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了我一眼，笑着说：“有可能，真的有可能。”
父亲整天未回。
我打电话给父亲的同事，他常常向我讲起的那一个。“你不知道吗？你居然会不知道？他在休假，他请了三天假，说是你在外地上学的姐姐让他去一趟，学校老师找他有事。”
姐姐？看来姐姐要回来了，他一定是得到什么线索，去找姐姐去了，可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我去厨房，冰箱里装着满满的菜肴，全是他加工好了的，只要拿出来热一下就行。三天够了，足够了，他走之前，给我做好了足够吃三天的饭菜。
我去拿钱，明天要交试卷费，五斗柜抽屉里的那个小铁盒，里面装着满满一盒百元大钞，才三天，他居然给我这么多钱？不会的，肯定是他忘了存进银行，他一向不喜欢在家里存放太多现金。
我去洗澡，去拿明天要穿的衣服，柜子一开，里面像中药铺一样整齐，他收拾过了，只不过三天，他竟像要出远门似的，连明年才穿的衣服都给我收拾好了。
我去睡觉，枕头底下有个硬硬的东西，拿出来一年，是个镜框，里面嵌着我们的全家福，父亲戴着鸭舌帽，母亲和我顶着厚厚的留海，我们每个人都只露着半张脸，谨慎地看着镜头，唯有姐姐坦坦荡荡地露着光滑的前额，两眼晶亮，目视前方。
直到这时，我还没有意识到父亲有可能再也不回来了，父亲有可能已经撇下我去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三天后，我在家里接到一个电话，是父亲的同事，但是个陌生的声音，他问我父亲回来没有，我说没有，他又问我父亲到底去了哪里，我想了想说：“到姐姐的学校去了。”
对方的反应在意料之中。“你姐姐在哪里读书你不知道？那你有没有你姐姐的电话号码？通信地址有没有？都没有？那你们平时怎么联系？”
很晚了，我正要上床睡觉，突然有人敲门。
是父亲的同事，还有两个穿制服的，是银行的经济民警。他们亲热地喊着我的名字，面带笑容，可我还是能够感觉到，他们脸上有些紧张，他们心里装着一件大事。
我带他们到父亲的房间，他们看得很仔细，类似搜索，小书柜，衣柜，被子，他们似乎在找一样东西。当然，他们什么也没找到，开始把目光转向我。
他们当中的领头人把我带到另一个房间，他很严肃，也很温和，他伸手拍我的肩，告诉我发生了一件事。“你父亲很可能逃走了，他只请了三天假，到了第四天，还是见不到人，我们打过他的电话，他停机了，他肯定是逃走了，至于他为什么要逃走，目前还不清楚，我们正在查他经手的帐目，但愿他走得光明磊落，不要留下什么麻烦才好。”他一边说一边窥视我的眼睛，他想知道我是否在骗他，他注定一无所获，因为我几乎听不懂他的话，他的每一句话都是一个炸雷，我被炸得晕头转向，神志不清。最后他说：“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就跟我们说。”
他们走了，杂沓的脚步声听不见了。我站在屋子中央，没法动弹。他们到这里来是什么意思？搜查？抄家？父亲怎么会逃走？他工作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逃走？他们为什么要查他的帐目？他们在怀疑他什么？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没有人可以回答我。
虽然已经独自度过了三个夜晚，但这天才是真正的开始。突然不能容忍一丁点黑暗，于是跳起来去开灯，所有的灯，每个房间的灯，屋里顿时灯火通明。
电话突然在深夜响起，令人心惊肉跳。拿起话筒，里面却没有声音，一点声音都没有，会不会是父亲呢？过了很久，里面响起一声轻轻的叹息，也许只是不小心漏出来的呼吸声。我在等着，那边不挂上电话，我也不挂，就那样握着话筒，凝神静听。
天亮前，我终于趴在餐桌上睡了过去。
我在课堂上被人叫出来，是两个穿制服的人，不是经济民警的制服，像是公安的制服，我搞不清，这种制服与那种制服，我还没有弄清它们之间的界限。他们站在教室门口，我从他们身上闻到了类似武器的铁屑味和硝烟味。
这两个制服比昨天晚上的经济民警严肃多了。他们让我上车，把我带到一间屋子里，他们并肩坐在一起，坐在一张大桌子后面，我坐在他们对面，坐着一张没有靠背的凳子。他们中的一个打开文件夹，拿起笔。他们警告我，一定要说实话，如有任何隐瞒，一经发现，我将被追究刑事责任。他们接着问我懂不懂什么叫刑事责任。我浑身发抖，下腹阵阵发紧，直想尿尿。但他们的眼睛告诉我，我此刻哪也不能去，我只能坐在这里，回答他们的问题。他们的目光带电，我只看了一眼，就被电得再也抬不起眼皮了。
“你父亲是在几月几日几点几分离开家的？”
“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你父亲现在在何处？”
“不知道。”
“他有没有跟你说过最近要出门，要去某个地方？”
“不知道。”
啪地一声巨响。“抬起头来，不许说不知道。”
我哆嗦着抬起眼睛，却不敢正视他们，就看着那只放在文件夹上的握笔的手。
“你知不知道，你父亲私自从一个储户帐上取走了50万，现在负案在逃，你有义务跟我们配合，将你父亲捉拿归案。”
我终于看着他们的眼睛了，一双又深又黑，一双细长浅淡，一双愤怒，一双鄙视。这么说，捉拿归案？父亲成了罪犯？我是罪犯的女儿？我正在接受审讯？50万？50万是多少钱？他要那些钱干什么？我想抬手掐一把自己，说不定只是在做梦，可我的手重若铁锤，根本拿不起来。
一阵细微的嘀哒声，接着，更多的嘀哒声响了起来，越来越密集，像在下雨。
有人小声说：“她尿裤子了。”
恍惚间，一个人走了出去，不一会又回来了，身后跟着一个女的，她向我走来，她身上有股香肥皂的味道。“快跟我来。”她的声音不像他们，她没有吼我，她的声音是柔软的，跟她身上的制服完全两样。
我想起身，但不管用。她柔软的手插进我的腋下，向上拉我。我开始大哭。有生以来，我从来没有那样大哭过。
“好了，好了，别哭了。”她弯下腰，她的气息吐在我的颊上，她的脸险些贴上我的脸，她再次说道：“好了好了。”她的手揉捏着我的手，我感到自己成了幼儿园的小朋友。
她带我到另一间屋里，那里有个简易卫生间，她找出一条纸内裤，再找出一条长裤。是她的制服裤。我还在哭个不停，她递给我一杯水，摸摸我的头发，拨一拨我那童花头的前留海。
“别怕，做坏事的又不是你，他们只是找你了解些情况。”
这话似乎很有效，我的声音低了很多。
“你知道什么就说什么，他做什么跟你没关系，人只能自己对自己的命运负责，就算是一家人也帮不了忙。”
我喝过了水，坐着发呆，女警官建议我过去做笔录，早结束早走人，不要耽误了上课。我不想走，不想再见那两个凶神恶煞的人，我问她，能不能由她来给我做笔录。她摇头。“不要紧的，他们都是好人，只是养成了粗声大嗓的职业习惯，他们必须那样说话，不那样说不行。”
这回好多了，他们的语调柔和了好多。
“你父亲走了以后有没有打过电话回来？”
我摇头。
“你家在外地有些什么亲戚？”
我还是摇头。我们家的亲戚都在本地，绝大多数在长乐坪乡下，我们早就不跟他们来往了。母亲不喜欢他们，即便是她那一方面的亲戚，她怕他们的脚会弄脏她的客厅。
“你得说话，你不说话我们怎么做笔录呢？你实在不想说，我们就只好写上拒绝回答了。”他们中的一个尽量放低自己的声音，眼睛同时瞄向我的大腿，他可能担心我会再尿裤子。
后来的三个多小时里，他们又问了无数问题，我一个也回答不出来，包括我自己的姓名和就读学校，不是我不想回答，而是我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记忆也没有。我的身体也是如此，他们后来又朝我吼过，拍过桌子，甚至把记录笔狠狠扔到桌上，弹起来，崩上我的脸，可我再也没有要尿的欲望了，我的身体像我的大脑一样空空如也。
一拖再拖，两个星期转眼就过去了，一定得把女警官的裤子还回去了，也就是说，我不得不独自去一趟公安局，去那个我最不愿去的地方。
阳光亮得邪门，每个人都眯缝着眼睛走路，太亮和太暗都使视力模糊，很多人迎面走过来，又回过头来看我，他们也许看不清我，就像我也不大看得清他们的面孔一样。
公安局门口围着一群人，他们在看墙上贴的那张纸，我知道，那多半是布告，一些名字上打着红叉，他们活不了几天了，或者说，他们已经死了，像灰尘一样被扫走了。我原来看过一次布告，是跟母亲一起看的，当时我们在路边等候三轮车，那张布告上满是红叉叉，一个人只有十九岁，却强奸了一名十岁的女孩，尔后又把女孩的眼珠挖了出来。我紧紧拽着母亲的手，不停地问，为什么他要强奸她，她为什么不跑，她又不是没腿，他要怎样才能强奸一个活生生的人。其实我真正想问的只有一件事，我想知道强奸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母亲捂住我的眼睛，低声说：“别看了，肮脏！布告上全是肮脏的东西。”
女警官在那里值班，她的面色像那天一样和蔼，她问我是如何来的，我告诉她是走来的。她接过裤子，掏出两个硬币给我，让我坐三轮车回去。“太远了，太阳又这么大。”
她真好。我想起母亲说的话，永远不要沾好人的便宜。我把钱还给她，我说我可以走回去。她不依，不由分说给我拦了一辆车。她交待车夫。“路上不要停，直接把人送到家。”
快到青河桥的时候，我让车夫停下，他不停，因为女警官交待过。我顿着脚，把自己的家指给他看，他只好停下来，结束了这笔生意。
青河桥头有个书摊，那里是我常去的地方，我喜欢那里的武侠小说，尤其喜欢书里的姑娘，她们冰清玉洁，身怀绝技，尽管江湖险恶，可她们美丽动人，长生不老。
马路对面有人喊我的名字，是我的同学，她身后密不透风地站在一堆人，她向我又是招手又是顿脚，要我赶紧过去。
隔着一米来远，同学就伸出胳膊，像抓接力棒一样抓过我的手。“方圆你快看，你爸爸上了通缉令，他们在通缉你爸爸。”
刷地一声，我听见所有的目光都从布告上撕扯下来，转向我，我真真切切听见了那声音，像疾风吹过树林。我试图挡开那些眼睛，去看看墙上的父亲，可短兵相接的一瞬间，我就像沙器一样垮了，溃不成军了，我的意识已经逃走了，身体却被一根巨大的木桩钉在那里，动弹不得，我看见天地突然推远，我听见周围一片寂静，人人都在无声地动着嘴巴，汽车来来往往，仿佛行驶在海绵大道上。也许我中风了。很久很久，我隐约听见一阵淙淙的声音，由远而近。完了，我完了，这已经是第二次，第一次在公安局，那两个警察面前，这一次更离谱，在大街上，在所有人面前。
“她尿裤子了。”
“她吓傻了。”
我没有吓傻，尿一排完，我比任何时刻都清醒。我突然从人缝里看见了父亲，他也看着我，他的眼睛在镜片后面瞪得很大，好像在说：“不是这样的，你们搞错了，你们在冤枉我。”我有预感，他的争辩是无用的，他一个人站在那里，他的辩方，他的对手，成群结队，无边无际，连我都站在他的对手一边。我听见有人在说，50万哪，这是要敲瓢的。就算不敲瓢，也会老死在牢里。
我突然想起那个女警官，她给我钱，让我直接坐车回家，又交待车夫，一定要送我到家门口。原来她什么都知道。她当然知道，说不定这通缉令就是她派人张贴的，但她似乎不想让我看见它。
我站在街边招手，心里一迭声地喊：“三轮车！三轮车！”
一个人突然冲到我面前，像扛煤气罐一样将我扛起，小跑几步，上了一辆三轮。
到了家门口才看清楚，这人是李安生。见我抖抖索索找不到锁眼，他一把接过钥匙，替我开了门，将我推进卧室，叫我赶紧换衣服。我都照他的吩咐做了。
他在外面大声叫我的名字，他叫我赶紧出来，他有事找我。我就听他的话走了出来。
他说他是专程从广州赶回来的，他马上还要再赶过去，他回来只为拿一张姐姐的照片，他寻找姐姐要用，他走的时候忘了这事。他说他会遵守我母亲的遗言，不登报，不报案，他要靠自己的一双眼睛和两条腿找到姐姐。
一直忍着的眼泪到这时才苏醒过来。“求你一定找到她，叫她快回来，快回来，我求你，求你啦。”我正对着李安生，哇哇直哭，那些只对亲人才流的眼泪，现在都对着他流了。
他的嘴唇抽搐着，他也快要哭了。他不停点头。“给我照片，照片，我要方兵的照片，相信我，我会找到她的，我向你发誓，不找到她我不回来。”
我找出影集，李安生用发抖的手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他不知道该拿哪一张，我给他挑了一张最大的正面照，他用两根手指头小心翼翼地捏着一只角，让我给他一本书，他要把照片夹在书页中间，免得折坏了照片。他又求我再给他几张照片，他垂下眼睛说：“我怕一张不够用，到时再回来一趟就不合算了。”我又给他挑了三四张。
然后，他开始安慰我。“不要太伤心了，父亲是父亲，你是你，他毁的只是他自己，你的生活还得照常进行。”他说起话来挺像个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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