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静怡小说集《忧伤》

    人生或像幽邃的暗河，其表跌宕多姿，其里清浊混杂，其性喜怒无常，其味酸甜苦辣。然而，作家只取一瓢饮，即能酿出不同风格的制作，或如奶的醇美，或如酒的浓烈，或如茶的淡雅……

    王静怡的小说，就好似一杯清茶。比较可乐之冲，比较咖啡之苦，比较“二锅头”之烈，比较“铁观音”之酽，惟见其淡耳。

    然恰惟其淡，细细品咂之余，遂可觉出其韵之悠悠，其香之渺渺，其回味之绵长。

    上述“引言”，是我在1999年度《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评选中，从初审到编辑小说集《忧伤》，所获得的一种直觉的感性表达。

    此前，我只读过王静怡的一篇《忧伤》。其中那一种淡淡的忧伤的调子和忧伤的美丽，以及柔婉绵密的叙述中所透出的不动声色的成熟老到，均给我留下了颇深印象。但也仅此而已，并未对王静怡这个名字加以特别的注意。朦胧印象是，文坛又出现了一个有品位的小说新人。

    其实，说王静怡是小说新人尚可，说是文坛新人则证明了我的孤陋寡闻。我此番审读书稿方才得知，王静怡此前早已有了六年《湖南文学》主编的经历，足已称得上是一位年轻的资深编辑了。而她近年来涉足小说创作也出手不凡，套用一句话说就是“丈气很旺”。所作十余个中短篇，几乎篇篇不俗，多被《小说选刊》或《小说月报》或《中篇小说选刊》等重要选刊所选载。按常理说是颇有反响了，该在文坛闹出一点儿动静了，譬如召开一个研讨会，组织几篇评论文章，搅出一股“热”、刮起一阵“风”什么的也属正常。然而没有。她对此泰然处之，似乎是率性而作，任意而发，随人而选，仍然是淡淡地在文坛行走，淡出淡入。

    王静怡这种淡泊名利与远离尘嚣的姿态，对当下文坛的浮华之风不啻一种温柔的“反动”，至少也显得不大合潮流。

    尤其与那些一炮而红的所谓“新新人类”之新潮做派比较起来，颇显其老旧、其古典，甚或有点儿恍若隔世。显而易见，这种姿态背后的支撑，是与他人纷纷、纷纷他人迥然不同的文学观和人生观。而这种种不同，首先体现在王静怡小说的价值取向之中。

    概略言之，王静怡的小说是边缘的——在形式上不“潮”也不“酷”，在内容上不重大也不主流，更不寻求故事的离奇和感官的刺激，因此，既没有评家笔下的“炒点”，更没有商家眼中的“卖点”。或者干脆说，作家选择的原本就不是那种一点就着的容易“火”起来的东西。

    那么，王静怡小说究竟选择了什么，表达了什么，又因为什么而屡屡被编辑家和选家所看好呢？

    我在4月16日的初审意见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作者能在浮华的当今社会中保持一种平静的心态，以比较独特的角度和眼光观察与感受人生，表达了一个成熟的知识女性的人生体悟和细腻的人生感受。小说语言文雅而富诗意，足以营造富有艺术情调的氛围、刻画微妙的人物心理、把握人物的情感世界。”

    著名编辑家崔道怡先生则在随后的复审意见中，更以深湛的职业眼光精准地指出：

    “与朱向前先生有同感，这位作者的艺术特色可以用三个字来形容：灵、秀、雅。灵在对她所熟悉的生活——比较高级的知识分子家庭与人际——有着静观默察又体贴入微的感受和领悟；秀在文笔具有成熟女性细致、细腻、柔和、柔婉的情调，并无曲折情节，只凭娓娓道来，却能形成一种氛围；雅就是女性知识分子追求超凡脱俗诗意的气质，因而笔下文字能与有同样气质的读者沟通。”

    毋庸置疑，崔道怡先生的判断是到位的、可靠的，是值得信赖的。我在这里还想特别提请大家注意的是，王静怡看取人生的平和心态，或如题所示：淡淡地咀嚼人生的滋味。

    在我感觉，王静怡庶几进入了一种人淡如菊、我心悠然的境地，她以关爱人生、珍惜人生、善待人生、感激人生的悲悯情怀，默默地凝眸与反观人生的来路。——她深情地回视青年男女一段美好浪漫时光的流逝，目光里充满了忧郁、感伤、留连和赞叹（《忧伤》）；她平静地审视中年夫妇之间微妙、敏感、复杂的情感演变，目光里有三分困惑和犹疑，更有七分善意和宽容（《反动》、《反动之后》、《静如人生》、《不呼吸的女人》）；她惊喜地注视“女儿”拔节成长的声音和心迹，目光中流淌出呵护、爱怜、温馨的暖意和忧虑的问询（《伴你长大》）……淡淡地咀嚼，淡淡地回味，淡淡的忧伤，淡淡的美丽。

    辉煌壮丽的人生固然令人喷喷称羡，悲苦惨烈的人生固然使人默然神伤，然而，我们不能忽略的是，更多的人生状态却是波澜不惊，平平静静，正所谓“平平淡淡总是真”。王静怡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她以一颗平常心，从这平平淡淡之中发现了世俗生活里的情趣与诗意，照亮了人性中美好与善良的光辉，咀嚼出了人生的滋味，传达出了人生的真谛。

    同时，我还认为，正因为有了一颗平常心，才保证了王静怡观察生活的目光的澄澈与透明，艺术感受力的敏锐与纯正，叙述语言的从容与干净。从而，使她的小说整个地具有了一种清茶的品格与气质：温馨、淡雅、清正、平和。

    当然，任何事物都是奇正相生、利害相随。譬如“清茶”，长于清淡，同时就不免短于浓烈；长于回味，同时就不免短于刺激。对于王静怡小说，亦可作如是观。——我在初审《忧伤》时就曾认为：“比较而言，编故事、写情节、驾驭较大的结构和场面，不是作者的强项。”而崔道怡先生于此一点亦有“同感”——“但又正因其雅，一般读者未必能够读得下去。而其内涵的社会意蕴也失之浅淡。同时，从艺术角度看，大众情怀不够，写得就沉闷了。”——“雅俗共赏”，一个传统的命题，在此又向王静恰发出了新的挑战。

    依我看来，清茶就是清茶，它是雅人的雅好，换一角度说，也只有人到中年以后，才能慢慢领会它的妙处。王静怡小说的清茶品格，在我们编委会被一致认可，或许正因为编委会皆由中老年所组成也未一定。不过，我倒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都来读一读《忧伤》，也许能从中渐渐咀嚼出几分人生的真味。

    就像遍尝了生猛海鲜、苦咖烈酒之后，换个口味，来品一品清新淡雅的清茶，说不定就会有一分意想不到的感受与收获呢。

    是为序。

    2000年6月20日凌晨

    于京西黑白斋

    载《文艺报》2000年8月18日

    跋《红.黄.绿》

    这是我的第一本批评集，它的顺利出产简直有点儿使我想象不到。

    不仅是在我比较少年的时期，我总做着诗人或小说家的梦而从未想过要做批评家，就是在后来我比较青年的时候——在我先后写过六年诗歌和两年散文和三年小说并且都呈江河日下之势，经常千回百转地想“没有这个金刚钻，就别揽这个瓷器活，写报道和材料不也算是文字工作者嘛”的时候，也还是没有想到过竟可以希望去做一个批评家。

    这个时候，差不多到了1985年的夏天，我已经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听了一年课。

    这个时候，我三十又一岁，“而立”而未立，按说在文学上很难再有什么指望了。我常常把这种不健康的情绪流露给同宿舍的一位小说家朋友，他总是嘿嘿笑着说我“佯作悲壮”（我恐怕我愁眉苦脸的习惯就是那时候落下的）。

    我究竟是什么时候立志并且竟做起批评来了，在我今天想起来，也还是很含糊的一件事。

    大概是1984年的深秋吧，文艺理论老师听了我在系讨论会上的一个发言后说，你把它写出来吧，这就是论文。一句话刺激我临时研究开了论文的体例与作法，累得好几次深更半夜爬起来做夜餐，也还是不怎么得要领。但毕竟懵懵懂懂地写起来了。白天听课，晚上精神头还倍儿足，实话说，有点上瘾。等发现写了近两万字，这才急忙打住。那些不知怎么制造出来的“理论”，当时就把我吓得比较严重。不料想文艺理论老师和徐怀中主任看了后，都认为我的“论文”写得很有点“那个”，便推荐出去。再后来，便在《文学评论》等刊发表了。——这就是我的第一篇论文：《小说“写意”初探》。

    我的第二篇论文是《中国军人的民族魂和军事文学的中国化》（由于观点重复，未收），虽然发表于1986年1月的《文艺报》，可写作却也是头年夏天的事。我还清晰地记得是徐怀中主任亲自给我打的电话，说是《文艺报》的约稿。他平缓的语调中似有一种悠远的期冀。我不能不努力。就是说，这一篇也是被逼出来的。

    就因此，有了同学起哄，“老兄是块评论材料，干吧，干吧”什么的。我都权当耳旁风，仍然一天到晚“悲壮”着脸。我干脆彻底认为我与批评家无缘，是因为我比谁都清楚我的懒毛病——不分季节不论早晚，只要一拿起理论书来就自然犯困。

    当然，这时候我之所以并没有自觉地弄起批评来，还一个原因是确实缺乏批评的欲望与冲动。我依旧甘于寂寞心平气和地侧身于文学系，在鱼龙混杂的文学小河中随波逐流，等待着柳暗花明或者是山穷水尽的那一天。

    说话间，到了1985年秋天，我读到莫言继“红萝卜”之后的一批新作，很感动，很受刺激，很想说点什么。而这时尽管文学界关于莫言口口相传的议论不少，但诉诸文字的批评依然罕见。终于有一天，我走到隔壁对伏在案子上的那个平阔的后脑勺说：“莫言，我要研究你。”他转过身来小小地吃了一惊之后，便愉快地把一摞包括处女作在内的作品资料端给了我。这下我真干了，赤膊上阵，不懂“方法”，也没有“尺度”，凭一点儿感觉，靠一点儿印象，兴趣所致，信马由缰。这后果便是有了一小批数万字的长长短短的四不像评论。这就是集子中关于莫言的篇什了。

    事后不少同学说我选择莫言作为第一个批评对象真是具有英明远见。因为随着莫言声誉鹊起，我在批评界也渐为人知——我不否认这样一种事实。但我并不认为我当初就具备如此实用主义的战略目光。我只是在感到一种表达的欲望的同时，也感觉到面对这样的作家和作品而不发一言，不是批评者的麻木，便是批评者的失职。我感谢莫言，主要是他诱发我真正迈出了自觉的文学批评的第一步。

    真正将我在批评的路上推得更远的，是文学系毕业后，徐怀中主任决定我留系任教，使我开始进人一个较好的批评环境，有可能断断续续地写出一篇篇批评文字。其中有关军旅文学的部分综合又略加筛选的结局，便是有了这本小册子。

    现在怀中老师又拨冗为其作序，我对他充满感激之情。

    然而，就在我走上这条路之后也一直是步履蹒跚，这跟我没有深厚的理论修养和严格的批评训练有很大的关系。主观上我想补课，但客观上已很困难了。我只有走自己的路。正宗的批评家一般都依托理论和作品两本大书，而我缺少一本理论书，就只好把目光更多地投向另一本“书”——作家和他们运动着的创作实践。好在我曾侧身于他们之间至今也没有完全脱离，比较能体味他们的创作甘苦，从中提得不少文章题目。我把自己好有一比：既在水中游一游，又到岸上看一看，有了下水的经验，再到岸上来观望、比较别人的泳姿，发一点儿议论，可能就不至于太空洞。我重视活泼泼湿漉漉的“下水感”，并力所能及地争取多“下水”。当然，这样上蹿下跳，精力才力都必有不逮，所发议论零零散散，有欠科学与严谨势所难免，离开系统与全面就一定更加遥远了。

    不过我这人还有自知之明，既无大才情，也就无大希冀，因而也就少有大失望。从不作攀登泰山之顶的向往，只顾挪动双脚不停地去走，偶尔回首，发现竟又进了一程，便也得些意外的小欢悦、小慰藉。我不能对贝利的“最好的球永远是下一个”的豪语发生共鸣，是我常常不知道我的下一个球在哪里。我每做完一篇文章就惶惶然，有一种开口后的空虚感和没文章可做的担心。所以，逮住一个题目就不肯轻易放过，总要把它反复地咂摸透。有时一个观点从萌发到酝酿成熟得经过数月乃至半年一载，而且不想出几个“点子”决不动笔。除了内容外，还好讲求一点破题与收尾之类，所用词汇也力避重复，一句话里最好能读出点“语调”或“词气”才能安心。这样就做得很苦也很慢。

    并且我还有一个后来养成的坏毛病——或许是好习惯也未一定，那就是我好惊惊咋咋，每读到一篇好文章便自叹不如，便垂头丧气，便罢笔乃至撕稿。这种常常袭来的危机感，使自己难得有沾沾自喜的机会，也因此，可能会把一些本来肤浅的看法千方百计弄得更深一点儿。至于慢，自然是更慢了。

    但我情愿少说也要把自己真正想说的话尽量说得好一点儿。

    又因此，难免要推诿一些同仁好友的信任，这在我是万分抱歉而又没法子可想的事。——我也曾想到过快马加鞭，但以我的才力，文章一定会更加“漏汤”，也就更加讨人嫌了。我自己喝酒就有一个体会：宁可喝一杯“四特”，也不灌一肚啤酒。

    然而，在我真正想说的话里面，一味捧场的内容又并不多，这大概是由我眼高手低的坏脾气所造成——其实“眼”也未必真正高，只不过自以为在坚持所谓的艺术良心罢了。这样容易开罪人是一定的，但也是没有法子可想的事。而且我还想，在现今热热闹闹的军旅文坛上，时不时给泼点冷水，说不定正是一种小小的补充。

    我的追求，一是说真话，二是认真说。永远努力做好笔下这一篇。

    我对三年来给予过我各种鼓励、帮助和扶植的军内外报刊和同行们一并致谢。我特别不能忘怀的是慷慨提供版面发表我那些幼稚文字的《文学评论》、《文艺报》、《人民日报》的编辑老师和朋友们为我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其中《文学评论》的王行之先生，不仅亲手编辑了我的第一篇论文，还给我出过许多好点子。我不止一次和他吞云吐雾把他那间拥挤的小“书斋”搞得乌烟瘴气。我还感谢我年近花甲的父母亲和我的妻子。他们为我提供后勤保障，尽心管带我那成天练“少林功夫”的小儿子，使我得以安心寄寓京华，在工余饭后能读点书，琢磨一点儿为文之道。

    最后，说到这本小书的印行，还得感谢我一位自称“学匪”的朋友，他才大气粗，不惮目下洛阳纸贵给我打气，使我敢将书稿送交解放军出版社。而那里的领导和编辑的热忱又出我意料。惟其如此，我的感动也就更加深刻。

    我把这本书分为两个单元：一、军旅文学现象研究；二、军旅作家作品论。《“灰”与“绿”》从某个意义上代表了我的批评观（或我对批评与创作关系的一种认识），列为附录一，而《小说“写意”初探》作为论文处女作，列为附录二。文章一般保持原貌，少许篇什在发表时因版面限制作了删削的，现酌情补上。

    1988年酷暑中记于宜春秀江之阴

    跋《黑与白》

    我的第一个评论集叫《红.黄.绿》，第二个叫《“灰”与“绿”》，这个又叫《黑与白》，而且是早先就定好了的，就像做好了一顶帽子，只等着这个孩子一出世就给他戴上。是不是我对色彩有什么研究或者偏好？已经不止一两个朋友这样问过我。其实这倒也未必。前面两个书名有点碰巧，都是选自书中一篇文章的现成题目，略加琢磨，又仿佛觉得它颇能概括全书的或一侧面与某些特色，于是就感到挺合适，于是就想到“二必过三”，必须“再来一次”，这是不是多少也说明了一点“思维定势”的无孔不入？

    “黑与白”既不是一篇文章的题目，也不好说具体地反映了本书的什么风格。但是笼统地说、宽泛地说，它与我近年来的状况倒颇为切合。我曾辍笔差不多一年光景，整天沉溺在初学围棋和书法的狂热之中，以至有朋自远方寄贺年卡来戏日：“围棋人段，书法成家。”虽不敢果真就以此为努力目标，但作为一种人生境界，倒也心向往之。从此再写文章，就自自然然地落款“×月×日于京西黑白斋”了，欣欣然作了“黑白斋主”。其实，教书卖文之人，无论阅读、写作还是登台授课，整日价除了白纸黑字或者“白字黑板”而外，岂有它哉？如此一想，“黑与白”，甚好。况且，我还有个技术性的考虑，作为与我三本书的封面设计者青年画家符晓笛君的配合，希望通过这个小小的“颜色系列”，能体现一点儿我们各自既富于变化而又具有内在的稳定性、连续性与个人化的审美旨趣。

    出于种种原因。在编辑前面两部书稿时，并来完全按照时间顺序选辑文章，因此，收入本书的文章时间跨度稍大一些，如《作家队伍的分化与重构》、《太湖夜话录》、《昔日李陀今何在》等篇什都是1988年前后写作并发表的；最近的文章也有一周前刚刚杀青的，如《新军旅作家“三剑客”》。拉拉杂杂，林林总总，我将它们分门别类，大致归纳为三个单元。第一单元是相对宏观一些的研究，是对新时期以来（包括军旅）文学运动中的某一“热点”某一现象的研讨，或者是重要作家的论稿，如“三剑客”。——“三剑客”是我自1988年以来连续在军艺文学系三届学员中讲授过的一个题目，去年秋天开始来执笔写作，前后拖了大半年才得以完成。如此拖沓与这半年中文人“下海”的狂潮完全无关，原因在于我的研究对象和我自身。

    就研究对象而言，“三剑客”个个都丰富而复杂，且正处于创作旺盛或变化期，不断有新作问世，致使我不得不常常中断写作去阅读他们的新作，以便补充或校正我的观点与思路；就我自身而言，我想就中尝试一下作家传记研究与心理分析相结合的批评路子，以使自己的批评风格有所定型或变化，并企图以此作为我对“三剑客”研究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发言”。所以，用力之勤用心之慎是自不待言的。当然，其间也不乏一些新的富于刺激性的写作命题的楔人，这一点大家在书中也可以看得明了。

    第二单元基本上是一些具体的作品论，几篇应邀而作的序跋也都是介于作家论与作品论之间的文字，并不十分符合标准的序跋，但这也体现了我个人对作序作跋的一点儿想法。

    第三单元辑人浅谈批评的十篇短文，原本是应《解放军报》的同仁所约请，写给“文学小讲座”连载的，是否误人子弟我不得而知，但它确实是我对批评的一点儿理解与追求。

    最后，感谢陈骏涛先生为本书作了热情恳切的序文，而且，骏涛师对我的点化与提携是一以贯之的，本书中的《太湖夜话录》可为佐证。此外，如果没有解放军文艺编辑部的朋友们的理解与支持，出版本书只能是一种奢望，“黑与白”的“帽子”也将无从座实，且不知还要“库存”到何年何月。我由衷地感谢他们。

    1993年6月22日于京西黑白斋

    跋《寻找合点》

    一般说来，当一个集子选定，再从从容容地泡上一杯茶，燃上一支烟，信笔写一点儿诸如“后记”或“跋”之类的文字，确实于作者不啻一个小小的享受——它所带来的那一分轻松和惬意几乎是无可替代的。然而，这一回在我却不尽然。

    《寻找合点》是关于我的军旅文学理论批评的一部选集，它的内容主要来自我前此的《红.黄.绿》（1998年）、《“灰”与“绿”》（1992年）和《黑与白》（1993年）等几个集子以及一部分尚未结集的文章。它大致记录下了我自80年代中期（准确地说是1986年）“半路出家”从创作踅向理论批评以来约摸近八年（中间还有一年基本辍笔）光景中蹒跚前行深浅不一的足印。它的“命名”没有沿用我前此的所谓“颜色系列”，其实已经意味着某种结束，或者说是我对自己过去的一种告别。

    总的来看，虽然说军旅文学作为一个醒豁的群体现象或颇具规模的文学运动，在80年代末已然渐趋停滞或暂告一段落，但它的历史功绩却深深地刻进了历史的年轮，它的许多经验教训也是一笔笔富有启示价值的财富。我在1993年秋天发表的长篇论文《新军旅作家“三剑客”——莫言、周涛、朱苏进平行比较论纲》，就是企图通过几个有代表性的作家的个案研究，对新时期军旅文学进行或一侧面的清理和反思，并记录下它的辉煌与黯淡。同时，我也希望该文成为我自身的一个“总结”——就像我在结语“告别‘三剑客’”中所说：“我想暂告一段落，并希望此文能成为对我的‘三剑客’这个说法的一个比较系统扎实而又个人化的阐释。而且，任何解读都是自我向文本投射、文本向自我敞开的互逆过程；此文也不仅仅是指向‘三剑客’的，它同时也是解答自我的一次富有挑战性的精神探险。所以，它对于对象和自我都带有某个阶段的总结性意味。”——我自认为该文在思路、方法和写作上的努力都使我的批评路向和风格有所变化，并以此为我过去的批评画下了一个基本满意的句号。

    今年，我先后承接了两个研究课题——一个是作为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教材的“新时期军事文学史”，一个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有关军事文学的章节。我自知我并非是这些课题的理想人选，但我也是被赶着鸭子上架——没有退路了。我只好一方面找来若干中外文学史著作，逐一学习研究它们的体例、路线和方法，以求有所借鉴，构筑一种适合我和我的对象的框架；另一方面，我不得不审慎地将我对庞杂的军旅文学世界的切口收缩到一个相对单纯的角度——比如“80年代的中国军旅小说”，以便驾驭和把握。我想，这次“重返”历史其实是一次新的面对——我至少必须在我此前的研究基础上有所延续、深化和拓展，也就是说，我要学会用一种更科学、规范、全面和系统的眼光重新审视那段历史，并努力从中得出新的理解与感悟，再加以个人化的整合与表述。如果我能把这件事情做好，一当我以后再回到评论的时候，是不是有可能给读者一点儿新的面貌和气象呢？

    当此关口，选编这样一部文集至少对我个人来说是意味深长的。

    《寻找合点》共计三十一篇文章，分为三辑。每辑文章基本按写作时间顺序排列。第一辑“现象论”，十一篇文章长短不一，但所谈大都是当时军旅文学发展中的某一焦点或敏感问题，顺序读来或许也能勾画出一轮廓、一轨迹；第二辑“作家论”，八篇文章多可列入“长文”一类，所论也是相对有代表性的一些作家，尤其在几个“重点个案”上我是下了功夫的，早的如1985年的“莫言论”，晚的如1993年的“三剑客”，不惮烦难，长期跟踪，这也是我批评的一个“原则”：“擒贼擒王”，或者叫“纲举目张”；第三辑“作品论”，十一篇文章论及对象宽泛一些，但侧重新人新作，而且我的基本批评态度是“对名家责之以严，对新人待之以宽”。三辑之外“遗漏”了部分比较重要的作家和作品，也是囿于篇幅和其他诸种因素的限制而不能一一收入，并不存在厚此薄彼的意思。

    《我为什么反对“下海”》一文是根据1993年5月我在《昆仑》编辑部一个座谈会上的发言写成的。因赶着发稿，行文比较仓促，措辞也许不乏偏激之处，但还是反映了我的基本立场。而且这也是自1992年秋季以后我面对商风日炽商海滔滔所做出的深思熟虑的“选择”，它是我为自己的行为所找到的“根据”。我把它原封不动地拿来“代序”，也表明我今天乃至今后的态度和立场。在我个人的“告别”与“开始”的衔接点上，这个东西很重要。

    再交待一点，就是这部选集为什么取名《寻找合点》。主要有三层考虑：一是此处沿用老例，用了我一篇文章的现成题目《寻找“台点”：新时期两类青年军旅作家的互参观照》。这篇文章写于1987年，所谓“合点”是基于我对“中国军队是一支农民军队”的认识而提出的，意在倡导民族性与当代性的交融、农民意识与军人意识的汇合。这是我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切人军旅文学批评的理论支点，至今仍然坚持不辍。二是寻找理论与创作之间的沟通与“台点”，力图使文学理论批评切实有用于创作，不做高头讲章，也不做隔靴搔痒，这也是我多年来从事文学教学和理论研究与批评的一贯追求。三是望文生义——既为选本，就是从几个集子中“寻优拔萃”合而集之，如此而已。

    跋至此，说了以上许多书里书外的联系和交待，我当然不会忘了我毕竟还是个幸运者，尤其在今天出版学术著作往往只能带来经济负效益的困窘中，我竟然还能有幸再出一部选集，显而易见没有外力的支持与推动是不可想象的。为此，我感谢远在海南岛的古道热肠的青年朋友张健平。

    如果顺利的话，此书出版正逢金秋，循此前推十年，恰是徐怀中老师首创军艺文学系之际。当是时，三十五名学子八方来投，荟萃于京西魏公村，随之各路名师大家前往耕云播雨，点石成金，一时间腾蚊起凤、九州震动。而今白云苍驹，物是人非，抚今追昔，感慨何深！——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批评的“摇篮”首届军艺文学系和我的恩师徐怀中先生。

    是为跋。

    1994年8月8日于京西黑白斋

    跋《沉入生命》

    恰好是一年半之前——1994年8月，当我编定我的军旅文学批评选集《寻找合点》之后，在“后记”里表达过这样的愿望：我希望以此书画上一个句号，暂时放弃一段时间单篇批评的写作，相对集中精力做一点儿较大课题的研究，譬如对当代中国军旅文学的发展做出某种清理与爬梳，再具体一点说，譬如先写出一部《80年代的中国军旅小说》之类的专著。如此等等。这一方面固然是教学的需要，另一方面，我个人的批评也对此充满期待，“——我至少必须在我前此的研究基础上有所延续、深化和拓展，也就是说，我要学会用一种更科学、规范、全面和系统的眼光重新审视那段历史，并努力从中得出新的理解与感悟，再加以个人化的整合与表述。如果我能把这件事情做好，一当我以后再回到批评的时候，是不是有可能给读者一点儿新的面貌和气象呢？”

    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就在我做出这个“计划”之后不久，我的工作突然发生了变化，命运之手一下子把我从书斋赶进了办公室。坦率地说，我已多年不坐办公室了，早已习惯了“书斋——讲台——书斋”的生活方式。尽管我在讲台上总是衣冠楚楚，精神焕发，节奏紧张，但更多的时间却是相反，在书房里我常常穿一件蓬松的睡袍，趿一双软底拖鞋，随意从书架上抽下几册书，再躺在沙发上慢慢浏览，每当若有所得时便记下一点儿什么，或者正襟危坐到写字台前，字斟句酌地写下一段乃至一篇所谓的评论。当然，也常常奠名其妙地打开电视，看上一出没头没尾的“肥皂剧”。或者漫无目的地打出几个电话，与外界作一点儿沟通或交流。总之，时间观念比较差，而且把正常的作息时间后调了三四个小时，也就是说晚睡晚起，“夜猫子”是也。

    因此之故，突如其来的变化使我很长时间找不到感觉，准确地说是找不到写作的感觉。我甚至感到过绝望，以为批评一事从此休矣。好在人确实是个适应性很强的动物。经过大半年的磨台与调适，当去年第一阵秋风吹进我的办公室，我长期混沌与空洞的脑子忽然又变得清晰与充实起来，火花明灭，观点碰撞，有一种表达的强烈欲望与激情。于是，又开始啦……

    在喧闹而浮躁的办公室里，我的心是宁静的；在处理芜杂而琐屑的公务之余，我的思维能迅速地沉入，有如沉人生命之湖，一片悄然，四遭寂寥。在晚间，在双休日，我一次又一次意外地发现了办公室的诸多好处：它的宽敞、它的明亮、它的安静……最后，最使我意外的是，这半年的写作量已经超过了我以往任何一年的总量。

    写作的量也许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但它对我个人而言，至少有三点提醒：一、人还是要有点定力的；二、人还是要有点耐力的；三、人还是有点潜力的。

    令我遗憾和不安的，是我考虑已久、准备已久、计划已久的较大课题的研究迟迟未能进入，它需要大量的资料和大块的时间，在目前的状态下，我还不敢贸然走进它。我所能做的仍然只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单篇批评”。差可自慰的是，与我过去的五本批评集相比，《沉人生命》也有了一些比较显著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批评视野的拓宽。军旅文学批评已经退居到一个次要位置，而对整个当代文学的关注与兴趣则大大加强，翻看第一辑“文坛观景”就能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

    其次，对于军旅文学的批评也有所集中与侧重，主要观照点在于宏观的一面，或作纵的线的勾勒，如《中国军旅诗：1949—1994》；或作横的面的扫描，如《90年代：长篇军旅小说的潮动》。它透露了我对于“较大研究课题”的一分想念。再次，需要略加说明的是，本书首次收入了我关于电影艺术等方面的几篇文章。它们的写作时间跨度较长。都是被《八一电影》的编辑诸君所逼出来的一些门外之谈。收录于兹，以为纪念吧。

    最后，感谢雷达先生热情鼓励的序言，感谢符晓笛君创意独到的封面设计，感谢北岳文艺出版社朋友们的慷慨相助。

    1996年3月1日于京西魏公村

    载《文论报》1996年9月16日

    跋《军旅文学史论》

    编完《军旅文学史论》，原想以一个千字短文画句号。但思忖再三，觉得还是要有一个像样的交代。我想交代的，是促成本书的几个主要动因。

    首先，当然是基于军旅文学教学的客观需要。军旅文学，作为培养军队作家的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一门主干课程，无疑是最具有特色的，在全国高校中也是独一无二的。

    “与众不同”形成了它的“特长”，但同时也带来了它的“特短”。

    严格讲来，中国当代军旅文学的理论研究，是随着新时期军旅文学的日渐繁荣而缓慢启动的。换言之，“文革”前十七年军旅文学创作虽然硕果累累，但却没有留下相应的理论遗产。

    尤其是当我们要将它辟为一门课程进行教学时，就不免更加强烈地意识到，军旅文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建设的年轻和幼稚——无论是相对它的研究对象譬如古老的战争文学而言，还是相对它的“左邻右舍”。譬如悠久的乡土文学来说，都是如此。时至今日，我们也很难说它在文学研究领域中已经自立门户了。到目前为止，国内既无专职的军旅文学研究人员，更没有专门的军旅文学研究机构。因此，1984年，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创建之初，这门主课就不得不通过约请军内外一些在军旅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方面各有所长的作家、编辑、“业余”批评家（就职业而言）以讲座的方式进行设置。这种课程设置方式的好处自然很多，但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不够系统、规范和科学。一般说来，科学化、规范化、系统化的教学，必须以一套史、论、作品选编三位一体的教材体系作为前提。

    具体就军旅文学而言，它大致应该包括：军旅文学概论、中国古代战争文学史、中国现、当代军旅文学史、外国战争文学史、军旅文学经典作品选编，等等。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上述领域基本一片空白，没有现成的教科书，也少有经典的军旅文学理论专著，一切都几乎是要从头开始。

    1986年，我毕业留校，接手军旅文学教学。一方面，不得不继续沿用外聘老师讲座的方式，另一方面，则是逼迫自己从创作转向批评，边教边学。十年来，由浅人深，教学相长，从少到多，集腋成裘，也陆陆续续出版了几本军旅文学论文和评论结集，它们都相继成为了军旅文学课的辅导教材，虽不成系统，但聊胜于无。现在，文学系经过十二年的实践与探索，教学体制亟待上轨定型，而且下一步还要逐渐实现教学层次的升格和研究生教育，教材建设问题再次凸显出来。此其一。

    其二，是编撰一部教材性质的专著的条件相对成熟。多年以来，我的军旅文学研究重点，相对集中在新时期的军旅小说这一块，对代表性作家作品（如《新军旅作家“三剑客”》、《半部杰作的咏叹》）、重要理论问题（如《乡土中国与农民军人》）、整体格局的把握（如《新时期中国军旅小说的基本格局》）等方面都发表过一些研究心得，并逐渐形成了尚能自圆其说的一家之言，为专著的撰写积累了相当的史实资料和思想资源。

    在此基础上，我曾准备有计划地由近及远、从小到大地开始构筑我的军旅文学专著系列。我选择的第一课题是《中国军旅小说二十年：1976—1996》，并从1993年开始着手案头准备，我参阅了二十余种国内外的文学史著作，企图从中寻找一种适合于我的文学史体例；同时，我的资料征集工作也得到了军内作家广泛而热情的支持。

    当此之际，突如其来的工作变动一下子打乱了我的计划和部署，随之而来的大量的行政杂务与我一向为文审慎的著述风格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我再难得大块时间优裕从容地去爬梳史料、清理思想、斟酌文字。两难之下，我不得不放弃了这次专著的尝试。好在这些准备没有白费。1995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机构决定主编十卷本的《中华文学通史》，编委会来函邀请我承担当代卷中关于军旅文学的两章，即军旅小说和军旅诗歌。犹豫再三，一是考虑到篇幅不大，工作量尚可承受；二是意识到这一课题势将逼着我拓宽研究疆域，无疑是一次难得的自我挑战和自我施压，富有相当的刺激性和诱惑力；三是我有个“小九九”，我准备将这个机会当成一次学习和练兵，或者说为下一步的专著理清思路，提纲挈领，于是，咬咬牙承接下来了。我立即抓紧扩大和深化原有的准备基础，横向而言，将扫描视野扩展到军旅诗歌；纵向而言，将研究上限从新时期上溯到1949年，打通“文革”前后两个时间段。从1995年秋天开始动笔，利用教学和工作之余，断断续续写作数月之久，终于先后完成了《中国军旅诗：1949—1994》和《中国军旅小说：1949—1994》两章，共计约六万字。在交与编委会审定通过的同时，分别在《解放军文艺》和《当代作家评论》发表，也算是经过了一次初步“验收”。实事求是地说，正是由于有了这两章的“加盟”，才完善了我的当代中国军旅文学史的基本架构，也才使本书得以成立。否则，本书将不可能以《军旅文学史论》名之。仅此一点，我就得感谢中国社科院《中华文学通史》编委会对我的信任和推动。

    其三，本书基本思路的最后明晰与确立，还得感谢李泽厚先生的三本“思想史论”对我的启发和影响。我这里指的主要不是他的学术思想，而是三本书所提供的论文集合式的“专著”形式和提纲挈领式的研究方法。先说形式一方面。一般看来，所谓专著，其体例大都有章可循，从“绪论”或“导言”开始穿衣戴帽，然后分章分节，有板有眼，顺序而下，仅从目录上就可看出结构美、对称美、建筑美或制式美，显得严密、规范、标准和系统。但李著不然，三本“思想史论”都未沿用通行的专著套路，而分别是十篇左右论文的集合。可是在我看来，它们形式上貌似论文集，实质上却是地道的专著，不以表面的体例规范勾连，而以内在的逻辑联系整合。譬如《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抓住孔、墨、孙、老、韩、庄禅、宋明理学等若干主要思想家或思想流派作深入的论证与阐扬，不仅突出丁重点，而且将数千年思想史脉络一下子就提起来了，真可谓纲举目张。顺便这就说到了“研究方法”一方面。李泽厚先生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后记》中自谦地把他这种大处着眼的方法称为“不好的习惯”，“是尽写些提纲性的东西。从有关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文章，到《美的历程》，到这本书，都是极为粗略的宏观框架。特别是后两书，上下数千年，十多万字就打发掉。而且，既无考证，又非专题；既无孤本秘籍，僻书僻典，又非旁征博引，材料丰多。我想，这很可能要使某种专家不摇头便叹气的”。并进而自嘲道：“如今垂垂老矣，却始终没有……搞出一两本‘真正’的专著来……”但是，李先生强调，“对于创造性思维来说，见林比见树更重要”。

    当然，我不敢说自己学到了多少这种见树更见林的研究方法，但潜移默化恐怕是难免的，譬如多年来我恪守“擒贼擒王”的方略，对几位重要军旅作家不惮烦难，长期跟踪，研究每人的专论均达数万字之多，最后还写出了《新军旅作家“三剑客”——莫言、周涛、朱苏进平行比较论纲》。而且这又确确实实只是一份“提纲”，稍加展开，多作作品例证的分析，这无疑就是一部作家比较研究的专著了。与此相同的如“军旅小说45年”、“军旅诗歌45年”等文，都只是一个粗线条的框架，至于《乡土中国与农民军人》等也是足以深人阐发的理论专著命题。但都浅尝辄止于浮光掠影。面对新时期的军旅文学运动，我颇有应接不暇之累，总在研究对象的动态展开过程中疲于追赶，无暇驻足凝神深思。当然，或许也有一点李先生所说的“不良习惯”，即做过之后便不愿再回过头去补充、考证、分析材料，只沉湎于一时间自以为是的发现之中挥洒笔墨。导致的结果便是，至今没有一部真正的专著，在编辑本书的过程中，仍然不免“照虎画猫”，选取十篇论文作一次集合，只能是东施效颦，贻笑大方了。

    最后，我想再冷静客观地简略检讨一下本书作为第一部军旅文学史论“专著”的得失。

    得之于两点。第一，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侧重梳理史的线索，从建国之初到90年代中期，大致勾勒出了当代军旅文学（主要是小说以及诗歌这两种最有成就的军旅文学体裁）近半个世纪的发展轮廓；“中编”侧重对中国军旅文学深层文化背景的理论探讨；“下编”则是几个代表性的作家论。

    上、中、下三编三位一体，大致都整合在我关于当代军旅文学的总体把握和理论框架之中，作为一本解燃眉之急的当代军旅文学教材，或许还差强人意。第二，除个别篇什外，这十篇论文大都是我的用心用力之作，基本上可以代表我对军旅文学的研究水平，在社会上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反响。发表之后，无一例外被《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大部分被《新华文摘》、《文摘报》等重要报刊摘要介绍过主要观点，部分论文还获得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大奖”、“全军优秀教学成果奖”、“解放军文艺优秀作品奖”等奖项，《三剑客》一文被收入《中国文学年鉴》1994年卷。此次编辑一律恢复原稿原貌，少量发表时被删节的部分（如《中华文学通史》对篇幅和所论作家都有较严格的限定，在收入本书中的两章时，都作了程度不同的压缩）均酌情补上，以便于最大限度地保留个性化的风格和文体追求。曾有人建议我作专著式的制式处理，我未能同意。

    我认为每一篇论文的文气和文体，都饱含了作者不同时期不同情境中的一分独特匠心，它们也都是富有“个性”的，我希望保留这些。这也算是我偏爱李氏专著的一点儿私心吧。

    失之于三点。第一是论述对象的不平衡，主要表现为“文革”前后两个十七年的严重失衡。除“上编”两篇论文涵括“文革”前十七年之外，所余诸篇基本未再涉及“文革”前十七年。

    个中原因，除了我对新时期军旅文学更熟悉、更富于兴趣和热情之外，我以为在目前情况下，重评“文革”前十七年的军事文学仍然是一个不大现实的课题。事实上，“上编”中那两篇论文对两个十七年的评价也自觉不自觉地采用了双重标准，这是明眼人不难看出来的。作为某种时代的局限性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于一部“专著”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第二是对作家作品的研究用力不均，相当一部分地方作家的军旅题材文学作品也未能纳入关注视野，有欠全面和广度。第三是单篇行文所造成的部分观点及论述的重复与交叉。统而观之，得大于失乎？失大干得乎？得失参半乎？只有留待于读者诸君的批评检证了。如有可能，我将进行修订，或者尝试写作一部真正的专著。

    如上交代，是为跋。

    1997年春于京西魏公村黑白斋

    载《西北军事文学》1997年第4期

    序《初心与正觉》

    如果追溯我的“文学之初”，可以是一篇处女作的正式刊布，也可以是几行短诗的悄悄吟唱，或者是某次作文被老师在课堂上高声朗读……甚至也还可以追溯到更早，譬如对某部长篇小说的迷醉，对一摞一摞小人书的嗜好，或者是懵懵懂懂地为一位说书艺人所吸引，或者是被几十个乡野间的鬼怪故事搞得神神道道不敢独自在黑暗中小解，又或者是在某个夏夜的星空下，站在板凳上看一个“三脚班”的演出，在为剧中离奇的情节百思不得其解的同时，又为女主角一个幽怨而明亮的眼神不胜惆怅而联想绵绵，以至于曲终人散，蓦地被四面如潮的蛙声所唤醒，才恍恍然从梦境中走出……

    文学的熏陶，艺术的浸染，大抵都可以归结为文化（“文化”又可分为典籍文化或曰文字文化和非典籍文化或日非文字文化两大类）的滋养。它无疑是对一个创作者最初的启蒙或诱发，它是一个源头，也是一个本钱，它的丰厚与否，直接关涉到创作者日后文学前景、格局、气象和境界的大小与高下。

    这是不言而喻的。当然，还有生活。“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这也是至理名言。一次人生命运中的重大转捩，一段情感历程中刻骨铭心的伤痛，都可能刺激出一个创作者最初的创作冲动，甚至成为他日后的代表作品的原始素材和第一推动力。不妨这么说，生活的积累和文化的修养，正是一个作家飞翔的双翼。倘若要对其“文学之初”进行沿坡讨源式的追寻，总是不免从这两个路向进入。

    但是，今天我要谈的还不是这些，或主要不是这些。我想换一个角度，把它追溯到更早，追溯到幼稚年代那一颗鲜嫩的童心。所谓“人之初，性本善”。一颗初心也就是一颗善心，一颗爱心。至少对我个人来说，这个东西同样重要。它好比是一粒文学的种子，人生经历和文化学习不过是催生它的雨露阳光。只要它不被压抑、扭曲、窒息、坏死或者异化成别的什么，只要它在生长过程中时不时地受到来自人世间或自然界不经意的关爱、呵护和滋润，它就会顽强地生根发芽，长成一棵枝叶纷披的小树。

    我的“文学之初”与“初心”有关，我在约二十年的文学长旅中踉踉跄跄前行至今与我的初心不改有关。

    我是50年代的独生子。在那个年代，一个小孩没有兄弟姐妹是多么孤独啊。大概在两三岁上开始，我就常常与《神笔马良》一类小人书互为伴侣，既孤单又孤僻，既清冷又内向。

    从记事起，似乎就很少见到父亲，他总是来去匆匆，不是出差就是下乡。而我母亲也染上了那个年代的工作狂热病，不仅白天上班，还常常在晚上加班加点到深夜，我不得不经常在她的办公桌上沉沉睡去。因为我不仅害怕孤单，还害怕黑暗，有两次我半夜醒来发现独自一人时所发出的嚎啕声震动了整个机关宿舍楼。在我上小学之前，我简直成了父母亲忘我工作时的累赘，他们不知道把我怎么办才好。惟一的办法是送进幼儿园。但是，此时我已孤独成癖，在幼儿园直至以后在小学期间，我基本上都是落落寡合，郁郁寡欢。那时候，我最大的渴盼就是放寒暑假，在假期中回到乡下老家去。对父母而言，是暂时卸下了一个包袱，对我而言，却是在那里找到了真正的乐土。我的幼小脆弱的心灵，在那里所得到的情感的养分，也许比同时期的课堂和书本所加起来的还要多。许多年过去之后我才逐渐悟到，童少年时期的故乡的自然景观和人文记忆，实际上已经成为了我心灵的永恒的精神和情感的家园。

    我的故乡位于赣西南丘陵地带一个四面环山的盆地当中，开阔的袁河从村边蜿蜒西去。那里土肥水美，物产丰盛，四季分明。春天桃红梨白，柚子花略带苦涩的清香像雾状弥漫，金黄的油菜花和绯红的紫云英错杂铺陈开令人眩目的南方的华丽。冬天呢，一场大雪过后，无边无际的银白色充塞于天地之间，又显示出北方的简朴与雄浑……正是在那里，我的天性才得以舒张，我的心灵才得到滋润，我的灵魂才开始与大自然有了最初的默契与沟通。故乡的我与学校的我简直是判若两人。

    每次回故乡过年。我总是企盼着下雪。一般来说，早晨我是免不了要赖床的，但是只要随着大人“吱吱呀呀”地推开沉重的厅堂大门之后吆喝一声“落雪哕！”我便会风快地从温热的被窝里钻出来，三蹦两跳地蹿进雪地里去，发疯般地笑着叫着，把小伙伴们都挑逗起来，或堆雪人，或打雪仗，甚至踩着高跷走向结着薄冰的池塘，听着“嘎啦嘎啦”的冰裂声而毫不退缩，一天下来不知疲倦，不知饥饿，不知寒冷……我的抗寒耐冻的习惯大概就是从那时候养成的，以至于二十多年后——1984年来北京军艺文学系上学，首次在北方过冬，穿着单薄的衣衫在凛冽的寒风中了无察觉，和臃肿如面包的行人形成颇滑稽的对照，遂引起同屋李荃的惊呼，“嗬，整个一个江南企鹅！”

    夏日的故乡对我最大的诱惑，来自清凉而温柔的袁河以及河畔那一列狭长的长满茸茸青草的沙洲。那儿是全村放牛牧鹅的最佳场所。每天在晨曦中通往沙洲的生动的人畜行列里，总有一队雄壮的鹅群格外醒目。那是属于我的。看着它们昂首挺胸大摇大摆的模样，我也会生出几分主人公的满足感和责任感，努力走出大人一般的庄重步伐。但只要一到了沙洲上，我顽劣的本性即刻暴露。不是去草丛里捉蚂蚱，就是去鹅卵石下翻找鲜活灵巧的小螃蟹和精致圆润的团鱼蛋，或者讨要几根女孩的细长发，耐心地匍匐在地上久久地吊着沙虫，待到日上三竿河水渐温，我又会光着屁股扑进袁河，踩水、“狗刨”、扎猛子，花样迭出，乐此不疲，我也许始终没有学会什么标准的泳姿，但我自信我的水性是一流的，原因就是小时候在水里泡得太久。傍晚时分，溽热渐消，暮色徐来，喧闹了一天的沙洲归于沉静。鹅们都自动地围拢到我的身边，不声不响地蹲伏着，用纯净善良的目光向我传递着它们的感激。

    这时候，我会突然想起“灰姑娘”的故事，想起《骑鹅旅行记》；透过村庄上空的袅袅炊烟，遥望熔金般的落日在西山尖上悬浮不动，于四合的暮色中撕开一片灿烂，我叉会想起《西游记》中所描写的种种仙境和天国……似乎平时读过和听过的故事与人物，突然之间都在这大自然中找到了对应，找到了化身，复活了，鲜亮了，生动起来了。我的心一下子变得很大很满。

    我头枕双手，躺在沙草上仰望云空，让无数个莫名其妙的念头从心中放飞，在天空中像鸽子一样翱翔，许久许久，直到家人急切的呼唤一声声穿过暮蔼飘忽而来……

    晚上大人们燃起了驱赶蚊子的蓼草和艾叶，提着竹椅拿着蒲扇端着凉茶在厅前晒谷坪上打讲乘凉。我独自一人坐在厅堂的八仙饭桌上，就着一根灯芯草的古朴的麻油灯，摊开了一个黄皮小本，第一次开始了主动的写作——不是日记，也不是散文，更不是老师布置的作文，就是忍不住想随心所欲地记下一点儿什么。写的多是一些趣事和幻想，譬如公鹅和小狗的一次角斗，又譬如我和小伙伴们去西山落日处的一次探宝奇遇等等。具体内容大都记不清了。但我还隐约记得当时的情境，伴着远处时有时无的蒲扇的拍打声，闻着一缕缕蓼草、艾叶的辛辣气味，瞥见厅门外倏忽而过的萤火虫的蓝光，我的脑子里真有点“文思如泉”的意思，许多色彩斑斓的词汇扑通扑通往小本上掉。大概也就是从那时候起吧，我开始学会了半通不通地使用一些课本以外的花哨语言。难道说，这就能算是我最初的创作吗？不能吧。我想说，那只是大自然和造物主对一颗童心的恩宠和赐予，而他则只有通过这种形式来表达感激和报答。这是一种自我兴奋的满足，一种心灵倾诉的需要。但这一举动却无意中提升了我的作文水平。也就在那前后——在我小学五年级（我读的是小学五年制）和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我的作文开始脱颖而出，不仅常在本班朗读，还时不时被全年级所传看。其实，那些作文仅仅得益于我的小黄皮本里的一小部分，更多的妙处还深藏未露。若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说不定那才是真正出自儿童手笔的“儿童文学”哩。只可惜它在“文革”抄家中弄得不知去向，现在每每想起这一点时，我的心头都仿佛被剜了一下。

    在无言的自然美面前沉醉的同时，我又渴望和有灵性的小动物的进一步亲近和交流。显然，胸部发达而头脑简单的鹅们无法满足我的愿望。终于，在我十岁的那一年暑假，我突然拥有了一只小八哥和一条小黑狗。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养育和调教，小八哥羽毛丰满，出落得楚楚动人，并且相继完成了剪舌、修翅、练飞的程度，已经可以毫不费劲地一口气飞出去几十米，但不管它落在屋檐下还是树梢上，只要我叫一声“飞燕”，它便会箭镞一般飞过来，先在我头上盘旋一圈，然后稳稳地落在我的肩头上，转动着小脑袋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

    据说，再过一个月就可以教它说话了……那条小黑狗我给它起名叫“赛虎”，此时已长得小屁股溜圆，刚刚褪去乳毛，新长出一身纯净的黑毛有如一匹绸缎油光水滑。它方头阔嘴，相貌堂堂。耳如削竹，说明它听力超群；鼻翼焦干，说明它嗅觉机敏，它胸肌阔大腰身细长。前腿绷，后腿弓，是富有力量和擅长奔跑的特征；它尾如黄鳝，根粗梢尖，快速奔跑时水平摆直可减少阻力；尤为难得的是，它长长的舌头正中有一朵黑色的梅花！据说，这一切都证明它绝对是良种猎犬之后，出身名门，可成大器。我给它训练了几个诸如直立和跳咬食物的高难动作，也确已使它在全村的芸芸众狗中鹤立鸡群。大人们甚至郑重其事地来和我商量，等到冬天的第一场大雪过后，就可以把它放在田野上去追捕野兔，甚至带到远处的山里去打铳……那一段时间，不管我去放牛还是牧鹅，总是一鸟一狗，或前或后或左或右，有如哼哈二将，很有点威风凛凛的意思。

    回想起来，那是我童年时光中最愉快的日子。

    暑期将了，当我突然明白我不能将它们带去上学的时候，我几乎产生了逃学的念头。临到分手的那一天，它们似乎都有了预感，“飞燕”在门前树梢上叫个不停，有一种不祥之音；“赛虎”则尾随我一程又一程，怎么呵斥它也不回头。最后跟到了浮桥头上，送我的细叔用扁担下狠力在它左前腿上敲了一下，痛得它“汪汪汪”高叫却仍不肯掉头，用三脚伫立桥头目送着我，而我则是嚎啕大哭着踏上浮桥的……寒假，我回到故乡，它们果然都不见了。北风穿过厅堂侵入骨髓。大人小孩们闻声而来，支支吾吾而又七嘴八舌地告诉我，“飞燕”被大八哥们“拐”走了；“赛虎”则得了一种牙痛的古怪病，只能进水不能进食，熬了一个多月以后活活饿死了，现在就埋在屋后的菜园子里……我听得怦然心动，冥冥中忽如有所意会。我没叫没闹，只任双泪长流不止。我到菜园子里将那个土堆重培一遍，心想就权当把它俩合葬于此。晚上，我在油灯下又摊开了小黄皮本，默默地流着泪将它们的故事记于其中。此后很长一段日子里，只要我说起“飞燕”和“赛虎”，就禁不住泪眼汪汪。这时候，大人总会摇摇头转过身去，轻叹一口气说：“这个伢俚，心事蛮重，情义蛮重。”

    长大以后我才逐渐意识到，故乡的童年对于我有何等重要。我之所以能用一颗真纯的善心去亲和自然，去关爱生灵，是因为故乡首先以一颗博大的爱心接纳了我，包容了我。那儿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切有灵性的生物，都在冥冥中给我的童心以呵护，以滋养。至于父老乡亲们舐犊一般的深情，更是难以言表。只是慈祥长辈的照料，顽皮同伴的谦让，都因为我当时少不更事而浑然不觉，或者说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掉在蜜罐里不知道甜”。更何况，人心与人心的交流，真情与真情的交流，只有在人生长途的跌宕中、对比中、反差中才能够深切地体会出来。席卷而来的“文革”风暴，遽然将我从童年一步就推进了成年。家境的跌落和社会的动变，使我一夜之间长大成人。我的童年抒情诗是舒缓的和延绵的，同时又是被猝然摧折和腰斩的，它像一曲戛然而止的乐章，因其空白才更显得余音缭绕，它给我抹上的生命底色，也因其巨大的反差而愈益放射出温暖而幽远的辉光。

    弹指一挥间，三十年过去了。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我经历了家事和国事的巨变和人生命运的转折，经历了很多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也经历了炼狱之火的炙烤锻造，我到过很多地方，也见过多种嘴脸：虚伪的、阴险的、丑恶的……在人生搏击的一次次奋起和挫折中，我也许逐渐地变得成熟了，老练了，圆滑了，世故了，狡猾了，甚至也修炼出了一副坚忍而冷峻的外壳。但是，我的心并未结上老茧，我的感情从未静如枯井，我初心未改，真情依旧。不管我的外表多么漠然和孤傲，其实我的骨子里依然和儿时一样脆弱而多愁善感。在长长的旅途上，我经常独自面对窗外幽美的风景或深邃的黑暗泪水潸然。

    我可以为黄果树瀑布的惊心动魄而流泪，我也可以为九寨沟溪水的寂寞无声而流泪；我可以为青藏高原上一头牦牛的孤独沉默而流泪，我也可以为西双版纳姑娘热烈纵情的泼水而流泪。酒桌上朋友间的几句肺腑之言，一首动情的陕北民歌，都可以令我双眼模糊。我从来无法向人详述任何一件真正让我感动过的大事小情，因为往往刚一开头，我便哽噎无语，结果总是点到为止，一笔带过。甚至在家里看电视，看根本无关生死无关命运或者毫无情节的电视譬如“东方时空”中“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我也常常看得热泪满面，至于奥运会期间，我的泪水几乎是伴随着每一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徐徐升起。为了在爱人孩子面前掩饰窘态，我不得不装作咳嗽、打哈欠或者低头点火抽烟，以便悄悄擦去泪水……我为崇高、为悲壮、为正义、为坚强、为勇敢、为苦难、为怜悯、为一切真、善、美流泪。

    常言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我悄悄地流泪，不只为伤心而流，更多为动心所流，为感动所流。我太容易被感动了，似乎我的心没有保护膜，它经不住轻轻的一碰。我为此感到过害臊，但从不感到可耻。而且，我有多么脆弱的一面就有多么刚硬的一面，有多么温和的一面就有多么严厉的一面，有多么宽容的一面就有多么激烈的一面。支撑这两极的张力，其实都是一个东西：一颗未泯的童心。

    童心支撑了我的人生，也支撑了我的文学。

    佛家语说：初心便是正觉。我说，童心养育文学。前苏联作家兼批评家康.巴乌斯托夫斯基在《金蔷薇》中说过的一段名言可和上面两句话互为发明，互为诠释。巴翁如是说：

    “在童年和少年时代，世界对我们来说和成年时代不同。”

    “……对生活，对我们周围一切的诗意的理解，是童年时代给我们的最伟大的馈赠，如果一个人在严肃而悠长的岁月中，没有失去这个馈赠，那他就是诗人或者是作家。”

    我曾努力追求过成为一个诗人或小说家却均未成正果，我最终做了一个批评家。在我的文学批评活动过程中，我也学习过各种主义各种理论和各种方法。但是，我批评、判断、鉴觉一切文学作品的最基本最可靠的出发点依然只有一个，那就是：初心，或日童心、爱心。

    1996年10月6日深夜

    于京西魏公村黑白斋

    载《解放军文艺》1996年第11期

    跋《初心与正觉》

    1980年以来，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先后经历了与政治的疏离和与经济的对峙，逐渐从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中心退居到了“边缘”，陷入了空前的落寞与沉寂之中。相比较数年前而言，队伍和阵地是越来越少了，声势和动静也是越来越小了。当然，这并非坏事，这或许正是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紧随社会发展曲折前行的必然历程——从非常态走向常态，从无序走向有序，从浮躁走向沉静。

    批评似乎是真正回到了批评自身，但这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与前此不同的是，我们现在需要面对的问题更多的来自批评自身，比如批评的审美化、科学化与规范化；比如批评学科的建立与完善；比如应用批评中的实事求是精神和文风的改进，等等。而且就每个人来讲，首先遇到一个最大的困惑就是：在当今中国的历史语境中，我们究竟应该坚持怎样的批评立场？

    我所谓的“批评立场”是一个模糊概念，它不仅仅指批评操作中的方法、语码、理论框架和精神姿态以及价值标准等等，它涵盖这些但又大于这些，它还包括在这些背后的“知识”的依托和背景。笼而统之，也可叫做“文化立场”——我们究竟坚持怎样的文化立场？

    这确实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课题，或者说现实已经做出了某种选择。众所周知，批评界在经过了约十年的引进、介绍和借鉴当代西方种种文艺理论新潮之后，一种学术导向上的分化在90年代之初便已见端倪。一方面是继续追踪并运用西方的新潮理论来把握与评估国内的文学现象，比如主要来源于解构主义、第三世界理论和后殖民主义的所谓“后现代主义批评”，他们以“商业化语境”为当代中国文化定位，对其进行无情而犀利的“解构”成了他们此一阶段的主要特色。另一方面，也许有更多的人都放慢了追踪的步伐，开始伫足沉思于本土，在咀嚼反刍“舶来品”的同时更注重发扬本土文化的价值，或者说皈依了中国文人的“求智传统”（余英时语）。遂有人称之为“后国学”。他们在现阶段为之焦灼的是“人文精神的失落”，因此他们以“重构”人文精神为己任。如此等等。

    作以上简单的勾勒难免以偏概全，事实上这样的分化趋势也决不仅止于批评界，它已经波及到整个文学界乃至整个人文学界。这是一种文化基点（或日立场）的重新选择，孰优孰劣我无力评价，但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一重国学，一重西学；一重建构，一重解构。不过在我看来，这差异也仅仅是出发点的不同，其目的倒大体是一致的。建构者自不必说，就是解构者也不过是取一种“文化守望者的角色……通过对话来参与发展，通过反恩来提供参照”，以“更有利于一个中国的文艺复兴的到来”（张颐武语）。也即是说，不管客观效果如何，主观上都企图或通过横向植入或通过纵向爬梳，甚至是沟通古今整合中西，为转型期的当代中国提供一套与之相适应的理论范式或文化准备。

    愿望是宏伟的，但我的困惑也由此而生：如此庞大的课题对于当代学人来说是不是显得过于严峻了一些？这里涉及到一个当代学人的素养问题。无可讳言，建国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几代学人的素养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先天不足，比起能“颇采二西之书，以供三隅之反”（钱钟书语）的一代大师陈寅恪、胡适、鲁迅、钱钟书等人的学术实力和气魄来确实无法望其项背。而且，这样的“通人”在40年代以后基本“断代”了。

    当代中青年学人中，有几人认真爬梳过经、史、子、集、释、道、禅？又有几人精通几门外语？有国学大师和西学大师吗？没有的话，又何谈打通古今中西？况且，“当今中国第一博学鸿钱钟书”（夏志清语）在他的巨著《管锥编》中也仅止于“打通”和“互证”，还未敢轻言“整合”与“建构”，那么，我们还能指望谁再来整合与建构呢？更有甚者，随着现代学科的精细化和知识与理论的急剧递增与爆炸，整合的难度将愈来愈大，建构的希望也愈来愈渺远；然而，舍此之外，民族文化的发展推进乃至世界化还有什么别的出路吗？

    也许，“上帝”早已死了，我们再也不能指望有一个太阳能照亮所有的黑暗，这是一个“多音齐鸣”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消解巨人的时代。民族文化的新生与重建有赖于一群人、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持之以恒的通力合作。我们别无选择的选择就是努力点亮自己这盏灯，作为太阳的陪衬也罢，比照也罢，集合起来就能照亮许多角落。要紧的是扎扎实实竭尽全力地去做，哪怕是只记录下一点儿思想的火花，积累下一点儿审美的体验。尽管我对我的“批评立场”——究竟选择什么，坚守什么——仍然感到困惑，但是，我还是决定一件一件地认真去“做”。

    附记：今天重读五年前所做的上面这篇小文，感觉并未过时，放此拿来当本书的“代后记”。——“批评的立场”依然困惑，批评的文章照样在做。这是一种尴尬，也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差可自慰的是，五年来，行政杂务日见繁重，可读书写作却未敢稍有懈怠。实践证明，只要以“沉人生命”的心态“认真去做”，还是可以做成一点事情的。此书再次验证了我三年前在《沉人生命.跋》中写下的三点体会：一、人还是要有点定力的；二、人还是要有点耐力的；三、人还是有点潜力的。

    本书主要收入了我近二年的文章，作为一个小小的礼物，献给祖国的50华诞和人类的2000年。

    1999年3月18日朴识于京西魏公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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