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鑫华小说集《硝墙》

    在宜春城西化成岩的半山腰上，有一处古迹。据说是中唐年间李德褡因在“牛李党争”中失势被谪贬袁州（宜春旧称），曾于此处闭门读书。若无牛李之党争事件，李德格在史书上也许算不得什么重头人物。但此公在宜春，尤在宜春历代读书人心中，却有一份无可替代的重量，一种“生不愿封万户侯，但得一识韩荆州”的神往与“无从识”或“不得识”的失落和怅惘。因为——又是据说，当年此公在化成岩青灯黄卷，形影相吊之时，有一个名叫卢肇的袁州才子常往拜谒——或陪李公下山垂钓，以慰心灵之孤寂；或与李公“打讲”，“扯卵谈”，以为李公解颐取乐；或在四时八节进去时鲜瓜果菜蔬，以调节饮食周济生活，如此等等，颇得李公之好感。又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风云突变，牛党衰而李党兴，李德裕复返长安出掌朝政。

    至于李德裕北上时，卢肇是否“长亭相送”，两人是否把盏赋诗，李是否向卢“面授机宜”等等就不得而知了。但知卢肇随其后进京赴考，一路春风得意杀进殿试，最后高中榜首，遂成为了江西历史上第一个状元，倒是确凿无疑的。

    李德裕是不是卢肇的“托”？会不会因为感念旧情而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甚至于“漏题”作弊？而卢肇当年不避嫌疑频频上山，究竟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动机？仅仅是出于一种读书人的“惺惺相惜”吗？还是一种“疾风劲草”式的侠肝义胆？抑或是深谋远虑地押了一注“宝”？都无从考证也无需考证了，就让它成为一个千古之谜吧，成为一个千古的美谈。岁月之河总是在默默剥蚀着假、丑、恶，小心翼翼地洗亮着真、善、美。“李卢之交”流传千年，愈来愈像一个缥缈的梦枕伏在秀江的碧波之上，和化成岩静静相伴，构成了宜春小城一道精神的风景。它超越功利，超越世俗，超越时空，只是发敢着一种淡淡的光辉：一种在人生厄运中必不可少也必然会有的温暖的人性的光辉，一种有如徽明的曙色一样遥远而又亲切的希望的光辉。

    80年代初，我开始不止一次地路过李德裕读书处。当然，李氏读书的痕迹早已了然无存，惟一可能的。真迹就是屋侧岩壁下那一泓古泉。在这儿驻足凝神，休会觉得，那泉水穿越千年而来，只是为了一段历史，一段传说，为了给他们做出纯净的诠释。

    那时候，我“路过”“李德裕读书处”是为了去文联和《宜春》编辑部，其实这二者基本上是一回事，合二为一或一分为二她占据着一幢颇为精致小巧并富于园林特色的二层小接，小楼和。李德裕读书处紧紧毗邻，掩映在绿树丛中，依化成岩而临秀江水，真可谓冠宜春之秀色，得天地之精华，用来荟萃文人，谈论艺文之事，使人常有“顿悟”和“灵感”。小憩时，走上二楼走廊，凭栏远跳，只见秀水蜿蜒穿城东去，一江倒影奔来眼底，不觉又生出几分“把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的英雄气和孤独感。

    那时候，我夫人张聚宁大学毕业刚刚分到《宜春》编辑部做编辑。正和新朋老友们一起兢兢业业而又热火朝天地办刊物，办笔会，办学习班。加上有前辈作家杨佩瑾傲领军，宜春地区的小说创作逞一时之盛，成了江西文坛的重镇。我虽长年从军在外，但每次回家休假，也总有三两天是在化成岩度过，或聊天，或谈稿，或擒讲座。我和夫人合作的第一个短篇《一个女兵的来信》最早就是由《宜春》和《星火》同时发表的，旋即被《小说选刊》转载，也给宜春的小说热掀起了一个小小的高潮。

    大概也就在那一段的前后吧，我和张鑫华相识了，并且渐渐成为了朋友，如今屈指算来也有十载以上的时光，不过若就我们单独相处和交往的时间而言，加起来也不会超过数十小时吧。在我的印象中，他不是那种“自来熟”，也不是那种一见面就让你忘不了的性格。他秀外慧中，生性内向，不善辞令和交际，但却为人朴实、持重、诚恳，做事周密、细致、踏实，有悟性，也有常性，认准了一件事情就不会轻易放弃——就譬如做小说吧，他总是不紧不慢，不温不火，不赶热闹也不怕寂寞地一直做下去，这并不容易。其中的艰辛不能与外人道，诚所谓：“文章千古事，甘苦寸心知。”

    正是北京天高气爽的金秋，忽得鑫华来信，说他要出版一个短篇小说集了，希望我能为其作序。我在内心里为他遥寄祝贺的同时，忽然间就莫名其妙地想起当年在化成岩的那些日子，想起那些日子里溅落在红花绿树之间的豪言壮语，以及遗失在山间小径上的只属于我自己的（譬如关于李德裕和卢肇之类的）幽幽的心绪。

    返观十余年来中国文坛，真是“其勃也忽，其衰也迅”。似锦繁华转眼间就成了一片肃杀。一度熙熙攘囊人满为患的创作大军一夜之间就有如“树倒猢狲散”，“飞鸟各投林”。这是一次大浪淘沙，也是一块试金石，一道分永蛉，它测试人的执著和追求，也考验人的足力和韧性，能冲过这个“浪”，翻越这道“岭”的人不多，在宜春就更少，然而张鑫华却是其中的一个。收在这个集子中最早的作品是他发表于1983年7月号《星火》上的处女作《弯弯曲曲的四号》，最近的作品则是刊于1994年3月号《星火》上的《活角.女伶》，十年前的跋涉走到了今天，张鑫华还没有停止。

    集中的18个短篇，整整齐齐地分为两辑。一辑是反映剧团生活的“戏曲人生”系列。一辑是反映农村生活的“唐家桥系列”。两块生活恰巧和张鑫华青年时期的两段重要经历相对应，相印证。他先后在农村呆了七年，在剧团呆了十年，两块文化色彩和底蕴迥然有别的生活就给了他风格各异的两副笔墨。他写戏班中人，多以素描为主，简沽洗炼地抓住人物的神形特征和几个典型细节，略带夸张而又适可而止，喜剧风格中又包含着悲剧意味，读来生动活泼，在明快的流动感中夹带些许沉重。他写乡下老表，则更多油画笔法，注重色彩感和画面感，讲究光影的对比和构图的张力，力求深邃和凝重。反映出特定时代中农村生活的苦涩，或者是改革时期中农村变革的艰难——前者有《老唐》为证。“老唐”是一个小人物，一个极左政策的牺牲品，他在秋日里被迫自动“游龙”：

    那时是仲秋，辽远的空间分外清爽，张目望击，尽是苍黄的田畴，那苍黄又似沉重的喜悦和同样沉重的单调隐隐流动，看久了眼发胀。这时候，一个灰白的影子出现了。那影子在苍黄中缓缓移动，如孤驼在大漠中无声地划它的轨迹，又缓缓被那大漠湮没。

    后者以《吃新》为证，年轻媳妇国秀的日子好过了，但她仍不满足，她企图去城里寻找一种情感的真实和充实，透过车窗看到了如此景象：

    田港中已经有些人在割禾，稀稀朗朗。听到车响都直起腰来看，神情不太真切，许是羡慕，或者于单调中寻些刺激。一头水牛，极壮实极威风地立于田埂上食草，兀然怔住，冲着这红色的庞然大物发出一声茫然的哞叫。它的身边，一个苍老的人扯着牛绳作同样茫然同样凝重的注视，久久如一尊雕像。

    两段写景，都同样具有油画风格，同样具有凝重感，不管是写“文革”中（《老唐》），还是写改革后（《吃新》）。这其实表现了作者对中国农村乃至对人生的一种较为透彻的感知和把握。在“写景”的背后，流露的往往是作者的一种心境，一种情调，一种对生活的评价和诗学眼光。

    鑫华的小说，一般都比较注重人物性格，注重情节性，结构严谨整饬、对称，并且呼应。这大半可以看做是他多年写戏所带来的长处，一种内在的戏剧结构的干练、紧凑和古典美。

    但这种多少有些戏剧化地框定和剪裁人生与生活的方式，也给他的小说带来了一些损失。损失于对毛茸茸、水淋淋的生活原汤原汁的过滤，对丰富、复杂常常是暖昧不清的人生过程的提炼与概括；对岩浆式的如火如汤的情感燃烧的冷却与降温。在这方面，我与几位江西同仁有共鸣——宋清海说：“雨时说，鑫华的小说写得太冷静了，太理智了，要更多地投进自己的感情。我认为雨时的意思是，不是要鑫华放弃理性的思索而加强主观情感，而是少去注意结构与形式的完整，增添生活的鲜活，以燃烧的情感去熔化自己占有的材料……”（见《宜春小说三人谈》）这对鑫华来说确是个问题，他的小说创作的理论的深化与发展，必须彻底地从一种潜意识的“戏剧化”里走出来，更加走向小说，走向人生，走向艺术——走向小说的丰富，走向人生的深邃，走向艺术的空灵。

    还有一个问题就不仅仅是属于张鑫华个人的了，它是属于整个江西文学界的。当年在化成岩我们也不止一次探讨过这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寻找赣文化的“根”——无“根”则江西创作队伍无以成“军”，无“根”则江西文学难以长成枝繁叶茂风姿独异的参天大树而自立于当代中国文学之林。“寻根”是江西文学崛起的关键。

    今年五月，在北京的“南翔《海南的大陆女人》讨论会”上，我曾就此指出，江西文学究竟以什么作为自己的依托和出发点，至今依然是一个问题。以颇具影响的几位作家为例，早先胡平报告文学的抒写对象和文化色泽基本上不体现江西特色，而今南翔的“花”又开在海南，即便是更早的陈世旭，虽然在小说中表现了一定的地域文化追求，但还远远不足以“赣文化”来相标榜，相号召。为此，便使江西的文学队伍多年来散不成军，基本上是各自为战，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间或有人“冒”一下，也是一枝独秀，不能蔚成森林，便也难以在当代文学之林中立于不败之地。

    当然，相比较那些文学大省而言，江西在天时、地利、人才诸方面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尤其是自新文学运动以来，缺乏在地域文化方面的开山人物，缺乏这种先驱所存留下来的遗产、榜样和诱惑，就譬如沈从文之于“湘军”，赵树理之于“晋军”。柳青之于“陕军”等等。因此，赣文学当然显得没有传统，也就愈发没有特色，渐渐地就沦为地缘传统文化和地缘经济文化的双重“洼地”——先是湘楚文化的挤压，后是商业文化（来自沿海的）的倾销，造成了赣文化的双重消解。再加上理论力量的薄弱和批评研究的滞后，江西的创作始终不能以“赣军”的整体形象崛起于当代文坛。

    正是痛感于此，早在80年代中期，在“寻根”文学运动发轫之初，我就暗自揣摸“从我做起”，“贸然喊出了建立。赣西文学”的口号，并且身体力行地写作了短篇《地牯的屋.树.河——赣西人之一》，在地城文化底蕴的开掘乃至方言的运用等等方面，都殚精竭虑地尽力推向极致。应该说这篇小说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发表时就有著名作家徐怀中撰文称赞这是一篇“探索性的、显然又是深思熟虑的奇文”，旋即又被《小说选刊》选载，并获得“青年文学创作奖”。事后我才知道，在当年（1987年）的短篇评奖候选篇目上，该作不仅榜上有名，而且还位居前列，当然，最终又是铩羽而归。当时的《小说选刊》主编李国文先生事后对我解释说，他私心里还是偏爱这个小说的，但有一些北方评委读着那些疙疙瘩瘩的方言颇感吃力，打个比方来说，就好比骑着脚踏车行于山阴道上，风光虽然旖旎，但苦于道路（语言）的颠簸不平，也就无暇它顾它啰……

    据我看来，“地牯”的胜利，乃是赣西文化的胜利；然而“地牯”的失败亦在于兹——即在于对那种地域文化（包括方言）追求太过，结果是过犹不及。但无论如何，“地牯”作为一个赣西文化的“早产儿”，它的经验和教训都是极富启示价值的。

    不少朋友惋惜我未能将“赣西人”系列继续操作下去，但我自己深知，一是才力不逮，二是更为主要的，即我自小从军，在故土文化中浸润太浅，那一点点储藏无法支撑我的艺术构想；三是误人批评小遭后身不由己……如此种种吧，终使我将一个“赣西文学共和国的梦想”遗落成了一个永远的梦想，然而，我有理由将这梦想寄希望于更多的朋友和来者。

    比如张鑫华。

    无论如何，至少就对赣西文化储藏的拥有量这一点而言，鑫华就是一个比我本钱雄厚得多的“富翁”。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赣西土著，生于斯，长于斯，当过农民又写过戏，这两条都非常重要——前者，乡村是地域交化的源泉或摇篮自不待言；后者，采茶戏本身就是传统文化的活化石，况且，“戏曲人生”本来就是人生的戏剧化或艺术化，正所谓“舞台小世界，世界大舞台”。在他的这本小说集中，我们已然可以辨析出“赣西文学共和国”大厦的一砖、一瓦、一雕梁、一画栋。他对当地世态人情的精微的洞察，对土著文化的天然的领悟，对方言俚语的娴熟的化用等等，都足资证明他是一个比我更有资格的“赣西文学共和国”的建设者。以此而言，我也可以说，能真正代表张鑫华水平的小说他还没有写出来，就像赣西文化乃至赣文化的特色还没有被充分发掘和塑造出来一样，惟其如此，他才更加大有作为。君不见，在绵亘的红土地上，已有熊正良、李志川、傅太平、李治平等越来越多的“赣之子”的矫健身影。

    我相信，赣文学的梦想最终将在他们手中实现——我以此种心情或期待，遥寄化成岩上的鑫华乃至宜春乃至江西的文友们，不知诸位以为如何？

    鑫华来信说，他最近读余秋雨，读周涛，顿悟甚多，我信然。他居于秀江之畔，化成岩之上，夜读于“李德裕读书处”之侧，遥对江风明月，伴着泉声涛声，读书读史读人生，必有天地之灵秀、古今之文气融会贯通于胸中，此乃读书之极境也。我是身不能至徒增神往矣。我只能是在北方都市钢筋水泥小“鸽子笼”中遥望南天，谛听着想象着那湮没已久的“化成晚钟”（“袁州八景”之一）何时能在艺术的天国中再奏响那古雅而悠扬的钟声呢？

    1994年仲秋于京西黑白斋

    原载《文学自由谈》199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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