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我度过了20世纪50年代光辉灿烂的一些岁月，当然也经历了密云骤风期。那时候，我年轻，对革命狂热，在北京中华全国总工会系统工作，每年“五一”和“十一”，都要到天安门“观礼”。那是见毛主席的好机会，于是，总是十分兴奋，尽管每年总要来这么两次。“观礼”也很疲劳，天不亮就起身列队走向天安门，要长时间地站着等待，要在会散后迈着乏力的步子走回住处。虽然如此，却总是怀着热烈的心情，穿上自己认为体面的衣服，去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决不懈怠。其实，所谓接受检阅，毛主席站在天安门上，是未必看得清我们的！倒是我们，站在下面人山人海中可以看到他走出来，站在那里检阅。我那时候年轻，视力好，连毛主席的表情都看得清清楚楚，能看到毛主席心里就感到幸福和荣耀，写家信都说：“今天，看到毛主席了！”
所谓“观礼”，去得多的是上述那种站着接受检阅。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队伍总是站在最前端，再前面就是捧花和气球的儿童队伍了！游行完毕，儿童们向前冲去，我们也向前跑去，争着向天安门城楼上的国家领导人挥手！还有一种观礼，那是站在天安门观礼台上的观礼，是凭发给的观礼证——一种绸条子，才可到指定的观礼台上早早等候着观礼的。我真正拿到观礼出入证只有一次，而且不是红绸条，也不是粉红绸条，而是绿绸条。因为1953年供给制改为工资制时我是行政十六级，接着，升为十五级，级别不高，挂着绿绸条，在观礼台上就只能站在下边，挂着红绸条才可以站在上边，粉红绸条也比绿绸条站的地位高一些，离天安门城楼近一些。但就拿到那么一次请去观礼的绿绸条子，当时已经很不错了。那次，一位全国总工会的处长就对我说：“老王，看到没有？就咱两个处长级别的才能站在这儿，不容易啊！”他是位老干部，以此为荣，情绪颇高。
在北京，除了“五一”“十一”在天安门能见到毛主席外，平时见到毛主席的机会并不多。那时，虽然我也有过几次出入中南海的机会，因为原来全总的书记李颉伯同志后来调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了，我有时去找颉伯同志组稿并采访，有时也找过毛主席的警卫处长阎长林同志联系工作（去中南海，从府右街西大门进入，警卫室一名军官看了介绍信，用电话同李颉伯同志联系后，就让进入甲区，一路除警卫战士，不见闲人），但在中南海里行走，却未曾碰见过毛主席。虽然我也不止一次有机会听过毛主席的讲话，但听的是录音，并未当面听过毛主席讲话。只是在1958年，却有一次偶然的机会见到了毛主席，而且离得那么近，看得那么清晰，看到了毛主席那举世闻名的微笑。
那是苏联著名的大马戏团首次来华演出，我以《中国工人》的记者身份，在演出的第一天拿到了请柬，挂上记者条去体育馆参加开幕式。观众都是凭请柬入场的。我有固定座位，但挂着绿色的记者条是可以自由走来走去的。这是演出的第一天，我看到陈云同志带了一个小女孩来，他坐的位置较高，也并不在前排，他静静坐着，一点儿也不特殊，就像一个最普通的观众。
我突然发现在陈云同志的前面下方，有好几排位子都空着，心里揣摸一定是有中央领导同志来坐。当我走到通向前排高处座位的走道口时，人群突然由平静变得很不平静，回头一看，原来毛主席来了！
毛主席迈着他那稳健的步子。脸上带着他那举世闻名的微笑，由个儿高高步履矫健的彭真同志和穿西装的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以及一些毛主席的卫士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簇拥着、陪同着来了。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响亮的掌声，这是群众看到毛主席的到来鼓起的掌声，我连忙止步靠边站在那里不动。毛主席步伐很快，一会儿就走过我的面前。我与身边的人站着鼓掌，让毛主席一行从身边走过去，走进大厅去入座。毛主席离我很近很近，最近时就只有那么两尺远。我看得十分清楚，连他嘴唇下那颗痣也看得十分清楚。当时，我感到很高兴，觉得自己碰上了好运气。
那晚，毛主席的光临使得大马戏团的艺术家们也激动得难以形容，他们每个节目演出结束时，在热烈的掌声中都要朝毛主席坐的方向恭敬地鞠躬才退场。大马戏团拥有不少第一流的杂技演员，有的是功勋演员，但太激动了！那晚有一个本来十分精彩的节目“横板滚球”——很大的球滚动着，上面搁上横板，演员站在板上挪动着脚，大球隔着板滚动，人不掉下来，板上再加另一只大球，球上再加横板，人再上去滚球。可惜两个演员都紧张过分了，老是从滚动的球板上跌落下来，而且再也无法表演成功。我在台下替他们着急也无用，结果他俩就只好恭敬地鞠躬退场。观众们对这似乎都觉得理解，仍给他们鼓掌。这时，我发现毛主席也在给他们鼓掌，含着似乎是表示抚慰的微笑。毛主席给两个失败演员鼓掌，多动人啊！这是那晚使我感受极深的事……
我们那时候穿得都很朴素，始终是蓝色、灰色的那种干部服，穿旧了穿破了也仍穿着，毫不讲究，衣服不一定合身，破了打个补丁也就行了，男的女的穿的衣服都差不多，满街都是单调的蓝色、灰色的人群。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由于外事活动的需要，像我有时要到东交民巷等地的大使馆参加招待会，有时要迎送外宾到飞机场或火车站，我们把这叫作“仪仗队”，因此特地做了点漂亮的衣服应付，但平时仍不爱穿得漂亮，脚上的皮鞋也不愿擦得乌亮的。仅在1956年，当时生活较以前改善了许多，有人也就觉得衣着上应当有些改变和改善了。记得当时我们《中国工人》也宣传过女同志应穿花衣裳，并请青年艺术剧院的一些女演员穿上苏式的“布拉吉”连衣裙衫到中山公园拍了很多照片，既做封面用又在彩色扉页上用，我还让美术组的同志请人写了文章配合刊出。记得郁风当时在美术家协会，给《中国工人》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你敢穿吗？》这文章当时刊出并无人反对，但到1957年反右开始后，却有人批评这篇文章是资产阶级思想，这郁风当然是不知道的，我则检讨了事。只是从那以后，穿花衣裳的浪潮被打消，人们又回到了蓝与灰的颜色中去了！
在“食”的方面，我们这些从上海到北京的干部，由于吃惯了米饭，对馒头是吃不惯的，可是当时面粉是“细粮”，大米是“粗粮”，吃馒头是一种优待，而这种优待南方人吃起来却发愁，每人一只馒头在手里拿了许久，吃得很慢，如果是米饭，则吃得很快。但食堂办得不好，米饭是蒸的，水放得多，总是烂糟糟的，吃起很难受，食堂也想改进，只是要适合所有人的胃口并不容易。不说我们上海来的干部了，有位四川女同志小谢，她对吃总是特别不习惯，她并不想吃好的，只求合胃口，天天自己借火下点挂面吃点榨菜度日。生活习惯上的差异并不奇怪，好在当时谁都不把吃当作什么大问题，思想上认为讲究吃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绝不在吃上花太多精力。好在当时物价便宜，起初，大不了周末休假时找个馆子吃点合口味的东西，或买点什么借有家属开火的同志家做点吃的，慢慢地在吃的方面也就习惯些了。
拿“住”来讲，我们住的条件是随着北京的建设逐渐变得越来越好的。我前面说过，从西仁里的旧小四合院迁到红楼，从红楼又迁到东总布胡同19号的大洋房里。由于我们有了孩子，雇了保姆，又给我们扩大了面积，增加了房间。最后，在东西猪市大街盖了一幢5层的大楼，街对面是隆福寺商场，旁边是中央冶金部大楼，我分到的是三楼的极好的大套房。《中国工人》在这时也都全部搬到了这里的一、二楼办公，三、四、五楼做了宿舍，五楼有一间大厅安装了一台电视机，大家随时可以去看。那时，外边还很少有电视机，所以五楼几乎成了各家家属和孩子们的“天堂”，晚上在那里看电视的人很多。这个装电视的大厅暑假时还给各家的孩子办夏令营用，曾经请我去给孩子们讲过故事，但很失败，因为孩子们年龄不同，大的已上初中，小的还是小学一、二年级，开头还比较集中精力听我讲，逐渐就做小动作、打呵欠了，我用尽心机使出浑身解数也吸引不了听众。打个比方，就像那个办得不合众人胃口的食堂一样，极不讨好。第二次又请我，我自知无法胜任再也不讲了！
在“行”的方面，工人出版社时代，有一辆小轿车，我和钱从上海到北京时，希文同志亲自坐这车来接我们。后来，我见希文同志一般都不坐车，因为有条规定：患急病的人、女同志分娩去医院及出院时可用，其余只有特殊情况及招待外宾可用。《中国工人》独立后，有一辆吉普车，我们也只有在特殊情况下例如上医院、陪作者时用一下，平时都是坐公共汽车或电车，从不由做领导的霸着用，更不公车私用。
办刊物，既做编辑也要做记者，对内是编辑，如外出采访或要去写什么，自然就是记者。我们经常出差，我专拣工人多和工矿企业多的地方去，在北京我有固定联系的工厂——长辛店机车车辆工厂和人民印刷厂。长辛店机车车辆工厂是个有光荣革命历史的老厂，那里有参加过“二七”罢工的老工人；人民印刷厂是印钞票的保密厂，因有工人诗人李学鳌在那里，故我常去。后来，我还将国棉一厂和二厂作为固定联系厂，常去摸工人思想情况，联系工人作者，发展工人通讯员。有一次，到国棉二厂党委开工人座谈会，恰巧厂里幼儿园发生猩红热病，我免疫力低，竟传染了猩红热，被单独隔离了半个多月。由于下厂下矿，我跑遍了东北，远到冬天零下四十几度的富拉尔基机械厂、白雪覆盖的伊春林区，到鞍钢和旅大、沈阳那更是家常便饭。20世纪50年代时著名的劳动模范，诸如鞍钢的老孟泰（炼铁厂的）、王崇伦（鞍钢机械总厂的）、詹水晶（大连造船厂的）等都成了我的好朋友。老孟泰每次到北京开人代会总要打电话给我，要我帮他写信，写提案。我到了鞍钢去看望他时，他总要留我在家吃饭。王崇伦到北京也总要打电话给我，有一次，恰逢我们要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开一个康濯作品研讨会，我就将王崇伦邀去参加并发言。李瑞环当时年轻且已出名，我在工地的青年突击队里采访他，当时他正致力于推广木工的先进经验，我采访后写了《先进经验长了腿》一文发表在《中国工人》上。
在北京，我常常参加全国性的一些会议，例如“全国文教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全国职工文艺会演”、“全国工会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全国工业、交通、基建、财贸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中国新闻工作者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全国民兵代表会议”等等，有时作为列席代表，有时作为记者，因此常有机会听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有一次，“反右”前夕，周恩来总理在文联大楼作过一次很长的讲话，中心内容是从剖析自己的家庭出身谈知识分子改造，谈得十分亲切而深刻。我作了全文完整的记录，陈希文同志看了我的记录稿后，决定要我向《中国工人》和工人出版社全社同志传达。传达完后，我的记录稿又被他取去看，后来他未还我，我也忘了，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在贵州大学做书记兼校长已离休，有一天他突然将我的记录稿寄还给我，还说我应当好好保存这稿子。可惜后来我搬家时东西太乱，此稿本是珍藏着的，却不知怎么找不到了。我写这些，是说明那些年在北京工作期间，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我当时是非常爱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
（四）我无法摆脱写作
20世纪50年代的北京，政治运动接二连三，先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又是1954年到1955年间的粉碎高岗、饶漱石反党篡权阴谋活动。再是1955年5月掀起、1957年结束的大规模肃反运动，以后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开始，又有了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有了社会主义建设中急于求成的思想，在“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产生了“左”倾错误。应当说，那时人同人之间的关系、同志与同志的关系就变得很不正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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