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葵

    老郑的盘算是，先给儿子找家政府单位去实习，熟悉熟悉工作环境，等到秋天再参加公务员大考。总之一定要当公务员，必须当！今年不行明年，明年不行后年。

    老郑的儿子倒不以为然。老爹常为此事唠唠叨叨，儿子会不耐烦，有天没忍住，脱口而出讽刺他：您当这是愚公移山呢？什么今年不行明年、明年不行后年的……老郑一时有点儿蒙，张口结舌，不过很快眨巴眨巴小眼睛，坚定地说：叫你说对了，就是愚公移山！

    20世纪50年代末，老郑生在农村。70年代，像许多与他同年的农村青年一样，为了“农转非”参了军。白驹过隙，转眼退伍了，到京城某公家单位当了个科员，稳稳当当喝茶看报。开始还挺美，后来，经商大潮涌起，同村的一个青年外出做买卖，成了万元户。这事儿刺激了老郑。

    一个月黑风高夜，老郑躺在床上瞪着天花板，彻夜未合眼，心算了一本小账——喝茶看报是舒坦，可十年不吃不喝，能不能攒下10万块都没准儿。自己怎么也比那位同村青年脑子好使吧？他连算盘都不会打，计算器没用过，心算就更甭提了，他都迅速发家致了富，我怎能自甘堕落？

    一夜考虑的结果，老郑放弃公职；自我“流放”成了个体户，选的营生，是包工头。仗着当了几年基建工程兵，对建材市场熟门熟路，部队的营长、团长什么的，家里又都正待装修，而老郑家乡在江苏，江苏人一向以做活儿细致出名……天时地利，就这么定了。

    不到两年，老郑超过了同村万元户青年，成了村里的首富。老郑荣归故里，修了祖坟，续了家谱，家里摆了流水席，大鱼大肉全村人敞开吃，老郑美的呀。

    老郑揽的活儿越来越大，从家庭装修到楼堂馆所，从分包工程到总包工程，挣得也越来越多，俨然成了个做大买卖的。老郑在北京成了家，生了儿子，住房越换越好。新房子住着，旧房子不卖，租给同乡出来打拼的人。

    看似生活越来越好，可老郑渐渐有点困惑，晚上一到家，越来越疲惫，越来越没心气儿。年龄增长只是原因之一，更主要的是为了揽更大的活儿，老郑需要和越来越大的单位、越来越大的官打交道。原来是科长，后来是处长，再后来，甚至是局长。而每迈一个台阶就意味着，老郑赔出的笑脸越来越假，花在送礼公关上的钱越来越多。就这，人家的脸色还越来越黑，“甲方”越来越不好伺候了。

    原来老郑也累，不过只是身体累；现在身体照累，心更累。心累又直接影响身体，顿顿要请人吃喝，每喝又必醉，否则甲方不派活儿。老郑血脂高了，还得了糖尿病，摁摁小腿，一个大坑儿就陷下去，肿得不成个样子。老郑觉得，自己眼睛越来越小了，那是天天逢迎各级领导干部，挤笑容挤的，眼部周围的肌肉都快痉挛了。

    可是，放弃么？老郑没那魄力。儿子还小。况且自己是农民出身，京城没根基。虽说挣了不少钱，但心里总不踏实，何况儿子还在上学。再苦不能苦儿子，老郑继续熬。

    开始是想，再熬几年，儿子大学毕业工作了，就退休不干了。后来某一天，老郑看着儿子拿回来的成绩单，上边一堆喜庆数字，陡然想到：要让儿子去当公务员！只要是公务员，就有机会做各种“甲方”。老子当了那么多年“乙方”受的气、挨的苦，儿子一定要当甲方挣回来。必须这样。

    现在，老郑最大的梦想是，和生意圈的朋友们聊天时，自己能一脸自豪地说：不行我帮着问问我家少爷？我家少爷现在可是公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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