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连几天的暴雨，濉江水位明显上涨。但许多人根本就没有想到洪水会来得那么快，等到大家回过神来时，县政府里大院内已是一片泽国，停放的车辆一转眼就全泡到了水里，到处都是车辆的此起彼伏报警声。濉江水位在急剧地上升，到了下午3点多，中山大街成了一条汹涌浑浊的河流，已经分不清哪是河，哪是路了。洪水如脱缰的野马，裹挟着泥沙、树木、电线杆以及被冲垮的房屋和大量的垃圾杂物呼啸而下，有些还卷进县政府大门。被困在二楼办公室的我后来才知道，造成濉江水位急剧上升的原因是城西的龙门大桥的桥洞被上游冲下来的十几棵水桶大的大树堵塞，顺流而下的杂物越堵越多，不到半天时间，原本连接城南城北的龙门大桥成了一条拦河大坝。洪水无法下泻，迅速暴涨，首当其冲受灾的就是地势较低的下东门一带，近千户百姓来不及撤出，生命财产危在旦夕。武警官兵乘坐冲锋艇欲对龙门大桥进行清障，但几次未果。而上游冲下来的杂物越积越多，水势凶猛，中山大街的水位已经达到近两米，情况万分危急。在这千钧一发时刻，县委县政府毅然做出决定：炸毁龙门大桥，下泻洪水，确保下东门百姓生命安全。
晚上8点10分，随着“轰轰——”两声巨响，龙门大桥在爆炸声中断为两截，肆虐的洪水如脱缰的野马一泻千里，水位迅速下降，下东门一带保住了。
此次洪水来势凶猛，是短时间濉江水位达到清嘉庆以来最高的一次，让人猝不及防。在抗洪救灾中牺牲在一线的党员干部有8人，其中中山居委会主任王大妈在下东门疏散群众中落水，直到10天后在下游的高峡水库才找到她残缺不全的遗体。
洪灾过后，县政府迅速下拨救灾物资，组织群众生产自救，重建家园。县政府大院内的淤泥有半米高，当干部们从淤泥中清理出一根水桶粗的木头时，许多人都以为是棺材。这根木头乌黑，有六七米长，上面有不少被虫蛀的小孔，我总觉得有些眼熟，仔细一想，它就是阴福生家支撑厅堂的那根木柱。阴福生家的顶梁柱都被大水冲到县政府了，可想而知，阴福生家受灾有多严重。
当木头被清运垃圾的铲车吊起时，或许是年久腐朽和被大水浸泡的缘故，突然从中间断为两截，一个油纸包裹从木头中的暗槽中掉了出来。干部们七手八脚打开一看，里面全是193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100斤的借谷票，一算，正好5万斤！
我给阴福生挂电话，可怎么也联系不上他。
一个星期后，阴福生突然出现在我办公室门口，他依旧穿着那件草绿色的廉价迷彩服，穿着雨靴。他在门口将雨伞转了几圈，伞面上的雨水就呈放射状撒开，洁白的墙壁上甩上去一道水线，很快就湮湿开来。阴福生收了伞，将伞靠在墙根，将两脚在地板上顿了顿，才走进门来。虽然我一直希望能与阴福生好好谈一次，但真的面对他的时候，我却莫名地感到隐隐有些压力。
我告诉他，不仅找到了他家的借谷票，而且县政府已经特事特办，同意连本带息偿还他家的债务20万元。
可让我怎么也没想到的是，阴福生说他不是来要钱的，是来撤案的。
我以为我听错了，愣了半晌才问，为什么？
阴福生咧嘴笑了一下说，不为什么，我不想要那钱了。
我说，毕竟你家受灾了，这钱对你很需要。
阴福生说，是很重要，但我突然觉得要这钱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回事。
阴福生的话让我听起来总觉得有点不真实，我问他，你是不是怪我们把这事拖得时间太长，让你失望了？
阴福生点了点头，然后又摇摇头。
我说，你家的借谷票，我们将原封不动地还给你。
阴福生轻轻地舒了口气，想了想说，我留着也没什么用，就捐给纪念馆吧。
阴福生说完就要走。我突然就觉得亏欠了他什么，叫住他，我能帮你做点什么？比如帮你协调住房的事？
阴福生说，不要了，政府已经给我安排了公租房。
我真没想到，拖了大半年的让我焦头烂额的信访案件居然就这么轻而易举结案了，我一时真说不清这究竟是为什么。
第二天早上，中山大街挤满了给王大妈送葬的人群，当送葬队伍浩浩荡荡从县政府门前经过时，我看到了紧跟在灵车后面的阴福生，吹着唢呐，如泣如诉。
你知道王大妈是救谁落水的吗？苏景安问我。
救谁？
阴福生的父亲阴松林，我也是才听说的。苏景安说，阴福生其实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王大妈失踪后，阴福生顺着濉江整整寻找了五天。
原来如此，难怪我之前一直联系不上他。
其实我们的老百姓是很容易满足的，他们对我们没有很大的要求，只要我们不要忘记曾经对他们许下的诺言就行。
我说，是啊，有些债是永远也还不清的，但无论过去多长时间，都不能忘记曾许下过的诺言，永远都不能忘。
自古君子重然诺，也许，你我都不算君子，但我们的政府不能不是。
我们说这话的时候，太阳升起来了，这是洪灾后第一次雨过天晴，被洗刷过的中山大街虽然还遗留洪水肆虐过的痕迹，但却显出一片清新。
责任编辑 林东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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