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9月13日,对于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泉江镇下坑村村民来说,是个永生难忘的日子。因为这天下午的雨非常古怪,先是像怨妇的眼泪,婆娑出一种初秋的飘逸,可不久之后,细柔的雨丝便茁壮成山中的苦竹,那么生硬,毕直地往地下插去。下坑村下塘小组的村民黄大波透过只装了木框、弥漫着水汽的窗户往外望去,只见天地间长满了密匝匝的“竹林”,“竹林”泛着银白,在四溅的水花和缭绕的雾气中显现出罕见的壮观和由此而生的磅礴之美。这密集的雨柱仿佛和下塘小组卯上了劲儿,霸气地撑住了那片铅灰的天空。时间,就在这雨柱的屹立中悄然滑过,一眨眼到了深夜。黄大波被哗哗的雨声搅得心神不定,他从那幢还没完工的新房里走出,拧亮了大号手电筒。眼前的景象让他非常吃惊。密集的雨点噼哩啪啦地倾泄而下,在院坪上激起了无数铜钱大的水花,宛如春花绽放,用脚试了试,院坪上的积水起码有半尺深。这时他舒了口气,庆幸自己和妻子吴月香的年轻和敏捷。要不是赶在下雨前抢先把堆在院坪上的木料搬进了屋,被这豪雨一淋,木料透心湿,晾一个夏天也干不透,到时延误新房的工期不说,质量也要受影响。可惜那些沙子石灰没及时运进屋,如今它们和浊黄的积水做了一处,倒也浑然一体。他伸头看了看那圈手电筒投下的昏黄光晕,有些纳闷雨丝在手电光里何以会发出如此晶莹的亮光,还有院坪积水里浮着的草木枝柯,它们随波逐流出几分兴奋,似乎很高兴老天给了它们离开山坡到处闲逛的机会。
今年什么鬼天,这样下雨!
他嘀咕着,同时听见内心的一声叹息。大波,这是老天爷在罚我们呀!不然怎么会让我们生在这样一个地方呢?这不仅是他的疑惑,也是他所在的下塘小组20多户人家、90多位村民共同的疑惑。
下塘小组所在的下坑村位于泉江镇的罗霄山脉深处,共有10个村民小组,呈线状颁布在一条大山坑的两侧。山坑底部有条小河奔腾而下,给寂静的群山带来几许喧闹。河两旁是海拔500米左右的山峰,虽说山形不是那么陡峭,茂林秀竹间也透出南方山峦特有的灵秀,可对于下塘村民小组的村民来说,那些兀立的山峰因为因为与房屋挨得太近而显出几分险峻和压抑。下坑村地无三尺平,人均二分地,且大多是亩产很低的冷浆田,村民们平常靠伐木为生。距乡政府10公里的下坑村不通公路,村人只有依靠自己的“11”号“车”翻山越岭。崎岖的山路羊肠子般挂在起伏的山峦间,那抹在浓绿中时隐时现的灰白路面如同天边的白云,美而缥缈,让行走其间的人觉得目的地遥不可及,赴一次墟来回得走四、五小时,对村民们来说是种体力和耐力的考验。年轻力壮的还过得去,老人小孩可就受苦了。听着他们沉重的脚步和叹息,黄大波常常会对上苍生出一份疑问:一样的米谷,一样的生命,为什么我们这些人必须生活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
黄大波完全有权质问据说是公平、公正、公允、恩惠普施众生的上苍,原因是他生长的泉江镇南溪村比下塘村更偏僻,且山势陡峭,根本没有可以耕种的田地,山民们完全靠山林为生。虽说靠山吃山,可十年二十年才能成材的树林,又如何能支撑起山民们日复一日的生计呢?更何况黄大波还有三个和他一样能吃能喝的兄弟!在黄大波的印象中,家里真穷啊,一年难得半年粮,另外半年要靠芋头薯丝青菜撑肚子。有时爬一道山梁,吐几口绿色的口水,肚里的东西就空了,他常常饿得前胸贴后背。从小到大的衣服都是补丁叠补丁,家里除了几张硬木床,几张粗木板钉的桌椅柜子就别无长物了。眼看孩子们一天天长大,到了该娶妻生子的年龄了,黄大波的父母只有仰天长叹的份儿了。无奈之下,1988年,黄大波顶着舆论的压力,翻过一个山头,给下塘村的吴家村当了上门女婿。所幸的是岳父、岳母对他很好,妻子吴月香也温柔贤惠。1989年和1990年,黄大波和吴月香连着生了二个儿子,一家六口过着辛苦、贫寒却和睦、温馨的生活。孩子稍大些,黄大波和吴月香双双外出打工,节衣缩食的省下了一笔钱。2002年夏季,他们在山脚下挖了块地,开始圆自己一辈子的新房梦。
由于山高路远,建房用的材料不易运输,房子建造的速度很慢,但这并不影响黄大波随着新房高度增长而趋高涨的幸福指数:上下两层的新房钢筋水泥结构,高大宽敞,还有阳台,到时13岁的大儿子和12岁的小儿子各有一间住房,这样他们也就不会像原来那样为了争靠窗的床位而打架。年老的岳父、岳母也有自己独立的卧室,老俩口偶尔拉拉手、说说体己话也无需避人眼目了。当然,他和妻子也有了自己的私密空间……
黄大波和妻子吴月香商定,等新房建好后他们再打几年工,争取为家里买上大彩电、大冰箱和摩托车,可能的话,将二层楼房升为三层或四层,这样二个儿子结婚的房子也有了。为人父母就得这样精打细算、步步为营地为孩子构筑未来啊!
黄大波很感谢善良的岳父、岳母。自从他“上门”后,两老对他视如己出,对两个外孙更是疼爱有加。他和妻子外出打工时,两老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有时看着他们疲惫的身影和树皮般粗糙的双手,黄大波会鼻酸,所以,只要他和妻子在家,小俩口就包揽了所有的活计,两位老人也好喘口气。
不过,2002年的夏季直到9月份,尽管黄大波和妻子吴月香都在家,黄大波的岳父母还是很累,因为7月份开始建房,家里请了四个泥工、一个木工,黄大波和吴月香要在工地上照应帮忙,做饭洗衣照顾孩子这些事就落在了黄大波的岳父母身上。老俩口毕竟七十多了,白天咬牙扛着,一入夜就腰酸腿软眼发花,这时候只觉得床最亲了。9月13号这天,两位老人像往常一样在老房子里带着孩子早早睡下了,累了一天的四位泥工和一位木工也枕着风声雨声入了梦乡。黄大波和吴月香夫妻俩则在只盖了一层半的新屋里歇息,守着那些用血汗钱买来的基建材料,同时畅谈着未来。
大波,等新房建好了我们拍套结婚照吧!到时挂在墙上肯定很好看。
吴月香扳着黄大波的肩,期待地说。黄大波看了看妻子晒得黧黑的脸,心里一疼,忙微笑着点头:好啊!
妻子又说:房子盖两层就够了,以后有钱我们到镇上买房去。
黄大波不吭声了。一者在镇上买房对他来说太遥远,二来他对下塘还真有实在的感情。在他看来,县城和墟镇的人不如下塘村的人那么有福气:天刚刚亮,勤劳的鸟儿便用婉转的歌喉唤出了太阳,晨曦中满眼的树木闪耀着翠玉般的光彩,沾着露水的空气散逸出淡远的芬芳。那是树的体味,那是草的气息,那是花的香氛。还有那让城里人羡慕的负氧离子,据说可以强身健体。是个好地方呵——假如政府能够开一条马路到村里来的话,这下塘村就跟天堂差不多了!
可惜,这只能是一种比妄想还要妄想的白日梦!现在修路的成本每公里动辄百万元、千万元,对于财力并不雄厚的泉江镇政府而言,再有想像力的人也只能将这种计划列为难以企及的奢望抑或迷梦。
所以,黄大波和下坑村其他村民一样,最终还是认了命,并以一种认命之后的安心踏实地劳作着、生活着。
直到这一天——2002年9月13日。
“13”这个数字对于不熟悉西方文化的下坑村下塘小组的村民来说并没有什么不祥的意味。然而当那天的罕见大雨持续了几个小时之后,一些比较敏感的人开始忧心忡忡:遂川是一个地质灾害频发县,暴雨时常导致山体滑坡,这样大的降雨量,山上的泥土很容易松软,万一塌方怎么办?
那天深夜,当黄大波手持电筒站在院子里的积水中时,脑海里的某根弦霎时绷紧了。因为噼啪的雨声中,他似乎听见了一种隐约、低沉的轰鸣。他侧耳听了一会儿,神色大变,忙飞快跑回房间,推醒了睡得正香的妻子月香。
你怎么啦?
睡眼朦胧中看见穿着雨衣、浑身是水的丈夫,月香不由得打了个激愣。
月香,我们得赶快上老屋把爸妈他们喊起来。
现在?
吴月香正想问个究竟,黄大波已经拎起墙角的铜锣,箭似的射入了黑暗中。粗大的雨点打得他的脸生疼,眼睛也睁不开,他跌跌撞撞地跑着,一边敲响了手中的铜锣:“乡亲们,快起来呀,山要塌了!”
“爸、妈,你们快出来呀!”
身后的风雨中飘来了吴月香的嘶喊,黄大波用力敲着铜锣,咣—咣—咣!浑厚的锣声撕破了浓稠的夜色和密实的雨帘,再加上黄大波夫妻俩颤抖的喊声,原本安静得近乎寂静的下塘小组立时陷入了惊恐中。一时间人喊狗吠,鸡飞鸭跳。这时黄大波发现刚才隐约的鸣声正像临盆女人的阵痛,越来越分明了。他的双脚仿佛灌满了铅,心扑通扑通地往上蹦,声音里长满了毛刺,飞出时将他的咽喉粘膜划得伤痕累累:
爸、妈,你们快带着细鬼出来呀!快——!
一股风雨呛住了黄大波,他咳嗽起来。所幸的是在那道银白的闪电中,他看见了自家那几间低矮的老屋正安静地蜷在山脚下,仿佛一块被孩子丢弃的积木在风雨中委屈着。黄大波悬着的心倏地放回了胸腔,脚步也轻快了许多。
爸、妈,你们快出来呀!
他边喊边冲,刚到院坪上,那股沉闷的响声就倏地刺入了耳中,接着似有股摧枯拉朽的神力将山体掀动,随着地面的一阵颤抖,老屋奇怪地消失了,眼前是一片浑黄间杂着鲜红的泥土。泥土里桠桠杈杈的树枝仿佛死人身上的毛发,繁茂出无言的恐怖。
“咣!”锣掉落在地,发出的响声将黄大波从惊惧中拽回。他扑到那堆似乎还冒着热气、如同血肉的泥土上,疯子似的扒着:爸、妈、大毛、二毛!你们在哪儿呀?
不一会儿,妻子吴月香哀嚎着扑过来,母兽一般地挖着泥土:大毛、二毛,妈妈来了!你们、你们等着啊!
似乎是被眼前的惨剧惊动,老天开始频频地闪电。青白的闪电如同巨龙、仿佛怪蛇,将铁幕般的夜空撕裂,给大地留下闪闪烁烁的几片亮光。惊魂甫定的村民们陆续赶到塌方现场,和焦灼的黄大波、吴月香夫妇一起拼命地挖掘着。他们挖啊挖啊,挖断了锄头柄、挖断了铁锹把,磨破了手指尖、擦伤了脚后跟,时间在这种挖掘中静止,悲伤在这种挖掘中凝固,挖掘时的皮肉之痛最终全部化作了心头之恸——全村人的连夜奋战只换回了九具遗体!那是黄大波慈祥善良的岳父母,是吴月香心头永远活泼可爱的大毛、二毛,是吃苦耐劳的四位泥工师傅,是诙谐机智的木工师傅!透过那层薄薄的泥浆,依稀可见他们安祥的遗容。他们天天以山为伴,从没想到有朝一日大山会以这种方式将他们揽入自己的怀抱。来于尘土归于尘土,这本是所有人最终的结局,可当它以这种突袭的方式出现时,再理智、再坚强的人也难以摆脱由此造成的悲恸与伤害。晨曦伤心得变成了惨白的银箔,小心翼翼地盖在那九具裹满泥土、宛若泥塑的遗体上,大山像是知道自己错了,翠绿中滴答出浓浓的忧伤和悔恨。满山的鸟儿静静地站在树梢,不忍用自己优美的咕哝打搅跌坐在尸体旁,哀恸之极的黄大波和吴月香夫妇。
爸爸、妈妈啊!我的大毛、二毛!……
浑身泥水的吴月香一会儿推推老父亲,一会儿喊着老母亲,接着又去拽二个儿子的手,试图将他们唤醒。那份惨状,即使石人也会落泪。乡亲们拉住了要撞石头的吴月香,吴月香哭昏在地。那沾着血泪的哭声让日月失色,令天地同悲。黄大波十指上的鲜血已经凝结成黑色的血泥,他抖索着伸出手去,轻轻地抚摸着二个儿子的脸庞。泥浆如同薄膜,将他们稚嫩的脸裹出了一层沧桑。冰冷的肌肤刺痛了黄大波的手指和心脏,他扑倒在二个儿子身上。13岁的老大在村小读四年级,12岁的老二在读三年级,他们都是懂事、听话、勤奋的乖孩子。就在昨晚,他和妻子还在规划他们的未来,如今却阴阳隔界、人鬼殊途,这样的巨变击碎了黄大波这位山里汉子的坚强,他仰天长啸起来,如同一只受伤的狼!
啊——!啊——!啊——!
黄大波惨痛的呼喊激击了大山的回音,回音很微弱,旋即就被哀恸的哭声淹没。悲愤的黄大波拼命地踢着那貌似松软、实则狠毒的泥土,他恨这些泥土,他恨那些山峰。他觉得自己被大山欺骗、被大山愚弄了。他们全家一直与山为邻,甚至以山为友、以山为傲,谁料到大山会以这样的方式回报人们对他的热爱呢?一夕间失去双亲和两个孩子的吴月香心如刀绞,黄大波也被悲伤淹没,夫妻俩从此生活在愁云惨雾中。埋葬完亲人后,他们俩坐在坟前久久不肯离去。他们的目光越过树木投向了远方。远方仍是山,翠绿的山,青黛的山,雾气缭绕的山,层层叠叠的山。那些山峰有的尖峭有的斜缓,连绵不尽地延伸到天边,一眼望去,尤如丛丛簇簇的浪花在大海中奔涌、起伏,又似无数的愁怨堆结在天地间,让他们看不到未来和希望。
大毛、二毛,我们生活在这样的地方命苦啊!要不然你们也不会就这样子走了哇……
吴月香的喃喃自语惊起了身旁树上的一只小鸟,小鸟扑翅朝着玫瑰色的远方飞去,带着黄大波、吴月香的伤痛,也捎去了他俩的企盼和希望。不久,他们夫妻二人黯然离开了贫瘠、美丽的下坑村下塘小组,消失在南方某座都市的滚滚红尘中。九年间他们只回来扫过几次墓,每次都来去匆匆,生恐时间一长心中的噩梦会再次苏醒。
我想,当他们在南国都市的云彩下回望故乡的群山时,山中那只小鸟是否还记得他们悲伤的眼泪呢?不知,不知。依稀间只见小鸟美丽而虚幻,浑身闪着金光,奇异得如同时下大热的3D影片中的角色。
不错,这只小鸟的确是文学的产物。我臆想这只小鸟的目的是试图将双眸安放在它的双翼间,借助它貌似轻盈、实则艰辛的飞翔,从而把我的思线投射在遂川的邻县、万安库区的一座孤岛上。
孤岛人家的哀叹
那座孤岛原来是一座山的山尖。当它还是一座完完全全的山时,山峰上只有树林和我刚才臆想的那只小鸟及其它鸟类、兽类、昆虫、蛇,那时它是自然的净土。偶尔的人类足迹还不足以惊扰它亘古以来宁静的梦境。山以山的形态真实地存在着,自然中透着骄傲。
忽然有一天,确切地说,是1990年的某一天,生活在山脚下的野兽、蛇类和鸟儿纷纷逃至峰顶,然后以惊恐的目光注视着那滚滚而来的洪水。是世界末日吗?动物们当然不明白,突如其来的洪水不是什么灾难,而是人们蓄意为之的库区蓄水。那一年,作为国家二级水库的万安库区开始蓄水。原先居住在万安县棉津乡的张国庆一家必须搬迁。张国庆的父亲是个倔性子,他热爱养生他的这方土地,不愿背井离乡。他看中了库区中间的一座小岛。当那座小岛还是山峰时,张国庆父亲的目光曾经像片云彩似的在上面做过短暂的停留,并由衷地生出一份对自然的敬畏。可当高高的山峰变成海拔很低的小岛之后,张国庆的父亲忽然发现它已没了原先的那种险峻,浑圆的山形如同午后的牛脊,它和缓地卧在碧绿的水面,又似美妇诱人的乳峰,闪耀着母性的光辉。山林间偶尔显露的平坦让他看到了耕作的可能和收获的希望,于是他对乡干部说,自己一家不到政府安排的安置地去了,他们要在这座离原来的村庄不远的小岛上开创新的生活。
就这样,张国庆一家在20世纪90年代突然过上了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小岛浮在碧波中,远看华盖亭亭、风光旖旎,近看树木葱茏、鸟语花香,尤如世外桃源般静美。可一旦置身其中了,小岛就如洗尽铅华后的迟暮美人,露出诸多令人感叹的斑驳——小岛不通水电不通道路,方圆十几里杳无人烟,离岛半步就得坐船。去县城要开40分钟船,到乡政府要开20分钟船,柔美的水域成为囚禁张国庆一家的牢笼,让他们苦不堪言!
感谢共产党,感谢政府的移民扶贫。如果不是县扶贫办同志的帮忙,把我们迁出来,我们一家就成野人了!
2010年7月下旬的一个双休日,我在万安县棠溪移民点采访,一个中年男子主动跑过来说要为我提供素材。他从另一个被采访者手中抢过采访机时,口里就说着上述两句话。时近正午,阳光从头顶直射下来,我看见了他眼中晶莹的泪花。然后,他坐在竹椅上,絮絮地和我说了半个多小时的话。通过这番交谈,我发现他是个感情充沛的人,因为叙述时他多次眼红鼻酸。
我不是一个爱哭的人,可是讲起以前在岛上的生活,再对比现在,我真的想哭。以前,那真是太苦了,现在,我,我感谢党、感谢政府。
受访时他多次插入这段偶然间听见绝对觉得矫情的话,接着哽咽好几分钟。至于吗?记得当时曾有这样的想法掠过我的脑海。可随着采访的深入,我立马理解了他的激动和脆弱。
那座孤岛是张国庆心中一道深深的伤口,不能提、不能碰。一提一碰就出血,就疼。现在回想起来他仍感到不可思议,因为1990年至2003年,他和父母亲、外公、妹妹、妻子和儿子居然自觉自愿地成了孤岛的囚徒。七口之家挤在贷款建起的窄小房子里,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的生活。小岛由山峰摇身变成,可耕种的土地不多,但张国庆和父亲、妻子还是用辛勤的汗水开垦出了六亩多田,种上了应季的农作物。无奈孤岛上人迹罕至,野猪猖獗,种的水稻、花生、红薯全成了野猪的美餐,无法收获,他和父亲只好临时学起了捕鱼。库区面积大,水深,鱼很难捕,最多时一天只能捞获十多斤鱼,少则几斤,有时甚至空手而回。捞了鱼后他得赶紧送到乡镇的集市上批发给鱼贩子,否则鱼死了就卖不出去了,只好自己吃。由于生活苦,买不起油,那些鱼放锅里煮煮就算一道菜,张国庆说那些年全家吃白煮鱼吃怕了。但吃的同时又深感庆幸:有鱼吃总比挨饿要好啊!那时尽管他和父亲拼死拼活地干活,所得却只够全家吃半年,剩下的只能瓜菜代、死鱼代,真是一天不得一天过。由于穷,妹妹没能读书,儿子要上学了也没学校可去,张国庆只好让他在水边玩。当然,儿子刚学会走路他就担任了游泳教练。
我那时天天提心吊胆,怕儿子出事啊!你说什么?噢,除了我外公和我妈、我爸他们老了学不动了,我和我妹妹、我老婆、我儿子都学会了游泳。生活在那个出门就是水的地方,不会游泳等于死了一半。那时啊,我最怕下雨了。
张国庆提起水和雨就心有余悸。水的柔软在他眼中无异于温柔陷阱,而雨的袅娜更使他觉得恐怖。那时他家门口有一条山沟,晴时没什么,可只要一下大雨,山沟就变成了泄洪渠。有一年夏天山洪暴发,他和父亲、妹妹、妻子正好离开了小岛,只有老母亲带着小儿子在家。浊黄的洪水挟裹着沙石、树枝咆哮着从房屋两旁冲下,不一会儿山沟里就浊浪滚滚了。张国庆的老母亲吓得抱着哇哇大哭的孙儿躲在了门后。
奶奶,我们是不是要被冲到水里喂鱼啊?孙儿边哭边问。
张国庆的老母亲其时已被巨龙般的水柱震得心魄俱惊。事后她根本记不起自己说了什么,只晓得自己搂着孙儿全身发抖、满脸是水,也不晓得是泪水还是雨水。山洪的吼声仿佛怪兽齐鸣,房屋震颤着,门窗格格作响。张国庆的老母不由得仰天大喊:老天爷,你开开眼,帮帮我们呀!
老天爷那时大概在打盹,没能听见老人家的声音,倒是水龙王发了些许的慈悲,没把房屋卷入水中,算是放了老人家一马。
那天真的很险,我娘以为自己活不了啦,要是洪水把屋基冲坏,房子一塌,她们就真的要被冲到河里喂鱼了!那次回家看到我娘和儿子浑身筛糠的样子,我们全家人都哭了。
张国庆从那以后不喜欢雨天,对岛民生活的艰难也越来越感痛切。1998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半夜二、三点钟的样子,张国庆的父亲突发脑溢血。正巧那天张国庆开船离开了,山上不通电,也没手机,张国庆的母亲急得跳脚,忙让儿媳看着孙子,自己走了一个多小时的山路,撕破喉咙喊醒了隔岸的一位渔民,借了他的小竹筏,折腾了半天才找到泊在别处的张国庆。张国庆慌忙赶回家,将父亲送进了镇医院,镇医院说治不了,张国庆只好将老人家转送到县医院。尽管花了一大笔钱,可由于耽误得太久,老人家虽然得救了,却留下了痴呆的后遗症。
我爸是个很能干的人呐,平常身体也过硬,要是住得近,救得快,他现在应该没问题。可惜他傻了,好日子也不晓得过。唉!记者同志,我告诉你啊,我这条命也是捡回来的。1999年夏天,我在岛上砍柴火,一条蛇咬到了我的脚。当时我以为没什么,不久后就头晕嘴麻,人很难受。我老娘看我不得劲儿,问我怎么啦。我告诉她被蛇咬了。我老娘问我什么蛇,我把蛇的样子颜色跟她讲了,老人家一听吓坏了,说那蛇有毒,得赶快去医院。那时孩子还小,老婆走不开,也不会开机动船,老爸已经痴呆了,需要人照顾。没办法,我只好自己硬撑着把船开到了镇码头,摇摇摆摆地进了医院。医生说再晚一点蛇毒就要攻心了,到那时就是华佗再世也没什么办法。你说我这命不是捡回来的是什么?
张国庆说到这儿,眼睛又红了。13年的孤岛生活让他心生恐惧。他说除了怕雨、怕水之外,他还怕黑暗和安静。岛上不通电,一到夜晚伸手不见五指。虽然1995年他攒钱买了块蓄电池,可那昏黄的灯光根本照不透夜的黑暗。有段时间他会经常一个人呆在船上,然后启动船只,倾听发动机的吼声。那种轰鸣对他来说意味着正常社会的喧闹和人类的文明。
那儿真安静呀,除了鸟叫就是风吹树叶的声音。风大时如果坐在岸边,能听见水浪的拍岸声。水浪拍岸声有很多种,风大风小时不一样,有各自的规律和调调。那些年我听熟了,真的,记者同志,在那样的地方呆一天两天可以,住13年那就够呛了。晓得吧,有七、八年时间我没看过电视、也听不到广播,更读不到报纸,我不晓得政府和社会上发生了什么事。有时我想啊,要是那时我们一家人全没了,可能要好几个月才会有人晓得。真可怕!
现在的年轻人动不动就去北京、上海,还有的想出国,什么美国、日本,我那时最想去的地方就是我们原先在棉津的老家。可惜去不成喽,老家淹在了水底,除非变成鱼才能钻进去。其实我们在棉津老家的生活也很穷,有时没米下锅,但我们有邻居,每天出门能跟邻居说话。你们不要笑,能见到人,特别是像我们现在这样大家围坐在一起讲话是很幸福的事呐!
张国庆不满地瞪着旁边听了他的话发笑的村民两眼,表情极其认真。
记者同志,你别怪我话多,今天我就是要把心里的激动讲出来,我要感谢政府的移民扶贫政策。没有政府的移民扶贫,就没有我张国庆的今天。
说起移民扶贫,张国庆黢黑的脸上绽放出光彩,双眸也宝石般晶亮。
那是2003年初,张国庆开船出去卖鱼,偶尔听人讲起有移民扶贫这档子事,又听讲政府正好在石角湾那里开会研究这事儿,当时他兴奋得头发都飞起来了,立即赶到了石角湾,找到了修水县五丰乡的移民专干刘绍平。素来腼腆的张国庆这次成了话痨,他向刘绍平详细地介绍了自家的情况。刘绍平起先有些不相信,以为他夸大其词。张国庆马上向他发出邀请:改天你们到我家看看,看了你们就知道我没有夸大事实。刘绍平当时没说话,张国庆有些沮丧。但几天之后这沮丧就化作了喜悦。因为刘绍平领着乡扶贫办的几位同志到了岛上,亲自领略了“现代鲁宾逊”的生活滋味。临别时几位同志的眼圈不约而同地红了,表示一定会安置好张国庆一家。
2003年10月,我们搬到了五丰乡棠溪移民安置点。看着崭新、宽敞的楼房,还有干净、清爽的街道,特别是周围有那么多左邻右舍,我老娘和我老婆高兴得抹起了眼泪。孩子也特别高兴啊,他出生后从没见过这么干净的街道和这么多人。他起先有些怕,后来就天天在外面野,高兴啊!可怜我老爸什么也不晓得。我啊?我没哭,我那天一个人坐在厅堂里看电灯。这里的电灯太亮了!亮得我都不敢相信!
张国庆絮絮地说着,有时会忘了他人的存在。由于移民安置点的住户大多由多个迁出点的村民拼凑而成,尽管张国庆在这里住了七、八年,大多数邻居还是不知道他过去的艰辛。张国庆这会儿的现场直播版故事勾起了他们对从前生活的回忆,现场越来越安静,众人脸上的表情有些恍惚。我问张国庆他家在哪里,他返身指了指街边上那幢装修一新的二层楼房,憨厚的脸上露出自豪的笑容。为了这房子,他和妻子欠了一些债,但张国庆说他不怕。搬迁出来以后,他和妻子在移民扶贫办的帮助下找到了工作。如今他在移民点附近的绿丰纸厂上班,月薪二千多元。妻子钟小兰也在镇上打工,收入一千多元。
我们买了摩托车,家里有全套的家用电器,真的,跟你们城里人差不多。喏,你看,那是我老婆。
张国庆指着远处走过的一个中年妇女小声地说。那一刻他脸上的笑容非常甜蜜。刚才趁我换采访机电池的机会,他有些害羞地说,自己有今天除了感谢党和政府外,还得感谢她。
当时我在库区住,没人愿意嫁给我。后来亲戚把她介绍给了我,她家也在库区。其实她对我的家庭是不满意的,但她对我这个人还比较满意,所以就嫁给我了。要不是她,我现在肯定还在打单只。
钟小兰似乎感觉到了丈夫对她的惦记,远远的朝我们挥了挥手。看着她敏捷的身影,我想起张国庆说的一件事。1994年夏季的一天,他和新婚不久的钟小兰刚刚入睡,突然间听到屋顶一阵脆响,接着轰隆一声,屋瓦噼哩啪啦砸下来,吓得钟小兰搂着丈夫不停地打抖索。张国庆拿着大号电筒出去一看,原来是白天的大雨冲松了山土,发生了塌方,泥土把屋顶砸漏了。
如果再多一点泥土,位置再过来一些,你今天就见不到我了。那天我有自杀的想法。我想我是上辈子造多了恶,不然怎么会生活在这样的地方呢?
张国庆的叹喟和黄大波、吴月香的叹喟如出一辙。这不是英雄所见略同,是困惑所感略同。其实和他们有着一样困惑的大有人在,其中修水县农民杨均义就是其中的一位。
我是在修水县太阳升移民安置点看见杨均义的。这位脸色黎黑、身材削瘦的老人在修水县有一定的名气,其名气来源于他的六次搬家。在安土重迁的农民中,杨均义搬家的次数令人称奇。如果不了解内情,乍闻他“传奇”的人会将他看成一个生活浪漫的人。其实不然,他的每次搬家都非自愿,而是情势所近,不得不搬。
不断搬家的人
杨均义原本住在修水县乾隆山。传说乾隆下江南时曾到过该山,且心有所感,夜宿时欣然命笔,题诗一首,留下真迹藏在山下的陈姓人家里。更有甚者,有人还说乾隆本是陈家子,被人以狸猫换太子的手段送入了宫中,所以乾隆实际上是汉人云云。采访时有几个农民说得有鼻子有眼的,让我疑心他们错将金庸小说中陈家洛的身世移植到了乾隆山。乾隆山听上去颇有帝王风范,生活在其中又是另一番景象。山高、林密、田少、水冷、不便,诸多困难摆在山民们面前,但山民们并不介意。他们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在他们心中,那些斗笠丘冷浆田已被汗水浇灌成了高产良田,坎坷崎岖的鸡肠小道也踩成了羊肠小道。薯丝饭、谷壳火,老婆孩子热锅头,除了皇帝就是我!这句修水的民间俗语如实地折射出山民们安于现状的心态。住在乾隆山的杨均义当时也是这种心态。
总以为会在那儿住一辈子啦!哪晓得!唉!
提起让他闻名于乡野的搬家次数,杨均义满脸的无奈。1972修水年县在乾隆山脚下修田仑水库,杨均义所在的村庄正好是库区。经过几番动员和波折,1973年杨均义一家离开定居了上百年的故土,从坝内搬到了坝外。不久,村里让他去水库当管理员,杨均义又第二次搬家,从坝外搬到了坝上。1974年因为坝上的茅棚太小,容不下越来越多的人口,他和妻子咬牙借了点钱,自己动手,在坝北的山脚下建起了一座稍为宽敞些的茅棚。茅棚的墙是用茅草和了泥浆垒起来的,屋顶上盖的是杉树皮。刚住进去时还能遮风挡雨,半年之后杉皮顶开始漏雨,茅草墙开始透风,躺在家里跟睡在野外差不多,晴时能看到星星、月亮、云朵,雨时床头地面放着茶缸、脸盆、木桶,雨漏叮咚,敲得人心烦意乱。雨大了还必须将油纸盖在被子上,枕头上方绑一把伞,否则全身湿透。最难过的是冬天,即使夏季刚刚用泥巴糊过茅草墙,坚韧的寒风还是刀子似的剔进肉里,冷得人浑身哆嗦。所幸的是坝北山脚下只住了他们一家人,俯拾即是柴草,他们家的茅屋于是终日烟薰火燎,早上起来,大人小孩脸上全是烟渍,身上一股永远洗不干净的烟火味,仿佛悬挂经年的薰肉。尽管如此,全家老小还是很高兴、很知足。俗话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更何况他们的窝比狗窝强些,是草窝。草窝也是窝啊!
有了草窝,剩下来最大的难题是果腹了。为了对付全家人的吃喝,杨均义夫妻俩砍木头、打柴火卖,有时挖些药材,偶尔也到水库边悄悄地捞几网鱼卖给别人,否则单靠那几分挂壁田生产的粮食,全家人非饿死不可。
日子在苦熬慢熬中悄悄地过了两年,转眼间到了1976年。那年冬天雨水少,连续的晴天把山林草木晒得干透。杨均义让家人烤火时千万小心火烛,家人当然知晓利害,处处谨慎。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忽然有一天坝北的山林里冒起股浓烟,接着鲜艳的火舌忽啦啦席卷了半边天,动物们四处逃窜。杨均义领着惊慌的家人奔至坝上,这才躲过一劫,但他们赖以存身的茅房却被烧毁。望着焦黑的山坡和那堆曾经是自己家的灰烬,妻子呼天抢地,孩子们挤在一起,在山风中瑟瑟发抖。欲哭无泪的杨均义,携老牵小的来到水库堤坝的东边,在山脚下搭起了简陋的“人”字棚,对付着住了大半年,这才东挪西借地盖起了三间草房。这时孩子们渐渐大了,有的该上学了,杨均义的家庭负担越来越重。他时常站在草棚外望着天边发呆,不知自己何时才能盖起那种安全牢固的大瓦房。
老天爷,帮帮我们吧!
杨均义不信神佛,但那时他真的希望世上有神佛,能渡他们出苦海。可气的是,老天爷非但没帮他,反而又给了他一个残酷的打击。1980年夏天多雨,坝东发生了一场山体滑坡,杨均义的几间草房被埋得严严实实。好在事故发生在白天,全家老少都在野外,这才没有发生更大的不幸。
爸爸,我们前世是不是造多了恶?要不然老天爷怎么会这样对待我们呢?
孩子们天真的的疑问让杨均义无言以对。他不信佛,但他真的相信因果。有时躺在草棚里,倾听着山风的呼啸,或感受着袭人的寒气,他也在想这个问题。前世因后世果,莫非我前世真的作了恶,今世才得这种报应?
那时候真的好想哭,却怎么也哭不出来,只是觉得喉咙里有根棍子撑住了,讲不出话,觉得自己倒霉透了。我那时最大的梦想就是有几间泥墙的瓦房,旧房子也行啊,只要不漏雨、不透风就做得。
杨均义话不多,在我的再三逼问下,他才吭吭哧哧地讲了当时的心情和梦想。对于一个传统农民来说,土地和房子是他们的终极梦想,但那时的杨均义有什么呢?除了几个家人,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杨均义想到自己和家人的辛劳与努力,想到一直没有起色的生活,他解释不了原因,只有从“因”当中去求证“果”了,由此他相信自己是一个倒霉蛋。只有倒霉的人才会像他这样喝口凉水塞牙、吃块豆腐哽死,搬了5次家还在人世立不定脚跟!
那时做梦也没想到扶贫办会搞移民扶贫,让我们一家搬到太阳升定居点,住上现在这样的钢筋水泥楼房啊?你看,前头屋后的马路修得那样平整,夜晚有路灯,按下开关就有电,打开水龙头就有水,家里冰箱、洗衣机、电视机全有了,跟我们那时候比,现在过的简直是神仙日子!我是真的要感谢党和政府、感谢我们修水县移民办的赖波平主任。
杨均义这时的话明显多了起来了,他连着说了好几位县、乡移民扶贫办同志的名字,表情非常真挚。
写到这儿,那只曾经目睹黄大波和吴月香夫妻俩悲伤的眼泪的小鸟又从我笔下扑腾出来,它睁着两只小眼睛,调皮而专注地凝视着杨均义沧桑的脸颊和我摇动的笔尖,接着轻抖翅膀,飞入了天际那抹嫣红中。我知道它要带我去看一幅也许并不是宏大壮丽却绝对动人心魄的历史画卷——这是一幅时间跨度将近10年、空间范围横跨16万平方公里,涉及人数达30多万的家园迁徙图,更是一幅江西省委、省政府实施的惠民工程、德政工程实施图,也是一幅江西扶贫人心系百姓、开拓创新、甘于奉献、勇于牺牲,开创江西扶贫工作辉煌新时代的实景白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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