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献国长篇小说《灵性俑》

    实在说，我们苦苦等待一部真实而又艺术地反映“文革”期间军旅生活的好作品，已经有不少年头了。当我们一次又一次感受着新时期以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知青文学”和“蒙难文学”等等直接或间接抒写“文化大革命”给予我们民族巨痛深刨的文学大潮的冲击时，为之震撼，为之欣喜，亦为之不安——因为我们面对由此反衬出来的另一块偌大空白不能不常常发出焦灼的追问：富于才华与创造精神的军旅作家们，你们安在？

    现在，我们终于有了长篇小说《灵性俑》——《灵性俑》那种极富荒诞意味和幽默魅惑与深沉情调的全面摄取生活的笔力，那种对隐秘的人心的细致入微的洞观与体察，对高尚情操的淋漓尽致的弘扬与歌吟，对堕落灵魂的想方设法的拷问与拯救，对深植于历史厚壤中的当代军人根性的刨根究底的寻觅，对生存在荒谬岁月中的军人倾注的绵绵不断的关爱，对人类生活中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双重矛盾的不怕陷入二律背反困境的苦苦思索，以及对表现手法的兼容并包等等，都使我们毫不犹豫地认定：这正是一部我们期待已久的直面“文革”时期军旅生活的先声之作。

    《灵性俑》的诞生，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无疑是重要的，对于新时期以降的军旅文学来说更是如此（这方面的意义我将在后面展开论述）。然而作为一种创作现象，它也同样重要，尤其对于黄献国本人而言，或者说还更为重要。就像一个母亲的“一朝分娩”固然辉煌，而她的“十月怀胎”亦是同等的艰辛与壮丽。没有过去长期的思想、生活与艺术的积累和孕育，以及“临产”前的阵痛，就没有未来的文学宁馨儿的呱呱坠地。

    〈灵性俑〉的诞生，既是黄献国小说艺术蜕变的必然收获，更是他人格的自我搏击的宝贵结晶。注视一下这个诞生的过程，人们也许可以从中窥见到新时期文学和它部分年轻的创造者们艺术和人格的进化历程的或一侧影。因此，我不准备放弃这个作家本体研究的机会，我对《灵性俑》的评析，将从《灵性俑》诞生之前的比较漫长的孕育过程——即黄献国既往的小说创作道路的回溯开始。

    在《灵性俑》诞生以前，黄献国约十年的小说创造道路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写实阶段。这主要指的是他从70年代后期开始小说尝试到80年代初期比较熟练地掌握了传统写实小说的创作方法，并能稳定地发表小说的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代表作品是短篇小说《白头翁》。《白头翁》在1981年9月号《长春》上刊出不久即引起了注意，随之被《小说选刊》转载。作家从维熙很快在《光明日报》著文积极荐介，认为“作者用近乎白描的手法，淡出深入地展现了一幅情趣盎然的水墨画似的生活图卷，而且把深刻的主题寓于淡雅的文字之中，余味无穷”。在谈到艺术技巧时又说：“小说的笔墨到处像是一条潺潺而流的小溪，文笔简练，剪裁得体。”总之，“这是一篇颇具艺术功力的短篇。”（《寓浓情于淡雅》，见《光明日报》1981年儿月2日3版）——坦率地说，今天我来引用以上文字，主要是基于对一位小说家的专业技术眼光的信任。

    也就是说，作家从维熙对小说《白头翁》的艺术分析与评价是恳切的，时过十年来验证，仍觉其所言不虚。而至于“主题深刻”云云，在此刻的我看来，就不免有二重意味了。首先容易让人想到的是作者有一副敏锐的政治头脑，善于在小说中提炼和寄寓某种思想意义，继而联想起的就是这种“思想”的局限，以及由这种“思想”指导进行创作的弊端了。事实上，在我今天重新翻检《白头翁》的过程中所感到比较舒服的地方，主要是小说对两个老头的神态、动作、语言以及不同场面的准确生动的“白描”——即技术部分，而不是歌颂离体老干部“何愁吾辈白头”的思想内涵。——尤其小说结尾那个把鸟儿“白头翁”放飞蓝天而象征人间的白头老翁又回到了人民中间的所谓“神来之笔”，则给人以过于意念化和简单化因而也就恰恰是不深刻的印象。

    这里还值得特别一说的是，黄献国在此阶段中反复磨练出来了一套对生活的观察、捕捉与白描的扎实功底，使他区别于某些没有根基的直接搬弄西方现代小说艺术中打乱时空、颠倒叙述等外形式的“伪新潮小说家”，而奠定了日后小说艺术转变与升华的基石与前提。他在这一方面比较成功的锻炼还产生了短篇小说《老枯树》等。

    黄献国小说创作的第二阶段可称之为变化阶段。这指的是1984年秋他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直到1987年期间，此同他整个的文学观念和艺术手法都受到了猛烈的冲击，为了寻求新路，他左冲右突，上下求索，遍尝了自我否定与蜕变的苦痛与艰辛，创作状态呈现出一种极不定型的遽变情势。

    具体来说，他的文学观念开始从狭仄浅表的政治功利中挣脱出来，初步进入到挖掘军营文化底蕴、勘探民族心理积淀和解剖人性与拷问魂灵的层面。而在艺术上，则主要受制于马尔克斯们的魔幻手法和略萨们的结构方略。他采取“填鸭式”的读书法，并且企求一种立竿见影的效果，白天读了一本马尔克斯，晚上就如法炮制一篇“准马尔克斯”。他有一副好牙口，却没有一个足够坚强的胃，吃进去了黄金，却没有拉出戒指。他读书不止，写作不辍，呼呼啦啦地连续发表了《洼地春秋》、《蘑菇云》、《鼋山梦呓》、《老孩》等十几部中短篇小说，但都明显地带有“消化不良”的痕迹，不是在迷恋结构中陷人混乱，就是在一味魔幻时失去分寸。发表于1985年第5期《昆仑》上的中篇《洼地春秋》最具典型意义。这部作品将《山海经》的神话传说与空军航校的一段生活串接起来连缀成篇，生硬的杂糅与拼贴感显而易见。它在当年度的“昆仑文学奖”评选中榜上题名，对作者和刊物来说都是一个误会。我们对评家意图最善意的理解也只能说是最大限度地鼓励探索与创新。即便是如此，人们的疑虑依然存在。作者的同学莫言对作者直言不讳：

    “《洼地春秋》把神话传说全部砍掉倒不失为一篇好小说。”作者的另一个同学陈道阔更加坦率：“你写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篇小说能赶上《白头翁》。”……

    面对来自两个极端的评价反馈，黄献国冷静了。在多少有些虚假繁荣的量的创作丰收之后，他真正沉入了一个痛苦而深刻的省思时期——“夜沉甸甸地垂下来，忽然觉得我这小屋汹涌着蓝灰色的寂寞。哦，秋天来了。人们说，该是收获的季节。我却像是失落了什么。我追寻着你，两手空空。”在那个秋雨之夜，黄献国在孤灯下大口大口地吞吐着尼古丁，伴着屋外嘀嘀嗒嗒的檐溜，抒写着小说集《鬼壑之谜》的自序《细雨秋思》。他慨叹自己“头上的白发”和“渐宽的衣襟”，也感觉由秋“生出一缕淡淡的委屈”。但他终是正视了自己的“歉收”，并毫不留情地解剖“歉收”的根源，他坚定地继续写遭：“真话和谎言、暴露和粉饰、朴实和造作就交替地编织着我的人生和我的麦穗。”因此，他不抱怨，“我知道你不肯将这真诚与虚伪的杂交收进你金色的谷仓，便隆隆驰去。”剩下的问题是怎么办，要不要继续开垦，种下新的希望？他的回答是肯定的：“我只知道我在梦中依然追随着你，你在我喷薄的东方安睡，我思念你。”不屈的坚执中透着隐隐的自信，只是下一步的具体行动还有些犹疑，《细雨秋思》的结句不无怅惘地发问：“新的一天开始了……喔，明天该种下什么呢？”

    种下《纸船》。

    《纸船》无疑是黄献国经历了一次深刻的自我否定之后的一次深思熟虑的新的试笔。这部创作于1987年冬季、发表于1988年第4期《中外文学》上的中篇虽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但在我看来，却是黄献国创作进程中一部重要的转捩之作。它标志着黄献国从混沌的摸索里已经走进了曙色之中，在变动不居的多种作风与样式的反复锻打中浇铸出了闪烁着个性光彩的风格的胚胎，他的早春的麦田里已然刷出了一片迎风抖擞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绿——因为我确确实实从《纸船》里读到了不少新的消息——首先，《纸船》大概是黄献国从事小说创作以来第一次动用了一块真正融进了自己的人生体验与情感经历的珍贵生活。小说以童、少年的“我”的眼腈去观察与描叙一个军人家庭在世事沧桑中沉浮跌宕的种种际遇，在政治风云险恶和生活条件拮据的窘境中展示各个家庭成员包括奶奶、父母亲以及兄弟姊妹们的行为方式和心灵轨迹。率真地记录下这些人们的骨肉深情、善良本性、坚忍的生存能力以及与此相伴生的隐秘的如自私、冷酷、贪婪等种种人类难以克服的弱点在“我”幼小心灵纯净的天幕上一次又一次投下的斑驳剪影，使“我”混沌初开，朦朦胧胧地体味到人生的艰辛与沉重。这部类似自传体的小说通篇由作家的真性情所照亮。

    其次，由于真情实感的投入与贯注，使黄献国在这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结构的经营。而恰恰是这种“忽略”玉成了他，使得他笔下事随情移，境缘情生，感由情发，情景交融，时空调度自如，进出时空自然，不经意间完成了一次小说结构从混沌走向清朗，从杂乱走向单纯的演变与过渡。

    再其次，黄献国终于在这里开始触摸到一种属于自己的语感——以思绪的游动牵动语流，描景状物写人叙事浑然一片，在洋洋洒洒滔滔不断的语流中不停地爆发出机智与幽默的火花。你看他的人物对话——二哥问，赫鲁晓夫有多大官儿？

    大哥说，最大最大的官儿，说了你们也不懂。这么说吧，全苏联人都把他当爸爸。

    三哥的招风耳一兴奋就会动。他的耳朵一扇呼一扇呼地说，苏联的柿子熟了，也要先摘给他吃吗？

    当然！大哥抚着红领巾就像一个老者抚着胡须。

    也许，更能说明问题的还是他的叙述。他是这样来开始这篇小说的——……柿子熟透了，大哥二哥三哥像猴子似的爬上树去，于是巨大蓬松如蘑菇云爆炸般的树冠发出一阵阵愉快的叹息和痛苦分娩时的痉挛。他们摘下柿子来，谁都不吃，先捧给爸爸。就在那以前不久，大哥因为长得漂亮，被选中去给赫鲁晓夫献花，那个国庆节遇上滂沱大雨，大哥像只落汤鸡发起高烧，许久许久不曾带我们去胡同里放风筝玩风车。妈妈用冷手巾敷着哥哥滚烫的额头说，他爸爸你还记得吧，打太原那年，这孩子发烧，一颗子弹不知遭从哪儿钻出来，正正地打在你那马夫的心口窝儿上，马受惊一尥蹄儿，把你从马背上掀下来。娘的也巧，爸爸接着说……

    在这段语言中，你能分得清作者究竟是在叙事绘人还是描景状物或抒情写意吗？我只能认为这是一种“无视角叙述”。要说有视角的话，那就是作者的思绪。飞扬的思绪造成语流的畅快、跳跃、灵动与洒脱。其实，这种语言组合方式已经内在地决定了小说的结构方式。换言之，这种语言组合的放大就是整部小说的结构，黄献国找到了他的小说语言，也就找到了他的小说结构。

    黄献国为此大受鼓舞。尽管《纸船》也还有往日窠臼的痕迹，比如“纸船”的意象本身就仍嫌过于意念，而且与通篇小说并不十分和谐与贴切等等。但不论还有多少遗憾，《纸船》毕竟以新的浮力载着黄献国驶出了艺术探索的“洼地”，并且刺激他以三倍的勇气和自信毅然选择了长篇的样式，来进行他的小说艺术的一次重要的“登山运动”。在《灵性俑》的酝酿期间，他为《鬼壑之谜》写下了这样的题词——我是贪婪与无私接吻时的微笑我是勇敢与懦弱交媾时的闪电这是黄献国告别过去的一次率真的灵魂袒露，更是他开创明天的一个大胆的文学宣言。他决计面带这样的“微笑”去审视沉重的历史，高擎这样的“闪电”去烛照幽逢的人心。经过纠缠执著和锐思穷神的1988年，成熟了的黄献国和《灵性俑》一起，终于迈着稳实的步伐走上了1989年冬之卷的《文学四季》，同时也就走上了1989年的中国文坛。

    那么，我们面对《灵性俑》应该说点什么呢？

    我们说它是一部直面“文革”时期军旅生活的先声之作，或者说它填补了新时期以来空军题材长篇小说的空白并据此进一步说它是整个当代和平军旅生活长篇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还或者采用我旧有的一个稍为具体一些的“二维评价”——《灵性俑》：当代中国军人的灵性显现——是它呈现了“文化大革命”那个行为疯狂、思想呆滞的年代里中国军人丰富的心灵和幽邃的性情；二是这种心灵和性情得到了富有作家个性和创造才气的灵动表现。

    等等。都无不可，也都嫌过于简单，过于模糊，大而无当或大而空。事实上，一部作品写得愈是有才气有灵性，就使得评家们进行归纳、概括与抽象时愈加困难，愈加抓耳挠腮而不得要领。此刻的我，差不多就已陷入了这种窘境，抓紧抽烟喝茶都帮不了我的忙，再煞费苦心也只是徒劳，根据以往多次的教训，我决定放弃再次自作聪明地充当一个蹩脚的角色——一个往观众席上不停地施放噪音干扰的絮絮叨叨的饶舌者——的意图。今天，我只准备当一名比较明智一点儿的“陪游”（注意，不是导游），在陪同大家“游览”的过程中，结合自己“游览”的心得，将自以为特别要紧的“风景点”或妙处略加提示，以期引起大家的格外留心。

    我想提示的主要有下面几点——第一，如前所述，黄献国是面带“微笑”重新走进那段沉重的历史的，也就是说，他始终是在一种幽默的心境中去完成《灵性俑》的。这种投入“文革”生活的姿态很值得注意。“微笑”与幽默固然是一种智慧，一种自信，一种智力的优越，一种从容冷静的条分缕析的审视，乃至一种严酷尖利的批判。我所说要加以注意的还不是这些，而是其中所包蕴的一种距离感和悬浮于这种距离感之上的一种超然的态度，一种审美的情怀，一种艺术的眼光。有了这种态度、情怀和眼光，再去重返历史，重温“文革”生活，就不会或咬牙切齿或悲苦欲绝或仅仅是痛定思痛了。甚至相反，或许还能从中体会出些许人情味、亲切感、轻松感和解脱感。也正是这种态度、情怀和眼光，保证黄献国把《灵性俑》处理成了一部具有浓烈的黑色幽默或者干脆说是荒诞色彩的现实主义作品。换言之，即在《灵性俑》的现实主义精神中又注入了一种荒诞的艺术品格。或有人问：难道还有荒诞现实主义吗？它俩是一码事吗？答日：不是一码事，但也不是绝对的二元对立。艺术的荒诞首先来自生活的荒诞。诚如作者《题记》所言：“这是一都纯粹的日常生活小说。小说里的人们，不管穿着什么样的衣服，也仍是一群纯粹的普通人。他们与阴谋与战争与女人与瘟疫与武器与棋子编织出的荒诞故事，是生活本身天才的创造。”

    应该说，这是一个普通的《题记》，但又是黄献国站在今天回眸观照那段历史的一个新的发现，更是他以现实的精神和艺术的手法去处理那块生活的准绳。那块生活是真实的，同时又是荒诞的，荒诞的真实（现实）或真实（现实）的荒诞，就是它们二者之间的联系。这种认识作为一种政治的社会的或历史的看法，也许平常得很，但作为一种艺术的见解和实践，就不能不说具有某些创意了。黄献国把握住了二者的联系，也就把握住了《灵性俑》的荒诞的基调。试看作品中的荒诞人事——小到新兵张兔娃的肠干便秘，大到全中队用林立果小白皮本擦屁股导致集体痔疮以致集体“坐盆”洗“PP粉”；又譬如全团从战士到团长风靡走“虎道棋”，直至最后一粒棋子造成飞行事故使团长死于非命；再譬如从“我”和屠非州在地道中发现老鼠到全中队掀起捕鼠运动搞烧鼠表演再到指导员大摆鼠肉宴席再到全中队鼠疫流行以至引出甄三公子避鼠瘟和中队长机场之死，整个一条“荒诞链”。——通篇作品就是由诸多这样的大大小小长长短短的“荒诞链”所连缀，从而生成和烘托出一片大荒诞的境界。大荒诞也就是大真实，而把大真实提升到大荒诞的境界来表现（我说的不是一个短篇或一个情节一个人物的荒诞），正是黄献国的创造与贡献。试问，这种反映“文革”题材的艺术传达途径，比之于“伤痕文学”声泪俱下的控诉，比之于“反思文学”严正深刻的批判等等，是不是更机智一些，更审美一些，更具有艺术意味一些，因而也就更见得深刻一些？

    第二，黄献国以微笑发现和创造了荒诞，荒诞又还报他以微笑，而这微笑也不尽是辛酸的或含泪的笑，也有真正让人会心的笑和感动的笑。因为荒诞中也有赤诚的灵魂裸露和崇高的情操升华。黄献国透过荒诞看见了这个。所以，在《灵性俑》的大荒诞境界之上，始终漫溢着一股正气，一股豪气，一股阳刚之气。屠非州、“老柴火”、“狗熊”和“我”等，是一群小人物，但也是一群血性男儿，他们敢爱敢恨敢歌敢哭敢怒也敢骂。他们敢于为“狗熊”与“米米”的爱情设谋牵线，大演苦肉计；也敢于为团长逝去的一段青春的秘密而结盟起誓，智斗“贺保卫”；敢于为“老柴火”的“七夕相会”制造假电报，也敢于为“小柴火”的应征人伍“指示”甄司令……而这一切的一切，又都是出自真的友谊、善的愿望与美的情操的驱力。或者说，在那个政治泯灭人性的荒唐价值体系恣肆泛滥之时，他们仍然最大限度地恪守自己做人的价值标准，有意无意地对那股潮流作着英勇的抗争，发出充溢人性灵气的几声呐喊。

    我在这里特别强调“人性灵气”，是因为黄献国强调这个。

    他的人性解剖刀不仅切进人物的社会属性层面，更切进人物的自然属性深处。他基本以情爱为支点来检视每一个人的灵魂。从团长到指导员直至屠非州和“我”，人人都程度不同地有过或正在卷人一场场灵与肉的冲突和性与爱的纠葛。这样，就让他们在那场文明与愚昧、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大搏战的时代大背景下，也划出了一条条各自闪光的生命体验的轨迹，从而更加富于血肉，富于情感，富于人情味和人道主义气息，在那一出出荒诞的悲喜剧上演过程中，让来自生命本体的正气与灵性得到了高扬与激射。

    第三，荒诞毕竟是一种非常态，一种变形态乃至一种疯张态。荒诞里有真善美的阳光，更有假丑恶的阴霾；有人性的张扬与人格的完善，更有人性的扭曲与人格的分裂。对此，黄献国表面上仍然投以一种微笑（不过是辛辣的嘲讽式的微笑），内里却高举着爆发于自己灵魂深处的闪电，去给其以彻照与鞭挞。——“贺保卫”时时事事紧跟风向，到处侦察破案，甚至私设公堂把战士张兔娃逼上绝路，而自己最终也成了张兔娃的枪下鬼。如果说他的下场是自讨苦吃罪有应得，那么，一生愚忠最后身染重病还要坚持倒在机场的中队长就让人可怜可叹了，尤其他临死前一手把全部积蓄200元钱交党费，一手向组织郑重指出团长和指导员是共产党内两个最危险的敌人的临终遗言，就更让人啼笑皆非之余又陷入深深的悲哀。也许，这二位的忠诚都并非伪饰，而确实是一种病入膏肓的“红色政治病”，他们自觉自愿地为“红色政治”殉难，并不给心灵带来痛苦，相反可能正是一种解脱。与此不同的是另一种人物清醒的自我分裂——这里我不想多谈诸如善良的团长、精明的指导员等等“好人”们违心的甚至阳奉阴违的言行乃至同性恋的陋习，我只想侧重谈谈“黄皮子”（即“我”）这个人物。

    “黄皮子”作为一个农民出身的将军的后裔，十七岁上抱着子继父业的向往走后门参了军。他聪明鬼道，很快就在红色政治空气中如鱼得水。他先是以制造“红海洋”的才能和接受指导员猥亵的“爱抚”为代价换取了一张鲜红的党表，后又因为在给甄家球队与团球队比赛中吹裁判时拖延时间为甄司令立了一功，同时也为自己穿“四个兜”埋下了铺垫。他步步得胜，惹人羡慕，只有真朋友屠非州在那场球赛结束时用拳头顶住他的腰眼，讪笑着说了一句：“‘黄皮子’前途无量，妈的！”

    屠非州心底里对他有多么卑视，只有他自己清楚；他青春的心灵上为此结下了多少滴血的疤痕，也只有他自己清楚。但他无法不这样，他承认“我无法摆脱父辈的遗传。我的脉管里淌着父亲的血”。

    如果我的研究加揣测大致不错的话，我们不妨可以认为，在“黄皮子”身上，有比较鲜明的作者的（至少是情感经历与心灵里程的）投影。而且，二十年前“黄皮子”的那段历史，对此后作者在部队“一年入党两年提干三年步人政治机关为政委起草讲话稿，春风得意”的经历（见《鬼壑之谜.作者小传》）绝对有重大影响。问题是，近二十年后，当作家黄献国写下“我是贪婪与无私接吻时的微笑，我是勇敢与懦弱交媾时的闪电”的文学宣言的时候，他的无畏与勇敢的一面已经得到了极大的张扬，促使他对“真话和谎言，暴露和粉饰，朴实和造作交替编织的人生”执行深刻的否定和批判。这否定和批判的形象化，就是“黄皮子”这个文学人物的树立。

    然而，“黄皮子”这个角度深刻而有力量的地方还在于通过“这一个”，把笔锋指向整个荒诞岁月中的民族历史积淀和社会政治现实，以及由此合力造成的军队政治文化机制，并指出这种机制在当代中国军人心灵上投布的阴影，从而反照出军队改革与现代化的必要性与急迫性，进一步留与人们关于人民军队自身建设与前途命运的某些思虑和警示。可以相信，具备了以上认识的军人，绝对是有灵气有悟性的军人，是属于未来的军人。他们终将随着民族现代化与军队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而告别历史，走向明天。因此我们对我们的军队充满信心，充满希望。——做出这种理解，我想是不是比较切近了《灵性俑》的题意了呢？

    第四，我准备就比较纯粹艺术的角度即《灵性俑》的结构角度，再作一点提示。

    严格说来，《灵性俑》并没有什么鲜明的贯穿始末的故事情节线，它只不过是那一年代某一航空兵部队“日常生活”的“散点透视”。然而，《灵性俑》又确确实实是一部颇具可读性的长篇。这就很有一些意思了，一部并不具备严谨情节结构的长篇靠什么来吸引人呢？

    我认为，和前文论及的《纸船》的情况类近，作者自己对这部作品的结构也并不是刻意经营和满有把握的。比如每一章的小标题大都不能画龙点睛地统领全章，它只是选择一个特别有趣的或特别富于幽默与荒诞意味的细节加以特别指示出来，以营造一种总体的荒诞氛围。——譬如第一章《大战前夜：用罐头盒给狗熊接尿》；第二章《猫耳洞里：出土比基尼女人照片》；第三章《公鸡趴窝：女更衣室里的军事学校》等等。——如果说，《纸船》的结构意识被真情实感的流贯所牵引的话，那么，《灵性俑》的结构企图则为荒诞意境的追求所笼罩。

    当然，一般说来，总体结构上的恍惚不能视为一部长篇作品的成功因素，但在《灵性俑》里，恰恰正是这种严密情节构架的牺牲，为黄献国换取了灵性挥发的两点优势。一是他因此获得了叙述的自由度，可以不依情节框架的导向为拘囿，而是思绪奔涌流泻，笔触灵动跳跃，夹叙夹议，议论风生。从而造成了一种充沛的文气，一种淋漓畅快的语流，一种亦庄亦谐的语感，和一种幽默荒诞的语境（这从每一章的小标题中亦可见一斑，且与前文分析过的《纸船》语言接近，故不再举例辨析）。

    二是他因此获得了生活细节的高密度，可以不以情节框架来筛选过滤生活，而是凭灵性来照射激活记忆，哪一段经历哪一块生活有过真正的生命体验，就在哪儿从容展开，挥洒泼墨，游刃有余。——譬如那给飞行员接尿发出的“美妙悦耳的音响”，那充斥着女人、和平鸽童话和臭胶鞋、汗酸味以及银杂屁的混合体的“军人大屋”之夜，那半个连队同时上场抢一个球的“篮球比赛”等等场景的描写，都是精彩的军旅生活写照。——黄献国就这样，让浓浓的军旅气味通篇川流不息，将向来被认为枯燥单调的空勤部队日常生活写得意趣盎然，机巧横生，让军旅中人倍感亲切，让军旅外人大觉新鲜。两点舍一的效果，就是生活原态的写真+荒诞艺术的提升=《灵性俑》的阅读快感，并以此掩饰了淡化结构的不足。

    也有掩饰不住的缺憾。过多的插叙与倒叙还未能处理妥帖，老是采用某某讲故事的形式，既显重复亦见生硬。结穴处老团长的死和几个主要人物的命运交待，都处置得过于仓促草率和简单，如能展开一些，也许就从容得多，和谐得多，更有呼应得多。尤其老团长之死，本可以做出一块好文章的，因此，他匆匆忙忙的离去，留给我们的遗憾也就更多一些。

    《灵性俑》的诞生和《灵性俑》的意义当然远不止这些，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或将从中发现更多的意思。但无论如何，对于黄献国来说，《灵性俑》已成为过去，重要的是下一个“新生儿”的孕育，在认真比较阅读了黄献国的长、中、短篇作品之后，我曾有过一个感觉——我感觉他那潇洒畅快而非内敛凝重的行文，奔放敏捷而非严谨精致的运思，都更加适合于长篇作品的创作。以他军人家庭的熏染和二十年军旅生涯的历练，如果专注于长篇军旅小说，必定会有更加硕大的收获。

    1990年7月7日删定于京西魏公村黑白斋载《文学评论》199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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