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人的理性，他必死无疑。但他孤注一掷地挣扎，恳求绝望允许他（如果可以这样表达的话）寻找绝望中的平静。这样，如人们常说，生还对于他是不可能的。但对于上帝是一切皆为可能的。因为只有可能打开了生还之路。如果人昏厥过去，人们会替他取水、配药。但当人陷入绝望，我们则要吼叫：可能，可能。只有可能会拯救他。可能来了，绝望的人复苏了，开始了呼吸。没有可能，就像没有空气一样，人会窒息而死。有时创造性的幻想似乎会产生可能。但最终只剩一个：上帝是万能的。这时只为信仰开辟了道路”。有关这个话题克尔凯郭尔谈了许多。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说：上帝是万能的。他毫不犹疑地宣称：“上帝就是万能；或，万能就是上帝。只有受了极大震动，变成了神并懂得万能，人才能接近上帝。”接着他又补充说：“没有可能意味着要么一切是必然的，要么一切是平凡的。庸俗不懂得可能，平凡只知道或然，它只保留了可能的残余。但这一切（即或然和不可能）是可能的，而平凡却不知道，也想不到上帝。平凡的人（无论是酒店老板还是部长）不会幻想，生活在平庸经验的有限范围内：一切照常，依旧……平凡认为它让可能支持了或然，或把它关进了疯人院，装在笼子里给大家参观，并自以为拥有无穷的力量。”克尔凯郭尔同平凡无共同语言，应该认为，是平凡同克尔凯郭尔无共同语言。同时，不能把平凡和平凡的哲学理解成酿酒师及其哲学（尽管克尔凯郭尔经常把平凡与平庸等同并以这简化迷惑人）：在人依靠自己理性力量的所有地方（亚里士多德或康德，他们无疑是天才的，但在此意义上也未超出平凡的范围）并只在绝望开始的地方，理性明显地表现人面临不可能，到处是有限，平凡结束了，永远地结束了，所有的继续斗争都是无意义的，即当人体验到自己的无能时。克尔凯郭尔比任何人吃的苦都多，这是由人对自己无能的意识带来的。当他谈到某种可怕的力量剥夺其荣誉和自豪时，他指的是自己的无能。无能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当他一触摸心爱的女人时，她立即化为影子。一切现实的东西对于他都变成了影子。是这么回事吗？这是一种什么力量，在哪里寻找它——这种能使人心灵空虚的力量？他在日记中写道：“倘若我有信仰，我就不会离开丽琪娜。”这已不是他故事主人公所说的间接表述。这已是一个人对自己的直接证明。克尔凯郭尔体验到信仰的缺乏就像无能，也体验到无能就是信仰的缺乏。在这个可怖的体验中，他明白了大多数人甚至不加怀疑的东西：信仰的缺乏是人无能的表现或人无能表现为信仰的缺乏。这解释了他所说的同罪对立的概念不是美德，而是信仰的论调。美德，如前所述，依靠人的自身力量，顺从的骑士自己能达到一切所需的东西，在达到之后即得到心灵的平静安宁。但人能如此摆脱罪吗？他想起了使徒神秘的话：一切非信仰的东西皆为罪。或许，顺从的骑士心灵的平静安宁就是罪？或许，苏格拉底在令其门徒和后人惊诧地从狱吏手中接过毒药碗之后便成了罪人？克尔凯郭尔从未直截了当地说过这个，他把苏格拉底看成特殊人物，甚至在世界上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中。但这于事并无补。“最好的人”满足于顺从骑士的处境，在必然、不可避免面前接受自己的无能并在临死前几小时以监察般的话语支持了门徒心灵的平静安宁。还能比苏格拉底走得更远吗？在他之后几百年，忠实于无可比拟导师的精神的爱比克泰德写道：哲学的基源是在必然面前意识到自己的无能。对于他。这个意识是哲学的结束或更准确些，哲学思想全部取决于人在必然面前对自己无能的意识。
于是乎，《圣经》关于陷入罪恶的叙述的意义在克尔凯郭尔面前暴露无遗。苏格拉底的美德不能使人摆脱罪恶。积善者是顺从的骑士。
他经受所有与必然面前的无能联系的耻辱和恐惧并到此为止。他不能再继续前行，因为某种东西告诉他已无处可去，也无需去。
他为什么会就此止步？这些“无处”和“无需”来自何处？这个顺从和顺从的偶像来自何方？我们知道：“无处”向多神教打开了理性的大门，“无需”则来自伦理。宙斯为克律西波斯创造了它们。应该认为，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知道它们是同一根源的。只要人还受理性控制并屈服于伦理，这些“无处”和“无需”就不可战胜。由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不去寻找“唯一需要的人”，却俯首听命于“普遍和必然的判断”，这是理性及服从理性的伦理所渴求的判断。它们总是在各方面支持我们。还能对理性和伦理有别的怀疑吗？须知，它们时时处处在支持着我们。它们保护我们免失荣誉和自豪！人能想得到是它们的关心掩护了那个处处想伺机袭击我们的“可怕的东西”吗？除了它们自己在必然面前的无能外，它们对人的无能还隐瞒了什么？甚至宙斯在被迫承认自己力量有限之后也变成了顺从的骑士，并且不感到其是否可能同被剥夺的荣誉和自豪相提并论，他不再是上帝和主宰者，而像克律西波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及任何一个凡人一样软弱无能。
宙斯对美德当然不会感兴趣，至少是克律西波斯、柏拉图和苏格拉底所呼吁的宙斯。这不是民间神话和荷马的宙斯，不是柏拉图在《国家》中重新教育的宙斯，而是仅凭“自己的力量”一事无成的宙斯。福斯塔夫或许会向他提奥妙的问题：你能还人手足吗？克尔凯郭尔愤怒地抨击了福斯塔夫，对理性和伦理提出了胖骑士的问题：你们能归还约伯的孩子吗？能归还亚伯拉罕的以撒吗？能把皇帝的女儿给那个穷小伙子吗？能还我的丽琪娜·奥尔森吗？如果不能，那么你们就不是神，无论先哲们如何努力使我们不相信，你们是人类创造的偶像和产品，如果不是人类幻想的话。上帝是万能的，无所不能的。这就是理性为什么不能赢得爱戴却反而遭到刻骨仇恨的原因，尽管它断言上帝的权力是有限的，上帝不能逾越自然规律的雷池。这也是“伦理”应被摆脱的原因，虽然它依仗、炫耀理性。于是产生了一个对思辨哲学毫无意义的问题：理性如何知道何为可能，何为不能？它真的能知道这些吗？
以及有没有这种知识，存在不存在知识？这不是出自经验的经验性知识。这知识不仅不能满足理性，而且还惹恼、侮辱了它。康德曾对我们说过这个，而斯宾诺莎则声明，埘理性的侮辱是最大的犯罪，是lae siomaiestatis（损害权威）。理性渴求普遍、必然、真正、独立的真理！
理性莫非也处于某种敌视力量的控制下并受之迷惑，把偶然的、暂时的真理看成必然的和永恒的？使人把顺从看成最高美德的伦理莫非也同理性一样陷入这样的境地？它甚至在许诺欢乐、解脱和死亡时仍受神秘魔力的迷惑。应该离开理性，回避理性，不管走到哪里。这就是悖论，这就是荒谬，它是苏格拉底所不知道的，但在《圣经》中却得到阐发：使徒保罗写道，当需要亚伯拉罕到迦南去时，他就不假思索地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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