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小说集《两程故里》

    在这些年接触众多文学朋友的印象中，我模糊感觉到了一个虽然算不上规律但也还有相当概率的发现：即有些头脑敏捷口齿伶俐显得极其聪慧精明似乎倚马可待的“显才”（与“隐才”相对，纯属我一时杜撰，不求精确科学，只求读者意会），往往并不擅长于小说的创制，而更胜任于报告文学或理论批评或诗歌之类；另有些脑子反应不甚快捷甚至还有点迟缓，口头表达也不够利索或者还有点木讷的“隐才”，倒常常能把小说这玩艺鼓捣得十分地道。这种人你初见乍识之下并不起眼，可只要你一读他的小说，就禁不住在心里嘀咕：作品中的这些个聪明机智狡猾鬼道花花肠子怎么亏他想得出来……

    这事儿是有点儿怪。

    或问：难道说作家的气质、个性、作风与文学体裁之间还有什么内在联系吗？答曰正是。抱歉的是，我现在一时还无暇且无力去探明个中究竟——促使我想起来并谈出这一看法的起因，乃由于此刻我的案头正摆着一部阎连科的中短篇小说集《两程故里》的书稿。

    阎连科就是一个并非风流倜傥华彩翩翩的“隐才”型小说家。

    在1989年秋天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第三届文学系的数十名学员中，以成就和名气论，阎连科是大家所公认的当之无愧的“头号种子选手”。“头号”而毫无“头号意识”——不事张扬，不好咋唬，甚至也不爱大声说话和作课堂提问与专题发言之类，整日价只是默默地听课、做笔记、读书、写作品。仅入学一年多来，他就相继在《昆仑》、《解放军文艺》、《中国作家》、《十月》、《时代文学》、《莽原》、《当代》等大型刊物上连续推出中篇新作《斗鸡》、《乡难》、《悲哀》等，和《瑶沟的日头》、《瑶沟人的梦》等“瑶沟系列”中篇。

    实际上，还在更早得多的时候，还在80年代初，阎连科就开始发表小说，迄今已有一百数十万宇作品问世。早两年他的颇有分量的中篇《两程故里》和《桐堂》就完全可以视为其成名作，都曾被《新华文摘》和《中篇小说选刊》作过转载。他之所以没有趁机“热”起来，我想恐怕是由于他那相对于“新潮小说”而显得比较传统的小说方略，这在当时遭到新潮批评家们的“冷处理”也就成了一件比较自然的事情了。今天，当着阎连科在继续稳实地长进的时候，人们又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那些刚刚崭露头角的更新的文学新人们。也就是说，评论舞台上五彩缤纷的热情的“追光”似乎从来就段有青睐过阎连科。这对于一个在创作道路上辛勤探索了十年并且有了相当收获的事实上已经成为了后新时期比较重要的一位青年军旅作家来说，是不是显得过于吝啬乃至于残酷或者说有欠公允了一些呢？

    阎连科当然不怎么在乎这个啦。如前所述，阎连科是比较能耐得住孤独与寂寞的，这是一个为文者很好的素质与品操。但作为一个军队评论家，我已自觉到这是一个问题。因此我想到了从我做起。

    而且我又同时想到，我所面对的《两程故里》这个集子中所收入的全部是阎连科1988年以前的作品。相对于那时候而言，今天阎连科的创作无论是在量还是在质的方面，显然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换言之，《两程故里》已不能代表阎连科的全部创作。这同时也就局限了我对阎连科整个的小说世界做出比较全面与系统的考察与评判。

    但是即便如此，在阅读了这个集子之后，我觉得我们仍然不仅可以从中窥见阎连科过去所走过的艰辛的足迹，和已经形成的某些创作特色，更可以据此推测和前瞻他的未来——即阎连科将会怎样。

    阎连科将会怎样？

    我想我将在最后回答这个问题。我提出并回答这个问题的意思之一，无疑是吁请更多的人们今后以更多的热情和兴趣关注阎连科和他的小说创作。当然，任何一个评论家都不是一个占卜者或算命先生，我对未来阎连科的自以为是的判断，也不是凭空的臆想与妄测，而是主要来自我从《两程故里》集于中读出的如下三条事实根据。

    第一，这个集子中最早的作品是阎连科的短篇处女作《吉星高照》。它创作于1982年2月，带有作者最初试笔的稚嫩的痕迹，文字生涩，故事生硬，人物性格也非常呆板，尤其是主人公最后行动与思想境界的升华，显见是人为的拔高。使我颇感惊奇的是作者创作于一年之后的第二个短篇《领补贴金的女人》，这篇作品可以说得上是语言熟练，细节生动。主人公谷大叶的个性不仅鲜明有光彩，而且还用了性格上的外冷内热和形象上的外丑内美的两组对比，产生了张力与弹性。

    此外，整篇作品的叙述张弛跌宕，很有节奏感；悬念的设置和高潮的推进都颇讲究章法。结尾处从“小人书”到“骨灰盒”的出人意外的转折，整个一个“欧.亨利”。夸张一点儿说，这差不多是一篇现实主义短篇手法的规范之作。

    我特别提出这样两个短篇是什么意思呢？

    很显然，前者说明阎连科并非是一个出手不凡的小说天才，也不是一个修养全面功力深厚起点极高而一鸣惊人的小说奇才。恰恰因为如此，后者也就更有力地说明了阎连科又是一个颇具小说创造才华与资质的悟性优秀的小说家。从“吉星”到“女人”，仅仅一年时间，他就由小说艺术的门外汉而登堂人室，参透禅机，走完了许多人三五年甚至七八年乃至更长时间才能走完或者干脆走不完的路程。同连科似乎没怎么太费劲就在现实主义小说创作道路上驾轻就熟了。

    1986年，他发表了中篇处女作《小村小河》，在五万多字的篇幅中，他的熔铸生活与结撰故事的才能得到了酣畅淋漓的发挥。主人公梁柱的命运的沉浮变化，就像一条柳暗花明峰回路转的通幽小径，引人人胜扣人心弦。你明明知道自己是被“他”牵引着，被“他”身后的那个操纵者牵引着，却仍然身不由己心甘情愿地随其前行，于是，你不得不在心底里赞叹这个“操纵者”实在不愧是一个“善编”的高手。

    我在这里决非从贬义的角度来使用“善缩”这个词的。恰恰相反，我认为编故事始终是一个小说家尤其是一个袭用现实主义传统策略的小说家的基本功之一，极而言之，没有故事也就没有小说了（只是故事性的强化与淡化的区别而已）。

    “编”是自然要“编”的，关键是看你普编不善编，编得好不好，编得圆不圆，是不是编得不“漏汤”，不露痕迹，编得跟真的一样。我正是从这个意义来赞扬阎连科的“善编”，并以此进一步来论证他的小说才能的。小有遗憾的是，《小村小河》结局中粱柱的英勇的死就还有点离奇，有点编得不够圆，有点太“编”了。——对故事结尾或高潮处理的不稳定性在继续考验和磨砺阎连科的小说才能。

    接下来，我们很快就在《小村小河》之后的其他中短篇如《雪天里》、《坟地》、《爷呀》、《寨子沟，乱石盘》那一个比一个刁钻古怪、出人意外的漂亮结尾中，感受到阎连科的故事编撰能力的日臻稳定、完善与成熟。而且由此联想到，他大概在结尾大师欧.亨利身上作过较长时间的留连、盘桓与发掘，并且从中获益匪浅。

    这样，才有了1988年《两程故里》的问世。无论是就其人物个性的丰满、力度和典型性而言，还是从生活实感的充溢、生活涵盖面的深广和思想意义的丰赡与厚重，抑或是故事的本色与生活化和情节进程的自然展开与收束（克服了《小村小河》那种并列平行结构的硬板），以及这几者之间的水乳交融浑然完整程度来看，《两程故里》都是阎连科的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没有多少“硬伤”可挑剔的现实主义的成熟之作。

    种种迹象愈来愈清晰地表明，阎连科与现实主义小说的传统精神之间，确乎存在着一种先天的缘分，一种一拍即合的内在契机，一种得心应手的承传与认同感。这当然是一件值得我们为阎连科庆幸的好事。任何一种艺术方法或风格或流派的产生、发展、成熟、衰落直至转换（是转换而不是消亡——转换为更新的它种方式）的过程，都将是一个漫长的潜移默化的渐变过程。现实主义同样如此，它不仅在当代，就是在未来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内，都将葆有其强大的艺术生命力。

    阎连科的小说艺术成长于真伪现代主义小说在中国滋生、蔓延、昌盛之际，他也许曾为之诱惑，为之目眩神迷，但他终于没有在随波逐流中舍本求末放弃自己，而是坚定地皈依了现实主义，扬长避短而又兼收并蓄，始终坚持以自己的审美感受为依据和原则，去进行生活的提炼与艺术的创造，在现实主义的老树上绽开一朵又一朵艺术的新花（阎连科之于传统，当然不是泥古的恪守与因袭，而是有扬弃有发展的继承。在他的现实主义的框架中，现代主义的艺术因子也是随处可见，而他晚近以来的带有浓厚自传色彩的“瑶沟系列中篇”分明又烙上了新写实主义的印记）。——换言之，阎连科不仅善于迅速地找到自己，而且敢于大胆地确定自己并且最终发展自己——这也就是作为小说家的阎连科今天之所以立得住，将来还可能有大发展的希望所在。

    第二，现实主义不等于编故事，阎连科也决非一个只会编故事的通俗小说作家。我在前面侧重强调了他的“善编”，也完全是为了从一个侧面论证他的现实主义小说才华。现在我还可以换一侧面来继续这种论证，譬如说语言。人们常说小说艺术就是语言的艺术，并常常以此作为区划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准绳之一。

    阎连科的小说语言究竟怎么样呢？

    我在这里只想谈一个特点，那就是他的小说语言主要不是来自书本而是来自生活，是从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这一点在他创作伊始就表露得很充分。即使在他不成功的处女作《吉星高照》中亦是如此。这篇小说的语言固然“生涩”，但它仍然是作者用自己的嘴说出来的话，而且说得满口的俗言俚语，说得充满野趣和泥土味道。阎连科对小说语言的这样一种选择，是源于一种直觉——一种如前文所述的他的优良的小说资质与禀赋。

    这使他在小说语言问题上少走许多弯路，很快就进入了一种境界，有了一些自己的语流、语态和语境等等。如果我们信任语言自身的原态的魅力的话，最简便直捷的方法就是引征原文。我只是提请读者注意一下我加了着重号的那些字、词和句子，可以从音响、色彩、韵律也可以从准确、生动、传神或感觉化或陌生化等诸多方面进行赏析与品评。

    热风吹着，齐刷刷的麦穗，一波推着一波，湖面似的齐整。爆开的麦壳，把半个粒儿露在天下，圆鼓鼓地顶着太阳。从坟地头上走过的庄稼人，看了，眼都生红，心里仿佛丢了啥。

    ——引自短篇《坟地》

    她沿着溪边小路，走得悠飘，一副荆筐担子，在肩上亮腔，叫得扎耳。响声流在沟里，如同喘息一般……脚下的澳水，原是一线一线，从石缝里挣出来，汇入德亭川，摊成一条白带，宽丈深尺，从冬流入夏，又从夏流入冬。硕大的蛋卵石，在水里露个帽儿，青蛙在帽上仰天长叫。水声蛙声，漫开去撞着两崖岸壁，孕出脆脆回音，满沟嗡啦嗡啦。黄莺鸟从林中飞来，滑在沟空，寻找溪遗的蚂蚱革虫，叫声柔柔，沁心润肺，日光在沟里，照出一条亮带。山风响着笛音，从森林中漫出，在水面上吹着……

    ——引自中篇《寨子沟，乱石盘》

    第三，透过上面两段短短的引文，人们在感受到阎连科那笔力的灵动与弹性的同时，是否还体悟到了蕴藏在文字后面的作者对于庄稼、土地和庄户人的那一分熟知、亲昵和深深的眷恋呢？这正是我想说的第三点，也是阎连科终将建构起他的小说世界的最大本钱。用我一贯的观点来说，那就是阎连科是一个有根的作家。他的根就深植于生养他的那方水土之中，父辈的遗传，二十年的乡村光阴所命定的他与土地与农人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使他先天获得了一个关注与思考当代中国农民命运的绝好视点；而地域文化（中原文化）如山川地貌、乡风村俗、民间礼仪、说唱艺术、口头文学等等熏染，又给他提供了一把通向整个中国农业文明的宝库的金钥匙。二者合一，就使得这一类来自土地、跳出土地，最后又去返观土地的乡土作家更容易在“乡土情结”深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舞台上出人头地领尽风骚。

    当然，阎连科是否必然如此还得另说。

    我在这里指出的，只是他具备了这样的先决条件——《两程故里》集子中提供给我们的印象也仅此而已。彼时他的目光投向还比较散乱，既写农人，亦写军人，逮住什么就写什么，冲动一来就下笔千言，还谈不上什么深谋远虑和总体构想。

    这也是不能苛求的，任何一个作者无论是对其表现手法、创作风格或题材的“最佳”的寻找过程、也就是他成熟的过程。其实到了中篇《两程故里》的写作，就已标示着阎连科的“邮票”意识（借用威廉.福克纳的邮票之说）的悄然萌动。接下来，从着力描绘中原市井文化的“东京九流人物系列”，到悉心探究故土之根的《乡难》、《故乡的叹息》系列，再到投入自我审视自我的“瑶沟人系列”，我感觉到闻连科是在一步一步走向冥冥中的那个神祗的召唤了。

    阎连科还需要警惕什么吗？

    问题也许很多，但首先要记住的是，长处即短处，优势同时也是局限。如果自恃“善编”，再加上语言的天生丽质，再加上“根子”粗壮，就认为本钱甚大，就不予珍惜，就恣意挥霍，那就很麻烦了。这种倾向在《两程故里》的集子中已初露苗头，我只举一个枝节问题来加以说明。我认为像《村路，弯弯的》、《妻子们来度假》、《爷呀》等小说题目都是有欠推敲和粗糙甚至是失败的。这说明了什么呢？我的感觉就像是一位生育能力极强的母亲，呼呼啦啦生了一大堆孩子，然后就胡乱给他们安了个花呀草呀之类的名字了事。潜意识里不是对名字的疏忽，而是对孩子本身的不够珍惜。我相信任何一个优秀严肃的作家，都会像任何一个认真负责的母亲一样，不仅会极慎重地对待每一个孩子（作品），而且也会煞费苦心地为他们取好每一个名字。因此，由“名字”问题使我想到的是连科在创作上是否也应该实行一点儿“优生学”了？

    由此我再联想到连科目前的创作状态。他确实是一个快手，他写作时的轻松随意简直令人嫉妒。他不仅可以同时处于几条战线（题材和体裁）作战，而且往往都是一稿写成，一挥而就。但是，这对于他未必值得庆贺——这种驾轻就熟或许正是埋设在通向他的艺术顶峰的道路上的一个陷阱。作家的自我突破大都在什么情势下才能实现呢？那就是把每一次新的创作都当成是一次自我诘难，自我挑战，自己和自己过不去，从而始终保持一种写作中的陌生感与新鲜感。不要怕新的尝试的失败就满足于旧的套路的重复。就像一个跳高运动员，如果不冲击新的高度就永远破不了自己的纪录。

    连科最终想要建构起闪耀着自己的个性光彩的小说大厦，还必须要有做韧性的长期战斗的思想准备，而且还决不仅仅是那种拼时间拼体力的“创作消耗战”，必须要有雄谋远略的规划，包括全面的修养，或者也包括当前的创作战线与速度的收缩与调整等等。这样的话，比较能集中连科的全部才华、情思与智慧的大作品迟早是要出世的。换一句话说，连科也许是一个大器晚成者——其时虽晚，其器却大者也。

    这也就是我对“阎连科将会怎样”的最终回答。

    并以此为序。

    载《文学评论家》199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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