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

    思想政治工作是解决思想问题的，但解决思想问题必须同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既意味着要加大解决思想问题的力度，也意味着要加大为群众办实事的力度。这是一条重要的方针原则，它不仅凝聚着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丰富经验，而且是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发挥威力、卓有成效的关键所在。

    一

    解决思想问题为什么要同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这首先是基于思想问题产生和消除的规律性认识。人的思想问题不是生来就有的，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外部世界在头脑中反映的结果。当然，这种反映是不正确的、不科学的，否则就不称其为思想“问题”了。外部世界是由事物矛盾也就是实际问题构成的。因此，谈人的思想问题，是不能够离开外部世界和外部世界中的实际问题来谈的。思想问题表现在思想领域、以思想的形式出现，但归根结底是和实际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只不过有的明显、有的隐匿、有的直接、有的间接而已。人的一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实际问题，如婚丧嫁娶、衣食住行、柴米油盐、择业就业、升迁调转、邻里关系、同志相处等。谁也不能说每一个实际问题都能得到正确的对待，因此人的一生难免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思想问题。而且，面对同一个实际问题，由于人的素养、境界、视角、胸襟的不同，也会有不同的态度和看法。态度和看法片面、偏激、不正确的，就成为思想问题。显然，人的思想问题的产生又会因人而异。然而，无论什么情况，思想问题的产生绝不是无缘无故的，其中有觉悟程度、认识方法的因素，同时也和一些实际问题的存在关联着，可以说在这一点上是普遍的、共同的。我们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承认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我们就不难看到：思想问题的产生，一是由于有实际问题的存在；二是由于不能正确对待存在的实际问题。在思想政治工作中，解决思想问题，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存在的实际问题，是必要的、重要的，但同样必要、重要的是，在解决思想问题、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存在的实际问题的同时，也还要认真帮助人们解决面对的实际问题。不能说只有解决了实际问题，才能解决思想问题，但可以说只有解决实际问题，思想问题才能解决得更快、更好、更彻底。因为，引发思想问题的客观根源已不复存在，思想问题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客观条件。这如同我们常说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一样。现实生活中有这样的情况：有的人思想问题解决起来反复性很大，时好时坏，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不能正确对待实际问题或实际问题没有很好解决则是一个重要原因。由此可见，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是不该也不能把解决实际问题置于视野之外的，而应该和解决思想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

    解决思想问题为什么要同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也在于只有这样，才能充分显示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和实效。众所周知，在过去“左”的思想指导下，思想政治工作曾偏离了正确的轨道，被严重扭曲，不仅错误地服从、服务于“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且严重地存在着“假大空”的问题。所谓“假大空”的问题，就是指人们的实际问题被忽视、鄙视、否定，一切都看成“思想问题”，而且只剩下思想问题。似乎人们都不食人间烟火，都没有七情六欲。不要说解决实际问题了，就是提出和谈及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等实际问题、实际困难，也会被认为“思想不纯”、“境界不高”、“私心太重”，其本身就会被作为“思想问题”来看待。对实际问题的漠视和否定被荒诞地作为没有“思想问题”或“思想问题”已经解决来表现的。解决实际问题不仅不可能和解决思想问题相结合，相反，是处于疏离和对立的地步。应该说，这是“左”的思想对思想政治工作干扰和破坏的结果，是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不是科学意义上的思想政治工作，因此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转折和拨乱反正理所当然地被否定。思想政治工作，当然要讲道理，要理顺情绪，要解决思想问题，但说一千道一万，解决思想问题的目的，是要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去解决面对的一个又一个实际问题。因此，说到底，思想政治工作的意义和主要任务，还是在于推动和帮助实际问题的解决，这其中就包括帮助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一些实际问题。我们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告诉群众，引导群众认识自己的根本利益，激励和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团结起来，为解决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和提高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等实际问题而奋斗，应该说是新时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任务。改善和提高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指的就是要关心和解决群众生活方面的实际问题。因此，帮助群众解决工作和生活面临的大大小小各种实际问题，是在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任务之内的。如果再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角度看，这更是无可置疑需要解决的。否则，思想政治工作就很容易流于空洞乏力的说教，失去吸引力、感染力、凝聚力。由此可见，关心和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本身就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唯其如此，才能显示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和威力，才能体现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和作用。

    解决思想问题为什么要同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还因为解决实际问题本身就具有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的影响、效果是巨大的。思想政治工作要靠“说”，但也要靠“做”，“做”更为重要、更有力量。思想政治工作所“说”的，最终是要通过“做”来落实。人们为什么说“行动是无声的宣传”、“一个实际行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说到做到，一言九鼎”，其原因就在于：“做”不是单纯的行为问题，同时也内蕴着、体现着思想政治工作所说的道理。“做”就是解决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就是在做“说”的，就是在做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实现一项为民造福的“富民工程”，落实一项为群众谋利益的政策，解决一个关系群众住房难、出行难的实际问题，就是在用事实说话，在用行动做思想政治工作。这样的思想政治工作可以说是最形象生动、最有说服力、最有力度，也最有实效。不少地方和单位确定每年为群众办几件实事，其产生的意义远远超过所办的具体事情，群众从中看到的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体会到的是党和政府的关心和温暖，这就是在做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经验说明，只说不做，或者说的多、做的少，群众的思想问题不仅易发、多发、常发，而且解决起来难度很大，甚至还会对思想政治工作产生逆反心理，这很值得我们重视。

    二

    实际上，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在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中，是一贯的做法，是我们的优良传统。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主席就指出：“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1]在建设和改革时期，关心和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同样受到我们党的高度重视。邓小平同志说：“要坚决批评和纠正各种脱离群众、对群众疾苦不闻不问的错误。”指出：“一定要努力帮助群众解决一切能够解决的困难。暂时无法解决的困难，要耐心恳切地向群众解释清楚。”[2]江泽民同志也反复强调：“对群众提出和反映的问题，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处理，切实帮助群众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实际困难，绝不能漠然置之，更不能粗暴地对待群众，激化矛盾。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不能挂在嘴上，不能搞‘虚功’，而是要实实在在地为群众办事，要从群众最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入手开展工作，把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切实落实到各项工作中，落实到广大人民群众身上。”从《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八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不难看出，关心群众生活，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思想，在我们党的三代领导核心那里是一以贯之的、一脉相承的。我们党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我们之所以能够把成千上万的群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排除各种艰难险阻，取得一个又一个的伟大成绩，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始终把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关心群众生活，帮助群众解决各种实际问题。不少群众特别是基层的群众，更大量、更主要、更直接地是通过与他们切身利益有关的实际问题的解决，来认识我们党，来理解我们党的宗旨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来感受党的温暖，从而热爱党、拥护党、信任党，团结在党的周围，坚定地跟党走。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以后，随着经济、政治、科技、教育等体制的改革，社会处在大变革之中。大变革带来了大变化、大发展、大进步，但也使人们包括利益关系在内的各种关系处在大调整之中，许许多多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接踵而至、纷至沓来。面对这些矛盾和问题，人们产生各种想法，产生不理解、困惑、疑虑、担忧的情绪是十分自然的。再加上社会上残留的旧思想、旧观念和外来思潮的影响，思想上的混乱和问题可能会更多。思想政治工作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我们愈是改革开放，愈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愈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愈能促进改革开放。”[3]但要明确的是，“加强”是体现在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两个方面的，是体现在两个方面的“结合”上的。真正把“结合”这篇大文章做好了，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得到加强。比如，过去大家的生活水平差不多，而现在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城乡之间的差距拉大了，绝大多数群众解决了温饱，一部分群众富裕起来，可还有一部分群众没有摆脱贫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未来的走势又如何？我们怎样实现共同富裕？我们不仅要向群众讲清楚这些问题，而且还要制定政策、采取措施，帮助贫困地区的群众尽快脱贫致富。这样，群众才能信服我们所讲的道理，思想才能统一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再比如，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调整经济结构，必然使没有销路的老产品淘汰，效益不好的产品转产，一些资不抵债的工厂破产，由此也必然带来一部分职工下岗待业问题。这是新形势下的新问题，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和议论是正常的。针对这些想法和议论，我们要讲清问题的来龙去脉，讲清其中的道理，同时也要采取建立再就业服务中心、下岗职工再培训、就业咨询等具体措施，帮助下岗职工尽快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减少各种阻力，赢得广大职工对调整经济结构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解和支持。总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思想问题多、实际问题多，而在于如何把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做到了这点，再多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也不可怕，思想政治工作也一定会为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创造一个良好的思想政治环境。

    三

    如何坚持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

    首先，要深入群众，了解群众，围绕群众关心的“难点”、“热点”问题做工作。一般来说，在群众关心的“难点”、“热点”问题中，既存在着与他们切身利益相关的实际问题，也存在着大量的思想问题，因此应当成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思想政治工作同党的其他工作一样，要贯彻群众路线，坚持群众观点，深入群众，了解群众，关心群众。不深入群众，不了解群众，不知道群众关心的“难点”、“热点”问题，既谈不上解决思想问题，也谈不上解决实际问题，更谈不上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在这个问题上，要克服浅尝辄止、浮光掠影、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也要克服惧怕矛盾、回避问题、躲离群众的消极畏难情绪。前者，会因看不到群众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而无所作为，后者，会因害怕群众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而同样无所作为，两者都是放弃思想政治工作职责的表现。因此，深入群众的工作作风和迎难而上的精神状态，对于坚持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具有前提性和基础性的意义。

    其次，要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说把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并不意味着对群众提出的一切要求不加区别地予以满足，对所有存在的实际问题不加分析地立即解决。如果这样，那就是迁就迎合，就是当群众的尾巴，就是放弃引导、放弃工作、放弃职责。实际上，这既背离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同时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我们当然要关心群众生活，倾听群众的呼声和要求，但也要看到，有些问题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是历史积累下来的，解决起来要有一个过程，要具备一定条件。不讲时间和条件，不顾客观情况，不分轻重缓急，要求一切问题一起解决，既不现实，也无可能。科学的态度应当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能够解决的问题要马上解决，绝不能拖延；不能马上解决的问题，也要向群众讲清楚，并积极创造条件加以解决。而且，解决实际问题也要有个轻重缓急，哪些是雪中送炭的问题，哪些是锦上添花的问题，哪些是迫在眉睫的问题，哪些是优先考虑的问题，哪些是可以缓缓的问题，都要有合理的安排。群众是通情达理的，只要我们是真心实意地为群众办实事，就一定能够赢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这样，也才能做到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才能使思想政治工作做到家、做到位。

    最后，要带着感情去做思想政治工作，也就是说，要对群众怀有深厚的感情。群众的疾苦能否得到真正的关心，群众的实际问题能否得到真正的解决，关键是对群众是否真正有感情。有无感情，对群众的立场、态度大不一样，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效也大不一样。带着感情做思想政治工作，就一定会联系群众、深入群众、关心群众，不仅能够及时了解群众的思想问题，而且能够看到思想问题背后的实际问题；不仅能够耐心细致、体贴入微地疏导群众情绪，解开思想疙瘩，而且能够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地帮助群众解决面临的实际问题。如果对群众缺乏感情，那么必然对群众的实际问题漠不关心、视而不见、麻木不仁，对群众的思想问题也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了解得不深不透，做起工作来也只能是隔靴搔痒、软弱无力，没有多大实效。湖北武汉市信访干部吴天明可以说是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坚持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的典范。在信访工作中，他每天都接触到群众的大量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对于这样、那样的思想问题，他热情地加以疏导和解释；对于这样、那样的实际问题，他及时督促有关部门认真解决，甚至自己直接去办，而不是一听了之，一推了之。何以如此？就在于他做思想政治工作是带着感情，是把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这是他思想政治工作做得有声有色、成绩卓然的原因，也是他受到群众信任和赞誉，为党争得荣誉和光彩的原因。这一经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当得到发扬光大。

    （原载于《前线》2000年第7期）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把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作为必须遵循的指导原则，强调“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一重要思想也是《建议》开宗立论、贯穿全篇的核心理念。只有深刻领会和把握“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一指导原则，才能学深悟透五中全会精神和《建议》的重要论述、重要举措，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实现“十三五”时期的发展目标。

    唯物史观的鲜明体现

    毛泽东同志说过：“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鲜明地回答了“依靠谁发展、为了谁发展”这一发展中的根本问题、原则问题，彰显了党热爱人民、服务人民、人民至上的立场和感情。

    发展以什么为中心，或者围绕什么中心来发展，涉及的是发展的性质和本质问题，体现和反映的是对待发展的根本立场、根本态度。这是发展思想的核心问题，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决定发展思路、发展决策、发展战略、发展着力点的总开关。只要有经济社会的发展，只要有发展理论、发展思想、发展理念，都会有一个为什么人的根本问题，都会涉及以什么为中心这一发展的性质和本质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五中全会的《建议》把“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为“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的指导原则来着重阐述的原因所在。正是从这个指导原则出发，《建议》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提出以新的发展理念引领新的发展，强调并通篇贯穿了“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这条主线，由此阐释涉及我国发展全局的发展思路、发展决策、发展着力点。可以说，“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所遵循的根本原则，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催生形成五大发展新理念的基础，是引领和推动我国发展全局深刻变革的核心理念。离开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我们就会失去或者偏离发展的方向，就会在发展理念、发展思路、发展决策中出问题、走弯路。由此不难看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对于《建议》提出的“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反映并体现了我们党几十年一贯坚持的唯物史观。众所周知，唯物史观是我们党的理论基石，是我们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世界观方法论。唯物史观把唯心史观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确立了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强调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尽管在几千年的阶级社会中，人民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境地，但人民作为历史的主体地位和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这一点是不可改变的。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人民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历史的主动性和自觉性空前焕发、极大增强，人民主体地位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更加显现、更加重要。《建议》强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指导原则，正是源于并牢牢立足于我们党的唯物史观这一理论基石，鲜明地体现了我们党所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当家做主，追求美好生活的客观现实和美好愿望。

    由党的性质宗旨所决定

    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为指导原则，也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宗旨所决定的，体现了党的以人为本、执政为民、造福人民的执政理念和价值追求。自有人类社会发展以来，发展从来都是和人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是为少数的人的利益还是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是重要的分水岭、重要的本质区别。我们党既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是党的宗旨。这是党的立党之本，党的本质特征、政治品格和政治优势。党的性质宗旨决定了无论在什么时候，也无论环境条件、形势和任务如何变化，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这一根本原则是始终不变的。可以说，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都是围绕实现人民利益而展开的，因此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也是始终不渝、坚定不移的。党的90多年的为人民群众谋福祉的奋斗历史充分说明了这点。革命战争年代是如此，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时期，也同样是如此。我们干革命、抓建设、搞改革，尽管任务不同，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工作导向也自然要以人民为中心、以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中心，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须臾不可偏离。显而易见，在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无可置疑、不可动摇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致力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前后制定和实施了十二个五年计划和规划，具体的计划和规划因历史时期的不同而有差异，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则是贯穿其中的主线。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群众聚精会神谋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国际地位大幅提升，这样的历史进程和巨大的发展成就，显然是和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分不开的，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以人为本、执政为民、造福人民的价值理念，体现了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和优越性。同时也说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发展领域取得发展成就的成功之基、制胜法宝，是重要的历史经验，在“十三五”时期，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攻坚克难，赢得发展新优势，开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

    实现党的执政理念与发展规律新认识的高度统一

    五中全会《建议》明确提出“十三五”时期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习近平同志在《建议》说明中指出：“这五大发展理念，是‘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也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发展经验的集中体现，反映出我们党对我国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五大发展理念，并把它和“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一指导原则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既表明我们党坚定不移地践行党的性质宗旨和执政为民的价值理念，同时又反映了时代发展的新要求，人民群众的新期盼，实现了党的执政理念与发展规律新认识的高度统一。

    发展思想、发展理念是历史的、具体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发展实际、特征、矛盾和问题也都不尽相同。我们党总是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立足发展实际、发展特征、发展问题，适时提出相应的发展思想、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到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到坚持科学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到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我们党的发展思想、发展理念随着发展实践的深化，不断发展变化、不断深化提升，引领和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一指导原则则是始终不变的。这是贯穿不同发展阶段、发展时期的一条鲜明主线。它涉及的是党的性质宗旨、党的执政为民理念、我们国家的社会制度和价值取向，是不能变、也不会变的。这种“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体现了党的发展思想、发展理念上的继承与创新，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

    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国际国内环境、条件、任务、要求发生新的变化。我国经济正处在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坐标方位上，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任务艰巨繁重。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7800美元左右，处在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迈进的历史进程中，必然面对经济体制、发展模式、增长动力、产业结构、社会结构等一系列的转型升级问题。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较为突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经济社会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困难，消除贫困任务艰巨，人口老龄化加快，自然资源紧缺、环境污染严重以及消极腐败现象多发等。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既是发展的难题和瓶颈，也是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受到老百姓和全社会的极大关注，集聚着人民群众的所思所盼、所急所需。正是从这样的实际出发，《建议》就“十三五”时期的发展规划谋篇布局，着力在优化结构、增强动力、化解矛盾、补齐短板上取得突破性进展，提出“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发展理念。这既是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的需要，同时也积极回应了人民群众的诉求和期盼，突出了人民群众关心的国计民生等热点、难点问题。显而易见，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是我国客观现实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必然产物，是深深植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之中的。因此，坚持、落实好“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就是坚持、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一指导原则。“十三五”时期，我们必须按照《建议》要求，坚持创新发展，注重解决发展动力问题，推动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坚持协调发展，注重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着力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坚持绿色发展，注重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建设节约资源和环境友好的美丽中国；坚持开放发展，注重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进一步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坚持共享发展，注重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不断增进人民福祉；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可靠的基础和提供坚强有力的保障。

    （原载于《经济日报》2015年12月16日）

    解放思想的真谛在于实事求是

    生活中常见这样的事情：使用同一个名词、概念却有不同的理解、解释，甚至大相径庭，截然相反；由此对社会生活、社会现象的认定和评价也自然是不相同的，以致彼此对立。在改革开放问题上是如此，在解放思想问题上也是如此。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为了进一步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我们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冷静地思考过去，思考未来，在经济领域积极进行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工作；在政治领域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新闻、出版、理论、文艺等意识形态领域执行“一手抓整顿，一手抓繁荣”的方针以及开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和教育……这些基本方针政策是针对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的问题提出来的，是实事求是的，是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政策。两年多的实践表明，贯彻落实这些基本方针政策，不仅使我们经受住了国际国内严峻形势的考验，克服了巨大的困难，促进了我国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各项事业的进步，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和人们的思想解放。然而，正如改革开放面临着一些非议和怀疑一样，在解放思想问题上也遇到一些责难和疑虑。有人认为我们放弃了解放思想的原则，失去了思想解放的锋芒，意识形态领域“收了”，并指责我们思想越来越僵化保守。这些思想上的混乱，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党内的一些干部之中，一些不了解情况的国外朋友和友好人士也有类似的疑问。

    这不能不涉及到一个原则性的问题：自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究竟我们是像有人指责和怀疑的那样，放弃了解放思想的原则，采取“收”的政策，变得僵化保守，还是继续坚持了解放思想，而且是更好地坚持了解放思想？

    这里，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理解“解放思想”，“解放思想”的实质是什么，怎样才算是“解放思想”。

    众所周知，“解放思想”是我们党为了解决长期思想僵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来的口号。这个口号具有振聋发聩的力量，空前地激励和振奋了全党和全国人民，推动了人们从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从“本本主义”、官僚主义、小生产的习惯势力、“干和不干一个样”的平均主义中解放出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进一步的结合。可以肯定地说，没有思想的解放，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恢复和确立，就不会有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相继出台，也就不会有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以及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邓小平同志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又说：“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实践证明，如此高地评价“解放思想”的重要意义是恰如其分的。然而必须看到，“解放思想”从来不是孤立、空洞的，不是为解放思想而解放思想，它具有具体的原则、内容和目标。邓小平同志对此曾作过深刻明确的阐述。他说：“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又说：“什么叫解放思想？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决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不能损害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局面。”这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解放思想”是和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联系在一起的，是要求从主观主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以及各种错误思潮中解放出来，实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思想与实际的统一，其真谛就在于实事求是。偏离或背离实事求是的“解放思想”，不是我们共产党人讲的“解放思想”，不是正确的、科学的“解放思想”。正因为如此，我们强调解放思想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反映客观世界发展规律的科学，只有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才能做到实事求是，也才能实现思想的解放。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强调解放思想不能偏离四项基本原则。因为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偏离了四项基本原则，背离了实事求是，自然也就谈不上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所包含的这些要义和原则，一开始就是相当明确的，而且始终没有含糊、动摇过。当然，不必讳言，从一开始，“解放思想”就遇到了各种各样的误解和曲解，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提出并坚持的“解放思想”有明确特定的科学含义。

    如果科学地理解“解放思想”，如果把“解放思想”的实质看作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那么就应当肯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坚持了解放思想，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同样坚持了解放思想。这不仅是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我们多次重申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不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指导思想不变，更重要的是说我们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继续贯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根据国内国际形势的发展和需要来制定各项改革和建设的具体政策。假如我们不是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就不可能正视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的问题，资产阶级自由化严重泛滥的问题，以及“贩黄”、赌博、吸毒、嫖娼等社会问题，就不可能从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引出正确的教训，也就不会有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和教育；“一手抓整顿，一手抓繁荣”；以及“扫黄”、除“六害”等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两年多来，人们看到，国内经济、政治形势不仅很快稳定下来并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而且还适时、稳妥地推出了一些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改革措施，如粮油价格的调整、汇率的调整、房改措施的出台等等。这里既包含着思想解放，同时又推动了解放思想。不能认为僵化保守只能是旧有的，不会有新产生的。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思想观念如果跟不上实践、落后于实践，甚至停滞凝固，就会阻碍实践的发展，也会导致僵化保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和以后都会有这种情况。我们突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形成的僵化观念是解放思想，突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的新的僵化观念同样是解放思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如果不愿意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充实、完善各项改革政策，不愿意正视和解决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那就有可能走入迷津，导致新的思想僵化和保守。从这个意义上看，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从实际出发，针对新问题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本身就是解放思想的产物。问题很清楚，思想是解放还是僵化，关键在于思想是不是合乎实际，主观是不是合乎客观，在于是不是坚持了实事求是。

    既然我们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继续坚持了解放思想的原则，为什么还遇到指责和怀疑？这里既有立场、原则不同的问题，也有认识糊涂的问题。

    就前一个问题来说，只要正视现实，就不能不承认在一些人那里，资产阶级自由化和解放思想从来是相混淆的，是不同词句的同义语。这些人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或隐晦或公开地宣扬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和腐朽没落的价值观念。在他们的眼里，只有否定和取消党的领导，否定和取消社会主义道路，总之一句话，只有否定和取消四项基本原则，才是解放思想，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则是思想僵化保守。从这样的立场和原则出发，他们认为，在经济领域坚持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是僵化保守，主张经济的私有化是“思想解放”；在政治领域坚持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在意识形态领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以及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是思想僵化，而主张“真理多元论”以及民族虚无主义则是“思想解放”。这种式样的“解放思想”，使得是非曲直扭曲了、颠倒了。可以肯定地说，对“解放思想”作这样的解释和理解，已经不是我们共产党人所说的“解放思想”了。这样的“思想解放”，我们党过去没搞过，现在和将来也不会搞；过去受到批评和抵制，现在和将来也仍然要受到批评和抵制。在这样的问题上，我们党从来就没有“放”过，当然也谈不上“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是这样，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也是这样。之所以对客观现实发生如此大的曲解，原因不在于客观现实本身，而在于观察客观现实的人持有一种错误的立场和病态的心理。这很像坐封闭车旅行的人，明明是车在跑，可却以为是大地和树木在跑。

    当然，在看待“解放思想”问题上，除了偏见和曲解以外，更多的可能是误解和认识上的模糊。我们处在改革开放的变革时期，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阶段。改革和建设不仅需要解放思想，而且推动了解放思想。可以说，思想解放的意识和改革开放的意识一样深入人心。人人希望跟上改革和建设的步伐，生怕落后于时代，落后于社会大趋势，变成阻碍改革和建设前进的绊脚石。在“解放思想”问题上，人们投入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和关注，试图通过视野的拓展和观念的转变来推动改革和建设。这种动机、心情和愿望，应该说是好的，是难能可贵的。但也不能不看到，在一些干部和群众那里，“解放思想”被作了片面化、简单化的理解，以为“解放思想”就是“突破”，就是“否定”，似乎突破的越多，否定的越多，就越思想解放。在这种思维定式的引导下，很容易进入思想的“误区”，得出讲“搞活”、讲“破”、讲“民主”就是思想解放、讲“管理”、讲“立”、讲“纪律”就是思想僵化的错误结论。公正地讲，这种思维定式未必少见。这样看待和理解“解放思想”显然是偏狭的，是有害的。在这里，“解放思想”已经失去了科学的意义，处于盲目和随意之中，仅仅被当作标明自己“思想解放”的标签。这样下去的后果可想而知，带来的只能是失误和挫折。要知道，思维的规律必须遵循客观的规律，因此解放思想必须是也只能是实事求是。离开了客观规律，离开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就变成了侈谈，甚至不再是思想的解放，而是思想的禁锢，即禁锢在主观主义、唯心主义的框架之内。始于“解放思想”而至于“思想禁锢”，这是始料不及的，原因就在于“解放思想”偏离了科学轨道，偏离了实事求是。这样的教训已经不少了，是值得我们深思和记取的。

    我们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坚持了解放思想，并不是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得尽善尽美了，相反还很不够，还要进一步强调解放思想。但这和指责、怀疑我们思想不解放、越来越僵化保守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解放思想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这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人们对情况和问题的认识需要不断地深化，不能停滞在某一个阶段；如果停滞下来，就会发生僵化。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的，实践的进程也是不能间断的，原来的情况和问题，认识了、解决了，又会有新的情况、新的问题产生，这是层出不穷的，如果我们的思想跟不上去，也会发生僵化。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尽管我们解决了许多问题，但还有许多困扰我们前进的深层次的问题尚未解决，例如怎样使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问题，怎样搞活大中型企业的问题，怎样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问题，等等。类似的问题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都还有不少。这些深层次问题当然需要创造尽可能多的条件，做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但其中关键的一条，就是进一步坚持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才有可能推动理论和实际的结合，才有可能做到实事求是，最终也才有可能使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

    （原载于《学习与研究》1991年第9期）

    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其中包括50年代后期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提供的教训，以及在总结这些教训的同时实行的拨乱反正和直接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但更为重要的是邓小平同志善于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集体智慧，冲破不利于社会主义更快发展的各种束缚。邓小平同志之所以能做到这点，从认识论角度来说，就在于他以超常的胆识，果断地恢复和发展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一定意义上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前提。所谓思想前提，包括两层含义：一层是时间在先，一层是逻辑在先。时间在先是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相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其他内容和原则来说首先确立；逻辑在先是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贯穿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方方面面，是其他内容和原则的基础和出发点。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可以说，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思想前提，就不会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起点

    理论的发展过程与历史的发展过程是一致的。历史的起点往往成为理论研究和发展的起点。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历史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仅仅是其中一个原则，更重要的在于它是首先确立起来的原则，在于它是推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前提条件。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不可能全面、准确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就不可能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当代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因而也就不可能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众所周知，由于“左”的思想影响，特别是由于“文化大革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遭到粗暴的曲解，理论与实际严重脱节。因此，终结“文化大革命”之后，全党和全国人民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从“左”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重新确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地位，全面、准确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不解决这个问题，不仅不能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同时也不能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然而，“两个凡是”的提出，则以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方式，阻挠、干扰这一问题的解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同志以深邃的洞察力和果敢的理论胆识，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批驳“两个凡是”，并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同志说：“就全国范围来说，就大的方面来说，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这是很重要的。”[4]邓小平同志讲的“很重要”，重要就重要在对待毛泽东思想问题上，我们纠正了生搬硬套的机械式、教条式态度，确立了全面、准确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这个科学态度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科学地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才能全面、准确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也才能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情况紧密结合起来，从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发展毛泽东思想，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其次，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不可能产生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以及一系列现代化建设的方针政策。实践证明，党的思想路线历来是党的政治路线的基础，有什么样的思想路线，也就有什么样的政治路线。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5]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坚决纠正“左”的错误，果断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确立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任务，并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原因固然有很多，但归根结底还在于制定和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假如我们思想不解放，观念还停留在僵化甚至“左”的观点之上，假如我们不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从国情出发，研究国际、国内的新情况、新问题，就不可能面对和解决像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立、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问题。换句话说，就不可能制定符合这个历史阶段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指导全党全国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

    最后，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不可能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集中、概括人民群众创造的新事物、新经验，因而也就不可能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光是中央、省、地、县的事情，“就是一个工厂、一个机关、一个学校、一个商店、一个生产队，也都要实事求是，都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想问题、办事情”。[6]正是基于这样的精神，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解放思想、大胆实践、勇于开拓，涌现出许多新经验、新做法。这些新经验、新做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大量丰富生动的材料。邓小平同志多次讲：“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7]在中共十四大报告送审稿的意见中，他再一次强调：“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报告中讲我的功绩，一定要放在集体领导范围内，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8]毫无疑问，人民群众的实践、智慧、经验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重要条件，而这又要归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支持和鼓励。

    由此可见，正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和推动下，才有可能实现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当代具体实践相结合，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才有可能开辟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才有可能集中和概括人民群众的智慧和经验，也才有可能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起点。

    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起点，也是贯穿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方方面面的精髓。“精髓”的意义在这里是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是一般原则、一般方法，而是根本原则、根本方法，是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涉及的领域很广，论述的问题很多，但无一例外都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出发点、立足点的。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我们党对当代中国基本国情的认识的深化。这一理论的确立，可以说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最突出的成果。过去，我们曾依据本本和主观热情，盲目追求“一大二公三纯”，不切实际地企图很快进入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甚至幻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结果导致了许多“左”的政策和做法，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很大损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客观地分析了我国的国情，作出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和发展程度，规定了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历史阶段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任务。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明确了在这个历史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能照搬外国模式，不能照抄书本结论，而只能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大胆探索，走自己的路。既不能把现阶段必然出现的、应该允许存在的东西加以排斥，也不能超越现阶段把将来才有可能办的事情拿到现在来做，只能脚踏实地，按其固有的规律办事。我们以此为依据，确定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确定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政策，以及其他一系列合乎我国国情、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方针、政策。显而易见，确定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成果，丰富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同时又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

    社会主义社会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一科学论断也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大成果。由于“左”的思想影响，我们曾对社会主义制度存在不少曲解和误解，忽视了发展生产力这个最本质的特征。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我们纠正了“左”的影响，摆脱了对社会主义的种种曲解和误解，实事求是地承认我国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现实，并确立了发展生产力这个主要任务。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9]他据此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他又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这些科学论述，离开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很难理解的。

    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同样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产物。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这一观点逐步得到纠正。后来又改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不提“为主”、“为辅”，这表明了又一次突破。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重要谈话中进一步明确强调，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是重大的理论突破。在这个基础上，党的十四大报告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命题，并把它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不仅是理论上的重大突破，而且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乃至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这一理论的形成则是建立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基础之上的。

    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外部条件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政治保证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战略步骤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的观点，关于实行“一国两制”，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观点等等，可以说无一不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离开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些观点的提出和发展都是不可能的。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之所以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是因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思想基础也就是思想路线、认识路线。任何事情的观察与处理都涉及认识路线、思想路线。认识路线、思想路线的实质是从思想观念出发还是从客观实际出发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是按其固有规律运行的。思想观念是物质世界派生的，是对物质世界的反映。从这点出发，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强调从实际出发的观点，强调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的观点，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观点，一句话，强调实事求是的观点。毛泽东同志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10]不难看出，实事求是触及的是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的关系这个哲学最基本的问题，言简意赅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路线。也正因为这个原因，邓小平同志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11]无产阶级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为己任，因而理所当然要遵循、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即实事求是的原则，理所当然要把实事求是原则作为自己世界观的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6]显而易见，这种概括是历史的真实、是科学的思想。这也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精髓、基本点、出发点的根本原因。

    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推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科学理论。说它具有强大生命力，是因为这一科学理论植根于实践之中，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科学理论的这一本质特征，决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始终要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础。邓小平同志说：“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12]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主观和客观相符合，是个不断运动的过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只要实践在运动、在发展，就存在主观与客观、思想与实际相符合的问题，就存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问题。那种认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可以一劳永逸的观点是错误的，也是不现实的。

    经过反复实践和经验教训的比照，我们已经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然而这仅仅是“开篇破题”，瞻望前景，任重道远。我们会不断地面临新情况、新问题，因而对情况和问题的认识也需要不断地深化，不能停滞在某一阶段。如果停滞下来，就会发生僵化，发生主观脱离客观、思想落后实际的问题。即使是原有的情况熟悉了，原有的问题解决了，还会有新的情况、新的问题产生，这是层出不穷的，因此始终要解放思想，始终要使主观思想跟上客观现实的发展，使认识合乎实际，也就是始终要实事求是。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13]历经十五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经验，但应当清醒地看到，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我们仍然有许多未被认识或基本上未被认识的领域和规律，仍然有许多未知的“必然王国”，我们仍然有待于继续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跃进。就目前来讲，我们面前就有不少困扰我们前进的深层次问题，例如，怎样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怎样搞活大中型企业问题，怎样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问题，怎样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问题。诸如此类的问题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都存在，是无法回避的。解决这些深层次的问题，需要创造尽可能多的条件，但最关键的一条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依靠思想的解放和实事求是的原则，这些问题最终是能得到成功解决的，而在问题解决的同时，也必然推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在这里，有必要强调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防止两种错误倾向。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是统一的，而不是割裂的，是一致的，而不是对立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提出“解放思想”的口号，是因为当时“左”的思想禁锢和长期的思想僵化，背离实事求是，导致了思想脱离实际，主观脱离客观，给党和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因此，要确立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推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就必须解放思想，激励和推动人们从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从本本主义、官僚主义、小生产的习惯势力以及“干和不干一个样”的平均主义中解放出来。不难看到，“解放思想”从来都不是孤立的、空洞的，不是为解放思想而解放思想，它具有明确的原则、内容和目标，这就是实事求是。偏离、背离实事求是的所谓“解放思想”，不是我们共产党人讲的“解放思想”，不是正确的、科学的“解放思想”。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强调解放思想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反映客观世界发展规律的科学，只有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才能做到实事求是，也才能实现思想的解放。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强调要注意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忽视、无视解放思想的必要性、重要性，看不到目前还存在着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的现象，曲解、误解社会主义的“左”的现象以及小生产的习惯势力，因而安于现状、因循守旧，不敢开拓进取，结果贻误了时机，干扰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阻碍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另一种是对解放思想发生种种的误解和曲解，把解放思想理解成仅凭主观愿望、热情、意志办事，理解为随心所欲，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甚至偏执地走到离开四项基本原则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道路上去。这样的结果同样是贻误时机，干扰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阻碍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这两种倾向尽管表现不同，但实质是一样的，都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阻碍了实事求是原则的实行。这说明，全面、准确地理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相当关键的，绝不能顾此失彼，更不能彼此对立。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也才能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原载于《求是》1993年第23期）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

    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党的十五大报告作了深刻、精辟的论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必须以发展的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把这个问题仅仅看成简单的学术理论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涉及党的十五大精神能否贯彻落实以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重大政治问题。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是党的十五大的灵魂，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灵魂。如何做到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首先就是要把思想统一到“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这一科学论断上来。而要实现这点，靠质朴的感情不行，靠可贵的热情也不行，必须靠科学的理论认识。不把马克思主义看成发展的学说，不以发展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就很难理解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因而也就很难真正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这应该说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发展的科学，是由它的科学性和实践性所决定的。任何理论，不论正确的或错误的、真实的或虚幻的，都是对社会实践生活的一种反映。但只有正确、真实地反映社会实践发展必然性、规律性的理论才是科学的理论，只有永远同社会实践相统一的理论，才具有永不熄灭的生命活力。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经过长期严谨的科学分析和研究，在揭示自然界、人类社会及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创立的。尽管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创作的产物，渗透着他们辛勤的劳动和才智，但却是排除了主观空想和幻想，始终严格遵循着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构建起来的。像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并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论断，就是在深刻剖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揭示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基础上，经过缜密的科学论证而获得的，绝不是随意想象的主观产物。由于马克思主义来自于实践，把社会发展的必然性、规律性含纳在自己的理论体系之中，因而也就同时把自己的理论体系置于实践发展之中，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难看出，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种品格和特点，在历史上许多其他理论昙花一现并随后销声匿迹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则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历经一个半世纪之久，得到越来越广泛的传播和发展。

    马克思曾经说：“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14]运动变化是客观世界的规律，是辩证法的精髓之一。马克思主义不仅把外部世界看成是发展变化的，而且也把自己的理论体系看做是发展变化的。这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革命性、彻底性，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充满生机活力的原因之一。人们知道，历史上的一些理论家常常宣称自己的理论体系是“永恒真理”、“终极真理”，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仅持明确的反对态度，同时还不止一次地申明和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不是终结了真理，而是为认识真理开辟了道路。1895年恩格斯在总结马克思和他数十年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5]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的精辟概括。可以这样讲，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点。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反对凝固化、绝对化、教条化的倾向，历来倡导用实践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创造的观点来对待他们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就说过：“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6]很清楚，他们明确反对以迷信的态度来对待他们所创立的科学理论，反对把他们的科学原则变成僵化的教条。应该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留给我们丰富理论财富的同时，也留给了我们用发展的科学态度对待他们理论财富的忠告。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也以大量事实说明，只有用发展的观点，只有在发展之中，马克思主义才能得到真正的坚持，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众所周知，列宁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之所以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列宁不是固守马克思恩格斯根据他们当时的情况所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多国同时爆发并共同取得胜利的结论，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研究了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的情况，提出和坚持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一国爆发并取得胜利的论断。实践证明这个论断是科学的，引导俄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同时也说明，这种突破不是背离而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在实践中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正因为如此，我们说列宁主义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新成果。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也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然而它同样不是把马克思主义机械照搬于中国革命实践，而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从而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这条革命道路的具体论述并不见诸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之中，但却是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科学分析中国国情的必然结果，其理论成果便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实践中的运用，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新成果。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相结合的具体实践中，我们有两次历史性的飞跃：第一次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科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问题；第二次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同样科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成功地解决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道路问题。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是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产物，那么邓小平理论则是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产物。邓小平同志一方面告诫我们，老祖宗不能丢，马克思主义不能丢；另一方面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他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邓小平理论之所以具有这样的理论地位和意义，关键就在于它对当前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进行了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就在于它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成功和失误的历史经验，总结国际经验，总结近二十年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鲜经验的基础上，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问题，是我们面临的不可回避的历史性课题，正是对这些历史性课题的科学回答，才产生、发展和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这个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可以这样讲，邓小平理论，不仅是我们指示方向、展示形象的旗帜，而且它的形成又一次成功地说明，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只有在实践中、发展中、创造中才能获得久盛不衰的强大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从诞生到现在经历了一个半世纪以上。在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人们看到所发生的一些实际情况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初的具体设想不尽相同。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历史使命完结了”。其实，不仅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再到实践的事实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预见是正确的，而且社会主义实践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绩，也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指导作用和生命力。毫不夸张地说，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始终没有超出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方向。如果因为在社会主义实践中产生的一些情况与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所预见的不完全吻合，就怀疑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是站不住脚的。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作为算命先生来看待，不能要求他们在当时的情况下对未来社会的一切都论述得清清楚楚、分毫不差，这种态度本身就是非科学的。如同列宁所指出的：“我们并不苛求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者知道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的一切具体情况。这是痴想。我们只知道这条道路的方向，我们只知道引导走这条道路的是什么样的阶级力量；至于在实践中具体如何走，那只能在千百万人开始行动以后由千百万人的经验来表明。”[17]这就说明，马克思主义者的使命不在于机械背诵和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某些词句和个别结论，不在于从中找到现成的答案，而在于联系实际，科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回答所面临的历史性课题。我们说列宁主义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列宁主义在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的历史条件下，为社会主义革命指出了一条正确道路；我们说毛泽东思想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毛泽东思想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的历史条件下，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正确道路；同样，我们说邓小平理论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因为邓小平理论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历史条件下，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出了一条正确道路。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判断马克思主义的标准，不是看背诵多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词句，而是看是否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科学地回答了现实中的重大问题。

    党的十五大报告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这个问题时指出：“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一百多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可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可能预料到的。但是，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却不能不面对这种既广且深的变化，不能不面对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这既是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同时又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和素材。在自然科学领域，随着计算机、生物工程、航天技术、新材料等高新技术的出现和发展，我们进入了高科技时代。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无论宏观世界还是微观世界，无论无机世界还是生命世界，都达到了空前的新水平。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所占的位置越来越重要，业已成为第一生产力，这对人类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正在对整个社会进行着全面的革命性的改造。在社会生活领域，发展变化同样是深刻的。人类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之后，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代世界的主题；资本主义社会在科技革命带来生产力迅猛发展的前提下不仅没有加速崩溃，相反进入平稳发展的时期；社会主义一方面没有像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那样，首先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诞生，而是诞生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另一方面在苏联、东欧发生剧变之后又面临着低潮……所有这些问题的解答是不可能从马克思主义书本中找到现成答案的，我们必须而且只能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加以研究和解决。

    正是由于实际生活的不停变动，历史时代的不断前进，才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才使马克思主义经历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发展阶段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毫无疑问是对不同发展阶段上的重大历史性课题的科学回答，因此不可避免地都带有自己的理论风格、理论个性；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这些理论成果的精神实质、基本原理是一致的，是一脉相承的，它们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我们党创建之初，就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党内的指导地位。经过遵义会议和延安整风，党的七大在总结建党二十四年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并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党内的指导地位。毛泽东思想的创立以及它在党内指导地位的确立，并不意味着我们党要抛弃或贬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党内的指导地位，而是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必须同具体实践相结合，强调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自己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从而更高地举起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以后，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二大、十三大的实践，我们党的十四大，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确立了这一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并提出用这一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这次党的十五大，把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作为大会的灵魂，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灵魂的同时，又把这一理论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写进了党章，用党章郑重地确定下来。同样，这也不意味着我们党要抛弃或贬低毛泽东思想在党内的指导地位，而是强调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我们党在新时期各项工作中的根本方针和中华民族振兴的强大精神支柱，从而更高地举起了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因此，我们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是统一完整的科学体系。对于这一统一完整的科学体系，任何割裂或对立的言行，都是极端错误的、有害的。

    为什么邓小平理论能够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成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关键就在于它把马克思主义看成发展的科学，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这也就是邓小平留给我们的理论遗产的重要内容，也应成为我们学习、实践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方面。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个学风问题。学风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问题。究竟是从本本出发，还是从实际出发，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这是首先要弄清的问题。革命能否成功，建设能否成功，系于此举。早在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就强调：“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并严肃批评那些“以为上了书就是对的”，“开口闭口‘拿本本来’的‘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共产党员’”。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也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正是由于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并形成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因而才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可以说是以发展的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一次成功的典范。现在提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提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心内容是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要以这个成功典范为楷模，就是要发扬这个优良传统。一方面，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另一方面，又要联系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联系各地、各部门、各单位的实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确地回答和解决我们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推动实践的发展，从而也推动邓小平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要知道，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看作发展的科学，以发展的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必然结论。

    （原载于《求是》1997年第20期）

    从重“人治”到重“法治”

    ——关于“依法治国”的思考

    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依法治国”的提法令人关注和重视。这一提法第一次见诸党的重要文献，从重“人治”到重“法治”，只是一字之差，却是我们党对治国方略的重新界定和完善。这一方略的提出和确立，并不取决于个人的意志和主观的好恶，而是有着内在的必然性。

    从现实方面讲，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我们所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为基础，节奏相当快捷，人们交往广泛，不同经济实体有着协同合作的需要，也有着获取各自利益的需要，竞争带来的摩擦、矛盾、冲突难以避免，这就需要法律的规范、调节、引导和保障。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也需要按国与国之间约定的规则和国际惯例办事。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决定了它必须是法治经济。就像体育竞技，没有比赛规则，任何比赛都难以展开一样，市场经济如果没有法律对人们行为的规范和对市场秩序的维护，其结果只能是一片混乱和腐败。显而易见，法律秩序在市场经济的启动和发展中是至为关键的。当然，对法治的需要是由经济领域引发的，但并不囿于经济领域。经济生活的变化也带来了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生活的变化，生产关系某些环节和上层建筑某些方面的变革势在必行。人们的政治行为、文化行为乃至社会行为也有一个严格规范的问题，有一个依法治理的问题。因此，又可以说，依法治国同样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客观需要，在变革时期尤其如此。“依法治国”是政治方略，但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其根源深深植于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之中，这是不言而喻的。

    从历史方面来讲，依法治国则是从以往经验教训中引出的必然结论。“法治”无疑是今天提出来的，但却凝聚着厚重的历史内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社会生活中的重“人治”现象是较为突出的。少数人或个别人说了算的事情普遍存在，人们经常批评的“长官意志”就集中地表现了这点。决策、行事往往凭经验、凭兴趣、凭“想当然”，今天这样，明天那样，这个领导这样，那个领导又那样，朝令夕改的事不能算少。所有这些，大都出于领导人的兴趣或领导人的改变而导致的工作思路、工作内容的改变。比如机构撤了设、设了撤的问题，人员编制增了减、减了增的问题，相同投资项目的确定和相同企业的设定过多、过滥，以致重复建设问题，等等。许多事情的决策，既不走民主科学化的程序，也无章可循、无法可依，随意性很大。更严重的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还会出现目无法纪、践踏法纪的事情，酿成民族的大灾难，最明显不过的就是十年“文革”动乱。由于重“人治”的问题，我们付出的代价很大，损失很多，教训十分深刻。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曾专门就重人治的现象和危害作了精辟的分析，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8]这些论述鞭辟入里、切中弊端。

    社会生活中之所以长期存在重人治现象，成因相当复杂。我们的人民共和国是从“枪杆子里面打出来的”。在革命战争年代，对旧社会的法统、法律、秩序当然要持蔑视、破坏和否定的态度，那个时候，不仅谈不上法制建设和“法治”，相反还要摧毁法制和对抗法治才行。对于我们来说，问题的解决、工作的运行更主要靠命令、指示、决定、决议和政策。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原有“法律废墟”的基础上也着手新的法制建设，但做得远远不够，很多事情的决策、治理和解决仍然习惯于命令、指示、决定、决议和政策，习惯于重人治，领导方式、工作方式、管理方式，没有根据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实现根本的转变。追溯起来，这里有长时间受“左”的思想支配的问题，有残留于社会中的过高推崇个人、拔高个人作用的封建思想的消极影响的问题，有自然经济条件下衍生、形成的过于依赖别人、缺乏自主意识的小生产观念作祟的问题，还有民主政治建设相对滞后的问题。总之，对待重“人治”的问题不能简单化、片面化，应看到背后的历史、现实、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因素。

    依法治国，意味着从重“人治”到重“法治”的迈进。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大跨越，标志着我们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标志着我们领导方式和管理方式从经验到科学，从突出个人到讲求民主的变革。

    重人治也并不是无所遵循、无所依据，应该说它主要靠经验。经验是表层感性的，是变动不居、因人而异的，是不规范、不系统的。凭借经验而来的人治，是人类社会必然经历的阶段，但又是必须跨越的阶段。在生产力不发达，处在自然经济的状态下，经济、文化、科技较为落后，人类社会对问题的观察和处理，大多是依靠日积月累的经验，这其中也包括政治领域的治国问题。当然，这不是说国家的管理没有一些必要的法律，而是说主要靠的是经验知识和经验智慧。然而，当生产力有了较大发展，摆脱了自然经济而进入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经济、文化、科技有了较大进步的时候，人类社会对客观规律性有了较多的认识，对问题的观察和处理则不再停留在经验阶段，而是更多地依靠科学，政治领域的治国问题也同样如此。依法治国，就是对国家管理的科学认识，就是一种科学的管理方式。在国家随着经济现代化而逐步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政治领域的依法治国是必然的发展趋势，因为这是进步的、有效的、科学的现代管理方式。在治国问题上，不是说凭借经验而来的人治没有成功的，古今中外有不少这方面的事例，有的还相当辉煌，但是比照依法治国来说，这毕竟是落后陈旧、弊端较多的管理方式，因而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也就必然要被扬弃。依靠法律治理，国家才能稳定、牢靠，才能长治久安，这是从经验中得出的科学认识、科学方法。所以，我们说从重“人治”到重“法治”，标志着国家管理方式正在从经验走向科学。

    从重人治到重法治同时还标志着国家管理从突出个人到讲求民主的跃进。重“人治”，说到底是少数人或个别人在“治”，不用说，突出的是个人作用。我们当然不能排斥和低估了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在治国方面的作用，尤其要看到其中的佼佼者、杰出者所创造的辉煌业绩，所带来的国泰民安、太平盛世。然而我们不能据此把个人的作用神圣化、绝对化、迷信化，夸大拔高到不适当的地步。在治国方面，个人的力量终归是有限的，作用毕竟是短暂的，即使是佼佼者、杰出者也不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到其中潜伏着问题和危机。人在政兴，人去政息则是其一；没有制约，个人权力膨胀、失控可能导致民族和国家的动荡和灾害则是其二。历史上和现实中的这方面教训应该说是不少的，有的甚至还相当惨重。所以靠个别人、靠少数人的“人治”是靠不住的。而“法治”则不同。较好的、成功的治国法典和规章，不仅会使社会健康运行，国家得到长治久安，而且也会体现民主的精神。依法治国一方面使少数人的特殊权力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又是对多数人权利的认同、承认和保护。也就是说，在治国法律面前，任何社会公民都不能拥有法律之外的权力，同时也不能丧失法律之内的权利。法律不承认特殊的权力、特殊的公民，只承认平等的权力、平等的公民。我们通常说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是这个意思。一部被社会大多数成员认可并遵守的法律，既体现了公民的民主权利，同时又是对这种公民民主权利的保护。民主与法制是一种相依相存、相辅相成的关系，依法治国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标志。

    依法治国，关键在于“治”。这个“治”，至为关键，一字千钧。“法治”不同于“法制”，既包含了法制，又比法制前进了一步，深入了一步。法制仅仅是指法律制度，涉及的是有和没有，完善和不完善的问题。而“法治”的意义则在于，它不仅包含法律制度并以此为前提，同时还指出，有了法律制度不能束之高阁，不能置于一旁，而必须依法行事、依法治理，强调的是见诸行动。这就很具现实性和针对性。相对过去的重“人治”现象来讲，第一步自然是要建立、健全法律制度。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做了大量工作，成绩卓然。民法、刑法、行政诉讼法、公司法、会计法、教育法等涉及各个领域的基本法规法令相继出台，有不少是新设立的，也有不少是修订完善的。这对于过去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现象来说，确实是了不起的事情。但是，问题并没有就此终结。随着无法可依问题的逐步解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则日益突出出来。人们注意到，在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法纪松弛的问题较为明显，一些人把法规法令视为虚设，看成儿戏，违法违规也不以为然、满不在乎，甚至还以“法不责众”加以辩白；人们也注意到，打官司中，托人情、送厚礼、找门路的事也并不鲜见，以致弄出人情与法律、权力与法律孰小孰大、孰轻孰重的讨论；人们还注意到，本来以整饬秩序、执纪执法为职责的有关公务人员，竟然也有一些人无视党纪国法，在金钱的诱惑下，收受贿赂，对明显的违法乱纪现象睁只眼，闭只眼，不闻不问，甚至有的还贪赃枉法、徇私枉法，公然执法犯法。所有这些都说明，有法不依、违法不究、执法不严的问题不是个例，同时，这也使我们明白，建立法治国家，不仅要有完善的法律体系，更重要的是见诸行动，依法办事，依法治理，也就是要实行“法治”。怎样做到“依法治国”？

    首先要有“法治”意识。法治意识源于法治实践，是法治实践的派生物，但法治意识又不是消极无为的，它可以反作用于法治实践，推动法治实践的形成和展开。意识就是一种自觉。有无法治意识大不一样。各种法规法令的遵守和执行，只有在法治意识指导之下才是可能的；而一些法规法令的破坏和违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缺乏法治意识。客观地讲，我们社会中的法治意识是较为薄弱的。不知法而犯法的行为，本身就是法治意识缺乏的表现，一些知法犯法的行为，不能及时得到纠正和惩治，也和法治意识不落实有关。我国的封建社会有二千多年之久，历史上君主至上的政体和思想，造成了我们既缺乏民主的传统，又缺乏法治的传统。当我们民族振兴，迈向现代化的时候，缺乏法治意识同缺乏民主意识一样，成为我们面临的突出问题。这是历史的必然。但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展开，解决这个问题，培育和确立“法治意识”，也就成为我们今天的必然。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以法制建设为重要内容和标志的民主政治建设，应当和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同步协调，不可缺少，也不可滞后，因此在全社会普及法治意识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我们讲要提高国民素质，知法、守法、依法行事是首先要提高的素质；我们讲一个社会要文明有序，知法、守法、依法行事则是最基本的文明秩序。如果我们要把依法治国的政治方略变为现实，真正成为一个法治国家，就应该进一步地抓好“法治”意识的普及和提高，以营造一个有利于法治的优化的思想舆论环境。

    其次要违法必究。建设一个法治国家，真正实现“法治”，违法必究是绝对不能少的。这不仅在于触犯法律理所当然要受法律制裁和伸张正义的需要，而且在于确保法律的尊严。法律和人一样，一旦失去尊严，那就有可能被凌辱和践踏。法律是刚性的，如果触犯了，就一定要受到追究，不能有一点怀疑、讨价、退让的余地。假如“网开一面”，假如“下不为例”，假如“通融通融”，那法律就变为弹性的了。生活中的这类事毕竟是少数的，但对人们的心理冲击是不容忽视的，很容易使耳闻目睹者怀疑法律的尊严和威力。所以，在违法问题上，绝不能搞例外，必须加以追究。职务、成就、人情、亲朋好友、甚至已有的荣誉都不应成为违法不究的托词。在这个问题上，既不能受金钱的贿赂和收买，也不能受职务高低的左右。如果法律的尊严和权威荡然无存，“法治”也只能是一句空话。我国历史上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说法，讲的是“违法必究”，何况我们今天已是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并正在走向“法治”，那么更应该是违法必究，而不管违法者是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法治”。

    最后要执法必严。法治社会的实现，也还要取决于严格执法，一丝不苟。这主要是针对执法者而言的。执法者首先要和一般公民一样，做到遵纪守法，但同时又具有一般公民所没有的特殊职责，那就是秉公执法，确保法律的尊严和权威。这是尤其重要的，否则，再完备的法律也只是纸上的东西，再善良的公民也很难相信和求助于法律。严格执法，是惩治罪犯的过程，但又是最有效的法治意识的推广和普及过程。执法要严，当然要取决于法律本身的严明，可更主要在于执法者的严格自律。对于执法者来说，要求做到知法、守法是远远不够的，还应有更高的道德追求和思想境界。人们通常用“铁面无私”、“刚正不阿”、“执法如山”、“一身正气”来形容执法者也说明了这点。应该说，在执法过程中，遇到各种各样的难以想象的诱惑和威胁是不奇怪的，没有一定的侠肝义胆，没有一定的无私奉献，没有一定的高风亮节，是很难做到恪尽职守、严格执法的。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复杂环境下，金钱、美色的诱惑会更多、更经常，拒斥之后而来的恫吓、威胁也会更多、更经常，因而就更是如此。为什么执法不严、甚至执法不公的现象时有发生，问题主要还不在于经验不足、知识不够、调查不细、一时疏忽，而在于抵挡不住诱惑和威胁，在于立场感情的问题、思想品质的问题。古人说“己不正焉能正人”，“身正，不令而行，身不正，虽令不行”，讲的是严于律己的重要性，这是至理名言。历史上也流传不少包公办案，铁面无私、执法如山的佳话，之所以如此，也在于他把个人的功名利禄，甚至生命置于脑后。当然，时代不同了，简单地援引和比附是不行的，但严格执法，首先在于严于律己这个道理还是适用的。所以执法者的严格自律是至关重要的，而这又要取决于执法者胸中人民群众以及正义和法律所占的分量，取决于有没有私心杂念。道理是浅显易懂的，但真正做到却并不很轻松。

    （原载于《光明日报》1998年3月29日）

    在历史的新起点上继续坚持解放思想

    党的十七大之后，迅速兴起了解放思想的热潮。这个在思想领域和实际生活中不断澎湃发展的解放思想的热潮，可以说是党的十七大精神直接引发和激励的，同时又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的重要举措。毫无疑问，解放思想的步伐，我们从来没有停止和中断过，这是一个和改革开放及现代化建设事业相生相伴、相辅相成的历史进程。然而，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党的十七大所强调的继续解放思想，立足于新世纪新阶段的历史条件，因而必然具有特殊的时代特征和意义。这个特殊的时代特征和意义，就在于我们今天所讲的解放思想是继往开来、站在历史新起点上的解放思想，其中既有一脉相承的历史继承性，又有着与时俱进的鲜明特点。具体地说，有以下几点：

    一、政治优势的继承和发挥

    党的十七大报告开宗明义，把继续解放思想作为十七大主题的重要内容和要义，明确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号召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显而易见，解放思想具有至关事业兴衰、决定大局成败的关键意义。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就在于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内在要求，是我们特有的政治优势。毫不夸张地讲，没有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没有我们这个特有的政治优势，就不可能有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开启，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不会有一系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更重要的还在于，面对党的十七大确立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主题和实践主题，面对新世纪新阶段、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必须进一步增强和提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坚定性和自觉性。因为，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发挥我们特有的政治优势，既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的客观需要，同时也是其重要的思想政治保证。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思想基础，是我们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和灵魂，也是我们党特有的政治优势。任何事物的观察与处理都涉及认识路线、思想路线问题。认识路线、思想路线的实质是从思想观念出发还是从客观实际出发。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是按其固有规律运行的。思想观念是物质世界派生的，是对物质世界的反映。基于这样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必然强调从实际出发，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强调思想认识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一句话，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邓小平同志曾精辟地说过：“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12]要强调的是，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主观和客观相符合，是一个不断运动的过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只要实践在运动、在发展，就存在主观与客观、思想与实际相符合的问题，就要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是不以人的意志和愿望为转移的，是客观存在的问题。以前有解放思想的问题，现在有解放思想的问题，将来还会有解放思想的问题。那种认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可以一劳永逸的观点是错误的，也是不现实的。毋庸讳言，经过努力和探索，我们已经找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但这仅仅还是“开篇破题”，瞻望前景，任重道远。历经新时期近30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积累了弥足珍贵的丰富经验，创造了中外发展史上的奇迹。但是要看到，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我们仍然有许多未被认识或基本上未被认识的领域和规律，仍然有许多未知的“必然王国”，我们仍然有待于继续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跃进，甚至可以说，面对未来，未知的还远远大于已知的。我们会不断地面临新情况、新问题，对情况和问题的认识也还需要不断地深化。如果中断和停滞下来，就有可能发生僵化，发生主观脱离客观、思想落后实际的问题。即使原有的情况熟悉了，原有的问题解决了，还会有新的情况、新的问题产生，这是层出不穷的过程。因此，必须始终要解放思想，始终要使主观思想跟上客观现实的发展，使认识合乎实际，也就是始终要实事求是。所以，把继续解放思想作为党的十七大的主题内容，这既是思想理论发展的逻辑所致，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成功经验的历史启示

    俗话说，知史可以知兴替。面对近30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得到很多成功经验的历史启示，而坚持解放思想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历史启示之一。新时期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部实践和全部理论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从实践方面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是我们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的可靠思想保证。我们之所以终结十年“文革”、否定“两个凡是”，实现全党全国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伟大历史转折，确立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总政策，原因就在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之所以实现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化，实现封闭半封闭状态向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转变，原因也在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政治体制改革，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文化体制改革，再到社会其他领域的方方面面的改革，原因还在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们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大幅提升，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同进步、硕果累累，实现从贫困向温饱、再从温饱向小康的两大历史性跨越，原因同样在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新时期近30年的历史无可辩驳地说明，我们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每一步跨越，每一个成就，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催生和引导的结果。再从理论方面看，我们讲的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这一个接一个的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同样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产物、理论结晶。可以这样讲，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和推动，就不会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当代具体实践的结合，就不会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不会有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创立和形成，不会有党的十六大以来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战略思想和理论创新成果的产生。无论是实践领域还是理论领域，所有这一切成果，无一例外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必然结果，都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依据、为基础的。因此，解放思想作为我们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宝贵经验和成功之道，必须坚定不移、一以贯之地加以坚持。这就是党的十七大突出强调继续解放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清醒的辩证思维意识

    我们已经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历史新起点的一个基本含义，就是把以往的历史作为基础、作为前提、作为新的起点。因此，在历史新起点上强调解放思想，也就自然反映了我们对待以往历史的清醒意识和科学态度。这里有三层含义：一是辩证清醒地看待以往的历史成就；二是辩证清醒地看待以往的历史经验；三是辩证清醒地看待历史进程中流行的一些观念，既要破除旧的思想束缚，又要防止新的思想束缚。

    从第一点来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从解决温饱问题到总体小康，我国的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四位，进出口贸易跃升世界第三位，外汇储备已居世界第一。面对一个个骄人的业绩，一个个巨大的成就，是止步不前，还是继续前进，这里就有一个解放思想的问题。历史成就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从绝对的角度说，历史成就辉煌，实实在在，不容抹杀和否定；从相对的角度说，历史成就是说明过去的，不能代表未来，只是走向未来的起点；和自己的纵向比，是历史成就，和更先进发达的横向比，又有不少差距；而且再大的历史成就，也会有不足和缺陷存在。问题不在于历史成就，而在于对待历史成就的态度。历史成就令人自豪，可以鼓舞人心，激励斗志，坚定信念，催人奋进，但如果不能正确对待，也可能成为历史包袱，使人沉溺于成就之中，看不到问题和差距，看不到山外有山，楼外有楼，陶醉于安逸，骄傲自满、故步自封、墨守成规。人们常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其实，成功之后不思进取，安于现状，也会导致落后失败。福兮祸伏，居安思危，警钟长鸣，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面对历史成就，就有一个从历史成就中走出来的问题，不能把历史成就变成历史包袱，把我们的思想束缚起来，导致新的思想禁锢，因此要继续解放思想，始终保持清醒的辩证思维的科学态度，避免只见成就不见问题，只见辉煌不见差距，只见当下不见未来，谨防骄傲自满，小富即安的不良思想和情绪，查找差距，寻找不足，争取更大成就。

    从第二点来说，历史成就的取得源于历史的成功经验，这是不成问题的。但问题是如果不能正确对待历史经验，把历史经验神圣化、绝对化、简单化，看不到实践的发展，条件的变化，不能用发展的历史的眼光看待历史经验，不能结合发展了的实践，变化了的条件，创造性地、具体地、灵活地运用历史经验，就很容易形成新的思维定式，不顾实践的发展、不顾条件的变化，照抄照搬、照套照用以往的历史经验，其结果就会走向新的思想束缚、新的思想禁锢，使我们在发展的实践面前碰壁。比如，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为了招商引资，吸引国外的企业和资金，我们制定一些财税优惠政策，这是必要的、正确的。但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我们就要实行内企外企财税一致的公平政策和法规，而不能再固守以优惠的财税政策吸引外商外资的做法和观念，因为这已经落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不符合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原则，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发展。再比如，在改革开放、加快发展的一定时期内，我们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也是必要的、正确的。但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特别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不平衡、不协调问题突出出来，出现了日益明显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因而我们的政策和观念就不能固定不变，必须有所突破和发展，在强调发展效率的同时，更多地关注公平；再比如，针对经济文化落后的现状，我们强调快速发展、加快发展、跨越式发展，突出GDP总量指标也是必要的、正确的。但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资源、环境的问题凸显，人与自然的矛盾、经济与社会的矛盾、国内发展与国外发展的矛盾日趋尖锐，因而就要特别强调好字优先，又好又快的发展，强调科学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把发展的速度和效益质量统一起来，而不能单纯地追求发展速度、发展总量。总之，随着实践的发展，情况变了，条件变了，我们就要随着变化了的情况和条件，适时调整充实我们的政策和措施，不断更新改变我们的观念，而不能墨守成规、一成不变，还滞留和固守在发展的实践面前已经变得不合时宜的政策、措施和观念。所以，面对历史经验，我们也要继续解放思想，始终保持清醒的辩证思维的科学态度，让思想跟上发展的实践和变化了的环境，防止坠入思想僵化的窠臼。

    从第三点来说，新时期的历史进程，是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也是不断解放思想的历史进程。但有一种历史现象引起人们的重视和警觉，那就是在破除旧的思想束缚的同时，也要谨防坠入新的思想束缚，在反对和抵制一种不良错误倾向的同时，也要防止出现和走入另一种不良错误倾向，要清醒辩证地看待社会上流行的一些思想观念。解放思想是针对思想束缚而言的。思想束缚从思想认识的角度讲，就是把某种观念简单化、极端化、绝对化，缺乏科学的态度，失去理性分析，偏狭地执于一端。比如，我们破除对领袖人物的个人崇拜，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误区，破除把社会主义等同于计划经济、把资本主义等同于市场经济的错误思想，其实质就是要从这些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但要强调的是，旧的思想束缚破除了，如果缺乏全面辩证的思维方法，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盛行，就有可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形成新的思想束缚。比如，我们破除了夜郎自大、闭关锁国的封闭意识，对外开放，必然要睁开眼睛看世界，吸收借鉴国外一切先进优秀的文明成果，这是必要的、正确的；但有的就简单片面地认为外国的一切东西都是好的，对外来的东西不加分析和甄別，盲目地推崇和顶礼膜拜，从而走入另一个极端，坠入新的思想束缚；再比如，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要审视和破除我们传统文化中阻碍商品经济发展的封建思想和小生产意识，这是必要的、正确的；但有的就作了简单片面的理解，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否定我们的传统文化，认为我们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漆黑一团，一无是处，结果坠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极端，形成新的思想禁锢。再比如，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要学习借鉴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做法，这也是必要的、正确的；但有的就不加分析地简单照抄照搬、机械套用国外的做法和观念，无视和忽视我国的具体国情，有意无意地形成新的思想教条，新的思想束缚。总之，一种倾向往往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如果不是全面辩证地看待问题，就容易在破除旧的思想束缚时，坠入新的思想束缚。因而，我们要在解放思想、破除僵化迷信的过程中，始终保持清醒的辩证思维的科学态度，多一些辩证法，少一些形而上学，多一些唯物论，少一些唯心论，正确对待社会上出现的流行观念，防止片面性和简单化，避免形成新的思想僵化。

    四、赢得未来的制胜法宝

    历史新起点上的解放思想，不仅是指要以辩证清醒的科学态度对待历史成就、历史经验和历史进程中的一些流行观念，而且是指要以思想解放的态度来研究和解决接踵而至的新情况、新问题。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事业都面临许多新课题、新矛盾，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日益明显：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另一方面又面临着发展中的问题，成长中的烦恼。这就是人们通常议论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经济社会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自然资源紧缺、环境污染严重以及消极腐败现象多发等问题。概括地讲，就是发展的科学性、协调性问题日益突出，社会的稳定性、和谐性问题日益突出。正是立足于新世纪、新阶段的新情况、新问题，立足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提出了落实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和理论创新。这些重大战略思想和理论创新，既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产物，同时又要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去贯彻落实。面对新形势新任务，面对新课题新矛盾，书本上没有现成的答案，历史中没有现成的经验，只有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能找到正确解决问题的途径。我们既有许多有利条件，也有不少不利因素，关键看我们工作做得怎么样。而其中一个关键，就在于必须进一步增强和提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坚定性和自觉性。这是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也是推进改革开放、落实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客观需要。所以，继续解放思想，是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走向未来、赢得未来的制胜法宝。

    五、重点是“人的解放和发展”

    解放思想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要有所遵循，是以实事求是为前提和基础的，不是胡思乱想，随心所欲；二是要有所指向，是以推动现实发展为目的，不是为了解放思想而解放思想，不能滞留在观念王国，老在思想领域绕圈子、打转转。从前者来说，指的是人的思想要符合实际，人的主观要符合客观，讲的是人的问题；从后者来说，指的是要首先解决人的思想问题，以解决思想问题为契机、为先导，推动实际问题的解决，推动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讲的也是人的问题。显而易见，解放思想触及的是人的思想问题，顾名思义，是针对思想束缚、思想禁锢而言的，是针对人来讲的。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讲，解放思想的重点和着眼点要放在“人的解放和发展”上。历史新起点上的解放思想，尤其要突出地体现“人的解放和发展”。为什么这样说，这里有四点：

    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原则的要求。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我们今天的中心任务和时代课题，就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因此，历史新起点上的解放思想，就是要围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来展开，就是要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主题，检验衡量的标准就是要看是否有利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看是否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历史新起点上的解放思想，把重点和着眼点放在“人的解放和发展”，应该说，从一个方面体现了“以人为本”原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以人为本”理念在思想领域的贯彻落实。

    二是转变人的发展理念的要求。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要解决的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社会之间、人和自然之间、国内国外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和谐的问题，其实质是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而发展方式的转变首先要取决于发展理念的转变和提升，也就是先要从思想上解决“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问题。因而历史新起点上的解放思想，必须把重点和着眼点放在人的发展理念的转变和提升方面，从人的发展理念入手来解决发展道路、发展效益、发展模式等问题，从而最终解决“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这个基本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人的发展理念的转变和提升，也就不会有发展模式、发展道路、发展效益等问题的解决。只有人的发展观念是科学的、全面的，才会有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全面发展。

    三是提高人的素质的要求。国内国外的经验都说明，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人的素质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也必然要求历史新起点上的解放思想，要把重点和着眼点放在“人的解放和发展”上。谁都知道，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带来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资源能源紧缺的问题日益突出，污染排放问题日益突出，环境压力问题日益突出。那种只讲速度不讲效益、高耗能、高污染的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走到尽头。拼资源、拼能源、拼环境的发展模式，空间越来越小、越来越窄，没有出路。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社会，要求必须把发展的重点放在人的素质的提高和科技进步上。这是党的十七大报告着重阐述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可以说，我们发展的眼光要从外部回归人自身，向人的智力、知识、素质要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要发展的空间、发展的速度、发展的效益。把发展的重点从外部移到人自身，移到提高人的素质，移到依靠人的智力、科技、知识方面来，无疑是人的发展观念的重大转变，因而也必然成为历史新起点上的解放思想的重要内容。

    四是激发和发挥人的活力和创造力的要求。解放思想，归根结底是要把人的活力、创造力、各种潜能和聪明才智焕发出来，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事是靠人干的，经济是靠人来发展的，社会是靠人来推动的，现代化是靠人来建设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靠人来实现的。离开人，离开人才，离开人的积极性、创造性，一切都无从谈起。人是一切资源中的第一资源，是一切财富中的最宝贵的财富，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最能动的因素。解放思想，就是要通过人的思想解放，使人敢想敢干敢闯，摒弃和破除一切束缚人、束缚人才的旧体制、旧机制和不合时宜的做法，最大限度地把人的积极性、创造性调动和发挥出来。事以人兴，只要我们解放思想，把人的活力和创造力激发和焕发出来，让创造的活力像泉水一样喷发和奔涌，就一定会战胜和克服一切困难和风险，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

    总之，无论是从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讲，还是从转变发展理念、提高人的素质、激发和发挥人的活力和创造力的角度看，都要求我们历史新起点上的解放思想，要把重点和着眼点放在“人的解放和发展”这一点上。

    （原载于《前线》2008年第3期）

    解放思想是我们特有的思想政治优势

    党的十八大报告开宗明义，把解放思想作为十八大主题的重要内容和要义，“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解放思想”列于之首，足见其至关重要性。的确，在新的历史条件和起点之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不仅关乎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关乎建成全面小康的奋斗目标和我国现代化进程，更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大业。

    再认识、再升华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不断深入，不断提高，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要原则。人们对于解放思想的认识，亦同此理。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30多年中，特别是近来的十年中，我们对于解放思想必要性、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化和提高。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又一次作了深刻阐述，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是科学发展观最鲜明的精神实质。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这清楚地表明，解放思想具有至关事业兴衰、决定大局成败的关键意义，是坚持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法宝。事实也的确如此。党的十八大报告回顾总结了我们过去五年乃至十年的奋斗历程和历史性成就。这十年，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第一，世界第一大贸易出口国、第二大贸易进口国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国、第五大对外投资国和最大的新兴市场，人均5400多美元，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大幅提升。面对历史性成就，毫无疑问，经验是多方面的，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则是其中具有根本性质的重要原因。不仅这十年的实践说明这一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30多年的实践同样说明了这一点。我们之所以终结十年“文革”、否定“两个凡是”，实现全党全国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伟大历史转折，确立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总政策，原因就在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之所以实现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化，实现封闭半封闭状态向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转变，原因也在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政治体制改革，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文化体制改革，再到社会领域的管理创新和建设，所有方方面面的改革和发展，原因还在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们实现了从贫困向温饱、再从温饱向小康的两大历史性跨越，正在朝全面小康的奋斗目标迈进，原因同样在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此同时，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也不断深入推进。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我们党实现了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不断开辟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这一个接一个的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也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产物、理论结晶。包括近十年在内的新时期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无可辩驳地说明，每一步跨越，每一个成就，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催生和引导的结果。所有一切成果，无一例外都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依据、为基础的。历史和实践反复说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因此，解放思想作为我们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宝贵经验和成功之道，必须坚定不移、一以贯之地加以坚持。正因为如此，解放思想成为党的十八大主题的重要内容和要义，这既是思想理论发展的逻辑，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立足中国国情，坚持中国道路

    邓小平同志曾精辟地说过：“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显而易见，解放思想的真谛是实事求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一路走来，一路倡导和坚持解放思想，其核心和实质就是在倡导和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是和实事求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这是我们党特有的思想政治优势，是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因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思想基础，是我们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是按其固有规律运行的。思想观念是物质世界派生的，是对物质世界的反映。基于这样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必然强调从实际出发，强调思想认识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一句话，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还要看到，只要实践在运动、在发展，就存在主观与客观、思想与实际相符合的问题，就要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是不以人的意志和愿望为转移的。因此，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主观和客观相符合，是一个不断运动的过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以前有解放思想的问题，现在有解放思想的问题，将来还会有解放思想的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解放思想，深刻加以论述，其道理也在于这里。

    尤其要重视的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在改革开放30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这既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是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产生的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同时也说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

    如何做到这一点？关键是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所指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必须高度重视和遵循的一个根本问题。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事关全局的基本国情，是我们党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依据。只有正确认识和牢牢把握这一最大国情，并以此为立足点，才能做到主观与客观相符合、思想与实际相符合，才能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也才能防止和抵御主观与客观脱节、思想与实际脱离而导致的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和改旗易帜的邪路的干扰和风险，从而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二是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我们必须正视而不能超越这个初级阶段。正是以此为出发点和根本依据，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在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又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总结形成了弥足珍贵的基本经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不断深化、拓展和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在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指引下，我们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开拓进取、改革创新，创造性地确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有机结合起来，创造性地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创造性地确立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大力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加强社会管理和创新，大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积极贯彻落实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建设创新性国家战略等一系列加快发展的战略，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现代化农业道路、城乡统筹发展道路等等。所有这一切，既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体现。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的主要矛盾没有变，中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增强道路自信，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

    围绕实际工作的重点、难点

    解放思想要以实事求是为前提、为基础，不是胡思乱想，随心所欲；而且还要指向现实，以推动客观世界改造和发展为目的，不是为了解放思想而解放思想，不能滞留在观念王国，老在思想领域绕圈子、打转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映并能动地作用于社会存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重要原理。站在这个立场上看问题，就会明了：实际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其实就是解放思想的重点和难点。换句话说，也就是解放思想要围绕实际工作的重点、难点来展开、来深入。

    经过历史的接力探索，我们已经成功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但瞻望前景，面对实现全面小康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我们依然任重道远。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规律性认识，但仍然有许多未被认识或基本上未被认识的领域和规律，仍然有许多未知的“必然王国”，仍然有待于继续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跃进。特别是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事业都面临许多新问题、新矛盾，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日益明显：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另一方面是面临着发展中的问题，成长中的烦恼。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经济社会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自然资源紧缺、环境污染严重、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等问题接踵而至。这些问题涉及的都是人民群众最直接最现实的切身利益，是人民群众最渴望、最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些新问题新矛盾，书本上没有现成的答案，历史中没有现成的经验，只有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能找到正确的出路。我们既有许多有利条件，也有不少不利因素，关键看我们工作做得怎么样。而其中一个关键，就在于必须进一步增强和提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坚定性和自觉性。这既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人民群众的愿望，更是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目标的客观需要。因此，以改革的思路、发展的办法去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也就必然成为我们解放思想的重点和难点。

    （原载于《深圳特区报》2012年12月11日）

    “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年末岁尾，和各行各业一样，理论界也要盘点梳理一年来走过的道路。回顾2012年思想理论发展的不寻常的历程，人们很容易看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无疑是格外引人瞩目的理论热点、亮点，同时也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取得的重大创新成果。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这种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标志着我们党思想理论上的新发展、新跨越、新觉醒，既是党长期艰苦奋斗的历史结论，又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宝贵经验，既包含着厚重的历史感，又凝聚着全党的智慧；既有着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又宣示着我们走向未来的前进方向。这一理论热点有着以下特点：

    ——“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之所以成为重大理论热点，根源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在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奇迹。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能动反映。理论热点，其实就是对社会现实热点的观照和回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国的发展奇迹凸显了包括道路、理论体系、制度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之成为人们热议的重点。改革开放和新时期现代化建设的30多年，中国从贫穷落后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第一，人均5400多美元，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大幅提升。人们有理由要问，中国在短短的时间内所发生的这种奇迹般的变化，原因在哪里、经验在哪里？引发的议论和讨论自然在情理之中，出版的报刊书籍此起彼伏、目不暇接。这里，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但最具根本性、决定性的因素则是在30多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成功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植根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土壤之中的，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它既是客观发展的历史事实，也是理论的解读和诠释，历史的演进和理论的逻辑是一致的。因此，作为理论热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体系、制度，实际上就是实践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写照，就是理论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有了新的深化和拓展。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其中，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既拓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又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入发展和兴旺发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是个有机整体，相互融会贯通，彼此依存促进，决不能顾此失彼，更不能有所偏废。这是党领导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最鲜明特色。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三个自信”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是对民族命运的理性思考、是对人们福祉的责任担当。

    ——成功创立于历史的接力探索之中。毫无疑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历史进程中成功开创的，但其探索和发展则是和党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史紧紧联在一起的，是和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波澜壮阔的发展史紧紧联在一起的，是来自于历史的接力探索之中。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所指出的：“90多年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并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伟大历史转折，作出了关系中国前途命运的改革开放的关键抉择，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依据新的实践确立了党的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在国内外十分复杂的形势下，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句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不畏艰险、不屈不挠，不断接力探索、开创发展起来的。

    ——立足于中国国情这一最大实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引领我们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实行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成就辉煌、举世公认。这里，最重要的基本经验是从实际出发，科学认识并制定了符合中国基本国情的路线方针政策，确立了正确的发展道路。当代中国的最大实际是什么？就是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正如十八大报告所指出的：“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的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以此为出发点和根本依据，我们党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在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党又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总结形成了弥足珍贵的基本经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不断深化、拓展和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彰显了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高度自觉性和坚定性。

    “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者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开创，不仅说明过去的艰难和辉煌，也昭示着未来的光明和前景。只要我们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就一定能够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就一定能够实现百年来无数志士仁人上下求索、苦苦追求的中华民族的振兴和中国现代化的宏伟蓝图。

    （原载于《深圳特区报》2012年12月25日）

    重提“改造世界观”

    “改造世界观”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是人们所熟识的命题。“熟识”并不等于“重视”，相反，倒容易导致某种忽视。然而，现实生活却使这个被忽视的命题变得越来越突出，不能不令人重提。

    之所以这样讲，是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随着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拓展，人们的意识、视点和行为大多集中在迅急变化的生活上，集中在客观世界的改造上。应该说，这是可喜的。但在某些人那里，由于未能科学地把握“主观世界改造”与“客观世界改造”的辩证关系，结果出现一种很少反思自身，很少变革自身，很少考虑自身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提高的倾向。也就是说，在他们眼里，“主观世界的改造”失落了、遗忘了、排除了，成为可有可无甚至完全多余的事情。而另一方面，就在“主观世界改造”受到忽视的同时，现实生活却在不断地向人们警示这个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经济领域里的收受贿赂、贪污盗窃、克扣斤两、兜售伪劣等行为，以及政治领域里的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现象，无疑和法制的疏漏有关，但背后也有一个思想道德意识的因素，也就是世界观的因素。至于思想领域里的拜金主义、私欲膨胀、唯利是图等观念，毫无疑问更直接反映了思想道德方面的问题，也就是世界观方面的问题。倘若我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注意主观世界的改造，注重思想道德的修炼，可以肯定，社会上的消极腐败现象一定会得到某种程度的遏制和减少，社会空气也一定会得到某种程度的净化。重提“改造世界观”是现实的命题，也是科学的命题。“改造世界观”并不取决于主观意愿的取舍，而是人们实践中不可回避也无法回避的问题。马克思曾经说过，在改造世界的生产活动中，“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19]。毛泽东同志说得更明确，他指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20]这些论述表明，改造世界观是客观存在的问题，而不是人为杜撰的问题。人类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改造客观世界。要改造客观世界就有一个正确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关键则在于人的认识要合乎实际，人的主观要合乎客观。按照客观实际确定人的认识，营造人的主观世界，这就是主观世界的改造问题。不管愿意不愿意，这个问题是任何人也回避不了的。问题的区别仅仅在于，在很长的时间内，出于经济的、历史的、社会的、阶级的等种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人们不仅难以准确地认识客观世界的面貌，而且主观世界的变革、改造、发展也处在一种不自觉和盲目的状态之中。只是到了大工业生产的近现代，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创立之后，人们才有可能摆脱某些主观偏见和某些客观条件的制约，第一次准确地揭示客观世界的面貌，并按照客观世界的面貌自觉地改造主观世界，使认识不断地符合实际，使主观不断地符合客观。我们讲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科学的，就在于它科学地揭示了客观世界的面貌，就在于它要求人们按照客观世界的面貌科学地变革和改造主观世界。应该说，在主客观世界的关系问题上，这是人类思想和实践上的一次重大进步，是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跨越。从这以后，客观世界的改造得到了长足发展，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则在于人们主观世界改造的意识增强了。近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历史足以证明这一点，而我们强调改造主观世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其理由也正基于这点。“改造世界观”涉及的问题和内容很多。改造世界观包括自然观、历史观、真理观、价值观、人生观等的改造，从一般意义上讲，较多地是指人生观的改造问题。人生观讨论的是人为什么活着，怎么活着的问题。这是人生的基本问题，是人生的根本态度、根本观点问题，任何人都不能不面对、不能不选择、不能不回答。由于人生观是世界观的核心问题，具有根本的性质，因而受到人们更多的关注也是十分自然的。

    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问题，可以说是共产党人始终高度重视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经讲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同传统的私有制度彻底决裂的同时，也要同传统的私有观念彻底决裂。毛泽东同志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21]要求共产党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些论述都具体阐述了共产党人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问题。共产党人的先进性、模范性、战斗性不是天赋的，而是世界观、人生观改造的结果。在共产党人的队伍中，数以万计的普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之所以成长为英雄人物、模范人物，其根本途径就在于他们投身革命实践的同时，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不断地实现世界观、人生观方面的升华。共产党人身上的不怕牺牲、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等优秀品质和高尚情操，无疑是世界观、人生观改造的必然结晶。共产党人在改造客观世界方面是严肃认真、卓有成效的，在改造主观世界方面同样是严肃认真、卓有成效的。我们能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取得伟大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取得巨大成就，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和干部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工作，就在于他们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而这一切又是和成功地改造世界观、人生观相联系的。实践证明，改造世界观、人生观，对于推动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对于成千上万人才的培养和成长，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后，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尤其显得重要和突出。这是因为：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拓展，客观世界的改造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这就必然对主观世界的改造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求主观世界的改造尽快地适应客观世界的改造，尽快地掌握和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而另一方面，主观世界的改造又远远不适应或者滞后于客观世界的改造，甚至面临着严峻的局面。这不仅是指科学文化素质亟待提高，更主要是指思想道德领域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滋生和蔓延。值得关注的是，其中有少数党员人生价值观发生严重错位，不是辛勤为民，廉洁奉公，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是把自身的利益放在国家和人民利益之上，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变为与民争利的工具，搞以权谋私。这种消极腐败现象既败坏了党的声誉和威望，同时也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使刚刚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步履维艰。不难看到，主观世界的改造问题，不仅仅涉及到党风和社会风气，更重要的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正因为如此，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多次强调改造世界观、人生观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要“提倡和表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个人服从组织’，‘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22]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也要求“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牢固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在精神文明建设、党的建设、反腐败斗争以及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问题，是一个关键问题和核心的问题。只有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才能在根本上抵制腐败现象的滋生与蔓延。可见，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改造世界观、人生观的问题，不仅不能削弱和淡化，相反，变得越来越突出，越来越紧迫了。

    当然，也要指出，重提“改造世界观”，强调改造世界观的重要性，并不是要人们脱离客观世界的改造，脱离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去“闭门思过”和“面壁修性”。我们讲“改造世界观、人生观”，不仅是指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时候要注意主观世界的改造，同时也是强调主观世界的改造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并密切联系客观世界的改造来进行。从这一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出发，我们很自然要指出，当前重提“改造世界观”，其目的也不仅仅局限于主观世界的修炼和升华，更主要在于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了较好地实现这一目的，在今天的历史背景下重提“改造世界观”，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明确：

    首先，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改造世界观不是盲目的行为，而是自觉的行为。自觉行为的一个显著特征，就在于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科学的理论是反映客观世界发展规律的理论。只有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才能实现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不断协调和统一，才能使改造世界观具有科学的意义和内涵。科学的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就是邓小平同志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博大精深，熔铸着中国的历史、现实和未来，科学地回答了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如何摆脱贫困和愚昧，如何走向富裕、民主和文明，如何以现代化的雄姿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一句话，学习和把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关系到我们民族的盛衰成败，既是我们改造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也是我们改造主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观察和处理问题，才能把握改造客观世界实践的发展大势，也才能澄清和解决主观思想上的种种困惑和疑问，我们的世界观改造才会有正确的标准和方向，也才会避免蹈入“左”的或唯心主义、主观主义的窠臼。

    其次，要以为人民服务作为出发点和立足点。在改造世界观的过程中，要重视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和升华，这是没问题的。但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始终要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人生的最高价值。共产党人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没有任何一党或党员个人的特殊利益。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共产党人之所以赢得广大群众的信赖、支持和拥护，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所具有的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我们党取得执政地位以后，获得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条件，也增加了脱离群众甚至腐败变质的危险。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这种危险会更大。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和借鉴外国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以及优秀文化成果的同时，腐朽没落的生活观念和方式也会乘隙而入；搞市场经济，突出了货币和等价交换的作用，但如果不能正确对待，也容易产生拜金主义思潮和种种腐败消极现象。如果在世界观、人生观方面淡漠甚至放弃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那么就必然导致思想道德的滑坡，导致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及各种卑鄙猥琐行为的滋生和横行。其结果，不仅严重损害精神文明和败坏社会风气，同时也会使市场经济难以拓进。当然，确立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人生观，并不仅仅是共产党人的事情，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人都需要改造世界观、人生观。这是因为，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每个人都置身于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中，面临着大量是与非、美与丑、善与恶的抉择。只有确立为人民服务的正确人生观，才能坚持艰苦奋斗、助人为乐、无私奉献等美德，也才能抵制损人利己、唯利是图、贪污贿赂等腐败现象，为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思想政治环境。这是一通百通、一举百举的问题，因此，在改造世界观、人生观面前，为人民服务理应成为我们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再次，要以自我改造、自我教育为主要方式。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内因。人们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优秀的道德品质的培养，主要靠自我教育、自觉改造。和其他任何事情一样，改造世界观、人生观同样要坚持和体现群众路线，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如果这样说不错的话，那么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理应以群众的自我改造、自我教育为主要方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关系每个人切身利益的事业，必须、也只有依靠广大群众的力量才能完成。改造世界观、人生观的目的在于激发广大群众的热情、智慧、干劲，推动他们全力以赴地投身于现代化建设，因而必须、也只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才能做到这点。离开了群众的参与和支持，只依靠少数人，改造世界观、人生观不仅难以奏效，甚至还会发生偏颇和走入歧途。提倡自我改造、自我教育，除了群众路线的原因以外，还在于这种形式可以收到其他形式不可替代的效果。自我改造、自我教育一般是通过自我实践，从自我实践的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比较中得到教育的。特别是通过自己的错误和工作中的失败挫折来改造世界观、人生观，效果更为显著。在某种程度上，了解自己优缺点的莫过于自己，因此自我教育也就可以做到有的放矢，避免空泛的说教。当然，提倡自我改造、自我教育的方式，并不意味着贬低和取消其他方式的教育。通过思想政治工作，通过课堂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以至批评教育，来促进人们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同样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也应大大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这可以造成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人们自觉地改造世界观、人生观。但这些方式的教育，应当同自我教育结合起来，否则就难以收到理想的效果。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排斥对立的，而是相互融会、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我们不应该顾此失彼。还要指出，在改造世界观、人生观方面提倡自我改造、自我教育，并不说明我们可以采取大撒手、放任自流、任其自然的做法。实际上，思想政治工作的引导责任，理论、文化、舆论的引导责任更加大了。群众的思想觉悟、文化修养、认识水平是参差不齐的，对问题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在这种思想活跃的情况下提倡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尤其需要我们深入到群众当中，体察群众的情绪，了解他们关注的“热点”及产生的问题，从而进行卓有成效的思想和舆论引导。那种把自我改造、自我教育与加强引导对立起来，并放弃引导责任的观点，显然是不可取的。

    最后，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不用说，人人都有改造世界观、人生观的问题，但对于领导干部来说，这个问题无疑显得更加突出。原因很简单，就在于领导干部担负着领导的责任与义务。一方面，领导干部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中处于关键地位，其思想、素质、行为如何，影响辐射面大，直接关系、甚至决定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兴衰成败。另一方面，领导干部担负着教育人、启发人、引导人的工作，其形象如何，威信如何，也直接关系、甚至决定社会教育和引导的效果。显而易见，改造世界观、人生观的问题，在领导干部那里具有更为紧迫、更为特殊的重要性。俗话说：“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我国古代也早就有“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未能正己，焉能正人”的说法。这些讲的都是领导者要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的道理。改造世界观、人生观能否倡行并为群众接受，关键取决于领导者的言行。在一般情况下，领导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主要决定于两条：一条是看你是否为人民作出实绩，是否为民造福；另一条是看你怎么讲，讲的东西是否有道理、有水平、有吸引力。同时看你本身的所作所为怎样，是否依照自己所讲的去行事了。前一条体现的是才干的力量，后一条则是人格的力量。领导者要树立威信，赢得人望，在群众中叫得响，工作乐于被大家接受，没有前一条不行，没有后一条更不行。也就是说，领导干部要讲清改造世界观、人生观的重要性，但更重要的是要率先垂范，带头改造世界观、人生观。周恩来同志曾在《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一文中指出：“如果一方面高谈抗战，大喊士兵要勇敢上前线，但是实际上高级军官临阵不前，甚至化装先逃；这一切的一切，与革命政纲、革命军队的行动都是背道而驰的。这样的政治工作也就不得不变成点缀、凑趣、捧场了。这样的政治工作必然会变成卖‘狗皮膏药’了。”在改造世界观、人生观问题上也同样是如此。假如言行不一，甚至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变成“好处先占，吃亏不干”，那么再讲改造世界观、人生观，群众也是听不进去的，相反会产生反感，认为是骗人的伎俩。可见，在倡行改造世界观、人生观问题上，领导者的言行一致是个关键因素，只要能够既说到，又做到，那么可以肯定，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就一定能够倡行起来。这恐怕是来自于生活的至理名言。

    （原载于《人文杂志》1995年第3期）

    要确立一个世界眼光

    历史不仅说明过去，而且还会告诉未来。回顾改革开放二十年的历程，其中一个重要启示，就是要确立一个世界眼光。要确立一个世界眼光，不要以为是专对涉外部门和学者而言的，也不要以为只是公务官员的事情，在经济趋于全球化的今天，在中国走向世界的今天，应该说这是每一个社会成员所必需的素质。

    世界眼光是对狭隘封闭的短视而言的，简单地说，就是睁开眼睛看世界。这个问题的提出，不是心血来潮，也不是兴趣所致，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是社会发展大势的必然结果。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前，我们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在封闭半封闭的境况之中。这当然有新中国成立之后，面临敌对势力包围、封锁的原因，也有“二战”之后整个世界处于冷战之中的原因，但无论如何也和我们曾经有过的“左”的路线所导致的“关门”思想有关。我们不仅在国内搞“以阶级斗争为纲”，同时也把这种“左”的思维方式延伸到国际事务中去。我们只看到和资本主义斗争的一面，看不到或很少看到和资本主义共处合作的一面；只看到资本主义腐朽丑陋的一面，看不到或很少看到资本主义也有文明先进的一面。这形成了我们眼光的片面化和简单化。对于外部世界，我们很少走出去，也很少请进来。对外部世界的了解，有肤浅的成分，有偏见的成分，有想当然的成分，更多的则是不知道、不清楚的成分。这也难怪，在“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情况下，对于生产建设人们都很少关注，又怎么可能有精力和时间去问津外部世界的事情。那个时候，我们陷在封闭半封闭之中，这是很可悲的，但更可悲的还在于，我们却习焉不察，没有一点自觉，甚至还把有海外关系或与外部世界来往视为大逆不道、里通外国而诛之伐之。不要说有一个世界眼光了，就是谈及此事，也会谈虎色变，避之唯恐不及。当然，在那不正常的岁月，产生和具有这样不正常的心态和做法，应该说是正常的，是不足为怪的。

    不正常的岁月终归要结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一天终于来临了。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启，随着对“文革”的否定，对“左”的思想的否定，我们曾经发昏的头脑冷静下来。在审视和反思历史的基础上，我们承认了自己的落后，并且把“社会生产力”请进了“帅帐”，扶上了“正位”，实现了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的历史性转变。对内，我们实行改革，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传统的集中过多、统得过死的计划经济；对外，我们实行开放，打破旧有的与人少有往来的封闭状态。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在二十年的历程中，我们从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开始，逐渐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实践证明，对外开放是我们强国固本，实现民族振兴的有力国策。二十年过去了，面对开放的外部世界，我们不仅获得了真知，看到了差距，产生了压力，更可贵的在于形成了一种意识，这就是：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世界，因而必须有一个世界眼光。这一朴实无华、近乎常理的认识，我们却历经磨难坎坷，付出艰辛的代价才获得，所以更值得我们珍视。当人类走出原始洪荒之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就从来不是孤立单一的事情，就从来没有离开过世界，这一趋向在近现代特别是随着高科技信息时代的来临而更加突出。谁要离开世界，硬要离群索居、与世隔绝，人为地自我封闭，其结果只能是民族和国家的衰微破败、落后萎缩，直至毁灭。这是任何有民族自尊心、爱国心的人都不愿意看到的。显而易见，在纪念改革开放二十周年的时候，在展望今后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时候，具备一个世界眼光，不仅是必需的，而且是紧迫的。实际上，放眼看世界正在我们社会中确立起来。不要说每天有大量世界信息向我们扑来，也不要说国际的经济文化交往日益频繁和密集，就是我们寻常百姓的言谈举止、衣食住行也有不少是在世界性的眼光下展开的。从麦当劳、肯德基到松下电器，从摩托罗拉到波音飞机，来自世界方方面面的东西，几乎触伸到生活的各个领域。观念上的变化更是如此。看不惯的迪斯科，听不惯的通俗曲，现在则已习以为常；出国潮、外语潮此起彼伏；西装革履、美容美发已成时尚；就是在茶余饭后，谈论完了国内大事也少不了评论一下世界新闻。以往陌生的不再陌生，以往熟悉的也不再熟悉。狭隘封闭的观念，夜郎自大、故步自封的观念正在破除和消退，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个开放的世界眼光。事已如此，何必再谈世界性眼光呢？其实不然。严格地说，就社会大多数人来看，其所具有的世界性眼光还只是停留在生活的层面上，还只具有表层化的特征，这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该更高、更深入地看世界，从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看世界。不但要看世界其他国家的成就和优长，也要看他们面临着什么样的头痛问题。也许现在或者将来，我们可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因此有必要未雨绸缪、意识先行，早一些自觉，早一些主动。之所以这样讲，并不是杞人忧天，也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因为，我们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在吸取外国文明成果、先进东西的同时，也会不可避免地接触到一些消极的东西，也会产生这样那样的社会问题。比如，我们已经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市场经济的模式——这一人类文明的产物，这无疑将有力地推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但在市场经济的发育、发展过程中，会遇到权钱交换的腐败问题，会遇到贫富差别问题，会出现货币拜物教，以及由此引发的卖淫嫖娼、吸毒贩毒等问题。这些问题别国有，我们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我们自然不能因噎废食，以这些问题的存在而拒绝市场经济，但是也不能因为搞市场经济而忽视、轻视这些问题的存在。当然，相同、相似的问题在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社会制度下会有不同的表现，但毕竟也有病症相通的一面。我们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这是迄今为止追求效率和公平相统一的最理想、最先进的社会制度。然而，不能因为我们有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以为可以避免市场经济诱发的种种社会问题。这是不现实的，充其量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要清醒地认识到，由于搞市场经济，就有可能遇到类似西方国家所面临的一些社会问题，又由于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搞市场经济，就有条件、有理由相信，同样的社会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仅会得到遏制，而且会得到很好的解决。当然，问题的解决，不会是轻而易举的，也不会是一蹴而就的，总要待以时日，总要做大量的工作。这其中一个艰苦的工作，就是要有一个至高、至远的世界眼光，了解、洞悉别国的社会问题以及他们的对策，以此启发我们，以此作为借鉴。

    当然，我们讲对外开放，主要是讲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管理经验以及有益的文化成果，这是没问题的。但这不意味着对国外社会问题不予以关注，也不意味着对这些问题采取简单化的拒绝和否定。国外的先进东西，是财富，我们尽可能拿来，因地制宜，为我所用；国外的社会问题，也要加以研究和分析，找出成因，捋清脉络，这同样要因地制宜，为我所用。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化腐朽为神奇”。在对外开放过程中，这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是一个世界眼光视野中的重要问题。“前车之辙，后车为鉴。”应该说它的意义并不比学习外国好的东西逊色多少。

    邓小平同志曾对教育界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其意义应该说并不囿于教育界，每个领域、每个人都应当如此。“三个面向”，我以为是相依相存、不可分割的，但最重要的还是面向世界。没有面向世界，就不可能面向未来，也不可能面向现代化。因为，只有把我们的民族和国家置于世界之中，跟上世界飞速发展的步伐，才有可能改变我们的落后，也才有可能走向未来，走向现代化。我们的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我们时常强调要从悠久的历史传统中汲取营养。在中国走向世界的今天，我们同样要强调从世界范围内汲取营养。这样，我们才能体魄雄健、步履坚实地迈向21世纪，迈向几代人、十几代人久久盼望的现代化。这是全国人民的夙愿，同时也是改革开放二十周年的重要启示之一。

    （原载于《奋斗》1998年第12期）

    主观世界的改造带根本性

    学习科学理论，能否收到实效，关键在于学风是否端正。而学风问题，直接看是指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进一步看，背后则是一个对待整个世界的态度问题。因为世界观是管“总”的，任何重大问题，都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涉及世界观，学风问题也不例外。

    既然学风问题归根结底是世界观问题，那么就必须把解决学风问题和改造世界观联系起来，必须把改造主观世界摆在首位。只有确立科学的世界观，客观地、发展地、辩证地看待世界，才能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客观地、发展地、辩证地看待马克思主义，从而形成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我们的世界观是什么？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因此，在解决学风问题、在强调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时，必须对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进行辩证唯物主义的再学习、再教育。辩证唯物主义是我们观察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们的革命取得成功、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关键是有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我们能够科学地对待马列主义，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创立毛泽东思想，创立邓小平理论，关键也在于有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物质第一、精神第二，精神反作用于物质；存在决定意识，意识是对存在的反映；理论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等等。这些都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常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ABC，但又是不可动摇、千真万确的真理。不要以为这些都是老生常谈，历史上由于学风问题导致的大跟头、大挫折、大教训，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淡忘和背离了这些老生常谈。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中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为什么“文化大革命”结束了还会有“两个凡是”的出现？从认识论角度讲，就是背离了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背离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实践证明，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就必须首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只有学好辩证唯物主义，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正确理解和处理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思维、客观与主观的基本关系，懂得观察和解决问题不能从抽象的原则出发，必须从实际出发；不能用僵化的教条来裁剪、评判活生生的现实，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满足于死记硬背某些个别论断，必须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用中国语言概括，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就是“实事求是”。提倡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学风，说到底，就是提倡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们不仅要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待外部世界，而且也要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待科学理论自身。历史证明，凡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我们的学风就端正，反之，我们的学风就不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又是一脉相承的完整统一的科学体系，都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思想路线、根本原则，作为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出发点、立足点。因此，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同时，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又有不同的历史性课题。这些历史性课题的解决，既不能从书本上找到现成答案，也没有既定的经验可以照搬。因此，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所面对的历史性课题，由此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总之，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就能够做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同时也能够做到坚持和发展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对于当前来讲，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最要紧的是按照党的十五大所要求的那样，做到“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正确分析和解决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原载于《人民日报》1999年4月22日）

    求真务实论

    提出求真务实，毫无疑问是针对弄虚作假、华而不实、浮夸矫饰等不良风气而言的。不能不承认，这种风气确实存在。伪劣产品、虚假政绩、冒牌文凭等制假贩假的现象，屡禁不止，已成为人们深恶痛绝的社会公害。问题还在于这些假东西的滋生蔓延，严重的是这些假东西背后的那股欺瞒蒙骗、弄虚作假的歪风邪气。这种看似无形的不良风气，其危险性、危害性远远甚于那些有形的虚假事物。它不仅是制假贩假、虚假事物衍生的根源，而且腐蚀人们灵魂，污染社会空气，对于共产党人来讲，则极大地损害党的形象，败坏党的风气，直接影响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和奋斗目标的实现。

    疏离和背弃求真务实，可能有多种情况。有的是胸中无数、情况不明，好心办了坏事，从善良的愿望出发却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动机和效果是对立的；有的是作风漂浮，高高在上，不愿意做艰苦细致的工作，虚与委蛇、搪塞应付；有的是沽名钓誉、哗众取宠，干的都是花拳绣腿的事情，丝毫不解决问题；有的则是品质恶劣，瞒天过海、欺世盗名、吹牛贴金、浮夸成性；有的就走得更远了，为了个人的贪欲私利，不择手段、欺诈蒙骗、铤而走险，以至堕入犯罪的泥坑。应该说，情况各异，现象的性质不尽相同，程度也有轻有重，但从思想作风的角度看，都是和我们倡导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与扎扎实实的工作态度格格不入，甚至是背道而驰的。

    求真务实首先涉及的是求真，第一位的是求真。求真是基础、是前提，只有求真，才能很好地务实，务实也才有意义和价值。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求真务实是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联系在一起的，是和党的思想路线联系在一起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精神，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最根本的原则，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派生物，反映并作用于社会存在。因此，主观必须符合客观，思想必须符合实际，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精神。这样的科学精神反映在党的思想路线上，就是“实事求是”。关于实事求是，毛泽东讲的非常明确，“‘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实际上，这就是在讲求真问题。“真”，指的就是客观事物的真相，客观事物的规律。求真，可以解读为了解事物真相，把握事物真相，也可以看作认识和驾驭事物的客观规律。因此，能不能做到求真务实，实质上就是能不能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精神、坚持党的思想路线的问题。只有站在这样的高度看问题，才能深刻认识和领会求真务实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毋庸讳言，历史上我们曾经吃过不少背离求真务实的苦头，人们记忆中的“大跃进时期”就是典型的一例。那时候，一个比着一个放卫星，高指标，瞎指挥，浮夸成风，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结果损失极其严重。这种背离求真务实的惨痛教训，从根本上说首先在于背离了主观符合客观、思想符合实际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精神，背离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了有目共睹的伟大成绩。面对这一举世公认的事实，我们既可以看作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科学精神、坚持党的思想路线的伟大胜利，也可以看作坚持求真务实的必然结果。现在要指出的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科学精神、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坚持求真务实，不是一劳永逸、毕其功于一役的事情。只要时代在发展，实践在前进，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科学精神、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坚持求真务实就不能停顿，就永无止境。实际上也确实如此。我们面临的新情况、新变化层出不穷，新事物、新问题不断涌现。比如，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党的先进性问题，如何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问题，如何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如何统筹兼顾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和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全面协调发展的问题，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知之不多，知之不深，还有很多未知的领域、未知的规律、未解的课题，面临知识恐慌、本领恐慌，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去求其真，务其实。即使是以往成功的经验、成功的做法，也有一个根据变化的实践、新的实践，继续创新发展的问题，也就是继续求真务实的问题，绝不能一成不变，照搬套用，以不变应万变。因此，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对于每一个部门和地区来说，首要的就是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坚持主观符合客观、思想符合实际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科学精神，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开创新局面。

    有求真之心，必然要求有务实之风。求真与务实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有着内在的本质联系，是相辅相成、浑然一体的。要求真就一定要务实，务实是求真的根本保证。但这样讲，并不意味着有求真之心，就会自然而然地去务实，而是说要用务实的作风去实践求真、去保证求真。求真务实，对于共产党人来讲，说到底就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问题。无论是认识世界还是改造世界，无论是改造主观世界还是改造客观世界，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都要付出艰苦的努力，不能只在座谈会、讨论会上讲一讲，也不能只在文件、书本、报刊上写一写，必须见诸行动，见诸实践，真抓实干。也就是说，绝不能述而不做，坐而论道，停留在口头上、理论上，而是必须扑下身子、下大气力，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在这一过程中，会遇到困难和风险；克服困难和风险，是要付出代价的，甚至还要流血牺牲。尤其是我们正在从事为中国人民的幸福和中华民族的富强而奋斗的伟大事业，更会遇到许多前所未有的困难和风险，更需要我们艰苦奋斗、求真务实。我们常讲，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常讲，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人就最讲认真；常讲，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常讲，抓而不紧，等于不抓；常讲，落实、落实、再落实，等等。所有这些，其实讲的都是一个意思，就是务实，就是真抓实干。可以这样讲，能不能务实和能不能求真一样，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以往，我们靠真抓实干的务实作风，解决了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许多困难和问题，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现在，我们面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任务十分艰巨，情况异常复杂，要做许多艰苦卓绝的工作，要解决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要战胜许多新的困难和风险。我们必须始终保持真抓实干的务实作风，坚持讲实话、出实招、办实事、务实效，把工作的着力点真正放到研究解决改革发展稳定中的重大问题上，放到研究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紧迫问题上，放到研究解决党的建设中的突出问题上。

    应该讲，求真务实的道理并不深奥，但要真正实践、真正做好也并不容易。这里，大致讲，有两个障碍，一个是思想上的偏误，一个是利益上的纠缠。从思想偏误方面讲，主要是指受急于求成、急功近利浮躁思想的影响而背离求真务实。众所周知，我们正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几代人梦寐以求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一个雄壮豪迈、激动人心的时代，从事的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宏伟事业。在这样的时代和事业面前，发展是硬道理，是时代的主题，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尤其是历史上的贫穷以及贫穷带来的落后挨打、任人欺凌，更使我们痛恨贫穷，也更加急切地渴望发展。“脱贫致富奔小康”、“抢抓机遇，加快发展”、“率先实现现代化”、“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为官一任，造富一方”等提法和口号，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大干快上气氛的真实写照。思脱贫，谋致富，思发展，谋富强，已成为人们的共识，成为社会的发展大势，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形势逼人、形势催人。然而，稍不注意，形势逼人、形势催人也容易演化为舆论逼人、人人相催，似乎指标越高越好、速度越快越好，人人生怕落后，口号越提越大、越提越高，相互攀比。要看到，我国地域辽阔，发展很不平衡，各地千差万别，各有各的情况，不能搞“一刀切”、“一阵风”。但在相互攀比、人催人的氛围下，就很有可能出现不切合实际的高指标、高速度，出现掺杂水分的失真数字、失真政绩，出现说大话、空话、假话的现象，出现不顾实际、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的浮躁情绪。在一些地方，群众怨言和意见很大的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很多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的。这种脱离实际、追风赶潮的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偏误，不能不说是影响我们实践求真务实的障碍。从利益纠缠方面讲，主要是指个人私利膨胀，不能正确对待功名，在追名逐利的欲望驱使下而背离求真务实。有些人之所以浮夸作假，甚至不择手段地进行欺骗，是和扭曲变形的功名心联系在一起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贪恋和追求个人的一己功名。要承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我们提供了大有可为的历史舞台，也激励我们大有可为。不甘人后、不甘平庸，追求建树、追求功绩，已成为时代的风潮。仅就功名建树来说，不仅无可指摘，还应该倡行和鼓励。但这里又有一个为谁建功立业和怎样建功立业的问题。思想认识不同，立场感情不同，言行和结果也就大相径庭。为党和人民的利益，谋党和人民之功，从这样的立场和感情出发，就会践行党的为人民谋利益的宗旨，脚踏实地，求真务实，吃苦耐劳，丝毫不会去计较个人的功名利禄和荣辱得失。然而，如果想的、追求的只是个人的蝇头小利、个人的荣辱功名，一旦私欲膨胀，就有可能走上好大喜功、华而不实，背离求真务实的道路，甚至不惜损害党和人民利益，搞欺上瞒下、弄虚作假那一套。现实生活中的那些沽名钓誉、捞取个人资本、个人名誉的形象包装、政绩包装工程，既无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又加重财政的负担和严重损害群众的利益，可偏偏屡屡出现，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某些人热衷追求个人的功名利禄而置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于脑后。所以，要真正解决求真务实的问题，真正做到求真务实，除了在认识上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以外，还要从价值观、人生观方面解决好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问题，把人民拥护不拥护、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作为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的出发点和归宿，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摆正个人与组织、个人与群众的关系，淡泊功名，甘于奉献。只要这样认真去做，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就一定能够发扬光大，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就一定能够蔚然成风。

    （原载于《前线》2004年第3期）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7页。

    [2]《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8页。

    [3]《江泽民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第114页。

    [4]《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75页。

    [5]《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76页。

    [6]《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33页。

    [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

    [8]转引自1992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

    [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页、第63页、第116页。

    [10]《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01页。

    [11]《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42页。

    [12]《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23页。

    [13]《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23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8页。

    [17]《列宁全集》第32卷，第111页。

    [18]《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7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94页。

    [20]《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2—273页。

    [21]《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7页。

    [22]《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05页。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