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阵风从远处赶来，戈壁滩上飞沙走石。

    碧蓝的天空转眼间昏黄一片，无遮无拦的戈壁滩全交给了风沙，任其骄横跋扈，肆意蹂躏。在戈壁滩上，这种沙暴是常有的，新兵张宏英已经有了足够的经验，只要一看那风的派头和天地间腾起的昏黄色，就立即收起了自己雄纠纠走路的架势，摘下肩上的枪，迅速卧倒在一簇红柳下，闭上了跟睛，给沙暴让出一条去路。

    今天又不会有鸟了。他听到风沙踩着他的脊背“呜呜”地走过，心里空荡荡的。

    一切复于平静，张宏英爬起来，抖动了身上的沙石，对着枪口“嚷噗”地吹两下，然后举枪对准风沙在戈壁濉上留下的足迹，由近而远地瞄一瞄，再瞄一瞄。

    风沙走过的天空，又碧蓝如洗，哪儿还会有鸟的踪迹？张宏英肩起枪，重新沿着那池废水巡逻。

    张宏英执勤的任务是打鸟。新兵连结束后。他被分到戈壁滩上的一个实验基地的警卫中队，中队长发给他一枝枪，命令他看守眼前的废水池。这里每年的降水量是40㎜。而蒸发量却是4722㎜。因此，从实验基地排出的废水，集中在这个池子内，靠自然蒸发处理掉。废水带有核剂量，不允许任何有生命的动物接近，在这茫茫的戈壁滩上，能接近废水池的只有天上的飞鸟。中队长派张宏英看守废水池，因为他的枪法在兵们当中最优秀，被兵们喊作“神枪手”。让一个“神枪手”看守一池废水，足以说明任务的重要性。中队长在向张宏英交代任务的时候，神色严肃地说：“你的主要任务是打鸟，凡是饮了废水的鸟，就要像对待敌人一样，一个也不放过！

    其实，水池的废水看起来是那么清澈，在戈壁滩上汪出一处风景。无风的时候，水面上波光粼粼，荡漾起一层又一层的诱惑。

    张宏英早晨天一放亮，就肩起枪巡逻。一直到天黑的时候才撤回。起初，张宏英绕着水弛巡逻的时候，心里异常紧张，恨不得眼睛一眨不眨。他给自己定了一条原则，只要从他视线飞过的鸟，一个也不放过，谁能断定它是否饮过废水呢？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漏过一个！他总是担心由于自己的疏忽，让饮过水的鸟儿飞走，把污染带到戈壁滩外。他最怕看到天空中的飞翔物，心里祈祷说：“小鸟呀小鸟，你从我的眼前绕开吧，别走进我的枪口里。如果你不听我的劝告，就别怪我太无情了。”

    有时候，风沙把戈壁滩上的一簇干枯的红柳或是一片废纸吹上天空，在风沙中上下飞舞，由远而近地向废水池降落，张宏英就拉出了战斗的姿态，举枪跟踪瞄准飞行物。如此折腾了几次，却始终投有看到真正的鸟儿出现，他便有些灰心丧气。

    一天，中队长问他巡逻的情况，他竟有些委屈地说：“打鸟打鸟，连根鸟毛也投看到！”

    中队长并投有理会张宏英的委屈，说，“永远没有一根鸟毛才好呢。”但是，张宏英却不这样想了，他开始盼望鸟儿出现，很想能在戈壁濉上听一听鸟儿的呜叫。这个季节，在他的家乡，应该是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的景象。

    没有鸟，张宏英就自己吹口哨学鸟叫，希望以此招引鸟来。但是，三个月过去了，他把嗓子都吹哑了，连个鸟的影子都没见到。

    他开始怀疑连人影都少见的戈壁滩上是否会有鸟儿光顾。

    今天沙暴刚刚过去，按说更不会有鸟儿存在。然而，就在张宏英灰心丧气的时候，一只鸟儿却突然间飞进了他的视线，竟让他怀疑自己看花了眼。他用力揉了揉眼睛，确信这个越来越清晰的黑点就是一只鸟儿。

    显然，这只鸟是尾随在沙暴身后赶来的，很疲倦的样子，因此在它发现池水后降落的时候，几乎是任凭身体的重量向下坠落，一头栽倒在池水旁。

    张宏英兴奋的样子就不必说了，他冲着鸟儿小声说：“叫一声呀，你叫一声呀！”但是疲倦的鸟儿一声不吭，朝着池水一步一步地走去。就在这个时候，张宏英突然喊叫起来：“快走开，哟兮--”

    张宏英一边奔跑，一边“哟兮、哟兮”地喊叫，试图轰开朝池水逼近的鸟儿。但是，鸟儿已经听不到他的叫喊了，它的眼前只有一池碧蓝的水，它盯住这个目标奋不顾身地走去。

    张宏英站住不动了，他发现鸟儿已经把嘴插进了水里，一起一伏尽情地饮着。鸟嘴是粉红色的，碧蓝的水在粉红色的鸟嘴的啜饮下，轻轻地颤动起来。

    他轻轻举起了枪，瞄准了鸟儿，却迟迟不勾动扳机。即使是废水也让鸟儿饮个痛快吧，他相信饮水后的鸟儿定会发出几声酣畅淋漓的鸣叫。

    他举着枪，满怀了希望，等待着。

    鸟儿终于满足地仰起头，四下张望了一眼，然后拖着笨重的身体起飞了，它饮的水，足够它飞出戈壁滩了，于是它有力地扇动翅膀，朝着它向往的山清水秀的地方飞去。它始终没有叫一声，它是积攒了所有的力气，用于飞越茫茫戈壁滩的搏击中。当鸟儿即将飞出张宏英的瞄准区域时，他勾动了扳机。中弹的鸟儿挣扎着滑翔，一会儿降落，一会儿滑起，几经折腾，开始坠落了。鸟儿明白自己飞不出茫茫戈壁滩了，就在它告别蓝天的瞬间，它拼尽了所有的力气，发出了两声悠扬的呜叫，声音婉转清丽。

    张宏英清晰地看到鸟儿的两声呜叫，划出了两道优美的曲线，垂挂在戈壁滩碧蓝的天空中。

    很多年以后，张宏英被家乡人称为“鸟人”。能够模仿许多种鸟儿的呜叫，而他山清水秀的家乡是繁衍鸟儿的地方，保存着许多各类的鸟。他刚复员回到家乡的时候，听到某种鸟儿的声音婉转亮丽，就紧跟着模仿，鸟儿飞到树林他跟到树林，飞到山谷他跟到山谷，能跟着鸟儿走出几十里路。最初村里人都说他在荒无人烟的戈壁当了几年兵，脑子当出了毛病，话几乎不说了，整天满嘴的鸟音。家里人以为他喜欢鸟，就给他在鸟笼里养了几只，他却都放飞了。再后来，村人们不敢再对他说三道四了，觉得他的身上有一种神奇的魔力，他们惊奇地发现，只要他的嘴唇动一动，吹出几声鸟音，就会有成群结队的鸟儿飞来，环绕在他的头顶上。如果他躺在屋子里的床上，那些鸟儿就环绕着他的屋子不停地鸣唱。他的屋前屋后落了一层厚厚的鸟粪，那座屋子其实已经变成了一个大鸟笼。

    当然，像他这种疯癫的样子是不会有女人的，与他一生做伴的只有成群的鸟儿。

    （原载于《西南军事文学》2000年第4期）

    走过的地方

    一个人从学会走路的时候，两只脚就开始不停地捌腾着走，走过的许多地方会随即忘掉了，谁会记得那么多呢。当然，有些地方可能一生都不会忘。不会忘记的地方，也未必是风景秀丽的旅游地，有一些很偏远很不值得一提的地方，当时并没有在记忆中留下多少痕迹，却会在时间的流逝中反复筛淘，再经透进心灵阳光的一层层过滤，渐渐地凸显出清晰的影像。

    是这样的，我现在就可以从记忆中，随手拈出三四个这样的地方。

    克拉克勤

    克拉克勤在新疆南部大漠的深处，位于喀什和阿克苏之间，距离最近的县城一百二十公里。这里有一个监狱，有一个武警中队，还有一些胡杨、红柳和骆驼草之类的东西。

    一些喜庆的日子里，这里必定要点燃一堆篝火的。大漠上的篝火在漠风的拥裹下，总是发出猎猎的燃烧声，一簇簇火苗跳跃着纠结成一个巨大的火团，向着大漠苍穹生长，显示出蓬勃茁壮的生命力，给人以气力与胆识。篝火之外的大漠，光线也就相对黯淡了许多，显得更加寂寞和辽远。漠风从黑暗那边吹过来，一路发出吓人的呜鸣声，走到火光处即刻偃旗息鼓，只剩下很小的喘息，像那疯叫的狗突然发现面前站着的是自己的主人，虽然立即缩头闭嘴，但仍免不了摇头摆尾，发出低沉的“呜呜”声，既羞涩又可怜。

    篝火耀眼的光与大漠阴影的结合部，是一群年轻的士兵，跳跃的火光勾勒出了他们粗犷和豪迈的面孔，青春的明眸露出雄性的兴奋和刚毅，嘴唇间透出坚韧的弹性与张力。由于火光的摇曳，他们的面孔大多数时候像映照在水中的影子，起伏着，朦胧着。

    所说喜庆日子，也并不全是重大节日和纪念日，中队长指导员的妻子来队，一个女记者甚或某战士的未婚妻闯进他们的世界，都足以有理由点燃篝火，狂欢一场，让外来人酣畅淋漓地领略大漠士兵的热情与豪放。

    今夜的篝火，映着天空的中秋明月，就更有一番滋味了。篝火旁还有一张他们陌生的面孔，这面孔来自北京，被他们称为“总部首长”，另有一个身份，就是记者或是作家，要来采访这些大漠士兵，究竟采访谁采访什么，士兵们并不知道，反正来了新面孔他们就高兴。

    这张新面孔就是我。

    这些士兵，都很平凡，有着一张粗糙的脸，不太会说话，遇到新人就显得惶恐和羞涩，只会憨笑，或者说“首长好”之类的话。事实上他们也确实说不出什么动人的故事，除去他们生活在沙漠中，多了一些寂寞和寒冷，少了一些绿色和花的芬芳，别的与其它地方的士兵并无两样。

    我是中秋节的前几天从乌鲁木齐到喀什，转去阿克苏的途中绕了个弯，弯进了克拉克勤，也并不期望能在这里挖出多少“金子”，有点像搂草打兔子，捎带着干的。最初找他们采访，一个个都很紧张，到后来，几乎告诉我的是同一个无奇的故事，就是中队几年前病死的一个新兵。这新兵是湖南人，从小桥流水短笛横吹的水乡，来到千里苍茫风沙漫漫的大漠，自然不太适应。新兵努力地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生长，从喝涝坝水拉肚子开始，完成了进入大漠的一道道程序，脸色像得了水分后恢复元气的植物嫩叶，露出了鲜亮的光泽，不料一天得了细菌性脑膜炎，本来这不算什么大病，但是大漠没有像样的医院，需要穿越二百五十多公里的戈壁滩运送回喀什，而这种病又万万不能挪动，只有让监狱门诊的医生毛手毛脚地抢救，终没有把他留住，在战友们模糊了的泪水中，滑入他们目光不能温暖着的另一面。

    过程就这么简单，没有多少悲壮色彩。病死后，家里的父母来收人，中队的兵却向悲伤中的父母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能把这个定格了的年轻生命留在戈壁滩上，父母犹豫再三，也就同意了。按照父母的想法，把儿子留在战友这边，留在他刚刚开始扎根的戈壁滩上，要比带回去更合乎儿子的心愿。

    于是，中队营房的不远处，就多了一个土包。只是，清明时节，这新兵的父母要千里迢迢赶来，给土包上面添一沙土，已经三年了，挺费劲的。可以想象有一天，这对夫妻苍老得走不动了，就再不会出现在戈壁滩上。不过那时候这对夫妻知道，年年的这个日子，总会有像儿子模样的年轻士兵，将一把把沙土，洒落在坟头上。

    在还没有点燃篝火的时候，中队长带我去看过这个坟头，太阳还没有落，把晚霞铺排在茫茫的大漠上，眺望远处，很是壮丽。如果中队长不指点给我看，我是分辨不出哪一个是坟头。我的眼前，是一片坟墓样子的土包，上面生长着红柳，戈壁滩上到处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红柳最初生长在平坦的戈壁上，抵挡着风沙的推进速度，于是一波又一波的风沙潮水般袭击着红柳，终于用一堆沙土把它掩埋起来。然而几日后，红柳倔强地从沙堆上探出来，继续向上生长，新一轮的风沙袭击又开始了，且更猛烈。如此反复的拉锯战，沙堆一日日增高，红柳一节节伸向天空，而那沙包下面，红柳的根须交错盘结，将沙土紧紧地包裹了。那个新兵的坟头上，也已经有红柳安营扎寨了，在风沙反复袭击中，坟头蓬勃生长起来，被归编入红柳的行列内。

    中队长是个二十八岁的年轻人，他指着新兵的坟墓说：“喏。”

    我小心地拨弄开坟头上的红柳，想看一看下面睡着的年轻生命，中队长似乎明白了我的举动，说：“我没见过这个兵，我调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个坟。”

    “你给坟头添过土吧？”我说。

    “添过，中队的人都添过。”

    “你添土的时候总要想一些什么吧？”我拿出惯用的采访技巧，诱导他说。

    他认真地想了想，摇摇头，说：“没有，只觉得他是我们中队一个活着的兵。”

    这个新兵的故事就这么多，我总觉得还应该再有些什么故事。五六十个兵搁在戈壁滩上，能没有一些动人心魄的故事？比如追捕逃犯？中队长笑了笑，说这儿的犯人从来不逃跑，他们知道即使翻过了监狱围墙，也逃不出茫茫的戈壁滩。

    “你在这儿住了两天，什么都看到了，每天大致都是这个样子。”中队长开始迈动步子离开新兵的坟墓，脚下的戈壁滩是硬硬的盐碱层，踩上去咯嘣响，他有意识地用脚踩了踩没有踩碎的盐碱壳，他点燃了烟，吸了几口却又掐灭了，我知道他被我刚才的问话搅乱了心绪。

    “本来我的探亲假是可以待到过完节回来的，可是我不可能在家里过节，这里有这么多兵等待着我，有些老兵再过两个月就复员了，这是他们在中队最后一个中秋节，每年的这个节日，气氛都很那个……”

    接下来，中队长讲了他离开家时的那个晚上。像是有意讲给我听，又似乎是讲给自己听。

    中队长是去年“五一”结婚后第一次回去探家，可以想象得出妻子见到他后的那份喜悦。喜悦之后，妻子扳着手指掐算如此幸福的时光，能在她身边停留到何时，到后来就兴奋地跳起来，说：“你能住到过了中秋节哎--！”

    中队长看着像孩子一样兴奋的妻子，点了点头。其实中队长在回家的时候已经计算好了时间，准备作废四五天的探亲假，要在中秋节前赶回来。但是这时候面对着妻子的一脸兴奋，却不忍心破坏她的情绪，于是点了头。在家里住了一些日子后，中队长便转弯抹角地向妻子渗透，那意思是说两个人已经见面了，已经团圆了，已经在数次月下散步赏月了，因此迟来的中秋夜可有可无，并不重要。妻子很警觉，瞪着眼观察了中队长的脸色，很坚决地表示这个中秋节很难得，必须在一起欢聚，他就不好再说什么，再说，妻子一定要流眼泪了，他不能看到她流眼泪，妻子流眼泪的时候他这条汉子就会像雪人似地塌下去，于是只能看着妻子在一日日临近的中秋节前，忙碌着准备各种节日里的用品。

    在暗地里，中队长做着返回中队的准备，提前买好了火车票，收拾了自己的物品。他做这一切的时候都很自然，不露给妻子一点儿起疑的马脚。车票是买的晚上十一点的那趟列车，他知道妻子九点以后是必定要睡觉的--这个小懒猫，想到这里他苦涩地笑了笑--像往常一样他陪同妻子睡熟之后，就可以金蝉脱壳了。当然，她醒来发现自己溜走后，一定会大哭一场--哭吧，自己不在现场看着，心里总好受一些--然后她擦干眼泪默默收拾屋子，一个人开始打发剩余的漫长的孤独时光，等待下一次短暂的欢乐。

    到走的那天晚上，他特意吩咐妻子多做几个菜，妻子却一副懒洋洋的样子，说：“有剩饭剩菜，别折腾了，要做你做。”

    这种情况是不多见的，他探家的日子里妻子几乎不让他干一点儿家务。中队长想自己要走了，也该给她做一次饭，于是粗手粗脚地忙活完了晚饭。

    晚饭后，中队长称自己有些困，早早地躺下了，妻子瞅了几眼电视，说没有什么好节目，理所当然也躺下了，中队长心里放心了许多，努力闭着眼睛，装出睡去的样子。不料妻子躺下后，并没有学着他的样子睡去，搂着他的手不太安分地游动，要重复昨晚的游戏。他没有办法，这是丈夫份内的事情，于是他就做了，只是比昨晚省略了许多程序。之后，他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已经九点多了，想，不能再让她兴奋了。

    “把灯关了，好吧？我真的很困了。”他说。

    “哎，我听说今年中秋节，中心广场要放礼花……”

    “我不听，我要睡觉。”不等妻子说下去，他就打断了她的话。

    她拽了拽他的胳膊，说：“你这个人，怎么说睡就睡？你要睡，我偏不让你睡，起来起来，你回来后还没有猪八戒背媳妇呢。”

    这是他们从恋爱时就开始做的一个游戏，中队长自称是猪八戒，经常把她背在背上颠来颠去的，让她快乐。这时候，她突然想起这个游戏，而且使出了小孩子脾气，那样子如果中队长不背她一次，就不真心爱她了。中队长叹息一声，又照做了。

    再看墙上的挂钟，十点了呀，中队长觉得今晚怕是不能悄悄地溜掉了，心里开始琢磨如何处置眼前的“突发事件”。恰在此时，妻子长长地喘息一声，说：“累死我了，我要睡了，你搂着我。”

    中队长心里喜出望外，急忙搂过她，熄灭了灯。黑暗里，他一动不动固定了一个姿势，怕惊动了妻子的睡。妻子该玩的游戏都玩了，也真是疯累了，只片刻就发出均匀的呼吸。中队长轻轻地起床，黑暗中摸着笔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走了，很抱歉瞒着你，醒来不要哭。

    匆匆忙忙地赶到火车站，在检票口前，中队长站住了，从一个小提包里取车票，车票三天前就藏进包里的。他把车票拿出来，习惯地扫了眼，发现车票后面有一行手写字，吃了一惊，忙仔细看：祝你一路顺风，多保重身体！

    这是妻子的字迹呀！

    中队长慌慌张张翻腾包内，觉得里面还应该再有点儿什么，果然在藏车票的小拉锁兜内，又找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首诗：

    征妇语征夫

    有身当报国

    君为塞下土

    妾为山头石

    妻子不会作诗，她是抄录古代的一首《征夫词》。中队长抹了一把泪水，把票交给了检票员。通过检票口的时候，他回头眺望自己楼房的方向，他知道此时妻子正坐在灯光下，伤心地哭泣。

    我被中队长的讲述感动了，对他说：“有照片吗？能不能让我看一眼？”

    中队长缓慢地站起来，不好意思地朝我笑一笑，说：“看看可以，别看到你眼里抠不出来。”

    回到中队长的宿舍我就看了，那真是一个很耐看的女子，很容易看到眼里抠不出来。

    我想，这个夜晚，她和朋友一起去中心广场看礼花了，还是独自在家里想念篝火旁的这个“猪八戒”呢？

    眼前的篝火旁，她思念的这个人，正咧着大嘴被兵们推到中央唱歌，兵们手拉手围起一个圆圈，围着他转着跳着，给他伴舞。

    把目光从地上熊熊的篝火和跳跃的兵们这边推远，推到百米外的半空，可以看到黑黢黢的一条监墙，监墙上的一个个岗楼旁亮着一盏盏电灯，在篝火的映衬下显得苍白了些，每一个岗楼旁都立着一个哨兵，枪刺发出一闪一闪的光。把目光再推远些，就可以看到一轮圆月悬挂在天空，周围分布着淡淡的云，像撕扯零碎的棉絮。

    篝火、士兵、监墙、哨兵、圆月，远近高低各不同的画面，构成大漠一道独特的风景。

    中队长开始和今年复员的老兵在篝火旁合影留念了，这是每年今夜篝火晚会的一个主要内容，也是晚会的最后一笔。之后，篝火渐渐熄灭了，光和影暗淡下去，寂寞和黑暗就更加厚重起来。刚才篝火燃烧的地方，也随即被淡淡的月色覆盖了。

    兵们忙着打扫场地，一个老兵在篝火燃尽的木炭堆里拨拉着寻找什么，终于找到几块木炭，小心地包裹起来。这木炭，是大漠胡杨燃烧成的，大漠胡杨被誉为戈壁勇士，它在沙漠里生长千年不死，死了千年不倒，倒了千年不腐。

    我觉得好奇，实在弄不明白这老兵捡几根木炭的用途，就上前问了。老兵犹豫片刻，终于说：“我在这儿当了五年兵，不能再当了，今年要复员，明年的中秋节，我们中队还会在这里点燃篝火，那时候、那时候，我在家乡点燃木炭……”

    不需老兵说下去，我已经明白了，这老兵是要在明年的中秋节用这木炭的光，照亮自己在大漠的那些日子，怀念中秋夜晚篝火边的快乐。

    我替老兵把后面的这些话说出来，老兵点点头，又摇摇头。

    “不全对？还有什么意思？”我略有疑惑。

    “清明节的时候，我不能赶来给王盛进扫墓了，就当作香火点燃，遥遥祭奠他。”老兵说着，把目光投向那个新兵的坟墓，眷恋地说，“我们是一个车皮拉过来的老乡，我到了最高服役年限，只能把他留在这里……”

    我明白中队长为什么一定要在中秋节前赶回来了。

    应该再去看看叫王盛进的新兵吧？我踩着淡淡的月色，朝那些寂寞的红柳走去。

    地窝铺

    火车从兰州站开出，一条毛毛虫似地，蠕动着爬过1760里的茫茫戈壁，“呼哧”地一声喘，停靠在戈壁深处的一个小站台边。

    有一个或者两个旅客走下火车，多数日子，站台上不见一个上下车的旅客，只看到一波一波的风沙自远处吹来，盘旋于空空的站台上，但是火车照旧要在站台边停靠一分钟。站台四周荒无人烟，一波又一波漫过来的风沙，几乎要把小小站台吞没。站台上立着的水泥站牌，上面的字被风沙蚀剥得模模糊糊，斧凿在水泥碑上的横竖撇捺，也七零八落了。旅客们把头伸出窗口，好奇地审视站牌，刚刚辨认出“地窝铺”字样，火车便抖了一下，又向前爬去，于是旅客就望着车窗外一片片退去的戈壁滩，琢磨这名字的来历。

    很少有人琢磨出个一二。

    今天下车的旅客只我一个，而站台上接站的人却有八个，都是接我的，肩上扛着闪亮的警衔，从上校到少校一字排开，朝我伸出双手，那阵势摆在戈壁深处的小站台上，很是壮观了，给这荒凉的小站平添了许多神秘色彩。火车窗口探出的一双双眼睛里就充满了好奇，“地窝铺”里窝着这么多武警，想必小站台的附近，有一处要地了。

    的确是一处要地，提起来许多人都知道，就是诞生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核心部件的“原子城”。

    我是来采访警卫原子城武警支队的。

    接站的上校支队长身躯高大，一把抓住我的手用力握，我的手蜷曲在他粗大的手掌里，痛苦地忍耐着，终于硬挺到他释放开，却又被另一只粗手抓过去……到后来，我的手没了血色，惨白惨白的。

    “欢迎呀欢迎！”支队长说话的声音沙哑，笑的时候，厚厚的嘴唇不很舒展，僵硬地蠕动几下，说，“辛苦了辛苦！”

    我的目光就最先落到他的厚嘴唇上。嘴唇干裂了，暴卷起一层肉皮，有待脱落，裂痕里的血丝还很新鲜。我的心动了动，敏锐地感觉他的嘴唇上有新闻，于是刚上了吉普车，我就把话题切入到他的嘴唇上。从兰州到地窝铺之前，我已经听说他是从兰州调来的，家属还在兰州，大概刚来不久，还不适应戈壁的气候。

    一问，他来的时间不算短，一年多，来后不久嘴唇就开始这个样子，嗓子也像被一团棉花塞住，总想咳嗽，却咳不出什么东西，日子久了，咳出的是血丝。

    “吃了一百多副中药，没用，不吃了。”支队长说。

    他的话很少，一问一答。最初问到嘴唇的时候，他的脸红了红，仿佛捅破了他的羞处，竟不好意思地抿了抿干裂的唇。那么大块头的汉子腼腆起来，可爱的样子是可以想象出来的。

    “家属来几次了？”我问。

    支队长朝我腼腆地一笑，刚要回答，坐在同一车上的政治处主任接过了我的问话，说：“我们大嫂来了一次，发誓再不来了，嘿嘿，不来吧，她还惦念着支队长的身体，每晚上总要打个电话，我们晚上经常去听，十点钟，很准时的，你今晚有兴趣，也去听听。”

    “要去听的，一定有内部新闻可以采访。”我说，“那么，为什么来了一次就再不来了？”

    又是主任回答了。支队长到地窝铺几个月之后，赶上“五一”，因为各单位要放七天的长假，家属就提出“来看看，散散心”。支队长起初劝阻了一阵子，说这个地方不是散心的地方，后来家属仍坚持要来，他似乎没有了劝阻的理由，也就答应了。家属在“五一”前做了细致的准备工作，因为她在兰州照顾着双方的父母，四位老人都七十多岁，外加自己十三岁的儿子，老的少的要安排妥贴的。

    一切就绪，电话打了过来。似乎不用支队长操心，支队的几个首长已经为支队长作了准备，家属房里的物品摆放得很整齐，该需要什么，他们这些年龄相仿的男人都很明白。他们的家属大多不在此地，听说支队长的家属要来，那心情跟自己家属要来是一样的激动，因为支队长家属除去晚上的大多数时间归支队长支配，她的其它时间，应该属于大家的。

    接站的时候，副支队长和后勤处长跟着去了，都一脸的兴奋和期盼，站在站台上翘首等待远处的火车。从兰州到乌鲁木齐的火车开过来，三个人追着一节节车厢来回跑，却不见一人下车，从窗口探出头的旅客，还以为火车上发生了什么事情，都紧张地把自己的钱袋子摁了摁。

    等了一下午，没有影子，三个人沉默地回去了。回去后，副支队长和后勤处长站在支队长办公室，看着支队长给家里打电话，支队长挺不好意思的，仿佛做了对不起大家的事情，在两个人的注视下，很小心地拨通了家里的电话。那边电话响了半天，没人接，三个人相互看看，脸色都很惶恐，不说一句话，出了屋子又奔向吉普车。

    天色已暗，戈壁滩的黄昏铺天盖地，没有一点儿缝隙。起风了，风沙扑打着吉普车的帆布，发山沉闷的声音。快到站台的时候，三个人的脑袋挤在车前的挡风玻璃上，朝站台张望，发现一个女人的身影站在吉普车的灯光里，不等司机停稳车，就都跳下去。

    灯影里的女人正是支队长的家属，她坐的是一趟慢车，原想到了车站，打听着路就能找到支队部，但下了车四周扫一眼，就呆傻在那里，这时候眼泪已经流到腮边。

    回去的路上，戈壁滩上刮起了沙尘暴，遇到这种天气，万不能开快车，速度快，车身就会飘忽不稳，这个时候，司机应该刹住车，等待强劲的风势过去，再慢慢地移动。但是今天司机和首长们一样焦急，车开得飞快，疏忽了基本的常识，于是一股强劲的风吹来，吉普车就像浪尖上的一叶小舟，飘忽着倾覆了。

    车内一团惊叫，三个人都忙着去护住唯一的女人，嘴里喊叫同一句话：“趴着别动！”

    风势减弱，几个人站起来把支队长家属扶起，然后又去拽起吉普车，这时候支队长家属突然哭起来，对支队长说：“这地方，是人待的吗？你别干了，转业吧。”

    “她就来了这么一次，走的时候说再也不来了。”主任叹息着说。

    “不是不来，是照看家里四个老人，脱不开身。”支队长纠正了主任的话，口气好像是替自己的家属开脱责任。

    从小站向北走了大约十里路，戈壁滩上赫然耸立起一座工厂，我知道支队部到了。这段路上，我觉得采访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大半，再仔细聊聊，找点儿别的细节，写一篇两千字的人物通讯足够了，因此到了支队部的大半个下午，我踏踏实实地睡了一觉。

    吃罢晚饭，我和支队长出来散步，想在散步的时间里和他详细聊聊，不料他总是把话题岔开，好像不太愿意说自己的事情，我只能和他东一句西一句漫无边际地聊了。

    厂区有一条主路，路两边开张的店铺和一些露天小摊位，生意冷淡，从摊主的脸色上，大致看出他们的生活状况。

    走着，一个熟人拦下支队长聊天，我站在一边似乎手脚都没有搁置的地方，就走到一个小百货摊位前，问了一双袜子的价钱。女孩子似乎并不急于卖货，把我交给她的钱捏在手里，上下打量着我，对我从哪里来产生了兴趣。

    “你的口音……是新调来的？还是来办事？”她看着我的眼睛问。

    “你猜呢？”我被她美丽的眼睛吸引了，不慌不忙地说。

    “新来的。”她自信地一笑。

    也怪，戈壁滩上整天的风沙，这里女孩子却长得好看，皮肤也不坏，实在让人想不明白。

    我在她的注视下点点头。对我来说，新来的和来办事的，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对这女孩子就大不一样了，她看我的目光立即柔和起来。

    “我一看就知道。”她很得意地冲我挤了挤眼，又说，“我还知道你没有结婚，是吧？”

    我愣了愣，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事实上我早就结婚了，但是如果我承认结了婚，会扫了她的兴，她显然是在试探我。我想这不是什么原则性错误，不妨再让她得意一次，于是就故作惊讶地说：“哎，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这次她反而没有那么得意，咬了咬嘴唇，把我交给她的钱递给我，很亲切地说：“大哥，送你两双袜子，穿完了，再来拿，不值几个钱的。”

    我实在弄不明白，这女孩子为什么平白无故地送我两双袜子，正犹豫着，支队长已经站在我身后，抬手替我交了十块钱，对女孩子说：“不怕赔本呀？你有多少袜子送？他是从北京来的，我们总部的首长，待两天就走。”

    女孩子的脸红了红，支队长不去理会她了，拉着我就走，听到女孩在后面说：“找你两块钱……”

    “不找了。”支队长说。

    到了这时候，我仍然迷迷糊糊的，支队长看着我一脸的不明白，突然笑了，说：“这女娃，对你感情投资哩，你能给她回报吗？”

    看我仍旧不明白，不爱说话的支队长就闭上了嘴，不再浪费一句话了，闷着头走路。我是不太喜欢这种沉闷的氛围，走了一段路，正想找一些话说给他听，扭头看到路边有一家歌厅，便惊讶地站住了。

    “这儿还有歌厅？”我说。

    “这儿怎么就没有歌厅？有几个呢，这个还不算歌厅，是厂子里的俱乐部，承包了，对外营业。”

    我仔细看去，果然门前有一块“某某厂俱乐部”字样的牌子。这时候，看门的老头走上来，跟支队长打招呼，听那口气，是老相识了。

    “上边来人了？”老头问支队长，眼睛看着我肩上的少校警衔。

    “噢，我们总部的首长，你上班呀？”

    “嗯。”老头答应着，仍旧打量我。

    我朝老头友好地笑了笑，预备同他聊几句就走开，可没想到聊几句后竟无法走开了，到后来竟稀里糊涂走进了俱乐部。

    “生意很淡呀。”我说。

    “厂子没光景，能不淡？”

    “你在这儿上班，一个月多少工资？”

    “上个月二百，这个月减了五十，一百五吧，再没有生意，下个月要关门了。”他叹息一声，但是伴随着叹息，脸上并没有露出多少愁容，仍是那么平静的一张脸，似乎歌厅关门与他没有多大的关系。

    听他的口音，像是山东人，他把“百”读成“bo”，一问，果然，而且跟我一个地区的，是烟台人。因为见到老乡，他有些激动了，闪着光亮的眼睛看着我，不停地询问家乡这些年的情况。

    到后，我问他的身世时，他却摇摇头，对我说：“别耽误你的时间，你们进去唱歌？”

    “我不会唱歌，我们遛遛步。”

    “不会唱瞎唱吧，不会唱就跳舞，里面没有一个人，几个晚上就是这样，你们去坐坐吧，支队长。”

    “舞也不会跳，当兵的，外行。”我说完，就想从老头的身边绕走。

    “我正想清一清嗓子，这嗓子总闷得慌，走吧。”

    支队长拽了我一下，我知道无论如何是要进去坐一坐了。听这老人的口气，像是有意给俱乐部拉客的，带着些祈求，身体挡在我们前面，眼睛始终看着支队长，似乎我们不进去唱一唱，就不会放我们一条去路。支队长呢，也故作姿态，拉了我进去消费，算送了人情。

    就进去了。里面有六七个包间，几个女孩子冷清地坐着，一见我们进去，欢喜异常，围过来，问是否需要陪唱，支队长便问：“芸芸来了吗？”

    一个女孩子就走过来，头一低，细声说：“支队长，来了。”

    支队长把我指给她看，说：“我们首长来了，想唱歌，你陪他唱，谢谢你呀。”

    “谢你才是哩。”叫芸芸的女孩子对支队长说完，转头朝我一笑，说，“你点歌吧，我们一起唱。”

    我确实不会唱歌，就点了一首自己喜欢听的，让芸芸去唱。

    支队长坐在我的身边，要了两盘瓜子和两杯茶水，同我一起听歌，我因为看出支队长是被看门老头“感动”来的，便拿他来开心，说：“看样子，这女孩好像专门给你备用的。”

    “是呀，我们政委不在，只好配一个副政委了。”他来了个顺水推舟，笑着答。

    我明白他说的“政委”，是指在兰州的家属，那个在家里说了算的“班长”。于是我仔细看眼前的“副政委”，一副好身段，一副好嗓子，是上等的姿色。

    本无心听歌，点了几首让芸芸唱罢，前后二十分钟，我便要起身离去，芸芸惶恐了，以为照顾不周，跑到我面前问是否跳舞。得知我不跳，更不知所措地站立着，把求援的目光投向支队长。

    “没事的，他就是这样的。”

    支队长安慰着芸芸，从兜里掏钱给她，我急忙拦住支队长的手，自己掏出一百块要给芸芸：“陪我唱的歌，应该由我掏钱。”

    “我们一起听的。”支队长看到我一定要付钱，又说，“五十就够了，就这规矩，我付瓜子钱吧。”

    支队长付了十块钱的瓜子钱，我们一同走出俱乐部。我的那位看门的烟台老乡见我们走出来，急忙朝支队长点头，一副很感谢的样子说：“谢谢支队长，你走好。”

    “这老头，我们进俱乐部又不是给他送钱的，他感激什么？”我说。

    “他知道我进去点的芸芸。你知道芸芸是谁？”

    我脑子一个激灵，模糊意识到芸芸和老头之间的关系，仍然惊讶地问：“是谁呀？”

    “他的小女儿。”

    这正是我一个激灵所想到的。那么这个老头是什么人？他如何来到戈壁滩，如何落到这种境地，当然是我接下来要问的。支队长也知道我必然会问这些，不等我问，就看着我脸上瞬间变化着的惊叹和疑惑，说：“回去再讲给你听。”

    听完了看门老头和小女儿芸芸的故事，快十点了，支队长站起来，预备离开我房间，回去等待兰州“政委”的电话，让我早点儿熄灯休息，而我却在他走后很久，呆呆地坐在床头。

    我的烟台老乡也是军人，这倒没有什么奇怪的，到这儿的第一批人大都由军人、科学界资深专家学者、富有工作经验的劳动模范、朝气蓬勃的优秀青年组成的。他最初穿着棉衣，肩扛手提着行李，走进地处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边缘的“死亡之海”，才二十六岁。三十万人一下子开进茫茫戈壁大漠，生活根本没有保障。水从120多里外运来，粮食从四面八方汇集，后来赶上灾荒年，调拨的粮食供应不上，就只能靠骆驼草籽充饥，晚上睡觉挖个地窝子钻进去，身上蒙一块白布遮挡风沙。“地窝铺”这个名字，是从这里开始的。

    那一代人用血汗写就的历史，后人仍在阅读--读不完呀！

    这些年，核反应堆早已关闭了，国家不再拨款，工厂军转民，被称为“原子城”的地窝铺在九万平方公里的戈壁沙漠中，成了一座孤城，工厂几乎全面停产，不知道该朝哪里“突围”。两万多张嘴，在漠风中停摆了。

    一座座楼房，很安静地矗立着，如何也想象不出当年风嘶嘶马啸啸的场面了。

    寂静中，这些男男女女仍在苍茫的戈壁滩上生儿育女，不知道要繁衍多少年。他们的父亲或者爷爷当年来到这里的时候，没有想到会把自己的生命连同子孙的青春都搁置这里。事实上，他们自走进戈壁滩的那一天，自己的命运与戈壁滩就连接在一起了，这片千年苍凉的土地，注定成为了他们后人的祖坟。

    老一代地窝铺人失去了职业，也就失去了吧。然而新一代却有很长的人生路要走，于是他们当中的一些年轻人，就预备掉转方向走出茫茫戈壁，寻找新的生活空间。眼下的地窝铺，很像一个独立的小社会，与外界几乎没有一丝一毫的联系，青年男女恋爱结婚，大都是就地取材，时间久了，就结成了一个大家庭，再结下去，该是亲上结亲了。有什么办法？供他们选择的方式就这么简单，留给他们的生活空间实在太少。

    作为女孩子，在这儿的生活境况就不必说了，她们逃离地窝铺最简单的方式，是嫁出去，这里的武警官兵自然成为她们的首选对象，她们知道这些当兵的人，迟早要离开戈壁滩的。事实上，常年生活在戈壁滩的官兵，在外面找对象很艰难，但在这儿就成了香饽饽，可以在美丽女子中随意指点江山。

    我终于明白那个卖小百货的女孩子为什么送我两双袜子。

    我终于明白支队长为什么点芸芸陪唱。

    明白了，也就有了莫名的酸楚涌上心头。

    我的那位烟台老乡呀！

    “那次我老婆来，担心我在这儿搞垮了身体，迫我转业，没法儿，我就把芸芸父亲的故事讲给老婆听，这么一个老资格的军人，把三个儿女都丢在这里，没职没业，他的家乡烟台是个什么地方，能比吗？人家现在什么也不说，其实比芸芸一家艰难的不知有多少，当年从上海从北京那些大城市来的专家学者，如今一家老少也都在这戈壁滩上熬着，而且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早已把自己的血肉埋葬在戈壁滩了。我老婆孩子都在兰州，一个人在这儿呆一辈子算什么？老婆就什么也不说，回去了。”讲完我的烟台老乡的故事，支队长感慨地说了这么一段话。

    我呆坐在床上把支队长这段话反复品味了几遍，知道他不可能接受我的采访了。或许他是到了戈壁滩之后，才变得寡言了。

    第二天晚上，我又到了俱乐部，走到门前的时候，热情的烟台老乡出来跟我打招呼，看到支队长没有来，似乎有些失望，问道：“就你一个人？”

    我点点头，明白了他的顾虑，就说：“我昨天跟里面一个叫芸芸的女孩子说好的，今晚还来听她唱歌。”

    烟台老乡愣了愣，暗察我的脸色，没有看出一丝破绽，才又恢复了那张笑脸，点头说：“那孩子的歌唱得好，唱得好。”

    进了舞厅，仍旧是昨晚的场景，冷清中呆坐的几个女孩子围了过来，我学着支队长的口气问：“芸芸来了吗？”

    芸芸走过来，比昨晚显得兴奋和热情，昨晚支队长点她，是意料之中的事，今晚就不同了。

    她说：“欢迎光临！”

    她引我走进一个包间，问我需要什么，我掏出准备好的六百块钱递给她，说：“两瓶啤酒，两碟瓜子花生什么的，剩下的全归你。”

    我计算过，除去我返回北京的路费，也就有这么多闲钱。她捏着钱，呆呆地站在我面前，看着我半天才说：“我们俱乐部只陪唱歌跳舞，别的、别的……”

    显然她被我的六百块钱弄晕了头，歪解了我的意思，脸色红红的，垂下了头，有几缕头发随即垂了下来，遮挡了她的眼睛，捏着钱的手僵在半空，似乎不知道该如何处置了。她的这种窘态，让人心碎，我急忙把看得发酸的目光投向别处。

    “就听你唱歌，你的歌唱得好，我喜欢。”

    “那么……最多一百五十，不需要这么多，你怎么……”

    “你去拿啤酒吧！”我故作不高兴地说，说完，心里又暗说，“你父亲是我的老战友，你和我女儿一样，父亲都是当兵的人！”

    她慌慌地去了，仍然一脸的疑惑。

    “先唱《咱当兵的人》。”我对她说。

    一旦进入到歌唱的境界，她的情感便完全释放出来，可以听得出来，今晚她唱得格外投入。到后来，她似乎忘记了我的存在，全不知道在她唱《当兵的人》时我眼角流出的那些泪水。她在为自己歌唱了--歌唱她的命运，她内心隐藏着的忧伤和叹息。等到她把自己的情感无遮拦地释放出来之后，突然想到身边还有一个多余的我，于是羞红了脸，随即又关闭了心灵的窗口，恢复了脸上那种热情奔放的表情。

    “你来唱一首吧，我陪你唱。”她一下子坐到我身边，感觉坐得近了些，就又抬了抬身子，事实上身子并没有挪动出多少。

    我摇头。略一停顿，问她：“如果俱乐部关闭了，你做什么去？”

    她静了半天，叹息着说：“再说吧，总不会饿死的。”

    “军工厂军转民，苦了像你们戈壁滩这样偏僻的地方，没什么项目，死熬。”

    “熬吧，咬咬牙就挺过去了，国家现在这个样子，或许以后会好的。”

    “苦了你们这一代人。”

    她突然笑了，看着我的表情，说：“已经很幸福了，出生在什么时候就得说什么时候的话，出生在这个地方就得说这个地方的话，建国初期毛主席他老人家吃一碗红烧肉要高兴半天，如果我出生在万恶的旧社会，不是更惨。”

    “这话……倒也是。”

    我站起来，我想我该走了。

    在门前又遇到烟台老乡，他快活地问我：“怎么不再待一会儿了？”

    “困了。没有生意，你们也该早些关门了吧？”

    “关早了，回去也是闲着。”

    “什么时候回咱老家看看吧，家里还有什么人？”

    “剩了个老姐，快死了，怕是见不上了。”

    他的声音听起来仍旧快活，仿佛快死的那位，是别人家的老姐。也是，不快活又怎么样呢？相隔着几千里路，即使腰板足够撑到老姐身边，兜里的路费却撑不到，也就不去想吧。明知道不能改变的事情，想也无用，正如他的衰老和不久的死亡，愁眉苦脸是愁不出一些明媚的日子。于是，人就有理由来快乐。只是，我看着他粗糙的脸，想，如果他们当年没有来这里，而是呆在北京上海，或者随便一个城市，如今的情形会是什么样子，他，还有芸芸……其实，这是不能想的，这是两条永远也不会相交的生命轨迹。

    后来仍忍不住问：“据说，你们刚开进来的时候，吃的是骆驼草籽？”

    “那时候国家艰难，嗨，再艰难的日子，咬一咬牙就挺过去了。”

    我心里一阵感动。芸芸好像也是这种话，芸芸从他身上已经继承了应付艰难的韧性。如此说，地窝铺总有一天会找到“突围”出去的路，总有一天的。

    “是呀，你们不是都挺过来了。”我说。

    “也有没挺过来的，我的一个战友没挺过来，骨灰撒在戈壁滩上，死前留下的话，组织照做了……”

    我的烟台老乡说这话的时候，快活的神态消失了，声音低沉下去，随后把目光投向远处的戈壁滩。在耀眼的霓虹灯光里去看远处的戈壁滩，更显得黑漆漆的看不到边际，我也无法从他投向远处的目光里，判定那一捧骨灰飘洒的方位。

    第二天中午，我离开地窝铺，支队长几个人又一字排开在站台上送行，握手告别时，支队长笑着说：“你是雷锋出差，好事做了一火车呀。”

    他厚嘴唇的裂痕里，依然是新鲜的血丝。显然他已经知道了昨晚的事，究竟是芸芸告诉了父亲，还是父亲主动问芸芸的，我就不知道了。可以肯定，我的那位烟台老乡和女儿芸芸互通了信息后，心里都明了了，但是他们如何转告了支队长，又说了些什么感谢话，我又不知道了。至于那个俱乐部会在什么时候关闭，我就更不知道了。

    离开地窝铺和来到地窝铺的场面，没有什么两样，站台上照例冷冷清清，除我之外没有一个上下车的旅客，火车的窗口也仍然伸出参差不齐的脑袋，用惊讶的目光费力辨认水泥站牌上的三个字。

    略有不同的，是火车从另一方向的乌鲁木齐开来，奔兰州去。

    运行轨迹的方向变了。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