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美国待得太久，既学会了美国人耸肩膀，也学会了美国人的夸张，动不动就“伟大”。但那篇文章确实在欧美史学界形成了一股小小的旋风（这样自夸的话，我只敢对父母说），勒布朗教授给我转来很多信件，尽是赞誉之词，虽然没提“伟大”这两个字，也跟那差不多了。
你说南京方面有不少人踏践我，你不要去听。人最可悲的处境，不是位卑和贫穷，而是自觉自愿地活在别人的语汇里。包括欧美学者对我的赞誉，我也仅仅是知道而已，并不把它往心里听。否则，我在这边无能，在那边“伟大”，我就没法自处；而且，说我无能的，到某一天有可能继续说我无能，还可能说我“伟大”，说我“伟大”的，不同样存在着颠覆的征、象吗？
毁也好，誉也好，让别人去淘神吧，与我本人没多大关系。
我只做我应该做的事，而且在我的能力范围内，把那应该做的事做到极致。
前几天跟芸秋谈论类似的话题，她提到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说有人认为，蒙娜丽莎之所以微笑，是因为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又有人认为，蒙娜丽莎之所以微笑，是因为她发现自己没有怀孕。这两种解说，呈现出两个完全不同的蒙娜丽莎，前一个是贤妻良母，后一个，就可能是偷情的荡妇了。
但不管别人怎样说天说地，与蒙娜丽莎本人和她的微笑，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在消失了自我的地方，才会诞生愚蠢。
其实我知道，不仅南京学者在踏践我，国内史学界，凡知道我的人，大多在朝我身上踹脚。在他们的文章里，常采用“顺手一枪”的战法，不点名地批评“某位学者”不是从黑暗的隧道走到阳光底下，而是从阳光底下钻入黑暗的隧道；如果正面提到我，也只提《南京第十三》，对我后来的研究，从没认真了解过，更没认真对待过。他们这样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我的《南京第十三》受到他们的热烈称赞，而我自己却对它评价极低，并且毅然走上了一条与《南京第十三》的研究方法完全不同的道路，于是我触犯了他们的尊严，也引起了他们的恼怒……
最近我重读了两本书。
一是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封面上，丘吉尔口含粗长的雪茄，虚着眼睛，一脸坏笑。他在笑什么？历史上的那些大人物，永远不会看到个体，个体是他们的泥淖，因此必须越过去，直指对手。对手帮助他们创造人生，成就辉煌。如果没有二战，丘吉尔进入英国史书也难，不可能成为绕不开的巨石，更不会被全世界人挂在嘴上。对大人物而言，对手才是他们最深刻的朋友。
但小人物就不一样了。我读的第二本书，是色诺芬的《远征记》，其中一段，记录两个男人在卡尔杜基安山被抓住，并要他们说出从哪条路跟踪希腊人，“其中一个什么也不说，尽管受到种种威胁，但仍保持沉默，所以，他在同伴面前被杀死了。同伴这才讲了他拒不说出路线的原因：他已结婚的女儿，就在希腊人必定走的那一边”。这段文字表达出的哀婉和爱，每一次读，都让我受到深深的震撼。
我在想，人类的爱和牺牲精神为什么如此动人心魄？那一定是因为太稀少的缘故。稀少不等于没有，古往今来，它被众多小人物演绎着。我这样说，并非要把爱和牺牲精神跟大人物绝缘，不，我没有这个意思，当大人物们最深刻的朋友侵犯自己的祖国，屠杀自己的人民，他们便把祖国和人民握在手上，奋起抗争……他们的牺牲精神，与成就人生的辉煌并轨而行。
我需要做的，是把历史彻底摊开，在那片广阔的天地里，没有大人物和小人物，只有人！这些人地位不同，贫富悬殊，乃至种族和国籍也不一样，但都是人，他们有着人必然会有的、倾向一致的取舍。我既要探讨他们为什么会作出那种取舍，还要探讨他们内心里是否有着相反的选择。
爸，我渴望在探索中去获得新的生命。
对重庆大轰炸的研究，我没有忘记你要我在绝望中寻求“另外的出路”的教诲。我一直在尝试，在努力。难度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因为我很难找到更多鲜活的细节（是的，我又说到细节）。你在信里给我描述了许多，但我需要被细节浸泡，我不是以后来者的身份去回望那段历史，而是要进入那段历史。大轰炸的亲历者，重庆尚大有人在，但麻烦的是——正如我以前告诉过你的那样，所有人都回避细节，他们说出的话，比写在纸面上的还干巴。他们有回避的权利，但集体的沉默，却在客观上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重庆这座在救亡图存的斗争中对中华民族做出过巨大贡献、付出过惨痛牺牲的城市，被严重忽视了。
不知道那段历史吗？知道，但人们知道的，是某年月日，重庆成为陪都；又是某年月日，重庆完成它作为陪都的使命。对大轰炸不知道吗？也知道，但知道的仅限于统计数字，连解放碑以前是精神堡垒，继之是抗战胜利纪功碑，也不一定清楚。
我们曾经说“百年后也不会忘却”，可当它仅仅写在纸上，事实上就是忘却了。
这怪不得民众，只怪我们书写的历史是死的，是不能呼吸的，不能呼吸也就不能进入血液。
何况我们是在比赛着看谁忘得最快。
回避本身，就是对记忆的抗拒。
安伯母依然犯病。我指的是每年从8月初到8月中旬这段时间。我曾经问过一些医生，上个月我去北京开会，还托大学校友的关系（那人读书时到我们家去过，他现在身份特殊，不便透露），请教了一个无任何名声、手段却极其高明的医学专家，结果他说的，跟普通医生说的一样：安伯母在这个时段受到过非同寻常的刺激，找不到刺激源，就很难治好她的病。姐姐也在美国帮忙打听过，说法大致相同。李教授去世后，安伯母在我面前，话倒是比以前多，大伯去世后，她待我越发亲切，亲切到了许多时候把我当成后代使唤——人的有一些情感，是不是要在对方死去之后才能释放——然而她说的，都是平平常常的家长里短，很难与“非同寻常的刺激”挂上钩。
你说她是在距日本投降不到十天的时候突然消失的，也刚好是8月初，我在想，或许是大伯在8月初跟她提出了分手，她悲伤过度，才留下了这后遗症？
可大伯那次为什么又说，她想见的人永远也见不到了呢？这究竟是一个比喻还是实情？
还有一件事。听芸秋说，她爸去看安伯母，无意间发现安伯母脖子上有条长长的、隆起的疤痕（难怪她总是穿直筒旗袍或者高领衣），据说以前是没有的，她自己对疤痕来历的解释，也相当混乱。岳父不相信她的解释，我也半信半疑。你怀疑她自杀过，很可能这是真的。
我会一如既往地照顾她，你放心。我只希望你们照顾好自己。
爷爷居然能一口气爬上中山陵祭堂？像他那么高龄的人能有这么好的精神，在南京城恐怕找不出几个了，这实在让我高兴！大伯去世了，爷爷不再牵挂什么了，他的身体和精神也都变得更好了。
你们还是不愿意来重庆居住，我能理解，但我也还是那句话：什么时候想来，我这边就什么时候给你们买房子。钱的事不用担心，芸秋能挣钱。她的画现在成抢手货了。只是，自己的作品成了抢手货，并不让她欣喜，反而是警惕起来了。在艺术上，她对自我的要求十分严格。她认为，所谓才气，不是一个词，是两个词：才和气。才者华丽，所以逗人喜欢，气者朴拙，所以让人小瞧。但纵观古今艺术史，最终取胜的是“气”而非“才”，因为“气”是内力，是思想，代表了持久和穿越的力量；且有“气”者必有“才”，只是玉韫珠藏，不像单有“才”者那样炫才。芸秋觉得自己有才，但缺少气，因此必须潜心修炼，画越抢手，出手越少。不理解她的人，以为她在培养市场的饥饿感，是经营手段，已经有人这样写文章了，好在她知道“蒙娜丽莎的微笑”，对别人的评说不为所动。
在有些方面，你和妈都要学习爷爷，我每个月打两千块钱给你们，爷爷从来没说过什么，有了钱，他就花，你和妈却老是说不该打钱。尽管我知道你们不缺钱，但叫我怎么办？我不能守在你们身边，你们又不到重庆来，如果连给一点钱都不接受，我简直都不好意思说是你们的儿子了。
你告诉妈，她的担心完全多余，按月打钱，不是我的主意，是芸秋提出来的，而且她开始说每月打三千，我说太多了，用不着，才改为两千的。退一步说，即便是我先提出来，芸秋也不会介意，她不是那样的人。她对金钱的态度，既不像曾祖父他们那辈知识分子，视金钱如粪土（金钱怎么可能是粪土呢），又不像当今的许多知识分子，把挣钱当成目的（这比视金钱如粪土要糟糕一千倍），她知道金钱存在的意义，是让人生活得更自由。
我这样讲，你们别以为我花的钱都是芸秋的，我明白这是你和妈的另一种担心。我自己不是有工资吗？而且你们知道，除吃饭、抽烟，别的我几乎没什么开销，我不打牌，也不爱吆三喝六，不到万不得已，应酬上的事我是尽量避免的。书是买了不少，但学校的书报补贴不仅足够，还用不完。
现在这位校长相当不错，尽管李教授去世后很久他才上任，但他不像先前的校长只把李教授当成古董，他每年都给全校师生发表几次演讲，每次演讲都提到李教授，说李教授之所以能成为大家，秉赋之外，首先是有抱负，有了抱负才有方向，有了方向才知道往哪处使力。有一次他还提到曾祖父。去年他去欧洲转了一圈，回来后深有感触，说在广场、地铁、公园，到处都能看到忘我读书的人群，哪像我们，即便离开牌桌，说的也是牌桌上的事，这很不像话，在大学校园里尤其不像话！因此他特别鼓励读书，让班主任发动学生成立读书小组，给教师的书报补贴，也提高了数倍。
别的事不用担心，倒是爸你对晶晶身高的担心，将成为现实。
已经是现实了。她才多大点儿呀，就长到了1米72。她妈妈有时跟她开玩笑，说晶晶，我们在你头上放块磨礅吧。她嗤一声，说我算啥，我们班有1米85的，也是个女生！个子高并不怕，她总不可能高到天上去，我就是觉得她的成绩太一般了，班上五十个人，她只能排到十五名左右，虽然比以前进步了，我跟她妈妈还是着急。她自己却全不在意，一到周末，就呼朋唤友地到处游逛，街上逛得没趣了，就往电影院钻，并不是对电影感兴趣，而是买票的时候，顺带买瓶饮料，买盒爆米花，舒舒坦坦地坐在影院里，悠悠闲闲地吃喝，据说这也是一种时尚。
现在孩子的身高，已经打破了遗传（有些孩子的父母都很矮，照样蹿到1米80左右），就是这样舒舒坦坦地催出来的。跟政治泡沫、经济泡沫和文化泡沫一样，都是泡沫。这是身体的泡沫。群体性地打破遗传，绝对不是好事情，它意味着对基因的否定。
除了身体的泡沫，晶晶这代人还有人生观的泡沫。
她会随口就给你来一句：“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我沉默。”或者：“你还年轻吗，别着急，很快就会老。”反正是诸如此类的人生格言吧。我知道是从书上捡来的，她却说得格外认真，嫩嫩的脸蛋上做出历经沧桑的表情，弄得你哭笑不得。
有一回，她跟几个同学星期六早上出门，中午也不见人影，找又没法找，急得她外婆直抹眼泪，外公更是不顾麻木的双腿，去街上见人就问，好像所有人都该认识他的外孙女，本来很滋润的白发，一个钟头内就变枯了。在我马上就要报警的时候，她才打来电话，说去了北碚的缙云山，第二天才回。那次她进门我就打了她，她外公朝我发火，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她回自己屋里哭了一场，然后进到我的房间，我以为她是来认错的，结果是给我讲道理来了！她问我：
“老爸，你去过缙云山吗？”
我不明白她的意思，就摇了摇头，她很老练地笑了笑（泪痕还挂在脸上的），说：人生就是这样，许多身边的、容易得到的东西，往往得不到，总觉得既然容易得到，就什么时候都可以顺手取来，不必急的，结果是一辈子的错过。紧接着她又冒出一句格言：
“离山十里，薪在家里；离山一里，薪在山里。”
有时候我想，他们小小年纪，为什么会懂得这么多道理？他们的童真童趣到哪里去了？压力过重，是我们能看得到的原因，有天早上我叫她起床上学，她磨蹭半天才爬起来，说的第一句话是：“唉，要是我像外公外婆，退了休就好了。”除压力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呢？她对人生的道理那么敏感，而且每次都用得恰到好处，这是不是可以证明，某些人生的道理，并不需要尝遍了酸甜苦辣才能获得？是他们把形而上的人生缩得太短，还是我们把它拖得太长？我们是在碰了无数钉子之后才懂得一星半点的道理，他们先把这些道理收入囊中，比照着去指导人生，是不是就用不着碰钉子？
不仅山川地貌和大气环境，不仅社会走向和世界格局，就是人自身，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
其中人的变革最为本质，然而，也正是人的变革让我怀疑。
因为这种变革是平面化的，缺乏深度，也缺乏进步性。
晶晶他们这代人，对日本人多有鄙夷，同学间开刻薄的玩笑，也常拿日本人作比，这实在出乎我的意料。看了几部抗日战争的喜剧片，学了一章抗日战争的历史，就简单地学会了轻蔑和仇恨，这种狭隘令人悲哀。我前面说，大家都在忘却，而轻蔑和仇恨是另一种形式的忘却。但愿这不是悖论。
我研究重庆大轰炸的目的，就如同追寻曾祖母遇害时的情形，希望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照拂和启示，绝不是要人们记住仇恨的。对此，我曾在给小山清水的信里提到过（就是你来重庆时看的那封，日本一家报纸发表了这封信，但我没收到样报）。我对晶晶说：在侵华时期，日本就出现过许多杰出的反战人士，还有日本人参加了八路军呢！你既然喜欢钻电影院，多看看黑泽明和小津安二郎等人的电影，就知道，那个民族跟我们一样，有孤独和哀愁，也有值得我们倾心悲悯和尊敬的地方。
芸秋同意我的意见，将一本东山魁夷的画册推荐给晶晶，还把德富芦花的散文、夏目漱石、三岛由纪夫和川端康成的小说（芸秋特别欣赏日本艺术，包括绘画、文学、音乐、陶瓷，连日本的艺妓歌舞也欣赏），都推荐给她。她是否看了，我还没来得及过问，但没受到任何触动是肯定的，昨天她在家里接同学的电话，说了几句作业上的事，就开始互相编排，日本人又成了他们的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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