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为办好《中国工人》而努力

    想起《中国工人》，我就不能不想起吕宁。吕宁本是东北沈阳《工人之家》杂志社的主编，调到北京后与教育部一批同志合在一起办了一个面向工人的《学文化》杂志。吕宁是《学文化》杂志的主编。我最初认识他是在北新桥的一家小馆子里。由于工人出版社食堂办得不太好，中午时许多人都在外边随意吃点东西。北新桥一带，那时荒凉僻陋，有的小馆子卖炒饼、面条，也可炒个菜吃饭。饭馆里，几张破旧的方桌，指甲很长的堂倌用一块黑油油的抹布抹桌子，门口火上煮着一锅浑浊的洗碗水，看到这腻腻黏黏的洗碗水，就使人汗毛立正食欲全无，我和爱人凌起凤是皱着眉头硬着头皮去吃饭的。每次，我们总看到吕宁先我们坐在那里，他瘦瘦高高的个儿，很精干，又有点书生气，脸上平静，但常带一种亲切的微笑。他不爱说话，我们先后一共说过不到十句话，照例是互相点点头，各坐各的，各吃各的，但他沉默却不使人感到阴暗，我们对他的印象不坏。馆子店里苍蝇嗡嗡乱飞，他也不在乎，从不说一句不满或嫌弃的话，总是独自静静地吃，或饭或面，像在完成一项任务，吃完就走。

    后来，《学文化》停办，《工人》半月刊也不办了，我们有缘，竟被分配到一起办《中国工人》杂志来了，而且他是主编兼编委，我是主编助理兼编委。一度，我们在一间屋里办公，面对面地坐着，我“助理”他，互相之间的工作关系变得异常的亲密了！我们都住在东总布胡同19号，两家成了近邻。院子里有一架虬蟠斑驳、条叶垂挂的紫藤，我和吕宁有时就在紫藤架下站着谈一会儿工作。后来，住在一起的邻居还有康濯、王勉思夫妇（康濯当时负责作协《文艺报》的工作，勉思是工人出版社人事科科长），何家栋、陈蓓夫妇（老何在粉碎“四人帮”后是工人出版社副总编辑，当时他正帮助吴运铎写《把一切献给党》，陈蓓在《工人日报》工作）及孔柔、韩湘云夫妇（孔柔现离休在上海，湘云早已去世）等，吕宁照例不多与同人来往，每到星期日，他和在人民出版社做编辑的爱人王淑吉总是带了孩子外出游玩。有时去北海划船，有时去景山游览……他发现我每逢星期日总是在家看书或写作，就总笑着说：“啊呀，老王！你怎么不玩一玩呢？”这句话，他常常重复，可是别的话却听不到，我也不免感到他与人有距离了！

    他同我在办公室里面对面坐着的时候，也是沉默寡言，绝少说话。更不谈心，因为那时候有种“左”的看法藏在每个人的头脑里：互相之间的关系只肯定在工作关系上，同志之间是讳有友谊的。不过，尽管这样，我们的关系还是不错的，在工作上他善于放手让人工作。我任主编助理阶段，他几乎将大部分业务权全交给了我。他只过问大事，诸如方针、任务、计划、总结之类，却不去陷入具体编务和琐事。《中国工人》的试刊号办得比较成功，发出去的刊物收到的反映都比较好。我当时去请郭沫若同志写了一篇《回忆斯大林》作刊物的“帽子”文章，当时全国数十家报刊都转载了。我的工作除策划并组稿外，还长期负责集稿、定稿并协助主编发稿，老吴和老吕还指定我作为“头脑清醒者”，负责检查每一期刊物付印前的清样，及时敏锐地发现和处理问题。

    这个“头脑清醒者”制度学的是苏联《真理报》的经验。当时十分注意政治性，办报刊特别怕出错，尤其是政治性错误，而有些技术性错误搞得不好也会成为政治性错误。做编辑如果犯了政治性错误，那不知会有什么样的不幸。设立“头脑清醒者”制度，目的在可以于最后一刻改正或发现错误，使之得到补救。

    我并非天生就有善于发现错误的才能，只是由于在上海劳动出版社时，培养出一种细心认真的作风，培养出一种极强的警惕性，加上那时年轻，视力好，头脑清楚，所以每每能发现并抓出错误来，其实，归根结底，这种能力的获得，同自己犯过错误得到的经验教训是分不开的。正是由于有过严重的经验教训，才使我不愿重蹈覆辙，宁可多花时间和精力一字一句毫不遗漏地去审查、审定。

    我在上海劳动出版社建立之前，在上海总工会文教部编了四册工人文化课本。这是上海解放后第一套工人课本。在第一册上，我选了《东方红》的歌词作课文，并写了一段中苏友谊的文字作一篇课文。但我在看校样时粗枝大叶，校样上将“毛泽东”的“东”字排成了“束”，我竟未看出来，课文上将“苏联出兵东北”误排成“苏联出兵东西”，我又未看出来。我一心图快，大而化之地在付印样上写了“付印”二字并签了自己的名，就发到印刷厂去了。上海有100万产业工人，当时各厂都办夜校让工人学文化，工人课本第一版印数是30万册，数目大得惊人。开机后。我忽然接到劳动印刷厂厂长来的电话，说：“课本有错，怎么办？”我很自信地说：“不会有错吧？”对方说：“不但错，而且很严重！”我只好说：“马上停机，我就来！”我赶到厂里一看，果然，我签字付印的清样上确有两个非常严重的错误！我真是浑身冒汗，连忙向部长请示汇报，请工厂挖补版子改正再续印，已印成的数万册只好雇了一批临时工，用铅字排出改正的字剪了一本本贴上。为这，我写了检讨，下定决心不可小看校对工作，每看校样，必定十分认真，小心谨慎，决不大意。

    也是在劳动出版社初创不久，当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时，中央颁布了《惩治反革命条例》。有一天，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姚臻打电话要吴从云和我一起去一下。去后，他布置了个任务，要我们出一本文艺形式的通俗讲解惩治反革命条例的书给工人看，既要讲解又要附上实例。回来后，决定由吴从云、王青、陈清泉和我四个人各写四分之一，最后由我统一加工稿件。这书用章回体写，每一回讲解两个条文，每个条文至少用一个例子。例子从何而来？我们分头到公安机关及检察机关、法院去借案卷。我们当作紧急任务日夜奋战，初稿完成后我又开夜车加工定稿。当时我确实做了不少改动，将不妥当的地方或删或改，但谁知这样政治性强的书决不可如此草率急急草就，尤其是涉及法律条文的书，岂可由我们这几个法律上的外行来解释并讲述？用的案例更必须精确，不可随意！这书，一下子开机印了5万本，发行极好。谁知突然姚臻同志来了电话，语气严厉，要老吴和我快去市委宣传部。我们察觉出事，连忙赶去。进他办公室时，我就发觉他脸色不好，再一看，他面前桌上摊开了一本《惩治反革命条例讲解》的书，上边用红色毛笔画了杠子，批了八个大字：“命他改正，要他检讨！”

    我们坐下，挨了训，讲了写书出书的过程，才知在条例中有一条关于偷越国境罪的，用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一个反革命分子偷渡到香港被逮住判了徒刑；一个是台湾派遣的特务由韩国偷渡到山东海阳被逮住判了徒刑。这两个案例都是比照偷越国境罪判刑的。台湾是我国的一个省，属于中国的领土，香港也是要收回的，这点我们都明确，内部用来比照偷越国境罪判刑是可以的，用来写在书上忽略了比照却是万万不可以的！结果，5万本书连发出的也都收回，并重写了这一条附了另外的例子将原来的一页撕去，贴上新页继续发行。不但是我，连吴从云也同我一并写了深刻检查，吃了严厉批评。正因如此，使我以后在做编辑审稿工作时非常注意政治，下决心再也不麻痹大意。总之宁可在“豆腐里面找骨头”，决不放过一字一标点的错误。

    其实，我还是战战兢兢在做“头脑清醒者”的。每次看付印前的清样时，我宁可开夜车少睡觉也不懈怠。记得那一年中国工会召开“八大”，《中国工人》封二刊登的照片上大标题是“庆祝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可是不知怎的。“大”字误排成了“犬”字，被我及时发现，让工厂从速挖版补救。那次。吕宁显得很高兴，笑着对我说：“幸亏你头脑清醒！要是你也糊涂了，就‘大’字上这一个点，咱就吃不了兜着走啦！”

    吕宁是个平时不讲笑话的人，这几乎是我见到他说的唯一的一次幽默话了！

    那时人们都重视工人阶级，《中国工人》复刊初期，由于刊物的性质，所以约稿容易。我们开列了大批作者的名单，编委们固定分工联系，除作家之外，更有一些中央领导同志，例如我固定联系的人就有郭沫若、谢觉哉、夏衍、罗瑞卿、朱学范及全总书记处书记李颉伯、栗再温等。记得第一期正式刊物出版时，决定请郭沫若写一首诗。郭老当时住北京西城区大院胡同，大院胡同5号进去是一幢很大的西式楼房，有花园，有内外两个宽敞的客厅，住宅围墙上有电网。进门右侧，传达室警卫彬彬有礼地让客人填写会客单。第一次去，郭老见我向他介绍的《中国工人》是全国总工会面向全国工人办的综合性政治刊物，就爽快地答应给我们写一首诗，这诗题目就叫“中国工人”。后来，郭老一直由我分工联系，他对工人刊物约稿，总是乐于应承。因为他忙，后来我总找他秘书王廷芳同志联系，王秘书总是告诉我：郭老答应写了，因为你们是工人的刊物。世界和平理事会要召开科伦坡会议，我们组织了首都名画家齐白石、何香凝、陈半丁、于非等10位名画家画了一幅《和平颂》，郭老极忙，仍亲笔题了“和平颂”三字交由出席那个会议的代表团带给大会献礼。有一年的五一节前，我们又请陈半丁、王雪涛等名画家作一幅巨画作为刊物插页，我去约稿，郭老慨然给画取名为“五一颂”，并配了一首诗，诗中有“五一声威壮，劳工创大同”的句子。也是在1960年，我选了一些工人创作的优秀诗歌送给郭老去看，请他发表点感想并对工人谈谈诗歌创作。郭老当时担负着繁重的国家事务，包括科学文化和国际交往方面的领导工作，但仍同意写这篇文章。看到他百忙中写的这篇2000字左右的稿子，我不禁深深感动。他写在红格稿笺上的毛笔字很小，但书法隽秀刚劲，改动处不多，深入浅出地谈了工人诗歌创作方面的问题，表露了对工人浓浓的感情与关爱。当时我就了解，组郭老的稿并不容易，只是因为是《中国工人》向他组稿，所以他才有求必应。

    又如谢觉哉老人，谢老于1971年逝世，迄今30多年了，但他那慈祥的态度、亲切的笑容至今使我难忘。

    20世纪50年代中，谢老任国务院内务部部长时，我曾向他组稿，请他为《中国工人》写杂文。后来，谢老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时，我仍请他为《中国工人》写杂文。这时，谢老仍住在内务部里，他的办公室很大，他的夫人王定国同志实际如同谢老的秘书，大家叫她“王科长”。“王科长”总是热情周到地接待客人，我想这同谢老的慈祥待人的风格是分不开的。我每次去请谢老写稿时都坐在谢老那张大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谢老总是像一位慈祥的长辈那样和善地看着我，似乎在研究我是一个怎样的人。他的湖南口音亲切低缓，穿的衣服十分朴素。他做了多年的领导工作，但却给我一种异常慈祥、和善的印象。这是出乎我意料的。他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与林伯渠、吴玉章在延安时代并称“三老”，他是一块百炼钢。那时节，谢老的视力已经很差，只有中午时分光线强烈时他才能阅读及写东西。他的字写得极好，给我们写的稿都用毛笔，写的字每个有拇指盖大，字迹圆润挺拔，很少涂改，写在旧式毛边直行纸上。每张都像一件艺术品。我曾经保存过谢老的杂文手稿，可惜后来毁于“文化大革命”了。

    再说夏衍。《包身工》是他1935年写的一篇优秀而有影响的报告文学作品。现在有两种文本，第一种是原著《包身工》，可以用1978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学小丛书中的《包身工》版本为代表，全文近1万字；第二种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工人》杂志上刊登的《包身工》一文，全文不到7000字。后一种文本，当年不少报刊都转载，目前有些书本上仍在沿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文本呢？那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左”的错误造成了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恶果，加上天灾及苏联撤走专家，人民的生活很困难，工厂里不少青年有思想问题。《中国工人》杂志既然是政治思想教育刊物，就决定从“新旧社会对比”方面来做些教育工作，于是，决定重新发表夏衍同志的名作《包身工》。

    《包身工》是夏衍同志的名作。名家的名作本来不宜删改，作为编辑改正稿件中的错误是可以而且应该的，但随自己的心意随便删改名家的作品是工作中的大忌，只是那时工人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包身工》中有深奥的部分，还有些地方用的是上海方言，因此由我执笔对《包身工》进行“处理”。我认真推敲后删去近3000字并做了不少改动，但心中不安，明知这样不好，很怕夏衍同志会有意见，因此，我亲自将修改稿送到文化部请夏衍部长过目，说明理由并希望他同意。我很怕他不高兴甚至发火，但他却态度亲切，点点头平静地答应说：“好，我看看。”

    过了一天，我心里一直很忐忑，打电话问夏公的秘书徐帆同志情况如何。徐帆带着喜气说：“夏部长看过了，同意你们发表。原稿上有很少的改动，我马上派人给你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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