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边的春愁

    我写这段文字的时间，正是公元1996年的5月。此时北京满城飞絮，所有的花都凋谢了，只待荼蘼花开过，一年的花事就告了了。这说明这里短暂的春天已经过去。可是我依然沉浸在春天的怀念里。由此上溯100年，是公元1896年，也是5月，诗人丘逢甲写了一首非常沉痛的诗，题目就叫《春愁夂这首前面已经引用的诗抒发了近代史上中国“割让”台湾的民族大悲痛。《清史稿“德宗本纪》光绪二十一年，记载了如下丧权辱国的事实：三月，“李鸿章与日本全权伊藤博文、陆奥宗光马关会议，和约成。定朝鲜为独立国，割辽南地、台湾、澎湖各岛，偿军费二万元，增通商口岸，任曰本商民从事工艺制造。暂行驻兵威海”。丘逢甲的诗即为此而作。

    时间过了整整100年，而痛心的春天的“往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上一个世纪末有很多这样的事。由此再上溯至鸦片战争，那也是一场失败的战争。战后订立《南京条约》，一系列不平等的条款中，最触目惊心的便是香港的“租借”！中国国土的分裂和中国亲情的阻隔，不是以百年为期，其实，早在上一个世纪的中叶就开始了。1945年二战结束，台湾得以光复。但50年代开始，由于政局的变化，又有长达数十年的两岸隔绝。

    中国文化是一种超稳定的、统一的、强大的存在。从沉雄博大的中国文化母体中生长起来的中国文学，并不因这种危亡的事实而裂成碎片，它依然在严重变异的环境中维护着它的传统的整一性而顽强地发展着。虽然我们不断强调因这种长时间的隔绝造成了互补性的“丰富”，但毕竟也带来陌生感、误解和偏见。文人们爱说“国家不幸诗家幸”，其实，不幸带给文学的终究还是不幸。

    现在，我们把考察的目光集中在题目所标示的焦点上，即中国文学经过100年或者更多于100年的相互隔绝，在一个世纪即将结束的今天，从文学的整体加以辨识，它呈现出怎样的一种景观？通过粗浅的认识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即不管在社会意识的其它层面存在多少令人不安的因素，中国文学在本世纪末的处境却表现出良好的契机。我曾在几年前的一篇文章中对此作过判断：“十年的辛苦使我们从交流中先于其它领域获得了一个完整的文学中国的概念。我们经过长期的阻隔之后不仅了解并理解了对方，而且得到一个整体性的文学历史的关照。我们从文学中国的初步整合中发现了彼此的矛盾、差异以及联系，从而促进了彼此的吸收、扬弃和自我充实。这诚然是一种胜利。但随着胜利而来的却是关于文学自身更为长远、也更为艰巨的使命，这就是庄严的下一步：中国文学的整合。”

    蝴蝶飞越海浪

    在20世纪行将结束之际，虽然我们在海峡两岸的关系中未曾看到缓和的伸延，甚至还看到了阶段性的紧张，但诗这只自由的蝴蝶却轻盈地飞越炮火阻遏的重浪，传达着民间美好的情意。香港已经在置备1997年节日庆典的烟花。人们对台湾也保持着同样的良善的祝愿。大陆的持续对外开放，缩小了以往存在的大的社会观念的差异，从而为文学的整合留出了空间。中国社会已获得的进步显然在拒绝倒退。从当前的情势审度，出现大的逆转的可能性已变得越来越小，这样，给予文学的可能性就越多。

    意识形态的樊篱逐渐拆除之后，两岸三边的交流已经显得不那么困难。人们发现变得小了的差异造出了文学流通的大缝隙。即使难以断然排除今后仍会出现人为障碍，但彼此相通的平常心，却有可能超越那些短暂而获得久远。记得70年代后期，刚刚“归来”的艾青访问那时还存在的桕林墙，写了一首深情的诗：

    一堵墙，像一把刀

    把一个城市切成两片

    一半在东方

    一半在西方

    墙有多高？

    有多厚？

    有多长？

    再高、再厚、再长

    也不可能比中国的长城

    更高、更厚、更长

    它也只是历史的陈迹

    民族的创伤

    谁也不喜欢这样的墙

    三米髙算得了什么

    五十厘米厚算得了什么

    四十五公里长算得了什么再高一千倍

    再厚一千倍

    再长一千倍

    又怎能阻挡

    天上的云彩、风、雨和阳光？

    又怎能阻挡

    飞鸟的翅膀和夜莺的歌唱？

    又怎能阻挡

    流动的水和空气？

    又怎能阻挡

    千百万人的

    比风更自由的思想？

    比土地更深厚的意志？

    比时间更漫长的愿望

    艾青这首诗表达了民族之间自由精神不可阻拦的信念。即使它面前横亘着物质的墙，但和解和信任却可能超越那冰冷的坚硬。这位诗人几天前刚刚离开我们。我们感到了他留下的空缺，他智慧的语言却有力地鼓舞着我们。

    中国没有桕林墙，但却有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的滔天大浪。我们不是用推土机和铁锨刨去民族之间的仇恨，而是用艾青所揭示的诗的语言和意愿。文明礼教之邦的国人擅长用鲜花和诗意消弭不和和积怨。当20世纪即将终结的黄昏时分，我们发现正是中国的文学和诗，正在冲决人间的障翳先于其它意识形态层面而超越性地抵达彼岸。文学和诗的交流本来就不是功利性的，而是用心灵。心灵的沟通可以忽视指令或决议，这就是诗的语言所表达的，飞鸟的翅膀和夜莺的歌唱，即使是坚厚的墙也无法阻挡的心灵的彼此向往和沟通。

    自由与节制

    台湾和香港的经济已是令世界刮目相看的地区，在那里文学和经济已取得相互适应的默契。大陆经济的发展也给这里的文学创作带来有异于前的轻松氛围。尽管存在着差异，例如现在还不能排除可能有的干扰，但总的看来，这里的作家当前所拥有的创造性表达的机会，比起以往是愈来愈多而不是相反。一方面，是节制的存在，时不时的有“瞀报”传出；一方面，却是无节制的泛滥，这种泛滥构成了新的威胁。对于当今大陆的创作界，以往那种急风暴雨式的运动或是粗暴和专断的干预已减少至最低限，此刻令人担忧的却是作家在相对无拘束的环境里的缺乏自我节制。习惯于笼中生活的鸟儿，当它们拥有自由的翅膀，却失去了飞翔的能力。

    但不论如何，经济的发展带给全中国创作界的，则是无可置疑的自由度。其间改善幅度最大、进步最显著的地区，则是中国大陆。要是从40年代初期箅起，直至这个世纪的80年代，将近半个世纪的文学风云，给予这一地区作家的创作的负面影响至为巨大，这一局面终于在90年代得到了改变。中国的社会开放给予文学的最大益惠，不是行政干扰的逐渐减弱，而是对文学生态构成大威胁的主流文学的消解。尽管当下还在不断倡导（并釆取颇为有效的措施）组织类似文学主潮的东西，但是否得以长远的贯彻尚可置疑。不过，一个不争的事实却是，所有的行政性举措已不会对作家自以为是的创作构成威胁，那种定于一尊而罢黜百家的时代已经过去。

    这样，中国的“两岸三边”已在相当宽裕的程度上获得了共同语言，而且，也在相当广阔的范围内获得同步发展的契机。中国的这三个地区板块，在经历了各自的苦难和离乱之后，终于在20世纪日落之前达到了精神文化层面的殊途同归。

    在市场大趋势面前

    作为这种文学认同的共同标志，其一是文学迅速地走向市场。相当一部分文学已从意识形态的羁约中挣脱出来，如同商品那样按照消费市场的需求调节自己的生产，也如同一般商品那样进行商业性的包装，只是包装的手段略有差异。由此就出现了文学认同的另一个特点，这就是商品化事实上无法覆盖这时代的所有文学现象。因为文学已失去由行政手段整齐划一的指挥，因此各行其是的文学依然生存并发展在商品化的夹缝之中。这个阶段的文学，杂呈是它的主要的生态。既然权力和金钱都无法最后统一文学，多元并存便成为了文学的基本状态，而且在中国的任何一个板块中，文学的主流化特别是意识形态指挥下的统一化现象事实上都难以产生，即使产生也不会持久。

    负荷过重的中国百年文学，终于卸下了它肩上挑着的沉重担子；担子的一端是“救亡”，担子的另一端是“启蒙”。不是说这个社会从此摆脱了危亡的威胁，也不是说文学可以对广袤国土迄今尚存的贫困和苦痛无动于衷，而是说，现今已不是清末的列强虎视于国门，也不是30年代的大片国土被侵略，偶尔鸣响在南海上空的炮声，大抵也只留下一种警醒的意味。至于启蒙，中国文学显然已具备如下的彻悟，它决非朝夕之功，也并非下了决心就可以一蹴而就。启蒙只是一种浸润，它排除药到病除的简单逻辑。文学未曾放弃，在商潮滔滔之中，一部分文学家和学者仍然坚守精神的高地，高扬文学的使命意识。

    走向觉醒的先知

    这100年的中国文学，从争取社会进步推及到争取人的实现，走过了一个完整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文学家们在以文学作品推进社会改革的同时，发现自己的“呐喊”在那些麻木的“看客”面前构成了绝大的讽刺。不用说那种激昂慷慨的关于凤凰再生的呼唤，对于广大的“没有音乐”的耳朵一切都不会产生，就连以生命的牺牲为代价的行动，牺牲者的鲜血却成了愚昧民众吞服的灵丹妙药。中国20世纪最先发出吶喊的那位作家，在他的沉痛之作《药》中，向我们揭示的就是这样悲怆的一页。从清末萌起的“实业救国”，到后来一批仁人志士学习西洋或东洋的努力，最后发现，他们面前永远是那无尽的表情迟钝的看客！

    这样，不论是鲁迅还是郭沫若，他们的从医学向着诗学的转换，从病理的修治向着心灵疗救的转换，恰好印证了他们作为先行者思考中国问题的先见之明。康有为读了黄遵宪的诗，读出了救国救民的体会。他在为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所写的序最后说：“方今曰本新强，争我于东方，考东国之故者，其事至念。诵是诗也，不出户牖，不泛海槎，有若喊旻之画、张骞之凿矣。”梁启超则极力推崇文学警世的作用，他把小说的实用价值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把小说内容和文体的变革与社会盛衰、国家兴亡紧密联系起来，这就是他那为众口交传的“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的观点。中国文人很早就觉悟到了民众的愚昧与人心的未开化是强国的大碍，要强国必先新民，要新民就要重视文学的教化作用。这就是近代以降文学改良或文学革命的核心思想。这种思想视文学为疗救之药的实用目的感非常强。

    现代性的争取

    随着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学革命的逐渐深入，现代思想也浸润到这一批先知先觉的文人身上。于是在注重文学重铸民魂的恒久功能的同时，开始了以人为目标的现代性的争取。最早一批新文学作家从古典作家那里继承了人道关怀的传统，同情并施博爱于弱者，以济世的精神给需要帮助的人以救助，这从胡适和沈尹默最初的同题诗《人力车夫》的构思中可以看出。沈尹默的诗是：

    日光淡淡，白云悠悠，风吹薄冰，河水不流。出门去，雇人力车。街上行人，往来很多；车马纷纷，不知干些什么？

    人力车上人，个个穿棉衣，个个袖手坐，还觉风吹来，身上冷不过。

    车夫单衣巳破，他却汗珠儿颗颗往下坠。

    胡适的诗是：

    “车子，车子！”

    车来如飞。

    客看车夫，忽然中心酸悲。客问车夫：“你今年几岁？拉车拉了多少时？”车夫答客：“今年十六，拉过三年车了，你老别多疑。”

    客告车夫：“你年纪太小，我不坐你车。我坐你车，我心惨凄。”

    车夫告客：“我半日没有生意，我又寒又饥。你老的好心肠，饱不了我的饿肚皮。我年纪小拉车，警察还不管，你老又是谁？”

    客人点头上车，说：“拉到内务部西！”沈尹默的诗只是写出社会的贫富差异，这种平面的对比，从元白的新乐府诗就开始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式的反差极大的画面效果，的确给人以警策。但相比之下，胡适的诗则显得深刻，他指出了这种传统的人道主义者在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的尴尬——这种人道主义的另一面可能就是非人道的。在胡适的诗中，无疑是注入了更具现代性的思考——这其中还寓含着轻微的嘲讽：就是说可怜和同情弱小的精神，可能是以牺牲和压迫弱小为代价。

    百年以来中国文学争取人的实现的第二个阶段，是人性的觉醒。这种启蒙，最初是以对于中国封建的历史揭露相结合的面目出现的，在鲁迅的《狂人日记》中，一方面是揭示“人吃人”的历史，一方面则自然显露出有着“异端”色彩的“狂人”形象，而“狂人”则是呈现了能够进行独立思想的人的萌醒。

    较早关注人性的启蒙工作的是《新青年》和胡适。胡适在1918年便写了《易卜生主义》一篇长文。他在这篇文章中引用了易卜生在通信中的话：“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实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我的事最要紧，其余都不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有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这些话在当时真有点惊世骇俗。因为被周作人称之为“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在当时中国的环境中是一种绝对的陌生之物。胡适还引用《娜拉》一戏中的一些台词。在这些台词里，娜拉强调作为独立的女性，除了对家庭的责任之外，“我对于我3己的责任”是同样神圣的；当她被提醒说你是一个妻子和母亲时，她回答说：“这种话我现在不相信了。我相信第一我是一个正同你一样——无论如何，我务必努力做一个人。”

    文学的沉痛

    “我务必努力做一个人”，这指的是独立的、个体的不依附于他人的觉醒的人。胡适和《新青年》向20世纪的中国人介绍这一思想，既是对中国传统的非人的观念的严重挑战，又是向着刚刚从封建桎梏中解放出来，尚未获得觉醒的人的意识的中国人的启蒙。这较之初期那种未能摆脱的自高而下的悲悯观念的人道思想，无疑是大大前进了一步。这是中国文学跨入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

    中国百年文学关于人的主题的确认，走过了漫长而艰难的路途。由于中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小生产者的狭隘性和依附观念，是社会指导思想的基础和天然同盟者，这使得中国文学在争取表现人的觉醒的道路上步履维艰。在20世纪的后半段，由于政治的逆转（如在“文革”时期）导致普遍的非人性泛滥，不仅人的主体性丧失了，而且是全民陷人现代崇拜的狂潮之中。历史在这一时期的大倒退，是以人性的泥灭和神性的张扬为明显的表征。

    中国新文学人的争取最终以人的主体意识的确定为其完成的标志。可以称为最后的争取的文学的这一阶段，始于“文革”的结束。那时所谓拨乱反正，主要是指清算和纠正社会政治各层面极左思想造成的动乱，文学不过是借助政治批判的时机，开展了对于非人性和反人性的揭露控诉。悲愤的旋风掠过中国文学的苍茫的空间，唤醒了中国作家长期被扭曲和被压抑的人的意识。以巴金的《随想录》为代表的一批作品，开始了心灵的自我拷问，而不是如同以往那样把一切诿之于他人。巴金在他的散文《小狗包弟》中为自己的苟活，为自己不能保护一只可爱的小动物而愧恨：“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我就这样可耻地开始了十年浩劫中逆来顺受的苦难生活。”巴金的沉痛代表了中国文学的沉痛。

    向着内心空间的转移

    在新时期，文学的沉痛首先是呼唤人性的复归，而后开始争取自我表现的权利，最后进入了对于个体生命的体验与表达这种体验的实践。所谓文学的“向内转”，就是中国文学由满足于外在世界的模仿和描摹，开始面对生命自身的一种大转折。人们发现以往受到忽视和排斥的“内宇宙”，原来是这样的浩瀚和丰富！在文学完成由外向内的大转折中，中国女性作家的努力，表现出令人震撼的胆识和才气。

    女性作家已经从新文学初始阶段的将文学实践与女性的婚姻恋爱自主的社会性实践作直接简单的联系中剥离出来。到了这个世纪末，中国女作家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已不把关注的目光投射于社会问题，更确切地说她们中的很多人开始不把改造社会当作首要的目的。从80年代开始，一些具有先锋意识的女作家开始表现女性独立的内在世界，她们把“一个人的战争”和“私人生活”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使那些男性作家无法望其项背。中国这个时期的女诗人的创作，给整个文学带来了强烈的冲击，翟永明的《女人》组诗、唐亚平的《黑色沙漠》组诗，以及伊蕾的《独身女人的卧室》组诗，这一系列女性诗肷的发表，是继“朦胧诗”之后诗的又一次震撼。尤其是伊蕾的《独身女人的卧室》的发表，更是标志着中国文学中女性写作的成熟。它的挑战性的语言所面对的，是中国完整而坚固的封建伦常。在这个意义上看，它的抗世嫉俗具有前卫的性质。

    女人开始意识到自己作为女人的一切。她们惊喜于自己的身体，她们把这种感受引发为女性独特的写作，于是有了摆脱了男性中心话语的自立形象。

    神说人身难得，我对身体的惊喜犹如对一朵花一顆星的惊喜，有什么语言能表达一个母亲第一眼看到婴儿的惊喜呢？纯粹的肉体犹如神的化身，神是如此显灵吗？夕阳的温情充满母性，黑夜把白昼溶为一体，我因此相信身体是神赋于生命最完美的形式，身体是神的杰作，是无以伦比的宝藏。躯体作为我个人完全的所有，也是世界的所有。我需要的一切就在我自己身上，我是一个自绐自足的世界。女诗人的这种自白，表达了女性觉醒所达到的境界。中国文学近百年来关于人的争取，到了90年代这些创作的呈示，宣告了一个过程的完成，当然也预示了一个更为艰难的新的主题的开始。

    新的希望和新的危机

    中国百年文学的崭新阶段，也许将诞生在我们称之为的“后新时期”之中。“后新时期”同样是社会开放的产物，它保持与新时期的承接性，又萌发了有异于以前的新的品质，这主要是迅速涌动的商品化社会的赋予。在这个社会发展的时期，财富的攫取和积累的方式多样化了；人的欲望也得到前所未有的诱导和发散；

    发达的城市和大部分还处于贫苦的农村之间的差距也随之增大；这表明新的困扰和新的矛盾也随着社会的进步得到新的展现。社会在充分发展它的潜能的同时，也充分发展着它的肮脏和罪恶。拥有诸多可能性的社会，同时也拥有了诸多潜伏或公开的危机性。

    中国社会这种超常的膨胀式的发展，加上对以往的闭锁式的意识监控怀有惊惧的经验，屈从于诱惑混同着“过来人”的机变，造成了文学在尖锐的现实状态中的逃避。一些人宁可使自己的笔墨趋随流俗、怡悦轻松而弃绝负重的承担。在这个世纪末，一种普泛的文学趋向是，躲避崇高而耻言理想，游戏和纵情成了文学的常态——尽管有人为此发出忧虑的呼唤。90年代关于重建人文精神的争论，以及关于理想主义的提出，都是上述那种关怀的呼应，也是对百年前形成的那种民族兴亡的焦虑和忧患的延伸和承接。

    这表明中国又面对着一个传统的命题，即文学究竟应该为它的时代承担些什么？面对俗世或躲避崇髙的态度，在世纪忧患面前究竟是否可取？中国文人百年来的争取应以何种姿态加以接续，或者干脆说，应当不应当加以接续？当然，影响并规定了中国百年文学性质和走向的救亡或启蒙的题目，在今日已失去它的本意，中国仍有忧患，但不是危亡；中国仍有愚昧，但愚昧并不是全民族的普泛。现今的中国是一种杂呈和兼有，从最先锋到最保守的兼容并存。

    拯救心灵

    20世纪的文学两大主题：救亡和启蒙，显然已被新的内涵所替换。这种替换与100年前的确立，同样是非人为的，到底是为社会情态所取决。从20世纪仅剩的最后几年，直到进入新的世纪，中国文学受惠于社会的大进步，同时又感知了社会的大忧患。这种大忧患不是百年前那种外国兵舰或炮火的入侵，不是国土被“割让”的那种裂心的苦痛，而是排斥了表面的喧嚣之后更为沉稳的焦灼，这就是，在沉沦的道德和信念面前，在人的欲望无所顾忌的充分宣泄面前，精神在物质面前的溃败。要是说，本世纪初鲁迅通过“狂人”发出疑问：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并且喊出“救救孩子”那振聋发聩的声音，那么，在20世纪的最后时刻，我们的呼声便是：“救救人心！”

    人必须改善自身。而改善自身的工作，依然是文学的责任。从上一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文学效力于开启民智、重铸民魂，或者干脆叫做“改造国民性”，到了现在，却依然是一个严重的题目。在金钱和权力的双重挤压之下，人在新的环境中受到新的扭曲。人显然不能等同于动物，强调人的本性的伸展，并不是使人回到动物的本能。生的欲望和性，并不是人性的全部内容。人之所以为人，是人会思想，有精神的劳动和寻求。在文学艺术中，把人与其它动物不可判别的最低点变成人性的极限和全部，显然是一种背谬。

    世纪末要求于文学的，是阻止人向着世俗的泥潭无限度地下滑，文学理应为恢复人的尊严和髙雅而抗争。当前相当一部分文学，专以满足人的感官享受为能事，不是引导人向着教养和优雅，而是让人变得更加无聊和俗气。那些作品满纸都为庸俗的“神侃”所充填，一副玩世不恭的面孔和耽于声色的游乐，这一切都提醒人们制止这种“游戏”造成心灵伤害的必要性。

    与上个世纪末的强国新民的使命相对应，文学在本世纪末有必要把使人更有修养和更加髙雅作为自己的目标。文学在满足人们的愉悦和休闲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在绝大多数的通俗作家那里，他们今后仍将效力于此。这样，占人口比例不多的中国的知识良知和文学精英是否付出全部精力贡献于塑造健康的人性和灵魂的工作，就是一个并非可有可无的严肃的话题。

    人要以更为全面的精神健康，面对即将降临的新世纪。这方面的工作在人自身，但需要作家和艺术家的导引。目前最重要的是，要传出警世的声音提醒人们不可因物的堆积而窒息了鲜活的精神。人如何在物欲的诱惑中始终持有自我节制的能力，如何在拥有更多的物质享受的同时不致成为榷神的贫血者。王安忆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表达了她对当代文化状况的忧虑，自称“她是一个严肃的作家，对大多文化人丧失理性决不原谅”，并对商业转型期的文化生态环境及文化人的急功近利感到压力，她感到了“寂寞，真是寂寞”。王安忆所感到的，正是中国怀有良知的一代作家所共同感到的。

    面对严峻的生存环境

    与人类完善自身有关的另一个主题，则是人为完善自身生存环境的努力。人口占全球四分之一的中国，如今还在以每年生产一个欧洲中等国家的速度增长着。这么多的人向大自然的掠取，以及掠取之后的废弃，加上文明水准的衰退所造成的人的缺乏节制力的愚昧和无知，使中国的自然生态迅速恶化。在现今中国，已经很难找到一条洁净而不受污染的河流了。仅据近期随手取来的资料，可以看到这方面危机的严重性：

    1995年11月10曰《光明日报》，《五大连池亟需保护》：被誉为“天然大山博物馆”的黑龙江省五大连池正遭受着严重的人为破坏。堪称“国宝”的喷气锥被拿去做了建筑材料，火山烁被大量开采出卖，污水污物使这里的地下水和矿泉水受到严重的污染……

    1995年11月14曰《光明曰报》，《淮河警世录》：据监测统计，每年有亿吨工业污水排入淮河流域，流域内807。的干支河流变黑发臭，47.6^的河段不符合渔业用水标准，以至土地板结，粮食减产，一些地区已成为肠道疾病及癌症的高发病区……

    1995年11月20日《光明日报》，《松花江水质堪忧》：据统计，每天有1200多个大单位直接或间接向松花江里排放工业污水、电厂冷却水和城市生活污水，其中仅哈尔滨江段每天就接纳来自上游的废水达400万吨之多，环保人员曾在江水中测出过260种有机化合物……以上所引，只是一家报纸仅隔数日之间的几个报道，充其量是随手拣拾的几片落叶而已，但都是可惊的警号。试想，当中央电视台在收视率极高的黄金时间告诉人们，偌大的一条淮河已经找不到一条活鱼之时，这难道不是一杵令人哀伤的丧钟？而尤为不幸的是，当丧钟敲响之际，醉生梦死寻欢作乐的人们依然在漫不经心地拋撤他们手中的污秽！随心所欲地毁灭他们世代生存的家园。

    重申文学使命

    回想上一个世纪末年，那一批为挽救民族危亡奋起抗争的仁人志士，当他们在其它方面感到幻灭之时，对文学投有何等殷切的目光！他们把新民强国的理想完完全全地寄托在文学身上，文学成了他们实现梦想的最后通道。这对文学当然是一种过望。实际上，中国复杂的社会不可能由于文学的加入而立即改变。但文学毕竟在保存记忆和唤起热情方面，能有一种浸润和感化的作用。文学家不要回避“教化”。文学诚然有多种多样的功能和作用，但是，要是在这些作用中抽出“教化”，文学会是多么的空虚和苍白！也许有的文学家情愿放弃这种职责一他当然有这个自由，甚至包括不做文学家的自由，但切不可反过来嘲笑“教化”。在文学多样的功能中，不能因为怡愉或休息而放弃责任。放弃责任的文学，是贫血的文学，也是失重的文学。

    在这个世纪末，我们不会简单重复上一个世纪末的文学观念，因为超负荷的文学的尴尬和窘迫已给我们以痛苦的经验。但文学既然不能在上一个世纪末的苦难面前无动于衷，当然也不能在本世纪末的喧嚣、浮躁和焦虑面前无动于衷。麻木和失去记忆是文学的癌变。

    一位作家在他的一篇散文中表达了这种忧患，我们从中听到了上一个世纪的文学回音。这是真正让人感动的一种声音，我们从这些诗一般的语言中看到了希望的接续——人不一定需要文学，但是有少数人一定需要文学，这里有严峻的被选择，更有自由的选择。……而此刻我敢宣布，敢应战和更坚决地挑战，敢竖起我的得心应手的笔，让它变作中国文学的旗。我没有兴趣为解释文学的字典加词条。用不着论来论去关于文学的多样性、通俗性、先锋性、善性及恶性……我只是一个富饶文化的儿子，我不愿无视文化的低潮和堕落。我只是一个流行时代的异端，我不爱随波逐流。0还有一位作家，他也在他的一篇散文中表达了同样坚定的信念——

    腐败任何时候都不会消失。但以金钱为中心的时代，腐败却可以充斥每一个角落。我们真需要鲁迅那样为揭露黑暗而奋不顾身的人！可惜看不到……在黑暗的专制时代，有一个美丽的女人要呼喊真理，敌人害怕了，就在押赴刑场前割断了她的喉管。……现在的人都有一副好喉管，但就是不想说说实在话、真话，有的人还热衷于说脏话、下流话……我并不崇高，可是我仍然向往崇高，我非常恨那些糟蹋人心的人。？这给我们以信心。中国终于有它世纪末的一种决绝的清醒。一批（当然为数不是很多》作家想到了他们前辈的希望和抗争，并且愿意以自己的工作接续理想文学的薪火。他们站在汹涌的商品化带来的世俗的潮流之中，潮流漫过他们的脚面，潮流企图窒息它，他们站在了高处，他们坚守着精神的高地而拒绝撤退。

    此时此刻，我们已经望见了20世纪的老太阳，正缓慢移过我们的头顶。它用最后的光焰抚摩亚洲东部这块充满苦难的大陆：古长城坍塌的墙垛，浑浊得流不动的黄色的地上悬河，圆明园火焚的废墟，还有旅顺口沙砾中的残存的弹片……幸好这一切悲惨的风景，并没有被世纪末血般灿烂的霓虹灯下的寻欢作乐的喧嚣所淹没，它还残存在一些不曾失去记忆的心灵之中。距离本书撰写的年代1898年的98年后，公元1996年新春伊始的某一日，一位记者访问了一位女作家。他们谈论的话题，由这时在中国的第二大岛办的一份刊物，谈到了这个名叫《天涯》的刊物面对中国当代浮嚣的文学界时，这位女作家说了如下意味深刻的话一文化商品的声浪给严肃文化造成了很深重的压抑感，甚至在作家群中也有人公开嘲弄理想和崇高。勤于读书勤于思考被讥为不识时务，然而，人类历史证明，在任何一个时代文化与文学始终是一件与人类理想和智慧、人生庄严和良知分割不开的事情。等喧闹一时的插科打诨疲倦之后，最有资格站出来说话的，还是那些脚踏实地、总在关注人类共同关心的大问题，有着大境界的作家。这个世纪末的中国作家和理论家，都喜欢征引他们所崇尚的人物的诸种言说，但稍加留意，发现他们所征引的都是这些人所乐于引用的那些话，他们普遍存在着某种“有意的忽略”。像如下这些言说，我们的征引者不是装作没有看见，便是装作亳无所知，因为，这些话多少都在批判着他们的失去历史记忆和对事实的麻木不仁。

    加缪说：“为艺术而艺术的真理，其实这不过是喊出了不负责任的声音罢了。为艺术而艺术是一位超然艺术家与世隔绝的消遣，确实也是一个人为的、专门利己的社会矫揉造作的艺术。这种理论的逻辑结果就是：秋康有为应乡试，中式第八名。”

    是年毛泽东诞生、洪钧死。

    湖广总督设立自强学堂于武昌，分外语、数学、自然科学、商业四科。

    日本公布战时大本营条例。俄罗斯：列宁至彼得堡，即成为该地马克思主义领导人。音承家柴可夫斯基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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