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繁华

    邵丽的文学创作，如果从1999年发表第一篇作品算起，至今只有十余年。十余年的时间不算短，但作为作家来说，用十余年的时间和百余万字的作品将自己打造成有广泛影响的著名作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当下文学生产、传播和接受都遭遇了巨大挑战的环境里，一个作家能够并敢于坚持下来，如果不是一场人生赌博的话，那么就可以理解为内心对自己有一种强烈的召唤或期待。几年间，她先后出版了《纸裙子》、《碎花地毯》、《腾空的屋子》等小说集。这些作品，与许多刚出道的女性作家多有相似之处——更多地源于个人经验，基本是在情感或婚姻领域展开。虽然讲述了不同的女性经验或情感体验，但其视野的封闭性和内循环性质，还没有产生广泛的影响。真正产生广泛影响的创作，是200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我的生活质量》。这部小说让她获得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年度中华文学人物’最具潜质的青年作家称号”，入围了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此后的邵丽一发不可收，不仅佳作迭出，而且因《明惠的圣诞》获得了第四届鲁迅文学奖。邵丽的小说从此面貌大变：她对世风世相的生动描绘，对女性命运、情感和心理的深切同情，对当下生活的积极介入表达出的家国情怀，使她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作家。

    一、文化记忆与人的宿命

    长篇小说《我的生活质量》于邵丽说来重要无比，它不仅让更多的读者认识了作家邵丽，而且重要的是，这部作品奠定了邵丽作为作家的地位，并在某种意义上为她带来了信心和鼓舞。可以说，在读过了许多“官场小说”之后，再读邵丽的《我的生活质量》，我相信有过官场经历和官员身份的人，既可能心情舒畅也可能忧心忡忡。原因是，在过去的官场小说中，官场几乎就是人性的墓场：尔虞我诈、欺上瞒下、鱼肉百姓、贪污腐败，最后，或者亡命天涯或者苦海余生。这些小说在“反腐败”的主流话语或生活的浅表层面，确实获得了不证自明的依据。但它的文学性始终受到怀疑，总让人感到文学力量的欠缺。这与这些小说对官场生活追问的不彻底、对人性深处缺乏把握的能力是大有关系的。我们在这些小说中看到的还只是官场奇观，或者是夸大了的畸形黑暗的生活。邵丽的小说《我的生活质量》，也描摹或书写了官场人生，但这不是一部仅仅展示腐败和黑暗的小说，不是对官场异化人性的仇恨书写。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部充满了同情和悲悯的小说，是一部对人的文化记忆、文化遗忘以及自我救赎绝望的写真和证词。

    小说的主角王祈隆是一个传统的农家子弟，他在奶奶的教导下艰难地成长，终于读完大学，并在偶然的机遇中走上仕途。他并不刻意为官之道，却一路顺风地当上了市长。这个为世俗社会羡慕角色的背后，却有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人生苦衷和内心煎熬。他恶劣的生活质量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和心灵的。一个人的生活质量幸福与否，不是来自外在世界的评价，外在的评价只能部分地满足一个人的虚荣心和成就感。特别是一个人的虚荣心和成就感已经获得满足的时候，其他方面欠缺就会强烈地凸现出来。王祈隆的生活质量之所以成为问题，就在于他已经实现的社会地位、社会身份和未能忘记的文化记忆的巨大反差。王祈隆先后遇到了几个青年女性：旧情人黄小凤、妓女戴小桃、大学生李青苹和名门之后安妮。如果小说只写了王祈隆与前三个女人的关系，也就是并无惊人之处的平平之作。王祈隆的欲望和对欲望的克制，与常见的文学人物的心理活动并没有本质区别。邵丽的过人之处恰恰是她处理了王祈隆与安妮的情感过程。

    王祈隆与安妮都是当下的“成功人士”、社会精英，按照一般理解，他们的结合是皆大欢喜情理之中。但面对安妮的时候，王祈隆有难以克服的心理障碍：他脚上的“拐”——那个“小王庄出身”的标记，是他深入骨髓的自传性记忆。这个来自底层的卑微的徽记，即便他当上市长之后仍然难以遗忘，难以从心理上实现他的自我救赎。他见到安妮就丧失了男性功能，而面对相同出身的许彩霞他就勇武无比。文化记忆的支配性在王祈隆这里根深蒂固并不是他个人的原因，哈布瓦奇在《论集体记忆中》区别了“历史记忆”和“自传记忆”两个不同的范畴。他说：历史记忆是社会文化成员通过文字或其他记载来获得的，历史记忆必须通过公众活动，如庆典、节假日纪念等等才能得以保持新鲜；自传记忆则是个人对于自己经历过的往事的回忆。公众场所的个人记忆也有助于维系人与人的关系，如亲朋、婚姻、同学会、俱乐部关系，等等。无论是历史记忆还是自传记忆，记忆都必须依赖某种集体处所和公众论坛，通过人与人的相互接触才能得以保存。记忆的公众处所大至社会、宗教活动，小至家庭相处、朋友聚会，共同的活动使得记忆成为一种具有社会意义的行为。记忆所涉及的不只是回忆的“能力”，而且更是回忆的公众权利和社会作用。不与他人相关的记忆是经不起时间销蚀的。而且，它无法被社会所保存，更无法表现为一种有社会文化意义的集体行为。哈布瓦奇的集体记忆理论强调记忆的当下性。在他看来，人们头脑中的“过去”，并不是客观实在的，而是一种社会性的建构。回忆永远是在回忆的对象成为过去之后。不同的时代、时期的人们不可能对同一段“过去”形成同样的想法。人们如何建构和叙述过去，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当下的理念、利益和期待。回忆是为现刻的需要服务的。

    “回忆”当然也是一种社会资源和争夺的对象。在过去的历史叙事中，农民因在革命历史中的巨大作用，这个身份就具有了神圣和崇高的意味。但在当下的语境中，在革命终结的时代，农民可能意味着贫困、打工、不体面和没有尊严、失去土地或流离失所。它过去拥有的意义正在向负面转化。这样，农民——尤其是带有“小王庄”标记的农民，在王祈隆这里就成为一种卑微和耻辱的象征，面对安妮，这个具有优越的文化历史和资本的欲望对象的时候，王祈隆就彻底地崩溃了，他不能遗忘自己小王庄的出身和历史。这是王市长的失败，也是传统的乡村文化在当下语境中的危机和失败。因此王祈隆/安妮就成为传统/现代冲突的表意符号，他们的两败俱伤是意味深长的。

    《我的生活质量》是目前邵丽出版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此后她的主要精力集中在中、短篇小说创作。这既可以看做是她的兴趣所在，亦可以看做是她的集聚能量卧薪藏胆，为日后以求一逞的文学雄心积累准备。

    二、女性的情感、心理和命运

    “女性主义”曾一度成为这个时代最强悍的文学之音，“女性文学”也因此成为这个时代重要的文学现象。但是，当“风头正健”已成往事、“女性主义”业已尘埃落定之后，我们发现，“女性”性别遭遇的问题，与两性共同面临的问题并不具有解决的优先地位。甚至可以说，女性的问题在这些作品中以夸张的方式放大了。邵丽不是“女性主义者”，她没有咄咄逼人的女性立场。但是，在纷乱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在日常生活的两性关系中，她的小说无可避免地有女性视角，这个视角也无可避免地有个人经验和体悟隐含其间。在我看来，邵丽对女性的关注，更多的是在女性情感、心理和命运的范畴中展开，她对女性更多的是同情、悲悯和束手无策的关爱。但是，当她一旦将女性的这一切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在深感震撼的同时，也为她细微的体察和尖锐的发现所打动。

    《明惠的圣诞》是获鲁迅文学奖的作品。小说讲述的是明惠不甘屈辱最终诀别人世的惨烈故事。曾经骄傲的明惠因高考落榜，被迫更名圆圆做了按摩女，这是这个时代没有着落女孩常见的谋生手段。在这样的环境里讨生活，圆圆有过怎样的经历是可以想象的。但是，圆圆似乎驾轻就熟处乱不惊，无论客人有怎样轻薄的举动，甚至被“表哥”带走付出了第一次，也没有痛不欲生寻死觅活。让明惠放不下过不去的是她遇到了一个名叫李羊群的人：

    圆圆第一眼看到李羊群就觉得他不是一个好色的男人，她就是这样感觉的。李羊群那天显然是喝过酒，他洗完襄着一条浴巾进按摩间的时候，透过屋顶玻璃射进来的阳光突然间逆着打在他干净的身体上，圆圆的感觉有些模糊起来。这个生得很体面的人的脸上是透着丝丝缕缕悲伤的，当然，这悲伤别人是看不出的。圆圆那一刻觉得那悲是从她自己的心底涌出，却写在了这个男人的脸上。圆圆的心动了一下，又动了一下。但不是那种被打动的动，是被震动的动。

    这个细节是圆圆与李羊群有交往愿望的开始。而“那次按摩结束后，李羊群是第一次在按摩间里打量一个女孩。他觉得这个年轻的女孩子脸上有一种成熟镇定得让他惊心动魄的东西”。“他遇到了一个和他一样怀有委屈的人”。这是心和心的对接，或者说是“心有灵犀”。于是，圆圆开始了和李羊群的交往。李羊群确实不是一个坏人。他的前史是：一个国家公务员，有漂亮的、青梅竹马的夫人。因一次艳遇，丢了夫人也丢了儿子。他主动辞了公职办起了文化传播公司。李羊群对圆圆出手大方，久而久之，圆圆觉得自己应该付给李羊群应该付出的东西。事情的转折发生在另一个圣诞夜里。圆圆和李羊群遇到了李羊群的一群朋友。这些人在圆圆面前的优越毫不掩饰——

    圆圆是有自知之明的，坐一会就说要先走。圆圆说完走就拿眼睛去看李羊群的反应，李羊群这只羊好像回到自己的羊群就把圆圆给忘记了，刚才还精神头十足地盯她的那双眼睛，现在一下子散了。他这样的神态与这帮人在一起才是合辙押韵的。圆圆以为，李羊群不陪她一起走，至少会挽留她。李羊群那时候正忘情地和他们追忆起一桩往事，他仿佛忘记了自己先前的角色，他本是为了她出来玩的。可他现在陷在另外一个角色里，他不想让任何无关的人在这个时候穿插到他们的往事里。他头都没扭就挥了挥手说，那好吧，你先回吧！

    第二天，圆圆逛过商场、喝过鸡汤后，穿上盛装，躺在床上再也没有醒来。在这个圣诞之夜，圆圆不仅是感觉受到了羞辱，不仅是曾有过的幻觉在瞬间幻灭。更重要的是，这个羞辱轰毁了她的整个世界，剥夺了她所有的尊严。她只能以死维护自己最后的尊严。在此之前，她一心一意渴望成为一个城里人。她在成为城里人的过程中，可以不惜一切，甚至卖身。但是一旦身份变了，感觉到自己是城里人了，别人的一句玩笑，或者是冷落，她就受不了，甚至不惜牺牲生命来维护——想想看，一个人的身份哪怕稍稍变化一点点，就会有截然不同的结局——这种东西过去是没多少人关注的，对“城市化”，人们只是习惯于用数字说话，城市化率达到多少多少，新农村建设如何如何。从来没人会想到，在这个数字后面，是活生生的生命和尊严的丧失，更不要说文明的衰落和历史的失重了。怎样重拾人文关怀与城乡和谐，这是自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只是过去没人正视过，在谎言里把它遮蔽了——但是，即使是死，明惠也没有找到自己的真实身份，对于城市给他们的语言和表情，他们根本消化不了。中国的农民有着对城市的深度“乳糖不耐”。

    这就是小说撼动人心的地方。小说没有用道德化的方式谴责批判李羊群或肖明惠。而是撕开了这个司空见惯的生活方式和场景的背后，将这致命的隐形之手暴露给世人。明惠的死不仅李羊群不明白，更多的人可能不屑一顾。因此，明惠的悲剧很可能是在明惠之死的后面。当邵丽将明惠的悲剧呈现出来的时候，表达的是对人的顾惜、不平和关爱。她曾说：“生活中充满了爱。尽管我并不认为人仅仅是为爱而活着，但我觉得没有爱的生活不能算是有意义的生活，至少我不会为没有爱的生活而写作。”她践行的是承诺。

    《寂寞的汤丹》是一篇深入探究女性心理的小说。汤丹偶然遭遇了宣传部长李逸飞。在汤丹看来，李逸飞的迷人是因他的“风采”。第一次见面：“汤丹无端想起‘小乔初嫁了，羽扇纶巾’这样的词句来，后来的思想跑得就更远。再后来，她就不知道讲的是什么了，只顾着揣测这个男人的方方面面”。于是两人开始了心照不宣的交往。

    青年男女即便是已婚，对异性偶发幻想也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但是，当汤丹因工作的事情需要李逸飞帮忙，带着丈夫小袁到李逸飞家之后，李逸飞对汤丹的态度陡然发生了变化。告别时“李逸飞和小袁握手道别，看都没看汤丹一眼就关了门。出来院子坐在车子里，小袁说，事情办得太好了。他一副开开心心的样子，汤丹也觉得从头到尾都没什么不妥，神情却是恍惚得要命”。汤丹和丈夫一起去李逸飞家的举动，使汤丹与李逸飞两人还没开始的关系注定无疾而终。这里，丈夫小袁的用心是尤其值得注意的。他对男女之间关系的敏感以及处理得了无痕迹，足以证明他的城府和老练。此后，无论是小袁还是汤丹，各自经历了不同的情感遭遇，但“汤丹还得沉没在生活里”。小说没有大起大落疾风暴雨式的情节，它写的是日常生活中汤丹的落寞和无助。汤丹的寂寞貌似死水微澜，但小说却写出了她内在波涛汹涌。它有欧洲浪漫主义时期小说的遗风流韵。

    《城外的小秋》，是一篇有鲜明当下性的小说。城镇化是当下生活的基本趋势，它的历史合理性已经有过无数的阐释。但是，历史的逻辑不能置换生活的逻辑。历史逻辑的合理性发生在讲述中，生活的逻辑却是在感受里。小秋不喜欢城里生活，奶奶带她回到了乡下。乡下的小秋——

    养了一条叫大黄的狗，上学放学都跟她形影不离。小秋后来不上学了，大黄就跟着她和奶奶下地。家里还有两亩多地，爸爸早就不让她们种了，奶奶坚持种，主要是因为小秋坚决要种。收了麦子，叔叔们帮着把地整理出来，她们就一粒一粒地点上玉米。地头还会种一小片花生，几棵甜瓜，还有长豆角，几根棍搭个架子，爬得枝枝蔓蔓的，结的豆角比小孩子都高。小秋在她的玉米地里，快乐得像个公主，大黄就是她的仆从。

    这是小秋的乡下生活，也是她后来挥之不去的乡村记忆。但是，离开了城市并不意味着小秋就走进了不变的世外桃源。老村子还是要拆了，村子已经划为市区范围。就在开发商的推土机开进玉米田的时候，小秋滑进了埂下的水沟里，小秋瘫痪了。小秋失去了玉米田，也永远失去了和玉米田有关的生活。当然，失去这一切的还有奶奶、郝强和郝晴天。小说提出了一个悖论性的问题：城市化是现代化的表征。现实生活里，进了城的农民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他们都很难再回到乡下。因此，现代性是一条不归路。但在小秋这里，她对乡下的眷恋几乎无可替代。无论是安居房、推土机还是城市规划，在小秋这里不啻为洪水猛兽。每个人对生活的理解不同，他们本来有选择的权利。但在小秋的时代，现代化将一切都格式化、统一化。“现代”成为另一种冠冕堂皇不由分说的具有权力关系的另一种说法。这既是现实当然也是隐喻。小秋未来的生活是可以想象的，她没有能力改变这一切，她只能接受这样的现实。承受这样的现实当然不止小秋一个人，它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所有矛盾的一部分。如果是这样的话，失去玉米田的显然还有无数个小秋和他们的家人。

    邵丽写了许多与女性生活有关小说。上述三篇作品远不是全部。重要的也许不在于邵丽身为女性写了女性，重要的是她写出了女性在现实生活中不同的纠结、矛盾和无奈。一个作家如果没有这些心理感受和对女性的认知，这样的小说是断然难以完成的。

    三、家国情怀与新的创作实践

    十余年的时间，邵丽尝试着各种题材和写法。近年来她连续发表了《村北的王庭柱》、《老革命周春江》、《挂职笔记》、《刘万福案件》等一批写基层干部生活的作品。这些作品与邵丽的挂职经历有关。她在一篇小说的开头说：

    作为一个小说家，当我被派往一个一百多万人的大县挂职副县长体验生活时，内心是非常纠结的。我常常融不进这种“生活”之中，但又觉得忽然之间失去了自己的生活。那时候我显然以为，挂职的意义不在于职，而在于挂。我是确确实实被挂在生活之外了。

    这是一份难得的清醒。正是有了这份清醒，邵丽才将王庭柱、县委副书记周春江、祁副县长、刘县长等写得跃然纸上。那里的生活气息弥漫四方让人如临其境。读这些小说很容易联想到“山药蛋派”作家笔下的生活和人物。这些小说为邵丽赢得了新的声誉。《刘万福案件》，也是以一个挂职作家视角讲述的故事。故事的主体是刘万福的今生今世，是一个普通农民的生存状况和不幸遭遇；另一条线索是县委书记、经济学家对当下中国、特别是中国基层发展的言论和看法。小说内部结构极其复杂，犹如当下中国的社会生活，剪不断理还乱。

    小说在刘万福糟糕的命运上展开。矿难情节写得一波三折惊心动魄，矿工的坚忍和危难中的真情催人泪下。班长阎涛过人的胆识和处乱不惊的风范，与矿工的生死与共的情义，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一条“瞒报重大矿难偷运尸体”的信息，以及“美国总统奥巴马就西弗吉尼亚州矿难发表声明”的对比，使小说在不经意处起了波澜：“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体现在生上，既无可否认又无法改变。如果还体现在死上，那就只有令人扼腕可惜了。同样是煤矿工人，有人死得那么有尊严，他们的名字像英雄一样被惦记和怀念。有人只是死成小数点后面的一个数字，只是活在统计年鉴里。”当然，小说不只是表达了作家批判的姿态，重要的是，她还是在人性的复杂性上下足了工夫。刘七是一个乡间无赖，与刘万福家有“世仇”。刘万福与刘七的仇怨缘于刘七对刘万福妻女的欺辱，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刘万福手刃刘七和一个同伙。“刘万福相信党和政府的有关政策，立即去派出所投案自首了。法庭根据他犯罪的性质和投案自首的情节，判了他死缓。”后来又改为“无期徒刑”。“刘万福案件”只是一个个案，或者说只是这个故事的“外壳”。作家真正要表达的，是一个经济学家和县委书记如何面对复杂多变的基层中国的现实，如何讲真话、敢担当的问题。但是，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比处理“刘万福们”遇到的问题还要复杂的多。

    邵丽写完这篇小说之后说：“刘万福在他那个阶级里，靠勤劳节俭能在多大意义上改善生存环境？杨子龙如果不坚持以退为守的活命哲学会不会全身而退？周启生如果不是木秀于林怎么会砰然倒下？其实，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些现象根本不是‘这一个’，它甚至是普遍的、先验的、宿命的，这才是它的悲剧意义之所在。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作家，社会学家以及更多的人需要共同关注的问题。”我惊异邵丽对生活的熟悉和理解。刘万福们生存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这个艰难不只是大环境的问题，同时也有邻里乡亲间的问题，有这个阶层自身存在的问题。它的复杂性只用同情或悲悯无济于事。另一方面，“底层”有底层的生活方式，即便在矿难最危急的时刻，他们也没有忘记开最“荤”的玩笑以缓解惊险和紧张。因此，底层书写只用眼泪和无边的苦难来表达显然是太简单了。在这个意义上，邵丽有了很大程度的超越。

    如果说上述小说表达了邵丽对外部世界、抑或是国家民族关怀的话，那么《糖果》则从外部世界转向了自己的内心生活，这是一篇温润如玉苍茫如海的小说。小说以“我”与女儿幺幺的情感关系为主线，旁溢出“我”与敬川、苏天明与金地以及幺幺、姥爷姥姥、父亲母亲等爱情和婚姻生活。这个时代的爱情和婚姻大概都乏善可陈，因此，当“我”回忆起与敬川的婚姻生活时竟是如此的失落：“我们长达十几年不在一个城市生活，我们每天早晚都按约定时间通电话，所涉及的话题总是身体，锻炼，少喝酒。有时候我们也表达爱情，感情丰沛，话说着说着就柔软起来。他几乎常常说他很爱我很想我，可当我一个人待在家里为一桶矿泉水放不到机器上而哭泣的时候，他在什么地方呢？有一次他晚上回来，发现我们家的十六只灯泡只剩下一只了，癔症了半天，说，这日子过的！我也常常说我爱他，可过了这几十年，我为他洗过几次袜子呢？有一次我告诉他，他有白头发了，他吃惊地瞪着我说，已经白了好几年了，你才发现？”其实大多婚姻大抵如此，英雄救美的时代过去了。这是一个莫名忙碌的时代，居家过日子的夫妻谁都难以做到恋爱时代的恩爱或体贴。小说毕竟还是讲述了一种圣洁的情感的存在，这就是“我”与女儿幺幺的没有条件的爱，或许只有这种爱才称得上大爱无疆刻骨铭心。比照了这些情感生活后，“我”终于释然：当女儿的孩子要出生时，“我”坚持要给孩子取一个小名——“糖果”。

    邵丽曾自白说：“我更倾向于在苦难里发现美好，在荆棘里发现花朵，在阴霾里学会看到阳光。文学的神圣在于，它始终使我们的精神挣脱沉重的肉体，以独立和自由的姿态，存活在另一个可以抵达永恒的世界里。”《糖果》不是这一观念的诠释，但没有这样的观念就不会有《糖果》这样的小说。

    邵丽还有一篇受到普遍好评的短篇——《北去的河》。这篇小说从另一个角度回应了《城外的小秋》。“进城去”当年也许是一个口号，今天却早已风起云涌。但是，城市真的是天堂吗？《北去的河》从大别山乡下写到北京城，这既是小说展开的空间场景，也会是前现代与现代的隐喻。哥哥刘春生把女儿雪雁送到北京弟弟家里，希望女儿从此离开乡下生活在北京，弟弟秋生也说了，“跟他们三五年，给她在北京安排个工作，再找个婆家，等他们老了也去北京。”父亲刘春生对女儿可谓用心良苦，弟弟秋生也绝无虚情假意。但是雪雁很快就打电话给家里，和娘哭闹说想家，要回家。父亲刘春生为此专门跑了一趟北京见到了秋生和雪雁。但是，北京是刘春生想象的北京吗？秋生的苦衷和雪雁的感受是刘春生能体会的吗？刘春生在北京虽然喝了十五年的茅台酒，吃了不曾吃过的酒店大餐，喝了不曾喝过的咖啡，但他回到大别山家里的时候，他想的却是“‘家’并不是光指房子、床铺和锅灶，它是土地，是树木，是水，是气味儿”。因此，想象的“现代”并适于所有的人。要超越自己熟悉的事物是多么艰难。在短小说中，邵丽写出了转型时代的心理难题。

    多年来，邵丽通过对世风世相的描绘，对女性心理、情感和命运的状写，通过对国家民族的关怀与忧患，建构了属于她自己的独特的文学世界。她的勤奋和抱负已经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对她的文学未来，我们完全有理由怀有更高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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