迟未动。其中原因主要是皇帝命他率兵千里迢迢地援救湖北，而且一路征战，竟未提军饷自何而出。没有军饷如何出征？他让人各处求助，恳求商绅捐资，犹如泥牛入海，毫无消息。

    恰在此时，有个在籍户部候补员外郎杨江要求捐助。曾国藩闻讯自然高兴，但杨江提出个条件，让曾国藩代他上奏皇帝，准许他为其祖父在原籍衡阳建乡贤祠。

    曾国藩是了解杨家的为人和杨江要求建乡贤祠的原委的。杨江的祖父杨键是湖北巡抚，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病死。死后其家属便活动地方官入奏道光，请求建乡贤祠。而有人上奏说，杨键官声很坏，有严重的贪污、受贿行为。道光帝闻奏，不仅未允其入祠，且把上奏请入祠的地方官臭骂了一顿。这件事闹得轰动京城，曾国藩当时任职詹事府，自然熟知此事。

    如今，为了军饷问题，要亲自出面为一个贪官申请入乡贤祠，一是不符合儒家的道德风范，再是要冒风险，弄不好自己要下台。可是，被军饷所逼，曾国藩只好同意了为杨键写奏折。

    奏折封送之后，杨江当即捐助两万白银，还说等皇帝批复后再捐五万两。杨江带头捐款，其他官绅也不能袖手旁观，一下子捐了十万余两。这点钱虽不多，但总算解了燃眉之急。

    谁知湘军初战不利，在“东征”的途中吃了败仗，退回长沙。吃败仗是个打击，长沙官绅齐骂曾国藩无用，使他抬不起头，而雪上加霜的是，咸丰帝看了曾国藩请杨键入乡贤祠的奏折，下旨申斥他，还降了他两级官衔。但曾国藩还是觉得此事值得，因为他终于用十万两白银让他的湘军渡过了劫难。

    从理想主义的角度来要求人，似乎不应该做那些违背自己意愿的事，因为一个真正具备良好品格的人，都应始终是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但现实中几乎很少有人真正能做到这一点。就一般情况而论，人首先应是自保的，然后才能他保。因此，表里如一虽是人们对所崇拜人物的一种理想化追求，但作为欲成就一番事业的人来讲，有些利大于弊的权宜之计，也还是要采取的。但此种作为必定会影响人物的形象，也是为仁人君子所不耻的。因此对欲成就一番事业的人来说，要采取此种作为还是当慎之又慎的。

    励精图治整军务。

    靖港失败后，曾国藩把自己关在长沙城外，七昼夜不与人说一句话，陷入深刻地反省与思考中。胜败乃是兵家常事，但此次失败成为曾国藩“咬牙立志”的关键一次。曾国藩后来说，他平生有“四大惭”，即四大耻辱，而靖港之败是其一，他说：“甲寅年岳州、靖港败后，栖于高峰寺，为通省官绅所鄙夷”，但他经历“此一磨折”，后来才有成功。他还说，他一生“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靖港之败亦是“打脱牙之时”。而“打脱牙和血吞”不是目的，“生平咬牙立志，徐图自强”才是目的。

    曾国藩善于从失败中总结教训。他认识到，此次失败，也在于水军未经操练，军纪不严。不但打败仗时溃不成军，即使彭玉麟统帅打湘潭取胜时，部下也大肆抢掠。

    湘军创建之初，水陆师不仅缺乏实战经验，组织指挥系统上也未能做到层层节制。而临阵作战时，论胆量技勇，兵不如勇，论纪律则勇不如兵。因此曾国藩认识到，必须有得力人员协同管带，加强文武官员的层层节制，才能相互维系。过去，湘军每营仅有一二绅士主持，故纪纲不密，维系不固。靖港之役，就错在“但知轻进之利，不预为退步之地”。而水师之弊，在于没有经战阵之兵勇，全是招募船户水手，编组成军，训练未满一月就拉上前线，故临阵胆怯。因此，曾国藩此后很重视老兵的作用，水陆兵勇编组时，务须新老兵勇互相搭配。

    在指挥系统方面，重要的变化是增加统领一级。过去，湘军陆师的编制最高为营一级，由曾国藩直接统辖调遣。营以上设立统领，统率二营或数营。陆师以罗泽南、塔齐布等为统领，水师以杨岳斌、彭玉麟等为统领，由统领指挥营官，曾国藩则指挥统领。这样，在湘军中便出现了旅、团一级的编制，而在实战中，指挥也确实灵便，兵力使用相对集中，比较能适应战争形势的变化。在水师方面，一方面咨札李孟群招募两广水勇一千名，于五月抵达长沙；另外，咨调陈辉龙率广东水师四百名前来参加湘军水师。这支水师配用湖南舵工、水手，以利控制。尤其是在装备上多加洋炮，现在只来六百尊，不足分配。因此，曾国藩又奏请清廷让两广总督购买夷炮数百尊解来长沙。长沙整军后的湘军水陆师，共计一万五千名左右，其战斗力远较衡州出师时强大。曾国藩还认识到，此次靖港之败，也由于赏罚机制没有建立起来。他感到，古人用兵，都是先明功罪，但今天多是患难之交，投奔大营来并非是为利禄驱使，因此所订法条难于施行，所以“两次致败，盖由于此”。有鉴于此，这次他驻扎在长沙城南门外的妙高峰上整顿营务。规定：凡是临阵脱逃的将领，不再录用。湘乡团练最早的组织者原湘乡知县朱孙诒，因在宁乡、岳州战役中临阵脱逃，被曾国藩断然逐出湘军。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葆也在被裁之列。

    经过长沙整军，湘军实力大增。“规模重整，军容复壮矣”。咸丰帝的上谕又称“肃清江面之举，仍借此一军，以资得力”。因此，湘军士气也受到鼓舞。六月，修造战船的工作已经完成，广东总兵陈辉龙也到达长沙，添造浅水拖罟二号，李孟群到广西招募的水手一千余名也回到长沙，与曾国藩所募水勇日夜操练。

    谨言慎行方长久。

    做事，谨慎是良药，常言所说的“防患于未然”。对于做任何事情，尤其是做领导的，鲁莽行事是大忌，万事小心为好。俗话说：三人成虎。一言不慎就会招来祸端。与其以后招来麻烦，授人以柄，倒不如今天谨慎从事，谨言慎行。英国有一家惠勤公司在一次商业谈判中，由于谈判人员一时大意将一重要的商业秘密泄露出去，几乎导致该公司破产，这无疑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一般而言，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走向仕途的人要有一二贤者且居高位之人引之向上，仕途就会通达起来，但群众基础也很重要。虽然在只对上负责的中国古代社会，群众基础不起决定作用，但僚属的评价也事关一个人的前程。尤其是人言可畏，不可不省。

    功与名，是曾国藩一生所执著地追求的。他说：“古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同时，又说，“立德最难，也最空。故自周、汉以后，罕见以德传世的。立功如萧、曹、房、杜、郭、李、韩、岳，立言如马、班、韩、欧、李、杜、苏、黄，古今曾有几人？我辈勉力追求的只是尽吾心力之所能及，而不必马上希望自己成为千古万难攀跻之人。”他常说：“尽力在我，成功在天。”一个“尽”字，反映他对“三立”追求的热烈、执著、坚韧和至死不渝。但是，他又说“名利两淡，寡欲清心”“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这与“尽力在我”的执著追求显然是矛盾的。

    曾国藩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之一，叫“花未全开月未圆”。

    因为月盈则亏，日中则昃，花全开便是凋落的征候。他自誓：

    “我蒙受祖先的荫蔽，身居高位，与各弟弟及子女、侄子谨慎遵守的只有两句话，是‘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可见，他求福求禄，只是“不可享尽”，在享福中注意一个“俭”字；他要权要势，只是“不可使尽”，在用权中注意一个“当”字。他称自己“平日最好惜人，‘花未全开月未圆’7个字，以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

    办法之二，叫“常存冰渊惴惴之心”。为人处世，必须常常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时时处处谨言慎行，三思而后行，才不致铸成大错，召来大祸。曾国藩总结说：“余自经咸丰八年一番磨练，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训诫”。“天命”，在曾国藩看来，是至高无上，而又不可知的东西。今天来认识“畏天命”，当指不要违背已被人们认识的和尚未被人们认识的自然规律。用曾国藩本人的话说，“畏天命，则不敢丝毫代天主张；畏人言，则不敢稍拂舆论；畏训诫，则转以小惩为进德之基”，这样，才可以“于‘畏、慎’二字之中养出一种刚气来。”

    办法之三，叫“天地间唯谦谨是载福之道”。他深刻地指出：

    “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

    曾国藩的这番话，是他自己经过几十年磨练之后的经验之谈。道光年间，他在北京做官，年轻气盛，傲气不小，“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咸丰初年（1851年），在长沙办团练时，也动则指摘别人，与巡抚等人意气甚深；咸丰五至六年间，在江西战场上，他又与当地官员时有龃龉；咸丰七至八年在家守制时，经过一年多的自省，他才开始认识自己办事常不顺手的原因。他自述道：

    “近岁在外，恶人以白眼藐视京官，又因本性倔强，渐进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已。”“余性格向来倔强，不善于与地方官联络感情，经常意见不一。”“我生平执拗，道德上孤傲；说话不多，写东西近乎诉讼。静下心来默默省察过失，我处处获罪于别人，原因不外乎两个原因。”这种深刻地反省，使他进一步悟出了一些在官场中的为人之道。曾国藩第二次墨绖（dié）从戎后，开始吸取以往的教训了。

    咸丰八年（1858年）十二月曾国藩给诸弟报告中说：“我往年在外，与官场诸人难以相合，几乎到了处处碰壁的地步，这次换了办法，才稍稍安定了些。”咸丰十年（1860年）九月，他又写道：“吾自八年六月再出，即力戒‘惰’字，以儆无恒之弊；近来又力戒‘傲’字。”曾国藩晚年更加成熟，不止待同僚下属相当谦让，即对于手中的权势，也常常辞让。自从咸丰十年（1860年）六月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曾国藩位渐高，名渐重，多次上奏请求减少一些自己的职权，或请求朝廷另派大臣来江南会办。

    他对弟弟说：“吾兄弟当于极盛之时，预作衰时设想。当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为衰时百事拂逆地步。”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又说：“我也不甘做庸碌无为之辈。近来阅历变了，一味朝平平无奇处用功，这不是说我萎靡不振，而是由于我官位太高，名声太重，不这样做就危险。”这话反映了他力求保持美好晚景的心境。所谓“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一味向平实处用功”，目的是永葆“花未全开月未圆”的态势。

    总之，曾国藩一方面执著追求功名富贵，一方面又善于从“名利两淡”的“淡”字上下工夫，讲求谦让退却之术，所以能做到持盈保泰。

    处世不可有傲气。

    俗话说，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因为傲慢会使人自以为是，处理不好周围的关系，使自己陷入孤家寡人的境地。因此，在现在还是将来，为官从政，为学做人，做事经商，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永远是一个不败的法宝。

    曾国藩晚年在总结为人之道时，把傲慢与多言看作是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之由，认为为官傲慢轻则会导致自己的职位不保，重则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因此，他一再要求为官必须戒傲，只有这样才是保全自己之道。他自己也是这么做的。他不只对同僚下属相当谦让，就是对手中的权势，也常常辞让。咸丰十年六月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曾位高名重，多次上疏奏请减少自己的职权，或请求朝廷另派大臣来江南协助他。

    为官必须戒傲，说起来简单，但真正做起来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凡是骄傲的人，必然有宠可恃，必然有某种资本：或者和权势人物有某种特殊的关系，或者立过什么大功，或者具有某种为权势者所赏识的特殊才能。但是，历代官场上的事情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资格施给你恩宠的那个人是在不断变化的，或者他本人失去权势（因死亡，因下台），你所倚仗的靠山失去了，一切恩宠顿时冰释雪消，或者他的兴趣变化了，喜好转移了，你所倚仗的资本贬了值，你的恩宠也就衰弱了。然而恃宠者在春风得意时，是想不到这一点的，他们恣意妄为，傲视一切，于是，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强大的对立面，一旦时易世移，对手们群起而攻之，恃宠者不败何待！

    张说是唐玄宗时的宰相，既有智谋，又有政绩，很得唐玄宗的信任，他也就恃宠而骄，目中无人，朝中百官奏事，凡有不合他的意的，他便当面斥责，甚至加以辱骂。他不喜欢御史中丞宇文融，凡是宇文融有什么建议，他都加以反驳。中书舍人张九龄对他说：

    “宇文融很得陛下恩宠，人又有口才、心计，不能不加以提防！”张说轻蔑地说：“鼠辈，能有什么作为！”

    偏偏张说自己也不是无懈可击的人，他贪财受贿，终于被宇文融抓住了把柄，向皇帝奏了他一本，朝廷派人一查，还真是有那么回事。这一来张说神气不起来了，吓得在家待罪。当唐玄宗派宦官高力士去看望他时，只见他蓬头垢面，坐在一块草垫子上，一只粗劣的瓦罐中，盛的是盐水拌的杂粮，算是他的饭食。唐玄宗知道了这个情况，倒颇同情他，想起他毕竟是有功之臣，便只撤掉了他的宰相职务，从此不再理会。

    一个大臣恩宠正隆时，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常常表现为三种形式：对君上越发恭顺，以保其宠；对同僚排斥倾轧，以防争宠；对下属盛气凌人，以显其宠。这其实是一种很不明智的做法。这样以来，必然使自己陷于孤立的境地。这样做更是一种缺乏远见的做法，殊不知你不会天天被人仰视。任何一位权势者都有自己薄弱的环节，不要因为一时的恩宠而忘乎所以，以为自己是一尊打不倒的金刚。

    邓艾是三国时期魏国人，他原是一个给人放牛为生的孤儿，又因为有口吃的毛病，总也没有能谋上个什么差使。后来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遇见了司马懿，司马懿发现他并非寻常之辈，便委以官职，从此他跻身于魏国的军界官场。由于他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屡建奇功，官职一再升迁，从一个下级军官最后封侯拜将，成为魏国后期最为出色的将领。

    公元263年，邓艾奉命率师西征蜀国。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可他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在穿行七百里无人地带时，沿途尽是不见顶的高山，不可测的深谷，粮食又已经用尽，军队几乎陷入绝境。邓艾身先士卒，亲自前行探路，有的地方根本无路可走，他便用毯子裹身，从险峻的山崖上滚落了下来。就这样历经险阻，走奇道，出奇兵，出其不意地包围了蜀国的京城成都，迫使蜀国的皇帝后主刘禅束手投降，刘备所开创的蜀国自此灭亡。

    由于建立了这样的殊勋，朝廷下诏大大地褒奖了邓艾，授他以太尉这最高的官衔，赐他以两万户最厚的封赏，随他出征的将官也都加官晋级。许多人对他吹捧至极，说他如何如何厉害。

    邓艾因此居功自傲，洋洋得意地对部下说：“你们要不是因为我邓艾，怎么会有今天！”又对蜀中人士说：“要不是遇到我邓艾，你们恐怕早就没有性命了！”同时，他给朝廷中执掌大权的司马昭提出了他对下一步行动的安排：虽然现在是乘胜攻吴的好时机，但士兵太疲劳了，可留在蜀中休整，将来再做打算。对刘禅，应该优待，封他为扶风王，其子也封为公侯，原有的部下也要赏点钱财，以表示对投降者的优宠。

    应该说，邓艾的建议有一定道理，但这样的事情，只有中央朝廷才能有决定权。所以，司马昭对他未置可否。于是邓艾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上提意见，坚持自己的看法，并当众宣称说：“我受命出征，既然已经取得了灭国虏帝这样的重大胜利，至于安排善后的事情，就应由我处理。蜀国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应迅速安定下来，如果有什么事情都要等到朝廷下命令再做，再加上路途遥远，就会延误时机。古人说过，大臣在离开国境后，凡是有利于国家之事，有权自己做主，现在是非常时期，不可按常规办事，否则要失去良机。于是，邓艾不等朝廷吩咐，自己就开始整治蜀国了。

    邓艾的一番话自然没有什么错误，但对于一个手握重兵、远离国土的人来说，这种话不能不令人心生疑窦。与他一同出兵的钟会对他的大功本来就十分忌妒，便以此为把柄，诬告邓艾有谋反之心；司马昭也担心邓艾功高权大，难于控制，于是一道诏书下来，将邓艾父子用囚车押送京师，结果邓艾父子在中途被仇家杀掉。

    可见，人不可傲慢，更不能居功自傲，把自己看得如何了不得，整天让人仰视。傲慢具有强大的杀伤力，哪怕你建立了再多的殊勋荣耀，稍不留意，你的光环之日，或许就是你的终结之时。

    处事稳健有耐心。

    曾国藩认为，处事能做到耐烦，这主要来源于平时对心性的修养。下面的这些话就基本包括了曾国藩训练人耐烦的主要内容：曾国藩引用庄子的话：“美名成功于长时间的积累。”骤然为人信服的人，那么这种信任不是牢固可靠的；突然之间就名噪一时的人，那么他的名声一定大于实际情况。品德高尚、修养很深的人大多没有赫赫之名声，也无突然而得的美名。这就像一年四季的更替是逐渐有序地完成一年的运转，让人们不知不觉。因此，一个人诚实而具美质，就像桃李，虽不说话，但由于它的花果美好，自然会吸引人们慕名前来。

    他还曾经说：“吴竹如教诲我说‘耐’。我曾经说过：‘做到了“贞”，足够干一番事业了，而我所欠缺的，正是“贞”。’竹如教给我一个‘耐’字，其意在让我要在急躁浮泛的心情中镇静下来，达到虚静的境界，以渐渐地向‘贞’靠近。这一个字就完全能够医治我的心病了！”

    曾国藩好用“平实”二字教育人，我们从他的《批牍》中可以知道，他曾在《批管带义字营吴主簿国佐禀》中说：“本部堂常常用‘平实’二字来告诫自己。想来这一次必能虚心求善，谋划周全以后再去打，不会是像以前那样草率从事了。官阶有尊卑，阅历有深浅，这位主簿一概置诸不问，本来是个生手，但自充是熟手，没有学问自夸有学问，志向很高但不去实践，气虚几乎是不能审，让他去办的事情都不行，更何况于打恶仗那样的危险呢？”

    世人所说的豪杰人士，基本是抱着济世之才、矢志不渝之精神的，利禄不能动摇他的心，艰难危险也不能使他失去士气。曾国藩的部下大多是血性忠义人士。他为了实现“取人为善，与人为善”的思想，总是用砥砺志气的话相勉励。如：“自古圣贤立德，豪杰立功，成功还是不成功，一开始是难以预料的，只是日积月累，全在你自己了。”孔子所说的“谁敢侮”，孟子所说的“强为善”都是这个意思。这里说的是人要自强。

    又如：“凡是做一件事，无论艰险还是容易，都必须埋头去做。掘井只要不停地去挖，终究会有一天会出水的。……如果观望犹豫，半途而废，不仅对于用兵会一无所成，就是干别的事也是因自己停止而完不成。这里说的是人应当有恒。他又在给李元度的回信中说：“军事兴衰，全在于一两个人的志气，所以我的意思是希望阁下暗暗地进行激励吧。”

    为了去掉好胜好名的私念，曾国藩常用“不忮不求”作为治心的重要内容。他说：“我这一辈子粗读儒家经典，看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中最重要的是‘不忮不求’。‘忮’，就是嫉贤害能，妒功嫉宠。所以说‘怠惰的人自己不能修养，忌妒人的人又怕别人有修养的人就属于这一类。‘求’，就是‘贪利贪名，怀士怀惠’。所以说‘没得到的时候想着得到，已经得到了又怕失掉’的人就属于这一类。‘忮’不常常表现出来，每逢发生显露都是在那些名声事业相等、权势地位相当的人之中；‘求’也是不常表现出来的，每逢发生显露都在事物相互承接、升迁相互妒嫉的时候。要想造福，先要去掉‘忮’心，所以说‘人能够完全没有害人的心，那么仁就用不完了’；要想树立品德，先要去掉‘求’心，所以说‘人能完全没有偷窃的心，那么义就用不完了’。不去掉‘忮’，满怀都是荆棘；不去掉‘求’，满腔天天都是卑污，我对于这两项常常加以克服，只恨没能够扫除干净。你们要想心地干净，应当在这两项上狠下功夫，并希望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警惕。每天都在功利场里，能够‘不忮不求’的人，真可以说是大彻大悟了。可惜这番道理太深奥了，不能向平常人讲说罢了！”

    总之，曾国藩的这些事例说明了一个道理：不但当官要耐烦，而且做任何事都要耐烦。人生之事，十之八九不符合心意，怨天尤人总不是办法，只有静下心来冷静思考、慎重处理才是根本之道。不然的话，心急似火、性烈如马只会使事态的发展更加混乱，个人便越控制不住大局。

    俗话说，心急吃不得热豆腐。世界之事风云变幻，处处藏着危机，稍不小心就有可能使事业陷入困境甚至绝境；而凡事求稳慎则可以使人稳打稳扎，少犯错误，有助于事业的长远发展。因此，对于成大事的人来说，凡事不可不稳慎。

    曾国藩认为一生当求稳慎，不可过急。他于同治二年十一月起至同治三年四月初五日中，五次告诫曾国荃道：“望弟不贪功之速成，但求事之稳适。”“专在‘稳慎’二字上用心。”“务望老弟不求奇功，但求稳着。至嘱！至嘱！”其实，只过了一个多月，金陵就被湘军占领。曾国藩在临行前的这些叮咛，应是针对急功贪利的曾国荃的一剂攻心药，同时也说明，“稳慎”在曾国藩的战略思想中是一以贯之的。他称赞萧启江道：“阁下一军，向以‘坚稳’二字著名。”咸丰十年正月，当湘军正在迅速进军时，他写信给胡林翼说：“十一日全军获胜后，罗溪河实已无虞。山内一军，其妙无穷；脑后一针，百病皆除。但此后仍当以‘稳’字为主，不可过求速效。”

    曾国藩是非常反对速战速决的。尹杏农曾两次写信给正在“剿捻”前线的曾国藩，借指责周亚夫委弃梁孝王的故事，力陈“兵贵神速”之义。公元前154年，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时，接受一个幕客的建议，让梁国与精锐的吴楚大军交战，而自己壁于昌邑，深沟高垒，只出轻兵至淮泗口，绝吴饷道。吴楚军经过与粱国之战后，锐气大挫，且饥饿不堪，勉力向周亚夫军挑战时，周亚夫又坚壁不出，只得引军而去。这时，周亚夫立发精兵追击，一举而破吴楚大军。曾国藩在回信中盛赞周亚夫这种深沟高垒、后发制人的战术，并说：“国藩久处兵间，虽薄立功绩，而自问所办，皆极拙极钝之事，与‘神速’二字几乎相背，即于古人论兵成法，亦于千百中而无什一之合私心。”为什么他做“极拙极钝之事”？因为他认为，“兵，犹如火，易于见过，难于见功。”与其因求神速而立即风过，不如但求稳慎而渐缓见功。曾国藩赞曾国荃说的两句话为“良为至论”：“稳扎稳打，机动则发。”然后马上补充说：“然‘机’字殊不易审，‘稳’字尤不易到。”故须极力追求，处处用心。

    正因为稳慎，曾国藩极力反对浪战，极力反对不知敌我、不知深浅的轻浮举措。他说：“未经战阵之勇，每好言战。带兵者亦然。若稍有阅历，但觉我军处处瑕隙，无一可恃，不轻言战矣。”不轻言战，即不打无准备之仗。他称赞李续宾，说他“用兵得一‘暇’字诀，不特平日从容整理，即使临阵，也回翔审慎，定静安虑。”又说：“迪安善战，其得诀在‘不轻进，不轻退’六字。”曾国荃统兵在吉安前线时，他叮咛说：“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戒浪战。兵勇以浪战而玩，玩则疲；贼匪以浪战而猾，猾则巧。以我之疲敌贼之巧，终不免有受害之一日。故余昔在营中诚请将曰：‘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曾国荃在金陵前线时，他又嘱咐说：“总以‘不出壕浪战’五字为主。”曾国藩所说的“浪战”，指胜负不分情况下的战争，即或有小胜，或仅小挫，浪战都带来严重恶果，士卒不但因浪战而疲困，且因浪战而对战事玩忽。与其如此，不如坚而守之，弁（biàn）勇身心强健，斗志昂扬，一战可胜。这就涉及战争中求胜的快与慢的问题。不浪战，或坚守不战，似乎胜之甚慢。实际上，养足精力，看准时机，战而必胜，虽慢实快。否则，欲速则不达。曾国藩这个于稳慎中求进取的战略，可说是他的战略思想的核心。

    正因为稳慎，曾国藩强调“扎营宜深沟高垒，虽仅一葛武侯之攻陈仓，受创于郝昭，皆初气过锐，渐就衰竭之故。陆抗之拔西陵，预料城之不能速下而蓄养锐气，先备外援，以待内之自蔽，此善于用气者也。”这些例子说明：当两军对垒，善静者善养己之锐气，躁动者必将再衰三竭，虽未战而静者已先胜一筹。所以，曾国藩说：“凡行兵，须积蓄不竭之气，留有余之力，《左传》所称再衰三竭必败的道理。”在没有现代化武器、打仗只有刀矛、全靠体力、全凭勇气的情况下，曾国藩的“静”字法，无疑是有合理性的。自然，曾国藩的“静”字法，并不是消极疲沓，被动挨打。他指出“战阵之事，须半动半静，动者如水，静者如山”。静时如山之屹立，不可动摇；动则如水之奔腾，不可遏止。

    正因为稳慎，曾国藩又提出了“以主待客”的原则。他说：“兵不得已而用之，常存不敢为先之心，须人打第一下，我打第二下也。”这里所说的打第一下打第二下，不是从战争谁正义谁不正义的角度说的，而是指具体战役战斗中，谁先动手、何时动手的问题，即战役战斗何者为主、何者为客的问题。所以他说：“古之用兵者，于‘主客’二字精审也。”何谓主客？曾国藩罗列道：“守城者为主，攻者为客；守营垒者为主，攻者为客；中途相遇，先至战地者为主，后至者为客；两军相持，先呐喊放枪者为客，后呐喊放枪者为主；两人持矛相格斗，先动手戳第一下者为客，后动手即格开而即戳者为主。”如何处理主与客？他说：“凡出队有宜速者、宜迟者。宜速者，我去寻贼，先发制人者也；宜迟者，贼来寻我，以主待客者也。主气常静，客气常动。客气先盛而后衰，主气先微而后壮。故善用兵者，最喜做主，不喜做客。”他评论湘军将领说：“近日诸名将，多礼堂好先去寻贼，李希庵好贼来寻我。休、祁、黟诸军但知先发制人一层，不知以主待客一层。”以主待客，既可以逸待劳，养精以应敌，又可静以审势，乘机以破敌。所以，曾国藩认为，以主待客是致敌而不至于敌的最稳健的方略。“凡扑人之墙，扑人之潦，扑者客也，应者主也。我若越壕而应之，则是反客为主，所谓致于人者也。我不越壕，则我常为主，这就是所说的致人而不被人致。”

    曾国藩甚至把这套“主客论”进而推到了战略问题上。他认为江南大营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对于“内外主客形势全失”。向荣、和春只专注金陵一隅，而不顾对金陵上游的争夺，在江北，连与江浦、六合紧连的和州、无为一带也不去占领，安庆、庐州更不在他们的战争全局的投影之内。在江南，对与江南大营毗邻的皖南地区，未严加控制，以巩固大营的后方，这叫做全失内外之势。与此同时，向荣、和春又根据朝廷的旨令，“援浙、援闽、援皖、援江北，近者数百里，远者二三千里，援军四驰，转战不归”，被太平军各个击破。如冯子材率五千人援江北大营，几被全歼于小店；在六合、浦口之役中，李若珠部五千余人全部被歼于扬州，张国棵大败于浦口，周天培部全军覆灭。仅这两次战役，共损失“兵勇一万数千名，精锐失之过半”，这叫做全失主客之势。江南大营的内外、主客之势之所以全失，曾国藩认为，这是因为向荣等“不能从大处落墨，空处着笔也”。

    总之，曾国藩对待战争中的快慢问题、静动主客问题，都是以“稳慎”二字为出发点来立论的。这不但是他行军打仗的原则，也是他为人处世的原则。

    凡事要亲身入局。

    有人曾经这样说：“如果你不知道你该往何处去，便不会达到目的。”

    想法太多，或者要想实现的目标太多，跟没有想法、没有目标其实是一样的。

    在遭遇挫败的一段时间，过去的一切似乎总是挥之不去，我们仿佛被钉死在上面了。我们会一直思考，又不时做一些修正。似乎在我们有行动能力之前，必须先回顾过去并且了解它的意义。所有的人都注定要成为自己一生的历史学家。

    遭遇重大的挫折时，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对自己诚实。除非我们解答出何以失败的问题，否则就无法把失败变成成功之母。

    只有用分析家冷静的眼光，而不是情绪化的埋怨责备，才能把我们从失败的性格之中解放出来。为什么聪明的人会失败？原因有一大箩筐，它无疑比我们在此所提到的更多。失败实在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即使最棒的人也在所难免，能够从失败中汲取经验，才是了不起的事。

    聪明人唯一与众不同的，是他们能够记起自己在性格上的失败教训，，例如坠入空想。

    曾国藩最不喜欢经常空幻想、发牢骚、怨天尤人的做法，提出“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亲身入局，才能有改变的希望”的原则。

    曾国藩处世的成功，和他主张的做事必须躬亲实践有关。关于这一点，清末的蔡冠洛说：

    “曾国藩以前任两江总督时，讨论研究的文书，条理清楚严密，没有不是亲手制定的章程，没有不是亲自圈点的文书。前年他回去任两江总督时，感激皇上恩情高厚，仍然令其坐镇东南，他自己说如稍有怠惰安逸，则内心会负疚很深。他利用工作之余接见各方面的客人，见到后必定要访问周详，殷勤训导勉励。对于幕僚下属贤明与否、事情的原原本本，没有不默默地记在心里的。他患病不起，实在是由于平日事无巨细均须亲自过问，用尽了精力、费尽了心思所造成。”

    亲身入局，首先要自己做得正。

    曾国藩说：“风正与否，则丝毫皆推本于一己之身与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风气。故为人上者，专注修养，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广也。”

    曾国藩在《格言四幅赠李芋仙》中提到了亲身入局的办法：即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

    所谓“身到”是指，身为基层官员，就应该亲自去查验有关人命、盗窃等案情，亲自到乡村去调查；身为军官就应该亲自巡视营垒，亲自到战场冲锋陷阵。所谓“心到”是指，遇到任何事情都要细心分析，对事物的各方面、各个环节，首先要能分解开，最后要能综合得起来。所谓“眼到”是指，留心观察他人，认真研读公文。所谓“手到”是指，对于人们的优劣是非、事情的关键要点，应随时记录，用以防备遗忘。所谓“口到”是指，在差遣人这样的事情、警戒众人这样的言辞方面，不但要有公文告知他人，还要不怕烦劳反复苦口叮咛。关于曾国藩的“口到”，有这样一段记载：

    刘铭传率师追捻军于鄂、豫之交，与鲍超军相会。一天，刘见曾国藩，曾问曰：“见鲍春霆欤？”曰：“然。”曾又曰：“穿黄马褂耶？”曰：“否。”曾国藩感到很惊讶，问为什么没有穿？又问：“叙战功欤？”曰：“主人仰客大名，幸得一见，将谦让之不煌，岂复有可叙之功。客因主人口不言功而不言己功，亦客敬主人之意也。”曾国藩大笑。观此可知驭将之道，虽在小节，但不可不知之。这件事可谓是曾国藩口到的生动表现。

    做事能亲身入局，且能行得正，其影响是十分重大的。《论语》中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也就是说，如果自己的行为不端正，那么无论制定什么政策规章，部下也不会遵从的。

    曾国藩、林则徐都深切地体会到亲身实践的重要性。林则徐在江苏做巡抚时，曾经对他的僚属说：“我恨自己不是牧令出身的，每件事还都得亲自去实践啊。”曾国藩在做两江总督时，也曾经说：“做官应当从州县做起，才能够立得住脚。”

    综观曾国藩生平处世，不仅积累了具体事情亲身入局的经验，更体验到了天下大事需积极入局的意义。为此，他入了匡时救世“报效国家”之大局，入了科举之局、为官之局、从军打仗之局，且都有所成就，成为一位人生的强者。

    做事要脚踏实地。

    在大多数人眼里，曾国藩不是伟人，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作为一位封建士大夫，在国与己的选择中更多倾向于后者。他的进德修身的延伸便是既成就自己，也成就别人，其明哲保身的思想依然存在。但是他能够提出读书的最远目的是报国为民，已实属不易。

    曾国藩虽然以成己成物为治学的中心，但是对为人为己的区别却是很严格的。他受《论语·宪问》中“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的影响，从而提出治学有为人为己两种目的。

    在曾国藩所处的那个时代不乏学问广博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可以称得上是鸿儒硕士，但其中为别人做学问的人多，为自己做学问的人少。例如曾国藩在戊午十一月的《日记》里就说：“本朝博学之家，信多鸿儒硕士，而其中为人者多，为己者少。”“学者用力，固宜于幽独中，先察为己为人之界，分别明白，然后审端致力，种桃得桃，种杏得杏。未有根本不正，而枝叶发生能自畅茂者也。”

    曾国藩所说的为己，就是抓住道理自己坚守，执着而不生他念，虽然功效不明显，但是在日益长进。所说的为人，就是曲就学问而阿谈世故，追逐大家所好，虽然看似明确，而实际上每天都有损失。因此，有志于治学的人，就不可不先求得自立自达。

    关于为己与为人的区别，曾国藩在《送别刘君椒南归序》中说得十分详尽。他说：“每个人都是五官俱备、百骸俱全，然而一旦要埋头治学问，为人而学者，不去实践圣人的做法，而总是追逐大众的喜好，他疲于奔命的一生只不过是为了一些庸人的毁誉，竟然为此死而不悔，这种人可称得上是最愚蠢和没有灵气的人！”

    曾国藩的这段论述说得何其激昂畅快，愿世上那些盲从附和的人听听，那些沽名钓誉的人也听听。不然的话，“群数十百人蚁而附之”“以承奉人之意气”，一旦风气一转变，又去追逐那些大家都附会的东西，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自我。

    为他人而读书，即使有些心得体会，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为自己而读书，才会更真切地体会到“甘苦寸心知”之含义，一点一滴的收获都是自己用汗水浇灌出来的，才会倍加珍惜。为自己而读书的人，考虑更多的是自己的所思所感是否有价值，这种所思所感是否具有独创性，而不会被别人的好恶所左右，不会被流俗的见解所羁绊。其标准或尺度完全在于自己，这就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一个自由人，而这是一切发明创造最基本的前提。

    读书人用功学习，完全是一件为自己的事情，似乎用不着大张旗鼓，那些喜欢热闹的人，喜欢表现的人，喜欢投机的人，根本无视这一本来是微不足道的事实，而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与别人并没有关系。这种现象在当代学者、当代作家中比比皆是，这些人无非是自吹自擂、哗众取宠而已。为取悦他人而读书，或者为获得他人的尊敬而读书，为符合他人的标准而读书，这难道不既可笑又荒唐吗？再说读书、治学是一种十分清苦、十分孤独的事情，古人不是说“学海无涯苦作舟”吗？读书治学的人就应该在不为人所知的幽居中默默耕耘，种桃得桃，种杏得杏。

    所以，对于有心向学的人，曾国藩会劝你首先得划清为他人而读书与为自己而读书的界限，然后再下一番苦功夫，实实在在地为自己而读书，抛开一切杂念、花招和世俗的观念，心净气正，无拘无束。

    曾国藩曾经一直说读书应当“治大人之学”，他所说的“大人之学”是什么样的呢？以周公、孔子为儒家的中坚人物为例，以前的学者称他们为圣人，他们的学说可以称得上是“大人之学”，然而他们之所以成为圣人、成为大人，又是因为什么？追根究底，不过是“耳、目、口、鼻、心，知百体皆得职”而已，不过是“行为合乎仁义之则”而已，不过是“尽人性、尽物性”而已。其实中间并没有什么秘密。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曾国藩所说的“治大人之学”，不过是使得五官百骸都发挥各自的作用而已，也是使行为合乎仁义而已，同时又是尽人性、尽物性而已。由此也可以看出，曾国藩的治学目标，不外乎进德修业，成就自己也成就外物而已。

    成就自己，就是所谓“内圣”；成就外物，就是济民利物，也就是“外王”。“内圣”即学探本源，“外王”即经世文章。曾国藩认为，一个人必须立“内圣外王”之志，做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由于学问探到了本源，所以立志不凡；由于立志不凡，所以他对于当时几乎人人用心的科举仕宦，大不以为然。

    曾国藩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功名富贵，悉由天定，丝毫不能勉强。”因而反复劝诫其弟，科名有无迟早，都要坦然处之。他还说，这东西误人多矣，自己幸而早得功名，未受其害，不然，陷进去，最终成为无用之人。

    曾国藩是一个进取心很强的人，他跟自己的弟弟如此谈科名与人生，并不是阻止他们参加科举，而是让他们了解科场里面有许多虚幻不实的东西，人生意义大于科举，应当尽心于进德修业，努力做天地间“内圣外王”的完人，这样才不虚此生，不负社会。“内圣外王”的理想，贯穿了曾国藩一生。

    古今胸怀宽广、怀抱大志的人很多，然而真正能建功立业、传世不朽的人却少之又少，这固然与天赋、时机有关，同时也同他们的办事方法密不可分。一些人有了远大志向，却缺乏一步步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认为自己志在天下，不愿去理会“琐事”，如果这样，只能流于空想。

    凡事都非一激可就，都要经过不断积累、由小而大的过程。如果只向大处看，而不从必做的小事上着手，就犯了一屋不扫而扫天下的毛病。儒家的成功学为每个人设计了由修身而齐家、由齐家而治国、进而平定整个天下的道路，就是一条由小处开始向远大目标前进的路径。曾国藩正是沿着这样一条道路成就大事的。

    曾国藩的成功之路始于修身，考中进士后，便师从唐鉴，专宗程朱理学。唐鉴教导他说，要精通理学，先应专治一部经典，从识字明义开始，一字通则一句通，一经通则其他诸经可以旁及。积少成多，逐渐长进。楼仁也是当时的理学大家，曾国藩向他学习检身功夫。楼仁的功夫就是从小处开始，每天从早起到入睡，一举一动，坐卧饮食，都严格要求，并且记下札记，以备反省。这一点对曾国藩影响极大。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一月三日起，曾国藩开始写日记，时时反躬自省。第二年一月七日，曾国藩为自己订立了一个课程表，表示“从此立课程。新换为人，毋为禽兽。”这个课程共分为：敬、静坐、早起、读书、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作字等十几个栏目，对自己的生活进行全面规划，严格规范。

    为此，他还特地印制了一批日记本，按上述十几个方面分成栏目，随时填写。在湘乡所留存的曾国藩材料中，还有这些课程日记的残本。当亲眼看到这些细致、严肃的日记时，我们才认识到，曾国藩的成功，绝非侥幸所致，如果没有这一点一滴的努力，又怎么可能成功呢？

    后来曾国藩根据自己的办事经验，总结出“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这句名言。咸丰九年（1859年）十月，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

    “近年军中阅历有年，益知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陆氏（陆九渊）但称先立乎其大者，若不辅以朱子（朱熹）株积寸累功夫，则下梢全无把握，故国藩治军，摒去一切高深神奇之说，专就粗浅纤细处致力，虽坐是不克大有功效，然为钝拙计，则犹守约之方也。”

    在实践上，曾国藩凡事都从全局、大处考虑，但小处的具体步骤又有条不紊、极有章法。他一生中，坚持早起，每日必读数页书，坚持亲自写家书、批文稿，以勤俭自戒，从不敢违背。正是在这些小事上能认真对待，才保证了他宏大目标的实现。

    在用兵治军上，曾国藩也是从小事抓起。1858年，他教导刚刚从军不久的弟弟曾国荃说：“治军总须脚踏实地，克勤小物，乃可日起而有功。”所谓脚踏实地、克勤小物，正是说从小处、实处做起。曾国藩治军，不仅一切营制、规则、将领选拔任用都亲自决定，就是训练他也一手抓起。他经常亲临训练场，指挥训练，亲自进行思想工作。当时湘军的《爱民歌》《水师得胜歌》等，都是他亲笔所写。

    曾国藩对军中细事无不关心，地形勘察，他力主将领要亲自进行，不能依靠道听途说。对武器军械，他更是关心备至，对规格都作了明确规定。如规定矛杆用的竹子必须是“老而坚者”，桐木必须是“小树圆身，大树锯开者不可用。”邹寿璋办事很朴实仔细，曾国藩委派他专门负责军械，但他自己也毫不放松，事事都要亲自检查，有一次做的矛杆不合格，他便立即下令重做。曾国藩还亲自研究炮子的打造，他发现用熟铁要比生铁好，便改用熟铁，解决了炮子“经药辄散”的问题，并且使射程增加了一里多。

    曾国藩这种脚踏实地，从小处、实处着手的做法，保证事情能按计划、有步骤地向既定目标发展，从而积少成多，由易而难，为最后的成功创造条件。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就是“我用一功，实脚踏实地，不敢一毫欺人。”

    在曾国藩眼里，志向大、不朴实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视事太易”，把做一件小事看得很容易，不屑去做，而是贪难求大。实际上，这种做法恰恰违背做事的规律。再大的事，也要从小处做起，再难的事，也要从简单处做起，可以说是颠扑不破的道理。然而许多自以为高明的人却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两者相较，曾国藩的真正高明处就显现出来了。

    他认为天下事知得十分，不如行得七分。

    中国传统思想中，“知行合一”是个非常重要的命题，但由于儒学是经世之学，因此更强调“行”，也就是实践的意义。《尚书》中说：“非知之艰，行之唯艰”，提出了知易行难的观点。孔子说：“君子欲呐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力行被看成是君子的一个标志。看一人品质如何，要“听其言而观其行。”以实际行动作为评价的主要标准。这种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实学”的重要内容。

    扬雄在《法言》中说，“学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把行摆在了言的前面。朱熹也说，“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还说“行不及言，可耻之甚。”有人进一步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认为知就是为了行。只有付诸行动了，才能说取得了真知，否则就不是真知。

    清代学者颜元说得好：“读得书来口会说，笔全做，都不济事；须是身上行出，才算学问。”古人所说的闭门造船、纸上谈兵的典故，批评的就是缺乏实际办事经验而自以为是的那种人。

    吕坤在《呻吟语》中说：“以圣贤之道出口易，以圣人之道躬行难。”嘴上说出来容易，做起来却难上加难。曾国藩很少拿大话吓人。即使说，也实实在在。他要做的，就是要把自己恪守的道德、追求的理想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有人说曾国藩是圣贤，因为他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圣贤的理想和主张。

    曾国藩继承了传统中的重行思想，强调力行，不说空话，“知一句便行一句。”不仅要“常常行之”，还要事事力行，办事“宜就所当所务者次第施行，做一件算一件，行一步算一步。”曾国藩一生各方面的成就，都体现了力行的工夫。

    曾国藩对那种空谈阔论而无实际办事能力的人持鄙夷态度，认为这是读书人的大毛病：“读书人之通病，往往志大言大，而实不副也”，后来又批评道：“读书人之通病，约有二端：一曰尚文不尚实，一曰责人而不责己。尚文之弊，连篇累犊，言之成理，及躬任其事，则忙乱废弛，毫无条理。”对读书人缺点的分析真是入木三分。

    曾国藩所交游的师友，都是朴实而崇尚力行的人，无论是唐鉴、楼仁这样的大家，还是吴廷栋、陈源充、何桂珍这一班兄弟，以及江忠源、郭嵩焘、罗泽南等同乡好友，都倡导力行，而以大言为耻。

    但曾国藩在京城时也遇到过高谈阔论的人。其中有一人刚从外地回京不久，经历稍为丰富，席间便夸夸其谈，旁若无人。曾国藩很看不起他，从此便未深交。另有一叫庞作人的官员，与此公相似，曾国藩对他同样反感。但当曾国藩官至两江总督、指挥四省军务时，他便跑到江南，希望能凭自己三寸不烂之舌打动曾国藩，混个一官半职，说不定日后还能飞黄腾达。但曾国藩一见便觉他讨厌，在日记中写道：

    “有庞作人者，一无所知，而好讲学，昔在京已厌薄之。本日又来，尤为狼狈恶劣。甚矣，人之不可不务实也。”

    最后的结果是，这位仁兄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不把事情做绝。

    人生在世，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关系：朋友关系、邻里关系、同事关系等等。这些关系处理得好就会使人到处受欢迎，处理得不好就可能到处遭人痛恨。如何处理好这些关系，就成为了一门很大的学问。

    曾国藩在处理这些关系时奉行的一个原则就是：凡事给对方留有余地，既不让自己违反大的原则，也不完全拒绝对方的要求。比如说，曾国藩常在家中劝父教弟，不要干预地方的事，可是，有些时候，他的一些亲朋好友难免会因一些万难之事有求于他，其中不乏一些实有冤屈之事，却之，于情于理不忍，助之，又恐有干预地方公务或有以势凌人之嫌。这时，曾国藩只好对来求者做出那种“道似无情却有情”“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曲意相助之举，并给别人留下充分回旋的余地。下面“一把折扇”的故事就能很好的说明这一点。

    同治年间，衡阳挨近双峰大界的地方，有一个忠厚而倔强的老实农民，他一生勤劳节俭，生活过得不错，不料那一年清明节扫墓时，与人发生了一场纠纷，对方仗着自己有钱有势，硬将一坟迁到他家的祖坟上来。官司由衡阳县打到了衡州府，总是对方占上风，老头儿咽不下这口窝囊气，被逼想上吊自尽。

    一天，有个老亲友提醒他：“你呀，可真糊涂，你不是有个干儿子在南京做两江总督吗？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天下谁个不知其名。”那人伸出两个指头，嘴巴挨着他的耳朵说：“你只要求他给衡州府写个二指宽的条子，保险你把官司打赢。”

    “是啊！”老头儿把胸脯一拍，说：“好办法，我怎么没有想到呢，”他受到启发以后，凑足盘缠钱，背上包袱雨伞，就直往南京奔。

    两江总督衙门，是不容易进得去的。

    “你是干什么的？”他还未过门槛，衙役就大声喝问。

    “我找干儿子。”老头儿壮着胆子回答。

    “谁是你干儿于？’

    “宽一。”

    衙役们没有一个知道曾国藩的乳名叫宽一，见这老头儿土里土气，怎么也不让他进去。

    忽然，督署里传出讯令，总督大人要出门来，衙役们忙把这个老头儿拉开，不能让他挡住大门，可他哪里肯听，偏偏要站近门边，想看一看是不是干儿子出来，

    一会儿，一顶轿子出门了，他一眼就窥见轿中坐的正是曾国藩，“宽一！”他操着家乡口音一声喊，被曾国藩听出来了。他连忙叫轿夫停住，下轿后又惊又喜地问：“这不是干爹吗？您老人家怎么到了这里？”便打转身，将干爹送进了自己的住宅。

    顿时，督署后院的曾宅里欢乐起来。曾国藩夫妇一面招待酒饭，一面问长问短，从干爹的家境问到大界白五堂、黄金堂新老住宅屋后的楠竹、杉树生长情况，无所不问，当老头儿话入正题、说明来意时，曾国藩打断他的话柄说：

    “暂莫谈这个，您老人家难得到这儿来，先游览几天再说吧。”他把一个同乡衙役叫来，接着说：“干儿公务在身，这几天不能陪干爹玩，就请他陪同你去玩吧，玄武湖啦，秦淮河啦，夫子庙啦，南京的名胜及热闹地方都去看看。”

    老头儿哪有心思游览，仅玩了三天，就按捺不住了。那天晚上，他对干儿媳细说了来意，求她向宽一进言，给衡州府下个二指宽的条子。欧阳夫人说：“急么子罗？你干儿要你多玩几天，你就再玩几天再说嘛。”

    “我肺都气炸了，官司打不赢，白白受人欺，哪有心思久玩了？”

    “不要担心，除非他的官比你干儿大。”那老头听到这句话，心里倒有几分安稳了，又玩了三天，当曾国藩办完公事后，欧阳夫人对他说起干爹特意来金陵的事来。“你就给他写个条子到衡州吧，”曾国藩听后叹了一口气说：“这怎么行呀？我不是多次给澄弟写信不要干预地方官的公事吗？如今自己倒在几千里外干预起来了，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干爹是个天本地分的人，你也不能看着老实人受欺，得主持公道呀！”经欧阳夫人再三请求，曾国藩动心了，他在房间来回踱了几圈，说：“好，让我考虑考虑吧。”

    第二天，正逢曾国藩接到奉谕升官职，南京的文武官员都来贺喜了，曾国藩在督署设宴招待，老头儿也被尊了上席。敬酒时，曾国藩先向大家介绍，首席是他湖南来的干爹，文武官员听了，一齐起身致敬，弄得老头儿怪不好意思，接着，曾国藩还把自己的干爹推崇了一番，说他一生勤劳，为人忠厚，怎么也不愿意到南京久住，执意要返乡里，说着，从衙役手中接过一个用红绫包着的小盒子，打开后拿出一把折扇又说：

    “我准备送干爹一个小礼物，列位看得起的话，也请在扇上题留芳名，作个永久纪念。”大家放下盅筷，接过一看，只见折扇上已工工整整地落了款，上款是“如父大人侍右”，下款是“如男曾国藩敬献”，也一个个应曾大人之请，在扇上签起名来，有的还题了诗句。不到半个时辰，折扇两面都写得满满的。曾国藩兴高采烈地把折扇收起，仍用红绫包好，双手奉送给了干爹，这老头儿也懂得礼数，起身向各位文武官员作揖致谢。

    席终客散，老头儿回到了住室，嘴里连连嘀咕着什么，欧阳夫人出来一听，只见他手捧着红绫包唠叨着：“宽一呀宽一，一张二指宽的条子总不肯写，却要这么费事，在这个玩物上写的字再多，我也不得领情。”欧阳夫人忙从他手中接过红包打开一看，不觉大吃一惊：“干爹呀，恭喜，恭喜！”老头儿脸色阴沉，好不耐烦地说：“喜从何来？”

    “干儿给您的这个，可是一个大宝呢！”

    “一把折扇算什么大宝？给我写个二指宽的条子，才是上方宝剑。”

    “哎呀，干爹”，欧阳夫人凑到老头身边细说：“这可比您要的那个条子更宝贵呀，拿回去后，不论打官司也好，办别的什么事也好，任他多大的官，见到此扇都会有灵验，千万不要把它丢了，随手带着，还能逢凶化吉呢！”

    一番话，说得老头子心里热乎乎的。

    “啊！，，”他似有所悟，会意地笑了。

    刚回到家里，衡州知府升堂，衙门八字开着，老头儿手执折扇，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在那个时代，被告上堂打官司，手执扇子是藐视公堂，要受到惩治的。

    “把扇子丢下！”衙役喝令，老头儿装作没有听见，一个衙役上前从他手中夺过扇子丢到地上。

    “这个可丢不得，是我干儿子送的。”

    知府大怒，惊堂木一拍：“放肆！拿上来！”知府接过扇子一看，“嗯……”他翻过来、覆过去看了后，又将视线转到老头身上，仔细打量了一番。然后，一声令下：

    “退堂！”

    据说，老头从衡州府衙门后堂退出来后，知府用轿子把他接了回去，不仅将这把折扇恭恭敬敬退还了他，还热情地款待着他，他的坟山官司是输、是赢，也就可想而知了。

    一把折扇，醉翁之意不在酒，表面是在显示亲情，实则相助，意在让地方官给面子。这把折扇同时也给足了亲人面子，并使曾国藩免于干涉地方公务之嫌，曾国藩谋事之深，虑事之远，不可不谓厉害。凡事给对方留有余地，这就是曾国藩为人处世常胜不败的奥秘之一了。

    凡事留有余地，也应成为今天我们为人处世的一项准则。因为时势每时都在变化，同时我们每个人也有考虑不周全的时候，凡事不留余地的话，我们就有可能犯一些愚蠢的错误，到头来吃亏的还是自己。凡事三思而行，话不可说得太死，行不可做得太绝，这样我们就会永远稳操胜券，进退自如！

    遇事以忍让为高。

    怎样与乡亲邻里相处，对于治家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与乡亲邻里关系处理得好，则可以使家庭免去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还可以在有困难的时候得到帮助，而处理得不好，则有可能造成仇隙，制造一些事端，这样的事情在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那么，曾国藩是怎样来处理这些矛盾的呢？在这方面他奉行的原则就是：让他三尺又何妨！

    这个话含有一个典故，据《桐城县志》记载，康熙时期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老家人与邻居吴家在住宅基地问题上发生了争执，家人飞书京城，让张英打招呼“摆平”吴家。而张英回馈给老家人的是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见书，主动在争执线上退让了三尺，下垒建墙，而邻居吴氏也深受感动，退地三尺，建宅置院，闻名中外的六尺之巷也就因此而成。

    咸丰初年，曾国藩父与几个兄弟还未分居的时候，家中为建新宅黄金堂，与邻居为一墙之隔的地界发生争执，几至要打官司到湘乡县府。曾国潢在家将这一情况写信告诉了在京师做官的兄长曾国藩。曾国藩收到此信后，联想起古人的这首诗便写了一封长信，并将这首诗附上。曾家父子兄弟读过曾国藩的信和此诗后，胸襟豁然开朗。

    “让他三尺又何妨”！用这一思想，将地退缩了三尺。

    据说，曾家的这一举动，深深地感动了邻居，其邻居不仅未与曾家争执，见自家的地很方便于曾家，也秉着“让他三尺又何妨”的见解，转让给了曾家扩建黄金堂新宅。

    这件趣事代代相传，简直成了曾族的“传家宝”。1988年，曾国藩的后人，年过“古稀”的曾德培老人还在台湾著文说，“记得1939年我走上抗战前线时，慈祥和蔼的妈妈坐在美孚煤油灯下，拿着我的双手说了曾国藩‘让他几尺又何妨’这首七绝诗。现在虽然已时隔半个世纪，我还不忘当年慈母赐儿的曾国藩教弟的这首诗。终身受用，乐趣无穷。”

    与邻里、乡亲相处，以宽忍为怀，凡事让人三尺是曾国藩以退为进处世不败的一个秘法。

    曾国藩家风传乡里，人们至今还在传颂，而他的父亲及诸弟却依仗权势，干预地方官事。尽管曾国藩家教极严，其弟则违教者多、听从者少，尤其是其四弟曾国潢（字澄侯），在乡最为跋扈，颇为人们所怨恨。

    就说同治年间，湖南哥老会兴起，特别是在湘乡地方，原来参加湘军的人多，遣散返乡后，参与哥老会的甚多。曾国潢在乡，不仅为剿杀哥老会卖力，而且地方有什么“憎恶”的人，他就捆送县府，请求杀掉。凡是他有所请，县府不敢不服从。有时捆送五六十人，也很难有几个生还的。当时的湘乡县令熊某，是个佛教徒，秉性慈善，接到曾国潢的请求，不答应攒不过他的权势，答应了又良心折磨太甚。所以每接到要他杀人的手令，总要躺着哭几天。友人问他哭什么，他回答说：“曾四爷又要借我的手杀人了！”有一年，湘乡县城新建一个码头，按惯例是杀猪宰羊，用“三牲”来祭祀，后在曾国潢的主持下，杀了十六个人举祭。

    曾国潢在乡间为人所恨，曾国藩是略有所知的。他常在家信中告诫诸弟：“吾兄弟当于极盛之时作衰时设想，总以不干预公事为第一义。”在倡导“八字”家风中，对其弟特别强调“宝”字，即“人待人为无价之宝也”，居乡勿作恶事。1857年曾国藩奔父丧在籍，听得曾国潢在乡间杀人太多，为人所怨，想要惩教其弟。一天，趁弟弟在床上睡午觉，曾国藩计上心来，向夫人要了一个锥子，猛刺其弟的大腿，顿时鲜血直流，染红了被褥。曾国潢对哥哥的这一举动，高声直呼：

    “残暴！残暴！痛死我了！”曾国藩又问：“吾只用锥刺了你一下，你就痛死了，你杀人家，人家痛不痛耶？”

    经过曾国藩这一训诫，其弟不仅居乡杀人的举动有所收敛，待百姓的态度亦有所好转。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作为邻里乡亲，低头不见抬头见。虽然日常生活中也有一些利益上的冲突，但只要我们抱着“让他三尺又何妨”的态度来处理这矛盾与问题，定会处理好与他们的关系。关系处理好了，则会自己心里舒畅，大家愉快，再说天底下谁没有个急事，这样也好请人家帮忙。方便别人也就是在方便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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