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小说集《和平寓言》

    一

    严格说来，《和平寓言》是阎连科的第一本小说集（此前他仅出过一部长篇叫《情感狱》），可是我却已经为他作过了两个小说集的序言——一个是1990年作的叫《阎连科将会怎样》，一个是前不久作的叫《农民之子与农民军人》，前者早已发表在1991年第2期的《文学评论家）上面，并收入了我1993年度的评论集《黑与白》之中，后者看来也多半要比小说集先行问世。一个作家有了两个小说集的序言却还没有一本小说集，这件事情听起来多少有点儿古怪或费解，其实说穿了既不希罕也很简单，就是说他有两个集子早已应约编就，但又都由于当下极易理解的经济原因而被迫搁浅。如此而已。

    当然，要细说起来这里面也并不是没有一点儿可说道的（比如出书难与作家个性之间的关系之类）。因此，在说及《和平寓言》之前，我不妨先来说说阎连科这个人。

    二

    初识连科，他一般会给你留下如下印象：忠厚老实而不免拘谨，拙于言辞而近乎木讷。这倒也大体符合他笔下的农民军人性格，但却与他整个文学世界中那一般股活泼着飞动着的灵气与悟性相去甚远，让你不得不在心里犯嘀咕，他小说中那些机巧智慧狡猾鬼道怎么亏他想得出来……

    不过，这倒又印证了我多年来在对文学朋友的观察中所得到的一个虽然还算不上规律但也有相当概率的“发现”：即那些头脑敏捷口齿伶俐显得极其精明似乎倚马可待的“显才”（与“隐才”相对，纯属我一时杜撰，不求精确科学，只求读者意会），往往并不擅长小说的创造，而更胜任于报告文学或理论批评或诗歌之类；与此情形相反，另有些看来脑子反应不甚快捷甚至还有点迟缓，口头表达也不够利索或者还有点要木的“隐才”，倒常常能把小说鼓捣得十分地道。往近里说与阎连科类似的军旅小说家就有刘兆林、周大新、苗长水、陈怀国等等，往远一点儿说，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沈从文了，据说沈先生当年站在北大讲台上常常嗫嗫嚅嚅，与他笔下汪洋恣肆的气度实在判若两人，当然，我们也可以举出不少相反的例子，对文学人才进行简单的归类也许是最不聪明的做法。至于作家的气质、个性与文学体裁之间究竟存不存在一种对应关系？

    存在着一种怎样的对应关系？这实在是有待专门的作家学学科才可能说得清楚的问题，我只能是浅尝辄止，就此打住吧。

    三

    我还是接着再说阎连科。

    事实上，阎连科正经是一把小说好手。说他是小说好手的理由我可以举出很多，但在我看来最突出的一条首先在于他是一个小说快手。他在军艺文学系上学的时候，我不止一次看到过他的手稿，不管中篇短篇，都是一稿写成，而且是一丝不苟有模有样的手写扁宋体，比誊抄的还干净工整。他的每一个中篇，基本上都是一周写完，而且每每不无几分自得地将写作时间注明在篇末。这确实值得骄人，也令人羡慕，它至步说明作家写得轻松，而写得轻松又快捷就是才气，写得愈轻松愈快捷才气就愈大。更而且，一周一个中篇，对于阎连科来说，并非是紧赶慢赶的非常态下的加速度，而是一种常态下的匀速写作，只要酝酿成熟了，他总是像春潮拔闸一般下笔千言一蹴而就。统计表明，自80年代末至今短短的几年之中，他发表的中篇已超过40部。这虽然未必是一个吓人的数字，但也足够让人吃一惊的。这多少有些让人联想起当代文坛一些才大气粗的小说快手的“喷吐式”写作。但阎连科不是“喷吐”也不是“爆发”，他是静静地、潺潺地、欢快地流淌，几年“流”下来，依然潺潺，依然欢快。

    说到这里，也许就有人要问了：阎连科写得快而且多，但是不是好呢？这个问题很关键，创作从来都不是以量取胜，一大堆废稿也挡不住一句真正的诗，这都是无须赘言的。我想我说多与快的质量前提，起码必须是在水平线以上。就比如说阎连科的40余部中篇小说，我不敢说篇篇都好，没有少数几部平庸乃至粗糙之作，但更多的却无疑是同一时期同类题材小说中的上乘之作。具体来说，像80年代末的《祠堂》、《两程故里》，八九十年代之交的“东京九流人物系列”，90年代初的“瑶沟人系列”，以及近两年来的，“农民军人系列”等等，多是发表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当代》、《十月》、《收获》、《昆仑》、《花城》等一批权威刊物上面，而且常常占据头条位置，其中至少还有《瑶沟人的梦》、《瑶沟的日头》、《中士返乡》、《寻找土地》、《夏日落》、《和平雪》等十余部分别或重复被《新华文摘》、《中华文学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转载，并获得过多种刊物奖励，如此等等。当然，这些都并非衡量作品优劣的惟一标准，但它们所包蕴的“文学信息”我想也应该是不言而喻的。如果再把这些和“一周一部中篇”、“几年数十部中篇”的速度和数量联系起来考察，那么，它们所提供的综合文学“指标”就大致为我们给出了阎连科作为一个青年小说家的“定位”。

    四

    据此，我还想再强调的一点是，阎连科保持在一定质量水准之上的超乎平常人的创作速度与数量，确乎显示了他的小说实力与才华，这是一个吉祥的兆头，同时又是一个危险的陷阱。所谓“吉祥兆头”，说的是它有可能导致大家的产生。尤其在创造活力普遍委顿和创作生命普遍短暂的当代中国作家之中，作品的数量就往往成为了不少人的局限，对于他们来说，写好几部作品也许并不困难，但是要写出一个庞大的作品群来却嘎嘎其难。而一个大家风范与地位的形成，既有赖于一定的质的高度的标志，也有赖子相当的量的广度的支撑。

    即如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亦如巴金、老舍、沈从文，在一定意义上说，写得多比写得好对当代中国作家更具挑战性。阎连科似乎有希望也有能力在这方面一试身手。这是一个诱惑，而这个诱惑同时也正是埋设在通向阎连科的艺术顶峰的道路上的一个“陷阱”。这个陷阱的危险性就在于陷入一种驾轻就熟的惯性写作中不可自拔，从而限制了作家对新的高度的不断突破与冲击，最终在平面复制的泥沼中湮没无闻。作家的创作突破大都在什么情势下才得以实现呢？那就是把每一个新的创作都当成是一次自我诸难，自我挑战，自己和自己过不去，从而始终保持一种写作中的陌生感与新鲜感。不要因为新的尝试的可能失败就满足于旧的套路的重复。就像一个跳高运动员，如果不冲击新的高度就永远破不了自己的纪录。

    数量与质量，是阎连科创作中所面临的一个两难命题，他似乎难以舍弃任何一头，他企图在这个。“两难”之间建构起闪耀着自己个性光彩的小说大厦。果真如此，他就必须要有作韧性的长期战斗的思想准备，而且还决不仅仅是那种拼时间拼体力的“创作消耗战”，还必须要有雄谋远略的规划，全面修养的强化，或者也包括创作战线的调整与突击方向的选择等等。长此以往，比较能集中他的才华、情思与智慧的大作品迟早是要出世的。换一句话说，阎连科也许是一个大器晚成者。

    其时虽晚，其器却大者也。——这也是四年前我对“阎连科将会怎样”的最终回答。

    五

    当然，我也不是算命先生，阎连科终将如何，只有时间才能最后回答。我们更有可能把握的倒是当下，当下的阎连科怎样，也许是人们更为关注的问题。比如说，以他的小说实力和实绩论，他是不是已经成为了当下文坛上一个很“火”或很走红的作家了呢？答日非也。情形恰恰相反，阎连科是一个勤奋高产的小说家，同时又是一个运气不济的小说家，尤其比起那些因一两篇作品就“出道”、“打响”的作家来说，他简直要算得是很“背时”了。

    从世俗或功利的眼光看，有时候你不得不承认某种机遇对于一个作家的“成长”的重要性——譬如80年代中前期的全国获奖，90年代以来的与影视联姻；或者在某种潮流（如早先的“伤痕文学”和晚近的“新写实主义”）中捷足先登，或者在某种“时尚”中一夜“炒红”……所有这一切都与阗连科无缘，甚至连评论的“追光”也从来都是与他若即若离，他的付出与“收获”多少有点不成比例。如果说，在80年代追新逐异的浪潮中，阎连科因其相对传统的表达策略而不入时髦还顺理成章的话，那么，进入90年代以来，当“新潮”退去之后，“新写实”或“新生代”（特指60年代以后出生的作家群）又迅速崛起并成为文坛新的焦点，而他阎连科再次被遗漏，就包含了几分命运对他的不公了。他出生于50年代末（1958年），在青年作家中介乎于两茬之间，确有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味道，在两条板凳之间他总是坐了一个空。尤其到了今天的商业时代，物欲横流的时期搅得人心浮躁不安，文坛乃至整个社会又有多少人还能平心静气地来品味和鉴赏某个作家与某部作品呢？这个时候更讲究也更见效的是自我包装，自我推销和自我渲染，因此也就更见出了生性忠厚、拙于辞令的阎连科的格格不入，以至不断地陷于为本文开篇所介绍的那种有了小说集序言而无小说集的尴尬境地。对此，阎连科仍然是也只能是我行我素，他坚执于庄户人家的道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你热你的，我写我的。把腰椎写出了问题住进了医院躺在了病床上还伏在一块小木板上写出了两个中篇（已收入本书）。

    我总是劝诫他注意身子，他总是说，不干活也憋得慌。

    六

    在此一意义上说，《和平寓言》有幸加入“跨世纪文丛”第三辑，是阎连科的时来运转，也是文丛主编陈骏涛先生的慧眼识珠。事实上，阎连科已以他愈来愈强劲的实力与实绩不断证明着自己在当今中国小说界愈来愈明显的重要性。早几年，已有一些评家注意到了他的“瑶沟世界”的营造，并因其将他视为所谓“新乡土小说”的领军人物之一。而在我看来，他的更特殊的贡献与地位是在军旅小说的创造方面，是在一系列农民军人形象的塑造方面。如果说，他在“新乡土小说”作家群中尽管出色但也还不能独树一帜的话，那么，他在“新军旅作家”（特指90年代后的“新人”）群体中，则无疑是出类拔萃的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一员大将。

    收在《和平寓言》中的《和平雪》、《中士返乡）、《寻找土地》等中篇小说所展示的就是阎连科带着他20年“瑶沟”岁月的烙印和15年军旅生涯的体验深情描绘的当代中国农民军人的生存景观。一部分人物是和他自己经历相仿佛的农民中的人尖子，不仅凭着聪明才智和狡狯提了干，而且一般都已当上了基层主管：连长或指导员。比起他们那些早已退伍还乡的老乡和战友们来，他们是幸运的佼佼者，但比起他们的人生目标来，他们又仍然是无岸的海中的苦苦泅渡者。其实他们的目标也并不高远，只不过是想当个营官，解决家属随军，彻底地“逃离土地”——“能让老婆弦子进厕所用上卫生纸也就对得起这一世人生了。”可是，从连到营的半级对他们来说也总是高不可攀，似乎垂手可得而又遥不可及。这就是阎连科精心为他的主人公们设计的一道“坎”，这是两个阶层之间的一个衔接点，连长指导员们因它的诱惑和刺激而拼搏而跳跃，企图一举跃过“龙门”，而现实又常常使他们铩羽而归。在这个痛苦支撑的漫长过程中，土地的浓重阴影不仅压抑着他们的一言一行，更笼罩着他们的心灵和精神。他们的一切高尚和委琐都出自一种“农民逻辑”——炊事班长给连长下跪为的是转志愿兵；连长给团长下跪时说的是：你不是农民不知道农民心里想些啥，我做梦都想把老婆孩子户口弄出来……

    难道土地对于农民（军人）的禁锢就真有这么可怕吗？也许我们有理由怀疑阎连科的“农民逻辑”的真实性。但是，如果我们对他的“瑶沟人”悲惨的生存景况记忆犹新的话，我们又无法不相信“逃离土地”对于农民（军人）不可抗拒的巨大魅惑。这或许也正是现实主义的力量。过去我们总是一味强调军人的奉献与牺牲，强调理想化的超现实的道德教化。而阎连科恰恰在这一点上反其道而行之，坚持直面人生的写实主义和历史主义精神，重视与强调物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立场，尊重与理解农民军人们对于切身利益的需求与渴望，准确反映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人性觉醒的一般水平。正如马克思所说：“共产主义者从来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不向人们提出道德的要求……相反，他们知道，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物质条件下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德意志意识形态》）更加潜在的危险和更加发人警醒的问题倒是在另一面，这些连长指导员们运用“农民逻辑”指导下的充分农民化的手段、心计和思维来谋求彻底改变自己农民的身份与命运，不是已经陷入了一个循环论的“怪圈”吗？即农民是不可能真正战胜自身的，即使他们的户籍乃至妻子儿女的户籍一起脱离了土地，但他们的精神却依然在土地上爬行，或者说，土地的幽灵仍将长时期地游荡在他们的心空。

    七

    以上也许仅仅是我个人的一种注释，实际上表现在阎连科小说中的情形要比这种清晰的梳理复杂得多。他一方面对于连长指导员们出于土地的压力而做出的全部努力给予情感上的同情、理解、宽容乃至鼓励，这无疑表现了他作为一个“瑶沟人”的儿子的农民军旅作家对于当代中国农民军人深切的爱与知；而另一方面，来自土地的引力——来自深厚乡土中所孕育了数千年的善良、正义、亲情等等民族传统美德的引力，又迫使他不得不在道德上一次一次地回归土地。《中士返乡》和《寻找土地》从题目到内容都明白无误地指示了这种倾向。

    中士旗旗为了同情一个“手骨关节粗大”像父亲一样的老农民，在关键时候放走了一个“贼”，同时也就放走了立功入党提干——“逃离土地”梦想成真的宝贵机会，但沟口村父子的窘境和战友们无言的谴责又使他不得不归依农民式的善良的道德规范。个人利益和集体（农民）道德的冲突，就造成了中士最终无功而返（乡）的悲剧。这是一次纪律向人情的妥协，是一次历史向道德的讲和，也是阎连科向农民文化的一次投降。

    当然，这也可以说是乡土文明的一次胜利，是对那些连长指导员们不择手段“逃离土地”方式的一次批判。但这种批判又是何等地苍白无力——中士返乡以后，不仅早已订了亲的对象避而不见，就连妹妹在内的亲人们也骂他“窝囊”，他将怎样重建他的人生呢？为了一种情感上的平衡而自甘于龟缩在黄土上扒日子，这是不是符合中士的性格逻辑？是不是有点儿得不偿失？有点儿太传统太不现代了？

    这与其说是中士的矛盾，还莫如说是作家本人的矛盾。

    对传统道德伦理观的反叛与认同，对农民军人的爱与恨，就构成了阎连科农民军人主题全部创作的最大悖论。这是他的矛盾所在，困惑所在，也是他的深刻所在，他真诚而坦率地描述并承认这一切：

    我们谁都想从那泥潭走出来……朝着我们向往的粉红色的境界走过去，洒脱地走过去……可是，我们始终还是走不出那泥潭。

    阎连科和“他们”——还有你们、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走出那“泥潭”呢？

    原载《小说评论》199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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