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美国思想库研究背景与意义

    2009年初，被媒体称之为“中国最高级别智库”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诞生，同年7月，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全球智库峰会”在北京召开，由此而带来的密集的媒体关注度和社会影响力，使得“思想库”这个词汇迅速进入了中国精英群体和普通公众的视野，进而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

    思想库也称智库(Think Tank)，这个词汇是舶来品，最早出现在二战时期的美国，是指战争期间美军用来讨论作战计划的保密室。后来泛指一切以政策研究为己任，以影响公共政策和舆论为目的的政策研究机构。思想库作为一个国家思想创新的动力和源头，一个国家软实力的象征，其意义已经超越了本身，成为影响世界政治、经济和全人类未来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思想库的发达程度也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

    从全球趋势看，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世界各国面临的内政、外交问题越来越复杂，从而促使政策制定者寻求政府体系以外的思想库的政策支持。20世纪70年代以来，思想库的数量不但在美国迅速增加，而且还在世界范围内发展起来。2009年初，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了《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根据他们对思想库的定义和评判标准，目前全球共有5 465家智库。从地区看，北美和西欧有3 080家，占总数的56. 35%，亚洲只有653家，占11. 95%。从国别看，美国有1 777家，其次是英国的283家和德国的186家，印度拥有121家智库，为亚洲最多，日本其次，拥有105家，中国大陆被认可的智库仅有74家。①而据中国学界的不完全统计，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已形成五大系统，共有研究机构2 500多个，专职研究人员3.5万，工作人员27万。这其中以政策研究为核心、以直接或间接服务政府为目的的“智库型”研究机构大概有2 000多家，数量甚至超过智库最发达的美国（王健君等，2009）18。

    我们暂且不论中美两国学者对于中国智库数量统计误差如此之大的原因在哪里，毫无疑问，美国思想库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全球最成熟的思想库市场。在世界各国智库当中，美国思想库对公共政策和舆论所发挥的影响力也是最大的，它不但影响美国公共政策和社会思潮，还对世界政治、经济的走向发挥着重大影响。美国学者保罗·迪克逊认为思想库是美国的第四种权利( Paul    Dick-son，1971)47，托马斯·戴伊则把思想库看作是“美国政治决策过程中一种发挥中心作用的协调机制(托马斯·戴伊，2003)。”

    从数量上来看，应该说中美两国都属于思想库发展的大国。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思想库发展与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步，至今只有30年左右的时间，尽管数量很多，但在影响力、创新能力和全球视野方面却与美国智库存在很大的差距。大多数中国思想库既不为政策制定者所重视，也不为公众所信任。特别是近年来，中国智库在关键领域中表现得并不尽如人意。2007年下半年美国次贷危机蔓延，面对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的宽慰之谈，中国大部分主流智库都相信了美国金融危机“是暂时的”，甚至提出“脱钩论”，公开强调“这只是美国的问题，对中国影响不大……”尽管类似误判和失策的根本原因不能完全归咎于智库，但中国智库在满足国家决策信①资料来源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思想库与公共社会项目”发布的报告。2008 The global go-to thinktanks： The    Leading Public Policy Research Organizations    In The World. http： //www. fpri. org/.

    息需求上的不足、缺位已是不争的事实（王健君等，2009）17。另外，中国思想库在国际舞台上话语权的缺失和影响力的弱小严重影响了中国软实力和国家形象的构建。或许，这也正是中美两国学者对于中国智库数量统计误差如此之大的原因。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随着中国逐渐成为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的重要因素，随着类似于金融危机、环境问题、反恐问题等全球性问题的增多，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问题日趋复杂，越来越需要具有思想创新能力和影响力的思想库的智力支持。因此，如何提升中国思想库的创新能力、产品（研究）质量，已经成为中国能否保持经济快速平稳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因素。建立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思想库，不仅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与责任。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思想库对政府决策的影响越来越大。特别是近几年来，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对思想库的重视程度也在不断提升。2004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明确指出：“使哲学社会科学界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尚前名等，2009）。”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①2009年3月20日，被媒体称之为“中国最高级别思想库”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英文名：Chin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xchanges，英文缩写：CCIEE)在北京正式成立。这是一家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管，经国家民政部登记注册，由中国政府最高决策层直接倡导，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自批示，由前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担任理事长，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担任执行副理事长，商务部前副部长魏建国担任秘书长，汇集了中国政界、商界、学界力量，并拥有5亿人民币研究基金作为强大后盾的思想库。②其目标是要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土壤中打造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思想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诞生标志着中国政府对思想①参见胡锦涛2007年10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http：//news．xinhuanet. com/newscenter/2007 - 10/24/content_6938568. htm②数据来源于笔者2009年5月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领导的谈话。

    库参与政府决策、保持思想的独立性和全球影响力拓展的强烈渴求。

    2007年至2009年，笔者作为教育部派出的首届“中美联合培养博士生”，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以访问研究员(Visiting Research Fellow)的身份，进行了为期一年半的以“美国思想库”为研究对象的访问研究。2009年初，作为思想库研究领域为数不多的学者之一，笔者应邀与清华一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主任肖耿博士一起，为国经中心高层领导和学者做了一次以“美国思想库现状以及中国智库的未来发展”为主题的演讲，并回答了他们的提问。之后笔者应邀以研究员的身份参与国经中心的核心运作以及国经中心在2009年7月举行的首届“全球智库峰会”的策划筹备工作。在这个过程中，笔者更加深刻、直观的体会到中国政界、学界对美国思想库的模糊点太多，对中国思想库未来发展的模糊点也太多，思想库研究在中国亟须得到重视和深入发展。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对美国思想库影响力进行深度分析和系统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从现实纬度上讲，首先，研究美国思想库的影响力将对中国思想库的发展和影响力的提升带来有益的启示和可直接借鉴的经验。美国思想库之所以能够在美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重大影响力与其舆论聚散核心地位、传播策略和其所处的政治、文化、经济环境，以及其在一个世纪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较为完善的运行机制是密不可分的。诚然，美国思想库影响力的产生依赖于其生存的特定土壤，中国智库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照搬美国模式。但是，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启示和借鉴，取其精华，从而寻找到一条提高中国思想库影响力的现实途径。本研究将为中国政府和思想库借鉴美国思想库发展经验，提高中国思想库的影响力提出独立思想和建议。

    其次，研究美国思想库影响力，考察其产生机制和传播策略以及渠道，将有助于中国廓清和加深对美国思想库的了解，从而在未来中美智库的交流与合作以及“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中更具主动性和策略性，通过影响美国思想库，进而影响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和美国社会舆论对中国的印象。随着中国经济全面崛起，国民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此时，中国不但需要在对外决策当中不出现问题，更需要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对于中国的判断不出现太大的偏差。中国可以借助美国智库已有渠道影响美国政府决策，培育美国精英和公众对于中国的好感，也可以在与美国智库的交流中为其提供正确、及时的信息，从而使这些智库做出有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决策。

    第三，从长远来看，美国思想库影响力研究对于提高中国公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推进中国民主政治进程以及社会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在美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社会公众可以通过直接投票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也可以通过思想库、利益集团、大众传媒等这些平台和渠道参与到政策制定过程中，而思想库在这其中占据了舆论中心和枢纽地位，是社会各界了解公共政策信息和参与政策制定的一个理想的平台和空间。对于中国公众而言，目前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渠道还相对较少，虽然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担当着政府与公众沟通的渠道，但由于网络的匿名性和海量信息，汇集在网络上的舆论往往带有很大情绪性和非理性成分，很多时候无法真正起到政策建议的作用，也无法全方位满足公众参与政策制定的需求，而思想库可以承担起这一影响政府决策理性渠道的作用。从长远来看，这将推进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并且有助于社会的稳定。

    从学术价值的纬度上来讲，虽然中国学界对美国思想库的研究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但是大部分研究始终停留在对资料进行翻译、整理和分析的基础上，缺乏在美国思想库的实地参与调查和系统研究，很多研究成果与美国思想库实际状况有一段距离，缺乏现实针对性和指导性。这一方面源于美国思想库作为一个特殊研究主体的难以接近性，另一方面源于中国学界对这一研究领域重要性的认识不足。由于中国学界思想库研究的滞后，也导致了在与西方思想库研究界的交流中，中国学界还不能拥有强大的话语权和定义权。除此之外，目前在思想库研究领域，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学界，对思想库展开系统研究的学者大都集中在政治学、公共政策学、国际关系学等学科领域。

    笔者基于实地调查和参与的关于美国思想库影响力的系统研究，一方面弥补了中国学界对美国思想库影响力系统研究的不足，另一方面试图弥补国际学界关于舆论学视角思想库影响力研究的空白。

    （第二节美国思想库研究现状

    就思想库研究而言，无论是西方学界还是中国学界起步都比较晚，研究成果不是特别丰富，而且大都从政治学、公共政策、国际关系的角度对思想库展开研究。

    另外，思想库研究的学者大部分都集中在美国。

    西方学界对思想库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至今已经形成了一套为学界所认可的思想库理论和传统。西方学者们在研究中虽然都对思想库影响舆论的功能有所提及，并且分析了思想库发挥影响力的渠道，也有的学者对思想库影响力的评估进行了研究，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学者从舆论学的视角切人，对思想库的影响力进行深入系统研究。中国学界对思想库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一批基于翻译、资料分析的著作和文章，但是，基于中国学界视角的深度研究也还非常少。

    西方的研究现状1971年，美国政治学家保罗·迪克逊( Paul    Dickson)出版了世界上第一本介绍美国思想库形成与发展的著作《思想库》。该书出版以后的20多年间，西方学术界关于思想库的重要研究论著一直不多。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随着思想库在政策过程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强，对思想库参与政策过程的研究才开始逐渐成为一门显学。

    而今，关于“思想库”的研究已经成为国际上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界的新热点，西方学界在近几十年间逐渐发展出一套较为成熟的思想库理论，初步形成了西方思想库研究领域的三个传统：历史路径、实证主义和国际比较研究。早期的研究基本都是针对思想库发展最成熟的美英两国思想库的历史分析，之后学术界逐渐出现了以观察当前思想库发展状况为主要目的实证研究，最近几年，国际比较研究也逐渐兴起。

    基于历史路径的分析方法，主要分析思想库兴起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和历史发展过程，以及对某一思想库的产生、发展历程进行案例研究。除了保罗·迪克逊的著作外，90年代初出现了几部各有侧重的历史路径的思想库研究著作。

    詹姆斯，史密斯(James Smith)在其1991年的重要著作《思想掮客：思想库和崛起的新政策精英》中，将目前在美国兴起的新政策精英群体的思想库专家称为“思想掮客”。他指出思想库专家在“思想的市场”中扮演着信息传播者和政策倡导者的角色。在此书中，他还对美国思想库得以兴盛的原因归结为基金会传统和政治体制。

    大卫，瑞奇(David Ricci)于1993年出版了《美国政治变革：新华盛顿和思想库的兴起》一书。大卫·瑞奇本身是著名思想库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瑞奇研究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思想库在华盛顿新政治文化中的兴起过程和思想库得以迅速发展的政治背景。在此书中，瑞奇认为评估思想库的影响力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近距离的观察了思想库的政策产出，从他们出版的书籍、召开的学术讨论会到早餐会，我也访问了很多思想库的学者和管理者们，希望他们能够告诉我思想库的影响力有多大。但是，我与思想库接触的越多，我越发明白没有人准确的知道思想库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少(David Ricci，1993)。”

    在实证研究方面，戴安·斯通(Diane Stone)于1996年出版了《俘获政治意象：

    思想库与政策过程》一书。在此书中，斯通采用案例法分析了思想库在政策过程中的影响力。她指出信息的交流在政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且对思想库的组织管理和信息传播网络进行了分析。

    杰姆斯·迈甘(James McGann)1995年出版了《公共政策研究产业中经费、学者和影响力的竞争》一书。在此书中，他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了七个美国思想库的基本数据，并对其进行了罗列比较。2005年，迈甘出版了一本类似于政策建议类的小册子《美国思想库和政策建议》，他对美国思想库进行了全景式的介绍，分析了思想库信息传播所采用的渠道并且把展现思想库影响力的指标分为：资源指标，如思想库的运营资金；学者水准；市场需求指标，如媒介曝光度、网络点击率等；影响指标，如政策制定者对思想库产品的评价等。

    加拿大学者唐纳德·阿贝尔森( Donald Abelson)在思想库研究方面做了深入的探索。在其1996年出版的《美国思想库及其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一书中，他以美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为大案例，详细分析了思想库参与政策决策的过程和机理，并对思想库发挥影响力的渠道进行了分析。2002年，他出版了《思想库重要吗？评估公共政策研究机构的影响力》一书。在对如何评估思想库的影响力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之后，阿贝尔森认为，思想库的影响力是无法测量的。2006年阿贝尔森又出版了《国会的理念》一书，在前两本书的研究基础上，阿贝尔森对美国思想库及其影响力进行了一次全面的研究和更进一步的探索，但是在影响力的问题上却始终未能有确定的结论。

    2004年，安德鲁·瑞奇(Andrew Rich)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了《思想库、公共政策和专家政治》。瑞奇在本书中采用了案例分析、数据分析和问卷调查的方法分析了不同类型思想库在政治过程中的角色和地位。

    随着思想库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的日益提升，各国学者也开始关注本国思想库的发展。目前国际比较研究应该说刚刚起步，基础意义上的比较研究主要有以下三本会议论文集：1996年美国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在日本举办世界思想库论坛，之后编辑出版了论文合集《民主社会中的思想库：另一种声音》(JeffreyTelgarsky et al，1996)。1998年，戴安·斯通等人在多年来美国政治研究协会召开的年会论文基础上，整理出版了《各国思想库：一个比较的路径》一书。2000年，杰姆斯·迈甘等人编辑出版了在西班牙召开的思想库会议论文集《思想库与公民社会：思想与行动的催化剂》。2008年10月，笔者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布了对中美智库的比较研究报告，并明确指出“对中美两国智库影响力进行比较研究的起点是抛却思想库是独立的还是官方的这一概念定义上的争论，美国智库以独立智库为主，中国智库以官方为主，两者各具优势和局限，并且都在各自的政治、经济、文化土壤中生存并发挥影响力。”①中国的研究现状目前，美国思想库研究逐渐成为中国学界关注的热点，但是美国思想库作为研究对象本身的特殊性和难以接近性，使得中国学者的大部分研究长期停留在资料分析、翻译整理阶段。近几年，随着关于美国思想库研究博士论文的不断出现，中国思想库研究整体水平也不断提高。但是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的论文和著作仍然很少。从研究视角上来看，研究思想库尤其是美国思想库的学者大多是从美国政治、国际关系、公共政策、外交关系的角度展开对思想库的研究。目前，从舆论学层面对美国思想库给予学术关注的，在笔者的视野范围之内只有两部著作。

    《社会舆论原理》一书把美国思想库定义为重要的舆论机构，并对其舆论传播做了简要分析（刘建明，2002）。在<；舆论学概论》中，美国思想库被视为与大众媒介相对的第二舆论机构（刘建明等，2009）。

    总体来看，国内有关思想库研究方面的书籍并不多，而有关美国思想库方面的专著就更少。1982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两位学者吴天佑、傅曦编辑出版了国内第一部美国思想库研究的著作<；美国重要思想库》，这是我国最早一部美国思想库研究的力作。这本著作甚至引起了美国方面的高度重视，认为中国学术界已经意识到思想库在美国政治尤其是对外政策中发挥的特殊作用，并以此作为中国对美研究渐趋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1990年，朱锋、王丹若编辑，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领导者的外脑-一当代西方思想库》，对西方思想库产生的背景、分类和职能、活动特点、成功的“奥秘”和其80年代的发展趋势等作了简要分析，并首次全①参见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网站中国中心的会议记录。http：／/www. brookings. edu/events/2008/1023一think_tanks. aspx．面介绍了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等美国十大著名思想库。

    1996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由陈宝森、侯玲编著的《美国总统与经济智囊》。

    1998年，天地出版社出版了由乔迪编著的《兰德决策》。2000年，北京太平洋国际战略研究所编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领袖的外脑--世界著名思想库》

    一书，对世界主要国家一般意义上的领袖外脑的运作机制、人员组织、研究情况等作了综合性介绍。2003年8月，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辑，时事出版社出版了《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倾向》一书。该书对美国思想库的概念、历史起源、发展阶段、分类、功能进行了基于文献和资料翻译的分析，并对美国主要涉华思想库进行了较为详尽的介绍，应该说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学界关于美国思想库研究最为全面的一本书。2007年11月，复旦大学博士张春在他2006年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美国思想库与一个中国政策》一书，对美国思想库如何影响对华政策进行了基于学理的考察和分析。

    译著方面，2010年4月，上海社会科学院组织翻译了国内第一批关于美国思想库研究的综合性英文著作《智库能发挥作用吗？》（唐纳德·阿贝尔森，2010），以及《智库、公共政策和专家治策的政治学》（安德鲁·瑞奇，2010），这两部著作均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另外一部译作是关于美国单个著名思想库与外交政策关系的专著《帝国智囊团--对外关系委员会和美国外交政策》(劳伦斯·肖普等，1981)。还有一部是肖阳译，时事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智囊团与政策研究》。此外，有些关于美国外交决策机制和权势集团的中文译著里面也对美国思想库有所涉及。

    期刊文章方面，国内有关思想库的文章数量在近30年来一直呈递增的趋势，尤其是2009年至2010年，但是大多是介绍性和观点性的文章，而且很多文章都存在内容、观点重复现象，具有较高理论价值的期刊文章相对较少，而对于思想库影响力的论述也大多停留在描述和案例介绍层次。

    载于《国外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朱旭峰撰写的《“思想库”研究：西方研究综述》一文，对思想库的研究现状和理论路径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介绍。载于《现代国际关系》2000年第7期，任晓撰写的《第五种权力--美国思想库的成长、功能及运作机制》，以及载于《决策探索》1989年第4期，金良浚撰写的《国外智囊机构的特点和发展趋势》，还有载于《中国软科学》1999年第6期，邹逸安撰写的《国外思想库及其成功的经验》，这三篇文章都对美国思想库的发展历程、主要功能、运行机制和影响网络进行了精要的分析。

    在期刊中，还有一部分文章以西方思想库为参照物，分析中国思想库的发展，如载于《科技导报》1996年11月，薛澜撰写的《美国的思想库及对中国的借鉴》，载于《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张国春撰写的《以“思想库”为模式办好社会科学院》对社会科学院建设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方案。再比如载于《探求》2006年第1期，胡春艳撰写的《全球化时代思想库的国际化趋势一兼论我国思想库发展的对策》等。除此之外，还有一类文章侧重于思想库在外交决策中的角色，比如载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孙哲撰写的《中国外交思想库：参与决策的角色分析》。

    近十年来，不少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专业研究生对于美国思想库研究逐步产生兴趣，并以“美国思想库”作为了自己论文的选题。2004年，中共中央党校穆占劳完成了以《美国思想库和美中关系研究》为题的博士论文。类似的还有2005年外交学院狄会深的博士论文《美国思想库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以及2007年暨南大学博士钟建平的博士论文《美国外交与安全智囊机构研究》。这些博士论文共同的特点是比较注重学理性和文献、案例分析，但都无法避免一个共有的弊端：缺乏对美国思想库的实地调查和切身感受，因而导致了理论与实际的疏离和现实指导性的不足。

    （第三节核心概念界定

    从宏观上讲，本书的研究对象是美国思想库。从微观上讲，本书的研究焦点是美国思想库的影响力。无论是美国思想库还是其影响力，至今在学界和业界都没有就其概念和内涵达成统一的认识。因此，在展开本书的研究之前，必须首先对以下核心概念有一个清晰的界定：美国思想库、美国思想库的影响力、舆论、公共政策。

    美国思想库要界定“美国思想库”，首先必须要了解什么是“思想库”。对于大多数社会公众乃至社会精英而言，思想库都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而从事思想库研究的学者们和思想库的管理者对此也没有统一的认识。可以说每个人都对思想库是什么有自己的理解，而且思想库的概念在不同的国家也有不同的理解和定义。

    思想库(Think Tank)，又称智库、智囊团，最早是个军事用语，用来指称二战期间防务专家和军事战略家们讨论作战计划和制定战略的保密室。目前美国学界关于思想库的定义主要有：

    保罗·迪克逊(Paul Dickson，1971)26-35认为：思想库是一种稳定的、相对独立的政策研究机构，其研究人员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广泛的政策问题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在与政府、企业及大众密切相关的政策问题上提出咨询。

    安德鲁·瑞奇(Andrew Rich，2001)认为：所谓思想库就是指独立的、不以利益为基础的非盈利政治组织，他们提供专业知识和建议，并以此获得支持和影响决策过程。

    肯特·威佛(Kent Weaver，1989)认为：思想库是指非盈利的公共政策研究产业。

    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总裁约翰·哈姆雷(John Hamre)认为：思想库有很多种，有的是政府机构内部的，有的是大学附属的，有的是产生于民间的独立的政策研究机构，通常在美国所指的思想库是民间思想库。①①引自笔者2008年8月在华盛顿对约翰·哈姆雷的专访。

    英国学者詹姆斯·史密斯(James Smith，1991)认为：思想库是指运作于正式的政治进程边缘的，非盈利的私立研究机构。

    加拿大学者唐纳德·阿贝尔森(Donald Abelson，1996)对思想库的定义是：非盈利、非党派的研究机构，其首要目的是影响公共舆论和公共政策。

    中国学者对思想库的定义也有很多种，有的是在美国思想库学者的概念基础上进行概括和总结。如一个机构之所以被称为思想库，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从事政策研究；以影响政府的政策选择为目标；非赢利；独立性（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2003）。

    也有的学者针对中国的特点提出思想库的定义：思想库主要指以影响公共政策为宗旨的政策研究机构，思想库通过公开发表研究成果或其他与政策制定者有效沟通的方式来影响政策制定（薛澜，2009）。思想库特指针对各种内政外交政策问题，由学有专精的学者组成的决策服务团体和咨询机构（孙哲，2004）。

    根据以上不同国家、学者对思想库定义的不同，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本书的研究对象进行明确的定义：广义上而言，美国思想库是指以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为目的的、非盈利性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包括官方、大学和独立智库三种类型。狭义而言，美国思想库是指诞生在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土壤中的，以影响公共政策和舆论为目的的非政府、非盈利性的政策研究机构。质量、独立性和影响力是美国思想库的核心价值，也是美国思想库成就其全球声誉和影响力的基石。

    本书所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指狭义上的美国思想库。由于美国思想库数量众多，规模大小、运作模式都不相同，本书聚焦于在规模和影响力处于核心地位的美国思想库，如布鲁金斯学会、对外关系委员会、传统基金会、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美国企业研究所、兰德公司、美国进步中心等。

    美国思想库的影响力“美国思想库的影响力”是本书的研究焦点，也是最为核心的概念。本书所指的美国思想库的影响力包含两个层次的含义：第一，美国思想库所具有影响力在本质是舆论影响力；第二，美国思想库对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其他舆论因素的影响力。

    影响力是一个政治学基本概念，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1982)认为，“影响力是权力的一种形式，但与控制力、力量、强迫和干涉截然不同。它通过告诉其他人行动的理由，这些理由或者是对他人有利的，或者是道义上以及善意的考虑，来对其行为进行影响，但是这些理由和考虑必须是对他有分量的，从而影响其决策。”霍尔斯蒂(K.J．Holsti，1994)认为影响力是权力的一个方面，实质上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

    一些政府或政治家可能会寻求自己的利益的影响，但对大部分人来说，更是一种工具性质的，就像金钱一样。他们主要运用影响力来实现或捍卫自己的目标。尽管斯克鲁顿和霍尔斯蒂对影响力的表述有所不同，但两者都把影响力视为权力的一个方面，是一种实现目的的手段，而且这种权力的实现不是通过强制力达到，而是通过具有说服力的语言、观点和潜移默化的行为来达到影响别人决策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影响力实际上是一种舆论力量。也就是说我们所谈的美国思想库的影响力，确切而言是指美国思想库的舆论影响力。

    基于此，美国思想库影响力可以定义为：美国思想库影响力的实质是舆论影响力，是思想库凭借其舆论聚散核心的地位、独立性、创新性和全方位的舆论传播机制，对政策制定者、精英群体和公众舆论所产生的，不具有强制性和合法性的，支配或改变其思想或者行为的舆论力量，是实现其影响公共政策最终目标的工具。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美国思想库的影响力已经突破国家界限，具有全球性。

    舆论关于舆论的概念有很多，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有着不同的理解。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舆论的概念可依追溯到对政治性质的思考。1762年，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首次提出舆论是人们表达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的意见。沃尔特·李普曼(1922)认为舆论就是“他人脑海中的图像--关于自身、关于别人、关于他们的需求、意图和人际关系的图像。”

    政治学家汉斯·施派尔(1950)指出：“舆论是一种能影响或决定政府行为、能影响官员决策与政府结构的权力。”中国舆论学者指出：“舆论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概念是指某种舆论而言，即在一定社会范围内，消除个人意见差异，反映社会知觉的多数人对社会问题形成的共同意见。广义上的概念是指社会上同时存在的多种意见，各种意见的总和或者纷争称作舆论（刘建明等，2009）23。”

    在众多关于舆论的研究者中，布里尔·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1960)138是最早注意到了舆论多样性特点的学者之一。他认为作为舆论主体的公众是不同的，他将公众分为三个层次，即：舆论精英、关注公众和普通公众。

    国际关系学者约翰·加尔东(Johan Galtung，1964) 206-230指出，舆论是由人们的社会地位所决定的。根据人们所处的社会地位的层次，他把舆论分为三个部分：核心舆论、中心舆论和边缘舆论。核心舆论是指政策制定者的舆论。中心舆论是指经常能对政策施加影响的思想库、大众传媒、利益集团等精英舆论。边缘舆论是指普通公众的舆论。加尔东划分核心、中心、边缘舆论的标准是信息的获取量和舆论表达的渠道。处于核心地位的人充分占有信息、又是政策制定者，因此他们的舆论是核心舆论。处于中心地位的社会各界精英，他们也具有条件了解与政策相关的信息，也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表达意见，因而是中心舆论。而广大普通公众，即无法掌握大量政策信息，又缺少渠道表达观点，因而是边缘舆论。

    结合以上学者对舆论的不同定义和理解，本书对舆论的定义为：舆论是指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们对与公共政策相关的问题所表达的意见。舆论是一种能够影响政府决策的软权力。在美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影响政府决策的舆论因素主要有：思想库、利益集团、大众传媒和公众舆论。本书所指的公众舆论，是指普通公众对各种公共政策所公开表示的大体一致的意见。

    公共政策托马斯·戴伊对公共政策的定义是“政府选择要做或者不做的事( ThomasDye，1998)2-4。”

    威廉·詹金斯(William Jenkins)认为，公共政策是由行动主体在特定的情境中制定的一组相关联的决策，包括目标选择、实现目标的手段。

    詹姆斯·安德森(James Anderson)则把公共政策描述为某一行动主体或一群行动主体解决问题或者相关事务的一个有意识的行动过程(迈克尔·豪利特，2006)。

    从以上定义可以看出，公共政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公共政策的行动主体是政府。在美国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中，除了政府这个直接决策者之外，还有很多政策参与者，比如思想库、大众传媒、利益集团公众舆论等。本书所理解的公共政策采用的是詹姆斯·安德森的定义。

    （第四节主要研究方法

    本书从舆论学的视角切人，把美国思想库置于舆论学的框架之下，综合运用舆论学、传播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政策科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对美国思想库的影响力进行系统研究。

    本书在研究中采用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理论归纳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既有大量基于文献分析和实地调查基础上的定性研究，也有很多基于实际数据基础上的定量分析。任何学术研究都是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进行美国思想库研究过程中，笔者对思想库领域的文献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阅读和分析，试图在对美国思想库进行清晰梳理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以便于推进思想库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另外，笔者有幸在美国最负盛名的思想库之一--布鲁金斯学会进行了一年多的访问研究，深人参与了其实际运作，并且访问了很多不同思想库的管理者、学者，以及美国政府的官员和媒体记者，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和内部观点。笔者访美期间，也与美国思想库的研究者一起举办了学术研讨会，进行观点的沟通和碰撞，试图从整体上真正了解美国思想库。另外，本书在研究中使用了大量的案例和数据，对文中提出的理论观点进行有力的佐证，透过现象了解美国思想库背后的战略实质。

    具体而言，本论文所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是：

    跨学科研究跨学科研究是指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综合研究的方法，也称“交叉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是近来科学方法讨论的热点之一。

    跨学科的目的主要在于通过超越以往分门别类的研究方式，实现对问题的整合性研究。美国思想库作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一个重要的参与者，长期以来，学者们对其进行研究时，所采取的研究路径大多基于政治学、公共政策的相关理论，如精英理论、多元理论、政策过程理论等，这些理论也为本书提出“公共政策舆论场”理论以及分析美国思想库影响力产生机制提供了基础。借助于培养理论、议程设置理论和舆论的社会分层理论所提供的分析视角，我们可以明晰美国思想库影响力产生的根源和逻辑。

    访谈研究鉴于本书研究对象的难以接近性，一方面，很多学者的研究因为无法深入其核心，其研究结论难以获得思想库业界的认同。另一方面，从事这一研究领域的学者非常少，学术著作也寥寥无几。为了获得更多第一手的资料和全方位地了解美国思想库，笔者采用半结构性访谈和非结构性访谈的方式采访了30多位来自美国思想库、政界、企业界、媒体和大学的管理者、学者、官员，以及中国官员、学者。例如布鲁金斯学会的总裁、董事长，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总裁、副总裁，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副总裁，里根政府的白宫办公厅主任，纽约时报记者等。访谈对象的具体身份和访问地点、时间在本书附录列出。

    笔者的采访并没有仅仅局限于思想库影响力这个具体问题，而是对美国思想库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进行了整体的了解。这些访谈极大拓展了笔者对美国思想库的分析视角，获取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得到了一些富于启发性的意见和建议，也澄清了以往很多学者进行美国思想库研究时存在的误区和盲点。

    比较分析比较分析是把客观事物加以比较，以达到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在美国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存在着各种舆论影响因素，为了明确美国思想库影响力产生机制，本研究把美国思想库与利益集团、大众传媒与公众舆论的舆论功能进行了比较分析。另外，为了寻找一种更加全面的影响力的评估框架，本研究对目前学者们采用的不同的影响力测量方法和指标进行了比较研究。

    参与观察笔者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访问期间，不但参与了布鲁金斯学会的大量日常活动和各种类型的会议，还特别应邀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布鲁金斯学会2008年的董事会会议。除此之外，笔者也参与了华盛顿其他很多思想库的活动，以及美国国会和其他一些非政府组织的学术会议。2009年，笔者应邀以研究员的身份参与了被媒体称之为“中国最高级别智库”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核心运作和“全球智库峰会”的策划筹备工作。这种参与观察的方法直接有利于笔者获得对美国思想库的直观印象和形成较为准确的认知。在中国思想库的参与观察又使得笔者有了从比较的视角审视美国思想库的实际体验。另外，在美国和中国思想库的实际参与，使笔者拥有了思想库从业者和思想库研究者的双重身份和经验，从而也更加有利于笔者在进行美国思想库影响力研究时进行全方位的思考。

    （第五节本书结构和主要内容

    本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美国思想库会具有强大的影响力？笔者并不仅仅局限于就美国思想库的影响力而研究影响力，而是把美国思想库影响力的形成作为一个长时间段、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来考察。围绕论文核心问题，本书对美国思想库的影响力形成机制、传播策略、产生基础以及影响力评估这几个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如何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思想库提出政策性建议。

    本书分为七章，第一章是绪论。主要阐述美国思想库影响力研究的背景与意义，文献综述与研究动态，对本研究涉及的核心概念进行界定，并且阐明主要研究方法和论文结构。

    第二章是美国思想库及其影响力。本章对美国思想库的分类、主要历史发展阶段及其影响力的具体体现这些基本问题进行重点论述。笔者没有局限于以往思想库研究者们的思维定势，而是在对已有文献资料充分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笔者自身的历史考察和参与观察，以独立思考的方式进行论述。美国思想库主要分为官方、大学和独立思想库三大类，本论文主要讨论的是独立思想库。根据美国思想库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特点和时代特征，其发展历程可分为现代意义思想库出现、国家战略研究期、历史转折中的爆炸式发展、向全球市场的扩展，四个阶段所出现的思想库不是一种互为取代的关系，而是一种互为促进和补充的竞争关系。美国思想库的影响力通过其承担的主要功能和具体案例反映出来。其主要功能是提出政策建议、进行政策教育、搭建“知识”与“权力”的桥梁以及推行“第二轨道”外交。

    第三章是美国思想库影响力形成机制。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都将围绕美国思想库为什么会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这个核心问题展开深入剖析。第三章从舆论学的视角，把美国思想库看作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的舆论机构，提出具有创新性的“公共政策舆论场”理论，并对美国思想库与利益集团、大众传媒、公众舆论的舆论功能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明确美国思想库在“公共政策舆论场”中所处舆论聚散核心的中心地位。在这个舆论场中，利益集团的主要舆论功能是通过各种渠道为特定集团争取利益而不是提出创新性的思想；公众舆论所反映的是普通公众的意见，具有量的优势，是其他各种舆论主体试图影响和引导的对象；而大众传媒承担的最重要的角色是各种舆论得以大范围传播、沟通的渠道和平台。在“公共政策舆论场”中，虽然公众舆论、利益集团、大众传媒都试图影响政府舆论，但是，思想库所承担的正是舆论工厂和舆论塑造者、引导者、传播者的角色，它设置了舆论的议程，居于舆论聚散中心地位。

    第四章是美国思想库的影响力策略。美国思想库的核心价值是质量、独立性和影响力，其中，影响力既是目的也是其得以生存的根本。在竞争激烈的思想市场，如果缺乏全方位的舆论传播策略和渠道，再好的政策建议和专家知识也难以转化为影响力。本章对美国思想库所采取的各种影响力策略进行详细论述并加以案例分析。尽管思想库的规模、种类、研究方向、目标受众有所不同，但是他们采用的传播渠道和模式大致相同。具体而言，美国思想库采取的主要传播方式有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三种传播方式针对的受众有所不同，在大多数情况下，三种传播方式都是同时采用，互为补充和促进。

    第五章是美国思想库影响力产生基础。本章结合不同学科和学者的分析视角，从政治文化、政治体制、资金保障、运营机制四个维度分析美国思想库影响力产生的基础。独具特色的政治文化为美国思想库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充足的“舆论空气”，奠定了舆论民主的思想基础，塑造了积极的、赋予创造性和参与性的舆论主体，并且塑造了强大的舆论需求；多元的政治文化加之权力的分立导致了美国政治的高度碎片化，分权制衡的政治体制和宽松的政党制度为思想库影响力的拓展创造了更多的需求和空间；美国思想库影响力的产生离不开资金支持，完善的税收制度和发达的基金会为美国思想库从事政策研究和进行舆论传播提供了相对稳定和多元化的财源；美国思想库影响力的产生同样离不开其全方位的独立性和完善的运营机制，正是独立性保证了思想的创新能力，政策实业家的领导力推动了美国思想库的持续发展。

    第六章是美国思想库影响力的评估。这一章虽然不是本论文研究的核心问题，但却是美国思想库影响力研究所必然涉及的一个问题，而且也是思想库学者和业界一直存在困惑的问题。本章在分析总结其他思想库研究学者影响力测量方法的基础上，以恩格斯的“合力论”和传播学的“培养理论”为理论出发点，试图提出一种新的影响力测量指标和分析框架。对于影响力的评估可以分为公开影响力和隐性影响力两部分。对于公开的影响力可以通过对一个时间段内具有代表意义的指标的测量取得影响力的量度。对于隐性的影响力，可以结合民意测验的方式进一步明确，民意测验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抽样的选取。公开的影响力可以由以下几个量化的指标反映出来：运营资金、媒介引用数量、国会听证数量、网站点击率以及思想库内前任政府官员的数量。

    第七章是结论与讨论。美国思想库影响力的产生与其所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密切相关，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形成了较为完美的运行机制。但是，美国思想库也具有自身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以及一系列挑战。相对美国思想库，中国思想库有其缺点和不足，同时也具有自身的特点和优势。中国思想库未来发展，不能完全照搬美国模式，要结合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现状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思想库。

    为了方便读者对书中所提到的主要美国思想库有更为全面和深入的了解，本书单列一章“美国主要思想库介绍”，对布鲁金斯学会、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美国企业研究所、对外关系委员会、兰德公司等思想库进行了较为清楚的分析和介绍。

    在从事美国思想库研究的过程中，笔者采访了很多重量级的美国智库管理者、学者和美国政界精英，从中获取了很多内部观点和思想精华。为了让读者能够对美国思想库能够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笔者从众多深度访谈中精选了与五位嘉宾的访谈实录，单列一章“美国思想库深度访谈”。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