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矛盾中产生了邓斯·司各脱的“悖论”学说，他摧毁了前人建立基督教哲学的一切传统基础。他是第一个敢于说出那个可怕的为理性理解所不能容忍的词：为所欲为。这个词被信教的哲学家们小心翼翼地隐藏着。上帝就是为所欲为，在上帝之上既没有原理，又没有法律。凡他接受的东西就是善，凡被拒绝的东西就是恶。上帝并未在善与恶之间进行选择，这不像柏拉图在爱善憎恶时所想的那样。相反：凡他喜欢的东西就是善，不喜欢的东西就是恶。上帝是从不会予他以任何抵抗的虚无之中创造善恶的，正如他从虚无中创造出全部世界一样。追随邓斯·司各脱之后的烦琐哲学家威廉·奥卡姆更为直截了当地发展了这些原则。毋庸置疑，邓斯·司各脱和奥卡姆的学说是与精神、《圣经》完全相符的。不过对于思辨哲学来说，为所欲为和毫无限制的自由——哪怕这是上帝的——也宛若判决书。在“为所欲为”里思辨哲学无论什么也不能进行建构，因为失去了基础。事实上，奥卡姆和邓斯·司各脱是中世纪最后的独立思想家：在他们之后就开始了“烦琐哲学的瓦解”，就像在普罗提诺及其“升腾于知识之上”之后不可能再进一步发展的希腊哲学一样。要么“升腾”于知识和伦理之上，要么彻底抛弃“启示”和启示中出现的人，并承受永恒真理和非受造法则的重负，如果人没有能力作这种“升腾”的话。新哲学选择了第二条道路，未来会表明这条路通向哪里，而中世纪哲学害怕永恒真理和非受造的法律不亚于害怕上帝的为所欲为。它仿佛感到赋予真理、法律和人意义及价值的不是它们的非受造性和不依赖上帝的独立性，后者不仅没有给它们增添什么新的质，反而剥夺了它们最重要的性质。一切非受造同时就是贫乏不足、没有分给的，与其相应，也注定导致虚幻的存在。一切事物“摆脱”上帝之后又置于虚无的控制之下。对上帝的“依赖性”是脱离虚无的自由、虚无正因为它是非受造的，宛如吸血鬼吸干了一切生物的血。克尔凯郭尔有关“不变性”的故事不仅麻痹了他这个孱弱之人，而且还麻痹了创世主本人，并以惊人的直观向我们表明，一旦真理和原则遗忘了自己的仆从使命，并企图把最高权力据为己有，它们会变成什么。但是，为了历史的真理以及使我们感兴趣的问题，应当说，中世纪哲学在提出和解决基本的宗教问题上都不是如此团结一致的，不像人们有时想象的那样，也不总是屈服于古希腊哲学的影响。中世纪哲学的宽广通衢与教父学紧密相联，总之是坚决地遵循希腊化的遗训，并且通过自己的超群出众的代表不敢也不愿意与希腊化一刀两断。或许，像通常那样，以不违背现实为前提，可以描绘出一条宽广的主线，一方面从奥利金和（亚历山大的）克雷芒，另一方面引导圣奥古斯丁直达十四世纪开始。但是在中世纪还可以发现另一种流派，确实它远非如此强大，但表达了不可能也无必要调和圣经启示与古希腊哲学的理性真理的意识。德尔图良——我们有权在一定程度上把他看成是克尔凯郭尔的鼓舞者和精神之父，对此我们已经谈到并又要谈到——已经感到耶路撒冷和雅典之间的鸿沟是多么巨大。不过，彼得·达米安是这一流派的最鲜明代表，他几乎在邓斯·司各脱和奥卡姆之前四百年，就在其著作（尤其是《论万能的时日》）中起来反对借助并利用古希腊哲学的合理原则来解释圣经的企图。他的这种大无畏精神就是今天也使我们十分惊讶。他对无论如何要限制上帝的万能的“必然性”感到恐惧。在上帝面前，一切必然性都把自己的真正本质暴露无遗，就像空洞无物的虚无一样。矛盾律或者“quod factum est infectum esse nequil。”（曾存在过的东西不能是虚无）的原则可以在任何意义上束缚上帝，使他干任何事情，这种假设他甚至也认为是否定，是对圣经的挑战，也是最伟大的诱惑：“cupiditas scientiae“（渴求知识），它把人引向堕落。“谁引导大量恶习的人把知识的渴求作为它们的首位，就像军队统帅一样，并由此使不幸的尘世招致巨大的灾难。”在康德的《批判》认为“纯粹理性”的天赋使命的东西中，在神学家们认为并且迄今仍认为“partern meliorem nostram”（本地中更佳部分）的东西中，在启示我们存在必然应当这样存在（像它存在那样），而不是别的什么样子的知识的渴求中，中世纪的僧侣看到了原罪，他的全部灵魂因原罪而颤抖，就像由于死亡和毁灭所解体的呼吸一样。在上帝之前或上帝之上没有开端，无论是理想的还是现实的都是如此。宇宙中的一切权力都属于上帝：上帝永远在发号施令，任何时候也不是服从。把任何东西摆在上帝之上的一切企图——我再重复一遍，无论这是理想的，还是物质的，反正一样，都引向“一片荒凉”。

    因此，当人们问基督，第一条戒律是什么时，他以雷鸣般的重复回答：“audi Israel”（只听以色列）粉碎击溃了纯粹理性认识和纯粹理性认识藉以支撑的一切必然性。作为对于上帝一切都是可能的预言家的德尔图良，同样如此去领会圣经，克尔凯郭尔在他那里借用了有关荒谬的思想。确实，德尔图良没有说过“credo quia absurdum”（之所以相信，是因为荒谬）的话，它几乎像是他的所有同时代人硬加在他身上。

    然而我们在他的《论基督的肉体》里碰到这种思想，表现为更具挑衅性的模式。我已经援引这些话，然而考虑到克尔凯郭尔关于荒谬的学说与德尔图良研究圣经启示的方法的紧密联系时，我不得不立刻重新援引这些就是在神学著作里也是唯一的话语：“上帝之子钉在十字架上，他不因此耻辱而感羞愧。上帝之子已然死了，之所以信仰，是因为荒谬，而且，埋葬了又复活，此事确凿无疑，因为不可能是耻辱。”在此因为“听从以色列”的意思以凡人几乎难以忍受的急躁和紧张把圣经的意思暴露无遗：抛弃有关可耻、荒诞、不可能的观念，忘却永恒真理吧，因为它们都来自狡猾的动物，都来自禁树之果。你越是注重自己关于善与恶、理性和疯狂、可能性和不可能性的“知识”愈多，你就离生命的本源愈远，虚无的权力就愈是强有力地支配你。最英明、最善良的人就是最可怕的罪人。在耶路撒冷和雅典之间没有也不应当存在和睦共处。来自雅典的是理性真理，而来自耶路撒冷的是启示。启示不能容纳于理性真理的范围之中：因为启示会摧毁它们。启示不害怕理性真理：它用自己的威严“non plMet，proi SUS credibile”（它不羞愧，绝对可信）和一切定然的胜利完成来回敬它们一切“pudendtlm，ineptum etimpossibile”（羞愧、无用与无能），我们开始觉得通常的思维范畴是一层浓密大雾，遮掩着软弱无力和虚弱有病，然而大家认为这是威严和不可战胜的虚无。

    无论德尔图良，无论彼得·达米安，还是所有与之一起和步其后尘的人，都没有在历史上取得胜利。但是我要再次问一下：我们最需要的终极真理不就在这我们很少听到的声音中吗？它不就隐藏在历史如此关心爱护我们的羞愧、无用、无能，“bellua，qua non occisa homonon potest vivere”（野兽无从杀灭，人则不能永存）之下吗？

    敢于宣告上帝万能的克尔凯郭尔，摆脱了思维的甚至按基督教思维的人类所走的广阔大道。对于他来说，“庆胜”、“胜利”，受到承认的基督教是基督也就是上帝废除的基督教。但是在任何人也不知道的道路上或没有人开辟任何道路的荒漠里，向他传来无人知晓、无人需要的人们的悄声细语。这些人有“勇气”正视疯狂和死亡启示给我们的东西。他们看到和听到了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东西。因此他们与大家甚至彼此之间都没有共同语言：这就是“脱离大众”的人，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表述的，（信仰的骑士懂得，归属于大众多么美好而快乐。

    他知道，成为能把自己放入大众的人是多么令人放心，这种人自己把自己领进大众里，这样说吧，自己在再版自身：干干净净、赏心悦目、没有错字、众皆能懂的；他知道，在大众里理解自身是多么的好，这样自己理解了大众，而任何其他理解你的人也在大众里理解你并且会与你一起为大众给予了灵魂的那种放心而高兴。他知道，生为把大众作为祖国的人是多么美好，对于这样的人，大众是可靠的避难所，它始终敞开怀抱欢迎他，当他需要庇护时，在这里总是会受到非常热烈的接待。

    然而他也知道，在大众之中一条孤寂、狭窄而险峻的羊肠小道盘旋而上；他还知道，生为孤独者，生为大众之外并注定要孤独一人走完生命的全过程的人是多么可怕。他清晰地看到，他对人是什么样的态度。

    用人的语言说，他发疯了并且不能对任何人加以解释。发疯——这还不是最客气的表达。假如不承认他的这一点，人们就宣告他是伪君子，并且他在自己的道路上攀登愈高，大家就会觉得他愈是坏透了的伪君子。还有：“不能借助大众以间接方式表现信仰；这就意味着取消信仰。信仰的悖论就在于这一点，并且一个人不能理解他人也就在于此。我们可以想象，假如两个人处在同样的境遇之中，那么他们就会彼此理解……但是一个信仰的骑士却无法帮助其他信仰的骑士。

    人只能成为信仰的骑士，假若完全接受悖论的话；否则，他就永远也不会成为信仰的骑士。在这些领域里合伙是不可思议的。每个人应自行决定他自己的以撒是指的什么……假如有人有这么多胆怯和不幸，只希望把责任推诿于他人并想成为信仰的骑士，这无论如何也会毫无结果。因为孤独之人，正是作为孤独之人，才有可能成为信仰的骑士。

    我能理解的伟大也就在此，但我达不到这样的伟大。我理解得更清楚的恐惧也就在此。）大家“拒绝”奇迹，以便亲眼目睹任何事情也不能干的纯粹仁慈，并因它而高兴。在我们的世界里没有奇迹，仁慈和爱也孤立无援而又软弱无力，除了“精神”满足以外，任何东西也不会赋予人。为了归还它们应有的力量和强壮，应当把伦理学的一切“慰藉”拒之门外，因为这些慰藉掩护了俯首听命于不存在的虚无的理性的“不可能性”。理性和对自己规矩行为的意识是困难的，极其困难的：要知道，这就意味着“脱离大众”。当一个人与大家一起行动，他会感受到牢靠、稳固依靠的支柱——他也就“脚踏实地”了。他支持了大家，但大家对他的支持更大：理性和伦理的最终和伟大的诱惑也就在此。因此柏拉图才能够说，最大的不幸是成为理性的仇敌，这确是不幸，是可怕的不幸。然而我们深信不疑，还有更大的不幸就是信任理性和伦理。它们把我们引向吞没一切的虚无面前，虚无变成了世界的主宰。

    摆脱虚无是不可能的：虚无就是那种恶魔、亦即“无从杀灭，人则不能永存”的怪物。只要人还指望“大众”的支持，只要他还害怕失去和脱离自己脚下的根基，只要他还依赖理性真理和自己的美德时，那他就完全处在自己最凶恶和冷酷无情的敌人的支配之下。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