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篇报告文学的后记中说：“以郑加真先生为代表的北大荒三代作家的丰厚的作品，就是这篇文章的初稿，我的作用是综合和提升。我的署名只表示责任。”我这样说，不是谦虚，而是事实，因为这篇纪实文学中关于北大荒开发建设的历史过程，许多取之于郑加真的纪实文学，所以我在这篇文章之后，特别附录了我引用的郑加真先生的作品：《将军与北大荒人》《北大荒移民录》《中国东北角》《北大荒六十年》。我这样做，只是为了表达我对郑加真先生深深的谢意和敬意！
其实，真正值得仰视的应该是郑加真先生。我只是他的追随者，是他的学生。
我第一次见郑先生大概在1972年或1973年，当时我在兵团战士报当记者，工作和生活都是佳木斯火车站对面的兵团总部大楼里。其实多数时间，我都在兵团的基层单位跑新闻。很巧，那次我正好没外出。吕正衡总编告诉我，五师宣传科的老郑晚上住在你们宿舍。这是常有的事，下面来了通讯员，常来我们的宿舍“找宿”，16团的姜昆，还在我的床上挤过呢！老郑就是郑加真吧？我的眼前一亮。那时他的长篇小说《江畔朝阳》正火遍全国。当然也是我们北大荒知青们抢读的作品。
应该说，郑先生是我见到的第一个著名作家，他就坐在我对面杨楠（哈尔滨知青，当时是战士报的编辑，后调中组部，曾任党政干部局局长和香港工委组织部长）的床上。他白净的面孔，宽阔的额头，身材修长，江南口音。他笑容可掬地望着我，很可亲的样子。我有点紧张，像中学生一样问他，《江畔朝阳》是怎么写的等问题。他摆了摆手，不肯多说，接着他便问我哪个学校毕业的，什么时候下乡的。我要给他打水洗脚，他谢绝了。然后端着杨楠的脸盆自己到公用卫生间去了。后来和我一样脱衣睡觉，我们一夜无话，第二天我起床时，他已经走了。
再见面时，是十七八年后，我从兵团回到哈尔滨日报，又调到省作家协会当主席，郑先生是兼职的副主席，在每年的例会上，都能见上一面。他还是那么谦和儒雅，只是额头更大头发见疏。
这期间，我不断收到或看到郑先生的新作，都是关于北大荒历史的纪实文学。2007年春天，我们还一起在上海搞过新书签售活动，我的《我们的故事》受到知青的欢迎，而郑先生的《北大荒六十年》有更广泛的影响，当时《文汇报》《北京周报》等十多家报刊和网站都做了报道。
我曾说过，郑加真是北大荒的“文学教父”，我们这些知青作家，如张抗抗、梁晓声、肖复兴等，北大荒的第二代作家常新港、王左鸿、王凤麟、赵国春等，还有第三代的作家宋晓玲、王军等，哪一个没得到他的帮助，哪一个没受到他的影响！我还说过，郑加真是北大荒文坛上的“常青树”，他们那一代上个世纪50年代部队转业到北大荒的作家，如林予等好几位先生早已去世，而多数人也不再动笔了，只有郑加真还在写，已进耄耋之年的他，近两年又推出长篇小说《北大荒人》和长篇纪实文学《北大荒流人图》，特别是后一部被称为郑先生最好的作品。上个世纪20年代出生的还在写的作家已经微乎其微，越写越好的，就更少了。郑加真因文学上的突出贡献，被省委宣传部和省农垦总局授予“终身成就奖”，在北大荒垦区，只有他一人！
很幸运，最近我又收到了郑先生赠送的他的新作《北大荒流人图》和由北大荒新一代作家刘红艳撰写的长篇纪实文学《情系北大荒——图说郑加真》，让我大喜过望。我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对这两部书逐字阅读，使我对十分尊敬的郑先生又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我以为郑加真的人生经历和他的文学创作经验，对一切热爱文学的人都是难得的教科书。特别应该感谢，刘红艳这位生于黑土地的孩子，在获得管理学硕士学位后，能皈依文学创作，潜心研究郑加真的文学道路，写出如此鲜活生动又有思想深度的作家评传。这是郑加真的幸运和光荣，也是北大荒难得的一份文化财富。我愿意借助刘红艳的这部关于郑加真的评传提供的宝贵的又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材料，阐述一下对郑加真的新认识，以此释放一下我对郑先生心藏许久的敬意。
其实，我要歌颂的郑加真的创作精神，在《情系北大荒》这部书的封底上，郑先生自己亦说明了——
“几十年来，为北大荒写作已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不写作，生命就不能延伸，生活就没有意义；几十年来，我用生命为北大荒写传，在那片黑土地上我留下了自己无愧的生命之旅。”
下面写下的是我仰视郑加真先生的新感受。
文学少年和复旦才子
在民国三十七年（1947年）四月号的上海《家》杂志上登载了一首叙事诗《母亲的话》。 这一首诗讲述的是“浪子回头”、劝人为善的故事。他的作者就是正在上海京沪中学读书的学生郑加真。他是那所知名的中学的《嘤鸣》墙报主编之一。《母亲的话》是这个文学少年的处女作。第二年，他又尝试着写了短篇小说《爱的白鸽》参加一家杂志的全国征文，竟得了三等奖。
据我所知，在北大荒的那批转业军人出身的作家中，郑加真是发表作品最早的人。在那个国难当头的动荡年代，他接受较好的教育，为今后的文学生涯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郑加真1929年出生在温州的一个山村里，父亲是个有文化追求的青年，自幼勤奋好学，后考入国立温州中学，成为全村的“状元”。毕业后到上海邮政总局当职员。这样郑加真就有了在上海读书的机会，可惜读到初中毕业时，日本侵略者铁蹄下的上海已没有他们一家的安生之地，他跟母亲冒着炮火回老家避难。在家境十分艰困的情况下也进入了当地最好的中学读书。抗战胜利后，他又回上海继续求学，并走上文学之路。
据刘红艳在书中的记载，“1949年，郑加真考入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复旦大学的第一批新生。这一年，郑加真二十岁。一副瘦弱的身躯，充满了对新生活的向往。”
战争中，这座名校多次搬迁，但学术传统还在，诸多学术大师还在。郑加真入学时，这里还集聚着陈望道、郭绍虞、刘大杰、冯雪峰、唐弢、勒以等名家。刘大杰教授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让这个文学青年着迷。他还给刘先生提出过自己对文学史上的几个疑问，刘先生郑重地给他写了两页纸的回复。难得的是鲁迅的学生唐弢教授还亲自讲评过郑加真的习作——
“没想到下周散文课，唐弢走进教室，笑容可掬地说道：‘今天，我们就讲一讲郑加真同学的习作。’唐弢整整点评了两个小时，在行文修辞和布局上，倍加赞赏。作为一名新生，写出来的文章能得到唐先生的认可，在同学中引进不小的震动，大家纷纷向他投来敬佩的目光。”（引自刘红艳文，下同）
系统的文学理论的学习，对大量的中外名著的苦读，名师的及时指点，奠定了郑加真后来的文学道路。现在有一种轻薄文学理论学习和修养的倾向，一种很普遍的说法是“大学里培养不出来好作家”。其实中外的许多好作家都有在大学读过书，甚至有国外留学的背景。即使那些没进过大学的作家，也有过长期坚持自学，博览群书的经历。老一辈文学大师鲁迅、巴金、茅盾、郭沫若、老舍、曹禺都有过海外留学的经历，他们学贯中西，通达天下。当代中国文坛上最活跃的作家许多也是恢复高考后，从基层进入大学系统学习后走上文学道路的，如茅盾文学奖得主路遥、刘震云、张炜等。我们省的作家协会主席、著名女作家迟子建，不仅上过大学，还读过北师大的研究生，而诺贝尔奖得主莫言就是当时她的同学。
郑加真的文学道路给我们的启示是，你要想成为作家，你要想写下无愧于时代的作品吗？从认真读书开始吧！能接受完整的教育最好，不能进大学，也要尽最大的努力读书，当然越多越好。从社会大学走上文学殿堂的著名俄罗斯作家高尔基特别看重读书，他说过：“读书，这个我们习以为常的平凡过程，实际上是人们心灵与上下古今一切民族的伟大智慧结合的过程。”而下面，这句名言，更是他切身的体会：“书籍一面启示我的智慧和心灵，一面帮我在一片烂泥中站了起来。如果不是书籍的话，我就沉没在这片泥塘里，就会被愚蠢和下流淹死。”
文学艺术当然是需要天分的，也是需要勤奋的，但是许多很有天分又很勤劳的作家，走得并不远。其重要原因是他们的知识和文化的准备不足。
难道作家的生活，作家的生活经历对创作不重要吗？
跨过鸭绿江和挺进北大荒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让郑加真再也坐不住平静的课桌。这一年12月，中央政府发出了招收青年学生入军校的通知。尽管身为独生子的他是可以不报名的，但是侵略者的战火已烧到家门口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应该挺身而出了。“报名去，让祖国挑选！”复旦的学生们在纪念“一二·九”运动15周年的大会上喊出这样的口号，这时郑加真和同宿舍的五六个同学都报了名。父母的劝阻没能阻挡他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决心。
经过半年军校的学习，1951年7月，他和七名同学被分配到中朝联合空军司令部，开赴安东，然后又跟随志愿军空军司令员刘震秘密进入朝鲜，他们在一个叫鹤峰洞的小山村落脚。在这里郑加真开始了空军司令部通讯处参谋的战斗生涯。他们躲过美军飞机的轰炸和特务的跟踪，为自己的战鹰提供通讯服务。郑加真主动办了一个普及性的《雷达工作汇辑》，被分送到志愿空军的每个战斗员的手中。一年后，他又被调回北京的空军总部，又办了一本《空军通讯工作汇辑》。在朝鲜参战的经历虽短，但侵略者的猖獗，朝鲜人民的苦难和战争的残酷，都让这个年轻的学子仿佛一夜之间长大。战争，无疑是郑加真一个最好的学校，投笔从戎，是他无悔的选择。
后来郑加真在北京度过了六年的生活。他的才能得到施展，在空军通讯处当参谋，连续两年荣获三等功，加入共产党，1955年被授衔中尉，第二年又晋升为上尉。他还收获了爱情，因办墙报与通讯处新来的见习参谋重庆姑娘刘安一相识、相恋，她喜欢他的书卷气，他爱她的热情美丽，还写一手好字。他向她表达爱意的方式，是以她为原型写了一篇小说《墙报委员》，他向她赠送的第一份礼物是一部苏联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
这一切似乎都带有寓言性。因为刘安一字写得好，她成了郑加真一辈子的文学助手和第一读者，他的所有文稿，几乎都是妻子帮他抄写，而到了晚年她学会了电脑打字，成就了郑加真的著作等身。在他向她赠送《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不久，郑加真真的来到了远离北京的遥远的地方——北大荒，两年后刘安一追随而来。如今他们已经在黑龙江患难与共、相濡以沫地生活了55年。他们的一双儿女及他们的孩子都成了北大荒人。
郑加真是1958年春天，在王震将军的率领下挺进北大荒的英雄的十万转业官兵中的一员，他永远以此为荣。回首往事，他也不免有几分感伤，因为他命运的改变，起始于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运动之初，在党的鼓励下刚刚入党的郑加真，为了表示自己对党的忠诚，他积极响应号召，为一位把报废的军用收音机私用的副处长前后写了两张大字报《某处长家里的公家收音机》《领导者必须受教育》。1957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毛主席亲自撰写的社论《事情已经起了变化》，表明“引蛇出洞”的目的已经达到，开始打击那些向党进攻的“右派”了。而单纯的郑加真又写了第三张大字报《大字报的咏叹调》，于是他“理所当然”地受到连续的批判。这时，“郑加真满心苦楚，脑海里浮现出莎士比亚名剧中‘奥德赛’一夜白头的情景”。一个对党满腔热忱的新党员，突然失信于他所信赖的组织；一个前途看好的青年军官，突然被斩断了前程；一个新婚才半年幸福生活刚刚开始的年轻人，突然被划入另册……这时他唯一的选择是，离开是非之地，听从上级的安排，转业去北大荒！他随着潮流，写了报名到北大荒的小字报，因为“我对于当时北京的环境已经彻底地失望了”。
1958年3月20日清晨，拉着空军司令部转业官兵的列车驰出北京前门车站而奔向北大荒时，郑加真想的是：“过去了，一切都过去了。”北大荒将是他的再生之地。
四天后，从上尉军官而成为农工的郑加真，在完达山下的八五六农场原来犯人住过的两间草房里开始了他刀耕火种的垦荒生活。他努力表现自己积极的劳动态度，在秋收时，过分用力的镰刀在他的小腿肚子砍出了小孩嘴一样的刀口，在养伤时，这位激情燃烧的复旦才子，完成了他在北大荒的处女作、发表在1958年第17期《新观察》上的纪实文学《向地球开战——我们在密山的生活》。
后来他的命运发生了转机，被调到虎林办《北大荒文艺》，这时他和从北京下放的大文化人聂绀弩、丁聪等成了患难与共的同事……在他们的影响下，他没有向连续的自然和政治灾难低头，在个人命运起伏跌宕和家庭的颠沛流离中，他始终高举文学的火炬，既点亮自己，又照亮了别人，在绝境苦寒中创造了记录北大荒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荒芜走向富足的史诗，也创造了自己精彩的人生。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回忆当年走出北京，走向荒原，是不幸，还是有幸？是无尽的人生苦难，还是成就大业的机遇？其实，郑加真早就有自己的结论。在困难的时候，他常想起司马迁的话，从纪实文学这个角度说，司马迁是他的前辈。他们都靠写“史记”而成名。
司马迁在完成《史记》后，给他的好朋友任安写了一封信，解释他甘受宫刑的奇耻大辱而偷生于世书写《史记》的原因，他在信中说：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明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违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坟》。《诗》三百首，大抵贤圣发愤之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看来郑加真先生也属忍受苦难而成就大业的人。为历史留下如此辉煌的北大荒的“史记”，他的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
苦难，对有理想有追求的作家来说，从来都是机遇和财富。这就是郑加真先生的非凡人生给我们的启示。我们不可能为成就作家而制造苦难，但真正视文学创作为生命的年轻人，应该热爱生活，迎难而上，在和困难的斗争中，打造自己坚强的灵魂。而真正的文学才会应运而生。
进省城还是留在黑土地
1960年以粮仓著称的北大荒垦区却遭受了饿死人的自然灾害。这时郑加真和从北京调来的妻子刘安一共度饥寒交迫的日子。他们每天只有一块玉米掺酒糟制成的“烤糕”维生。在这种情况下，《北大荒文艺》停刊了。省文联专门派人来垦区网罗人才，郑加真也榜上有名，作家符宗涛、王忠瑜、杨昉、王观泉，画家晃楣、张作良等十多个人都被调进了省文联而进了哈尔滨。这时省委组织部来了电报，限期郑加真到省城报到。
郑加真拿着电报去找垦区主管文化的宣传部副部长郑亢行，在就要在调令签字的那一刻，他感叹道：“你们都走了，北大荒的文化谁来干呀！”本来去意就不坚决的郑加真说：“那我就再待一段时间吧！”
可这一待就是50年，就是一辈子！郑加真再也没离开北大荒一步。有人说：“郑加真没走，为垦区的文化艺术的发展留下了一颗火种。”
可以肯定地说，调到省城工作条件要比北大荒好多了，但郑加真舍不得离开这片广阔的天地，因为他认为在这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至今郑加真还认为他这一生的两个重要选择的正确性，一是从北京到北大荒，二是扎根北大荒不进省城。因为，他一直认为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接地气的生活，为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他写不尽，用不完。就在自然灾害最严重的1960年，郑加真到牡丹江垦区的青年垦荒队深入生活，写出了长篇纪实文学《战斗在北大荒》和副产品《小北大荒人》，在上海儿童出版社出版后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1962年5月，郑加真创作的小说《新队长到来之后》发表在《北方文学》上，后被选入《黑龙江短篇小说选》，受到《文艺报》副主编唐因先生的高度评价。
1962年初冬，郑加真的命运又有了转机，他和妻子都调入了由牡丹江垦区和合江垦区合并成的东北农垦总局的宣传部，他主管文化工作，刘安一负责统战和内勤，这时他们在佳木斯有了安定的家。可郑加真又主动要求到青年农场代职，担任生产队的副指导员。他一直坚信：“搞创作，生活积累很重要。”他和当年北京青年垦荒队的队长杨华同吃同住同劳动，酝酿着以他为原型的长篇小说《黑龙江畔》。1964年初郑加真完成了这部小说二十五六万字的初稿，立刻被来组稿的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看中。1965年夏秋之际，出版社为郑加真请了创作假，到上海改稿。等已经完成的书稿清样送领导审阅时，文革爆发了，郑加真殚精竭虑、精心创作的《黑龙江畔》被遗弃在了出版社的仓库。
和所有正直的知识分子一样，郑加真又经受一次磨难。随着东北农垦总局的撤销，1969年他又一次被下放，全家四口从佳木斯辗转千里落户在嫩江畔的5师49团（九三局所属尖山农场），郑加真担任了七连的副连长，刘安一任女工班长。在那个最严寒的冬季，他们一家住进潮湿阴冷的只有零下五六度的房子里，两个孩子的脚上都长满了冻疮。因为没有准备过冬的煤和烧柴，“郑加真一咬牙，搬出从佳木斯长途运到连队的七箱书，一本本挑出来烧。先烧精装的，再烧平装的；先烧经济类的，后烧文艺类的。看着炉中跳跃的火苗渐成灰烬，感受到室内片刻的温暖，郑加真的心里说不出是喜悦还是酸楚”。
当然在最严寒的日子里，郑加真也感受到了特别的温暖，当地的干部、知青尽力帮助他，因为他们尊重这位给过他们温暖的作家。就在这冷暖交集中，郑加真一家在这片黑土地上度过了九年的时光。他自己曾用这样一句话概括那段经历：九三九三，待了九年；连队三年，师部三年，分局三年；九年生涯，一生难忘。
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之后，郑加真被调到黑龙江农垦总局担任宣传部副部长兼史志办主任。在别人看来是个闲差的地方，他把凉板凳坐热了。由“光杆司令”发展成99个史官，主持了垦区三级修志队伍，历时十载，七易其稿，形成在全国被评为一等奖的黑龙江的首部《国营农场志》。
至此，已功莫大焉。但郑加真利用十年积累了大批宝贵的北大荒开发史料，先后完成了他一生最重要的著作“北大荒反思三部曲”：《北大荒移民录》《中国东北角》系列（苏醒、磨炼、崛起）和《北大荒六十年》。为此，郑加真又用了十年的时间。国内外媒体对“三部曲”是好评如潮，总局领导和三代北大荒人的评价是：“这是一部反映北大荒60年开发建设的史书，百万大军开发北大荒的历史画卷；这是一部新中国历史和当代农垦史的缩影，也是一个北大荒特色文化的精品巨制，是留给北大荒后人的精神财富。”
因为要写《仰视你，北大荒》，我通读了这三部书，其感受正如法国作家巴尔扎克所言：“文学是事实与灵魂相吻合后的再现。”我也想到了中国隋朝诗人江总赞扬文友的诗句：“下笔成三赋，传觞成九秋。飞文绮彀彩，落纸波涛流。”而杜甫赞扬李白的诗，对郑先生也是适合的：“笔落成惊雷，诗成泣鬼神。声名从此大，汩没一朝伸。”
郑加真一直是位低调的作家，说到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他只有这句朴素的话：“感谢北大荒的生活，给了我丰富多彩、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才使我有了创作冲动，有了可以提炼的艺术加工的丰厚的素材。”
“江畔朝阳”的沉没和“流人图”的永恒
在刘红艳所著的郑加真评传有重要的一章“终身遗憾的‘畅销书’《江畔朝阳》”，讲述了郑先生这部颇费周折的作品出版的过程。我以为尽管郑先生在自己的简历中没有提到这部作品，但我仍然认为《江畔朝阳》为郑先生的重要作品之一，因为它毕竟是特殊年代出版又有广泛读者的作品；没有《江畔朝阳》就没有后来的“反思三部曲”，也不会有《北大荒流人图》。《江畔朝阳》所提供的经验和教训，对郑先生自己，对所有作家都是宝贵的财富。
不了解实情的人以为《江畔朝阳》是文革中的迎时之作，是“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的产物。其实，郑加真开始构思这部作品是在1963年，那时一起转业到北大荒的作家林予写的长篇小说《雁飞塞北》和符钟涛写的长篇小说《大甸风云》出版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这成了促进郑加真创作的“发动机”，他主动要求到青年农场代职，深入生活，1964年已写出反映青年垦荒队生活的长篇小说《黑龙江畔》，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准备出版时，因文革爆发被搁浅。1972年夏，郑加真又被请回出版社改稿，他冒着难耐的酷暑，把稿子先后改了五遍，又增加了来自生活的感人至深的情节和细节。根据出版社的要求，他违心地设置了路线斗争的情节，批判了农场职工的“小开荒”“自由市场”等“资本主义倾向”。
从思想深处说，郑加真不想这样写，但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他只能这样写。哪一个作家不希望自己付出巨大心血的作品，早日出版！他尽极大努力摆脱极左的束缚，当时书中引用领袖的语录是必须的，可郑加真将初稿时引用的一百多条删除得只剩下一二十条，这是要冒很大政治风险的。小说出版后，还受到一位读者的批判，他认为该书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因为书中的英雄人物，农场场长兼党委书记于岗高而瘦，反面人物戴联则胖乎乎，喜欢和人握手，一边握一边说‘好嘛，好嘛’。很显然，正面人物是党内最大叛徒刘少奇的形象，反面人物则是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
《江畔朝阳》作为文革中出版的第一批长篇小说的第一部，这部被郑先生认为只是一块“废砖”的书，连续印刷了13次，总发行数超百万，还在日本翻译出版。在文化极度匮乏的年月，这部书还是受到一些读者，特别是我们广大知青的欢迎，当年郑加真还收到张抗抗的来信，说这部书知青们读得“津津有味”“小说中的每个人物成了我们那些天来谈话的中心”。她表达的就是当时我们北大荒知青们的心情。
刘红艳在书中说：“对于自己这部走出国门的‘畅销’之作，郑加真至今怀有深深的遗憾。正是这个转折点，使他的文学创作走上了‘深刻反思’之路，走上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之路，真正开启了他后半生写作‘反思三部曲’的康庄大道。”
郑加真是一位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心的作家，他遵从“生活是创作源泉”的创作思想。如果说，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写过服从和服务当时政治的作品，那么新时期，他又回归了自己的本质，那就是他最喜欢的巴金先生的“说真话”。他的作品不再遵从某种政治、某一个口号，而是从实际出发，遵从自己的内心感受。他为自己的文学定位是“用生命为北大荒立传”。他是北大荒人民忠诚的歌者。
郑加真的老朋友、北大荒的作曲家顾震夷说过：加真这个名字起得真好呀！就是在你的作品中“加”“真”，用“真爱”“真诚”“真知”“真情”“真迹”书写北大荒的历史。
评论界和广大读者对他的北大荒“反思三部曲”高度赞扬，我更看重被他自己称为他的“封山之作”的《北大荒流人图》。我赞成肖复兴在读过这部书后给他的信中的观点：“这是一部很有意义亦有价值的书。你所付出的一切，在未来会越来越显示它独有的价值的。”
“直书秉笔有加真，写尽大荒右派人。”这部倾注郑加真一生心血的作品中，既记录了我们熟知的被下放在北大荒的中国文化名人丁玲、艾青、聂绀弩、丁聪、吴祖光等人的痛苦经历，还破天荒地披露了在1958年下放北大荒后被又一次打成右派的那些转业军人的人生灾难！如被逼自杀的农垦局副局长，在从北京到北大荒的火车上被打成右派因不服被送进拘留所又冻掉双手的少尉领航员……郑加真还痛心地告知天下，在严重的政治压力和自然灾害造成的饥饿中，有大批转业军人和下放干部在北大荒死去，仅850农场云山畜牧场就在1958年冬到1960年冬死去34人！如若不信，你看附在《流人们对饥饿与死亡的回忆》那篇文章后的“死亡名录”！
这流着血泪的真实让人不忍卒读！这流落在北大荒的四五千位“右派”鲜为人知的苦难经历，是共和国历史上不可回避和掩盖的一页。郑加真勇敢地翻开了这一页，记录了这些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还在这部书的最后附录了当年的“右派”杨崇道先生五十多年来收集的《1958年下放北大荒的“右派”名单》。肖复兴感慨道：“名册长长压卷尾，惊心最是众冤魂！”
这些年，我效仿着郑加真先生，也在收集把青春牺牲在北大荒的老知青的故事，写成了《没有墓碑的青春》的长篇纪实文学，想为他们立一座无形的碑。而郑加真立下了更让北大荒人永远不能忘记的那些曾经为这片土地开创了奇迹的“流人们”壮丽的碑林。他在这部可以传世的《北大荒流人图》的最后写下了这样的话：
历史上的成就，是一笔财富；历史上的失误，同样是一笔财富。然而人是容易健忘的，以史为鉴，才能有所前进、有所发明、有所创新！愿北大荒流人们的一座座碑林，化作警钟长鸣！帮助这块美丽、富饶的黑土地，摆脱因袭的怪圈，走出历史阴影，走向真正的辉煌！
当我读完郑加真先生的许多作品，当我读完他的这部“封山之作”，当我读完先生的最后的几句话，我不能不再一次仰视他——这座北大荒文学的“喜玛拉雅山”了！
2013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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