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水道

    清朝时，中国人的地理知识尚不十分丰富，他们甚至还不知道长江的源头是金沙江，更不知道沱沱河—通天河与长江间有什么渊源。事实上，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大多数人还错误地以为，长江的正源是青海境内的那曲，而在1856年的时候，不论中国人或外国人，“大清朝”人或“天国”人，都普遍把岷江当作长江的正源，所谓“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在那个年代，是默认为一位四川人对一位江苏人的遥遥思念的。

    尽管如此，任何一个关注中国命运的人，都不可能将这条中国第一大河流置之度外。

    对于远在北京的清廷和咸丰皇帝而言，长江流域关乎国家财政的稳定，甚至国家的运数。

    早在唐代，江南就已取代关中、河南，成为中央政府的主要财政和粮食来源，曾担任要职的著名文学家韩愈说“当今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即90%）”，语虽夸张，却凸显了江南对全国经济的重要意义。唐德宗李适贞元年间，由于藩镇割据，坐困关中的唐朝君臣无时无刻不惴惴不安，唯恐缺饷缺粮的禁军再度哗变，当大批江南漕米沿着运河—黄河水道运抵陕州的消息传出，一向沉稳的李适竟狂喜失态，抱住太子的头高呼“吾父子得生”。当时因为江南的米粮、财赋无法运进长安，皇宫里居然连酒都找不到（酿酒需用的米也来自江南）。有记载称，唐代宗李豫在位期间，全国每年租赋收入约为1200万缗，其中来自江南的竟占逾50%。

    宋室南渡和北方连年战乱，令长江流域在全国财政方面的地位更加突出，到了清代康雍乾三世，已形成“天下哺给，仰赖东南半壁”的格局。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武状元、江苏吴县人于国柱在康熙廿二年（公元1683年）为《江南通志》作序，称“国家……分省一十有四，而江南最为重地……国之大计，以财用为根本，而江南田赋之供，当天下十之三，漕糈当天下十之五，又益以江淮之盐荚，关河之征榷，是以一省当九州之半未已也”。

    由于清朝以少数民族而入主中原，为恐汉人造反，不得不在京师屯驻大军，仅八旗京营总兵力就达133838人（魏源，《圣武记》），加上绿营巡捕五营一万人，京城常备兵总数近十五万，连同官员、差役、商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

    不仅如此，除东三省外，清朝驻防全国各地的八旗官兵，按定制都算“出差”性质，其家属则领取圈占的“旗地”，加上驻京八旗官兵、官员家属，人数已逾数百万口，这些人同样是清朝的“国家根本”，需要官方耗费钱粮豢养。

    上述庞大开支，绝大多数仰赖长江沿线的供应，因此清朝对长江一直投入极大关注。八旗是清朝最倚重的“自己人”，采用集中驻防、居中驭外的布防形式，京师以外，仅扼守最重要的据点，而这些据点又以长江或连接长江与京师的运河沿线最为密集。据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钦定中枢政考》记载，当年除京畿、东北以外，全国驻防八旗总兵力为127443人，其中沿江布防的有成都（设将军，2376人）、荆州（设将军，6460人）、江宁（即南京，设将军，4546人）、京口（即镇江，设副都统，1644人），沿运河布防的有乍浦（设副都统，1650人）、青州（设副都统，1880人）、德州（设城守尉，550人），总数达19106人，占了近10%。考虑到长江、运河沿线几乎都是治安良好、社会稳定的内地，如此高的八旗兵部署密度，足见清廷对长江财赋的重视。

    八旗以外的行政体系，对长江的重视程度更异乎寻常。沿江自西向东，有三总督（四川总督驻成都，湖广总督驻武昌，两江总督驻江宁。当时清朝统辖地方行政的总督总共只有八位）、三巡抚（湖北巡抚驻武昌，安徽巡抚驻安庆，江苏巡抚驻苏州。其中江苏巡抚还特辖江宁、苏州两位布政使，其余各省都只有一位）；而全部三位河道总督（南河总督驻江苏淮安清江浦、东河总督驻山东济宁，北河总督由直隶总督兼）和一位漕运总督（驻江苏淮安），也全部分布在运河一线，其主要职责，实际上就是维系长江—京师生命线的稳定与畅通。

    割据长江

    不过1856年年初，这条长江生命线连同运河这条脐带，对清廷而言却显得不那么通畅。

    曾经被小刀会占据18个月的上海县城，此时已被江苏巡抚吉尔杭阿所收复，“长江尾”算是勉强被打通，但在上海县城之外，英法两国却趁火打劫，建立了两块租界地的雏形，在未来几十年里，这些原本的城外“烂泥浜”，将发展成整个远东最繁华的城市，而上海县城却会凋敝落魄，甚至县城的“上级单位”松江府以及当时长江流域最富庶的商业都市苏州府，也都会因之衰落下去。

    沿江口上溯，很快就会进入太平军大炮的射程范围。1856年年初，太平天国在长江沿线所控制的要点并不多，由上游而下，主要为瓜洲—镇江、南京、东西梁山、安庆、九江—湖口和武昌，而这些要点间的大多数江段，则被清朝水师所控制，如武昌和九江之间的金口，有湖北巡抚胡林翼所率领的湘军水师主力，附近的新堤更设有水师船厂；安庆和南京间的芜湖和三山矶，有绿营水师吴全美部“红单船”[1]25艘驻泊；镇江和瓜洲之间的焦山岛附近，则巡弋着吴全美部另25艘红单船，他们还能得到更下游上海吴淞口苏松太道组建船队[2]支援。但太平军所控制的，恰是江淮漕运要冲，尤其镇江—瓜洲据点不偏不倚，直接卡住了长江、运河两条航道的交叉点，这不啻捏住了清廷的喉管。

    好在1856年已不是1853年，当年太平军上万艘船只“行若浮云，止若叠雪”，自宜昌至镇江，“制江权”完全掌握在“天朝水营”手里。而此时，大清才是大部分江面的主人。

    1853年年底，在籍侍郎、奉旨帮办湖南团练事务的曾国藩设厂于衡阳，仿造广西、广东内河水师船型，并自广州购买西洋熟铁前膛炮（俗称“洋庄”），建立了湘军水师。1854年春，湘军水师（10营、5000人，战船240艘）出湘江，经湘潭、岳州、武汉、田家镇诸战，焚毁太平军大小船只数千艘，一度肃清了上游江面。1855年年初，湘军水师乘胜进逼九江、湖口，试图将太平军水师一举全歼于鄱阳湖内，太平军名将翼王石达开、冬官正丞相罗大纲等利用曾国藩急于求成的心理，以及湘军水师每营由大小船只组成[3]、一旦分拆则战斗力大减的破绽，在湖口会战中引诱湘军水师三板小船冲入鄱阳湖口，然后将湖口封锁，致使湖中小船失去大船依托，无法休息、补给，官兵疲惫不堪；而外江大船失去小船，几乎完全丧失自卫能力，结果被太平军各个击破，武汉三镇重新落入太平军手中。此刻的曾国藩正坐镇南昌，紧张应付着从湖北转战而来的太平军石达开部与从广东、湖南源源涌入的数万天地会“红军”，湘军内河水师遭到重创后，剩下的三板驻泊在南昌、樟树镇等地的内河，而只剩大船的湘军外江水师，则在胡林翼的统带下驻扎金口。新堤船厂里正热火朝天地制造崭新的三板小船，在这些得力内河战船造成前，湘军水师只能偃旗息鼓。

    下游的情形则有很大差异。

    1854年7月，50艘红单船在吴全美的率领下抵达镇江焦山江面，接受江南大营主帅向荣调度。向荣分其中一半，在当年和次年两次溯江而上，一直攻到三山矶、芜湖一带。太平军当时的战船多为民船改造，大小不一，水军又缺乏水战经验，故连战连败，就连“水贼”出身的头号水师名将罗大纲，也在1855年年底反攻芜湖时身负重伤，因无法忍受剧痛而“吞金自毙”。不过红单船水师属于绿营体系，沾染了绿营所特有的习气，且其官兵多数为广东人，在外征战既久，人心浮动，战意渐懈，对天京、镇江、瓜洲等坚城构不成重大威胁；不过，红单船掌握下游“制江权”，便截断了天京、镇江、瓜洲三座要塞间的联系。

    清廷也知道，仅凭水师是无法肃清长江的，因此一方面催促上游湘军尽快沿江东下，另一方面不断强化江南、江北两大营的实力，力图水陆配合，“犁庭扫穴”，夺取天京，消灭太平天国。然而上游湘军欲速则不达，九江、湖口一败之后，便被分割在湖北、江西两地，对天京暂时鞭长莫及，因此，下游的江南、江北大营，成了1856年年初清廷的希望所系。

    江南大营是1853年3月31日（清咸丰三年二月廿二日，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正月廿日）由从广西一路追击太平军至天京城下的钦差大臣向荣所建。1856年大本营设在天京城东孝陵卫，并控制了秣陵关、七桥瓮等城外要塞，对天京城构成直接威胁。江南大营可调动的八旗、绿营总兵力共为32615人，其中天京附近27435人，直接部署在一线的为17800人。江北大营于1853年4月在扬州城北组建，当时的主帅为钦差大臣琦善。此时琦善已死，由江宁将军托明阿接任。这支负责浦口以下北岸江防的清军，可调动兵力24000人，直接部署在一线的兵力也是17800人，此时兵分两路，驻扎运河两岸的秦家桥、桂家庄。1853年12月，太平军已放弃了扬州，此刻江北大营的主要使命，一是守住运河口，防范太平军渡江北上，威胁中原和京畿；二是围攻夺取太平军在江北的最后一个据点——瓜洲，并配合江南大营进逼天京、镇江。

    这时的镇江、瓜洲是清军围攻的重点。1855年2月，小刀会在上海失败，原本围攻上海县城的清江苏巡抚吉尔杭阿部近4000人得以抽调回顾上游。此刻的吉尔杭阿已挂上了帮办江南大营军务头衔，率领本部、围困镇江的原有清军（4000余人），以及从江南大营抽调的清军共约万余人围攻镇江。这些清军主力分别部署在镇江城西的九华山和镇江城东的京岘山。此外，湖南提督余万清、宜昌镇总兵虎嵩林分别屯兵镇江以西的下蜀、高资，兵力分别为2300人和1600人，这两路人马部署在天京、镇江之间，目的是阻击从天京经陆路来援的太平军。

    此时的太平军则沿着长江，摆出了“一字长蛇阵”。

    上游的武汉，由北王韦昌辉的亲弟弟、国宗提督军务韦俊任主帅，因为遭到上游荆州和下游金口方向清军的进逼，目前稍显不利；由金口而下，九江、湖口牢牢掌握在太平军守将林启荣、黄文金手里，而上游太平军最高军政负责人——左军主将翼王石达开，则正在江西腹地对曾国藩的湘军展开咄咄逼人的攻势；再往下游，皖南、皖北都是拉锯态势，皖南太平军丧失了沿江最大城市芜湖，却仍坚守着东西梁山的要塞，皖北重镇庐州得而复失，不过安徽省城安庆和众多郡县，却是太平军此际最巩固的根据地和最可靠的粮源。

    天京附近，太平军占据江中八卦洲、九洑洲、七里洲等据点，控扼江南京郊众多要塞，令江南大营始终难以真正合围，但江北浦口为清军占据，江面上往来巡弋的红单船，也令太平军船队无力驶出夹江正面决战，更难突破水路封锁，增援、补给下游的镇江、瓜洲。

    镇江、瓜洲此时已被围困了三年之久，自扬州、焦山失守后，这两座城镇的补给，主要靠天京从水路运来，但红单船抵达后，这种补给变得越来越困难，至1856年年初已近乎断绝。镇江守将原本是罗大纲，但此时已去世，此刻的主将是殿左五检点吴如孝，此人在太平军中资格很老，曾参加过天地会，还是受过洗礼的基督教徒，他不仅以钦差大臣头衔负责镇江军政、民政，而且还要兼辖江北瓜洲防务。作为下游江北太平军唯一据点，瓜洲孤悬敌后，驻军很少但防御严密，此刻守将为指挥谢锦章，他的要塞周围，是西起仪征土桥江边，东至扬州新桥江边，绵亘40余里的土墙，以及沿墙密布的40多座江北大营营盘、炮台。

    1856年年初，清廷已经发现，撬开天京坚城缝隙、打通长江这条命脉的关键点，是与天京成掎角之势的镇江、瓜洲，并正逐步将兵力、装备移向这里，缓慢、但有效地取得进展；而此时实际主持太平天国军政事务的左辅正军师东王杨秀清也同样意识到了这点，并正试图组建一支足以在镇江战场打开局面，甚至能发挥更大作用的机动部队。

    静观时变

    至于外国人方面，自1854年6月16日至7月7日，英国公使包令爵士（Sir John Bowring）之子小包令（Lowin Bowring）和翻译麦华陀爵士[4]所率使团访问天京。在与太平天国官方进行了很不愉快的正式交涉后，英、法、美似乎达成了心照不宣的默契：尽管长江“黄金水道”的开埠、通商、通航，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但在目前中国内战双方战局胶着、未来赢家尚不明朗之际，长江对外国人及其商务而言，仍是“高危地域”。因此，暂且顺水推舟地回到华南珠江流域，跟清廷所指派的与洋人办交涉的唯一合法官方代表——两广总督叶名琛交涉，似乎更有利些。至于长江，也只能先满足于占据江尾一隅的上海租界和“五口通商”中的上海开港，这点已不再是“纸面上的开放”，而是千真万确成了现实。

    [1]原为广东商船，因入广州港贸易需要领取海关“红单”而得名，这种船体积大、吃水深，船体坚固且能深入内河，可在船上安防火炮20至30门，“左、右、船头三面轮放，周流不息，船工运棹如飞，无论炮弹所中可以洞穿数船，即乘风击撞，亦复当之立碎”，是当时长江下游和沿海较得力的旧式战船。

    [2]既有闽、粤大型商船改造的战船，也有苏北平底旧式“沙船”型战船，还有雇来或买来的葡萄牙式炮艇和少量西洋式帆船。

    [3]湘军水师每营快蟹一艘、长龙十艘为大船，不便作战，用于水兵住宿、办公和仓储，三板十艘为小船用于战斗。

    [4]麦华陀爵士（Sir Walter Henry Medhurst）后官至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其父是早期来华伦敦传道会传教士、著名汉学家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在太平天国官方印书中，唯一由外国“凡人”撰写的《天理要论》，便是麦都思同名宗教理论著作的前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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