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全海

    由于固始移民入闽迁台并远播海外的历史，固始成为“唐人故里，闽台祖地”，以及全球华人寻根问祖之圣地。但因当下唐代固始移民史的研究成果多浮于表面或趋于功利，其独特价值不仅未能彰显，反而与河洛文化、中原移民及闽南人、客家人之形成等历史文化现象之界线愈加模糊，不免有些黯然。有鉴于此，本文提出唐代固始移民史的两个研究取向，即纵向延伸性研究和横向精细化研究，据此确立唐代固始移民在中国移民史上的独特地位。

    一、延伸性研究

    唐代固始移民史的延伸性研究，就是将固始移民入闽迁台视为一个整体，用整体史观书写唐代固始移民通史，完成固始移民入闽迁台的史实重建，进而考察唐代固始移民对福建社会的直接影响和对台湾社会的间接影响。

    所谓唐代固始移民通史，即唐代固始移民入闽及其后裔迁台的历史。其中唐代固始移民入闽，特指唐初陈元光父子“开漳建漳”和唐末王审知兄弟“王闽治闽”的历史，而不包括更早发生的零星移民和其间从各地进入固始的迁入性移民。

    唐初陈元光父子入闽，系因泉、潮间爆发大规模的“蛮獠啸乱”。为巩固和拓展唐王朝在九龙江流域的管辖与统治，唐高宗于总章二年（669年）诏命玉铃卫翊府左郎将归德将军陈政为朝议大夫统领岭南行军总管事，率府兵3600人，将士123人，入闽平乱。至永隆二年（680年）“蛮獠”主力底定，余部相继归降。高宗永淳二年（683年），陈元光向朝廷呈奏《请建州县表》，请求于泉、潮之间的绥安故地建置州县，以利治理。垂拱二年（686年），朝廷颁诏，允许于原绥安地域漳水之北建置漳州，辖漳浦、怀恩二县，陈元光为漳州刺史兼漳浦县令，进阶为中郎将右鹰扬卫府怀化大将军、轻车大都尉兼朝散大夫。

    自此陈氏五代为闽南的开发与建设鞠躬尽瘁百有余年。

    与唐初陈元光父子入闽一样，唐末王审知兄弟入闽，也起因于社会动荡，江淮地区大乱。僖宗光启元年正月（885年），为躲避军阀秦宗权的追剿，光州刺史王绪“悉举光、寿兵五千，驱吏民渡江”。固始人王潮、王审知兄弟随部南迁，经江西入闽，陷汀、漳二州。是年八月，王潮兄弟发动兵变，取王绪而代之，次年攻占泉州。景福二年（893年），占领福州，至此控制福建全境。王潮兄弟先是得到唐朝的承认和册封，唐亡后，后梁太祖朱晃封王审知为闽王。审知死，其子王延钧建国称帝，都福州，即五代时期的闽国。自王审知以后，王氏子孙治闽期间，积极争取土着居民支持，努力实现王闽政权本土化，同时整顿吏治，轻徭薄赋；外交上进贡中原王朝，奉行睦邻政策，福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逐步赶上中原发展水平。

    尽管早在晋永嘉末已有固始人零散自发入闽，但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年固始人陈政奉命率部入闽平乱，应为唐代固始移民大规模入闽的始迁时间。因为，此后陈政的两位兄长中郎将怀远将军陈敏、右郎将云麾将军陈敷共率58姓固始子弟赴闽驰援（陈政75岁老母魏氏夫人亦在其中），以及唐高宗仪凤二年（677年）陈政病逝后，陈元光奉命代理父职，最终平息“蛮獠”之乱，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唐末王审知兄弟入闽，不仅与唐初陈元光父子入闽大军同始迁于光州固始，有相同的出发地，而且迁移线路和迁入地也基本相同，可视为唐代固始移民入闽的组成部分。始迁时间对于确定移民类型及其特点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唐初陈元光父子率兵入闽和唐末王审知兄弟入闽，与其说“是一次具有移民性质的进军”，不如说是一次军事移民更准确。至关重要的是，唐代两次固始移民入闽，对移入地产生的影响有一致性：唐初陈元光父子开漳，唐末王审知兄弟王闽，以及陈氏开漳建漳、王氏王闽治闽的历史，使得整个闽南地区保存和延续了固始移民的所有“基因”——从音韵方言、姓氏根亲，到文化信仰、宗教艺术，进行整体“复制”，据此可以印证“闽人称祖皆曰自光州固始来”，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更是历史真实。

    上述唐代固始移民两次大规模入闽的历史以及对福建社会的影响，学术界已有共识，且已积累了丰富研究成果。但唐代固始移民产生的影响远不仅限于福建，因为固始移民入闽之后，其后裔又因不同原因先后迁台，成为台湾移民社会的主体，所以，应将固始移民入闽、迁台视为一个整体。

    据谱牒资料记载，唐代固始移民后裔迁台时间，始于宋代，但大规模迁台应在明末清初，其迁出地主要集中在漳州和泉州，且以漳州为最，所谓“漳庄”、“泉庄”、“粤庄”代表的就是移民祖籍分布。郑成功收复台湾后随郑成功首批入台的也以漳州人及厦门人为主，由此形成福建移民入台的一高潮。至康熙平定台湾，施琅“严禁粤中惠、潮之民渡台”，客家人入台受限，漳、泉人占大陆入台人数九成以上。依据陈孔立研究表明，至乾隆年间，大陆汉人迁台，“漳、泉移民占十分之六七，粤籍占十分之三四”；诸罗、彰化，以及府城一带，漳、泉籍移民占九成以上。自固始人入闽，至漳、泉人迁台，固始“基因”世代相传，不曾中断。所以，着名历史学家郭廷以说，“台湾的开发经营，几乎全为闽南漳泉人与粤省客家人之功。所谓闽南人与客家人，原均为中原人，为了政治及经济的原因，他们被动的或主动的逐步南徙，扩展到沿海地区。又为了同样的原因，又扩展到台岛。”如此，我们完全可以将漳泉人迁台视为固始移民的延伸。空间上从入闽到迁台；时间上自唐代至明清，就是我们所说的唐代固始移民延伸性研究的内涵，也是固始移民通史的时空范围。

    二、精细化研究

    开展精细化研究，包括史实重建和对相关历史文化现象的厘清，意在将唐代固始移民史研究引向深入。这里仅以三个研究主题为例。

    第一，河洛、中原、固始地域概念之精细化研究，寻找闽台移民之原乡

    世俗的而非学术的缘故，特别是历史学在固始移民史研究中的边缘化趋势，河洛、中原、固始之地域关系及其文化内涵界定出现了乱相，闽台移民之原乡被模糊——三源并出。

    要寻找闽台移民之原乡，需对中原、河洛、固始三者之地域关系及其文化内涵做出界定。河洛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河洛是指今日豫西地区；狭义的河洛就是古代的洛阳一带。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河洛是中原之中心是没有疑义的。尽管河洛文化圈有时超越河洛区域范围进入中原文化圈，甚至一定时期可能会出现交汇融合，但河洛文化并不能因此代替中原文化；在文化积累和演进进程上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如此，地域上的河洛是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狭于中原；文化上的河洛是中原文化的源头，先于中原文化。而中原之民与东南越闽地区的往来，最早可追溯至西汉武帝将闽越之民迁往江淮，以及魏晋时期中原之民第一次南下。显然此时的河洛文化不能完全涵盖中原文化，江淮区域也超出了广义河洛的地域空间。在此意义上，仅就闽台移民之原乡而言，称其根在中原是成立的，若谓根在河洛，以河洛替代中原，似言之笼统。

    厘清中原与河洛地域关系及文化内涵差异之后，还需进一步区隔中原与固始之地域及文化关系。闽台移民，甚至更为广泛的周边地区对中原的认知是一个相对、动态的宽泛概念。其相对性表现为中原与边疆、中央与四周的关系；其动态性表现为空间与时间两个向度，时间意义上的中原并非前后重合，如先秦之中原与隋唐之中原、明清之中原与近代之中原均存在较大差异，甚至有边疆变中原之沧海桑田；空间意义上的中原则呈现为一种向四周扩散之趋势。闽台移民观念深处的“中原”是相对福建而言，是对“边疆”（或“四周”）的否定，表达的是福建（或台湾）与“光州固始”之相对关系，当然还蕴涵有祖上来自中原，并非生为蛮夷之意。换言之，这里的“中原”是他们原乡“光州固始”的代称或统称；“光州固始”才是他们的原乡。明乎此，便知闽台移民根在“光州固始”，而不是河洛；至于上面提到的根在中原，则是一个相对模糊的称谓。事实上全球华人根都在中原——不仅闽台移民根在中原。当然，厘清或强调闽台移民之原乡在固始，并不否认闽台文化与河洛文化、中原文化的渊源关系。

    第二，唐代固始移民群体之精细化研究，解读闽南文化的多元特征

    关于移民与文化的关系，在信息交流主要依靠人工传递的古代社会，人是文化最活跃的载体；文化传播一般是借助于人的迁移和流动来实现的。移民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迁移。不过文化是分层次的，如制度文化、学术文化、宗教信仰、艺术方言等；移民也具有不同的类型和特点，且以中国古代移民为例，就有自南而北的生存型移民、以行政或军事手段推行的强制性移民、从平原到山区或从内地到边疆的开发性移民、非华夏族的内迁性移民，以及沿海向海外的移民，等等。

    不同类型移民或每一次具体移民活动，在充当文化传播载体时，是有选择的。他们没有能力将迁出地的学术文化、制度文化，以及方言、宗教与信仰等民间文化，全部携带并在移入地落地生根——也许他们只能携带其中一种文化；即使同一移民类型，也会因移民群体内部在性别、年龄、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等差异，在文化传播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在传播对象的选择和文化层次的倾向方面表现出明显区别。就受教育程度与社会地位而言，一般情况下，个别杰出人物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可能会超过成千上万的普通移民；以贵族官僚、文人学士等社会上层为主体的移民，对学术文化和制度文化的传播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历史上学术文化和制度文化的传播往往与政治中心的转移同步，如西汉定都长安对关中学术文化的繁荣，永嘉之乱后中原上层士人南迁成为东南学术文化鹊起的转折点。当然，制度文化的传播还存在另一种情况，即制度移植问题。如由移民建立的政权，往往是将移出地的制度移植到移入地，并长期延续，但在移入地建立政权的移民并不一定是社会上层或知识分子，陈元光“开漳建漳”和王审知“王闽治闽”就属于此种类型。至于最为普遍的社会下层或普通百姓的迁移和流动，可能带动更多的是宗教信仰特别是民间信仰和方言、艺术的传播。

    从宽泛意义上讲，唐代固始移民可谓中原文化在闽台地区传播的载体和渠道，中原文化就是沿着移民线路渐次传到福建和台湾，从而确立豫闽台两岸三地渊源关系和文化认同基础。那么，唐代固始移民入闽，明清之际其后裔又大批迁台，传播的是学术文化、制度文化，还是艺术方言、宗教与信仰呢？似乎尚未深入研究，言之自然笼统模糊。这也是我们对固始移民群体进行精细化研究的原因所在。就唐代固始移民与文化传播之关系，需要我们对两次大规模移民群体内部结构进行精细化分析。

    我们知道，唐代两次固始移民入闽，都带有明显的军事移民特征，具体到这两次军事移民群体内部结构，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将、士、眷三类或三个群体，其结构比例，将最少、眷次之、士最众。以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陈政率部入闽为例，共率府兵3600名，将士自副将许天正以下123员，另有年仅13岁的陈元光也随父出征，说明入闽将士中确有携眷带子情况，当然这部分人不会超过出征将士人数，否则就很难说这是一次军事移民了，而是流民或逃民了。

    根据我们以上分析，可以肯定，唐代固始移民以社会下层和普通百姓为主，在充当文化传播载体时携带的当然是他们“日用而不知”的文化，即一般民间文化，如与他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风俗习惯、戏剧音乐、宗教信仰（特别是俗神崇拜）、方言俚语，农作物栽培技术、农田耕作方式等。由于固始地处淮河流域，南北过渡地带，有“江南北国，北国江南”之称，甚至长时间属于楚文化区（中原文化与楚文化交替覆盖），“豫风楚韵”非常明显，中原文化并不浓重。比如，至今仍盛行于固始的民歌就融汇了南方的号子、山歌、田歌、小调；而与固始比邻的光山花鼓戏由豫南民间小调、山歌、歌舞、小戏而融合楚剧、黄梅戏唱腔，又吸收了汉剧、曲剧的艺术特点，如此等等。况且自光州、寿州入闽的固始人，准确地说应是淮南人而非中原人。入闽移民携带的母体文化与闽越土着文化融合形成的闽南文化，自然就有楚文化的元素。当然，由于陈元光“开漳建漳”、王审知“王闽治闽”的历史，决定了闽南文化中的制度和学术文化，是对中原文化的移植。据此可以认为，闽南文化，是“豫风”、“楚韵”与闽越土着的多元融合，具有多元特征，而不仅是中原文化南传的结果。

    第三，台湾姓氏族源之精细化研究，理解“光州固始”的象征意义

    固始姓氏入闽，最早可追至西晋永嘉之乱。大规模入闽，主要集中在唐代。据最新研究成果，至少有蔡、曹、陈、程、戴、邓、丁、董、范、方、冯、傅、高、龚、顾、郭、韩、何、和、洪、侯、胡、黄、江、金、康、柯、赖、雷、李、连、梁、廖、林、柳、刘、卢、吕、罗、骆、马、茅、倪、潘、彭、邱、商、邵、沈、施、宋、苏、孙、汤、唐、田、涂、汪、王、魏、翁、吴、萧、谢、许、薛、严、杨、姚、叶、应、尤、游、俞、余、袁、曾、詹、张、郑、周、危、朱、庄、卓、邹86姓，是随唐代两次固始移民入闽。对此，方志和谱牒资料均有据可考，无大疑义。至于固始姓氏播迁台湾的情况，就没有入闽姓氏那样明确可查了，学者们大都采取模糊或笼统的说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表述是将闽台合称，如张新斌教授根据方志和谱牒资料，提出闽台有58个姓氏源于“光州固始”，对于福建有多少，台湾又有多少，则未深究。

    本文循着《台湾省通志·人民志·氏族篇》提供的信息，参考相关谱牒资料，初步列出源于“光州固始”的部分台湾姓氏：

    庄姓。《桃源庄氏族谱·庄氏源流序》记载：“稽吾祖入闽之先，始有一郎公，讳森，宇文盛，原河南汝宁府固始县人也。缘唐黄巢作乱之后，于光启丁未岁（887年）从王审知兄弟入闽，居福州。卜居永春县桃园里善政乡蓬莱山。”另据台北新庄《庄氏族谱》记载：“唐末有庄森者，居河南光州固始，于僖宗光启元年，随王潮入闽，历漳入泉，再徙永春，乃卜居于永春之桃园里。”清康熙年间，庄姓迁台，垦于彰化县竹塘乡。所以，福建、台湾庄氏共同始祖，乃光启初年随王氏兄弟入闽的光州固始人庄森。

    吴姓。福建《平潭县志·人口·姓氏构成》（卷3）记曰：“吴祭，宇孝先，河南固始县人，唐僖宗中和四年（884年），随王审知入闽。传至二十二世的秦、泰、春三兄弟，先后从福清市音西镇玉塘村迁入平潭。”据吴铜辑台湾《吴氏族谱·祭公家传》记：“其祖有吴祭者，固始县青云乡铁井兜人，唐僖宗中和四年（884年），兄弟一行二十余人住福建侯官县，王审知据八闽之地，乃避地福、泉间，遂为闽人。今福建晋江、惠安、安溪、平和、诏安、莆田、广东饶平等地之吴氏，皆祭公之后。”总之，台湾吴氏，虽迁台时间不详，但与福建吴氏共同尊固始入闽之吴祭为始公，是清楚的。

    苏姓。福建晋江《伦山衍派苏氏族谱》、德化《双翰苏氏族谱》及《龙井苏氏族谱》，均记曰：其先祖苏益侍于隰州，值黄巢起事，以都统职随王潮入闽，是为苏氏之入闽始祖。台北县《苏氏族谱》谓：“远祖有苏奕者，于唐宪宗时，授光州刺史，传三世至僖宗时，黄巢为乱，随王潮入闽，为泉州押卫都统，其后遍布闽南。”基隆《苏周连氏同宗起源略录》：“至唐末世乱，益公以嫡子孙继承武职，同王潮入闽”。宋代苏颂《苏绎墓志铭》记曰：“奕，元和中光州刺史，子孙因家于固始。光州之四世孙，赠隰州刺史，讳益自固始从王潮入闽。”如此，可以肯定光州刺史苏奕为闽台苏姓的共同先祖。

    高姓。福建漳浦高氏，尊固始人高钢为入闽始祖。史迹见于漳浦《中山高氏家谱》。台北县木栅乡《安平高氏族谱》记载：“唐僖宗中和元年（881年），其入闽始祖钢，避黄巢之乱，挈眷由河南光州固始入闽，占籍于福建闽侯县凤岗。至五世祖于后周显德年间（954-959），殉节泉州，赐葬晋江二都，其后遂迁安平（晋江安海城），子孙蕃衍，瓜分散处，或居晋江永宁，或迁南安埕边，或赘同安高浦。元末，又有高氏一派，避乱入安溪，卜居太平。”

    尽管固始入闽高氏迁台时间不甚明了，但高钢为闽台高氏的共同始祖，有族谱可考。

    邱姓。台北县土城乡《丘氏族谱》谓：“远祖出自周之姜齐，支派蕃衍，盛于河南之光州固始。丘亦作邱”，“五胡之乱，南迁入闽，居兴化之莆田”。清康熙四十年，邱姓与林、张二姓同迁台垦于苗栗大甲镇。台湾邱姓虽非源于唐代固始移民，但其播迁脉络非常清楚：光州固始-福建莆田-台湾苗栗。

    周姓。台湾之周姓有汝南、武功二派。《武功周氏族谱》谓：“系苏姓之后，先世居光州固始，唐末有苏益者，避黄巢之乱，于懿宗广明中，随王潮入闽。子孙分布漳泉。至正二十二年，有苏卓周者，因缺之，乃改为周氏。”郑经部属周全斌曾随入台，未留台而返闽。清康熙年间，漳州人周舜阳迁台，在淡水文山保内湖开基。台湾周氏始祖，亦应为固始苏益。

    施姓。《姓氏纪略》：“夏诸侯有施氏，国亡，以国为氏。”《漳州府志》谓：“随陈元光开漳，有施光赞者，官府内校尉。”台湾《施氏合谱》：“唐之中叶，始由河南光州迁徙入闽，有秘书承公者，宅居于泉州钱江乡。”康熙二十二年，泉州人施长龄招佃渡台，垦于燕雾、武东两堡，与施琅渡台时间相差无几。

    潘姓。台北县三芝、石门两乡之潘姓，均称“先世居光州固始，嗣迁福建漳州、诏安五部，迁移年代，已不可考。”然《漳州府志》记载，唐初陈元光开漳将佐中，已有潘节其人。足见潘姓入闽在唐初。明永历二十八年有潘者，与徐阿华等七人渡海移居旗后（今高雄市）捕鱼，并与蔡、白、王、李、洪五姓倡建旗后妈祖宫。

    颜姓。据基隆市《颜氏族谱》谓：颜氏随陈元光入闽，永历十五年颜望忠随延平王入闽。固始-福建-台湾播迁线路清晰可考。

    孙姓。孙姓为周文王之后。台湾孙姓，未修谱牒。相传：其先世居光州固始，唐末五季之乱，南迁入闽，居泉州东门。《漳州府志》亦有孙姓入闽之记载。乾隆二十年孙天赐渡台初住麻豆堡。

    黄姓。台湾《黄氏族谱》记载：“前先四十三世南陆居河南光州固始”，其中台北县深坑乡《黄氏族谱》云：“世居光州固始。至晋，中州板荡，南迁入闽，始祖黄元方仁晋。”看来迁台黄姓并非唐代随两次大移民入闽，而是传说中“衣冠大族八姓入闽”之黄姓。

    宋姓。宋姓之播迁，唐宋之前无考。《漳州府志》载：陈元光开漳，有宋姓随之入闽。中坜《宋氏族谱》也称：“始祖唐丞相环，宇持正，河南光州人。玄孙骈，唐咸通六年擢明经，历任福泉按察使，遂寓居莆田。”莆田宋氏宋来万，于康熙六十年以义民身份渡台平朱一贵有功，初居台南，后迁屏东，遂定居于此。

    以上所列台湾十二姓氏，其先祖由固始入闽迁台播迁事迹，谱牒记载清晰可查，祖籍确为“光州固始”。但不少自称源于“光州固始”的台湾姓氏，其祖地无可考证，如台湾赖氏，《文献通考》曰：“赖国在保信县，今息县东北，其赖亭则在商城县南，息县、商城皆属河南汝宁府光州，是故颍川郡为赖国子孙散处之区。”德化县《侯卿赖氏族谱》记载：上涌乡赖氏始祖赖开国，光州固始人，唐僖宗中和三年随王审知入闽，居侯官孝悌乡感化里。宋末，其后裔居德化县下涌钱塘。台湾赖氏迁台时间为延平郡王东征时（永历三年）以郑部入台，但迁台赖氏是唐末固始入闽之赖氏，还是东晋安帝四年自颍川迁居潭州的赖氏，并未明确记载。更多情况是，台湾姓氏以《漳州府志》或《福建通志》关于固始入闽姓氏的记载为依据，认定祖上来自“光州固始”。如台湾之江姓、何姓、詹姓、沈姓，与福建漳州之江姓、何姓、詹姓、沈姓确有血脉关系；福建漳州之江姓、何姓、詹姓、沈姓，与河南固始之江姓、何姓、詹姓、沈姓也有血脉关系；但台湾之江姓、何姓、詹姓、沈姓，与河南固始之江姓、何姓、詹姓、沈姓之间没有族谱记载依据，这就意味着固始姓氏入闽后迁台情况或有中断，或非一脉，同姓不同族，难以详考。

    本文并未完成对源于“光州固始”台湾姓氏的厘清工作，但台湾姓氏中“光州固始”的象征意义已经非常清楚了，那就是台湾姓氏认定其始祖在大陆，无论是中原，还是“光州固始”，都是他们心目中的族源。

    三、简单结语

    无论是纵向的延伸性研究，还是横向的精细化研究，其意在于恢复和彰显唐代固始移民的独特价值和研究意义。延伸性研究，即纵向拓展，将固始移民入闽迁台视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单元和整体，确定固始移民史的研究框架和时空域限，对于回答台湾与大陆的渊源关系，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若将固始移民入闽作为一个独立单元，或入闽移民后裔不是渡海迁台，而是继续移入他处，则与历史上发生的“闯关东”、“走西口”、“湖广填四川”一样只是移民类型和移民线路不同而已。精细化研究，即横向深入，意在正本清源，史实重建，对存有模糊认识或有争议的若干概念、史实及文化影响进行澄清与厘定工作。比如，关于河洛、中原、光州固始之地域及文化概念差异，以及与闽南文化之关系，就需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当然，本文无力就以上所举议题得出结论，只是希望对固始移民史研究有所启发。

    文献来源：2009年固始与闽台渊源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固始移民与闽台关系研究》，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

    作者简介：尹全海，信阳师范学院教授，中原与闽台关系研究中心学术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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