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毅

    （华中科技大学文学院教授）

    一

    诗意到处都有，而且年青的时候谁都是诗人。因此，当试图对诗歌历史进行描述时，一本能够得到大家认同的诗歌史似乎比其他各种文体史显得更加困难。

    2005年6月，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新诗史（1916—1949）》（第一卷）。这本书是诗歌研究界前辈、武汉大学教授陆耀东先生数十年诗歌研究的心血之作，也说得上是他一生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心得之集结。

    同年6月25日，《中国新诗史（1916—1949）》（第一卷）出版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会上该著被视为中国现代新诗研究的“集大成之著”。该书以其厚重的历史感、独到的见解，以及对诗歌作者、作品负责任的态度，赢得了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广泛关注与好评。北京大学严家炎教授认为该著“是一部很厚实、厚重、扎实的著作”，“学术视野很宽广，注意从世界范围内考察”，“是一部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优秀学术著作”；谢冕教授认为，“作者学风很平实，伟大出于平淡，丰富出于平淡，只有大的学问家才能做到这一点”；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也认为，作者“对诗歌艺术感觉很强，所以分析判断往往很到位”，该著“是近年来不多见的、新鲜的、厚重的、有独到见解的一本著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杨义先生认为，该著“展示了文学史写作的一种炉火纯青的状态”，“淡化对流派的研究，回到新诗的历史情境之中去，通过刊物和社团来展示文学存在和文学历史的自然过程。这种研究视角看来很平淡，但在平淡中有真理”。

    陆耀东先生多年来一直把主要心力放在诗歌研究方面，对中国现代文学诗歌领域做出了许多开拓性的贡献，也因此被学术界视为极具权威和资格写作新诗史的学者。而这部数十年磨一剑的著作，其中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也被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评价为“填补了我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项空白”。不夸张地说，中国现代文学在诗歌研究方面存在的某种空白和遗憾，确能在这部著作中找到一种补白与满足。所以北京大学孙玉石教授在评价此书时说，新诗研究始终没有完整严谨的著作出现，这种缺失形成了一种学术期待。陆耀东先生通过扎实的工作写出此书，正好满足了这样一种学术期待。

    《中国新诗史（1916—1949）》（第一卷）因为是三卷本之一，这第一卷主要涉及到1916—1927年间的新诗写作，而考察的对象则是在作者看来较为突出的一些诗人，以作品品评为主，同时兼及诗学理论建设、诗学论争及思潮。这也许是该书中最为突出的一个特色：尽管陆耀东教授曾经做过非常出色的诗歌流派、思潮研究，但现在他的研究重心和观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诗人和作品，而不是流派和思潮，成了他的研究重心所在。该书前言便明确了研究者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将历史和美学的方法在书中一以贯之，淡化流派意识，防止以偏概全，突出诗人个体创造性和整体价值；矫正从前以思想分析或政治态度为标准对作品进行评价，坚守诗学衡量以美学为唯一标准，在著作中对诗人重新排序，厘清诗人个体对文学史和诗歌史的不同贡献和价值意义。

    淡化新诗流派，不以流派论英雄——不因流派的优劣而议定一个诗人的高低，而代之以团体作为分类的依据。当然这也只是为了言说的方便考虑，对诗人的评价和归置还是以个人创作特色为主，撇开眉毛胡子一把抓的以偏概全，对各人的优劣方面都各有评断，因此从整体上对各个诗人或流派都做出了客观而公允的评价。比如对胡适的尝试之作，被人们普遍视为“内容粗浅，艺术幼稚”，但书中从文学史的角度肯定了胡适诗歌开风气之先的史学价值，对其文学功绩作出了恳切公允的辩护与肯定；而后人所时常称道的李金发作品，虽不乏优秀之作，但作者以细读和统计的方法，也指出因为其创作准备不够充分，更多时候写象征诗作是故作隐晦，而少有深刻之处，因此美学价值不高。

    “以史实为依据”，对诗人诗歌做客观公正的评价，是该书贯彻的第一要义。当然，以史为鉴，说起来容易，要落到实处，却不见得人人都能够做到。毕竟经过时间的淘洗，历史在不断远离，因此对原始史料的收集和清理也变得越来越困难；加之近年来学界相当普遍而且深入的西方理论影响，理论先行，也就往往使得当下“以史带论”甚至“以论代史”的主观性较强的文学史并不少见。而《中国新诗史（1916—1949）》（第一卷）中对原始史料的占有掌握之丰富，为其他同类著作所远不能及。

    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作者仅搜集、影印现代新诗刊、新诗集就花了30多年的时间。在多年学术研究生涯中，他各处搜集了广博翔实的资料，50年代开始至今，他购买、复印、抄写的现代新诗集达600种之多，约占解放前全部新诗集的一半，被目前国内外学者公认为是拥有新诗刊物和诗集最齐全的学者。［1］P144就此，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李欧梵先生曾致信对他表示敬意说：“中国学者——特别是您——在资料上的掌握，远非国外学者可望其项背”，“先生收集诗集之多，乃中外罕见，北大的孙玉石先生亦作此看法”。

    有些现在难以找到的刊物，如天津的《诗坛》和杭州的《支那二月》等刊物的发刊词，还有对当时极具影响的综合性刊物《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和四大报纸副刊中的新诗及其作者，书中也作了统计，并整理出第一个十年的新诗集100余种，列出诗集名、作者或编者、出版或代售所、出版年月。这些资料和数据，第一次详细全面地出现在文学史的著作中，足以见出作者用力之深、花费心力之巨，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许多方便之处。

    与此同时，充分丰富的材料也使得研究者的视野变得开阔而且独特，文学史上原本存在的一些被忽略和被遗漏的暗点，也透过各种补充材料，得以穿越过历史的尘雾，逐渐清晰明朗起来。作者在行文中，处处以史实为据，不仅在史料中汰选、发掘出一批被文学史忽略或埋没的诗人，如徐雉、陈赞、丁丁、沙刹等，而且在针对某个既定的诗人或思潮时，也极力规避以偏概全，不受当下对诗人诗作潮流式倾向的影响，在评论时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用史实说话，论证深入鲜明，拨清迷雾，同时也力求全面公允，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绝不含糊，给读者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文学历史原貌。作者在写作中，保持了自己独立的判断和思考能力，摆脱了对时代潮流的盲从，而坚守以史学和美学的评价标准，来对诗歌历史和诗人诗作做出客观独到的评价。所以清华大学中文系的蓝棣之教授在评价该书时候，指出这本著作不光有着翔实的史料和独到的见解，书中“最可贵的还是作者不仅有真知灼见，而且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这种扎实的研究过程产生了一种学术上的尊严感，这是当下学术界所匮乏的一种东西。”

    在掌握和清理了大量纷繁复杂的第一首材料后，作者还恰当而且巧妙运用了统计学的方法，一来统计刊物及其作者，二来统计某位诗人在某方面的写作倾向，在给读者理出一个清晰脉络的同时，也有效而令人信服地论证了自己的观点，如文中在介绍“新诗第一个十年创作概况”时，在用材料证明了谁是第一个写新诗的人后，还运用了大量的数据来展示写新诗的群体和刊物，通过罗列新诗在第一个十年出版的约100多种新诗集子的名称，来暗示诗坛流派和倾向性在时间的纵线上发生的微妙变化；而在第二章末，对李金发关于“沉寂”、“孤寂”、“静寂”、“凄寂”、“痛哭”、“恸哭”、“悲哭”“哭泣”、“哀苦”等相近词语重复使用的数字统计，从使用频率上直观地证实其用词之贫乏。

    这部著作在对诗学理论建设和研究上也用力颇深。拨正从前以思想分析或政治评价替代作品评价的偏差，陆先生在书中，一再强调衡量诗作和史学的标准是唯一的，即是否有利于诗歌创作和诗学水平的提高，是否有利于二者的创新和发展。在历史上对新诗理论的创建方面，如陈卫博士所提到过的，他不光梳理了胡适、俞平伯、郭沫若、闻一多、穆木天、王独清等人创作以来的新诗理论，还重新检视了历史上的诗学观论争和社团之争等，使得人们在消除了意气之争后的今天，能够重新客观地审视，这些争论为文学史带来的价值与进步。那些历史上争论的文章在文中也一一被列出，方便读者按图索骥，以当时的第一手资料，得到自己的认识和判断。

    书中还强调将诗学与历史融合的观念，坚持用诗学的、历史的观点一以贯之，来看待各种文学问题和现象；对固有成见翻案，否定了流派进化论，即后出现者胜于前者的简单观念，而澄清流派中具有的相互混杂的复合性；否定流行的“五四文学断裂论”，而为新诗的激浊扬清、对传统进行了有选择的继承而正名。这些在诗学理论方面的见解和观点，因其独特的洞见性，令人耳目一新；同时独立深入的思考和严肃求实的态度，又令人深感受益匪浅。

    二

    《中国新诗史（1916—1949）》（第一卷）的出版并得到学界的交口称赞，其实并非陆耀东先生一夜之间的爆发，而是他数十年在现代诗歌界潜心研究的一个必然结果。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陆耀东先生一直以其独特敏锐的眼光站在新诗研究领域的前沿。

    陆先生从50年代开始，一直孜孜不倦地长期从事新诗研究。八十年代初，他专心于流派及诗人研究，发表了10篇诗人论，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后结集为《二十年代中国各流派诗人论》一书。书中将“五四”时期6个主要诗歌流派、14个代表诗人的思想倾向和审美选择进行了详细梳理，从而奠定了他的早期新诗创作特色研究基础。书里不仅描绘了诗人的个体特色，还整合了时代的潮流选择和诗歌整体发展走向，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诗歌发展概况，其时已被称为诗歌的流派史研究和断代史研究的典范之作。

    《二十年代中国各流派诗人论》后，陆先生在新诗诗人、流派方面的研究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徐志摩评传》、《冯至传》等书，大多以史为据，将传主的生平与书写文字作为依凭，总是力求做到无一字无来历。他在中国新诗研究方面的治学心得和长期积累，使得他笔下的传记和评传也都具有极强的学术风味，学术性与艺术性达到了高度的结合。《徐志摩评传》和《冯至传》，都说得上是开风气之先，将作者的生平对创作道路的影响，以及对作者作品诗美的评介和探讨作为传记的主体部分，而对于普遍传记所浓墨重彩的传主轶事奇闻，则淡然处理。

    《徐志摩评传》甫一出版，其不落俗套的写作模式和极具品格、颇有见地的评传方式，便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好评，被称为是“力图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事实出发，于好处说好，于坏处说坏，不以其坏处掩其好处，也不以其好处否定其坏处，不因袭成见，不固执偏见的科学著作”。赵家璧先生在读后致信作者说：“你的评论，我认为既符合史实，也符合诗人的个性，可称最值得给徐志摩研究提供资料的一本好书！后面三篇评作品的查证，说明你这几年确实下了扎实的研究功夫，值得我向你学习、致敬！”《徐志摩评传》后被收入《中国20世纪文学研究论著提要》。另外由他主编的《徐志摩全集补编》（共4卷），资料搜集翔实完全，对徐志摩的生命、思想和创作做出了全面整体的评价，也可称是徐志摩研究的集大成者。

    1988年他撰写的《中国现代四作家论》一书出版，《光明日报》在介绍该著时说到该书“命题新颖，论锋尖锐，材料翔实，笔力丰厚”，“作者系长期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其文风严谨，思路开阔，既占有大量的原始资料、又富有独特的学术眼光”。书中长文《冯至评传》，尤其受到广泛关注与好评。由于这篇评传的写作，借用了冯至写作《杜甫传》时候“以杜写杜”的写作方法，不仅通过传主寻得相关材料，而且通过写信、采访等方式，从其他知情人手中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以至于连冯至本人都曾经对陆先生感叹道：“我真想不到你竟然能找到《骆驼草》，这种搜集精神，真使我感动。”从1980年代初开始，陆耀东先生就计划着手开始《冯至传》的写作，“像冯至先生写《杜甫传》一样，把它作为一部学术著作而不是文学创作来写，以作家的书面文字为依据，‘以杜写杜’，尽量接近‘无一字无来历’。”（《冯至传》“后记”）也就是这种严谨得对自己近乎苛刻的态度，《冯至传》经过了长达20年的写作，直到2003年才终于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出版。该书通过对传主诗作、学术著作的研究，将材料记录的生活与冯至的现实生活链接，来反观冯至的生平思想，以文品来观人品，将人物还原一个历史的真实，深刻揭示了诗人成长转变的创作旅程，毫无疑问是目前有关冯至的生平传记中最为优秀、可信的研究成果了。

    在现代诗人中，除了用力最深的徐志摩研究、冯至研究以外，陆耀东先生还对闻一多、艾青研究史颇多关注，花了很大的功夫清理和分析这些诗人的研究现状，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同时，他还写作了一些诗歌研究文章，以求对历史上被低估或者忽略的诗人（比如王独清等诗人）进行重新发现和认识。这些都能使得现代文学史研究能够得以获得一种新的思维和视野，一种不一样的眼光和角度。

    三

    如果说在诗人研究中，徐志摩和冯至是陆耀东先生用力最深也持续时间最长的两个诗人，那么，在诗歌的各种体式研究中，长篇叙事诗的研究可以说是陆耀东教授给我们的另外一个惊喜。陆先生对叙事长诗尤其是四十年代长篇叙事诗研究方面倾注了不少心力，融入了自己对叙事诗的深刻思考和理解。陆耀东先生涉猎和研究的众多长篇叙事诗，我相信对大多数即使长期从事诗歌研究的学者来说，可能都是闻所未闻，遑论研究评说了。

    由于中国诗歌自古重抒情不重写实，因此古代少有长篇叙事诗，这已成为一个学界共识。但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战火连绵，长篇叙事诗被赋予了特殊的使命，于是这种文学体裁也被得以充分利用，在特殊时期显示出了特殊的艺术价值和艺术水平。陆先生通过撰文将上世纪四十年代涌现的大量叙事诗作为一个典型例证，通过对四十年代长篇叙事诗的历史清理，仔细研究了四十年代叙事长诗的创作出版情况，追溯其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细述了诗歌这种体裁样式所蕴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这种重新评价，纠正了人们由于对中国现代叙事诗了解不足，以至认为中国现代叙事长诗一直数量少、也不甚发达的固有看法，肯定了中国现代叙事长诗创作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等历史成就，并为《奴隶王国的来客》等杰出的长篇叙事诗正名，将历史上被忽略的优秀的叙事长诗的地位和价值凸显出来，使它们的价值和历史地位能够在现代文学史上得到正确对待和估量；当然，与此同时，他也指出了叙事长诗创作的缺陷和不足，如诗歌创作由于急于表达某种情绪而显得语言直露或“粘滞于物”，缺乏一种形而上的思考和对象外之旨的诗学艺术追求等。

    陆先生对长篇叙事诗的研究中，不仅对各类作品类型和流派作出了详细分析解读，在对叙事长诗的创作和理论建设方面，也提出了不少中肯而切实的意见和评价。如在叙事内容方面应追求“象外之旨”，突出诗意的丰富性甚至无限性，否定“叙人民之事”的流水账式和堆砌苦难式对诗歌叙事的简单化理解；在叙事成分安置上，注重情节的跳跃性和对“虚”的蕴含抒情和诗意的成分的描写，以便给读者留下再创造的空间和美感；在刻画人物和语言要求上，笔墨细致，细节生动描绘，语言精炼精美富有张力，不能因为叙事诗的篇幅较长而放弃对诗美方面的追求；在诗歌风格方面更是肯定“百花齐放”、鼓励创作的多元性，反对将杰作奉为圭臬、样板，抑制了文学的创新和个性的生长，于文学特质和发展不利。这些理论建设有的放矢，对叙事诗发展和进步提出了许多中肯的建议和意见，对叙事长诗的进一步创作发展或理论研究方面，都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四

    陆耀东先生1930年8月生于湖南邵阳，1955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在学术和教学研究前沿数十年如一日，既有湘人的执著韧性，也有一个经过学术和生活风风雨雨老人的睿智和宽容；有在诗歌领域持续研究的专一，也有在整个文学研究领域的广泛涉猎和留意。也许一般人更多的看到的是陆耀东先生在现代诗歌研究中的显著成就，其实，在诗歌研究之外，陆耀东先生对整个现代文学的理论问题和学术发展，也多有贡献。

    他曾在现代文学理论批评方面，对传统的批判与继承的关系问题上，一再反对“五四”文化断裂论，认为五四文化对传统文化进行的是有批判的继承，只是由于在文学转型期，任务是转型，要求创新，才不强调传统，但传统的思想是潜移默化的，不可能完全断裂；并且各个理论批判家对待传统的态度，也并不一致，个人对传统的态度也是不同的，因而是复杂的，不可以一刀切，一以视之。并同时也指出现代文学理论在对传统继承方面做的还不够，尤其对传统的不同声音还不够重视。

    不少学者都已经意识到，在鲁迅研究领域，陆耀东先生更是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先后出版过《鲁迅小说独创性初探》、《鲁迅及其作品》、《论鲁迅前期思想》等著作，成就卓著。他在鲁迅研究领域，重点研究的是关于鲁迅的思想及其小说。《在鲁迅与“拉普”派》系列论文中，他将鲁迅后期文艺思想与“拉普”文艺理论的关系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比较研究，同时还对拉普理论与中国左翼文学思潮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清理，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做出自己的贡献。

    对鲁迅与尼采进行比较研究的论文——《试谈鲁迅评尼采》，在当时就尤其既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又具有非同一般的学术勇气。因为陆先生在1978年开始研究鲁迅与尼采课题，当时国内哲学界除个别人外，没人敢涉及这个“悬崖”上的问题。后来《试谈鲁迅评尼采》从几万篇鲁迅研究文章中脱颖而出，入选《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这种开拓创新的决心和坚持真理的勇气，终于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并引导鲁迅研究走向了一个更加广博、深刻的领域。因此张梦阳在《鲁迅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史概述》中对此评价说，“陆耀东这篇论文的学术意义在于在新时期里较早提出了鲁迅与尼采比较论的课题，系统归纳了鲁迅在三个不同时期对尼采的不同评论，理清了鲁迅对尼采的认识过程，并揭示了这一认识过程与鲁迅的整个思想发展历程的内在联系，为鲁迅与尼采比较论的纵深发展开了一个好头。”赵家壁也认为这篇论文是是继王元化1939年文章之后的一个新的研究成果，他评价论文“材料丰富，观点鲜明，分析深入浅出，是有学术价值的专论文章”，并赞扬此文是“一个大突破，是一次可喜的大收获”。

    这篇论文对鲁迅与外国文学思潮的某种深刻联系进行了联系对比，使得鲁迅研究能够走出固有的研究，走向一个新的研究思路和领域。

    在现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上，陆先生同样也站到了时代的前沿，大胆追求真理，较早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纠正理论偏差，率先对一些“左”的思想在学术上的遗留问题发难。1984年，他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上，发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争议的作家作品评价问题》的演讲，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反应。发表之后，在学术界也引起了极大反响。文章以《新月》、《现代》作家群为例，提出“有争议的作家”思想复杂，应该恰当肯定其历史地位和价值，防止一刀切。并以此为契机，提出了纠正以作家的思想分析代替作品分析等错误的评价作品的标准，倡导以文学内部标准评价作家作品的文学风气，对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和提高有着重要意义。

    陆耀东先生虽然已经是79岁高龄的学者，但通读其近年来的各种著述，思想锋芒不但没有丝毫的减弱，相反倒真是老而弥坚——他对现代诗歌审美性的固执，对流派和各种主义的淡化，对现代文学、华文文学跟中国传统以及西方文学文化，甚至跟道德和政治意识形态等等关系的认识，都显得既前卫又恰切。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有足够的信心期待着《中国新诗史（1916—1949）》第二卷、第三卷的出版，期待着这样一个智慧而宽厚的前辈学者为学界勾勒一幅完整的现代诗歌历史图谱。

    ［参考文献］

    ［1］陆耀东学术成就简介［J］，江汉论坛，2007，（6）。

    ［2］陈卫，严谨治学写诗史——评陆耀东先生的《中国新诗史》（第一卷）［J］，长江学术，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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