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

    《管子》，托名春秋初期齐卿管仲所作。战国末期，已有《管子》一书。《韩非子·五蠹》：“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西汉末年，刘向整理《管子》，定为八十六篇，今存七十六篇，分为《经言》、《外言》、《内言》、《短语》、《区言》、《杂篇》、《管子解》、《管子轻重》八组。

    邱少华、牛鸿恩对《管子》一书的作者和内容作了研究。他们指出：

    刘向整理过的《管子》已经不是韩非，司马迁看到过的《管子》原本

    的面目。郭沫若说：“《管子》不仅不是管仲作的书，而且非作于一人，也非作于一时。它大约是战国及其后的一批零碎着作的总集，一部分是齐国的旧

    档案；一部分是汉朝开献书之令时由齐地汇献而来的。”（《青 铜时代·宋钘尹文遗着考》）任继愈具体指出，《管子》包括两类着作，“一类是管仲学派的着作，这是《管子》的原本，······另一类是稷下先生的着作，这是直到刘向编书时才搀杂进去的。”因为稷下先生，包括各家各派，所以《管子》中有阴阳家、道家、法家、儒家以及兵家、农家的着作（参《中国哲学发展史》三五五页）。有些学者认为，书中《轻重》十九篇（今存十六篇）和《侈靡》篇不作于战国时期而是西汉的作品。

    任继愈认为，管仲学派是战国时期齐人继承和发展管仲的思想而形成的一个学派，它介乎儒家学派和法家学派二者之间，对宗法制采取半保留、半否定的的态度，主张把宗法制和中央集权制有机地结合起来，把礼治和法治有机地结合起来，既强调以法律来加强王权，又重视用宗法道德来巩固封建统治（《先秦诸子军事论译注》上册第293页、294页）。

    《管子》的军事思想涉及面广，内容相当丰富。班固把兵家分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家。用班固的分类来分析《管子》一书的军事思想，这四家的军事思想几乎无一不备。

    《管子》旧有唐人尹知章注，今传本书房玄龄注，是不对的。清代张佩纶的《管子学》，近人尹桐阳《管子新释》，郭沫若、闻一多、许维遹 《管子集校》，都可以参阅。译文有赵守正《管子注译》上册。本文正文依邱少华、牛鸿恩《先秦诸子军事论译注·管子》。

    一、《管子》的战争观

    《管子》的作者很重视战争的作用。《管子》把霸业的成就，国家的安危，君主的尊卑同战争联系起来思考。《管子·兵法》：“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谋得兵胜者霸。故夫兵，虽非备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辅王成霸。”《淮南子·诠言》：“一也者，事物之本也。”《管子·重令》：“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重令》篇还指出：“故国不虚重，兵不虚胜，民不虚用，令不虚行。凡国之重也，必待兵之胜也，而国乃重。”《管子·参患》：“君之所以卑尊，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故诛暴国必以兵，禁辟民必以刑。然则兵者则外以诛暴，内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国之经也，不可废也。”《管子》由于重视战争的作用，于是就猛烈地抨击了“寝兵”说和“兼爱”说。《管子·立政》：“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管子·立政九败解》：“人君唯毋听寝兵，则群臣、宾客莫敢言兵。然则内之不知国之治乱，外之不知诸侯强弱。如是，则城郭毁坏，莫之筑补；甲弊兵雕，莫之修缮。如是，则守圉之备毁矣，辽远之地谋，边竟之士修，百姓无圉敌之心。故曰，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谋，“晦”的借字（郭沫若说），当尽，丧解。竟，今“境”字。修，当是“偷”字之误。偷，懒惰（依邱少华、牛鸿恩说）。还指出：“人君唯毋听兼爱之说，则视天下之民如其民，视国若吾国。如是，则无并兼攘夺之心，无覆军败将之事。然则射御勇力之士不厚禄，覆军杀将之臣不贵爵。如是，则射御勇力之士出在外矣。我能毋攻人可也，不能令人毋攻我。彼求地而予之，非吾所欲也；不予，而与战，必不胜也。彼以教士，我以敺众；彼以良将，我以无能；其败，必覆军杀将。故曰，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

    《管子》虽然重视战争的作用，但是它却强调要慎重地对待战争，不可轻易地使用武力。《管子·幼官》：“数战则士疲，数胜则君骄；骄君使疲民则国危。”《管子·兵法》中也有相同的论述：“数战则士罢（‘罢’通‘疲’），数胜则君骄。夫以骄君使罢民，则国安得无危？”《管子·八观》中提出，不要常年从事战争，老百姓不要长期从事战争。《八观》指出，十分之一的人服兵役，十分之三的人就不能从事生产，那么庄稼就要少收三分之一。庄稼少收三分之一，如果原来没有储备，那么道路上就有弃捐的尸体了。十分之一的人服兵役，如果三年不解除，又没有多余的粮食，那么百姓就有出卖儿女的了。······百姓没有储备的余粮，国家禁止做的，就未必禁得住；民众中有饿死在野外的，让他们去作战就未必能获胜；道路上有弃捐的尸体，让他们守卫就未必能巩固。所以，命令未必执行，禁止未必禁得住，作战未必获胜，守卫未必巩固，那么国家的危亡 随后也就要到来了。所以，《管子·重令》警告说：“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然而与危亡为邻矣。”《管子·兵法》提出了“至善不战，其次一之”的主张。《孙子·谋攻》：“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一战而霸。”看来，《管子》的这一思想，同《孙子》和《左传》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管子》强调战争的正义性。《管子·中匡》：“善之伐不善也，自古及今，未有改之。”《管子·幼官》：“至善之为兵也，非地是求也，罚人是（之）君也”。《管子·枢言》：“有义胜无义”。《管子·法法》：“勇而不义伤兵，······故军之败也，生于不义”。《管子·大匡》强调，国君要“兢于德”，而“不兢于兵”，即在道德方面争高下，而不在军事方面争高低。

    《管子》认为，粮食是夺取战争胜利的极端重要的物质基础。《管子·八观》：“良田不在战士，三年而兵弱”。《八观》篇把农业作为守战之本，指出：“其耕之不深，芸（通‘耘’）之不谨，地宜不任，草田多秽，······虽不水旱，饥国之野也，若是而民寡，则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众，则国贫民饥；以此遇水旱，则众散而不收。彼民不足以守者，其城不固；民饥者，不可以使战；众散而不收，则国为丘墟。”农业对军事的极端重要性，《管子·权修》篇说得更直接：“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则城不固。”《管子·治国》：“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

    《管子》还论述了政治对战争的影响。《管子·七法》指出：奸人伤害国君的威望，奸吏伤害官府的法令，奸民伤害风俗，盗贼伤害民众。有了这四伤，将会导致国贫、兵弱、战不胜、守不固的严重后果。肾明的国君最重视的是政令、社稷、法律和威信，国君能够“论道行理”，“论功计劳，未尝失法律”，战士就能“轻死安难”，忘我牺牲。《管子·五辅》谈了“得人”——得民心的问题。作者认为，国君的成功或失败，成就丰功伟业或丧失国家、危及社稷，其关键在于能否“得人”。“得人”的最好办法是使人民获得物质利益；而实行清明的政治则是利民的具体途径。通过发展生产、实行法制、进用贤才，就能使人民衣食丰足，并且形成“上中正”、“贵武勇”、“好耕农”的良好社会风气和“上下和同而有礼义”的良好政治局面。这样，国君就能“处安而动威，战胜而守固”。反之，国君就会“战不胜而守不固”，或者“兵挫而地削”，或者“身死而国亡”。《管子·八观》还说明了一个道理，国君应当严格实行法治，赏有功罚有罪，如果“良田不在战士”，而无功者受禄，就将“战不胜”、“地四削”以至亡、灭。《管子·大匡》指出：“内政不修，外举事不济。”“与其厚于兵，不如厚于人。”这说明，只有搞好内政，取信于民，才能保证战争的胜利。

    二、《管子》的治军观

    《管子》的治军思想是丰富的。如编制体制、军事训练、武器装备、奖罚手段、将帅选择等方面，《管子》都一一论及到了，有的论述相当深刻，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一，寄兵于政与寓兵于农。

    《管子·小匡》是《管子》中一篇重要的军事论文，中心是论述“作内政而寓军令”，也说是寄兵于政的思想。寄兵于政，具体作法是：“参（三）其国而伍其鄙”。

    “参其国”，就是把齐国的都城分成三部分，建立二十一乡：商、工之乡六个，士、农之乡十五个。齐桓公统率五个乡，高子率领五个乡，国子率领五个乡。国都三分就成了三个军。《管子》规定五家为一轨，[每家出一人]，所以五人编为一伍，由轨长率领；十轨为一里，所以五十人编为一辆兵车，由里司率领；四里为一连，所以二百人编为一卒，由连长率领；十连为一乡，所以二千人编为一旅，由乡良人率领；五乡为一帅，所以一万人编为一军，由五乡的统帅来率领。这样，各级行政单位依次是轨、里、连、乡、帅，而相应的军事组织则是伍、小戎、卒、旅、军。两套组织，一套官员。平时，百姓各从其业，而在春、秋两季，则在官员率领下外出打猎，根据各人的表现进行赏罚，这样百姓就通晓军事了。《管子·小匡》篇指出：“春以田曰蒐，振旅；秋以田曰狝，治兵。是故卒伍政，定于里；军旅政，定于郊。内教既成，令不得迁徙。”结合这种自然的居民组织来建立军事组织，好处是充分保证了夺取战争胜利的前提条件。《管子·小匡》指出：“故卒伍之人，人与人相保，家与家相爱，少相居，长相游，祭祀相福，死丧相恤，祸福相忧，居处相乐，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战其声相闻，足以无乱；昼战其目相见，足以相识；欢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则固，以战则胜。”

    “伍其鄙”，就是把国都以外的地方分为五部分，建立轨、邑、卒、乡、属一套组织。《国语·齐语》记载，在乡和属之间，还有“县”。《管子·小匡》载：“桓公曰：‘五鄙奈何？’管子对曰：‘制五家为轨，轨有长；六轨为邑，邑有司；十邑为卒，卒有长；十卒为乡，乡有良人；三乡为属，属有大夫；五属五大夫。武政听属，文政听乡。’”“卒”，原作“率”，邱少华、牛鸿恩据《管子·小匡》和《国语·齐语》改，依邱、牛说。“大夫”，原作“帅”；“五属五大夫”中的“五大夫”，原作“一大夫”，邱少华、牛鸿恩据《管子·小匡》和《国语·齐语》改，依邱、牛说。

    《管子·禁藏》阐述了寓于兵农的思想，这和《管子·小匡》所说的“寓兵于政”的思想是一致的。《管子·禁藏》指出：把户籍的什伍制度做为阵列，把奖赏和惩罚做为文、武两种手段，修理的农具当作军事器械，农事耕作当作进攻作战，推拉铫耨当作剑戟，披上的蓑衣当作铠甲汗衣，编织的斗笠当作盾牌。所以，农具具备了，作战的武器装备也就具备了；农事耕作熟习了，进攻作战也就精通了。《管子·形势解》也说：“民者，所以守战也。故虽不守战，其治养民也，未尝解惰也。”解，通“懈”。

    第二，以法治军。

    以法治军，是先秦法家在治军问题上的共同主张。《管子》也不例外。《管子·重令》指出：“凡君国之重器，莫重于令。”“非号令毋以使下，非斧钺毋以威众，非禄赏毋以功民。”《管子·禁藏》则认为，人们“见利莫能勿就，见善莫能勿避”。基于这样的认识，《管子》主张用重禄重赏的办法激励将士勇敢战斗的斗志。《管子·八观》篇把赏罚在治军时的作用做了过分宣染，指出：“良田不在战士，三年而兵弱；赏罚不信，五年而破。”

    《管子·轻重甲》论述了“重禄重赏”的作用。管子说：“冬冬地敲鼓，战士们就愤怒地投入战斗；枪枪地敲金，战士们就肃然而止。将帅拿着鼓棰敲鼓，战士们跟着前进，运送死者，扶持伤者，竞相进攻而不肯停止，口中喊杀声不断，双手伤痕累累，并不是报杀父之仇，这是优厚的俸禄和赏赐使他们这样。所以，卿大夫居于朝廷，如果不随之给予官爵俸禄，臣下是不肯尽忠的；发兵作战，如果不随之给予奖赏，战士是不肯死于阵列之中的。这样看来，这是大臣系心于俸禄，战士系心于奖赏。”

    《管子·轻重乙》论述了管仲用“素赏”的办法激励齐国军民勇于牺牲的事情。素赏，就是战前悬不同的赏格，命将士破敌、擒将，事后给予奖赏。这与一般的战后论功行赏的做法是不同的。

    管仲到宫里禀告齐桓公：“全年的税款是四万二千镒，请在一天之内素赏给武士。”桓公说：“好”。桓公下命令把旗鼓集中到泰舟的原野来会见武士。桓公于是走到坛上站定，宁戚、鲍叔牙、隰朋、宾胥无都肩挨肩地站着。管子拿着鼓棰拜揖武士，说道：“谁能攻陷敌阵、击破敌军，赏赐他百镒黄金。”管子问了三次都没有人回答。有一个人拿着剑走到管子前面，问道：“多少人的军队？”管子说：“一千人的军队。”“一千人的军队，我能攻破。”管子答应赏赐他百镒黄金。管子又说：“与敌人兵器交接、弓弩拉开，谁能擒获敌人的卒长，赐给百镒黄金。”有人问道；“多少人的卒长？”管子说：“一千人的卒长。”“一千人的卒长，我能擒获。”管子同样答应赐给他百镒黄金。管子又说：“谁能按照旌旗所指的方向，而能获得敌人主将的首级，赏赐他千镒黄金。”表示“能获得”的有十来人，管子于是答应赏赐给每人千镒黄金。其余表示能斩敌人首级的，答应赏赐每人十镒黄金。一天素赏，四万二千镒黄金全部用完了。

    素赏以后，桓公叹息自己记不住这么多人。管子回答说：“您不要担心，姑且使他们在外立名声于他们的乡里，在内有益于他们的父母，在家有德于他们的妻子儿女。这样，武士就一定争立功名报答您的德泽，没有败逃的想法了。我们兴兵攻伐，打败敌人的军队，兼并敌人的土地，就不止价值四万二千镒黄金的财利。”桓公说：“好吧。”桓公告诫大将说：“统率百人的军官来见，一定为他安排朝见的礼仪。统率千人的军官来见，一定要拜送他，走下两级台阶。他们之中有父母的，一定送给父母四石酒，四鼎肉。他们之中没有父母的，一定送给他妻子儿女三石酒，三鼎肉。”实行这样的教令半年，父亲训诲他的儿子，哥哥训诲他的弟弟，妻子劝谏他的丈夫，都说：“这样优厚地受到礼待，却不为国家牺牲在阵地上，能够返回乡里吗？”

    桓公后来发兵攻莱，轻易取得了胜利。所以没有割地封赏功臣，没有实际拿出钱财赏赐，就攻破了莱军，兼并了它的土地，擒获了它的君主。这就是素赏的作用。

    管子用轻重之术保证粮食有足够储备，用储备的盈余的粮食赏赐战士。所谓轻重之术，是指控制物价的理论和措施。

    齐桓公打算赏赐战死者的后代，说道：“我们国家，是地处冲要的国家，是客商会聚食宿的都城，又是虎狼栖息的多山的地方。现在每次发生战争，都死伤很多，而对战死者的后代，原来依仗战士的妻子，我都拿不出东西给他们，这事该怎么办？”

    管子回答说：“我国的豪门大族受升迁有封地而囤积粮食的，您如果用增加粮食储备的办法去压倒他们的积聚，粮食就会涨价；不用这个办法 去压倒他们，粮食就不值钱。您如果也保持粮食，粮价就会很高；不保持粮食，粮食又会涨价。所以受升迁有封地的大臣、广蓄货物的富商、收藏多余物资的储蓄之家，这是我国的豪门大族。所以，请您穿戴上丧服到士室去，会见功臣世家、受升迁有封地的、积蓄着多余物资的储蓄之家，对他们说：‘城墙薄招来敌人的冲车，没有积蓄招致敌人的包围。天下将要发生战争，只有齐没有参与谋划（被排除在外）。子大夫有五谷豆米的，不可转移、出卖，请你们同意我用平价向你们收购。’和他们订下购粮契约。粮食的数量，不能多报或少报。贫穷的百姓听说了就会来请籴，或用釜或用鏂，络绎不绝，远近相通，争相前往，国家所掌握的粮食的价格，就可以一下子涨四十倍。您拿出四十倍的粮食来救济[战死者的]孤儿寡妇，收养贫苦有病的人，收养那些孤独年老、贫穷无儿女的，不使他们卖身为奴，不使他们转死于沟壑之中。这样，兵士作战时就会争先恐后地勇往直前，不贪生怕死而去为君主效命，会死伤很多以至于牺牲过半。这是什么缘故呢？兵士并不是喜好战争、不怕牺牲，这是‘轻重’发挥的作用使他们这样的。”

    怎样才能使人民有必死的决心呢？管子认为要明确“三本”。所谓三本，就是固、尊、质。故国，父母、祖坟所在的地方，人民就会为此而战，思想坚定，这就叫“固”。赏赐田宅、爵禄，使守、战立功的人尊贵，这就叫“尊”。让他们的妻子儿女做人质，使他们守、战勇敢、可靠，这就叫“质”（《管子·小问》）。这样，士民才能够“图难犯危”，“不敢转其力”，“不敢爱其死”，而“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听上令”（《管子·法法》）。

    《管子·立政》：“罚避亲贵，不以使主兵”。换句话说，施用刑罚只有不回避亲者贵者的人，才能主持军事工作。“罚不避亲贵，则威行于邻敌”。《管子·七法》：“论功计劳，未尝失法律也。”

    第三，重视军事训练。

    《管子 ·幼官》篇和《官子·兵法》篇就士卒应具备的军事技能作了阐述，对士卒的训练作了规定。

    “动慎十号”。“动”通“重”。十号，指各种号令。是说，要慎重地对待各种号令。

    “明审九章”。九章，九种旗帜。《管子·兵法》篇指出：“九章：一曰，举日章则昼行；二曰，举月章则夜行；三曰，举龙章则行水；四曰，举虎章则行林；五曰，举鸟章则行陂；六曰，举蛇章则行泽；七曰，举鹊章则行陆；八曰，举狼章则行山；九曰，举韟章则载食而驾。九章既定，而动静不过。”是说，清楚九种旗帜的用途。这九种旗帜是日旗、月旗、龙旗、虎旗、鸟旗（一说乌旗）、蛇旗、鹊旗、狼旗和韟旗。

    “饰习十器。”学习各种器械的使用方法。

    “善习五教”。所谓五教 ，《管子·兵法》解释道 ：“一曰，教其目以形色之旗；二曰，教其耳以号令之数；三曰，教其足以进退之度；四曰，教其手以长短之利；五曰，教其心以赏罚之诚。五教各习，而士负以勇矣。”

    “谨修三官”。《管子·兵法》：“三官：一曰鼓，鼓所以任也，所以起也，所以进也；二曰金，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免也；三曰旗，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制兵也，所以偃兵也。此之谓三官有三令，而兵法治也。”

    管子认为，对三官不发生差错，对五教不发生混乱，对九章有显着明确的认识，就是处在危险之中也不会有祸害，陷于窘迫的境地也不会有灾难。所以能通过谋划使远方的国家来归顺，能凭借制伏敌人的力量使强大的国家服从。

    训练士卒应采取什么原则？《管子·兵法》指出：“因便而教，准利而行。教无常，行无常。两者备施，动乃有功。”

    管子认为，武器完善，训练做好了，追逐败逃的敌人就能像旋风一样迅疾，攻击刺杀敌人就能像雷电一样威猛，使守在险地的敌人不能防守，依仗坚固城堡的敌人不能支持，即使自己处在四面包围之中也能所向无敌。武器完善，训练做好了，就能做到军队散开来而无影无踪，集中起来而多得没法数。训练完备，武器锋利，前进后退就能像雷电一样，而没有什么情况使之犹豫不前或中途溃散。

    第四、强调武器装备的精良。

    武器装备是战争中极其重要的因素。没有精良的武器装备，在战争中是要吃亏的。《管子》特别强调武器装备的精良。

    《管子·幼官》：“备具，胜之原；······备具无常，无方应也。”军备齐全，是获胜的源泉；······军备器械没超过敌人，就无法对付敌人。《幼官》篇还说：“器成教守，则不远道里”。是说，制好武器，遵守命令，就不怕征程遥远。《管子·兵法》：“胜而不死者，教器备利，而敌不敢校也。······教器备利，则有制也。”取得胜利而没有伤亡，是因为教练周备，武器锐利，使得敌人不敢较量。教练周备，武器锐利，就有制伏敌人的力量。还说：“器械功，则伐而不费。”武器装备精良，就能[很快结束战斗]节省人力财力物力。管子反复强调精良的武器装备在战争中的作用。因此，《管子·七法》提出征伐天下必须首先做到的八个“无敌”，其中就有三项属于武器装备方面的，即“财（材）无敌”，“工无敌”，“器无敌”。

    《管子》在武器装备的制造和收藏方面，也有自己的见解。它要求用高价“聚天下之精材”，用三倍于别国的高酬雇用天下的能工巧匠，而“论百工之锐器”。武器制成以后，要经过试用，“不课不用，不试不藏”（《管子·七法》），而且要修建兵器库，妥善保存。难怪，邱少华、牛鸿恩说：“象《管子》这样从原材料、制作技术等方面讲求武器装备的质量的，在先秦兵论中要算是最为突出的。”（《先秦诸子军事论译注》上册第297页）

    《管子》在军赋制度上保证了军队的装备。《管子·乘马》：“方六里为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马也。一马，其甲七，其蔽五；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车两。”四乘当作“四马”或“一乘”。即是说：六甲见方的地方派一辆兵车。一辆兵车，配备四匹马。一匹马配备七名甲士，五名盾手；四匹马，共配备二十八名甲士，二十名盾手；另有三十名后勤人员跟随辎重车辆。

    第五、注重将帅的作用。

    《管子》把将帅的作用提到了关系到国家安危的高度来认识。《管子·立政》：“国之所以安危者，四，城郭险阻，不足守也。”这“四”是指国家平安或危险的四个因素。这四个因素是反映将相大臣必须具备的品德和条件，即“大德至仁”，“见贤能让”，“罚不避亲贵”，“好本事，务地利”。将相大臣不具备这些品德，国家就将处于危险的境地。其中，将帅要具备“罚不避亲贵”的品德，否则，“不可使主兵”。并且指出：“罚不避亲贵，则威行于邻敌。”“兵主不足畏，国之危也。”《管子》的这一思想，同孙武的“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安危之主也”（《孙子·作战》）同出一辙。

    《管子·幼官》：“必设常主”，即将帅必须常设，不可临时委任。国君要举贤任能。任命军事官员，要经过实践考验，“以战功之事定勇怯”（《管子·明法解》）；任命的将帅一定要受到人们的爱戴：“上帅士以人之所戴”（《管子·问》）。

    《管子·地图》强调将帅要熟知地图，只有详细掌握山、川、陵、谷的方位，道里远近，城郭大小，然后才谈得上采取军事行动。《地图》篇强调将帅要“知意”，了解战士的战斗意志和要求愿望，这是用兵打仗的重要条件。将帅要了解天文现象，计算储备的粮草，修缮器械，选拔武士，从事训练，组织什伍，精通天下各方面的情况，审慎地掌握时机和运用战略战术。将帅还要严明执法。以上就是将帅大体要做的事情。

    三、《管子》的制胜论

    《管子》军事战略思想的核心是全胜思想。《管子》从全胜的基本思想出发，重视对兵法的讲究。

    《管子·兵法》：“径乎不知，发乎不意。径乎不知，故莫之能御也；发乎不意，故莫之能应也。故全胜而无害。”

    《管子·幼官》：“发不应，故莫之能应。莫之能应，故全胜而无害。”

    《管子·兵法》：“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谐，谐故能辑。谐辑以悉，莫之能伤。定一至，行二要，纵三权，施四教，发五机，设六行，论七数，守八应，审九器，章十号。故能全胜大胜。”

    《管子·七法》：“是故以众击寡，以治击乱，以富击贫，以能击不能，以教卒、练士击驱众、白徒，故十战十胜，百战百胜。”

    《管子·幼官》：“大胜者，积众胜无非义者，焉可以为大胜。大胜无不胜也。”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发现，《管子》用“全胜”、“大胜”、“百战百胜”等不同的说法，来表达他“全胜”的作战指导思想。《管子》所期待的最高作战境界就是“全胜”。《管子》认为，最理想的作战境界是“至善不战”（《管子·幼官》）。这同《孙子·谋攻》）中“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和“必以全争于天下”的见解是一致的。《管子》的“全胜”思想同他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的政治理想是一致的。

    为了实现“全胜”的作战指导思想，《管子》所强调的作战原则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精于计算，长于谋划。

    管子论兵，以计在先，以谋为上。《管子·参患》指出，大凡用兵的谋划，三次警戒的费用就相当一次出征到敌人那里的费用，三次出征到敌人那里的费用相当于一次包围敌人的费用，三次包围敌人的费用就相当于一次交战的费用。所以，一次出征到敌人那里去，就要耗尽十年的蓄积；一次交战的费用，就要耗尽几代人的蓄积。“故计必先定而兵出于竟。计未定而兵出于竟，则战之自败，攻之自毁也。”《管子·问》：“失谋而败，国之危也，慎谋乃保国。”《管子·七法》强调计数的作用：“不明于计数，而欲举大事，犹无舟楫而欲经于水险也。”并指出，计数的内容是刚柔、轻重、大小、实虚、远近、多少。

    管子关于计数、谋划的思想，既有微观方面的，更是宏观上的计数和谋划，只有在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都优于敌人，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因此，战争的胜负，在未战之前是可以预见的。《管子·七法》：“兵未出境，而无敌者八。”就是说，军队还没有离开国境，而在聚材、论工、制器、选士、政教、服习、遍知天下、明于机数八个方面无敌于天下。只有这样，才能征伐天下。《管子·参患》：“故凡兵有大论，必先论其器、论其士、论其将、论其主。故曰器滥恶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士不可用者，以其将予人也；将不知兵者，以其主予人也；主不积务于兵者，以其国予人也。”这里强调了兵器、士卒、将帅、君主都应强于敌国才能打胜仗。《管子·兵法》：“大度之书曰：举兵之日而境内不贫，战而必胜，胜而不死，得地而国不败。为此四者若何？举兵之日而境内不贫者，计数得也。战而必胜者，法度审也。胜而不死者，教器备利，而敌不敢校也。得地而国不败者，因其民。”这里讲了计算筹划要得当，法令制度要严明，教练要周备，武器要锐利，要顺应民心。可以说，只有政治、经济、军事都优于敌人，才能做到“举兵之日而境内不贫，战而必胜，胜而不死，得地而国不败。”

    管子重权谋。他总结出了五条攻伐的计谋。第一，亲近敌国君主所宠爱的人，以分散敌国的威势。一个人怀着两条心，敌国必定因之走向衰落；旧臣不被重用，敌国就会陷入危境。第二，看准敌国君主所憎恶的人，暗中赠送他优厚的财物，得到的情况就会很深入。被收买者身在国内，却把情况不断地输送给我们，他的国情我们就可以全面掌握，从而对那个国家发动攻击。第三，任凭敌国的君主淫乐而使他心志懒散。送给他乐器和美女，使他在宫内陷于蔽塞；送去谄媚的臣子和漂亮的骏马，让他在宫外陷于蔽塞；在宫内宫外都陷于蔽塞，他就可以因受迷惑而失败。第四，一定要深深地亲近敌国的君主，简直像是要和他同死同生。暗中派去智辩之士以便打探他的计策，派去勇士以便助长他的气焰。再派人打入别的国家，使那个国家背弃和他订立的盟约，断绝和他的邦交，违背他的意愿，于是这两个国家必然相互争斗。这两个国家相斗，我方就一定要乘他的国家疲惫而发动攻击。第五，深入地了解敌国的计策，恭敬地对待敌国的忠臣，却不让他完成外交使命，以便使他的国家不信任他，致使他有叛离之意。一方不信任，一方想叛离，彼此不能相合，他们内部必然自相残杀。等到忠臣已死，那个国家的政权就可以夺取了。

    第二，审时度势，视时而动。

    利用形势，把握时机，是管子用兵的一个重要原则，也是管子军事思想中深刻而给人启发的一个观点。

    《管子·霸言》：争强之国必先“争刑”。“令国一轻一重者，形也；······精于刑，则大国之地可夺，强国之兵可围也”。刑，通“形”。所谓“精于形”，就是善于利用客观形势和自身的条件，改变天下的“轻重强弱之形”，以造成有利于称霸诸侯的形势。

    《管子·霸言》指出；“霸王之形：德义胜之，智谋胜之，兵战胜之，地形胜之，动作胜之，故王之。”还指出：善于当国君的人，利用大国的势力，依靠自己的条件缩小别国；利用强国的权威，依靠自己的条件削弱别国；利用有权威的国家的地位，依靠自己的条件降低别国的地位。强国多，就联合强国来攻打弱国，以图谋成就王业。强国多，却谈论成就王业的情势，是愚人的见解；强国少，却去施行霸道，是败事的计谋。神圣的君主，都是观察天下的形势，了解行动的时机；观察先后的机宜，了解祸福的径。“强国众，先举者危，后举者利；强国少，先举者王，后举者亡。”势均力敌的国家多，后行动的可以称霸；势均力敌的国家少，先行动的可以称王。

    管子认为，改变天下轻重强弱之形是有规律可循的，就是“诸侯合则是强，孤则弱。”管子进一步阐述道：“夫国小大有谋，强弱有形。服近而强远，王国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敌国之形也；以负海攻负海，中国之形也；折节事强以避罪，小国之形也。”管子总结说：“自古以至今，未尝有能先作难，违时易形，以立功名者；无有常先作难，违时易形，而不败者也。”因而，管子把“先定谋虑，便地形，利权称，亲与国，视时而动”称为王者之术。管子十分称道“以时兴事，时至而举兵”（《管子·霸言》）这条圣王用兵的原则。

    第三，通权达变，相机行事。

    在军事问题上，管子是很看重权力的。管子认为，争强之国，必先争权。《管子·霸言》指出：“令兵一进一退者，权也。”“精于权，则天下之兵可齐，诸侯之君可朝也。”还说，“权动所恶而实寡归者，强”。

    管子指出，“夫欲用天下之权者，必先布德诸侯。是故先王有所取，有所与，有所诎，有所信，然后能用天下之权。”（《管子·霸言》）

    在兵和权的关系上，管子认为：“夫兵幸于权，权幸于地。”幸，于省吾以为是“乘”字之讹。乘，凭借。郭沫若认为“幸”是“蓺”（艺）字之讹。蓺，树。从于说。所以，“诸侯之得地利者，权从之；失地利者，权去之。”（《管子·霸言》）

    管子深刻地指出，权谋，是神圣的君主所凭借的东西。独到的明见，是天下锋利的武器；独到的判断，犹如一座深奥秘密的营垒。圣明的君王务求做好准备，并且慎守时机。“以备待时，以时兴事，时至而举兵。”“以大牵小，以强使弱，以众致寡；德利百姓，威振天下；令行诸侯而不拂，近无不服，远无不听。”（《管子·霸言》）圣明的君主做天下之长，是理所当然的。

    第四，知彼知己，百战百胜。

    管子虽然没有像孙武那样提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用兵至理名言，但从管子战争制胜的论述中可以抽象出“知彼知己，百战百胜”的制胜原则。

    《管子·兵法》指出了“早知敌”的作用。“早知敌，则独行”。即是说，事先掌握了敌情，战时就能够所向披靡，如入无人之境。这里所说的“敌情”，是泛指敌人的整个情况，也就是《管子·幼官》中所说的“四机”。《幼官》篇说：“四机不明，不过九日而游兵惊军”。四机，是指敌情、敌将、敌政、敌士。《幼官》篇指出：“必明其情（据《七法》篇改），必明其将，必明其政，必明其士。四者备，则以治击乱，以成击败。”《管子·七法》指出：“不明于敌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于敌人之情，不可约也；不明于敌人之将，不先军也；不明于敌人之士，不先陈也。”是说，不明了敌人的政治情况，不能发兵进攻；不明了敌人的军情，不可以约定作战；不明了敌人的将帅，不先采取军事行动；不明了敌人的士卒，不先摆列阵势。《七法》篇还说：“以众击寡，以治击乱，以富击贫，以能击不能，以教卒、练士击驱众、白徒，故十战十胜，百战百胜。”

    《管子·地图》还强调将帅要熟知地形，要掌握山、川、陵、谷的方位，道里远近，城郭大小，然后才谈得上采取军事行动。

    知己，管子强调要知形、知能、知意。《管子·地图》：“人之众寡，士之精麤，器之功苦，尽知之，此乃知形者也。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是说，兵员的多少，武士素质的高低，兵器质量的优劣，全都知道，这是知道外形。知道外形不如知道本领，知道本领不如知道思想。《地图》篇还认为，知己还应包括主明、相智、将能三条。《地图》篇指出：“主兵必参具者也。主明、相知、将能之谓参具。”统帅军队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君主明、宰相智、将帅能，这就叫具备了三个条件。

    从《管子·问》篇看，除了知形、知能、知意、君主明、宰相智、将帅能六条外，知己似乎还有广泛的内容。《问》篇是一份关于社会情况的调查提纲。其中，关于军事问题的调查内容包括：青壮年军事训练和服兵役的情况，服兵役的人家庭的经济情况，为国牺牲的人的妻儿的生活和国家对他们的供给情况，有多少人可以制造军备、修建城郭，在紧急情况下有多少士人可供使用、可以辅佐国君，兵器、旌旗、鼓饶、帷幕有多少及收藏保护的情况如何，公、私的车、马有多少，马、牛的肥瘠、死亡情况如何，城墙的厚薄、沟壑的深浅怎样，等等。

    第五，灵活用兵，巧妙应敌。

    管子有较高的战争指挥艺术。《管子·势》：“成功之道，嬴缩为宝。”成功的诀窍，就在于把能进能退能屈能伸视为法宝。从这句话可以看出，管子在论战争指挥艺术时，是强调用兵要灵活，应敌要巧妙。

    “小征而大匡”（《管子·参患》），这是管子强调的一条重要的用兵原则。即是说，主要用安抚手段，辅以必要的小规模的军事行动。

    《管子·中匡》：“善之伐不善也，自古至今，未有改之。”在“善之伐不善”这一原则下，管子具体地指出了“三伐”“三不伐”，即“伐逆不伐顺，伐险不伐易，伐过不伐不及”（《管子·霸言》）。就是说，攻打悖逆的国家不攻打政通人和的国家，攻打政治险恶的国家不攻打政治平易的国家，攻打超越本份的国家不攻打做得不够好的国家。

    《管子·霸言》中提出了“先战而后攻，先攻而后取地”的用兵原则。“先战”，必定是“钧则战”；“后攻”，必定是敌人“守则攻”（《管子·侈靡》。“强进则锐士挫。故凡用兵者，攻坚则轫，乘瑕则神。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管子·制分》）进攻敌人要善攻。管子指出：“善攻者，料众以攻众，料食以攻食，料备以攻备。以众攻众，众存不攻；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备攻备，备存不攻。”（《管子·霸言》）即是说，善于进攻的，总是估量我方人力占优势，然后攻打人力占劣势的对方；估量我方粮草占优势，然后攻打粮草占劣势的对方；估量我方装备占优势，然后攻打装备占劣势的对方。拿人力对攻，如果不能消灭敌人，那就不攻；凭粮草对攻，如果不能断绝敌人的粮草，那就不攻；凭装备对攻，如果不能除掉敌人的装备，那就不攻。

    管子主张用兵要动和静相结合。《管子·势》指出：“重静者比于死，重作者比于鬼，重信者比于距，重诎者比于避。夫静与作，时以为主，时以为客，人贵得度。知静之备，居而自利。知作之从，每动有功。”用兵着重静的时候，就像一个偶像那样安静；用兵着重动的时候，就如神出鬼没；着重前进、攻击的时候，就像鸡距那样伸出；着重后退、屈抑的时候，就像瘸子那样卑屈。静和动，静的时候则为主，动的时候则为客，可贵的是人们要掌握好分寸。在静的时候懂得作好防止进攻的准备，安居就可以得到好处。行动的时候知道怎么作，每一次行动就会有成效。

    管子认为，军事行动应该诡秘。《管子·兵法》：“善者之为兵也，使敌若据虚，若搏景（通‘影’）。无设无形焉，无不可以成也；无形无为焉，无不可以化也。”《管子·幼官》：“无象，胜之本。”行动不露痕迹，是获胜的根本。还指出：“器成不守经不知，教习不着发不意。经不知，故莫之能圉；发不意，故莫之能应。莫之能应，故全胜而无害；莫之能圉，故必胜而无敌。”

    轻疾胜敌，这是管子的又一用兵原则。《管子·枢言》：“疾胜徐”。《管子·七法》篇说：“举之如飞鸟，动之如雷电，发之如风雨，莫当其前，莫害其后，独出独入，莫敢禁圉。”《管子·兵法》篇中还要求军队“追亡逐遁若飘风，击刺若雷电”。

    避实击虚，这是管子的又一用兵策略。他说：“释实而攻虚，释坚而攻膬，释难而攻易。”（《管子·霸言》）“攻坚则轫，乘瑕则神。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管子·制分》）管子关于避实击虚的两段论述，深刻，精辟，充满辩证法。

    以少胜多，这也是管子瞩目的一条用兵原则。“人事荒乱，以十破百；器备不行，以半击倍。”（《管子·制分》）《管子·侈靡》：“百盖无筑，千聚无社，谓之陋，一举而取。”成百的房舍没有修筑，上千的村落没有土地祠，这叫做简陋，这样的国家可以一举攻占。

    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亦称《吕览》。《汉书·艺文志》着录为二十六篇，今本分二十六卷，计《十二纪》六十一篇，《八览》六十三篇，《六论》三十六篇，共一百六十篇。《吕氏春秋》是战国末秦相国吕不韦集合门客编篡的，是杂家的代表作。《吕氏春秋》以儒家的德义教化融会阴阳家的五德终始、物类相同则相感相召的学说为基础，广泛吸取了道、法、墨、兵、农诸家之长。《吕氏春秋》成书在公元前241年至公元前239年。

    吕不韦，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本为巨商，因扶立秦庄襄王有功，被任为相国，封文信侯。秦王政（秦始皇）年幼继位，他继作相国，主持朝政，号称“仲父”。秦王政亲政后，吕不韦被免职，后贬至蜀郡。公元前235年，吕不韦自杀。

    《吕氏春秋》通行本有毕沅校刻本《吕氏春秋》，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本文以陈奇猷校释本为底本。

    《吕氏春秋》中，谈到军事的篇目很多。这些篇目是：《先己》、《荡兵》、《振乱》、《禁塞》、《怀宠》、《论威》、《简选》、《决胜》、《爱士》、《顺民》、《审己》、《义赏》、《审应》、《上德》、《用民》、《适威》、《为欲》和《召类》。总之，《吕氏春秋》包括的军事思想内容丰富，也很有价值，可供总结研究的材料也很多。但是，本文只着眼于研究《吕氏春秋》的军事战略思想。

    《吕氏春秋》的军事战略思想，按照今天战略的含义——对战争全局的谋划和指导这个标准，对《吕氏春秋》用兵思想进行 全面考察和认识，就会看到《吕氏春秋》的军事战略思想大致包括“信胜”、“义胜”、“德胜”、“顺民胜”、“智谋胜”、“勇胜”、“慎胜”、“赏罚胜”、“人武器地势结合胜”、“义兵胜”十个方面，姑且称之为《吕氏春秋》“十胜”战略思想。

    一、信胜

    《吕氏春秋》中所说的信，指的是信用。它把政治上的“信”与军事上的“诈”相对而言。《吕氏春秋》明确提出了“以信为管”（《用民》）、“信，国之宝也”（《为欲》）的战争指导原则。

    《吕氏春秋·用民》说，夙沙的人民，自己起来攻击他们的君主，并投奔了神农氏；密须的人民，自己起来捆绑他们的国君，而归顺了文王。商汤和武王不只是能使用自己的人民，又能使用本来不属于自己的人民。能够使用本来不属于自己的人民，国家虽然小，战士虽然少，功业和名声依然可以建立。古时候有不少由一个平民起而平定天下的，都是因为能够使用不属于自己的力量！要想使用不属于自己的力量，就不能不深刻了解使用的根本原则。夏、商、周三代兴起的方法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以信为管”，即用信义做为根本原则。这段话告诉我们，政治上讲信用是战争胜利的先导，因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吕氏春秋·为欲》以晋文公“攻原得卫”为例，说明“信，国之宝也”的道理，从而阐明了“信”是夺取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的道理。《为欲》篇指出：晋文公攻打原国，与士卒约定以七天为限，七天过去了原没有攻下来。晋文公下令军队撤退。谋士对文公说：原眼看就要攻下来了。军队官佐也请求再坚持一下。文公说：“信，国之宝也。得原失宝，吾不为也。”军队终于撤退了。第二年，晋军又攻打原国，文公与将士们约定，一定要攻下来，然后才班师回国。原国人听到了晋文公的话，就赶紧投降。温国人听到这件事，认为文公讲信用到了极点，就归顺了他。《吕氏春秋·义赏》篇讲到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中，把咎犯的“用诈”说成“一时之务”，把雍季反对诈伪之道的言论说成“百世之利”，这和《吕氏春秋·为欲》篇强调诚信的战争指导原则是一致的。其实，政治上讲信用与战争中用诈术，对己讲信用对敌施诈术，是并行不悖的两件事，《吕氏春秋》把这两者混淆起来，是错误的。

    二、义胜

    《吕氏春秋》中的“义”，包括“仁义”、“正义”、“正道”等内涵。因此，义胜的内涵，也会随情况的变化而有所区别。

    《吕氏春秋·决胜》：“夫兵有本干：必义，必智，必勇。”“义”的具备，成了用兵的根本所在之一了。《决胜》篇接着说：有了义，敌人就会孤立无援。敌人孤立无援就会上下空虚、人民涣散；敌人孤立无援就连父兄也会怨恨，连贤人也会抨击朝政，乱子就会从内部产生。这就是说，具备了义，就具备了取得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之一。

    《吕氏春秋·论威》篇甚至认为，义，是种种行为、事物的纲领，君与臣、上与下、亲与疏的种种区别，是由此而产生的，一个国家的治与乱、安与危、胜与败的根源，也在于此。或胜或败的缘由，不须从外界条件推求，一定要反过来考察自身。

    《吕氏春秋·召类》：“凡兵之用也，用于利，用于义。攻乱则服，服则攻者利；攻乱则义，义则攻者荣。”这里，把行义作为用兵的两个目的中的一个。

    《吕氏春秋·荡兵》指出：如果战争确实是正义的，为的是诛杀残暴的君主而拯救苦难的人民，那么，人民的喜悦，就好比孝子见到了慈爱的父母，就好像饥饿的人民见到了美好的食物；人民呼喊着前来投奔，就好像强有力的弩弓射向深谷（那样迅速），就好像汪洋大水决了堤坝（那样不可阻挡）。

    三、德胜

    德，德行。《吕氏春秋·先己》指出：要想治国治人，就必须首先修治己身，“欲胜人者必先自胜”。作者以夏启与有扈之战为例，论证了以德服人不战而胜的道理。《先己》篇说：五帝先发扬大道，然后注重德行，所以德行没有比他们更隆盛的；三王先施行教化，然后运用杀伐，所以成就王业没有比他们更完美的；五伯先讲礼让，然后才用兵，所以兵威没有比他们更强大的。现在的情况却不同，巧谋和诈术竞相出现 ，轮番使用，攻伐争夺无休无止，被灭的国家和受辱的君主越来越多，这是因为所做的事情只在细微末节方面。夏启和有扈战于甘泽，没有取得胜利；各军将领要求再战。夏启说：“不可以。我的土地不狭小，我的人民也不少，作战却不能取胜，这是我的德行不厚和教化不良啊。”于是，夏启坐卧只铺一层席，吃饭只要一样菜，不设置琴瑟钟鼓，不听音乐，子女不加修饰装扮；亲爱亲人，敬奉老人，尊崇贤者，信用能士。这样做了一年之后，有扈氏就感化归服了。

    《吕氏春秋》的 作者十分崇尚德教，德教似乎可以万能。《吕氏春秋·上德》：“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止，此神农、黄帝之政也。以德以义，则四海之大，江河之水，不以亢矣；太华之高，会稽之险，不能障矣；阖庐之教 ，孙、吴之兵，不能当矣。故古之王者，德回乎天地，澹乎四海，东西南北，极日月之所烛，天覆地载，爱恶不臧（藏）虚素以公，小民皆之其之敌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谓顺天；教变容改俗而莫得其所受之，此谓之顺情。故古之人，身隐而功着，形息而名彰，说通而化奋，利行乎天下而民不识，岂必以严罚厚赏哉？严罚厚赏，此衰世之政也。”《吕氏春秋·爱士》说：“行德爱人则民亲其上，民亲其上则皆乐为其君死矣。”这两篇都在强调德教的意义和作用。

    《吕氏春秋》在强调德教万能之后，似乎又感到德教万能有缺陷，便提出了“先德后武”说，以弥补德教万能之不足。《吕氏春秋·上德》篇又说：“三苗不服，禹请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闻之曰：‘通乎德之情，则孟门、太行不为险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邮传命。’周明堂，金在其后，有以见（现）先德后武也。舜其犹此乎，其臧（藏）武通于周矣。”

    四、顺民胜

    《吕氏春秋》继承了春秋战国时代儒家典籍中成王业必先得民心的思想。“顺民，使民心顺应。必须首先得到人民的拥护与支持，才可以建功立业，才可以进行战争”（《先秦诸子军事论译注》下册第864页）。

    《吕氏春秋·顺民》指出：“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名成。······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无论大国小邑，人民都有所希求，统治者必须满足。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要求并不多、不高，也容易满足。成汤得民，是为民求雨；文王得民，是请求纣王废除酷刑；越王勾践得民，一是与臣民共劳作，二是与臣民共甘苦。所以，“凡举事，必先审民心，然后可举。”

    如何使用人民于作战之中呢？《吕氏春秋·用民》说：“凡用民，太上以义，其次以赏罚。······用民有纪纲，壹引其纪，万目皆起，壹引其纲，万目皆张。为民纪纲者何也？欲也恶也。何欲何恶？欲荣利，恶辱害。辱害所以为罚充也，荣利所以为赏实也。赏罚皆有充实，则民无不用矣。”《用民》篇还说：“汤、武非徒能用其民也，又能用非己之民。能用非己之民，国虽小，卒虽少，功名犹可立。”

    要想使用人民于战争之中，首先必须爱护人民。《吕氏春秋·适威》：“古之君民者，仁义以治之，爱利以安之，忠信以导之，务除其灾，思致其福。故民之于上也，若玺之于涂也，抑之以方则方，抑之以圜（圆）则圜；若五种之于地也，必应其类，而蕃息于百倍。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身已终矣，而后世化之如神，其人事审也。”爱护人民，就要用威适度。李克分析吴亡的原因是“骤战骤胜”，用威过度，出现了所谓“骄主使罢（疲）民”的现象。《适威》篇指出：“魏武侯之居中山也，问于李克曰：‘吴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对曰：‘骤战而骤胜。’武侯曰：‘骤战而骤胜，国家之福也；其独以亡，何故？’对曰：‘骤战则民罢，骤胜则主骄。以骄主使罢民，然而国不亡者，天下少矣。骄则恣，恣则极物；罢则怨，怨则极虑。上下俱极，吴之亡犹晚。此夫差之所以自殁于干隧也。’”

    五、智谋胜

    《吕氏春秋·决胜》：“夫兵有本干：必义，必智，必勇。”智，是用兵的三个根本所在之一。智，就是掌握了战争指导规律，懂得了如何把握战争中各种矛盾的转换。《吕氏春秋·召类》：“凡谋者，疑也。”意思是说，谋，是由于有疑难和为了解疑难。

    具备了智的军队将领是什么情形呢？《吕氏春秋·决胜》：“智则知时化，知时化则知虚实盛衰之变，知先后远近纵舍之数。”即是说，有了智，就会了解时事的变化。懂得了时事的变化，就会懂得虚与实、盛与衰的转变迁移，就会懂得用兵作战时先和后、远和近、进和退的种种策略。

    谋的原则 是“从义断事”。《吕氏春秋·召类》指出：“凡谋者，疑也。疑则从义断事，从义断事则谋不亏，谋不亏则名实从之。贤主之举也，岂必旗偾将毙而乃知胜败哉！察其理而得失荣辱定矣。故三代之所贵，无若贤也。”意思是说，所谓谋，就是有了疑难共商量。有了疑难，就要遵行公义的原则去判断事体；遵从公义的原则去判断事体，那么谋事就不会失误；谋事不失误，名声和实利就随之而来了。一个贤明国君的行事，难道非得旗帜倒下了、将士牺牲了才知道胜败么？只要深刻地了解其中道理，得和失、荣和辱就见分晓了。所以夏、商、周三代所最看重的，就是贤明。《吕氏春秋·论威》：“夫兵有大要，知谋物之不谋之不禁也，则得之矣。”意思是说，说到用兵，有个大概的宗旨，这就是懂得策划他人想不到的和禁不了的计谋，做到这一点就可以成功了。《吕氏春秋·论威》篇把“谋”提到了用兵宗旨的高度了。可见，古人是何等地重视用兵中的“谋”啊。

    在战争中运用智谋取胜，就必须因势制宜，灵活用兵。《吕氏春秋·决胜》：“凡兵，贵其因也。因也者，因敌之险以为己固，因敌之谋以为己事。能审因而加胜，则不可穷矣。胜不可穷之谓神，神则能不可胜也。”

    六、勇胜

    《吕氏春秋·决胜》：“夫兵有本干：必义，必智，必勇。”“必勇”成了用兵的根本所在之一。《吕氏春秋·决胜》篇认为，勇是一种像雷电旋风那样不可阻挡的气概，军队有了这种勇气就能夺取胜利。“勇则能决断，能决断则能若雷电飘风暴雨，能若崩山破溃，别辨霣坠；若鸷鸟之击也，搏攫则殪，中木则碎：此依智得也。” 霣通“陨”，坠落。“此以智得也”：依文义，当作“此以勇得也”（陶鸿庆亦持此说）。整段引文是说，有了勇，就能够做到坚决果断。能做到坚决果断、毫不犹疑，就能像雷霆，像闪电，像旋风，像暴雨；就能像山石崩落，像大水冲破堤防，像大变异的突然来临，像陨石从天而落；就能像猛禽捕食那样，那被攻击的小动物，一抓就死，那阻挡它去路的树枝，一碰就碎：这都是靠勇敢得来的啊！

    《吕氏春秋·决胜》篇还说：“勇则战，怯则北。战而胜者，战其勇者也；战而北者，战其怯者也。”北，通“败”。

    《吕氏春秋·决胜》篇辩证地指出了勇和怯的变化。《决胜》篇指出：“夫民无常勇；亦无常怯。······怯勇无常、倏忽往来，而莫知其方，惟圣人独见其所由然。故商、周以兴，桀、纣亡。”

    《决胜》篇还探讨了“勇”是源于“气实”的问题。“有气则实，实则勇；无气则虚，虚则怯。怯勇虚实，其由甚微，不可不知。”什么是气？气，勇气，气势。《左传·庄公十年》：“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陈奇猷引《礼记·祭义》：“气也者，神之盛也。”陈奇猷认为气是“神气饱满”之意，可供参考。

    《吕氏春秋》的作者还把增加民气和削弱民气作为巧和拙的原因。《吕氏春秋·决胜》篇指出：巧和拙之间差别极大的原因，就在于巧者懂得增加民气而拙者只会削弱民气，在于巧者能团结大众战斗，而拙者不能团结大众战斗。[增加民气和能够团结大众战斗是密切相关的；如果没有高昂的士气，]军队虽然庞大，士卒虽然众多，也不会对胜利有什么帮助。军队庞大士卒众多却不能战斗，那么，多还比不上少。兵员众多和军队庞大，可以造成大福，也可以招致大祸。就比如到深水里去捕鱼，得到的鱼大，所冒的险也大。善于用兵的人，[最善于鼓起士气，造成一个情绪高昂激扬的局面，]使得从京都到边邑来的人，没有人不为你战斗，即使是没有经过训练的厮役奴隶和普通老百姓，也会从长宽几百里的各个地区前来参战。这是[全国士气高涨的]形势使得他们这样做的啊！这种局面之所以能够出现，就是因为用兵的人深深懂得民气的作用，而且有对之笼络诱导，使之用于战斗的办法。

    七、慎胜

    《吕氏春秋·爱士》指出：“凡敌人之来也，以求利也。今来而得死，且以走为利，敌皆以走为利，则刃无与接。故敌得生于我，则我得死于敌；敌得死于我，则我得生于敌。夫得生于敌，与敌得生于我，岂可不察哉！此兵之精者。存亡死生，决于知此而已矣！”“夫得生于敌”一句中，“夫”字下当有“我”字，全句当作“夫我得死于敌”（见邱少华、牛鸿恩《先秦诸子军事论译注》下册第863页）。这段话的意思是，大凡敌人兴兵来攻，目的是借此求得好处。假如他们来了只能得到死，就会以逃跳为有利了。如果敌人都以逃跑为有利，那么我方的兵器就没有交锋对象了。所以，敌人从我方得到活命，就等于我方从敌方得到死亡；敌人从我方得到死亡，也就是我方从敌方得到活命。我方从敌方得生，与敌方从我方得生，难道可以不仔细审察吗？这正是用兵的精髓所在啊。生死存亡的不同后果，就取决于懂得这一点而已。

    邱少华、牛鸿恩认为：以上所引用的这一段话，“大意是说用兵是你死我活、关涉生死存亡的严肃问题，不可不深知得失利害，含有‘慎兵’的意思。”（《先秦诸子军事论译注》下册第858-859页）我认为，邱少华、牛鸿恩的见解是对的。《吕氏春秋》军事战略思想的核心是“慎兵”；《吕氏春秋》军事战略思想的最高境界是“贵不可胜”（《吕氏春秋·决胜》）。“贵不可胜”的思想是建立在“慎兵”思想基础上的。《吕氏春秋·用民》：“故威不可无有，而不足专恃。”《吕氏春秋·适威》在总结吴亡的教训时指出，吴国灭亡是因为“骤战而骤胜”。“骤战则民罢（疲），骤胜则主骄。以骄主使罢民，然而国不亡者，天下少矣。”而《吕氏春秋》的作者吕不韦的这种慎重用兵取胜的军事战略思想，同秦始皇积极进取的军事战略思想是不相容的。这也许是吕不韦在秦王亲政后被革职免官、自杀身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八、赏罚胜

    《吕氏春秋·上德》认为：“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止”。甚至认为，“严罚厚赏，此衰世之政也。”但是，《吕氏春秋》并没有否定赏罚在战争中的作用。《吕氏春秋》认为，在战争中，赏罚不是第一位的，单凭严刑重赏更不可取。但是，赏罚毕竟是争取战争胜利的一种重要手段。《吕氏春秋·用民》篇指出：“凡用民，太上以义，其次以赏罚。”还指出：“民之不用，赏罚不充也。······欲荣利，恶辱害。辱害所以为罚充也，荣利所以为赏实也。赏罚皆有充实，则民无不用矣。”

    《吕氏春秋·怀宠》篇中讲了具体赏罚的情形：“今兵之来也，将以诛不当为君者也，以除民之雠而顺天之道 也。民有逆天之道、卫人之雠者，身死家戮不赦。有能以家听者，禄之以家；以里听者，禄之以里；以乡听者，禄之以乡；以邑听者，禄之以邑；以国听者，禄之以国。”意思是说，现今义兵的到来，就是为了诛杀不应该当国君的人，就是为了除掉人民的仇敌和顺应上天的大道！人民之中如果有违抗上天的大道、庇护人民的敌人的，本人和全家都会受到杀戮，决不宽恕。如果有能够率领全家听命于义兵的，给他以一户人的租税做为俸禄；有能够率领一里人听命于义兵的，给他以一里人的租税做为俸禄；有能够率领一乡人听命于义兵的，给他一乡人的租税做为俸禄；有能够率领一邑人听命于义兵的，给他 一邑人的租税做为俸禄；有能够率领一都人听命于义兵的，给他一都人的租税做为俸禄。

    《吕氏春秋》中专门有《义赏》一篇，所谓义赏，说的是奖赏要合乎正道。作者认为，奖赏能影响人心和风气。正确的奖赏，可以促成人心向善，养成良好的风气。邱少华、牛鸿恩从战争的角度总结出了三条奖赏的原则。他俩指出：一，战争时面临强敌，不得已而用诈术。二，强调用诈不是百世之利、长久之计。“赏重则民移之，民移之则成焉。成乎诈，其成毁，其胜败。”三，言“百世之利”的人，应该受上赏（见《先秦诸子军事论译注》下册第871-872页）。

    九、人武器地势结合胜

    《吕氏春秋·简选》篇阐扬了人、武器和地势险阻相结合而制胜的军事战略思想。

    《简选》篇首先阐明了选择精兵良将和坚甲利兵的重要意义。《简选》篇说：如今人们有这们的言论说：“驱赶普通市井之民去作战，也可以战胜他人的待遇优厚和训练有素的士兵；老弱或疲惫之人，也可以战胜他人的精锐武士；流民、罪犯一类的乌合之众，也可以战胜他人纪律严明、整齐有序的阵势；拿起大锄头甚至随便什么木棍子，也可以战胜他人的锋利兵器。”这是对军事一窍不通的人的议论。如果这里有一把利剑，用它来刺杀没有刺中，用它来投掷没有掷到远处，它跟一把无用的钝剑没什么区别。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战斗可以用钝剑，那就不对了。又比如挑选训练了一批精锐士兵，装备了锐利的武器，行军没有按时到达，冲锋没完成任务，跟素质极差的战士没有区别。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战斗可以使用素质极差的士兵，那就不对了。王子庆忌和陈年，尚且希望自己的剑是极其锐利的。有了经过挑选训练的士卒，有了锋利的武器，再选拔贤能的将领去统率这支军队，古时候就有凭这个成就了王业、凭这个成就了霸业的人，商汤、周武王和齐桓公、晋文公、吴王阖庐就是例子。

    最后，《简选》篇“用精兵、良将、锐利兵器和地势险阻四者的结合，作为制胜敌人的一个完整的策略思想提出来，体现了重视主观能动性、不把希望寄托在难以把握的‘时机’上面的精神；也反映了战国末期武器的进步（在战争中的作用更加重要）和军事思想的发展（更加重视军队的正规训练）。”（邱少华、牛鸿恩《先秦诸子军事论译注》下册第849页）《简选》篇指出：“故凡兵势险阻，欲其便也；兵甲器械，欲其利也；选练角材，欲其精也；统率士民，欲其教也。此四者，义兵之助也。时变之应也，不可为而不足专恃。此胜之一策也。”意思是说，所以，大凡用兵取势，依托山水险阻，就要它攻守方便；兵器铠甲和装备，就要它坚利；选择培养大小将佐，就要达到精良；统率的士兵，就要经过教练。这四个条件，是义兵的支柱。对于时机变化的种种反应，不是全都可以凭主观人为的，更不能单靠着它。[上述险阻之便，兵械之利，将佐之精，士卒之教四个条件，]才是制敌决胜的一种可贵的策略思想。

    十、义兵胜

    义兵胜，这是《吕氏春秋》中阐扬的一个重要的军事战略思想。正如邱少华、牛鸿恩所指出的那样：义兵论，“这大概是《吕氏春秋》兵论中最精彩、最富于创见、也最能体现编撰这部书的政治目的的内容之一。”（《先秦诸子军事论译注》下册第816页）邱少华、牛鸿恩的论断是对的。

    用武力征服天下，武力统一天下，这是秦国坚定不移的军事战略目标。为了从军事理论上论证秦国军事战略的必要性和正确性，《吕氏春秋》强调，战争与人类社会俱生，是不可禁止的，“故古之圣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吕氏春秋·荡兵》）《吕氏春秋·荡兵》还指出：“有以用兵丧其国者，欲偃天下之兵，悖。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然，善用之则为福，不能用之则为祸。若用药者然，得良药则活人，得恶药则杀人。义兵之为天下良药也亦大矣。”《吕氏春秋·振乱》认为，天下混浊，人民痛苦，最好的救乱方法，就是兴义兵，伐无道。“攻无道而伐不义”，“福莫大焉”，“利莫厚焉”。《振乱》篇同时抨击了墨家学派的非攻和救守学说，认为救援守卫只能有损于义战，而有利于无道。“为天下之长患、致黔首之大害者，若说为深。”还说，“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义，攻伐不可，救守不可。”

    《吕氏春秋·怀宠》篇论述了正义之兵必然能取得攻战的胜利，必然能获得人民的拥护的道理。

    什么样的兵才是义兵呢？《怀宠》篇说：“兵入于敌之境，则民之所庇矣，黔首知不死矣。至于国邑之郊，不虐五谷，不掘坟墓，不伐树木，不烧积聚，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得民虏奉而题归之，以彰好恶；信与民期，以夺敌资。若此而犹有忧恨冒疾遂过不听者，虽行武焉亦可矣。”

    义兵要师出有名。《怀宠》篇指出；“先发声出号曰：‘兵之来也，以救民之死。子之在上无道，据傲荒怠，贪戾虐众，恣睢自用也，辟远圣制，謷丑先王，排訾旧典，上不顺天，下不惠民，征敛无期，求索无厌，罪杀不辜，庆赏不当。若此者，天之所诛也，人之所雠也，不当为君。今兵之来也，将以诛不当为君者也，以除民之雠而顺天之道也。民有逆天之道、卫人之雠者，身死家戮不赦。有能以家听者，禄之以家；以里听者，禄之以里；以乡听者，禄之以乡；以邑听者，禄之以邑；以国听者，禄之以国。’”

    义兵攻克敌国之后怎么办？《怀宠》篇说：“故克其国不及其民，独诛所诛而已矣。举其秀士而封侯之，选其贤良而尊显之，求其孤寡而振恤之，见其长志而敬礼之。皆益其禄，加其级。论其罪人而救出之；分府库之金，散仓禀之粟，以镇抚其众，不私其财；问其丛社大祠，民之所不欲废者而复兴之，曲加其祀礼。是以贤者荣其名，而长老说其礼，民怀其德。”

    义兵所到之处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呢？那就是，“邻国之民归之若流水，诛国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远，得民滋众，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吕氏春秋·怀宠》）

    《吕氏春秋·论威》中鲜明地提出了几个与义兵胜论有关的军事观点。邱少华、牛鸿恩归纳为三点：

    用作者所说的“义”，来统一全军将士的思想，使他们有一致的生死观、荣辱观，能把军令看得重于天下，贵于天子，这样的军队就所向无敌。这是“义”之威产生“令”之威，由“令”之威产生“兵”之威。二、作者极力提倡快速与先手，认为快速与先手是制敌决胜的根本手段：“疾急捷先，此所以决义兵之胜也。”为了争快速，争先手，文章还强调一种奋不顾身、一往无前的拼杀精神。这也是一种威，足以夺敌人之魄的威，它自然也是源于“义”，源于一致的生死观和荣辱观。三、本人（文）提到兵是凶器，勇是凶德，用兵是不得已之事；同时又指出：“杀，所以生之也。”把杀人和救人统一起来了，符合辩证法思想（《先秦诸子军事论译注》下册第841-842页）。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