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韵散文集《我们的蜗居和飞鸟》

    耿力就是唐韵，唐韵原名耿力。

    初识耿力，是在1991年的冬天。那时候，总后勤部文化部在京举办了一个小型笔会。我去讲过半天课，课后大家到室外合影。耿力那一袭既像中国侠女的斗篷又像西方骑士的披风的黑红大氅是一片国防绿中的别格。

    此后不久，我作为首届总后军事文学奖评委，在参评作品中读到耿力一组署名叶心的散文，文字精致华美，感觉清纯纤巧，风格和叶心这个名字颇为吻合。总后创作室主任壬宗仁先生据此推荐她报考军艺文学系，我觉得可以一试。但在临考前夕，忽又听说她决意转去从事医学研究，着实让我有些吃惊——吃惊于她选择职业的弹性或灵活性。

    再见到耿力，就到了1996年夏天。总后文化部组织了一个气势磅礴的“青藏线笔会”。大队人马包乘一辆大巴浩浩荡荡从青海西宁出发，走青藏线长途奔驰拉萨，中途绕道敦煌。

    我因拖了几天行程，就直接赶到敦煌和主力部队会合。风尘未洗，耿力的突然造访又给了我一个意外：她不是攻读医学硕士学位去了吗？何以又出现在一个文学笔会上？她自己解释说，刚刚提前通过了硕士论文答辩，准备出国做研究并读博士，手续正在申办之中，此番借机出来，散散心而已……我听了信然，并以为她和文学的缘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接下来，耿力的高原表现使全体笔会人员都吃惊不小。

    车到海拔四千米，普遍出现高原反应，过五千米以上的昆仑山口、唐古拉山口时，少数反应厉害者已是头痛、呕吐乃至流泪不止，抱着氧气袋如干涸之鱼。放眼全车，三十余人大都昏昏然沉默不语，呈现集体痛苦表情。这时的耿力，却在车前车后转得全车人眼晕，而她不时爆发出的惊呼和了无遮拦几近狂放的开怀大笑，在雨雪交加的昆仑山口，真像一缕缕灿烂的阳光令人嫉妒和疑惑：她超乎常人的活力，更多的是来自精神上的亢奋还是缘于生理上的耐性？

    这时耿力给我的印象，近乎于疯丫头或野小子，和初识之下的文静内向大异其趣。两相对照，不知何者更为真实。总之，我感到这是一个不易捉摸和把握的人，一个常常有出入意料之举的女孩。

    不料，更让我吃惊的还在后面。

    从西藏回到北京约摸两个月左右，忽然有一天接到耿力电话，说她考虑放弃出国攻读医学博士的机会，并已说服她的硕士导师，一位著名的医学专家、中科院院士，还随时准备停办出国手续，而要改为报考我的文学硕士研究生。还说自从西藏归来，她莫名地陷入了一种创作冲动之中，已断断续续在电脑上敲出了十万字的散文……惊讶之后，我慎重地答复了三点：一是欢迎报考；二是在如此重大的人生关口，还望三思；三是请将作品尽快寄来。

    实在说，面临耿力的这种突变，我已经失去了判断力：她是突发奇想还是随心所欲？她是背叛了医学研究，还是更忠实于文学？她是厌倦了冷静、单调而不免枯燥的医学研究还是被“青藏线笔会”所造成的浪漫的文学表象所迷惑？此时我能相信的只有自己的文学直觉，而根据必须是她的作品也就是那十万字的散文。恰恰对于后者，当时我充满怀疑。

    1997年10月下旬，海军文化部为我安排了一个前往辽东半岛海军部队“短促突击”式的观访活动，行前收到耿力的快件邮件，未及拆封便带着上路了。直至观访结束即将返京前夜，我才想到耿力散文。孰料，拆开来一口气读到半夜，几乎第一篇就把我击中了。可以说，在所有耿力给我造成的吃惊中，这是让我最吃惊的一次。因为我实在难以把眼前这一摞沉甸甸的散文和一个曾经叫叶心的耿力、一个嘻嘻哈哈走高原的驮力、一个“销声匿迹”了几年刚刚拿到医学硕士学位的耿力联系在一起。次日，我挑出《但愿回溯成为可能》、《又见阳关》等几篇推荐给我的同行朱秀海。秀海是一个优秀的小说家，而我相信，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对散文同样有着优秀的鉴赏力。果然，秀海的结论与我相同：我们发现了一个至少是优秀的散文家的苗子，而这样的苗子至少在全军女作者中实属少见，我拨通了王宗仁先生的电话，请他尽快将我的读后感转告耿力，并且希望她不要再改变报考文学系的决心……

    以后的事情发展，一切都顺理成章。耿力成为了军艺文学系首批研究生之一，而《又见阳关》等系列散文则分别在《青年文学》、《美文》、《散文》、《西南军事文学》等刊相继发表，并且开始署名唐韵。

    从叶心到唐韵，这之间究竟有多大的跨度？这一切又是如何发生的？在医学和文学之间，难道真有什么内在而微妙的联系吗？我已经充分意识到了判断和把握这些问题的困难。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介绍我所认识的耿力其人，就是想从人本到文本，为人们读解唐韵散文集《我们的蜗居和飞鸟》提供一点儿背景或线索，顺便将本文置人一个人本和文本相结合的序言框架。

    好啦，现在我们可以集中笔墨来谈谈唐韵散文集《我们的蜗居和飞鸟》（下称《飞鸟》）。

    先从书名说起。

    最初看到这个书名，我的感觉是略嫌冗长和费解，而建议唐韵是否可以考虑改换一个更加简洁、响亮或者通俗一点儿诸如《又见阳关》什么的。但是，重读一遍作品之后，我感到这个书名是恰切的，是不好更换的。首先，它的句式结构和意象组合似乎具有唐韵散文与众不同的一般风格；其次，更为主要的，这也是集中一篇散文的题目，而该文以一个儿童画家的想象与成人思维定势的冲突，暗示出了现实和理想的距离犹如蜗居和飞鸟一样遥远。也可以说，这个题目概括了唐韵散文的全部内涵。换言之，在蜗居和飞鸟之间，也就是在现实与幻想之间，在务实与浪漫之间，在冷静与热烈之间，在俗世与天国之间，在此岸与彼岸之间。正是它们之间的冲突与摩擦，溅击出了唐韵散文灵感的电光石火；而它们之间的张力与弹性，则构成了唐韵散文创作的驱力与韧性。

    当然，我们也还可以从宏观上对唐韵散文做出一个比较概括的估评与定位。如果以90年代兴起的以柔媚婉约甚至是脂粉气见长的小女人散文作一参照，正好显示出了唐韵眼光的纵横、思想的沉着、情感的尖锐和行文的强悍。因为，在她笔下，基本排斥针头线脑家长里短日常琐碎，对风花雪月窗前灯下这一情爱主旋也多有不屑。唐韵散文的关注重心是人类生存的精神状态，因而她对民族心理和民族素质、生命与死亡的交接与融合以及人道主义和终极关怀等一系列“男性话题”投入了更深情的目光。《又见阳关》对国人一贯承传的文化习俗和精神家园的疆界提出了质疑，并进而对现代社会日益物化和异化的人际关系做出了温柔的反抗：你既然不能在我需要的时候握住我的手，“那你又何必去看阳关！”看似慢语相劝，实则振聋发聩，《尘埃落地》和《敦煌访》则就如何看待历史的真实性提出不同观点：“时光如苍茫大漠，随风漫卷。”

    历史则似飘舞其中的粒粒尘埃，纷纷扬扬，不止不息。待尘埃落地，才有多少真面目被显露，同时又有多少真历史被永久地掩埋了呢！唐韵还以医学的冷静和文学的浪漫热切地向我们推荐着死亡的崇高和美丽。在《生命如夏花》中，她力图证明的是。生与死的形式不过是生命的外化表现，而生命的本质才是最有意义的。这个本质就是：“我们——人类和动物和植物和菌藻和一切生命的存在，我们自然而然地结成一相互认同的大物种。我们相约，我们发誓，无论经历多少残酷的磨难，我们都要让生命延续，让生命之火助动这颗星球永不停息的旋转。”……诸如此类，似乎都是女性散文中的异调。

    由于《飞鸟》记录了唐韵三上高原、再访敦煌、重又朝拜西藏的曲折心路和学医多年的生命体验以及久居都市的情感历程，取材杂多，意象纷繁，为了便于把捉，下面我们不得不勉为其难地将其纳入“蜗居”和“飞鸟”两个意象所呈示的向度进行梳理。幸好，这也恰恰是书名提供给我们的最便捷的思路。

    如果说，在现实人生中，最敏感也最沉重，最尖锐又最无法回避的话题就是对生命与死亡的追问的话，那么，《飞鸟》里大量关于生死的篇什，表明了唐韵直面现实的勇气和一个医学研究者热烈的人道主义情怀和冷静的理性主义精神。唐韵在医科大学读书、从事研究至获得医学硕士学位计十二年之久。从医的过程使原本就敏感颖悟的她有足够的契机和基础对于生命与死亡这类既现实又超乎现实的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并表现为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理解。我们跟着她一起为那只濒死的大白鼠而祈祷（《生命从指间消失》）：一起“热切地等待着”那个得了脑瘤的小女孩“十六岁花季的盛开”（《等待开花的季节》）；我们不由得要牵挂郎木寺的那个小喇嘛——“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有没有足够营养的饭食？有没有足够的睡眠？有没有受教育的机会？看到外面的人，还会不会微笑，或者会不会开始有了一些烦恼？”（《透过瞳孔》）如此一些寻常普通的生命在唐韵的笔下有了不寻常的亮点，他们无不折射出生命本质中最明净的光辉。

    还与常人思维不同的是，唐韵坚持把死亡认做生命的一部分，认为“死亡不过是生命之旅的一个驿站或者是一道门，通过它，开始另一段生命”。在《回归之路》等篇章中，她还向我们细致人徽地描述了轮回的愿望和景象。在她看来，“如果我们可以接纳死亡为生命的一部分，以平静和尊严与死亡交割生命，那么生命必将呈现无尽的形式并因此而色彩斑斓”（《生命如夏花》）。这是唐韵超脱和达观的一面，而在另一面，像大多数有深度的思想者一样，唐韵又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只不过她的悲观不是由于对死亡的恐惧，而是对于宿命的认同和无奈。在《但愿回溯成为可能》中，她明确表明自己“不想来到这个世界的强烈态度”，并以冷静的眼光观看着历史在一家三代人的悲剧命运中留下的痕迹。她说：“那些过去的事情尽管还在，但已如河底的石子，被岁月之水冲带走了污浊和不平，而成为人生的一种光滑的自然的组成。我接纳了我的命运。诚心诚意。”然而，她的这种“接纳”不是积极意义上的，而是“听凭于命运的安排。其实，人的命运早有定数”。所以，她放弃了所有能够弥补和不能弥补的努力，只是“尽量多地保留些可靠的回忆的片断。如结绳记事，使我在将来漆黑如墨的夜里，尚能够摸索着回溯那些逝去岁月的一些真切而粗糙的纹路。也就安慰了”。这样一种乐天知命、随遇而安的生命观使唐韵将自己包藏在蜗牛壳一样的思想盔甲里，蛰伏在内心世界的“蜗居”中咀嚼回忆与世无争，从而形成了不无几分孤傲冷漠的隐在的性格特征，表面上的嘻嘻哈哈只不过是她掩饰自己性格本质的另一副盔甲。

    “存在的都是有理由的。”从集中那些自述性散文中我们不难推测，自感压抑的童少年经历和尖钻冷僻的医学专业研究，正是造成唐韵封闭孤冷性格的历史原因和现实依据。然而，由幽闭的“蜗居”带来三分安全与宁静的同时，也带来了七分孤单与寂寞，并因此而放大了人生的沉重感和生命进程的滞缓感。“蜗居”愈坚，愈可能豢养出“飞鸟”一样对于天空、对于飞翔、对于自由的渴望与向往。可以想见，现实生活的蜗居般的精神重压与禁锢，迫使唐韵一直在寻找逃离的路径或宣泄的对象。这个时候，她找到了西藏。

    质言之，我们看到在唐韵关于西藏的图画中，一方面扎紧了她疏远现实社会的藩篱，一方面放飞了她精神世界的梦幻之鸟。照她看来，“西藏是这样一个地方，它以其现实生活中的磨难艰辛与精神境界里的澄明透净的双重极致和巨大反差营造出一种最为接近自然的充满神秘色彩的氛围。这种氛围对于生活在越来越感压抑和污浊的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来说却有着越来越强烈的诱惑”（《天涯共此时》）。据此，既可以理解《飞鸟》中几乎所有的游记散文都是与青藏高原有关这样一个醒豁的创作现象，也可以解释唐韵为何一踏上西去的朝圣之路就如前文所述那样产生精神亢奋的“抗高原反应”的心理生理现象。与其说是西部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满足了她的审美要求，还莫如说是吻合了她的精神取向。与其说是唐韵选择了西藏作为创作对象，还莫如说是西藏扮演了她封闭的精神世界最后的知音。西藏成为唐韵散文喷发的触动点也许是偶然的，但唐韵终究要在她的心灵“蜗居”里孵出她的精神“飞鸟”却是必然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西藏最终成为唐韵人生的转折之地，成为她放弃医学皈依文学的背叛之地也是必然的。

    西藏是唐韵精神的天国、灵魂的牧场。在这里，她放逐自己。放飞自己，放纵自己，一任那从儿时童话世界里蛰伏下来的幻想之鸟、浪漫之鸟展翅翱翔。

    因此，唐韵对于西藏的礼赞和眷恋就不可能不带有梦中情人式的幻化的、偏颇的和一厢情愿的美化色彩。她认为西藏是“现实社会的最后一块净土”，“对西藏始终有一分无法传释的亲切和向往”（《狼》）。即使平常人难以接受的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落后的生产方式，在她看来也“成为西藏的神奇和迷人的一部分组成”。唐韵用欣赏和崇拜的笔调向我们展示着那些“在世界‘第三极’上遥远地俯视着我们”的自然、生灵和人性的纯美的境界。暮色里的长江源头、风雨中昂然不倒的五色经幡、还有祥云下闪烁着灿烂佛光的金顶、牦牛帐篷外面打酥油茶的老阿妈，以及在佛祖面前“像潮水一样起伏”的做着等身长拜的虔诚的信徒，所有这些都在唐韵的笔下因为自然、质朴和超凡脱俗而显得神圣庄重和具有浓重的宗教意味。

    她甚至宣称：“在文明的发展史上，你我都不过是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而那些至今尚过着半原始生活的西藏人却是一块巨大里程碑的基石。”最后，她决然总结道：“如果只有一次机会再眷顾一眼这个世界，那么我的目的地仍然将是西藏。”显然，在这些字里行间，表达了一个物化社会中的现代人从审美、宗教、文化、生态等多重角度蒙胧把握与理解西藏的普遍的价值认同和一般的精神深度；同时，它又确实饱含了一个独特的生命个体由于和西藏深刻的精神连结所呈现出来的超乎平常人的生命冲动和艺术激情。

    就这样，在“蜗居”和“飞鸟”之间，作为一个散文家，耿力完成了从叶心到唐韵的飞跃，也初步展示了某些颇具个性光彩的散文风格。譬如长于说理和思辨，语言兼具文采和哲学意味。她说：“日子像一领拖赘的长袍，而那些富于幻想色彩的节日则是解开这袍子的纽扣。没有它们，生活将无头无尾和不堪重负”（《天涯共此时》）。“谈情说爱是丰衣足食之后的奢侈；而对性的刻意追逐或隐讳却是文明熬出来的渣滓。”

    （《狼》）等等。又譬如比喻简约、想象奇巧而又富有寓意的描写手法。写独自穿越罗布泊的志士时她只说：“在无垠的沙海地气的蒸腾中，他像一只折叠起翅膀的蛾子，模糊地飘逐着”（《生命如夏花》），虽然未有慷慨陈词，但志士的义勇和悲壮却跃然人目，令人怦然而心动。“他的身躯已经僵硬如柘木，如冷石，如废窑里的一片生陶”（《回归之路》）。即使对于死亡的描绘，也富于质感和诗意。再如把心中不断膨胀的情绪比作“愤怒的章鱼狂乱地卷曲和伸展着它们半透明的触角”（《天涯共此时》），想来也别出心裁。此外，诙谐幽默风趣而不庸俗、机智而不卖弄的叙事特征也都显示出了很好的苗头。如此这般，不一而足。

    当然，唐韵毕竟还很年轻，还只是一个散文新手。我们本可以因此原谅她的诸多不足，但也因此应该对她要求更多，期待更多。就微观而言，她的语言有时太过刻意与雕琢，读来就免不了显得生涩和生硬，容易使人遭遇疲劳。其实唐韵的写作姿态和心态可以放松一些，不妨写得更亲切更随意一些。

    就宏观而言，她的取材太过苛求与郑重，统观下来就觉得视界面和生活面都还不够开阔，或者干脆说有点儿狭隘。这当然和她的“蜗居”即收缩式的内敛式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性格有关，不能也不愿从周围平常琐碎也许无可奈何甚至不堪忍受的现实中分辨、发掘诗意与美好。此其一。其二，她的“飞鸟”即高蹈的理想、缥缈的精神也还需要更深厚的大文化的托举和更丰腴的纯文学的滋养，才可能有如晴空一鹤排云直上，否则就难免捉襟见肘，水落船低。具体说来，她的西藏散文系列更多的是激情与冲动的产物，还缺了一点理性之光的笼罩和文化底蕴的浸润，虽然篇什甚多，却少有凝重大气的代表之作，在作者与题材之间，常给人以免搏狮之感。这方面的标高，我们可以举出余秋雨先生的《一个王朝的背影》、《风雨天一阁》之类，唐韵不妨一读而三思。

    上述两条，微观的同题克服易，宏观的境界打开难。但是，对于唐韵散文来说，生活体验的一面也罢，文化积累的一面也罢，都需要更大的开拓、更广的汲取，才可能有更长远的发展。因为，仿佛经过一扇窄门，我们固然从射出来的一束光亮中看到了唐韵散文中许多飞舞着的智慧的颗粒，并且它们已经构成一幅比较迷人的景观。然而，我们也有理由担心，那门的缝隙会越来越小，最终将那束光也锁进了封闭的“蜗居”里。不如就飞出来吧。

    1998年春节于宜春秀水之滨

    载《西南军事文学》199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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