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大哉问！第一个是有关将后殖民的观点落实到中国文化，像是文化霸权的问题，包括我们小时候读的历史教科书，都说汉民族的同化力量非常强，这当然是一种历史的诠释，是国家机器透过教科书灌输给我们的。但是其它少数民族在看待汉化时，是不是都额手称颂？是不是有人为了抗拒汉化而受到高压或迫害？如果能挖掘出其它面向的数据，用对位的方式来阅读，应该可以产生不同的见解，就像萨义德的《文化与帝国主义》所示范的。另外，谈到普世价值，就要提到一个表面看来矛盾的问题：谁的普世价值？对于不接受儒家观念或受到儒家观念迫害的人来讲，所谓的“儒家普世价值”可能只是压迫的共犯结构。至于“真正的东方”如何诠释的问题，如果接受反本质论的说法，就没有所谓“真正的东方”这回事，只有在特定时空下，某人为了某个特定的动机、目的或效应所创造出来的“东方”，就如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也是在1967年中东战争的国仇家恨下，以他的学术资源及立场，对西方学者所建构的东方所提出的对抗与批判。
针对刚才陈老师所说的，我有两点回应。第一，萨义德身为批评家，也常受到别人的批评，因为个人的时间、精力、兴趣有限，即使再大的书篇幅依然有限，所能探讨的问题也有限，一定可以挑出漏洞或不足之处，例如女性主义者就曾批评萨义德书中的女性在那里？而萨义德在后来的论述中也多少试着回应。总之，个人的学术也是随时成长，与时俱进的。另外，由于陈老师个人的特殊生命经历，从他口中说出“一个学者把学问研究做好就是一种人世”显得特别有力。其实萨义德在一次访谈中也提到，政治有两种，一种要求立竿见影的效果，另一种则是透过教育和意识的觉醒，在潜移默化中造成观念的改变，进而形成影响，他称之为“迂缓的政治”（slow polities）。这也是很多人愿意坚守学术岗位的原因。至于身为外文学者的我，翻译就是很好的学术研究、积极介入的方式，也是与广大读者结缘的方式。
陈芳明：我想补充一点，东方学中有一个策略就是“东方化东方”，而我们在许多学问里其实也喜欢东方化别人，像我们对原住民或日本对台湾等等，所以当我们用文化去支配别人时，应该也符合这个“东方化”的概念。
单德兴：陈老师补充的是我刚才演讲中没提到的，也是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东方”就字面上指的是特定的地方，那个地方的人被视为野蛮、落后、差劲，需要被文明人监管、看护、操控，使他们更为文明与现代化。但另一种隐喻的读法就是把《东方主义》中所指出的西方/东方、我们/他们、文明/野蛮、先进/落后这种自/他二元对立的不对等关系，转换到其它方面，例如陈老师所提到的汉族，原住民或男性/女性之间权力不对等的关系，如此一来，应用的范围就广泛得多了。
问：如果我们用《东方主义》中的一些观念来看待台湾的后殖民状况，会不会造成断章取义的现象？
答：把萨义德的后殖民论述运用到台湾，好像应该是各位台文所师生的课题，而不是我的课题（笑声）——当然这是开玩笑的。如果各位要往学术这条路继续发展，这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刚刚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所谓的“据用”或“挪用”（appropriation）。其实无论是以西方理论或古代观念来作现代的诠释与运用，都不免会断章取义，除非是原文全文照抄，否则就必然会“断章”来“取义”，放在特定的文章或论述的脉络下来达到个人的目的。而就更大的脉络来看，即便是全文照抄，为何抄这而不抄那，依然不免断章取义之嫌。我认为挪用类似翻译，都牵涉到所谓的“双重脉络化”，也就是在“断章”“取义”时，要看所断的是什么章，所取的义是否违反在原脉络中的意思，是否达到在新脉络中的作用，而你也必须为自己的截取与解读负责。如果再隔了一重翻译，当然问题就更复杂。所以能读原典就尽量读原典，不能读原典时也要找可靠的译本，不要只依赖二手传播，而是将一个可靠的译本从头到尾仔细阅读，并且了解这个译本在原作者的学术脉络中的地位与评价，了解你所引用的部分在原文中的意义与效应，而不是粗暴地为了达到自己一时的目的而随意引用。因此，这里的“双重脉络化”就是指在你的论述脉络或自己所处的时空、文化环境下，所引用的文字要能加强你的论点，使其更具说服力，而这个说服力又建立在能否充分了解它在原先脉络中的意义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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