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文学潮流大系.军旅人生小说》

    一、“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作战”：80年代军旅小说格局的一种概括；二、“双重夹击”与“双层消解”：90年代军旅小说面临的一种困境：

    三、“农民军人”与“农家军歌”贯穿军旅小说发展二十年的一个主题（上）；四、“农民军人”与“农家军歌”：贯穿军旅小说发展二十年的一个主题（下）；五、“祭奠星座”与“寻找太阳”；当前军旅小说英雄主义旋律的一种变赛。

    小引

    屈指算来，从1978年到1998年，新时期军旅文学已经走过了整整二十个年头。如果将其划分为两个十年的话，那么，在第一个十年中，它以思想解放运动为先导，以南部边疆战争为契机，一触即发，一炮打红，恰似“东风夜放花千树”，在刹那间放射出璀璨的光芒，有如流星的亮丽，也有如流星的短暂，在文学星空中，留下一道彩虹，令人们无限感叹。相形之下，它的第二个十年却更加让人一言难尽。因为八九十年代之交的社会转型也带来了军旅文学的全面转型——从辉煌转入黯淡，从建构转向消解。尤其到了90年代，军旅文学仿佛进入了迷乱的星空，既没有架构规则的星座，也没有煊赫耀眼的巨星，它的“天象图”一时间变得难以描绘。借用有的论者的“说法”，是从文学的“共名”时代走向了文学的“无名”时代（陈思和语），即文学的多元变得难以命名，甚至无以名之。本文勉强以“转型期的军旅小说”名之，不过是试图将两个十年作为一个完整的时间单位概略观之，以便从中看出它们之间的联系、发展与变化。

    因此之故，述略从80年代开始。

    一、“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作战”：

    80年代军旅小说格局的一种概括

    多年以来，人们习惯将“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文学称之为“新时期文学”。但“新时期”首先是一个政治概念，它标志着“文革”后时期的开始。文学借用它来分期实际上并不十分恰切，因为文学的发展和政治的运作不完全是一码事。具体说来，所谓“新时期文学”的真正繁荣是肇始于80年代初，70年代末其实还处在一个艰涩的恢复苏醒的过渡阶段，军旅小说尤其如此。虽然在1978年、1979年两届全国短篇小说评奖中有六篇军事题材作品榜上有名，但也只有一篇出自军队作家（王愿坚）之手）。而且在创作思想和创作手法上都没有带来多少新鲜的气息。真正标志着新时期军旅文学启动的是徐怀中发表于1980年的短篇《西线轶事》，它像一枝出墙红杏，报道新时期军旅文学春天的消息，直接引导了“南线”战争小说的勃兴，为80年代军旅小说的基本格局埋下了最初的伏笔。

    80年代军旅小说的基本格局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即“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作战”。

    所谓“两代作家”并非是单纯年龄意义上的划分，而主要侧重于文学观念、价值取向、审美风范和创作手法的区别。一代就是笼而统之地指“文革前十七年”中非常活跃而新时期仍在军旅的那一批小说家。他们之中在新时期葆有创作活力并不乏上佳表现的大致有徐怀中、黎汝清、魏巍、刘白羽、石言、叶楠、彭荆风等人。而真正突破或超越了自我，而且对新时期军旅小说有突出贡献的，主要是短篇领域中的徐怀中和长篇领域中的黎汝清、刘白羽和魏巍等。

    另一代作家指的则是在建国后出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入伍而在80年代初脱颖而出登上文坛的一批青年小说家（当时年龄多在三十左右）。他们“人多势众”，成为新时期军旅文学的主力军团，一次又一次地“集团冲锋”占领了一个又一个“制高点”，不仅屡屡在全国性评奖中夺魁，而且确实为新时期军旅文学赢得了广泛声誉。在这个青年军旅小说家群中，最为活跃和集中的是两类作家，一类是出身于军人家庭的军门子弟，如朱苏进、刘亚洲、海波、乔良、简嘉以及大部分青年军旅女作家。一类是出自农民家庭的农家子弟，如李存葆、莫言、周大新、朱秀海、宋学武、阎连科等等。两类作家的创作母题、审美理想和艺术风格互补同构，形成了新时期军旅小说的一大景观。两类出身之外的优秀青年军旅小说家还有刘兆林、苗长水、雷锋、张卫明、何继青等。至于年龄虽在两代之间但主要成名于新时期的重要军旅小说家则有来春雨、王中才、韩静霆等人。

    所谓“三条战线”，主要是一种题材的划分：一是当代战争题材，二是当代和平军营题材，三是历史战争题材。

    1979年发生在我国南部边疆的局部战争，对于战争学研究来说也许并不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但它无形中却成为了新时期军旅小说的策源。在徐怀中的《西线轶事》和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的感召和诱惑下，一批批军旅小说家轮番前往南线“淘金”，这股热潮一直持续到80年代中期才逐渐降温。期间陆续产生了一批有相当影响的作品，虽然不及始作俑者的轰动效应，但在深化战争与人的主题方面，在人道主义与英雄主义的辩证把握方面，在战争小说表现技巧的开拓方面，都渐次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与推进。比较重要的作品有长篇小说《亚细亚瀑布》（朱春雨）、《战争和女人》（沈石溪）、《痴情》（朱秀海）；中篇小说《阮氏丁香》（徐怀中）、《凯旋在于夜》（韩静霆）、《雷场上的相思树》（江奇涛）、《欲飞》（朱苏进）；短篇小说《山上山下》（宋学武）、《最后的堑壤》（王中才）、《汉家女》（周大新）、《他在拂晓前死去》（张廷竹）、《只不过是一瞬间》（何继青）、《圣土》（张波）、《半面阿波罗》（雷铎）等等。它们蜿蜒构成了80年代军旅小说的一条重要战线。

    正当众多的军旅小说家一拥而上南线抢占制高点的时候，朱苏进却在走着一条与众不同的独特道路，他把眼光投向了后方，投向了和平时期的军营和军人的价值定位。1982年发表的中篇《射天狼》与《高山下的花环》联袂获奖，不仅奠定了他个人的文学地位，而且无意中为军旅小说又开辟了一条新的战线，从而使现实军营生活较之“前十七年”得到了空前广阔而深刻的全面反映。众多好手在不同方位和不同层面上放声歌唱，组成了一曲关于和平时期军人生活的丰富多彩的交响乐章。其中比较重要的作家作品有以探索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为主旨，并且浸染了浓郁东北地域文化色泽的刘兆林的中篇《啊，索伦河谷的枪声》、短篇《雪国热闹镇》；以反映西部边陲哨卡生活和雪域景观特色的李斌奎的短篇《天山深处的大兵》，唐栋的短篇《兵车行》，李本深的中篇《沙海蜃楼》；以探索人性深度见长的海波的长篇《铁床》、短篇《彩色的鸟，在哪里飞徊》；以表现两代军人情怀的刘亚洲的长篇《两代风流》；反映士兵生活的简嘉的短篇《女炊事班长》；在军事科技领域中独辟蹊径的朱春雨的中篇《沙梅的绿荫》，以及充溢着诗情画意的王中才的短篇《三角梅》，慷慨悲壮的李荃的中篇《路魂》等等。比较而言，这是一个更为稳定、恒久和漫长的小说战线，当其他两条战线相对萎缩之后，它仍然生机强旺，井在90年代得到了新的延伸与扩展。

    1986年，以莫言反映抗日战争的《红高粱》中篇系列为发端，标志着第三条战线——历史战争战线的开辟，它直接刺激了一批没有战争经历的青年军旅小说家写出了自己“心中的战争”。譬如苗长水反映沂蒙山老区的中篇《冬天与夏天的区别》和《犁越芳冢》；乔良反映红军长征湘江之战的中篇《灵旗》；张廷竹的国民党抗战系列小说等。与此同时，一批从历史烽烟中走过来的具有战争体验和从历史资料中长期爬梳获得了历史理性的老作家，在用长篇小说重新抒写革命战争题材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代表作家作品有黎汝清的《皖南事变》，魏巍反映朝鲜战争的《东方》，刘白羽反映解放战争的《第二个太阳》，马云鹏的《最后一个冬天》等。有的作品对作家个人乃至整个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创作都具有超越“五老峰”的突破性意义。至此，历史战争战线和当代战争战线、当代和平军营战线鼎足而三，最终形成了80年代军旅小说的基本格局和全面繁荣，掀起了新中国军旅小说的“第三次浪潮”。

    表面看来，80年代的军旅小说还未能在整个当代小说格局中取得像“前十七年”那样独领风骚的煊赫地位，但是平心而论，纵向比较而论，它较之以往确实实现了更加全面与深入的发展与繁荣。这不仅表现在创作队伍从量到质的大幅度提高——一批老作家重振雄风，宝刀不老，一批新人更后来居上，青出于蓝，给军旅小说贯注了勃勃生机和逼人锐气。而且，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军旅小说自身的成熟与壮大。大致可以这样说，80年代的军旅小说紧随当代小说的步调，以思想解放为发动，汇人现实主义深化的主潮之中，在三个层面上急速向前推进。一方面是在思想深度上，一跃而过“瞒和骗”与“假大空”的屏障，向现实主义的纵深掘进，勇敢斫除左的束缚，大胆揭露现实矛盾。正视“军人是人”的命题，寻觅和平时期军人的价值定位和战争中人性的裂变与闪光，反思战争，在颂歌与悲剧的悖论中探索英雄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辩证把握……第二方面是在题材广度上，从雪山哨卡到火箭基地，从女兵王国到受阅方阵，从将军到士兵，从历史到现实，从天空、海洋到陆地，展开了广阔壮丽而绚烂的人民军队的生活画卷，尤其在表现现实军营生活方面，比“前十七年”有了无可比拟的丰繁和多彩……第三方面是在艺术形式上，继承传统而又超越传统，立足本土而又面向外域，走出俄苏战争文学单一影响而迎向八面来风，从西方的现代主义到拉美的魔幻主义种种新潮中吐故纳新，在叙事结构、表述语言和感觉方式等诸多方面不断接受挑战，实行变革……总之，80年代的军旅小说挣脱了以往许多羁绊与桎梏，完成了革命性突进，涌现出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名篇和才华横溢的优秀作家。部分作家作品甚至已经表现出了努力与世界战争文学对话的企图与追求。军旅小说再度成为当代文学一个独具特色和无可替代的组成部分，为新时期文学的进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作战”的基本格局，奠基于80年代初期，形成于80年代中期，而在80年代末期开始瓦解，军旅小说强劲的势头受到阻遏并逐渐走入低谷。究其原因，除了大的社会和文学生态环境的改换之外，大致可以归结于军旅小说家自身的如下局限：

    A.南线战争的短暂局促和历史烽烟的远逝缥缈，使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们的战争生活体验储存有限，难以支撑他们在战争领域中更加长久的跋涉：

    B.部分作家对和平军营生活的观照不能完全摆脱传统的思维惯性，常常陷于一种浅表功利主义的泥淖，形式技巧的花样翻新仍然无法掩饰内涵的苍白与重复；C.作家们普遍存在的学养上的先天不足经过几年消耗之后，开始露出了底气不足的内虚症，尤其在文学观念几经革命、小说手段几经改进之后，明显出现“落差”；D.由于兵员成分变化，军门子弟锐减直接导致了军人家庭出身的小说家队伍后继乏人，加上改行者、搁笔者使之不断减员，这一支队伍已经“溃不成军”；E.随着青年作家的出道成名和资历加深，纷纷进入专业创作队伍，开始疏离现实军营生活，急速旋转变化的社会和军营现实亦迫使他们不得不进入审视和沉淀的“二度准备阶段”。在题材选择上则出现了淡化军旅色彩的“向外转”（写军营以外）和“向后转”（写童少年经验）的倾向。

    二、“双重夹击”与“双层消解”

    90年代军旅小说面临的一种困境

    进入90年代以后，骤然加速的社会转型带来了文学的失重，更带来了军旅文学的失位。比较看来，在80年代的中前期，军旅文学虽然“慢半拍”，却总是亦步亦趋地追随着当代文学的进程。但到了80年代后期以降，情况已有了显著的不同。虽然同是陷人“低谷”，但“后先锋”、“新写实”、“新状态”、“新体验”、“女性写作”、“现实主义冲击波”乃至“长篇热”、“散文热”、“随笔热”等等新的文学旗号和实践，仍然或深或浅地划出了当代文学顽强推进的轨迹，显示出了它在文学环境巨变中的应变能力和灵活策略。反观军旅文学却不然，自从“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作战”的基本格局瓦解之后，它作为自成一体的一个群落或煊赫一时的一个“运动”，似乎在渐渐销声匿迹，当代文学已经很难在这里听到相应的反响与回音了。在这场巨大而冗长的沉寂后面，军旅文学孕育着一次深刻的蜕变。政治语境淡化和商业语境强化的双重夹击，使它面临着“消解”的空前严峻挑战。这种“消解”来自两个层面。表层的是经济的窘迫消解了80年代军旅文学那种耗资甚巨的集群运作方式，显出了孤掌难鸣或捉襟见肘的尴尬。遥想当年刘白羽振臂一呼且身体力行反复组织庞大作家代表团赴南疆前线的雄心壮举（1979至1984年）；徐怀中亲率首届军艺文学系的精锐军团集团冲锋并宣称“无须等待托尔斯泰”的大气与豪言（1984至1986年）；还有《昆仑》编辑部的“青年军人首都笔会”（1984年），《解放军文艺》编辑部的“万里长征笔会”（1985年）等等，是怎样的意气风发，无坚不摧，一言既出，一军既发，文坛必有震动……俱往矣，军旅文学那种动辄“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波澜壮阔的集群运作方式早已成为了残留在80年代的历史记忆，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种散兵游勇式的完全个人化的“写作活动”。

    深层的“消解”则表现为军旅文学作为一种有着特定内涵和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淡化。多年以来，军事文学（请允许我暂时使用这个提法，这样也许更有助于说明问题）作为一种文学观念形态的存在，它的内涵和外延显然不仅止于一种文学题材的划分与界定，它已然包蕴了一种特定的约定俗成的主流意识形态色彩，也因此，它在80年代中期以前，当文学主潮与主流意识形态常常联姻或暗合之际（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与思想解放运动，“改革文学”与改革大潮等），它总能占天时地利而得风气之先。可随着80年代末期中国社会的转轨换型，意识形态语境迅速嬗变为商业化语境，在新的文学生态环境中顽强崛起的“先锋派”和“新写实”都以疏离或淡化主流意识形态为某种表征，并且在文坛逐渐被认可甚至取得了某种“主导”位置。所谓“后新时期文学”中潜藏的这种价值取向的转换，使军事文学感到了一种失落，一种无所附丽空无所依的惆怅和困惑。军事文学原有的庄严与神圣日益被掏空被销蚀，它终于从一个先定的高度被降到了一个平面上，即还原为一种题材的专门指称——专指以战争和军旅人生为主要书写对象的文学罢了。也正是从这样一种理解出发，我更愿意用“军旅文学”来取代它或区别它（仔细琢磨一下，我个人觉得至少从字面上来看，“军旅”也比“军事”更宽泛、更软性因而也更具有文学意味一些）。在我看来，已有相当多的军旅作家正在思想观念上逐渐告别昔日那个被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所包裹所修饰过的“军事文学”，而接纳回归了文学自身的“军旅文学”。这种观念的转换绝非一种文字游戏，大凡明白人都该会一目了然的。只是观念的转换和实践的转换不能互等，它还关涉到如何将一种政治的优势转化为艺术的审美的优势，即如何开掘军旅题材自身的文学特质，以及相关的表意策略和操作技巧等等问题。作家们需要一个调整过程，以寻求新的出发基点和新的定位。

    辩证地看，来自“组织形态”和“观念形态”两个层面对“军事文学”的“消解”过程，其实也正是当代文学对军旅文学的一个“融合”过程，换言之，“军事文学”的蜕变不过是当代文学转型的一个更加艰难和典型的缩影罢了。对抗“消解”正是军旅作家们面临的严峻课题。在挑战与机会并存，淘汰与新生同在的双向动态演进中，军旅小说和军旅小说家队伍出现了新的景观和新的分化。

    首先，是一批60年代前后出生的小说新人，在80年代军旅小说的辉煌日渐黯淡的沉寂中乘虚而入脱颖而出，为90年代军旅小说最初的艰难启动率先注入了一股生气和活力。他们以更加个体化的“青春角度”切进当下的军旅现实生活，以浓郁的自传色彩和个人人生经历或心灵历程真实自然地流露与传达出了行进在八九十年代之际军队现代化进程中当代士兵的体验和情感。并以此填补了前代作家在追踪现实军营生活方面逐渐“淡出”的空白，再次印证了军队生活的文学反映必须在不同的时代找到不同的代言人的特殊性。阎连科、陈怀国、柳建伟、赵琪、徐贵祥、陶纯、麦加、石钟山、陆颖墨、裘山山、刘静、张慧敏、王曼玲等人是这个行列中的佼佼者，而通过农家子弟入伍从军折射出农业文明与现代文明相碰撞的“农家军歌”，则是一个阶段内新军旅小说的“主旋律”。

    其次，是一批崛起于80年代初的中年作家，经过了十余年的文学训练和人生历练之后。艺术技巧、思想修养和生活积累都臻于成熟，开始跃进一个新的境界，创作重心从中短篇向长篇转移。这是中年军旅小说家的“文学马拉橙”赛程过半以后的再度加速。朱苏进的《炮群》和《醉太平》，朱秀梅的《穿越死亡》，韩静霆的《孙武》，乔良的《末日之门》等几部作品分别从当代军营、当代战争、古代战争和未来战争四个角度出发，立体而宏阔地表达了20世纪末中国军人面对战争与和平、生命与死亡、英雄何以成为可能等军旅文学永恒主题的沉重追问，以及由此反射出来的军旅作家中坚力量在经历了蝉蜕与转型之后，崭新的艺术姿态和精神理想之光。它们的无意“集合”送来了90年代长篇军旅小说潮动的隐隐涛声，多少也弥补了80年代长篇军旅小说相对“歉收”的缺憾，甚至还可以看做是继“前十七年”长篇军旅小说两度繁荣之后，一代新的长篇军旅小说作家终于“出线”的重要信号。继此之后，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组织的军旅长篇小说系列、海军的“金锚丛书”、北岳文艺出版社的“金戈丛书”等长篇丛书在近一两年相继同世。因为它们，90年代的军旅小说留给了人们以期待和遐想。

    三、“农民军人”与“农家军歌”：

    贯穿军旅小说发展二十年的一个主题（上）80年代中期，我最初提出“农民军人”这一现象时，是从两个角度切人的。一是作为创作对象的农民军人。我充分注意到农民与军人之间的血缘联系，认为只有深刻地研究中国农民的命运，理解中国农民的感情，才有可能把握住中国军人最基本的心理特质，并通过建设性的扬弃来重塑当代中国军人的民族魂。二是作为创作主体的农民军人，或日农民军人的代言人，理所当然地具有了把握与塑造中国军人的先天优势。但是，根据我对一批农民出身的青年军旅作家的研究结果表明，他们还缺乏清醒的自审意识和自觉的批判眼光，因而“先天优势”反而常常成为了一种先定的局限。导致“农民军人”这一主题在军旅文学运动中应有的广阔前景未能充分展开，甚至还在80年代末期随着整个军旅文学运动的消解而一度湮没无闻。因此，当90年代阎连科、陈怀国、徐贵祥、陶纯、毛建福、李亚、卢萍等一批新进的青年农民军旅作家带着属于他们自己的也许稚嫩但却更加丰富、更加复杂，至少是更加真实的农民军人形象吟唱着“农家军歌”登上军旅文坛时，我首先注意到的不是他们达到了多么高的艺术成就，而是庆幸“农民军人”这一主题终于又得到了延续和推进。并且也给我提供了重新来认识、描述和论证军旅文学这一重要主题的可能性。

    宏观视之，从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无疑是中国真正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它经过长达百年的渐进，终于在本世纪末开始了突破性的“冲刺”与飞跃，它的深刻性所带来的“应激反应”也不能不首先敏锐地体现在中国的“时空实体”——土地和农民身上，其中最醒豁的变动我们可以指出两点。其一，土地从来是农民人生的起点和归宿。然而，随着近十余年来社会结构和利益分配的大幅度松动与调整，当代青年农民却纷纷以“逃离土地”作为他们富于时代感的人生设计和价值取向；其二，农民从来是革命的动力和主力。然而，只有到了今天，人们才真正体验到，在农民革命胜利之后，有一个方面恰恰是以反思农民自身来作为继续推动社会进程的代价。广大农民对于“土地立场”的反动，和对于革命的“角色互换”的自我意识，恰恰表现了当前社会变革的深度与广度。

    正是在以上背景下，我们才充分注意到所谓的“农民军人”这一角色所包蕴的丰富的历史内涵和现实意义。简单地说，它与上述两点变革特征有着最为直接的关联和沟通。第一，当代农村青年纷纷应征人伍，成为了穿上军装的农民。或者反过来说，由于中国农村的幅员辽阔，当代中国军队的主要兵源仍然在于农民；第二，当代军营作为一座青春之门，一个人生舞台，一个连接传统与现代、乡村与都市、农民与军人的中介环节，它在不停地吸纳与容涵青年农民的同时，又对他们携带而来的农民心理、农民意识和农民文化做出“中和”反应，并且尽情展演两种文明在其间相冲突、相碰撞、相妥协、相转化的复杂过程。因此，“农民军人”就成了一个双重身份和复杂性格的特殊“人物”，成为了一个我们观察中国社会的具有双向视角的绝佳角度：既可以从乡土和农民的视点来观照当代军人并加深其理解与把握，又可以从兵营和军人的视点来返观中国乡土的深层结构和当代农民的最新动向。

    由于中国革命的性质所决定，自新民主主义革命伊始，农民就是天然的革命主力军。诚如毛泽东所言，“没有贫农就没有革命，若是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若是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的最终胜利，进一步巩固了农民作为现代中国历史的巨人的高大形象。在进城以后的岁月里，在如何“反修防修”或防止“李自成式的悲剧”重演的严肃思考中，毛泽东也始终是将“不要脱离人（农）民”作为一个战路措施提出来的。他反复强调广大干部尤其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甚至将他们驱入“五七干校”或组成“五七大军”，和青年学生一起“上山下乡”，为的是保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样一种从“农民革命”到“革命农民”的逻辑推演和思想路线几乎就成了这一历史时期内革命文艺尤其是“军事文学”的主线——雇农出身的侦察英雄杨子荣从一个传奇人物一跃而变成一个“高大全”的“神话”，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范、一个“样板”。新时期之初所谓“思想解放”运动，其实并没有触动农民的崇高地位，它在军事文学的延续只不过是更加“现实主义”而已，只不过是以一种更加真实感人的准悲剧或悲剧取代了过去严肃的正剧和高调的“颂歌”而已。《高山下的花环》中的梁三喜、靳开来和《山中，那十九座坟茔》里郭金泰、彭树奎等，都是农民军人的革命代表。尽管作者也意识到，有些悲剧“不能完全归结于极左路线的重压，也在于他们的无知。”

    “……尽管我知道鲁迅先生在他的作品中不止一次剖析的那种‘劣根性’是产生悲剧的土壤”，但是，“嘲讽这些普通可爱的战士，我落笔发抖，于心不忍。”于是，弘扬“优根性”，回避“劣根性”，就成了此一阶段塑造农民军人的“原则”和方法，这与其说是作家认识的片面所致，还莫如说是时代的局限使然。

    1985年的“寻根”文学运动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学自身，它导致了一次对国民根性的重新审视和对民族文化的重新批判，实则是五四运动的余绪，是鲁迅精神的返照。韩少功诸君笔下的丙崽等人物（《爸爸爸》）和阿Q何其相似乃尔。农民身上的负面开始被频频曝光，农民头上的光环开始日渐黯淡，并从一个巨大的高度降至为一个平面乃至一个凹地，被人们平视乃至俯视。这股思潮波及到军旅文学界，首当其冲的就是农民军人作家，传统的精神支柱突然被抽空，惶惶然之间既无法给作为农民之子的自我定位，也无法给作为描写对象的农民军人定位，双重的失落就导致了心态的失衡，从一种农民的优越感和自豪感迅速滑向了一种自卑、自虐和自嘲。莫言成了此一阶段的代表，《苍蝇.门牙》中的荒唐，《金发婴儿》中的滑稽，无不带有漫画的色彩；大老粗的团长，农民出身的指导员，无不是洋相出尽丢人现眼，和梁三喜、靳开来们形成了一种反差强烈的比照，也和进了城的陈奂生（《陈奂生上城》）与最终没有“进城”的高加林（《人生》）形成了一种呼应或沟通。——赚了钱也罢，读了书也罢，参了军也罢，农民的根性却不能因此而迅速改变。莫言的认识可以说将农民军人的主题往前推进了一步，但也囿于心理的失衡和情绪的偏激，影响了描写的客观、公允与平和。到了80年代末，随着整个当代文学运动的疲软和军旅文学格局的解构，农民军人主题的发展也就陷入了一种停滞状态。

    进入90年代之初，与军旅文学的普遍低迷和委顿形成鲜明反差的则正是“农民军人”主题的豁然展开和“农家军歌”旋律的訇然奏响。以阎连科的《和平雪》、《和平战》、《和平寓言》、《在和平的日子里》、《夏日落》、《从军行》、《中士还乡》、《寻找土地》等系列中篇和陈怀国的《毛雪》、《农家军歌》、《无岸的海》、《黄土地黄军装》等系列中篇，以及长篇《遍地葵花》为代表的一批作品连续推出，为当代军旅文学人物画廊骤然增添了一个庞大的“农民军人”形象谱系。这个现象几乎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更为重要的也许还在于，这个谱系中的农民军人都表现出了一种既典型又普通、既清晰又模糊、既鲜明又暖昧的复杂面目。面对他们，传统“军事文学”中惯用的诸如正确／错误、先进／落后、革命／保守之类简单的二元对立的价值判断难以推行，常常使得我们只好和作者一道“悬置判断”，在困惑中陷入更深的思考。这种变化看似平淡实则深刻，并非出自随意和偶然。一方面，它是“农民军人”主题演进到90年代的必然。如前所述，这一主题先是经过了80年代初期李存葆式的热泪盈眶的“颂歌”式书写，后又经过了80年代中期莫言式的心态失衡的“喜剧”式书写，无论是作为对前者“仰视”角度的反弹，还是对后者“俯视”角度的校正，阎连科们冷静而自然地择取了一种“平视”的角度，获得了一种心平气和地回归自我的心态和姿态。也就是说，先前那种被自我放大了的“自豪感”和被自我缩小了的“自卑感”，都被一种清醒而平静地正视自身的坦然而代替，被一种“原来不过如此”和“本来就是如此”的“发现”所平衡和慰藉。于是，那一群群灰头土脸而又聪明狡黠的农家子弟兵们便也带着深重的人生背景和累累伤痕，带着奋斗的决心和对军旅生涯的光明憧憬，满腹心事地走进了阎连科们的军旅小说世界。

    另一方面，与这种作家的观照视角的变化相对应的，是农民军人自身的变化；或许应该反过来说，正是由于有了农民军人的变化，才有了农民军人作家的观照视角的变化。这些农民军人虽然也来自农村出身农民，但已远远不同于李存葆、莫言笔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参军入伍的）那些农民军人。这个转型期最深刻的表征之一，就是人性的进一步解放，就是人的种种欲望的最大限度的释放和实现，并且得到认可。这种社会思潮对于当代中国农村和军营的渗透是潜移默化和强有力的，影响之一就是他们的“人伍动机”变得多少有些“不纯”起来，既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三忠于，四无限”、“一怕不苦，二怕不死”（《山中，那十九座坟茔》），也不是随后简单的“保家卫国”、“奉献”、“牺牲”，而是一种藏掖了个人小九九的“公私兼顾”，一种渴望“逃离土地”的人生二度选择。

    四、“农民军人”与“农寒军歌”：

    贯穿军旅小说发展二十年的一个主题（下）如果说，退伍的前农民军旅作家刘震云的《新兵连》发现了一种“新兵现象”的话，那么，陈怀国的《毛雪》则继续前推，为我们贡献了一种“前军人形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当代中国农民军人的新视角，一个“从农民到军人”的首要环节。

    作品主人公“我”这个农家子弟在参军体检竞争过程中的挣扎与苦斗，既是惊心动魄的，也是具有普遍性质的。正如作者在另一部作品中所说：“好多人家熬红了眼睛，盼着把儿子送到部队去吃皇粮长出息，这等好事哪能便宜到一家？”“眼窝浅的，只指望孩子到队伍上去吃几年饱饭，用皇粮催催那还未长成的身子。眼光远些的……盼望孩子跑跑远门，见些世面，混出点名堂来，好让子孙们从此断了吃泥巴饭的命。”（《农家军歌》）——这就是时至今日，中国最广大的贫困地区农家子弟们最真实纯朴的入伍动机！明乎此，也就不难理解《毛雪》和《新兵连》中所发生的种种明争暗斗，不难想象他们是带着怎样的精神、情感和心理的现实重负与历史局限走出土地，走向军营，走向现代的，而他们企望以此来“逃离土地”的梦想又多半是要落空的。这固然有历史的根性的制约，也有物质贫困所造成的文化匮乏的现实条件的束缚。如果说，从《毛雪》中的“我”开始，离开土地走向军营，经由在“无岸的海”一般的军旅岁月中的肉体并灵魂的挣扎与奋斗，最终又回到了土地，匍匐在土地，陈怀国的“农家军歌”侧重唱出了一群农家子弟的肉体“逃离土地”的失败与悲哀的话，那么，阎连科的“农家军歌”集中咏叹的则是他们的精神“逃离土地”的失败与迷茫。

    阎连科是带着他二十年“瑶沟”岁月的烙印和十五年军旅生涯的体验来吟唱他的农民军人咏叹调的。他笔下的人物多半是一些和自己经历相仿佛的农民中的人尖子，不仅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狡狯提了干，而且一般都已当上了基层主官：

    连长或指导员。比起那些早已退伍还乡的老乡和战友们来，他们是幸运的佼佼者，但比起他们的人生目标来，他们仍然是“无岸的海”中的苦苦泅渡者。其实他们的目标并不高远，甚至可以说很渺小很卑微。农民军人都是天生的现实主义者，当将军的梦想一般与他们无缘，他们具体向往的只不过是再往上“爬半职”，当个营官，解决家属随军，彻底地“逃离土地”——“能让老婆孩子进厕所用上卫生纸也就对得起这一世人生了。”（《夏日落》）祁连长最大胆的一次想象就是站在阅兵台上触景生情想象自己当了团长——“那个时刻，是何等灿烂，何等辉煌，妻子为自己荣升团长而不知如何是好；孩子上学，兴许可以用小车接送；父母为儿子是一位团长，到镇里赶集时，镇长一定要拉到家中吃饭，到了县城，县长也要问一声，家里有什么困难……”（《和平雪》）在阎连科看来，这已经有点想得太离谱了。实际上，从连到营的半级对他们来说也总是高不可攀，似乎唾手可得而又遥不可及。这就是阎连科精心为他的主人公们设计的一道“坎”，这是两个阶层之间的一个衔接点，连长指导员们因它的诱惑和刺激而拼搏而跳跃，企图一举跃过“龙门”，而现实又常常使他们铩羽而归。在这个痛苦支撑的漫长过程中，土地的浓重阴影不仅压抑着他们的一言一行，更笼罩着他们的心灵和精神。

    难道土地对于农民（军人）的禁锢就真有这么可怕吗？也许我们有理由怀疑阎连科的“农民逻辑”的真实性。但是，我们如果对他的“瑶沟人”悲惨的生存境况记忆犹新的话，我们又无法不相信“逃离土地”对于农民（军人）不可抗拒的巨大迷惑力。这或许也正是阎连科们坚持直面人生的写实主义精神，重视与强调物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立场，尊重与理解农民军人们对于切身利益的需求和渴望，准确反映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人性觉醒的一般水平。正如马克思所说：“共产主义者从来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不向人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相反，他们知道，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物质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德意志意识形态》）更加潜在的危险和更加发人警醒的问题是在另一面，这些连长指导员们运用“农民逻辑”指导下的充分农民化的手段、心计和思维来谋求彻底改变自己农民的身份与命运，不是已经陷入了一个循环论的“怪圈”吗？即农民是不可能真正战胜自身的，即便他们的户籍乃至妻子儿女的户籍脱离了土地，但他们的精神却依然在土地上爬行；或者说，土地的幽灵仍将长时期地游荡在他们的心空。

    陈怀国最新完成的长篇小说《遍地葵花》（北岳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农家军歌”的集大成者。这部作品写了一群农民子弟在当代中国军营中的奋斗历程，但主要是全方位地、立体纵深地勾勒描画出了许家忠“这一个”的命运史和心灵史。从一个农村青年写起，写到他当上了团长，直至犯错误成了阶下囚，在二十多年的时间跨度里，尽情展示了一个农村青年向军人转变，全部的辛酸苦辣、苦尽甘来和悲辛乃至失败。这是一个由农民向军人转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从农民出发最终又回到农民的过程，更是一个人的过程。

    这个人物的形象定位确实有明确的理念导引，即作者是站在反思和批判农民军人局限性的高度来构思与刻画许家忠的，但终归又是靠生活、靠情节、靠细节、靠情感和心灵来浇铸的，从而使许家忠成为了一个生气贯注个性鲜明的貌似憨厚而实则狡猾、胸怀大志而又容易满足，脚踏实地而又精于算计的复杂人物，给农民军人形象谱系中增添了一个新的典型，表达了作家对中国军队的农民性与现代化这一对矛盾的深刻感悟与深沉忧思。

    与《遍地葵花》的沉重叹息大异其趣的是《父母爱情》的轻松调侃。令人感到意味深长的是，作为军门后裔的青年女作家刘静也不约而同地把探寻目光投向了中国军人的“农民性”问题。只不过她关注的不是农民军人的“现在时”，而是他们的“过去时”，讲述的不是农民根性的失败，而恰恰是农民文化的胜利——一位战争年代入伍的青年农民解放后进城做了高官，娶了一位城市知识小姐做如夫人，从此双方就在生活习俗、行为方式、文化差异诸多方面展开了一场改造与反改造的“拉锯战”。最终的结果是，大老粗的“父亲”表面上文明了，高雅了，绅士了，骨子里却依然很“农民”，而原本娇骄倨傲温文尔雅的“母亲”则彻头彻尾地农民化了。这个结局出人意外却又有几分让人信服，令人啼笑皆非却更加发人深省。农民性的顽固与强大在一个老农民军人的婚姻故事中得到了黑色幽默式的演绎。《父母爱情》出自非农民军旅作家之手，是“农家军歌”的一个异调与和声，也是对“农民军人”主题的一个丰富与补充，为这一主题的发展提供了又一种可能。

    还有一种对“农民军人”主题的观照也许更富有建设性启示。朱秀海在他的长篇力作《穿越死亡》（中国工人出版社1995年版）中将主人公、团长江涛、副团长刘宗魁作了一次互参观照与互补塑造——江涛作为将门之子，刘宗魁作为农民之子，作者有意识地在他们之间进行对比，印证了我早年提出的“发现差异，寻找合点”的理论构想。他以江涛的职业军人精神和当代军人意识来反衬刘宗魁的偏颇与执拗，又以刘宗魁的坚忍踏实和奉献风格来修补江涛的好高骛远与华而不实。这种性格的反差不仅具有艺术的张力，而且显示了作者对中国军人素质修养与军队建设走向的深层思考。从某种意义上说，朱秀海对“两类作家”各自的局限都有所超越——他对农民军人的稔熟显然为朱苏进所不及（一个刘宗魁足以说明此点），他对将门子弟（如江涛）的把握也许不如朱苏进到位，但比其他农民军人作家却要稍胜一筹。而把这两类军人典型写得如此势均力敌难分轩轾，既得力于塑造人物的功底之深厚，更有赖于理性的思考之深邃。

    当然，阎连科、陈怀国们的“农家军歌”刚刚唱了个开头，要指出他们的稚嫩或缺憾之处是毫不困难的。比如他们过于“将心比心”，过于“粘滞于土地”而不能飞腾起来。这“不能飞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思想的不能飞腾，由于与农民贴得太近，缺乏距离感，缺乏一种非农民文化与思维的比较和参照，因此只能“平视”农民，虽然有了真情、真实与真切，但还不能超越农民，获得一种富于当代色彩的主体意识与历史高度，像鲁迅一样放出一种犀利、透彻、入木三分的批判眼光，击中要害，警醒国民，从而成就大家之风范。二是审美的不能飞腾，由于在“泥潭”中陷得太深难以自拔，被一种过于深重的苦难意识所缠夹，因此也就难以用审美的眼光看待人生，在苦难中寻觅诗意，像沈从文先生那样以博大的爱心将一个莽荡多灾的湘西点化成一个绚烂奇谲的诗画世界，达到钱钟书所谓“写忧而造艺”的化境。极而言之，思想和艺术的“比翼双飞”，应该是阎连科们下一步小说创作所努力的目标，无论是写农民，写农民军人，或写别的什么人，都是一样。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否认的是，他们的出现与努力，毕竟给“农民军人”这一主题带来了新的变化与气象。而且他们都有意无意地把关注的目光瞄准了农民军人与乡土中国这一主要症结，既注意到了前者对后者的反叛，更注意到了后者对前者的制约，就在这双向逆反关系所构成的张力场中，展开他们的艺术世界。他们的“农家军歌”从表层考察看，咏叹的是当今大陆中国一代农村青年走出土地的人生道路的艰难，但从深层观测就不难发现，它通过对农家子弟进入现代军营的坎坷际遇的抒写，已然昭示了他们最终进入现代文明的艰难。——“农家军歌”就是这两种艰难行进中的“二重奏”。这个“二重奏”给当前的军旅文学创作提出了一个十分严峻的挑战，即如何塑造与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当代中国军人形象，和如何重铸与军人品格相一致的当代中国军人的民族魂，并以此给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个精神的参照或引导。

    据此，我在几年前曾修正过我在80年代提出的一个观点——80年代，我曾根据农民子弟军旅作家和军人子弟军旅作家一度双峰并峙双水分流的创作态势，预言军旅文学将由这两类作家互补同构，共同推进。现在，我愿意把更大更主要的希望寄托在农民军旅作家这一面。

    五、“祭奠星座”与“寻找太阳”：

    当前军旅小说英雄主义旋律的一种变奏

    首先需要说明，在标题中写上两部小说的篇名，并不意味着本小节将以它们作为个案进行重点分析，只不过是想借用它们，试图涵盖性地表述当前军旅小说中英雄主义主题的发展走势和某些特点。从而比较出英雄主义这个从来就在军旅小说（尤其是在80年代）中激昂高扬的主旋律，进入90年代以后发生了怎样的变奏。

    显著的“变奏”最先来自于朱苏进。

    虽然我在前文论及“两类作家”此消彼长的发展态势，和军门子弟作家队伍逐渐式微的基本事实，甚至还把军旅小说的主要希望寄托给了农家子弟作家队伍这一面。但这并不意味着前者的无所作为或可以忽略。因为对文学而言，创作（作家和作品）的量和质并不总是表现为正比关系。朱苏进作为军门子弟作家队伍的“首席发言”或“第一小提”，在90年代前期虽然有孤掌难鸣的尴尬，但他孤军深入所达到的深度，依然代表或包含了军门子弟作家们对“职业军人”理想的英雄化书写的主要特点和新的思维向度。

    创作与发表于八九十年代之交的长篇小说《炮群》（《昆仑》1991年第4期），可以看做朱苏进此前创作追求和艺术风格的一次总结，亦如他自己所说：“《炮群》是我的‘青春梦’的一次总宣泄。”而用我的话说，这个“青春梦”也是一个“将军梦”，一个“英雄梦”。这个梦主要通过主人公苏子昂来体现。

    苏子昂其人就是作家一贯钟情的袁瀚（《射天狼》）、南琥珀（《第三只眼》）、盂中天（《绝望中诞生》）等一系列气度不凡志向高远的硬派军人的一个总化身。飞扬的理想主义激情和严谨的现实主义精神的两极对立，使得苏子昂这个人物和整部作品自始至终都处于紧张的矛盾冲突和饱满的艺术张力之中。孤标傲世而又清醒人世的苏子昂总是被坚执于高邈理想和认同于世俗现实的双重诱惑与迫力撕扯挤压得好不痛苦。

    矛盾的最终消解还是以理想的受挫作为代价，现实赢得了胜利。作家最终匆匆安排的圆满结局实际上既是苏子昂对现实的妥协，也是作家对世俗的认同。它宣告了朱苏进“青春梦”或“英雄梦”的幻灭，也预示了朱苏进沿袭了近十年之久的创作路向即将发生的深刻转变。

    《醉太平》（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的出现，使我们看到了一个从剑拔弩张到随意放松、从慷慨激昂到娓娓而谈的多少有点让人觉得新奇的朱苏进。亦如题目所示，《醉太平》展示的就是在太平盛世和歌舞升平中沉溺和迷醉。这个盛世的具体化，就是当前时代的某军区机关大院的日常生活流程——早操、上班、开会、家宴、舞会、约会和偷情……表面看去平静似水或五光十色，但季墨阳、石贤汝、夏谷等部长、科长、干事们都在其中紧张地旋转，忙碌地活动，精心地算计，不动声色地较量与争斗。在权势或情欲的驱动与诱惑下，他们或振作或清醒，或颓唐或沉醉。才华因此而变质，人格因此而萎缩，个性因此而扭曲。尽管朱苏进写来冷静客观，栩栩如生，入木三分而又持平公允，并且常常“悬置判断”，不作丝毫丑化或鞭挞状，甚至不时流露出对某一人物某一举措某一念头的赞赏与把玩，但这一卷当代军营“浮世绘”的底蕴却不得不使人振聋发聩，深长思之。

    朱苏进在这里的变化是显而易见而又令人吃惊的。首先，是支撑他的作品的精气神，已由强烈执著的理想主义呼喊让位于无可奈何的现实主义审视，或者说，是由批判取代了肯定，由消解取代建构。《炮群》式的“青春梦”的破灭也带来了朱苏进英雄观的破碎。季墨阳、石贤汝、夏谷诸君都是从基层部队摔打与筛选出来的人尖子，也就是前天或昨天的袁瀚与盂中天们——“他们或许本可以成为英雄，可是却投有一个真正的英雄，他们只是一个个英雄的碎片，你可以在这里看到英雄的一个耳朵，在那里看到英雄的一个脚指头，但你看不到一个完整的英雄。”“英雄无觅”的慨叹与发现是缘自作家本人的成熟与深刻？这是因为世俗环境强大的同化力与侵蚀性？或者是“英雄”自身的精神世界和人格结构原本就存在缺陷？

    从《炮群》满怀激情地塑造与呼唤英雄，到《醉太平》冷静清醒地审视与肢解英雄，朱苏进变换了一个思考角度：在当今日渐物欲化和世俗化的社会进程中，一个当代中国军人究竟应该怎样抵御平庸，抗拒诱惑而保持英雄主义品格的追求和高扬？是在太平俗世中迷醉与沉沦，还是抗争与升腾？

    《醉太平》在这里提出的追问是否过于尖锐和严峻？因为不同的人们在不同的生存环境中截获的生命感悟是大不一样的。——在退伍还多于龙山牧牛的老兵姚建华眼中，生活节奏是缓慢却又不乏诗意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在邂逅于西藏高原的若云和鲁连军的感觉里，再严酷的自然条件和恶劣气候也敌不过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与关爱（《天天都有大月亮》）；在偏远闭塞的五一八二兵站的老兵新兵的心中，与单调和寂寞为伴的，还有日常生活中的情趣和对未来岁月的憧憬（《五一八二兵站》）。——在这里，生活呈现出一种常态或稳态，时代激流还没能显出它逼近的迫力。相形之下，来自沿海特区的“报告”《军营里的股民》就大为迥异了。何继青久居特区多年，长期感受商品大潮对当代军人的猛烈冲击，和广大官兵一起咀嚼着困惑、迷惘与痛苦，也一同体味着喜悦、欢欣和冲动。《股民》选择了一个敏感而又新颖的角度，将一阵“股风”刮进军营，立刻就“吹皱一池春水”，对特殊环境中的军人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心灵轨迹做出了严峻的考验、冷静的审视和快速的跟踪。而且该作还较好地克服了“特区军旅文学”前期作品或以理性认识代替感性体验，或以表层感受代替深层体验的弊端，显示了相当的观察深度、体验深度和思考深度；是密切关注当前军营现实生活的一部代表性作品，也对《醉太平》式的追问做出了有力的支撑和严肃的呼应。

    无可否认，90年代现实生活的日益世俗化，也使英雄愈来愈“碎片化”。朱苏进们在理性上接受并认同这一点并不困难，但在情感上对理想化完美化英雄的眷恋与向往仍然执著与痴迷。在往“醉太平”式的世俗生活之流纵身一跳之前，他向理想极地投去了“临去秋波那一转”。——作为“战争幻想小说”的《祭奠星座》，其背景、环境、情节、人物等等无一不是超现实的，而惟有超现实的“载体”，才能承载朱苏进审美理想的极致——它包括审美化地看待战争艺术、战争智慧、战争景观和战争手段；审美化地塑造集人格、理想、侠义和武功于一身的军人，并将这种军人推向为战争而战争，为对手而存在的纯军人境界，就像《祭奠星座》中那支蓝星部队所唱：“假如我击败了强大的敌手／胜利后不免忧愁／从此我满载荣誉却无敌手／哦，敌手，敌手。你是我的忧愁／没有你我分文不值……”

    在这里，一切关于战争性质之类的现实功利的种种羁绊统统被抖落干净，朱苏进于冥想中放纵自己的心灵去追索优美的极致。因此，“在写《祭奠星座》时，他就感到无限痛快。这痛快甚至拒绝与人共享。”《祭奠星座》也许不是朱苏进最优秀的小说，但是我们却不妨认为，只有《祭奠星座》才是朱苏进真正为自己写作的小说，是他压抑已久的关于军人与战争的设计的一次痛快的宜泄，是他困厄已久的灵魂呓语的一次真实记录，也是他对心仪已久而踪影愈渺的英雄梦想的一次深情祭奠。

    “祭奠英雄”的情结是普遍的，也是强烈的，毋宁说它和庸常生活肢解英雄的强度是成正比的。所不同的是“祭奠”的方式或方向。朱苏进是在想象中完成“祭奠”，而更多的人则是在对历史的重构或往事的追忆中进行“祭奠”。（蓝旗兵巴图鲁》和《枪圣》是这方面的两个代表，前者以巴图鲁（勇士，亦为满族神话中的英雄神）和其后裔巴布阿的对比描写，表达了强劲的历史活力对贫弱现实的一种遗传，一种灌注，一种嘲讽和一种期待，完成了对英雄乃至整个满民族沉沦的一曲悼亡。

    后者通过刻画“抢圣”郑可达空怀绝技报国无门的尴尬处境，阐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枪手精神和军人精神，对生不逢时的末路英雄表达了深深的敬意和无可奈何的惋叹之情。

    如果说《祭奠星座》式的“祭奠”，是对“理想英雄”的无奈放弃之前的一个辉煌的告别的话，那么，《寻找太阳》式的“寻找”，则是对“英雄理想”的向往失落之后的一种执著的寻觅。

    《寻找太阳》以一首“爱情小夜曲”式的浪漫与精致，完成了一个“寻找英雄”的寓意表达。与其说它是在寻找一位梦中情人，还莫如说是在寻找一种精神理想之光，寻找一种英雄主义之光，虽然这光像太阳一样遥远而虚渺，但它也像太阳一样眩目而迷人，吸引作者一次又一次地寻找，虽然反复失望却永不言悔永不停止。显然是同样虚拟而又独特的《第二次阵亡》，同样独特地传达了一位青年女作者心中的英雄理想，它是对生理死亡的超越，也是对平庸死法的摒弃。它在想象中完成的百米冲刺，就是从平淡走向辉煌，从常人变为英雄的精神的冲刺。因为它是超越生命极限的精神过程，它拼着最后一股精神要争的就是一口气：死也要死成一个英雄。

    几乎和“祭奠英雄”的情形“雷同”，“寻找英雄”的情结也是普遍而强烈的，除去在想象中“寻找”之外，也是在历史中“寻找”。相比较“想象英雄”的激情，历史中的英雄反倒多了几分朴实和平静。《赵一曼女士》和《红雨》，一为实有其人，一为虚构其事，二者都在精短的篇幅和巧妙的构思中完成了一个英雄就义的“宏大叙事”，相对于它们的题材尤其是传统的处理方法，它们都显得如此的平实无华，无形中消除了英雄与普通人的距离与隔膜，反而令人感到惊异：原来英雄就在我们中间，正所谓“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父亲是个兵》其人其事似乎介于真实与虚构之间，作者以红军后裔和当代青年的双重眼光回溯和审视父辈的生命历程，在物欲横流、英雄肢解的90年代重新确认一种价值座标，热切而深情地呼唤“父亲”那样一身正气，战斗不止的永远是个“兵”的硬汉形象。《父亲是个兵》和《赵一曼女士》在首届鲁迅文学奖（1995至1996年度）中短篇小说评奖中双双折桂，《弹道无痕》是“农家军歌”的另一个变调。它出自农家子弟徐贵祥之手，描写的主人公石平阳和李四虎也是两个地道的农民子弟兵，这一点与“农家军歌”们毫无二致。它的“变调”在于，它最大限度地融合了职业军人英雄曲式的音符与旋律，使得作品既有农民军人的朴素底色，又有职业军人的理想辉光。也就是说，它的写作重心完成了从一般“农家军歌”中军人式的农民向农民出身的军人的转变，主人公的价值实现不再是纠缠于农民与土地的对位关系，而是向着一种真正而纯粹的军人境界提升与飞扬。石平阳当了十几年的兵直至当到代理连长最终也还只是一个兵，提不提干解不解决吃商品粮等现实问题，在这里退居其次，重要的是他已经从精神气质到职业素质都实现了一个农民向一个现代军人的彻底转变。

    作者的想法就是要他当一个“最完美的兵”、“最纯粹的炮手”，而石平阳战友王北风则评价道：“能当营长团长师长的人多如牛毛，但真正的老兵，出色地当了十多年而且还将出色地当下去的老兵是不多的，是宝贵的……”李四虎更干脆：“要我说给你转干也别转，就他妈当个‘天下第一兵’……”显然，作者在这个人物身上涂抹了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但是，由于作者扎实的炮兵生活体验，火热的激情投入，和阳刚大气的贯注，保证了石平阳的英雄气质高贵而不高蹈，亮丽而不华丽，成为了90年代农民军人形象中有独特光彩的一个典型，为“农家军歌”与“英雄乐章”的合奏谱写了先声。

    其实，“祭奠英雄”与“寻找英雄”只不过是一个事物的两面，是一首进行曲的两个声部，是一部交响乐的两个和声。英雄主题作为人类的重要精神指向，从来就是永恒的文学主题，更是军旅文学的主旋律。它在90年代的变奏，是社会转型的必然，反过来说，物化社会的进程，将愈益反衬和烘托出英雄主义和理想精神的无穷魅力。它将像明亮的星辰一样，引导着人类穿越黑暗，从此岸走向彼岸。军人品格和军旅小说品格的创造，就是高擎在这支队伍最前面的熊熊火炬。

    小结

    匆匆一览，近二十年的军旅小说从建构辉煌到对抗消解，走过了大半个马鞍形的发展道路：80年代中前期处于高点，80年代末开始走低，八九十年代之交跌至低谷，90年代中期又逐渐攀升，另一个高点已隐约可见。如果有人硬要提出问题：80年代与90年代的军旅小说究竟孰高孰低？我想这个问题不好简单作答，比较需要参照系，需要坐标，纵向而言，军旅小说（具体到每一个作家）可以自己和自己比；横向而言，军旅小说可以和同时期的其他题材小说比。笼统看来，一“辉煌”，一“消解”，一“高点”，一尚未达到“高点”，似乎是优劣互见，高低自明。其实深究起来，也不尽然。虽然不能说90年代一定是“后浪推前浪”，但也不敢以“辉煌不再”就否定90年代或在某些方面（比如长篇小说）对80年代有所突破，有所超越，有所发展，有所深化。“形势”上的辉煌与黯淡并不能说明所有问题。举例来说，80年代的“经典”还有多少能经得住今天的“重读”就是一个殊堪深思的问题。至于90年代的作品比80年代究竟如何（不是简单的好与坏，高与低），相信读者诸君读完此书自会有一番比较。

    最后再交待一点，由于本书篇幅所限，由于编者视域和眼光所限，尤其是选编思路所限，本书存在挂一漏万的遗珠之憾，以及个人偏好带来的片面之见等等，都在所难免，还请读者原谅。同时，编者还认为，90年代军旅小说的最大特色是长篇的异军突起（仅就此点而言，已远胜于80年代），中短篇不足以代表其主要成就（与80年代刚好相反）。因此，本文并未囿于本书所选篇什，而仅仅是结合本书作品，旁涉所余诸多作品，力图将转型期军旅小说的全貌有所勾勒，并将背景纵深远推至80年代。目的无非是想借此机会，让更多热爱军旅文学的人们对二十年来军旅小说的演进轨迹有一个比较全面系统的了解，如此而已。

    是为序。

    1998年春夏之交于京西魏公村

    原载《解放军文艺》1999年第2期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