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梅明天一早就去赶火车，她的男人朱文回来接她了。
香梅是村里仅有的八个党员之一，一直担任着妇女主任，现在要离开村子了，她就把村干部都请到家里喝酒，算是和并肩战斗的战友告别。但是，香梅没想到酒宴刚开始，就有村民陆续而来，有拎着水果的，有拎着鸡蛋的，有拎着红枣的……唉，乡下人也没有别的可送了，有的也就是热热的心，浓醇的情。有人来了，香梅就说，快坐快坐一起喝酒，来人也不客气，坐下就夹菜，就喝酒。其实村民们坐了，并不是想喝酒，是想和香梅说说话，香梅这一走，尚不知猴年马月才能回来一次，而村民们整年忙在田里，没有特殊情况，一辈子都不可能去北京，要再见她就难了。于是，村民的话都说得很热烈，也很缠绵，香梅听着听着就流泪了。再后来，村民越来越多，屋子里站不下了，村长就说，干脆在院子里支起棚子摆几桌酒席，算是村里的老少爷们为香梅一家送行。几个村干部立即去张罗了。
村民们平日里也看不出彼此有多亲切，大家各自忙着自己的营生，山间小路或是村头巷尾碰了面，点个头就算有礼了。但是，突然间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死了或者要从他们当中离去，即使再忙，他们也要放下手中的事情，像一家人一样聚在一起，送死去或者活着的人上路。早在一年前，村民们就传说香梅的男人朱文要提副营了，提了副营香梅就随军去北京。村民们都莫名其妙地亢奋，仿佛是自己要随军去北京似的，议论了很多日子。朱文的村子只有鸡筐那么大，50多户人家聚在一个山坳里，没出过大人物，副营也就算棵枝叶茂盛的大树了。因此，村民们平日里看香梅，也便使用了一种别样的目光，恭恭敬敬地把她当做北京人对待了。农村的干部不好当，况且妇女主任这项工作比其他村干部难干，要兼管计划生育工作，是个得罪人的差事。香梅没有多少文化，然而却干得很出色，年年被镇政府评为优秀妇女干部。一方面是因为香梅性格温和，处理事情有板有眼，另一方面是村民们憨厚朴实，没有人故意刁难她。并且，由于她的男人在北京当兵，村民们常去她田里帮助她播种收割，常在她困难的时候拉扯她一把，给她遮风挡雨。她和朱文两地分居九年，竟也一晃就熬过去了。
很快，村干部张罗着在香梅院子里搭了个棚子，四周用玉米秸子遮严实，摆了三张桌子。香梅在灶房和几个婆娘忙着做菜，朱文就在棚子里招呼村民们喝酒。朱文是军事干部出身，不善言词，只会咧嘴笑。最初他没有穿军服，后来看到这么多乡亲来为香梅送行，心里感动，忙把军服穿戴得很整齐，像是出席重要会议一样庄严。他的儿子朱武，已经上一年级了，得知明天就要跟着他去北京，兴奋得睡不着，在村民们当中跑来跑去。婆娘们见了朱武，或伸手在他头上抚摸两下，或是对着脸蛋儿亲一口。汉子们的动作就粗鲁一些，伸手在朱武裤裆里掏一把，掏得朱武吱哇乱叫，然后再用胡子茬扎他的脸，扎得他又叫又骂。他叫他骂，汉子们就笑，说真快呀，一晃小东西就长大了。
香梅知道朱文嘴笨，所以她在灶房里忙碌着，仍惦着外面棚子里的乡亲，经常跑进棚子里给他们斟酒，责备朱文说，你个呆子，傻站着干啥？快领着大家喝酒呀。男男女女就都笑，说你操啥心？来来来，你喝两杯，喝了快做菜去，又吃没了。香梅也笑，本来她并不会喝酒，但是汉子们几乎把酒杯塞进她嘴里了，她只好说我喝我喝，你们要喝死我呀。她喝了，扭着身子就跑到灶房里，但是不多时，又放心不下，又要转回棚子里给众人敬酒，自己也免不了被汉子们灌饮两杯。那些嘴上叫她嫂子的汉子，趁着给她灌酒的机会，是要在她胳膊或是腿上捏一捏，她心里清楚得很，捏就捏吧，顶多也就捏一捏。汉子满仓也捏了，捏后发现香梅看了他一眼，他竟羞涩地低了头。这是个老实男人，吃苦耐劳，香梅田里的许多农活都是他帮忙干的，无论他多忙，只要喊他一声，便立即到了，但是却从不要什么回报，有时香梅为了答谢他，送去两瓶酒，他就打发自己的婆娘送回来。香梅没有想到今晚他也捏了她的腿，他一定是鼓了半天的勇气。香梅生活在他们当中，熟悉他们看似粗粗拉拉其实却很细腻的情感。这些乡下汉子没有和女人握手道别的习惯，暗地里捏一捏，算是跟她握手了。她暗暗感受着这份乡情。一个汉子又给她倒了一满杯的酒，她就端起来站在满仓身边，说，大兄弟，嫂子敬你一杯。满仓立即乱了方寸，站起来和她碰杯，旁边的汉子就起哄，笑香梅说，你的身子贴他那么近，还想啃他的脸呀？她就泼辣地说，啃脸咋啦，啃一下你们看看。说着，她真的在满仓的脸上亲了口，把毫无思想准备的满仓弄得很狼狈，不知道该把自己的脑袋藏哪里。汉子们发出粗野的笑，又去给香梅敬酒。这样一来二往，她便有些不胜酒力，脸色红红的，透出灿烂的笑，像盛开的桃花。她说，不要让我再喝了，我已经醉了。汉子们有一眼没一眼地瞟着香梅，说醉吧醉吧，不就醉这么一回吗？以后想看你醉，恐怕都看不到了。婆娘们就接了汉子们的话头，说，香梅你要得空回来走走，别忘了咱们山坳里的人；说，我们有了机会，去北京看你，那时你可别眼睛朝着天看，不认识我们了；说，成了北京人，大鱼大肉吃腻了，想吃咱们的土特产，就捎个信来，只要是咱们地里长的，你都吃得上。香梅说，我怎么会忘了你们呢？你们到北京去，都住我家里，和住你们自己家有啥两样？这么多年，都是你们帮助我们娘俩……说着，香梅就抹眼泪，几个婆娘也忙抹。
酒席热闹了很长时间，陆续有人来，也陆续有人走。最初，有人来或是有人走，香梅还能迎来送往，后来头晕得站不住了，就被人扶进了屋子休息。她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听着外面的狗叫，声音由远而近时，她知道有人来了，声音由近而远时，知道有人走了。再后来，她睡着了，醒来时发现朱文和儿子朱武都躺在床上，院子里已经寂静下来，她忙推了朱文一把，问，都走了？朱文说走啦，外面的东西已经收拾利索了，你放心睡吧。
朱文这么一说，香梅“喔哟”地喊一声，把儿子都惊醒了。她说，我忘了喂猪了，我这脑子……朱文正莫名其妙的时候，她已经起了床朝院子走，走到猪圈时才愣住了。猪圈里空空的，那头半大的肥猪前两天就被朱文卖掉了，还有那群鸡。如果不是她阻拦，朱文把四间房子也卖了。他对香梅说，你留着几间旧房子干啥？闲置着不被雨淋塌了？香梅说塌了就塌了，塌了还有块地皮在呢，谁也不能把这块地皮搬走。朱文没办法，只好依了她，把房子保留下来。香梅觉得只要有房子在，她与这个山村就始终保持着某种联系了。
她在猪圈前站立了很久，回屋子时，抬头看到了挂在天空的月牙儿，弯的像镰刀。她心中生出几分说不清的惆怅，嘴里轻声说，初一生，初二长，初三初四看月亮……
香梅到北京住在兵营家属院内。说是家属院，其实只有两排简易的小平房，是供刚随军的家属临时落脚的。每位随军干部一间半--一间是卧室，另半间是厨房。兵们称住在这些平房里的干部家属是“候补委员”，她们排队等待着，一旦有楼房腾出来，就按照随军的先后和干部在部队的职务依此“补入”。香梅在老家那么宽敞的房子里铺张惯了，突然拘束在一间十几平米的狭窄空间内，很不习惯，觉得连两只脚都没有地方搁，说这不像是居家过日子的地方，还不如老家堆放杂物的棚子宽敞结实。朱文宽慰她说，部队已经在东三环外买了地皮盖家属楼，明年底就可以搬进去。香梅想，也就一年的时间，三晃两晃就熬过去了，熬吧，大家不是都在熬呀。
挨近香梅房子西边的住户，也是刚随军来的，是军需股彭股长的家属，叫韩涵，一个长得苗条而灵动的女人，出生在陕西省一个小城市，但看她的穿着打扮，却像是海外归侨。香梅和韩涵站在一起，立即相形见绌，别说香梅没有高档服装，即使有也最好别穿。她的上身和下身的粗细明显不成比例，臀部硕大的有些夸张。不过香梅的脸蛋长得粉红光润，还值得看一眼或者两眼的，尤其搁在乡下那些粗糙女人面前，也算光彩夺目。但是，她和韩涵的脸蛋儿比较，就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了。
家属院的自来水龙头和厕所都是共用的，香梅第一次和韩涵说话，就是在水龙头旁取水的时候。乡下出来的女人都是热心肠，喜欢串门，喜欢扎堆，喜欢主动跟别人说话，况且香梅觉得和韩涵是邻居，远亲不如近邻，自己来得晚，应该主动和邻居搞好关系。香梅不知道在城市里，其实“邻居”就是挨着居住的意思，之外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完全不是乡下那种亲如一家的样子。韩涵正在水龙头下埋头洗菜，香梅站到她身后说，做饭呀？香梅的嗓门很大，谁都知道山东人就这毛病，说话像吵架。韩涵没有觉察到香梅站在身后，被香梅的粗嗓门惊吓得打了个颤，回头发现香梅笑着看她，她就很不友好地挖了香梅一眼，冲了冲洗完的菜，转身走了。香梅略有尴尬，愣愣地看着韩涵端着菜盆进了厨房，这才开始取水。
晚上，朱文回来后，香梅就很不高兴地说，你们那个彭股长的家属架子真大，我跟她说话，她都不肯搭理一声。朱文的表情很淡，说她不搭理你就算了，你也别理她，有啥值得生气的。停了停，又说，这儿和咱们老家不一样，没事别去左邻右舍串门。
两个人在屋子里正说着话，听到外面敲门，香梅一愣，趴在玻璃窗上朝外看。朱文瞪她一眼，说看啥看？又不是敲你的门，操那么多闲心干啥？香梅仍旧趴在窗上看，还小声说，是两个小兵，拎着鸡蛋和青菜，还有……不等她说完，朱文就打断她的话，说，大惊小怪的，人家是军需股长，分管生活服务中心，现在的人，管什么吃什么，反正管什么都比我们管训练好，整天扯着个嗓子咋呼，没一点儿实惠。
香梅从窗前移开了身子，瞟了朱文一眼，不高兴地说，有啥实惠的，不就一堆烂菜吗？人家实惠人家的，你干你的，你就是靠咋呼提起来的，不咋呼干啥去？你怎么不跟江泽民比？有多大能力干多大的事，没能力就别比。朱文鼻孔轻轻地“哼”一声，显然是对彭股长的蔑视。
不管韩涵的态度怎样，香梅见了她，仍旧笑着和她说话，香梅总觉得作为邻居，擦肩而过的时候不打声招呼，太没人情味。面对着香梅热情的笑，韩涵也不能不回应一下了，所以就对香梅点点头，或是“嗯”一声，算是礼尚往来了。
香梅对现在的生活环境适应缓慢，从乡下带来的一些习惯一时改不掉。比如说洗脸水应该送院子的水池里倒掉，她却总像在家里似的，把房门打开，端着脸盆向院子一泼。家里的院子都是自己的空间，可以随便洋洋洒洒地泼，但是这儿就不行了，即使你门前的一间半房子的院子，也不能由你支配，那是共用的路。
这天早晨，朱文起床后擦了两把脸，因为急着出早操，就让香梅把洗脸水倒掉。机关的早操，是由训练股负责组织带队，朱文是训练参谋，所以带队出操的差事就落给了他。因为常有个别干部睡懒觉不参加早操，首长就指示朱文每天早晨出操前点名，把没有到操的干部名字写在小黑板上，挂在机关办公大楼门前，所以他必须比其他干部早到一步。
香梅抓起来朱文的洗脸水就朝院子泼，正巧韩涵散着长发去水龙头接水，见香梅把洗脸水溅到她的门前，就很生气地说，长着眼睛干啥用的？什么都往门前倒，脏猪一样！香梅知道是自己的错，也没吱声，缩回屋子里恨自己不长记性，总忘事。当然也恨韩涵，不就是溅了些水门前吗？是邻居，提个醒就行了，何必撕破了脸皮骂街。
这时候，刚走出不远的朱文听了韩涵的骂，回头对韩涵说，你说话干净点儿。本来朱文就看不惯彭股长对自己牛乎乎的样子，现在他家属又对自己的家属牛乎乎的，他们两口子牛到一起了，有啥牛的？不就管着两床军用被子和几颗青菜！朱文只说了一句话，韩涵就跳起来，骂出的都是一丝不挂的话，朱文气愤地走过去跟她理论。彭股长也还没有去操场，听见院子吵闹，忙从屋子出来，冲着朱文说，你朱参谋要干啥？想打架别跟女人较劲，找我呀，你以为你整天喊一二一就练出力气啦？吓唬谁！
香梅吓得要死，慌张地跑出屋，推着朱文说，快去出你的操，吵吵个啥！朱文气得脸色煞白，硬要和彭股长分个高低，院子里家属都出来看，香梅气恼的眼泪都流出来。她哭着对朱文说，你走呀，你不走我撞死啦！朱文看到香梅哭了，一下子蔫了，他最怕她哭，因为他，她不知流了多少泪水，每次她到部队探亲或是他回家探家，两个人分手的时候，她都要抱着他哭一场，她夜里想他的时候要哭，被农活累病了时要哭，他觉得她的泪水剩下不多了，很珍贵。于是，朱文叹息一声，憋着一肚子气去了。
春节就是在这种尴尬的气氛中来到了。本来城市的春节就很清淡，不像乡下的喜气那么浓稠，禁放烟花爆竹之后，就更显得冷冷清清。因为刚来就和邻居闹得疙疙瘩瘩，香梅也没了过节的心情，几乎没做准备工作，况且大年初一商场还开门，也不需要大包小包地存放食品。
大年三十晚上吃了饺子，一家人围着电视看春节联欢晚会，儿子朱武只看了一会儿就困了，趴在香梅腿上睡去。香梅和朱文又看了几个节目，都觉得无聊，就关了电视躺下。香梅觉得很奇怪，往年的春节联欢晚会总有让她笑弯了腰的小品，今年的小品怎么了？潘长江不像潘长江，黄宏不像黄宏，一个个贫了巴几的。
香梅睡到半夜一点多，醒了一次，她看了看表，又睡，却怎么也睡不着了。在老家，这个时候她该起床准备酒菜，等待招待挑着灯笼来拜年的晚辈们。儿子朱武也该起床到院子放鞭炮，然后穿上崭新的衣服摸黑出去给长辈拜年。她侧身看了一眼儿子，他睡得正香。她似乎听到了家乡的鞭炮欢快地响成一片，看到小巷的灯笼一闪一跳地映照过来。这些红灯笼从她老家的门前走过，再也不会停留了。或许有人会举起灯笼，照一照她门上的那把黑锁。门上的那块“军属光荣”的牌子还在，只是门两侧没有了大红春联--没有大红春联的人家，或是死了人或是没有了人居住--她后悔没有托付邻居张贴上一对春联。
窗外黑乎乎的，有碎雪静默地飘落着。
初一的早晨，儿子醒来，香梅对他说，武儿，问你爸爸好呀。儿子说，还没过年就问呀？香梅说都初一了你还过啥年？儿子不知道初一是什么概念，说初一了咋啦？还没到午夜起来问好哩。香梅笑，说午夜已经过了，你就等吧！儿子瞪着眼说，过了？过了怎么不叫醒我？说着，咧嘴就哭了。儿子等待这个午夜等了一年，小孩子的那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却不应该哭，乡下的说法，大年初一是不能哭的，家里死了人都不哭，图得是一年吉利。香梅就喝斥儿子，说你闭嘴，再哭我拿刀剁了你！你当是在老家呀？半夜起来问好，你在这儿半夜起来干啥？到处黑灯瞎火的，连鞭炮都不放。儿子仍哭，说，那么我不在这儿过年。朱文急忙给儿子许愿，说明年带儿子回老家过年。虽然儿子不哭了，但想到还有一年的等待，心里仍不痛快。香梅又说，问你爸爸好呀？儿子就拖着哭腔说，爸爸好，妈妈好。
朱文和香梅都应了个“好”字，儿子就从朱文的手里接过了二十块压岁钱。
朱文比同年入伍的兵进步慢，所以家属晚随军了一年，其他的老乡家属已经在这儿过了一个春节了。老乡们觉得朱文的家属刚随军，就约定初一都到朱文家聚会。老乡们一来，都说家乡话，香梅听了就觉得亲切，觉得有些过年的味道了。屋子小，床上床下都坐满了人，实在没地方坐的，就蹲在厨房里，都像在自己家一样随便。中午饭，香梅把家里值得品尝的食品都端出来，恨不得把自己的心掏出来炒了。
老乡们走后，屋子突然寂静下来。香梅开始收拾纷乱的屋子，心里平静如水。对于她来说，这个年已经过完了。
驻京部队的随军家属找工作难，别看北京这么大，高楼大厦鳞次栉比，但是适合随军家属工作的地方实在不多。现在许多单位的工作人员都在下岗，处于出多进少的现状。随军家属大多数都没有技术特长，即使有一定专业的，也很难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比方你在老家的银行工作，到了北京进银行工作就难了。当然，最难的还是像香梅这样的农村家属，别说专业技术，高中毕业的就算有文化了，年龄大了不说，长得也五大三粗，放在哪儿都扎眼。朱文是训练参谋，没有职权，在社会上认识的朋友不多，没有门路给香梅找工作，只能依靠部队组织。过去部队为了解决干部随军家属就业问题，曾经开办了一些小型企业，有服装加工厂、包装材料厂、鞋厂、蛋糕加工厂，等等，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这些没有技术含量的小厂子纷纷倒闭，后来上级又有规定，部队不允许搞企业，于是彻底下马，解决随军家属就业就只有依靠地方政府。部队每年都要与当地的民政、人事、劳动以及街道办事处联合举办两次干部家属就业洽谈会，一次在春节后，一次在“八一”前。
香梅在春节后的洽谈会上没有被洽谈出去，长相不要介绍了，明摆在这儿，想掩藏都掩藏不住，用人单位看了就都一脸愁苦表情。问她有啥特长，她说，我是党员。用人单位不能说党员不是特长，都说党员好党员好，可以发挥带头作用，但只是党员不行，还要会干什么事情。香梅又说，会搞计划生育工作。用人单位摇摇头，说城市的计划生育工作根本不用搞，你给钱都没有人愿意多生育。终于没有单位接受香梅，她要再等“八一”的洽谈会了。当然，很多像香梅这样的家属没有洽谈出去，部队的首长很焦急，宴请地方用人单位的领导时，部队首长频频与他们碰杯，一再说，请多帮助我们解决几个就业指标，这是关系到我们部队建设的大计。后来部队首长都喝醉了，那些没有被洽谈出去的家属很感动，说你看部队首长为了我们的工作，喝酒喝得胃出血了，我们也就别牢骚了，等下一次吧。
香梅的事情没忙出结果来，朱文又慌着去忙儿子朱武入学的事情。部队驻地的小学是北京市的重点小学，附近驻华大使馆的孩子都在这所学校读书，一般人的子女很难进去。按照规定，部队干部的子女在部队驻地的学校接受教育，但是规定是规定，具体操作起来就有许多环节疙疙瘩瘩不顺畅。朱文就去疏通那些疙瘩的地方，等到把儿子送到了学校后，回头仔细一想，发现那些疙瘩的环节，其实都是鼓起的一张张嘴，塞进去人民币后，这些嘴便都闭上了。
儿子入学了，朱文却不能松口气，事情还没完。儿子从农村来，一口家乡话，谁都听不明白，影响了他跟老师和同学之间的学习交流，学习成绩一直不好。香梅文化不高，所以只能让朱文晚上给他辅导。部队晚上的事情特别多，值班、查哨、开会、学习等等，朱文必须参加，而儿子的功课又必须辅导，他就两边穿插着跑，每天弄得紧紧张张的。人的事情杂乱了，心绪也跟着乱，心绪不好脾气就不好，这是连锁反应。有一段时间，部队搞作风纪律整顿，白天晚上都组织学习。那天晚上，朱文回家急着吃饭，香梅却没有做好，他就把屋里的东西弄得叮当响，说，你在家里都忙了些啥？什么活都不干，你连饭都不想做了？
本来香梅没有工作，心里就别扭，听朱文这么一说，她便急了，说我想啥也不干在家闲着的？你有本事给我找工作，我才不愿白吃白喝你的！香梅嘴上牢骚着，其实心里后悔忘了看表做饭，手下的动作就特别快，先做了比较简单的面条，想让朱文先吃了走。但是不等她把面条从锅里捞出来，朱文已经气呼呼地走了。朱文一走，她的心就空落落的，恨不得打自己两个嘴巴。儿子吃了饭写作业去了，她却一口饭没吃，呆呆地坐着，不停地看表。快九点了，朱文才散会回来，她急忙弄饭，满脸的惶恐和愧疚。朱文的脸色却没有好转，因为儿子眼看就要睡觉了，他还没有给儿子辅导作业，于是并不急着吃饭，而是忙着检查儿子的作业，香梅叫他吃饭，叫了两声他没吭气，也就不敢再叫了。
儿子朱武睡觉后，朱文草草吃了几口饭，也闷头躺下。香梅把屋子收拾利索，又把朱文明天早晨出操用的武装带、帽子和胶鞋摆放整齐，才轻轻地躺下。这时候，她发现朱文还没有睡着，就温柔地说，咋还不睡？朱文不答，翻了个身子。她担心男人还生着自己的气，睡不实，于是就把自己的身子脱得一丝不挂，喂到男人被窝里。当朱文把她喂过去的身子揽进怀里时，她的心才一阵宽慰，如释重负地喘息一声。
在香梅心里，朱文的工作是最最重要的，是他们这个家庭的支柱，没有了男人的工作，就没有了家庭的一切，现在的随军，将来的房子，还有她的工作安排等等，哪一点不得靠男人去挣来？男人的工作干不好，在部队还会有地位吗？人嘛，要想被别人看得起，就要干好自己的事情。香梅想，自己每年被乡镇评为优秀妇女干部，不就是干出来的？
但是儿子朱武不懂得香梅的心事，常常惹得朱文烦躁。他的学习成绩一直上不去，还经常和同学打架，脸上被同学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其实打架也不为别的事情，就是因为朱武说山东话，习惯把“不知道”说成“知不道”，同学们觉得好笑，见了他就喊“知不道，知不道--”，然后哄笑。这种嘲笑，并没有多少恶意，如果是成年人，也就一笑了之，但对于孩子来说，就觉得是奇耻大辱了。朱武听到同学们这么叫他，就去追赶，和同学扭打作一团，那边是一群人，他却是单枪匹马，所以脸上总是要被撕出血痕。
有一天晚上，朱文又发现儿子脸上多了几条血痕，就生气地训斥朱武，说，他们叫你“知不道”，就让他们叫吧，有啥丢脸的？你就是爱打架，再打架我把你的手剁了！朱文本来是想吓唬儿子，让儿子别再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打架，好好用心学习，没想到这么一说，儿子委屈地哭闹起来，坚决不去上学了，要求立即回老家。朱武抱着香梅的腿，哭着说，妈妈，咱们回老家吧回老家吧，我想和黑蛋在一起上学。黑蛋是老家邻居的孩子，和朱武一起长大的，又在一个班级上学，朱武在北京受了同学的欺负，自然想到了家乡的小伙伴。
朱武哭得很伤心，竟勾起了香梅的思乡之情，她把儿子搂进怀里哄着说，你别哭，明天我给你去买“大力士”。“大力士”是一套玩具，儿子一直缠着她要买。她左哄右哄，儿子总算不哭了，她就拍打着儿子睡觉，像哄婴儿似的哼着曲子，身子一摇一晃的。她嘴里哼的是：初一生，初二长，初三初四看月亮……
儿子渐渐地在她怀里睡熟了，她的目光不由自主地向窗外眺望。外面黑黑的，没有月亮，自从来到北京后，她一次月亮也没有看到。北京天空的大气层被污染了，总是灰蒙蒙的不明朗，即使有一丝月亮的清辉洒下来，也被城市的万家灯火覆盖了。因此她在哼着月亮歌谣的时候，眼前出现的是她离家之前的那个晚上看到的那弯镰刀样的月牙儿。她哼着，竟有两行泪水静静地流在脸上。
隔壁的彭股长，有一个女孩子，和朱武在一个学校上学，却不在一个班级。学校里的学生有几百名，不在一个班级，在学校见面的机会并不多。但是放学回家，两个孩子就凑在了一起，你追我赶的，满院子的笑声像小鸽子乱飞，扑扑楞楞的。大人们见了，也会被他们的笑声感染了，跟着笑，骂一句，这些小崽子。
挺好的氛围却愣是被彭股长的家属破坏了。那天两个孩子正欢笑着，韩涵过去抓住她的女孩子，对着屁股打了一巴掌，说，我跟你说几次了，你怎么不听？女孩怯怯地流着泪远离了朱武。香梅听了心里挺别扭，听韩涵训孩子的口气，一定是在家里多次叮嘱不允许跟朱武玩耍。孩子们还小，大人们即使有点矛盾，也不能把孩子牵扯进来，孩子们懂个啥？
但是孩子们没有记性，玩着玩着就凑在一起了，大多是朱武先去找女孩。韩涵发现了，免不了训斥女孩，为此女孩没少哭，香梅看了就心疼。其实，两家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的，不就是因为一点小事发生摩擦了吗？香梅觉得为了孩子，大人们也应该和睦相处。于是，她与韩涵碰了照面，就忙对着韩涵笑一笑，尽管韩涵的脸色仍旧阴着，她也不生气。
朱文见香梅那个样子，很不高兴，说你低三下四的干啥？又不吃他们穿他们的，用不着巴结他们。香梅瞪朱文一眼，说你个大男人，咋整天小肚鸡肠的？跟她说句话打个招呼就低她一头啦？香梅说，你在单位见了彭股长，也别吊着个脸，你看咱乡村哪天没有个吵吵闹闹的事情？到了过年的时候都要给对方个笑脸。确实，在香梅村里，平日里闹了别扭的两家人，到了大年三十晚上拜年的时候，晚辈便打发自己的孩子作为外交使节，去对方家里拜年。乡下最讲辈份，如果两家的父母是同辈份的人，双方都会把孩子早早派出去。对方即使心里再有多大的怨气，见人家的孩子来拜年了，立即满脸灿烂的笑，那种热情比没有发生矛盾前还高昂。这就是乡下人的淳朴，这就是乡下人的处事方式啊。
朱文虽然嘴上对香梅说，我才不巴结他呢，当个股长就狗添鸡巴自美了，嘁！但是，平日里因为工作和彭股长打交道，也还心平气和的，表面上没有让其他干部看出矛盾的痕迹。
彭股长却不注意，仍是一副牛乎乎的样子。有一天早操，朱文点名的时候，发现彭股长没有出操，就按照惯例把彭股长的名字写到小黑板上，挂在机关办公大楼门前。彭股长心里恼火，觉得这是朱文故意给他抹眼药，就对其他机关干部说，他朱文不就负责点名吗？自己觉得了不得了！又说，你们不知道吧？他老婆平时说话像个大喇叭，晚上弄那事的时候动静也特别大，像杀猪似地嚎，搅得我们睡不踏实。机关干部就哄堂大笑，见了朱文还追着朱文寻根问底，核实是真是假。后来朱文站在队列前点名的时候，队伍里经常突然发出一阵笑，朱文知道他们为什么笑，他便很尴尬地胀红了脸。
一天晚上，朱文回家就在香梅面前骂彭股长，说，你以后不要搭理他们，他们不是人！香梅听朱文一说缘由，也羞恼地骂，说，他彭股长一个大男人，咋这么下流，明天我找你们领导去！
朱文以为香梅只是气愤地说说而已，没想到第二天上午她真的去找政委了，而且啥也不避讳，把彭股长说的那些下流话都说出来了。农村女人就是这样泼辣，你别惹急了她，惹急了她能在你的脸上咬下块肉来，让你永远留下块耻辱的疤痕。当时政委的脸就红一块白一块的，给香梅道歉说，彭股长的思想这么这么的那个，都是我的错我的错，我一定好好教育他。政委把香梅送出屋子，立即把彭股长和后勤处长叫到办公室，一顿狠批，一直把彭股长批哭了，把后勤处长批得直跺脚，政委这才对后勤处长说，你们后勤处先回去开会讨论，给我拿出个处理意见，然后上党委会研究处理意见，这么个样子还当股长，真给我们机关干部丢脸！
明摆着，政委说话的意思，彭股长不仅股长当不成了，在机关也别呆了。处长回去后就召集后勤处的干部开会讨论，把彭股长吓懵了，会上一句话没敢说。到了晚上，他就提了礼品去处长家里，竟在处长面前哭了，请求处长能宽大处理。彭股长想，股长的职务丢了就全完了，这是个肥位置，怎么也得保住呀，越这么想，哭得就越伤心，最后处长被感动了，说不是我要撤了你，是政委的意思你不知道？你找政委说说去吧。彭股长没有胆量找政委，就缠住处长不放，说，处长你帮我这个忙，去找政委求个情。处长终于答应了，说先去找政委商量商量吧。其实处长也不想把彭股长撤了，一是彭股长是他的小老乡，一些事情用起来方便；二是处理后勤处的干部，也算是打了自己的脸。
后来处长去找政委的时候，首先做了自我批评，请求政委处理他，说，彭股长应该受处理，但是最应该受处理的是我这个处长。政委一听就明白了，问处长，说你看怎么处理彭股长？处长说，让他写出检查，在机关干部大会上读，再去给朱参谋的家属当面道歉。政委想了想，就同意了处长的意见。处长毕竟是一个部门的领导，总要给他个面子。
不过对于彭股长来说，这种处理已经很重了。他在机关干部大会上做了检查，又在处长的监督下红着脸去朱参谋家里，给香梅道歉，应该说那张脸已经弄得不像样子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在机关抬不起头，像打了蔫的庄稼。
机关的干部都说朱文很有绝招，竟指使老婆告状。朱文听了也不解释，知道解释也没用，该怎么干还怎么干，一个训练参谋已经是最没出息了，还能把我怎么着？训练的事情抓好，其它的啥也不奢望得到。
只是，他和彭股长的关系却成了化解不开的死结。
彭股长在社会上的关系比较多，很快给家属韩涵在一家房地产公司找到了工作，每月工资近两千元。韩涵的打扮就更现代了，模样越来越摩登，走起路来身子一摇三摆。她上下班都要经过部队的训练场，有时兵们正训练着，她就旁若无人地从一列列兵们面前晃过，晃得兵们眼睛生疼，兵们都说她是“洪湖水，浪打浪”。每次见她走来，只要有人说“浪打浪”来啦，大家就明白了，目光齐唰唰地投到她身上。
韩涵上班不久就买了手机，每次下班回来路过香梅家门前，她总是举着手机通话，其实根本没有开机，只是装模作样拿了个架子。香梅看了心里就别扭，知道韩涵的样子是摆给她香梅看的。香梅暗自说，有啥臭美的，不就上了个班吗？
说归说，香梅整天在家里闲散着，闲得浑身发痒，骨关节咯咯吱吱响，她满心渴望能有个工作，使自己不成为一个白吃白喝的人。自己并不是啥也不能干，她会养猪会养鸡还会种地，但是随军后这些特长用不上了，自己竟成了个闲散人，这让她很委屈。
香梅觉得这样闲散下去，能把一个活人闲散死。有一天，她在街上看到卖煎饼果子的，心里就闪亮了一下，心里说，煎饼果子有啥好吃的？就是一点儿面糊糊裹了个鸡蛋和两根油条，还不如我们家的大饼呢，却有这么多人买，我会烙大饼会做小咸菜，也可以出去卖呀！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挣一分是一分吧。
朱文给香梅买了一个大平锅，买了一个炉子和一个小三轮车，香梅的生意就开张了。她在平锅上烙的大饼很有特色，皮脆而瓤嫩，瓤子一层又一层薄薄地重叠着，柔软而有韧性，用这样的大饼卷了她泡制了各种小咸菜，如茳豆角、鲜姜丝、酱黄瓜，等等，再加上些切碎的肉末，吃起来真是香到脾胃里。香梅每天早晨和晚上出去摆摊，生意挺火红，一天能挣七八十元，是她意料之外的，连朱文都惊讶地说，你一个月能挣我两倍的工资了。
摊位设在离兵营很远的一个公共汽车站旁边，她担心在兵营附近经常会遇到朱文机关里的干部，虽然并不丢脸，也不能给朱文脸上增光彩，所以还是远离一些清静。
朱文自从她卖大饼后，每天的晚饭都需要他回家做，然后和儿子先吃了。她大都在晚上七八点钟才能回家，起初朱文还去接她，后来为了辅导儿子的功课，朱文就由她一人回来。这天晚上，朱文等到九点了仍不见她的影子，正准备去看个究竟，机关司令部值班室的一个小兵来敲门，对朱文说，朱参谋你快去看看，嫂子被抓到派出所了，刚打来电话，让你去领她。朱文一听，心里“咯噔”了一下，急忙骑自行车奔派出所。
去了派出所才知道，香梅是因为没有经营许可证，被城市监察执法人员抓来的。执法人员没收了她的三轮车准备往收容车上装运时，她抓住三轮车不松手，那些脾气不太好的执法人员就砸烂了她烙大饼的平锅，她当时就哭了。她就那么委屈地哭泣着被连人带车拉到派出所，然后就有一个警察审问她，说，你是哪儿来的？有暂住证有打工证吗？香梅说，我就是北京的。警察一看她的样子就知道是外地人，警察斜了她一眼，撇撇嘴，用那种嘲讽的口气说，你是北京人？住哪片的？北京人怎么说山东话，你也是北京人了！香梅感觉出警察看不起她，就说，我是部队随军家属，你说是不是北京人？警察犹豫了，同意香梅给部队打个电话，让部队干部来领人。
朱文给警察说了半天好话，把军官证掏给警察看了，警察的态度立即温和了许多，说，以后不要让她出来摆摊了，要摆就办理个手续，大街小巷都随便摆摊，咱北京城就乱了套了。朱文点着头，跟着警察到后院领人。后院有一个大棚子，里面抓了四五十的男男女女，都低头蹲着，门口有几个保安把守。朱文朝里扫了一眼，竟分辨不出哪一个是香梅，警察就喊，都抬起头来，谁叫香梅出来！众人都抬起头的同时，香梅看到了站在门口的朱文，怔了怔后，才站起来走出棚子，走到朱文面前突然放声大哭。朱文看着她满脸的污垢，鼻子一酸也要流泪，但是警察还在旁边看着，于是他就强忍着泪水，伸手拍拍香梅身上的灰尘，像哄小孩似地说，别哭别哭怎么又哭了呢，行了咱们回家，回家再说。香梅半天才止住哭泣，说，还有我们的三轮车和锅呢，他们砸了我的锅。朱文就看警察的脸，说能不能把东西给我们？警察对一个保安喊，去，带她把东西找出来。
保安带着香梅和朱文去了一个墙角处，那里堆了许多没收来的车辆和各种工具。香梅在里面找出自己的三轮车，又把摔碎的平锅捡出来看了半天，知道不能用了，才恋恋不舍地丢了。那一堆杂物中，还有她没卖出去的大饼，她捡起来一张圆圆的大饼细看，已经脏兮兮的，就气愤地把大饼用力撕扯成一缕一缕的，摔在地上。
回了家已经十点多，儿子趴在床上睡了。朱文很殷勤地把饭端到香梅面前，她却一口不吃，坐在床上生闷气。朱文一个劲劝慰她，说平锅砸毁了咱再去买一个，以后就在兵营门口卖，安全保险，卖大饼也不丢脸，不偷不抢不嫖不娼的，你躲闪啥？
第二天，朱文又去买了一个平锅，香梅的摊位就支在了兵营门前，没想到生意比过去还火。兵营里有一千多名官兵，连队的伙食总是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兵们的口味又不同，难免对连队的伙食挑三捡四的，不少兵就恋上了香梅的大饼，摊位前排起长队，香梅一个人烙的大饼根本不够卖的，所以总是忙得不可开交。那天晚饭时分她正忙着，儿子朱武放学回来了，还带了个外国黑人小女孩子。这是初夏的季节，孩子放学时太阳还没有落呢。朱武因为一口的山东土话，同学们都不愿和他一起玩，但是外国小学生却没有什么地域观念，并且也很难找到知心的中国小朋友，于是这个黑人小学生自然和朱武走到一起了，并且成了好朋友。黑人小女孩就是离兵营不远处使馆一秘的孩子，她很想到朱武家里玩耍，但是走到兵营门口时，却被哨兵拦住。按照规定，没有特殊情况外国人不准进入营区，黑人小女孩虽然只有十几岁，但是大小都是外国人，哨兵坚持原则，把朱武放进兵营，把小女孩挡在营门外。
朱武在营门内急了，又哭又骂的，就被香梅听到了。香梅不知道发生了啥事，丢下大饼摊子跑到门口看，弄明白之后就打了儿子朱武一巴掌，说，叔叔不让她进就别进了，你还不赶快回家吃了饭写作业？
训斥完了儿子，香梅急忙跑回摊子继续烙大饼，心里还恨着儿子，耽误了一会的工夫就少挣了两块钱呢。她紧紧张张忙碌了一会儿，天色渐暗了，摊位旁依旧排着长队，虽然她的腰早已有些酸痛，心里却高兴。就在她直腰活动一下的时候，不经意地瞥了兵营门口一眼，突然发现儿子并没有回家，而是隔着兵营的围墙正和那个黑人小女孩聊天。围墙是那种矮矮的花墙，墙上有许多花孔，两个孩子一个在外一个在内，脸对着一个花孔说话。香梅就叹息一声，烙出了两张饼，卷了一些菜，面前排队的小兵正要伸手接，她忙说，对不起对不起，这两个不卖。她拿了两个卷饼跑到花墙外面，塞给黑人小女孩一个，把另一个从墙孔递给儿子朱武。她什么话也没说，那边摊位前的兵们还等着她哩，她在匆忙转身离开花墙的时候，伸手在女孩子的头上轻轻抚摸了一下。
香梅的生意在兵营门口火红了一个星期，部队大院的干部就有说法了，说，谁不知道在门口卖食品挣钱？可是这样下去，对兵们的思想影响太大，许多兵不愿在食堂吃饭了，每月的津贴费还不够买大饼的，一定会写信向家里要钱，时间长了，思想上就会长出绿毛。后来，部队首长就找朱武谈话，很理解朱武家属没有工作的困难，说要摆摊卖大饼，不要在部队门口卖，可以去工商部门申请个摊位，如果你家属在这儿卖大饼，张三的家属卖混沌，李四的家属卖包子，咱们部队门口成了啥？
朱文回家把部队首长的意思说给香梅听，香梅自然要牢骚半天，骂那些害红眼病的人。但是不管怎么样，香梅知道大饼是不能在兵营门口卖了，她不想让别人对朱文说三道四的，朱文一个大男人，在单位是要靠脸面工作，她不能剥了自己男人的脸面。后来朱文去工商所跑了跑，发现要跑个摊位太难了，也就放弃了。香梅心里明白朱文的难处，也没再催促他，叹息着把卖大饼的工具收拾起来。
当然，她趁朱文不在家的时候，流了一些眼泪。
香梅又闲在家里。
她觉得日子懒散而臃肿，漫长而无聊。随着日子的闲散，她本来就肥硕的身子又膨胀了。她说自己是头猪，圈在这间小屋子只能吃喝长肉，还能干啥？朱文能够理解她，笑着劝慰说，长肉就长肉，我又不嫌你肉多，人家国外的女人都是肥胖型的，这样才算富贵。
人闲散了，脾气也就大了，香梅经常因为一点小事跟朱文较劲，虽然并没有大吵大闹的，但是总弄得别别扭扭的，使家庭生活不那么行云流水般畅快。后来，一个同年入伍的老乡星期天来看望朱文，朱文就说了香梅的情况，说，香梅是不能在家呆着，时间长了心里都呆烦了，总无事生非地跟我找别扭。老乡建议让香梅先找个临时工干，说外面许多饭店贴了招工启示，可以去问一问。
朱文觉得老乡的话有道理，他就到附近贴着招收服务员启示的饭店咨询，结果饭店招收的服务员都要求年龄在二十岁左右。有的饭店招收不限制年龄的洗碗工，但是工作却太辛苦。后来找到一家个体小商店招收一名临时女工，帮助商店卖冷饮，朱文跟商店的女老板谈定，每月工资三百元，商店负责一顿午饭。按说工资并不高，但是朱文考虑的不是工资的问题，而是给香梅找个事情做，只要轻松，不挣钱都行。
香梅就去了商店，干得挺有精神，晚上睡觉前经常把商店里发生的故事讲给朱文听，鸡毛蒜皮的事情都讲。最初朱文还能认真听，听多了就觉得没意思，不等她讲完就睡了，香梅也不生气，第二天晚上接着讲。
大约快干满一个月的时候，有一天商店来了一个很时髦的姑娘，要买一支“可爱多”雪糕。香梅从冰柜里取出雪糕递给姑娘时，发现姑娘的另一只手拎了许多东西，于是就替姑娘剥去了雪糕纸。姑娘看了看香梅，说，我不要这支了，你再给我换一支。香梅说这支怎么啦？我已经给你剥了纸，你不要谁要？姑娘气愤地白了香梅一眼，说就是你剥了纸我才不要呢，我嫌脏！香梅觉得这个姑娘太不讲道理，帮了她的忙反而被她咬了一口，于是就和姑娘争论起来。北京的姑娘嘴皮自不饶人，吵闹得许多过路人都围着商店看热闹。正巧商店女老板回来了，问清原由后，当即从冰柜拿了两支雪糕送给姑娘，还一个劲地道歉。等到姑娘离开了商店，女老板开始训斥香梅，训完了后，说两支雪糕的钱从香梅的工资里扣除。其实两支雪糕也就十几块钱，但是本来香梅就很委屈，一听还要扣她的工资，她就跟女老板争吵起来，吵到最后，她一甩手回了家，死活不干了。
后来，女老板派人把香梅的工资送到了家里，香梅干了二十七天，共二百七十元。送钱的人还特意说，老板没有扣除那两支雪糕钱。
香梅接了钱，鼻子突然一酸，哭了。
就在那天夜里，香梅梦见了过去老家里的猪，那猪饿得皮包骨头，在圈里死命地叫。香梅突然间坐起来，大声说，我的猪！朱文被她惊醒了，看到她呆呆地坐着，问怎么了，她忙说没事，做了个梦。但是第二天晚上，她又是在梦里叫猪喊鸡的，朱文就不满地说，你折腾啥？不知道我早晨要出操！她一声不吭地躺下了，等到朱文睡熟时，才悄悄起来，趴在窗户上向外看，希望能看到一丝月光，但是却没有。
对着窗外的黑夜，她想起老家的许多声音，有狗叫有鸡叫，有牛吼有马嘶；想起了许多面孔，有男人有女人的，有活着也有死去的；想起了许多往事，有张三偷了李四的鸡，李四偷了王五的女人，等等，都是那么清晰那么温暖。当然，她还想到了来北京前的那个晚上，几个叫她嫂子的汉子，是如何笨手笨脚地偷偷捏了捏了她的腿。想着想着，她的眼泪就流出来。
终于熬到了“八一”建军节，部队又和地方有关部门联合搞随军家属就业安置洽谈会，那些一直没有工作的随军家属又满怀希望地去参加“洽谈”。香梅也去了，而且去得很早。几个用人单位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没有看上几个随军家属。本来，这些家属就是上次没有洽谈出去的“库存”，自然条件差些。最后，只有环保局答应接受两名随军家属，可是家属们都不愿意去。说是环保局，其实就是去当清洁工人扫马路，谁心里都清楚。眼看洽谈会就要结束了，一直坐在后面的香梅突然拽了拽朱文的胳膊，示意他去报名，但是朱文却咬着嘴唇摇头，香梅就自己站起来，说，我去环保局，啥时候能让去上班呢？
许多随军家属都扭头看香梅，看得朱文低着头不敢抬。
回了家，朱文一直不吭气，脸色灰灰的。香梅理解他的心思，说，你咋啦？我都没觉得丢脸，你倒抬不起头了，有啥丢脸的，不就是扫地嘛，扫人民大会堂也是扫地，扫江泽民办公室也是扫地，扫哪里都是扫。那天中午，香梅特意做了几个好菜，看她的心情还是满愉快的。她觉得总算有了份工作，据说工资在一千多元，比朱文的工资还高，有啥不好的？挣钱就行，终于可以给自己的男人减轻一些负担了。在北京，一家三口靠朱文自己的工资生活，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朱文脚上的那双皮鞋，前面已经开了胶，像张开的鸭子嘴，香梅催他几次，让他再买一双新的，他嘴上答应着，却一直还穿在脚上。老乡们聚在一起，香梅打量着别人的男人，都是亮亮的皮鞋。有一个喜欢显摆的老乡，每次总要让香梅猜猜他的领带或是一件衬衫值多少钱，每次香梅都猜不对，因为那价钱确实贵得出乎她的意料之外。这个时候，香梅就偷偷观察自己的男人，心里便滋生出异样的酸楚。
八月中旬，香梅上班了，分管的那段马路离兵营很远，而且上班的时间早。香梅不会骑自行车，朱文天不亮就起床，骑着自行车送她，然后还要赶回来出早操，要弄饭给儿子吃了上学，所以每天早晨朱文都忙乱得一塌糊涂。一次，他的裤子口没有扣死，敞开着，站在队列前整队，队列里就发出哧哧地笑，朱文没有觉察到，严肃地说，大家注意，队列里要严肃。站在一边的一位首长就提醒朱文，说，朱参谋怎么没关好门就来出操啦？朱文仍没弄明白，还对首长说，是没关呀，我儿子在呢。结果，队列里爆发出响亮的笑声，一向严肃的首长也开心地笑了。这时候朱文才发现大家的眼睛都瞅他的裤腰下面，低头一看就明白了，当时尴尬地满脸绯红。
朱文只送了一个星期，香梅就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决定要学骑自行车。朱文就给她买了，利用休息时间在部队大院里学。香梅那肥硕的身体，学自行车自然费力气，虽然有朱文在后面给她扶住，但是仍一次次摔倒。身体灵巧的人摔倒了也没啥大事，但是她摔倒后的样子就难看多了，而且摔得也重，发出沉闷的声音，像一只成熟的柿子从树上掉下，半天爬不起来，院子里围观的兵们便哄堂大笑。香梅也不恼，爬起来再骑。农村女人的那种韧性是让人惧怕的，一旦这种韧性发挥出来，没有能够阻挡她们的困难。香梅身上的伤痕越来越多，而她的动作也越来越凶猛，那样子似乎是在征服一匹烈马。
她终于征服了自行车，虽然骑得很慢，但是毕竟可以自己骑了。最初朱文不放心，要护送她去上班，护送了几天后，觉得没什么问题，就让她单独去了。她单独骑车上班的那个早晨，她的心情非常愉快。还没有完全醒来的马路寂静着，路灯已经很疲惫了，似乎打着磕睡，洒下淡淡的光，空气中漂浮着潮湿的树叶的气味，还有泥土的味道。她慢悠悠地骑着自行车，竟不知不觉地唱起了歌，唱得是《红灯记》中的一段，歌词记不全，有一句算一句地唱：……爹爹挑起千斤担，铁梅你要挑起八百斤……
当然，扫马路难免遭受一些白眼，香梅早有思想准备，比如一起随军的那些家属，虽然有的仍没有工作在家闲着，但是见了香梅却撇着嘴，说，咱到北京来扫马路，还不如不随军呢。隔壁彭股长的家属韩涵背后说得更难听，说她那个样子不扫马路能干啥？扫马路都影响市容呢。香梅听了心里倒很平静，心想在农村大粪都挑过，庄稼都种过，扫马路比起那些活轻松多了，有人想到北京扫马路还进不来呢。因此，每次在家属院遇到趾高气扬的韩涵，香梅并不低三下四，而是一脸的笑容，明知道韩涵的眼神里流露出的内容，却佯装啥也没有看见，反正你过你的我过我的，各不相干。
上了十五天的班，单位就发工资了，她拿了十五天的工资，先去商场给朱文买了双皮鞋，又给儿子买了套运动衫，儿子早就吵闹着要的那种名牌产品。那天晚上朱文一回家就感觉到屋子里的气氛有变化，香梅已经做完了饭，还买了啤酒放在饭桌上。朱文想了半天，怎么也想不出今天的日子有啥特别的，他疑惑地问，家里有客人来？香梅笑，说有，你不就是客人吗？朱文认真地看了看香梅，确认啤酒是买给他喝的，就说，买它干啥，我又不喜欢喝酒。香梅故作生气，说你看你干瘦的样子，以后每天要喝一瓶啤酒，把你干瘪的肚子喝起来。朱文无奈地一笑，把她倒的啤酒端起来喝，算是给她一些安慰，他理解她心里怎么想的，不想让她的热情突然冷却。喝酒的时候，他发现她在一边不停地瞟他，就对她说，你今天怎么了？好像不认识我似的。
香梅终于憋不住了心中的喜悦，从柜子里掏出皮鞋和运动衫，也不让朱文吃饭了，逼着他穿在脚上走一走，朱文就在她的忙乱的摆布下，穿了新皮鞋在狭窄的屋子里转圈。儿子等不得香梅给穿运动衫，自己套在身上后就要朝屋外跑，被香梅喊住，说，回来！你往哪儿跑？天都黑了，没有人看到你穿新衣服。
朱文试穿皮鞋后，脱了仍放进鞋盒里，香梅就对他说，还放起来干啥？穿吧，穿坏了再买。又转脸对儿子说，穿吧，穿坏了再买。
朱文看了她一眼，看到她脸上洋溢着的自豪和快乐，朱文的心里就一热，伸手把她额前搭拉下来的一缕头发捋到后面，让她露出了那双黑亮的眼睛。
他看他的眼睛，她看他的眼睛，儿子却只顾忙着看自己的衣服。
香梅领到工资的三天后，老家村子里的秦志气给朱文打电话，说他的儿子考入了北京理工大学，要和老伴送儿子到北京。香梅兴奋得几夜没睡好，她已经快一年没有看到村里的人了。秦志气的年龄并不大，四十七八岁的样子，农村人结婚早，儿子都上大学了。按照辈份，香梅应该叫秦志气叔叔，秦志气排行老二，所以习惯叫他秦二叔，叫他的老婆秦二婶。
秦二叔和秦二婶到北京前的几天，村子里的人都知道他们要到香梅家里看望，就叮嘱他们给香梅问好。那季节，正好地里的花生基本成熟了，一些早熟的苹果也可以摘了，于是都装了大包小包的，让秦二叔带上。秦二叔很为难，本来儿子上学的东西就多，有棉衣棉被，生活必需品，已经拿不动了。可是，乡亲们眼巴巴地盼着秦二叔能把他们各自地里生产的东西带给香梅尝个鲜亮，秦二叔又不能拒绝。秦二叔想了想，对大伙儿说，咋弄？都带上是带不动的，不带谁的谁又不情愿，咋弄？得，一家带一点儿。秦二叔就挑了每家一个最鲜亮的大苹果，并在每个苹果上贴了胶条，写清哪个是狗四家的，哪个是毛蛋家的，然后在每家的花生堆里抓了两把，分别装进一个小塑料袋里。就这样，还是装了满满的两大兜，他们肩背手提的，像是搬家，路上把秦二叔和秦二婶的肩头勒出了血。但是他们的心里却没有一点怨言，到了北京后，秦二婶还后悔地对秦二叔说，要是再多背十斤也能背来吧？
那天，朱文和香梅去车站接他们，正巧学校有专车接站，秦二叔急着把儿子送进大学的门槛，要看看儿子上的大学的气派，就先让上了学校的车。朱文要跟着去学校，但是那些家乡土特产很重，带着去学校很不方便，秦二叔就让朱文和香梅先把东西搬回家。朱文把部队的地址详细告诉秦二叔，说，我等你的电话，去学校安排好后给我打电话。
回了家打开包，香梅一看就明白了，一个一个地看，看了狗四家的苹果，又看毛蛋家的，想着他们的面孔和他们那一片片的果园。然后，她眼里噙着泪花花，等待秦二叔来电话。但是到了第二天午饭后，朱文说仍没接到电话，她就焦急地催朱文去学校看看。朱文看了她一眼，啥也没说就走了。朱文只知道理工大学在学院路附近，没想到去了学院路一打听，说在西边，离北京电视台很近，还有一段路。这段路，竟让朱文走了快一个小时。找到学校后，他去新生报到处查找到秦二叔的住处，然后带他们回到部队大院时，连队已经开晚饭了。
秦二叔和秦二婶站在香梅的家门前，竟不敢相信眼前的一间半房子就是香梅的住处。在村子的乡亲心里，北京的高楼大厦似乎都是香梅家的，宽阔的马路也是香梅家的，所以秦二叔没有一点儿思想准备，就被朱文领进低矮潮湿的小平房里。香梅从秦二叔和秦二婶的眼神里看出了他们的疑惑，就解释说，部队正在盖楼房，都差不多盖完了，春节前就能搬家。秦二婶才“哟”一声，说，我瞅着这房子像狗窝，哪能长住呢！
香梅的脸就被秦二婶的话羞红了，屋子里的灯光比较暗淡，秦二婶并没有觉察香梅的脸色变化。香梅就是从这时候心里打了个结，趁他们不注意偷偷嘱咐了朱文，让他对秦二叔和秦二婶说话谨慎些，别太诚实了。香梅知道秦二婶一定要问她在哪儿上班，所以早想好了如何回答，果然聊了没几句话，秦二婶就问了。香梅只说在环保局上班，挺轻松，工资每月一千好几百。秦二婶当时就瞪着吃惊的眼睛，仿佛被吓着了，说，俺娘呀，顶上三头肥猪。香梅了解村人们的心态，他们对这些事情非常在意，虽然他们整天泥里水里地耕作，但是如果知道香梅在北京扫马路，肯定会露出惊讶的表情，甚至会说，啧啧，去北京给人家扫大街，还不如在家种地呢。他们并不觉得种地有啥丢脸的，庄稼人靠种地吃饭，祖祖辈辈都是这样生存下来的。
吃过晚饭，香梅和秦二叔他们吵吵闹闹聊天的时候，朱文站在一边几乎没插话，他心里琢磨的是晚上睡觉的事情。屋子里只有一张双人床，咋睡？想来想去，他便找了个理由，抽身去了机关，找那些在机关住的单身干部商量，终于腾出了两个铺位，心里才踏实了些，然后回家把晚上睡觉的方案悄悄告诉了香梅。于是香梅就把秦二婶留下，让朱文带着秦二叔去了机关。
当天晚上，香梅和秦二婶聊天，都是村子里的一些鸡鸡狗狗的事情。有时，香梅会突然问一句不着边际的话，让秦二婶都莫名其妙，比如香梅问，咱们村东的那条河还有水吗？秦二婶一愣，说有啊，咋啦？香梅说没事，随便问问。其实香梅心里正想着夏天里那一条河的热闹，午后时分，成排的女人坐在河边洗衣服，喊叫声、笑声、棰衣声，连同白色的皂沫一起，沿着河水欢快地流淌。天空有几朵白云，缓缓地飘过她们的头顶，河岸上一定会有一些跟母亲而来的孩子，或捡着各色的石子，或在岸边的沙地上挖个坑坑，汪出清澈的水，逮几只小河虾放里面玩耍。河的下游或者上游，有一些半大孩子--里面也夹杂了胡子拉茬的汉子--赤裸裸地泡在一湾深水里，时常像鸭子一样扑棱棱地在水面上溅起灿烂的水花。洗衣服的女人们倘若耐不住阳光烘烤，也便跳进河水里浸一会儿，衣服仍整齐地穿在身上，然后浑身湿淋淋地上岸继续洗衣服，等到脏衣服洗完了，身上湿淋淋的衣服也被阳光烘干了，爽爽地回家。这种情趣是城市里寻不到的。再后来，香梅就问到了满仓，就是到北京前的那个晚上她亲了他的脸的那个汉子。香梅说，满仓的房子盖起来啦？秦二婶叹息一声，说，盖是盖了，不等收拾好，人就被车撞死了。香梅一惊，说，咋啦？撞死了？秦二婶接着详细讲了，说满仓是骑着自行车去县城的时候，被一辆小车撞死了，交警说满仓也有责任，对方只给了八千块钱完事了。秦二婶说，唉，撇下了婆娘和一个两岁的孩子，刚盖起来的新房子一天也没享用哩。香梅愣了愣，突然起身下床，从秦二婶带来的苹果里寻找了半天，终于找出一个贴着“满仓”名字的苹果，说，这是……秦二婶说，是满仓的婆娘死活让带来的，俺说她孤儿寡母的，就算了，她不肯，差点儿哭了，这婆娘，日后咋弄呢。这时候，香梅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就一串串掉下来。
就这样，香梅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完全沉浸在乡村的悲喜剧中，竟和秦二婶聊到凌晨一点多，第二天早晨差点误了上班。
最初，秦二叔和秦二婶准备在香梅家多住几日，说要等到星期六和星期天，让朱文带他们去天安门去长城玩一玩。他们呆在香梅家里，总想帮助香梅干点活儿，于是就在香梅和朱文都上班后，坐在屋子前的阴凉里摘青菜。屋子前的阴凉是家属院的围墙遮挡出来的，阴凉部分随着太阳的偏西移动着，秦二叔和秦二婶也就不停地挪动位置，最后把许多黄菜叶子摘到隔壁韩涵门前。韩涵下班发现了，自然又是一顿指东骂西的，弄得秦二叔和秦二婶灰溜溜的。于是秦二叔坚决不住了，说北京这个地方，乡下人真是不能呆。香梅给他们解释，说隔壁的韩涵就这个样子，不像咱们山东人憨实，已经折腾几次了。秦二婶说，还是咱村里好，你在这儿住不惯就回去。
香梅留不住秦二叔和秦二婶，乡下人的倔脾气上来了，九头牛也拉不回。香梅急忙去商场买了一些食品之类的东西，让他们带回村子分发，还买了两大桶北京二锅头，她知道那些乡下汉子喜欢喝烈性酒。她心里惦着满仓两岁的孩子，买了一套童装捎回去。她觉得并没有买啥东西，但是刚发的半个月的工资已经花没了，心里就想，北京的钱真不是钱。
香梅一直把秦二叔和秦二婶送上车，分手时，她犹豫地对秦二婶说，真对不住你二婶，在我们家里只住了两天，却让你受了一肚子气，不过……有些事儿，回村子就别说了。秦二叔在一边听明白了，忙安慰香梅，说放心放心，俺告诉大伙儿，你在北京挺好哩，住着楼房，每月工资一千多呢，让大伙儿别牵挂你。香梅点了点头，感激地看了秦二叔一眼，秦二叔却把头扭到一边，说，回去吧，武他妈，得空了，俺还来看你。秦二婶也眼泪汪汪地说，回吧回吧，武他妈。
不管怎么说，香梅有了工作，日子开始有规律地运转了，紧张而平稳。及秋后，部队的家属房快要竣工了，房子的话题开始热起来，部队干部都在心里盘算自己分房排队的位置。朱文回家也和香梅盘算，把够分房条件的干部排了排队，觉得自己虽然排在后面，却还是很有希望的。尽管有希望，朱文仍是担心地说，谁知道会不会出现意外？万一分不上就麻烦了。朱文这样想着，晚上经常翻来覆去地睡不踏实。香梅心里也不放心，但是嘴上却对朱文说，你个大男人，心里咋装不下事？管它能不能分上呢，你该吃吃该睡睡，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别当个事儿。
香梅担心朱文想得太多，影响了工作。这段时间，正是朱文他们训练股忙碌的时候，三天两头下去检查连队的训练情况，为年底的军事考核做准备。朱文有时被他们股长派下去检查训练情况时，心里很不满，就在香梅面前牢骚，说，好事恐怕轮不上我，苦差事却总派我去。香梅觉得不管怎么样，朱文不能放松了自己的工作，她说，人要脸树要皮，没脸没皮的，还算是男人？你干不好工作，有房子也不分给你！朱文斜了她一眼，说，听你说话的口气，好像是我们的政治委员。
老兵复员前，部队在机关大院的操场上进行了军事考核。那天香梅下班路过操场，朱文正在指挥部队考核，她就站在后面看了几眼。朱文瘦小的身体站在一个个方队前，显得更单薄了。但是，他的每一个手势和口令，都像魔法一样，使队列演示出无比壮观的景象，他那具有穿透力的声音，亢奋而威严。香梅只看了几眼就走开了，边走边满足地笑着自语，说，你呀你，天生一个咋咋呼呼的命，你不咋呼干啥去？你还想当江泽民呀。
香梅的这种满足，给了朱文很大的宽慰，即使后来真的没有分到房子，她也是很平静地宽慰了朱文。对于朱文来说，没分到房子固然气愤，但是他最担心的还是香梅的情绪变化。分房子的名单公布的那天，刚好落了入冬的第一场雪，朱文傍晚回家的时候感觉两腿软软的，走不稳当，竟摔了两跤。落雪后的天空阴暗着，不时刮起一阵阵风，卷了碎雪四处飘扬。朱文的身子缩在风里走，看起来飘飘忽忽的。
按照事前想好的话，朱文吃力地告诉香梅房子没有分上，当时香梅就瞪着一双吃惊的眼睛看朱文，似乎不相信是真的，想从他的脸色或者眼神中看出一些破绽，但是没有，朱文的表情证实他说的是真话。她低下头，喃喃地说，怎么会呢，怎么会呢。朱文愧疚地站着，说这次分房子不论兵龄，主要论职务，凡是带长的都靠前排，彭股长比我晚入伍一年却分上了，太不公平，明天我找领导去，不给我房子我就赖在他们办公室不走。
这时候，香梅已经平静了许多，抬眼看着朱文说，赖在领导办公室？亏你说得出嘴！排不上你赖有啥用，你以为领导怕你赖呀，别给我丢人显眼去！朱文仍气鼓鼓地说，这次分不上，以后不知要等到啥时候再盖家属楼，咱这一间半破房子怎么住？香梅突然笑了，说，怎么？就你瘦得像猴子一样，屁股大的地方就搁置下你啦，还要多大？咱们老家的县长在北京有一间半房子吗？没有，他再有能耐也没有呀，可我们有。
朱文就不吱声了，本来那些话他就是说给香梅听的，担心她说自己窝囊，想在她面前硬气一把，现在她不闹情绪，正好给了自己个台阶下。于是他又倒过来宽慰香梅，说其实在这平房里也熬不多久，虽然新楼房没分上，但是一些搬进新楼房的干部腾出了旧房，这些旧房春节过后就重新排队分配。朱文说完，想听听香梅会怎么说，可是她一声没吭。
隔壁彭股长在春节前搬进了新楼房。搬家那天，彭股长从警卫连找了五个兵帮忙，由家属韩涵指挥。韩涵就站在香梅门前对兵们大喊大叫的，那种神气劲显然是冲香梅来的。香梅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出门，连中午饭也没做，直到韩涵搬完了家走后，她才小心谨慎地出来接水做饭。院子里寂静下来，她扭头斜了一眼韩涵的房门，已经挂了一把锁。
春节的前几天，来了一名志愿兵打开了彭股长住的小平房，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农村女人，怀里抱着个三岁多的孩子，一看就知道是临时来队过春节的。女人把孩子放在门前阳光地带，忙着和志愿兵收拾屋子里乱七八糟的东西，他们干得欢天喜地。后来香梅才知道，他们为了能临时住一住小平房，给分管房子的助理送了两条烟。那个志愿兵对香梅说，嫂子，你们当初分房子怎么不让朱参谋跑一跑？分不到新楼房，也能分到旧的，春节你们就不用在这儿凑合了，那些管房子的干部，黑着呢，没有一个是人养的！香梅就笑了笑，说，是吗？
看到志愿兵收拾屋子，香梅觉得自己的屋子也该认真收拾一下了，她就去买了白纸，把屋顶和墙壁都糊了，还买了几串拉花扯在屋子里。一切收拾停当，也到了大年三十。上午，朱文到机关转了圈，按照香梅的嘱咐，让宣传股的干事给写了副春联。香梅觉得过年门前没有春联，总不像个过年的样子。老家那边，她已提前给秦二叔去了信，托他给自己挂了锁的门前贴一副春联。
朱文半上午拿着春联回家贴在门前，又走了，走时对香梅说，我们机关中午会餐，我不回来吃了。
朱文拿着春联回家的时候，手里还拿了一张纸，回家后随便塞到了桌子底下。他走后，香梅才想起要看看那张纸是什么东西，就从桌子下抽出来，一看就愣住了，原来是一张奖状，上面写着：朱文同志被评为优秀党员，特此鼓励。
香梅丢下手里正做着的午饭，拿着奖状急急忙忙朝照相馆跑，照相馆下午就关门，去完了就来不及了。照相馆里没有一个顾客了，她挑选相框的时候，两个服务员就围上来，问她买多少尺寸的相框，她犹豫了一下，把手里卷着的奖状展开。服务员看仔细奖状后，突然笑了，疑惑地看着香梅，问，是镶嵌这东西？香梅点点头，服务员便寻找了一副相框，把奖状装进去。香梅一看挺好，就买下了，出了照相馆，又听到后面一阵嘻笑。
回了家，香梅就把奖状挂在屋子墙壁中央，还把一张全家福的照片，插在相框右下角。她觉得屋子立即亮堂了许多。
朱文会餐后回了家，由于喝了点酒，回来就躺在床上睡了，直到屋子里亮起了灯才醒来，就发现了墙上的奖状，吃惊地看着香梅，有些生气地说，你挂它干啥？摘了！香梅也生气了，说，你咋呼了一年，值得炫耀的不就这张奖状吗？这是领导对你工作的肯定，别人想要还没有呢。接下来，香梅略带忧伤地说，如果我还在村里，今年我又能被评为农村优秀妇女干部。说完，她怔了半天。
晚上，一家三口围着电视看春节联欢晚会，一直看到零点的钟声响了，香梅才督促朱武说，睡吧儿子，又对朱文说，你也睡吧。朱文和儿子都躺下了，香梅收拾了家，然后把明天早晨自己准备用的东西准备好。她初一早晨还要起来上班去，春节期间，清洁队要求比平时还严格，她担心熬了夜，明早不能准时起床。
然后，她也躺下了，躺在朱文和儿子之间，左边是儿子，右边是丈夫。她转头对左边说，睡吧儿子。又转头对右边说，睡吧老朱。
再然后，她拉灭了灯，黑暗里看着挂在墙上的奖状，轻声哼唱，初一生，初二长，初三初四看月亮……
2000年12月30日写于万泉河塔楼
（原载于《解放军文艺》2001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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