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边钟声仍然在“当当”乱敲。人声仍吵吵不歇。忽然，听到人声更响，许多人拥到我住处门口，“乒乒乓乓”敲门。我打开灯开了门，只见杀气腾腾拥进一批人来，为首的是理化组的几个教师：安庆文、甄效君、隋呼和外语组的教师许昌等。平时，这些人都好像很尊敬我的。此时，竟全变了样子，翻脸不认人了。他们手里抬了个大木牌，上面糊了一张大字报，写的是：“你必须回答：翟任余的根子是谁？”
窗户早被打开，窗口全爬满站满了学生。有看热闹的，有夹着起哄的。除了隋呼始终未发一言外，其他几个教师都声势汹汹，齐口同声要我立刻回答：“翟任余的根子是谁？”
妻和两个从睡梦中惊醒的孩子怀着恐怖感过来同我站在一起，灯光雪亮，屋里闹腾腾的。我明白：他们已经揪了翟任余，现在要揪更高一层的领导。我如果回答：“根子是远超！”他们马上会去揪远超。我如说根子是我，那也太傻，他们马上会揪我。于是，我冷静地答：“我不知道！”而且，坚持这个回答，无论他们如何追逼，也不松口。交锋了一场，僵持了约莫半个多小时，他们才撤走。
从这开始，学生的事其实都有长胡子的教师插手，摇羽毛扇做军师，后来就形成了“红卫兵”与“造反派”的融合。“文革”中，单纯的人是被毛泽东主席的威信点燃了心扉之火，有野心的人则是跳出来想浑水摸鱼捞点什么。这个恐怖之夜，钟声、喊声、脚步声，加上揪斗教师，使校园一片混乱。有的学生后来恶作剧地往周怡头上浇了一瓶墨汁，将废纸篓套在她头上。化学组有个教师辛振海被吓得神经失常，语文组有个教师华岐被吓得自己用剪刀猛戳头部自杀，幸而被他妻子救下劝阻，未曾出大事……
这是第一个恐怖之夜，但仅仅不过是开始。
人，变得疯狂了！我用茫然的目光看着眼前的现实，心里充满忧虑，弄不明白为什么每每过上一段安定的日子就总是要来上一次“运动”搞得人心惶惶或后患无穷。但，我也做好了经受考验的思想准备。在逆境时回忆幸福是世上最痛苦的事。也不知为什么，那个恐怖的夜晚让我总是想起参加革命初期时有过的那种阳光灿烂的日子。
二、揪斗
工作组确是在第二天就来到中学的。
组长是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史亦庆同志。莒县人，一个和蔼稳重的干部，有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比较注意政策。两个组员，一个是宣传部的干事刘介之，一个是文教局的人事科长荀凤恩。刘介之一来就同有些积极搞运动想捞点什么的教师如政治教师厉音玉等打得火热。荀凤恩表现得平稳，毫不张牙舞爪、工作组是“灭火”来的，远超经常同工作组在一起，袁先扬也同刘介之晚上常在一起喝酒，有时厉音玉也参加一起喝。我有点感到孤单，但私忖史亦庆为人比较正派善良，平时对我印象似乎较好，估计他也不会搞我。工作组来后，召集全校大会，史亦庆讲话，强调了政策，向学生和教师传达“中央八条”，规定“大字报不上街”、“开会要在校内开”、“不要上街游行示威”、“不要搞大规模的声讨会”等等。总之，是对学生的行动加以限制。后来，才知这“中央八条”是刘少奇搞的。工作组劝告学生“坐下来”、“学文件”，要学生讲政策。暂时使恐怖之夜的恐怖消失了，校园中出现的一些大字报，不外是说：“教导副主任卜绍甫的老婆华秀庄戴过金戒指”之类的鸡毛蒜皮的内容。表面上暂时平静，实际上，学生和有的教师仍暗中在活动，北京及外地的信息不断通过小道传来。有些教师和学生反对工作组限制他们串联和活动的情绪也不断高涨。
我已无心再抓什么教学和校务，实际也已经无法管什么教学了。学校里人心涣散，大多数干部和教师谁也不知谁的命运如何。工作组有一次开大会时宣读刘少奇同志的一些批示时有这样的内容：“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只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等等。刘少奇当然这时还不知“文革”是要拿他做目标，工作组把刘少奇的话当作圣旨，自然也错拿了令箭。“文革”从开始到后来，都有无数人在“不了解”中倒了霉的。据说，当彭真同志被打倒“揪”出时说过：“文革”是“一场混战”。确是一句名言。
我是在浑浑噩噩中既清醒又糊涂地等着挨整的，要被整到什么地步当然心中无数。当地消息本来闭塞，加上地委的封锁，我是非党人士消息就更闭塞。但，这时不知从哪里传来了一首儿歌，学校里一些教职工的子女和我大女儿晓林上的师范附小里的一些孩子都在唱，歌词是：“邓拓、吴晗、廖沫沙，他们和何旺是一家……”
我怎么会同邓拓、吴晗、廖沫沙“一家”了呢！？
至今也不知这是哪位有心的阴谋家编的。听到歌声，我就明白自己无法幸免了。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像西楚霸王被困垓下，听到四面楚歌知道大势已去的心情完全一样。
工作组的人不大理会我，教师们怕沾我，好的像王兴玉、鲍圭远等四顾无人时见面还偷偷点点头，坏的像厉音玉就已经顺风变色横眉竖眼了。我胸中涌动着不安，像在风雨里瑟缩，孤零零的，我开始躲在自己那平房宿舍里尽量不外出，为的是怕多露面会招惹是非。也没有谁主动来找我商量工作或干什么，把我撇在一边，日子真是难熬，全赖妻每天在图书馆里上班，回来时把她的见闻告诉我一些。我只能在房里阅读书报消遣。我在学校由于一向严格要求自己，自认为是一个好干部，比如，从北京刚来时，学校大米少，主要是面粉和地瓜面（即红薯粉）等杂粮。我是江南人，爱吃大米。袁先扬管总务，让人把全校教师每月的全部大米三十多斤全拿了送给我吃，我就拒绝并退回，同大家一样吃粗粮。比如，我把孩子从北京迁到L市，差旅费就自己出不报销。财会部门要我报销我也拒绝。比如，有些贫下中农的子女生活困难，我拿工资中的部分为他们解决困难。比如，听教师的课，我总是采取学习的态度，事先打了招呼才去听，而不突然袭击，提意见也用商量的态度而不是居高临下的训斥态度。比如，暴雨天，山洪奔腾，大河水涨，住在河东面的学生过河危险，我总亲自到河边看着班主任将学生带过河去才放心回来。比如，师生们上早操和劳动课，我也总是参加，起身教作用。所以，绝大多数教师同我的关系都很好。但此刻，形势变了。由于过去历次运动中株连的经验，由于这次“文化大革命”一来就如此令人可怕，人与人的正常关系本来是不正常，此刻更不正常了！我深深感到寂寞。一种内心的寂寞，难言的寂寞。如果说，革命是为了求得这种恐惧、不安与孤独无依的生活，如果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是这种模样的生活，那我内心是只会厌恶而不会追求的！这种生活同我理想的生活距离太远。我对这种生活是十分怀疑的！但我只能等着，且看会发生什么。
这中间，有许多当时弄不明的事。听说北京邮电学院赶走了工作组，听说北大设立了“斗鬼台”，把陆平等所谓“黑帮分子”揪上台当“鬼”批斗，戴高帽子，脸上涂黑墨，罚跪，揪头发，游街。又听说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读书的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贴了一张大字报，说：毛泽东思想是一切行动的唯一准则，谁要胆敢反对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不管他是什么人，都要揪出来。接着，又听说北京有“引蛇出洞”的说法，认为有些“在野右派感到气候合适纷纷出笼了”！又说出现了“假‘左’派、真右派”。到底什么是右派什么是“左”派看法有不同。有人说造党委反的现在是“左”派，有的则认为“反党”就是右派。上边这类事情的发生与安排总是叫人弄不懂也弄不清，而运动中的“发明家”“理论家”又这么多。我觉得情况不明，难以揣测，而毛泽东主席又常是一位善于“反其道而行之”的统帅。只有安心躲在房里由着事态发展。有人说：“担心发生不幸比不幸本身更难以忍受。”我的感觉也确是如此。
史亦庆领导的工作组入校后当然同远超的党支部完全一致。工作组也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人民日报》社论提出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的“牛鬼蛇神”，含义本身含糊，范围也可扩大得无所不包，再加上“横扫一切”，这“一切”就更大得无限。工作组到滨海中学后，首先“揪”了一个美术教师祁黎。“揪”这个字，平时不常用，“文革”中却大行其道！所谓“揪”，就是“抓起来”，就是作为“牛鬼蛇神”关押隔离起来。祁黎是美术教师，业务上还可以，在地区群众艺术馆办过个人画展。他兼着初二一个班的班主任，但他品质恶劣，猥亵过班上一些女学生。这次“揪”出来后不久就由公安部门逮捕了（后来多年后刑满释放时他感到无脸见人竟自杀了）。但工作组也揪了隋呼和黄永华。隋呼是化学教师，黄永华是外语教师教俄语的。两人都年轻，大学毕业后分到学校。隋呼与初三学生吕怡兰有恋爱关系，黄永华则因与外语教师许昌不和被许昌用大字报揭露他平时一些言论，给他加上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倒了霉。工作组决定“揪”他俩，实际是因为隋、黄二人活动能量较大，都有煽动性，且有相当多的学生拥护他们。当时他们消息灵通，知道北京学生反党委的情况。工作组害怕他俩同学生一起起来贴大字报揪斗党内领导。所以远超建议工作组先下手为强，将他俩也打成“牛鬼蛇神”，求得一种安全感。同时，也将一些“死老虎”——即原来摘了帽的“右派”如秦有才（物理教师）、许大杰（物理教师，起义军官）及有点所谓“历史问题”的陈茂流（语文教师）等也打成“牛鬼蛇神”。而且，这时教导副主任翟任余已被学生胡乱揪出，翟是共产党员，工作组遂用翟任余来代表“党内走资派”，也扫入“牛鬼蛇神”之列，好用“丢车保帅”之计来保住远超。
但是，北京的消息不断传来。北京各高等学校印发的传单在学校里张贴并在师生中传阅。传单上说：毛泽东主席从外地回北京了，说他很难过，因为感到运动冷冷清清，甚至有些学校在镇压学生运动。说派工作组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当然，此时谁也看不出这是最高层矛盾的公开化。但这些传闻却使学校里一部分师生对工作组有了看法。工作组只是依靠共产党员历来的威信，又依靠远超平日周围的许多党团员积极分子维持着统治的。由于离北京远，比较闭塞，什么事都要落后一大步。这些传单还没有形成使师生们起来造反的气氛和舆论导向，但斗争矛头显然已跃跃欲试地要指向工作组和党支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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