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三问”

    如果仅仅从狭隘的经济学范畴眺望浙江，其结论注定是偏颇而肤浅的。

    ——题记

    盘点改革开放30年后的家底，论GDP总量，浙江比不过广东；论引进外资的力度，浙江比不过江苏；论国际化高度，浙江比不过上海。

    但浙江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千百万勤勉机敏、活力四射的浙江人。

    明清时期，伴随着民族工商业的勃兴，以区域性商人群体为基本特征的徽、晋、陕、鲁、闽、粤、宁波、洞庭（江西）、江右（苏州）、龙游“十大商帮”纵横天下。其中，只有浙江独占宁波、龙游（现浙西南衢州市龙游县）两席。

    早在20世纪80年代，“温州人经济”便已无人不知；90年代末，“浙商”概念开始浮出水面，终成公认的当今中国第一大新商帮；21世纪初，“浙江人经济”又以放大了的“温州人经济”的姿态备受瞩目。中国沿海有多个各竞风流的经济版块，但能够以省份为半径被冠于“某某人经济”的，迄今唯有浙江。

    可供参考的数据是，以民间版本，浙江所谓大小“老板”约800万；以官方说法，浙江走遍省外境内经商办厂者约400万，飘游海外挣洋钱者近100万。如此规模，无一省份可比。30年间，无数批参观取经的队伍来到浙江，兴奋之余，往往叹言学习之不易。关键在于，经济模式的躯壳似乎可以模仿照搬，但草根型的市场主体——浙江人群体却完全无法克隆复制。

    2008年3月，浙江当地媒体推出的“海选·30年30事——浙江最解放思想的大事”揭晓。比如说“中国第一个个体工商户花落温州”，比如说“中国第一个私营经济试验区诞生于温州”，30件大事中，堪称“全国第一”的竟多达21件。

    解放思想是解放人的思想。无疑，解放了思想的浙江人方为浙江既往30年里最弥足珍贵的改革遗产。

    展望下一个改革开放30年，浙江能否飞得更高、走得更远？关于浙江的悬念，其实质仍是关于浙江人的悬念。

    至少在当下，我们能给出的，是谨慎的乐观。悬疑，依然存在。

    一问浙江：“四千精神”的红旗还能扛多久？

    浙江人凭什么赢？解读的答案五花八门：浙江人头脑灵光，浙江人做事圆滑，浙江人数学好、特别会算账，等等。

    比较被认同的观点是，浙江人极具深厚渊源的经商传统。相关的考证有理有据。

    成功实践者如2500年前的陶朱公范蠡。范蠡是春秋时越国（今绍兴一带）大王勾践的第一谋臣，退隐江湖后精于商贾，终成家财万贯的中国商人始祖。

    理论集大成者就多了。最著名的当属南宋永嘉（今温州）学派的水心先生叶适。其人极力提倡功利之学，讲究经世致用：“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叶适《习学纪言序目·汉书三》）。他提出的“反对崇本（农业）抑末（工商业），反对重官（政府）抑私（民营）”的经济思想，与差不多1000年后温州人的改革路径如出一辙。其他代表人物还有，南宋的浙中永康学派陈亮坚定地鼓吹“农商并重”。明清之际的浙东学派大家、浙江余姚人黄宗羲孜孜不倦地宣称“工商皆本”。

    2000年，浙江官方则将浙江人精神概括为“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

    观察分析的角度不同，各有各的道理。但给我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浙江人成功的背后，最为紧要的基本前提都离不开三个字：“肯吃苦”。浙江人自己广为传播的精彩语录便是所谓“四千精神”——走遍千山万水，讲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历尽千辛万苦。

    关于浙江人“四千精神”说法的起源，版本不少。有温州说、绍兴说、台州说、义乌说等。比较确信的，应该是发端于温州。最早的表述完整的文字记录，见诸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发的题为《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长篇报道。也正是这一稿件，第一次在媒体上将温州改革实践正式冠以“温州模式”。

    若干年前，著名作家梁晓声在他那部颇引起争议的畅销书《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中，用这样的笔调评价了这样一群人：

    他们没有权势背景，没有稍纵即逝的美妙机遇，更没有凭着“灰色潜能”聚敛起“灰色财富”——而是砺砺斫斫、筚路蓝缕，百折不挠、坚韧挺进地加入了中国资产者阶层的人们。

    他们最终成了中国资产者中的一员，大抵靠的是白手起家，渐渐从小本生意发展壮大的曲折过程。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原本不过是些普通的工人、农民，脱去军装复员的下级军人，甚至是一些失业者，某一个时期内几乎穷途末路的人。他们的成功不是“运交华盖”的结果，而是与命运抗争的结果。

    用以上文字来形容浙江数以百万计的民营创业者再确切不过了。这般境遇，决定了他们必须坚守“四千精神”，流更多的汗、更多的泪、甚至更多的血。

    离开了“四千精神”，浙江奇迹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但30年过去了，变化开始悄悄地发生。

    数据称，中国已经成为宝马车全球销量增长最快的市场。而若以县级市为半径，拥有量最多的肯定是“世界超市”义乌。据义乌当地交警统计，目前全市共有宝马车3000多辆，另有奔驰2000多辆，其密度远超北京、上海。

    在“中国五金之乡”永康市，富人们的爱好已经从比名车升级为比名狗。最受宠的是以凶悍著称“最能显示主人身份”的藏獒。该市江南街道下楼村陈氏三兄弟办的环宇生态养殖场则因养狗发了财，几年间售出藏獒1200只，“最贵的一只卖了35万元”。象珠镇岩前村每到夏至节庆还会举行斗狗比赛。村支书吕方庆说，以前夏至都是组织放电影、演戏，但村里的富人觉得“不够刺激”。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四千精神”的摇篮——温州。

    2005年8月，《东方早报》报道说，近日20岁出头的温州女孩章颖（化名）出嫁。除了豪华婚宴、200多平方米的豪宅以及轿车做嫁妆外，富商夫妇还“陪嫁”了一样特殊的“嫁妆”——在娘家服侍女儿20多年的安徽籍老保姆。章颖的母亲对媒体过多的关注很是不解，“独生女儿谁能放心啊？这又没什么大不了的。”而当地的奇能家政公司人士则对此表示，在温州，花钱为成年子女雇保姆的富人父母相当普遍。

    2006年，温州市人事局推出449个公务员岗位，报名者竟达创纪录的29407人，报考者总数连续两年居全省各地市之最，其中不乏家财千万元甚至过亿元的富家子弟。在接受问卷调查时，许多老板对支持子女争抢“铁饭碗”的普遍解释是，自己当年艰辛打拼不堪回首，实在不愿意让下一代再吃这份苦。

    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浙江民营企业主群体的“四千精神”一定程度的退潮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在创业者二代换季中尤其如此。

    的确，当年催生“四千精神”的客观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深刻变化。2000年来的普遍贫困演进而成令人惊羡的普遍富裕，苦日子终于熬出了头。这一切恍若隔世，其变化的速度之快以致许多人还来不及做好理性坦然的心理准备。更何况，当今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是信息和技术，埋头拉车似乎到了让位于抬头看路的时候，“四千精神”还能成为助推浙商神武无比的秘密武器吗？

    2005年秋，温州瑞安市率先在全市47所中小学增设了强化“温州精神”教育的乡土校本课程。“形式上将摒弃说教灌输的授课方式，以互动为主。”具体包括，将父辈企业家请进课堂讲述创业经历、学生组成小分队进企业现场体验、在学校开办一些参与式小型创业项目等。

    作为牵头人，浙江大学副教授肖龙海介绍说，该课题已被列入教育部“十五”规划课题。他认为，“吃苦、冒险、创新、合作、诚信”这一“温州精神”的基石是“四千精神”，“‘四千精神’所面临的缺失与断层，才是真正决定温州兴衰沉浮的生死局”。

    明天，“浙江制造”的产业结构及经济格局将往何处去曾引发广泛的讨论和猜测。但颇具共识的是，在相当时期，“浙江制造”仍会保持两个“基本不变”：以中小企业为主基本不变；以传统产业为主基本不变。

    这两个“基本不变”意味着，“浙江制造”的未来仅有“四千精神”是不行的；然而，没有“四千精神”是万万不行的。

    二问浙江：现代经济的文化竞争力从哪里来？

    有学者认为，从基本竞争力的角度分析，改革开放以降，中国各地区域经济大抵将会经历三个阶段：

    ——政策竞争力阶段。善于和勇于主动抢抓改革先机或优先得到国家特定政策者胜出。改革初期，这一特征尤为明显。

    ——资源竞争力阶段。这里所谓的资源既包括市场机制发育水平、群体观念的开放程度、劳动力素质等软资源，也包括土地、矿产、能源等硬资源，以及各种资源的整合能力。改革中期至今，正处于该阶段。

    ——文化竞争力阶段。这是区域经济竞争的高级形态，其带来的效应将是长远的，可持续的。

    上述三分法的总体规律同样适用于浙江。但另有声音认为，浙江的文化竞争力早已存在，并贯穿于改革发展全过程。

    具体依据与浙江人绵延千年的商业传统密切关联，这也早已被许多媒体反复描述。比如，义乌的鸡毛换糖、永康的补锅钉秤、上虞的修伞匠、绍兴的染缸、永嘉的弹棉郎、东阳的木雕师傅等遍布全省。浙江人似乎天生就具有强烈的经商意识、流动迁徙偏好和企业家才能。

    如此浓郁的商业传统或者说“文化遗传基因”，对浙江迅速崛起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东方启动点”至关重要。

    但假如我们把目光从历史拉回当下，就会发现有关文化的另一层面。

    2003年的一份官方调查显示，浙江公众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总体达标率为7.5%，即每千人中仅75人具备了基本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该指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媒体曾无数次提及这样一个不完全统计，浙江几百万中小企业主中，有80%出身于农民。就文化教育程度而言，50%是小学毕业；30%是初中毕业；10%是高中毕业；大学文化水平几乎为零，还有少数人是文盲。

    统计数据总是枯燥的。请看以下颇具黑色幽默的“阿祥的故事”。

    潘阿祥是湖州市织里镇的振兴阿祥集团董事长。10多年前从废品加工厂起家，这位太湖边长大的浙江农民硬是把自己的厂子一手拉扯成年销售超过10亿元的民营企业。

    潘阿祥是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企业家”。但他的出名缘于其自创了一套神秘的“象形文字”。

    2002年，在新华社记者慎海雄的反复要求下，潘阿祥终于拿出外界传言甚广的那本电话号码本。只见上面满是符号、图画和数字，慎海雄翻看这本子如坠云雾，而潘阿祥却如数家珍。在时任湖州市委书记杨仁争的电话号码旁，他画上一只大“羊”；因为织里镇镇委书记杨六顺也姓杨，他就画了一只小“羊”。一位当时已调任省委常委、公安厅长的原湖州市委领导的符号是一把大手枪；而市里公安局长的符号是把小手枪。医院院长的符号是一辆救护车，派出所所长是辆摩托车。邻县竹乡安吉领导的符号一律是毛竹，并根据所画毛竹的大小区分职务。

    一次，省委宣传部领导前往考察。潘阿祥接过名片，问：“领导姓陈吧？”四座皆惊：阿祥识字了！没料想他不好意思地解释了一句：“我老婆也姓陈，这个字我看到过的。”

    当年七兄弟连饭都吃不上一顿，潘阿祥并没觉得自己的象形文字有什么幽默可言：“我最大的痛苦是不识字，最缺的是文化。”

    很显然，潘阿祥们“最缺的文化”指的是建立在现代教育基础之上，以科学知识、技术智能等为核心内涵的人类文明结晶，而不是我们所说的以特定人群共同或类似的商业行为方式及商业价值观等为主体的“文化遗传基因”。此“文化”与彼“文化”的理解差异，必然造成我们对浙江改革30年开放间所谓“文化竞争力阶段”出现时间点早晚的争议。

    传统商业文化持续发酵业已造就广泛而巨大的成功，这很容易使我们沾沾自喜，浓重的文化自恋情结同样广泛地滋生。甚至在传统商业文化优越感的无度膨胀之下，现代知识型文化开始沦为可怜的被嘲弄的尴尬角色。

    著名学者杨轶清在新近出版的《商规》一书中，将目前普遍流行于浙江商人群体的商业成功之道与潜规则，精当到位地概括成了13条“商规”。其中与“文化”有关的是第三条商规，曰：“知识并不是越多越好。”

    其大意是，对管理者来说，知识增加的风险之一，就是决策效率的降低。我们经常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知识分子与企业管理者尤其决策者的一个主要区别，就是前者的特点是能够把简单的东西做得很复杂，本来一句话可以说清楚的，却要用一篇文章甚至五个公式来表达。而企业决策者刚好相反，他的本事在于能够把复杂的东西变得简单。所以，假如不能很好地驾驭知识而为知识所累，决策者知道得越多，越不能做出正确而快速的选择。所以，做企业重要的是智慧而不是知识。

    此条商规足已勾画出浙商对知识型文化的现有集体性姿态。其貌似正确实为谬误之处在于，将广义的“有知识的人”与狭义的脸谱化的迂腐的所谓“知识分子”混为一谈，进而推出了丰富的文化知识与优秀的企业管理决策能力相悖离的结论。

    英特尔公司创始人安迪·格罗夫说过一句惊世骇俗的名言，“唯有偏执狂才能生存”。的确，在很多情况下，难以言状的果敢的直觉或者行为习惯是企业家最稀缺的品质。但无论如何，稀缺的个案的成功决不是可复制推广的规律。而且，谁又能说格罗夫的偏执与直觉不是建立在丰富知识的积累之上？

    把知识置于智慧的对立面是愚蠢而危险的，只有从知识的土地中发芽生长的智慧才是真正具有普遍价值的大智慧。

    再以温州为例。

    由于改革开放30年间书写了太多让人扼腕称叹的商业神话，许多学者热切地将温州人与犹太人相提并论。诚然，两者有着太多的共同点：四海为家、精于经商理财，对把玩货币皆有着极到位的感觉。但明显的差别是，与绝大多数出自中国社会底层、缺乏良好教育的温州人相比，犹太人的底蕴更为深厚，从马克思、爱因斯坦到弗洛伊德，他们在世界范围的哲学、科技、金融、法律领域都有过无与伦比的表现。至少到今天，温州人并不真的具备与犹太人同等的能量。导致彼此差别的关键无疑在于文化的积淀——科学文化水准的落差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型商业文化的落差。

    无须回避，从知识型文化的观察坐标衡量，浙商群体尚未实现“有钱人”与“有文化的人”的有机统一。这一现状对浙江经济最大的暗伤是，以价格低廉为基本特征的企业竞争策略长期盛行；产业同质、跟风克隆、品牌意识淡漠挥之不去；自主创新、技术进步的理念始终难以真正深入人心。困扰浙江经济已久的诸多痼疾，其实均可以从“文化”两字上找到病根。

    任何文化的形成都是漫长的，一种文化的改变同样漫长。浙江传统商业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与提升又何尝不需要恒久的努力？这远比投入巨资购买世界一流的顶级设备或在自己的口袋里揣上一本看上去吓人的EMBA烫金证书要复杂得多。

    我们需要有足够的耐心等待。理清思路之后，培养一种与现代经济相适应的强大的文化竞争力，必须支付的代价是时间。

    三问浙江：“黄灯意识”带来了什么？

    在2004年5月1日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中，第38条第2款对机动车信号灯有如下明确表述：“黄灯亮时，已越过停止线的车辆可以继续通行。”

    谁都知道“红灯停、绿灯行”这一铁律，黄灯则不同了。本质上，黄灯属于停止行驶的警示，却又预留了“有条件行驶”的空间。同时，何为“已越过停止线”并没有准确的定义，交警对“闯黄灯”者处罚与否也是弹性而模糊的。

    其结果是，对绝大多数司机来说，黄灯的含义就是加速冲刺。抢黄灯成了行车过程中最惊险的一跃，在红灯与绿灯的短暂间隙擦身而过，机会成本最低，当然破坏公共交通规则并引发严重事故的几率也最大。

    改革历程亦如行车，禁区不少，险滩众多，而是否具有良好的“黄灯意识”则显得尤为重要。准确地说，在这一语境下所谓“黄灯意识”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勇于抢抓机遇；二是善于利用模糊的灰色地带顺势变通。

    中国改革开放30年间，浙江商人肯定是“黄灯意识”最优秀的群体。

    同在共和国的朗朗一片天下，几乎同一时间听见了改革开放的响亮口号，胆子大且有着水一样性格的浙江人毫不迟疑地见缝就钻、遇阻便绕，市场经济起步最早，所谓的先发优势由此而来。

    浙江人强烈而娴熟的“黄灯意识”，在商品生产的萌动初期是可贵的觉悟，并具有对更广大人群的启蒙价值。但在日渐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下，“黄灯意识”必然会显现出其固有的两面性，稍一失控就意味着对制度的不尊重和对商业游戏规则的漠视。

    2005年5月，应法国达能公司之邀，我曾前往欧洲大陆游走了一番。巴黎—法兰克福—维也纳—罗马，此前在国内早已听说的中国货（其中的皮鞋、打火机、中低档服装等无疑大多来自浙江）、中国人（除了满大街乱窜的大陆游客外，当地的中国经营者中浙江商人同样属最为庞大的一群）无所不在的传闻终于得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证实。

    很巧，最后一天当我坐在罗马达·芬奇机场，百无聊赖地消磨候机回国的时间时，一位浙江商人落座于我右手边的座位。他很年轻，个头瘦小。相同的肤色、相同的语言，我们之间的交谈成了极自然的事。他说，自己曾是永嘉县楠溪江畔一个古老村落的种田人，8年前移民意大利水城威尼斯，目前做服装批发生意，这趟回国就是去老家进几个集装箱的货。

    “威尼斯对小商品买卖也实行包税制，我向当地税务官自报的每月经营额是1万欧元。”估计考虑到我只是个过路客，他对自己的商业秘密并无忌讳。

    “那实际上能做到多少？”我问。

    “平均5万吧，利润率应该有百分之百。”他伸出了一只手掌，脸上浮起狡黠的笑，“税务官不会想到，这个漏洞有这么大。”

    5万乘以12个月，再乘以当年1比11的欧元对人民币汇率，这意味着他一年的经营额达650万元人民币，净赚利润约300余万元！为了做一补充，他还告诉我，全家四兄妹都在威尼斯倒服装，整个家族共拥有各类汽车30辆。

    更令人吃惊的是，他将自己及家族经商成功的奥秘之一归结为“古板的欧洲人傻得可爱”。在向我讲述以下这番话时，他的语气颇有些嘲讽——

    “欧洲人做生意脑袋里的筋是直的：不懂人情世故，不善于变通，不会察言观色，不知道如何摆价格噱头。一句话，不会哄人。像这样的竞争对手，你说说看，我们不赢谁赢！”

    这位颇为自得的永嘉人显然属于剑走偏锋的个案，并不能代表浙商群体的全部，但其“成功之道”还是足以让人惊出一身大汗。

    我不知道该不该为他所描述的善变甚至颇有些圆滑的“黄灯意识”而鼓掌。欧洲人的“古板”完全基于他们敬畏制度并视制度为不可触犯的天条，这是千百年来的文明进化在其商业行为上的必然体现。嘲笑这种行为就是嘲笑文明进化本身。

    极具竞争力的“浙江制造”早已声名远扬。事实上，在制造业能力全球性过剩的今天，浙江纵横四海的关键“秘密武器”首推强大的营销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浙江的财富不是“造”出来的，而是“卖”出来的。从游走全国数以百万计的浙商，到以义乌为代表的密如蛛网的市场体系，浙江商业力量的发育与成熟，几乎没有哪个省市堪与比肩。

    “销—供—产”或者称之为“贸—工—技”基本折射出了30年来浙江经济生态链的因果逻辑关系。尤其是在浙江中、南部广大地区，更是呈现了“全民言商、人人做老板”的浓郁氛围。在这一背景下，短视投机的商业机会主义与商业利润至上的极端功利主义必将构成一定区域社会价值观的基本坐标系，“黄灯意识”大行其道、经久不衰。

    30年的“全民言商”，已经使浙江人实现了从普通人向商人群体的跨越。但如何进一步实现向敬畏契约与制度、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优秀商人群体的跨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而唯有实现第二步跨越，浙江经济才会是真正可持续的。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