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敬

    一、点火工作的经过

    北京四五月天气，多半燥热。那年五七国耻纪念大会，正由北大《新潮》杂志社、《国民》杂志社各同学，积极筹备；而巴黎和会中的山东消息，则日见紧张[9]。我那时虽已毕业北大，但因留校担任讲师，及供职外交委员会的关系[10]，对于同学焦灼的情绪和外交消息恶化的情形，都能了解。4月25日，国民外交协会接到梁任公巴黎来电，报告德国前在山东的权益，将由日本继承，希望同人警告政府国民，勿签对德和约[11]。5月1日傍晚，林长民先生，交来一条新闻，托我便道送到《晨报》馆发表。我晚上9时左右，走进了丞相胡同《晨报》馆，找到了陈博生总编辑，请他将这条新闻，明早见报。博生对这新闻，虽然欢迎，但因虑到报馆，或会受到封禁之厄，坚持必须外交委员会负责人，汪大燮先生，或林长民先生署名，才可发表；我和林先生通过电话，得到他署名许可，这条新闻，就在5月2日（星期五）《晨报》，以左列方式披露了！

    山东亡矣 林长民

    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此恶耗前两日仆即闻之。今得梁任公电，乃证实矣。闻前次四国会议时，本已决定德人在远东所得权利，交由五国处置，我国所要求者，再由五国交还我国，不知如何形势遽变。更闻日本力争之理由无他，但执1915年之廿一条条约，及1918年之胶济换文，及诸铁路草约为口实。呜呼，廿一条条约，出于胁逼；胶济换文，以该约确定为前提，不得径为应属日本之据。济顺高徐条约，仅属草约，正式合同，并未成立。此皆国民所不能承认者也。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

    新闻披露之第二日（5月3日），北大壁报，就贴出13校学生代表，要在第三院礼堂，召开紧急会议的通告。当晚紧急会议，定出5月4日（星期日）正午，天安门开会游行示威的路线。第三日（5月4日）午间，3000余学生，13校单位[12]就在天安门扬旗开会；五四运动，就此开始。今日读者，检看这条新闻，既没特别骇人听闻的内容，又没特别使人刺激的词语，或会疑到这新闻何以会有偌大的魔力；然而当年五四事件的爆发，确是如此。更有一点：这条《晨报》新闻，不但激起3000学生的运动，并且还引起日本小幡酉吉公使的抗议；不但断送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终身政治生涯，并且还撤了外交委员会的机关招牌，断了徐世昌总统和林长民先生的两代交谊！小幡抗议文书系5月20日夜间以紧急字样，向我外交部提出。其原文如下：

    连日中国商学各界，以山东问题，群起抵制日货，本公使深致不怿！5月2日，《晨报》及《国民公报》：载有林长民君外交问题，警告国人一文：内有“山东亡矣，国不国矣，联合我四万万民众，合力图之”等语。此次学潮，自与此文不无关系，应请贵国政府警告林君，加以取缔，请限期答复！

    外交使节，干涉驻在国私人之爱国言论，已是失态；况又指名惩处，要求限期答复，尤见蛮横。如在平等国家，这抗议至少也应退回，而那时北京政府，则将日使抗议，转呈总统府，于是林先生具呈辞职[13]。汪先生亦一再求去，徐世昌均不批准，但也疑这次学潮，是林先生鼓动出来！汪先生尝命我将外交委员会门匾摘下，但外交委员会设在公府，遂又为总统府庶务挂起。一场新闻公案，虽到此结局，然而这新闻所以会激起五四运动，自还有其时代与思潮的背景。

    五四运动发生在广东七总裁就选，孙中山先生避位上海的时候。其时北政府虽是徐世昌当国，而政治外交的实权，犹操在安福系之手[14]。安福系后台老板徐树铮，利用西原借款，伸张皖系军权，又和日本订立中日军事协定，久为学生界所痛恶。五四运动前一年（民国七年），留日学生，为此全体罢学回国；北京2000学生，为此游行请愿，包围了冯国璋的总统府。西原借款，是曹汝霖、陆宗舆经手；中日军事协定，是章宗祥签订。曹、陆、章三人早为众矢之的，而巴黎和会中，山东问题之棘手，又种因于胶济铁路换文与济顺、高徐两铁路之垫款合同。换文与合同，政府初犹秘密，因为威尔逊要求，顾维钧快诺[15]，才于当年（民国八年）2月，中日双方提付公布。公布之后，大家看到又是曹汝霖、章宗祥所经手，已经火上添油，而胶济铁路换文中“欣然同意”的字眼，又使专使噤声，美方叹惜[16]；青年怨愤，悉集于曹、陆、章，是可以想见的。这是一面。

    那时北京教育界的思潮，正似万花齐放，百鸟共鸣！陈独秀的《新青年》，胡适之的白话文学，傅斯年、康白情、罗家伦的《新潮》杂志和《国民》杂志，都正在鼓舞思想，解放人生。曾琦的少年中国学会正在酝酿，毛泽东刚到北大图书馆，张国焘、周恩来、邓颖超，都还是二十来岁的平津学生[17]。易克嶷、段锡朋、许德珩，也正是北大推出来的代表[18]。青年对于国家，正有热情，对于国事，正有抱负，怎肯对于媚外丧权的对象，轻加宽恕。这又是一面。

    社会名流方面，也反对安福系。那年2月，国际联盟同志会在太平湖熊秉三（希龄）先生宅中，开创立会。安福系国会议长王揖唐强行参加，我和叶景莘，临时约集北大同学数十人，参加选举，卒将其挤出理事会[19]。外交委员会统一铁路案，也就是汪大燮、林长民诸名流，要想打破日本独吞满蒙和山东路权的策略。他们方想借着威尔逊十四条原则的号召，能够收回中国鸦片战争以后所失的利权，今看威尔逊正义外交，又将被日本与安福系之勾结，破坏澌灭，他们又怎能不向青年民众报警高呼？这是第三面。

    因为有此三方面的郁愤与伏澜，所以“山东亡矣”的新闻一出，天安门之五四运动便开；而曹、陆、章卖国贼之声名，亦由此流传于青史。他们三人，究竟是否有心卖国，虽都可自辩[20]，但这场运动，乃中华整个民族意识——抗日复权的意识——的觉醒，怒火的爆发；私人是非，乃至政治生命，都不过是意识觉醒中的微波，或怒火中的燃料而已，不足影响这运动在历史上之评价与地位。

    五四运动，动机纯洁，目的对外（表示民意），手段平和（演讲与游行），这都可由5月3日晚决议案中，可以看出。赵家楼曹宅，毁屋伤人，手段已经变化，其后政府一再高压，学生亦一再反抗，双方激荡，酿出6月中，学生大批被捕（数达1000余人），上海罢市（时经5日，自6月5日至9日），曹、陆、章解职，钱内阁改组，徐总统辞职之绝大波澜，转使其原来之对外目的，反见冲淡。凡此因已都有专述，不必再说，今且把我所经办的保释工作，写出如下。

    二、保释工作之经过

    五四晚上，学生被捕，达数十人。我寻蔡校长不着，阍人说：他正在外面，设法保释学生。那时学生都送在京师警察厅禁押，而警察厅的司法处处长蒲志中，恰是我的亲戚；我到蒲家坐待，志中忙到半夜才回，我由伊处得到名单，才知被捕学生，共为32人，其姓名及所属学校如下：

    北大：20人

    梁颖文 熊天祉 梁彬文 李良骏 胡振飞

    杨振声 曹永 郝祖宁 陈树声 萧济时

    许德珩 孙德中 何作霖 邱彬 潘淑

    易克嶷 鲁其昌 林君损 易敬泉 江绍原

    高师：8人

    杨荃峻 向大光 陈宏勋 薛荣周 赵允刚

    唐国英 王德润 祁铭晋

    工业专门：2人

    李更新 董绍舒

    中国大学：1人

    刘国干

    汇文大学：1人

    张 德

    我问：学生曾否受过刑讯或虐待？蒲先生答：吴总监（炳湘）同情学生，只有优待，绝无虐待，更无刑讯。又说：警厅准备将案件移送地方检察厅依法办理。我问：天气如此炎热，学生又只是嫌疑犯，可否准予保释？蒲先生答：保释照章须有铺结，但如有较为体面之人，出名具保，伊当向总监请予通融。我于翌晨分谒汪、林二公，他们都愿具保，我访着蔡校长，校长鼓励我去做；并说：王亮畴先生也愿出名。我访亮畴先生，持所拟保状与商，亮老因状中有随传随到字样，须加斟酌，后经汪先生亲改，由我缮正，在汪宅（东单二条）会签后，已至夜晚，我送到蒲家，面交志中先生，他答应明早即为设法，这是5月5日之事。保状原文如下：

    窃本月4日，北京各校学生，为外交问题，奔走呼吁，聚众之下，致酿事端，在喧扰场中，学生被捕者30余人，大燮等特先呈恳交保释放，以后如有审问，即由大燮等担保送案不误。……谨呈

    警察总监

    具呈人 汪大燮 王宠惠 林长民

    5月5日

    6日下午，讹传学生业已释放，虽不实在，而待遇显有改良。7日是预定的国耻纪念会期，中央公园董事会，因政府干涉，临时谢绝会所，公园门口，军警荷枪包围，驱逐行人，我们都不得入。有人提议，改在天坛或先农坛，露天集会，仍被军警拦阻。我们在炎日热尘，骇汗奔驰中，闹了一日，迨至天晚，始以少数同人，在石虎胡同蔡松坡图书馆内，勉强开会，《英文导报》总编辑梁秋水，临时被推为主席，一声铃响，哀怨欲绝！盖觉得国尚未亡，而求一纪念国耻之地，都不可得也。会散回家，已得蒲宅电话，始知学生是日全体保释，本案已移地检厅处理。

    5月10日，许德珩等32人，全体同到地检厅投案，检察官开讯，先问何人主使，许答：“身心驱使。”检察官问何人动手殴人，何人纵火焚屋，学生同答：“不知。”检厅未能指出动手行凶之人，只得退庭，未予羁押。13日，各校学生，以全体3000人名义，具状自行检举，承认公愤肇事，静候法庭处分，检察厅无以应之。我经手之保释工作，乃告段落。

    三、外交秘辛之参与

    总统府外交委员会，是审议有关巴黎和会事务的机关，我因资浅年轻，记录撰拟，以及文件保管，都得参与。第一次徐总统交核之案，就是陆征祥外长在巴黎电荐全权专使的名单。陆外长电保四人，即王正廷、顾维钧、施肇基、魏宸组。王系陆外长在广州约去，有代表南政府的色彩，顾系驻美公使，施系驻英公使，魏系驻比公使，且皆已同在巴黎，陆以外长自充首席。这种安排，本甚妥当，但外委会因陆外长时常须赴瑞士养病，次席全权，有管理代表团行政责任，王正廷与北政府不通气，对于近年北政府外交事务，亦不熟悉，恐陆外长养病去后，政府与代表团之指臂相使，易欠灵活，乃建议将王、顾席次，改为顾、王；余悉照陆使电请办理。建议签奉总统核准后，即由印铸局明令公布，电知陆使遵照。不料陆外长事先已与王正廷有过次席全权之口约。正廷以违约相诘，即欲束装返粤，陆外长无奈，只得仍照王正廷次席、顾维钧第三席之名次，正式送至和会秘书厅，而国内命令之专使次序；与和会秘书厅中之中国专使名次，遂不相符。陆外长面慰顾使，顾尚唯唯，而王仍介介。巴黎和会开幕至第九日（1月27日），五国会议（美、英、法、日、意各派全权二人与会，故又称十人会议）忽于下午1时，通知中国代表于3时到会，说明德国在山东之权益，应否交由日本接受之意见。其时陆使卧病，依照名次，王、顾当往，但时间既促，事又棘手，王虽愿往，而推顾发言，两人赶到会场，各国代表已集，顾使要求翌日答复，会中允之[21]。1月28日，王、顾仍往，法总理主席，美总统、英首相及日本西园寺公爵，牧野伸显均到，顾使指出山东是孔孟诞生圣地，正如回教之耶路撒冷。如果耶路撒冷为外来权力所侵犯，世界即不能太平，所以山东权益，必须交还中国，始能奠立远东和平基础。顾使时年甫过三十，欧洲外交界，本未重视，忽闻此论，惊佩欲绝。法总理、美总统张臂拥抱，争向道贺。日本代表，相形见绌，愤怒之余，至由驻华日使，要求政府，限制顾使发言！外委会得顾使演讲大旨，及世界赞誉消息，皆大喜。汪大燮先生笑口大开，尝对我说：“倘非我将顾使席次排在次席岂不误及国事！”然顾使遂不免为人所忌嫉。

    上海不久传出路透社电讯，说顾维钧将与曹汝霖三小姐结婚，并说顾某将变为亲日派。此消息经各方追究，路透社只得暗示：来源是出自巴黎中国专使。自是王、顾失和，终王之世，未能回复。

    胶济路换文与济顺、高徐两铁路垫款合同之订立经过，在巴黎各全权中，只有陆外长明白究竟。1月27日夜，美国东方股人员来叩虚实，陆外长不得不以实告。美国东方股人员，摇头叹息而去。陆外长亟电国内，请徐总统将合同换文，均交国会议驳，以为外交转圜余地。徐总统也曾商过国会，而安福系之国会议长，须问过段祺瑞及徐树铮之同意，遂至搁起不办。2月15日，此换文及合同，都提出和会发表，3月、4月，顾使与陆外长都曾迭向美总统恳请斡旋，威尔逊初拟将德国在我山东之权益，交五国暂时共管，再由五国交还中国。陆使同意，而日本坚持不允。是时意大利因阜姆问题，全体使团退出会席。日本乘机以1917年之密约，钳制英、法，以不参加国联及提出人种平等要求案，窘吓美国。美国务卿兰辛，劝请日本：“贵国既允将山东完全主权，交还中国，何妨将此辞句，订入德约条款”，日本不允。4月28日，美、英、法三国密定对日让步。4月29日对德和约条款，通过10人会议，日本要求，全部胜利。英、美于会议后，都曾对我声明苦衷，然当案在辩论期中，竟不能使中国有参与讨论与旁听之机会，当年五强把持会务之情形，大都如此。

    就上史实检讨，五四运动发动之日，中国收回山东权益之案，早受死刑之判决。故五四运动，对此已无补救可能。五四运动之有裨于当年外交者，就在于鼓起民意压力，迫使政府外交当局，不敢签字之一点。我当时在外委会中，亲知中国代表团中，关于对德和约应否签字，曾有正负两种意见。主张签字者，驻法公使胡惟德，代表团参议伍朝枢，驻意公使王广圻。主张不签字者，王全权正廷，顾全权维钧，施全权肇基，至陆外长与魏全权，则未表示意见[22]。主张不签字之理由有二：（一）为尊重民意；（二）为免使南北分裂。主张签字之理由有三：（一）对德和约，如不签字，则对奥和约，许我签字与否，尚不可知。（二）如德奥和约，都不签字，则德奥租界不能收回，德奥关税不能自主，德奥领事裁判权，与德奥赔款，亦不能撤销及停止，为害甚大。（三）将来中国与日本直接商洽山东问题，其结果能否比今日三国所商定者，更有利益，亦无把握。至南北分裂，为时已久，纵不签约，亦不能使南北统一。胡惟德并谓吾人宜以国事之利害为重，不能顾及个人之毁誉。伍、王（广圻）二人同声和之，然此三人，都非全权，本无签字资格。故其发言效力，不能与王、顾、施各全权相比。

    在5月底以前，代表团之意见，似偏于拒签方面。但此情形，至6月7日以后，则见动摇。盖三国（英、美、法）会议决定对日让步之时，原有一秘密记录，此记录辄经我代表分头觅取，直至6月7日，始得觅到。根据该记录，日本所得承受者，只以德国已行使之权益及中日已订定之权益为限。即在中日已订定之权益中，亦尚有减轻及补正之点，日本此际又正以山东完全主权，仍属中国，向世界自作声明，陆外长因此又电政府，再加考虑。

    政府方面，初令陆外长向大会声明，对于三国决定草案，不能满意。旋令专使在保留山东条款之条件下，签字和约（5月13日）。迨知保留不能办到，则曾经一度，密令专使签字（5月23日）。嗣因国内风潮激烈，又令专使相机办理。

    全权方面，对于保留签字，曾作种种擘划，皆无成就。此可由陆外长6月28日未签字之报告电中见之。此电为重要文献，特将全文列出：

    此事我国节节退让，最初主张将保留字样，注入约内，不允。改附约后又不允。改为另用声明，不用保留字样，又不允。不得已改为分函声明，不因签字而妨及将来再议声请之权，竟至完全被拒。……大会专断至此，不稍顾我些微体面，曷胜愤慨。……若再隐忍签字，我国前途，将更无外交可言。内省既觉不安……详细商榷，不得已当时不往签字。当即备函会长，声明保存我政府对于德约最后决定之权。

    电文既无奉令之语，又有“内省不安”之词，则此约不签，出自陆征祥之自决，不由于北政府之指示，自甚明了。英使团尝诘施使，谓我们听说中国政府曾令签字，何以不签？亦可为陆外长自决之证明。陆氏入天主教苦修后，于1943年，重写此事，谓：“这是我平生初次感到违背命令，是我义务。”尤可见当时政府最后命令，必是签字，否则无违背命令可言。至于不签字之后，巴黎忽奉到北京25日所发“勿签和约”之电令，则事属离奇，有人疑此是中枢自占地位，准备诿过行人之一种陷阱，亦太可笑矣。

    陆征祥在清光绪庚子辛丑年间，曾充过驻俄钦差杨子通（儒）之参赞。杨子通于交涉帝俄东三省撤兵时，李鸿章劝其从权签字，子通不肯，百端受逼，卒殁任所。今事隔未20年，而征祥竟亦受“相机办理”之密令，其感慨为何如！然征祥究是签过“二十一条”条约之人，平日服从上官，性格柔和，此次独敢违反政府意旨，自作主张，不签和约，自是深受五四运动爱国精诚所感召。五四运动之成就，殆以此为最大。五四运动中，学生团体之组织方法，及组织力量，均大有表现（全国学生联合会6月成立）。

    （1966年4月于纽约）

    （转载自台湾《传记文学》第8卷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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