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弟下28团那天，我没把他往家里请，因为跟燕儿上次谈话的不愉快，我不想再让她介入我们哥们儿弟兄的事儿了。那天，我送二弟上车的时候，很绝情地说：“你的事儿，我已经管到头了。作为老大哥，我也觉得尽到责任了。以后的路，靠你自己走。”二弟低着头说：“大哥，这前前后后的事儿，我会一辈子记住的。”我打断他的话，说：“我不图你的回报，只要今后少给我找麻烦，你让我也为自己活几天，就是对我最大的回报。”二弟说：“大哥，你放心吧。后面的路，我一定靠自己走，而且我一定要走得光光彩彩，堂堂正正，给你这当老大哥的争光。”火车鸣笛的时候，燕儿来了。她给二弟织了件毛衣，临上车的时候，给了他。二弟哭了，颤巍巍地给燕儿行了个军礼。
两年后，在我科长前面的那个“副”字被去掉了。去28团蹲点儿，正赶上驻地刚刚发生了一次特大火灾，二弟在那场救火中表现得很突出，荣立了二等功。二弟受了些轻伤，我到医院里看他的时候，他说：“哥，我没给你丢脸。”我握着他的手，说了一些鼓励的话。回到师里，我在志愿兵转干的名单里看到了他的名字。我感到无限欣慰，二弟终于自己迈出了一大步，没让我白操心。
我在科长的位置上干了两年之后，燕儿的爹托人在北京帮我联系了比较好的工作。燕儿动员我先走，然后她再走。我犹豫了一下，没下决心。说实话，我不是不向往首都，但从感情上，我舍不得这身军装。还有一个说不出口的原因，就是我那些哥们儿弟兄，还需要我继续留在部队，我眼下还没理由和资格只为自己活着。
作者简介
李西岳，男，河北献县人，现任北京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主任，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委。曾就读于解放军艺术学院和鲁迅文学院，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百草山》《血地》，中篇小说集《农民父亲》等，曾为国庆60周年和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撰写解说词。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小说月报》“百花奖”、新世纪《北京文学》奖等。
责任编辑 王秀云
一个地道的中国人，却有一个外国名字；一个本该市井的年龄，却有着和现实最坚韧的冲撞，我们想不通的生活，想不通的人生，其实蕴含着巨大的疑惑，怎么才是对的？怎样才是好的？
献给克里斯蒂的一支歌
黄咏梅
克里斯蒂对我唯一的一次拜访，是个礼拜六的下午。她的穿着跟平时上班风格不一样。裙子是裸色的，上边嵌着星星般的碎花。那本《圣诞忆旧》就压在那些碎花上边。那时候我们并不熟悉，我刚进公司不到三个月，而克里斯蒂已经在公司换了四个部门，第四个正好就是我在的那个部门。“萨宾娜，周末有空去你家玩？我租的房子也在环市东路上呢。”说实在的，对于她的来访，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就好像我还没适应“萨宾娜”这个英文名一样。
是这样的，我们公司是一家外企，整个公司不见得有几个外国人，但每个人都必须要有自己的英文名，类似工号或者代码。我们得像背单词那样记自己的同事，没有一段时间是记不过来的。这里最资深的那个保洁阿姨，在讲大老板坏话的时候，也会说：“杰姆很风流的，换女朋友比我们换卫生间的擦手纸还勤。”这个保洁阿姨最爱讲老板们的八卦，据说她曾经被大老板当众逮到将只用了一半的擦手纸换下来带走。别看公司里大家都穿着正装，一本正经，彼此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其实各种小道消息、八卦传播得很快。在茶水间遇到几个人，挤眉弄眼地问我：“萨宾娜，克里斯蒂去你家谈心啦？”我都还没能背出他们的英文名，他们居然能知道礼拜六我家发生了什么事情。
克里斯蒂的来访并没什么目的，只是对同事中感觉气味相近的人作一次“投石问路”。她坐在我家那张沙发上，喝着我给她泡的铁观音，不时拈起一粒碟子上的葡萄干或者脆杏仁来吃。她给我带来的礼物，就是那本《圣诞忆旧》。她一多半都在讲这本书怎么怎么好，哪里打动了她。我没看过这本书，她的介绍也很凌乱，很没重点。一会儿讲这个离异家庭长大的作者卡波特跟父亲的关系，一会儿又讲卡波特身边一直相伴的那个独身老女人。看起来她真的很喜欢这本书。“你一定要看看这本书，里边那个叫苏克的女人，带着这个小男孩，圣诞节用辛苦攒起来的钱买材料，做各种口味的蛋糕，给左邻右舍一家一家地送，还突发奇想给总统寄了一个，她难道指望总统能解决她的独身问题吗……”说到这里，克里斯蒂哑然，晃晃脑袋，似乎想起了书里那些有趣的描写。“这个苏克，很Sweet的。”她几乎是笑着补充了这句话。我礼貌地报以一笑，并看向她。没想到，她的眼里竟然闪着泪光，我觉得有点尴尬。毕竟，我们那时在公司还没说过几次话。那一次看到我办公桌上那个切·格瓦拉头像的小铜笔架，她就停在我那格办公桌前，拿那笔架看了又看，说她家有一只切·格瓦拉头像的CD架，看手法很像是同一个人做的。接着她就说，要来我家玩会儿。
显然，她是想跟我走近的。她打算离开我家之前，礼貌地问我：“以后有需要我帮的尽管说啊。”她环顾了一下房间四周。这间不到50平米的单身公寓，我只租下了一年，并没打算长住的，所以弄得很简陋，东西堆堆塞塞也没个章法。
“啊，想起来了，现在就有需要你帮我的。”我走进卧室，从壁橱里抱出一床棉被芯。“烦死了，这个世界上我最讨厌的事就是一个人套被子……”我一直抱怨个不停。从上大学到毕业工作，我还算是个蛮独立的人，找工作、租房子、搬家……这些都是我一手做完。可是，套被子这件事着实让我烦心，两只手对付八只角，大半个身子从被套口里钻进去，对齐前边四只，又游回来对齐后边四只，人钻出来，一扯，前边那四只又跑偏了，不得不又钻进去……如此往返几轮，勉强使得四角两两相对，最后拎起两边，高高站在床上，一阵狂抖乱颠，此时人已经披头散发，或者说怒发冲冠了。
克里斯蒂不需要我插手，她说要示范个标准动作给我看。只见她把长裙卷上大腿，在右侧打了只蝴蝶结。实际上她是虚张声势了。她轻盈地将被子在床上展开后，叠成春卷状。她坐在床沿边，跷起二郎腿。她的腿型很匀称，直而且白。除了偏瘦，她其实应该算是个美女的。她慢条斯理地将那整条“春卷”像酿肉一样，一点点塞进被套，手跟进被套里摸索几下，人再站起来，两手各捏着一侧，朝天空一抖，被子作一次优美的波浪运动，跌落到床上的时候，芯和套已是骨肉不分离。最后，她沿着床四周巡视一圈，四角各拉扯了一下。完活儿。
我像看一场表演，眼睛都没眨一下。
“以后你也会的，慢慢来。”克里斯蒂从容地解开那只蝴蝶结，长裙纷扬撒开，很仙的样子。
这就是我跟克里斯蒂的不同之处，当然，也是克里斯蒂跟很多人的不同之处。我是这种人——从小开始，喜欢吃西瓜就发誓要嫁个卖西瓜的，喜欢吃麦当劳又发誓说要嫁个开麦当劳的。为了摆脱一个人套被子这件烦心事，我已加快了找男朋友的进度。实际上，没多久我就谈恋爱了，并且我们很快住到了一起。套被子这种事自然就解决了。
克里斯蒂没再到过我家。
在我们这种外企，人和人之间本来就不容易走近，看起来我们共用一台电梯，其实我们每个人就是一台独立的电梯，升职、加薪、跳槽、“炒鱿鱼”，这些，是每个人的楼层。“叮”，门开那么一下，15秒后，关上。能者居其上，能上者捞大世界。在办公室里，我们除了完成手头的工作外，也会扎堆研究研究“能”这门学问。按照公司的升职定律，一般在三个以上部门待过的人，存在很大的上升可能性。比方说，那个复旦大学毕业的丽莎，五年内，从销售部跳到公关部，接着跳到人力资源部。据说，年底的迎新年派对，就要宣布她当副总了。这个消息今天早上从庄森嘴里走出来，简直就像开香槟的那一声“嘭”，很快，言论像泡沫一样止不住，流窜在我们这个单元层里。
“丽莎？82年生的，比我还小三岁，凭什么？”亚力克愤愤不平，扯松了他的领带。
“早预料到啦，只有蠢人才想不到，她每换一个部门都升半级，钢琴家的手都没她那么快。”庄森不到四十岁，却过早地出现了中年胖，这种体型在公司被判决为“失觉型”，迟钝、难爬、濒临放弃。相比那些弹跳力强的精干型人才，“失觉型”唯一的优势就在于，他们跟公司的转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能熬，就算熬得胖胖的也不会离开椅子半寸。
“切，滚床单嘛，爱滚就会赢。”满脸雀斑的翠茜出了名的心理阴暗，在她看来，一切的成功都是交易，女人用身体埋单，男人则用金钱。
整个午休时间，他们都在研讨关于“滚床单”的学问，顺带还议论了公司其他几个以此“著名”的女人。我只有听的份。
在这期间，我看到克里斯蒂端着一杯冒着热气的咖啡，轻轻地从我们的圈子走过。那股香浓的咖啡味，过了很久才散去。
“美貌在公司就是升职器，杰姆那么好色，什么类型都不拘的。”接着他们又议论起了那几个红人的美貌特质。听上去，理论翠茜都研究得很透了，就是没有实践的能力。“唉，说到底，很多能力是天生的……”翠茜摆摆手，一副怀才不遇的委屈。大家都没接话，眼看这个话题就乏味了。
“唉，也不绝对的吧，资历不是也很重要嘛。”我想把这个令翠茜伤感的话题引开，这是我的优点。满一年见习期的时候，部门鉴定是这样评价我的：具有良好的工作素质和团队合作精神，性格开朗，善解人意。我对我的男朋友炫耀说，你看看我的人品！他很不以为然。他早就说过，我是个利己主义者。不过，他喜欢我，就在前边加了个时髦的形容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为了消除我的愤怒，他又说，我也一样，我们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没有什么不好的，只要不是个损人利己主义者。我和男朋友相处得很好。
果然，翠茜不伤感了，现在，她把伤感投放在了克里斯蒂的身上。一谈资历这个话题，就必然会谈到那个老员工克里斯蒂。
据说，克里斯蒂已经四十多岁了，每换一个部门，列入电话通讯表格里，她的名字总出现在倒数的末几位。可是，从没见她有任何不满情绪。
“她不在意这些职位啊薪水啊什么的，反正她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我真是这么想的。
“怎么可能不在意？她又不是上帝！”胖子庄森似乎在说自己。
“嗯，我想，是价值观吧。她看重的东西不是这些。”不知道为什么，那次克里斯蒂的拜访，一直留在我心里，她的膝盖上摆着书，眼含泪光坐在我的沙发上，这个镜头是那么文艺。在我眼前，这么特殊的镜头从此再没出现过。在某些无所事事的礼拜六，我也曾冒出过是否要对克里斯蒂进行回访的念头，我也可以轻松地走到她的办公桌前说，克里斯蒂，这个礼拜六我去你家玩玩？我还没看过你那只切·格瓦拉CD架呢……可是，这些计划经常会被一次次“消消看”游戏的方阵冲散。
年末的迎新晚会，主题是“bling bling”。大老板杰姆给员工群发邮件说，今年公司取得了好业绩，跟诸位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在我的眼里，你们都是一颗颗闪亮的宝石。希望在新的一年里，继续散发你们的魔法光芒，照亮自己，同时照亮他人。公关部的同事敏感地在他的邮件中摄到了“bling”这个词，于是，晚会上我们都被要求穿得像一颗颗闪亮的宝石。我那件黑色小礼裙，胸口上是一只用珠片拼缀成的大蝴蝶，灯光一照，他们都说，萨宾娜，我想变成那只蝴蝶。那只大蝴蝶趴在我足够辽阔的胸口，胖乎乎的。克里斯蒂对那些闪亮的材质发生了兴趣，用手捏了捏珠片，说：“哇，起码得用一千片吧？”我打量一下她，差点没笑出声来。她还穿着最常见的那件白衬衫裙，腰上系了根细棕色皮带，但她确实很“bling”，因为她头上戴了一只会发光的发箍，上边的皇冠一闪一闪，就像圣诞树上的彩灯。
“克里斯蒂，这玩意儿会唱歌吧？”我还是没忍住，笑了。
克里斯蒂很惊讶，问我怎么猜到的。实际上，这种发箍，我在环市东路的夜市摊上，看到过很多回，那个小贩总在示范给扯着大人裤子不愿意离开的小女孩看，拨一下发箍后边的小开关，皇冠就跳啊跳地闪烁，再拨一下，音乐就响起来，是那种熟悉的洒水车的音乐。克里斯蒂让我转到后边去，看藏在头发里的那个小开关。她就是在那里买的，本来10块钱一个，她说服小贩，20块钱，买下了这个，还外加一个老毛的肖像图，开关一拨，眼珠子会转动。
“是的是的，我见到过的，还会讲那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克里斯蒂频频点头。她告诉我，在世贸会期间，要50块一幅呢，那些“鬼”最喜欢买了。克里斯蒂还想说点什么，会场响起了掌声。只见舞台上，杰姆这只“鬼”挺着沉重的大肚子走向了话筒。
庄森的情报很准，丽莎果然被宣布就职副总。她穿着一袭华贵的超短旗袍登台，银光四射。整个晚会上，就她一个人穿旗袍了。我想翠茜肯定又会说：“看吧看吧，我没说错吧，全世界都知道杰姆是个旗袍控的，说不定这旗袍是杰姆送的呢。”
丽莎上台发言，胸口都要碰到话筒了。她先说了一堆感激的话，说到后边，竟然哽咽了，不断向大家说抱歉。就在众人等着她整理好情绪说下去的时候，忽然，一阵嘹亮的音乐响起，仿佛一辆洒水车撞进了人群。我和大家一起朝声音的方向看去，只见克里斯蒂正扯起头发，用手摸索她的后脑——那只开关大概失控了，音乐响个不停。此时，不知谁带头笑出了声。我竟没想到去帮克里斯蒂搞定那该死的开关。
克里斯蒂在众人的目送之下，穿过人群，朝安全出口方向走去。
洒水车开远了，逐渐消失，等到完全听不到的时候，刚开始还星星点点“bling bling”般的笑声，变成了一阵集体大笑的高潮。我也笑了，杰姆在台上也笑了。只有那个刚才还哽咽着的丽莎，不知该摆出什么样的表情。
本次新年晚会最为bling的，不是那个哽咽的大胸脯丽莎，当然也不是趴在我胸口的那只大蝴蝶，正如大家所传来传去笑话的，是那辆洒水车。翠茜笑得气都要背过去了，她说现在只要一听到街上的洒水车，就会想到克里斯蒂的发箍。最让翠茜拍手称快的是，她看到丽莎站在台上，比克里斯蒂显得还尴尬。
“嗨，克里斯蒂，你是故意的吧？”翠茜打趣地问。
克里斯蒂刚进办公室那扇玻璃门，面无表情地走向自己的座位。我们注意到，她的短发下，伸出了两根白线，一根沿着她的肩膀垂挂下来，一根从她扁平的胸口横穿，最终都归入右边的那只口袋里。
那口袋里边到底有没有一支歌曲在播放？我们不得而知。
后来，我在下班路上遇到克里斯蒂。她换了双平跟鞋，走得慢悠悠的，被裹挟在方向一致的人流当中。她的短发下，也挂着两根白线。我赶上她，拍拍她的肩膀，她整个身子神经质地抖了一下，就差要喊出声来了。她摘下耳机后，才向我笑笑，好像戴上耳机之后，她谁也不认识似的。
从我们上班的地方到华侨新村，不到两站路，我们并肩一起走。
“这样走路不安全。”我指了指她的耳朵，“这条路上，很多小偷，抢包或者用刀割手袋，我就亲眼看到过。”
克里斯蒂歪歪嘴角，这笑容让我觉得刚才的话很多余。
“那感觉很好的，你的耳朵被音乐塞住，你眼里看到的东西，成了电影画面，就好比，嗯，你在给这个世界配音。你看，酒店门口那两个人在吵架，你可以认为他们是彼此热情地抢着付账呢……”克里斯蒂热情地笑了起来。
我早就说过，克里斯蒂应该去搞艺术，或者当作家，最起码应该去报纸杂志写写专栏什么的。她总是那么文艺。
好不容易将话题转到公司，我们才算有了些共同语言。在嘈杂的人群里，我们聊得像挤牙膏。我们从那个新年晚会聊到那个被洒水车冲乱了的丽莎。
“凭什么呀，她那么年轻就当上副总了。”我愤愤不平地说，还传达了那些关于“滚床单”的议论，期待引起克里斯蒂的一丝共鸣。
“这跟年龄没关系，想要得到什么，努力达到就是了。关键是要想清楚。”她还是那么平静。如果不是那个赶路的男人，手表撞到了她的手臂，她的眉都不会皱一下。
“想清楚就可以了吗？总还得想想别的什么吧？比方说，呃，道德感……”我对丽莎的升职一直义愤填膺，甚至还有——羡慕嫉妒恨。克里斯蒂的反应让我有点心虚。
“嘿，道德感……”克里斯蒂像跟一个老友打了声招呼。
快拐进华侨新村的时候，人群在天桥的东西两侧得以分流，我们走的是东边。人少了，华侨新村的阔叶榕一棵接一棵地迎面而来。克里斯蒂伸出了左手，眼睛并不去看那些树，那一棵棵树都准确地拍到了她的手。
“萨宾娜，我在这里一晃就快10年了，简直有点，可怕。”克里斯蒂轻轻叹了口气。
“克里斯蒂，你就没想过跳槽？”我的意思是，克里斯蒂在公司真的没前途。
“跳去哪里？我是个没File的人，去哪里都一样。”
我停下了脚步，睁大眼睛，看着她。
克里斯蒂也停下来。看着我，耸耸肩，好像感到对我隐瞒这些有点抱歉。“这不是个秘密。我跳槽来公司，就没带File。”
公司里总是有些不知道什么时候约定俗成的说法，有的东西，我们会直接用英语称呼，似乎它们的西方制式，在中国是无法转换的。例如把录用书称为“Offer”，把命令称为“Order”，个人档案呢，就直接称“File”。克里斯蒂嘴里吐出这个单词，那么轻描淡写，好像File是只小猫咪。
我的脑子开始转个不停，脚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跟着克里斯蒂迈开了。我们又沉默地走了一小段。我想得更多的是，克里斯蒂来公司前，发生了什么？一个不要档案的人，等于前边的那些人生，白过了。
“那是为什么？”
“萨宾娜，你今年多大？”克里斯蒂没头没脑地问我。
“25。”
“真是个小朋友，有些事发生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克里斯蒂摇摇头笑了。她又忽然挽起我的手臂，拉着我大踏步朝前走，就像要甩掉身后某个咳嗽鬼。
在一个十字路口说过“明天见”后，很快我又转回身。从她的背后看去，短发底下又垂下两根白线了，好在，这条小路很安静，周围只有几个拎超市袋子的女人在走着。隔着大约十来米的样子，我仿佛能听到她耳机里传来一阵音乐。
我悄悄地问过庄森，他是我们公认的“资讯台”。庄森的“情报”也不多，只知道克里斯蒂跳槽来公司的前一份工作，是政府的某个文化部门。
“公务员？”我吓了一跳。克里斯蒂哪一点像公务员？她充其量像个懒散的小职员罢了。
“就是因为不像才跳槽的嘛。”庄森不喜欢我一惊一乍的样子，总爱摆出个老资格来压我。
“不知道她怎么想的，公务员好难考的哟。”我撇撇嘴。
“嗯，公务员也不见得那么好，没上升空间的公务员，没地位也没实惠，还不如到公司，像我一样。”庄森习惯地又开始“审人度己”了。
我猜当年克里斯蒂一定没想清楚，头脑发热，什么都不要，一跳了之。
比起克里斯蒂的档案问题，我更多地纠结于她那个公务员的职务，事实上，我还为此跟我的男朋友吵了一次。
那天，男朋友下班回家。那件生日时我下血本给他买的HUGO西装还没来得及脱下，我们就吵了起来。我先是跟他说起克里斯蒂的事，然后说到我的一个念头——我现在要不要去考公务员？事关于己，男朋友马上从一个聆听者变成了一个辩论者。他从公务员的现状开始谈，谈到假设我现在是个公务员，要经历怎样的奋斗历程，他讲的关键在于——你知道，公务员的职数不是争取来的，是等来的，你怎么知道你就能等到？
男朋友是清华大学毕业的理科生，口才却不比文科生差，我自然辩不过。可是，我的脑子并不是一时发热。除了因为公司太辛苦，经常需要加班加点完成项目之外，更重要的是，我还有一个失败的秘密——当年同宿舍的8个女生，有5个都考上了公务员，我作为落榜者，才找到现在这家公司。一种莫名其妙的耻辱感让我到现在还不愿意去参加同学聚会。他压根儿不知道我的这个秘密，这家伙一毕业就毫不犹豫地进了现在这家很有实力的评估公司，哪里能体会到我的纠结？
我没有退步，念头依旧执着，大有你管不着我的姿态。
说不动我，男朋友转而开始讲考公务员之难。你知道吗，现在每年“国考”近150万人，这是什么概念？比考清华北大难多了，你想考还未必能考上呢！
这番话让我变成了一个泼妇，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要考，就是要考。我这个样子，他并非少见，多半是在我想要买一件东西，意见不一致的时候，我会使出这招，每每令他屈服。
可是这次他没屈服。他扯下那件裁剪得体的西装，挂到衣橱里去了。他的腿很长，就像韩国电视剧里的那些哥哥。这是我喜欢他的一个重要因素。我看着他的背影，气有那么一点消，想从后背抱抱他。事实上，考公务员只是克里斯蒂带来的一个念头而已啦。
他换了家居服从卧室出来，斜靠在沙发上，长腿搁在茶几上。
我趁势坐在他的长腿上。
“最近公司很累？”他把我抱到怀里，放低声音。
我习惯地开始撒娇。发了公司一大通牢骚之后，我讲到那个坐“直升机”的丽莎，我竟然难以控制地愤怒，也不知道眼泪从哪里来的。同时，我对自己有那么一点惊诧，潜意识里，我原来竟如此在意丽莎的升职，甚至还感到了——委屈。
“你都不知道，她们多半都是靠滚床单！”我在“滚床单”这三个字加重了语气。
“那有什么用？升职有什么光荣可言？谁爱滚就让她滚呗。”男朋友抚摸着我胖乎乎的胸部，试图平息我的愤慨。
“月薪翻倍啊！这太不公平了，难道，难道我也得去滚床单？”话一脱口，我就有点后悔了。
果然，我的身子马上受到了重重的一颠，整个人被扔到了沙发上，额头磕到扶手上，带来一阵疼痛。我就势把脑袋埋在座垫里，屁股向上翘着。
我这个滑稽的姿势不知道维持了多久，就像维持一个事故现场。
身后竟然一点动静都没有。我把眼睛从座垫抬起，那人不知什么时候离开了。我一跃而起，冲到门边，边穿鞋子边吼：“好啊，我现在就去滚床单，现在就去滚……”我气得发抖，摔门的声音如此巨大，我还觉得力气不够用。
在小区的一棵棕榈树下，我被半拖半抱着回了家。这不是第一次了，吵架的结果几乎没什么区别，但是每一次吵架，都达成了不一样的目的，这大概就是恋人之间的升级机会。
我们在吵架的余怒中，做了一次满足的爱。男朋友光着身子跑下床，再钻回被子里的时候，手上多了一张银行卡。他说，这里已经储够30万了，我们商量一下，买日系车，还是德系车？
我们早就说好了，先买车，再按揭房子。同居时买车；按房嘛，就意味着要结婚了。
一切都在按我们的规划上升。我们共同的理想是，5年后，过上有车有房的精致生活。
第二天清晨，我们用亮晶晶的骨瓷杯子喝咖啡，又用亮晶晶的刀叉吃过煎鸡蛋和烤面包后，穿得体体面面地吻别。男朋友说，买日系还是德系，你想清楚了哦。我报以甜蜜蜜一笑，就像昨天的吵架从没有发生过。
仔细想想，对于目前这份工作，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正如男朋友说的，好好干，在业内干出点成绩，即使大老板看不到，猎头总是会看到的。的确，隔三岔五，我们就会听到，公司某某主管又被猎头挖走啦。我铁下心来，打算在这里把自己干成一个资深“猎物”。这样，每天，启动公司电脑，第一时间看到大老板杰姆咧着嘴，竖起大拇指的形象，我不再觉得他是个色鬼。杰姆的形象在屏幕上只停留了几秒种，比电梯停留的时间还短暂，然后，电脑自动登录到公司的办公平台。总会有一只只小信封在屏幕的右下角跳动，群发的或者指定发送的，这些“Order”就是我一天的任务，我只要一件一件地干掉就是了。
我习惯性地打开一只信封，屏幕上只有一行字。我还没来得及抬起头找对面的翠茜，就听到翠茜先嚷了起来：“发生什么事啦？丽莎要下来巡楼？”
整个部门就开始叽叽喳喳了。
自从升上副总之后，我们就很少能看到丽莎性感的身影，就算在电梯也很难邂逅她，仿佛她真的坐到了“直升机”上。我们只会在难得一次的巡楼中看到她。上一次丽莎巡楼，是因为公司楼下的绿化小区里，出现了一个变态。他躲在隐秘的灌木丛里，看到年轻的女员工路过，冷不防会发出猥琐的呻吟。丽莎亲自到每个部门，温馨提示，女员工路过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加班独自晚归的女员工，最好由保安陪护出去。
丽莎迈进我们部门的那一刻，庄森、亚力克以及蜗居在各个角落的男员工都离开了转椅，朝过道涌过来。这情状，丽莎是很自然接受的，从她自信的步态看来，若干年的女性成长历程，就是从这种夹道一路走来。
丽莎这次并没有停在过道上，而是径直走向过道尽头，步态摇曳。最后，她在克里斯蒂那张靠窗的位置，站住了。她微笑着瞄了眼正在装订文件的克里斯蒂，然后，才转过身面对大家。她先是慰问大家的辛苦工作，那老成持重的神态，颇有几分似杰姆，尽管一个中国人学老外的神情，看起来总有点出洋相，好在丽莎的确是个大美女。我一直在琢磨她戴的美瞳。
丽莎开始讲此行的重点。她把手撑在克里斯蒂办公桌的围隔上，说，大家可能也听说了，明天下午，环市东路会有一场游行，市民自发的保钓请愿，目的地就是我们楼下。公司希望大家不要参与，更不要闹事。
说实在的，我压根儿就没将这几天报纸网络上闹得纷纷扬扬的保卫钓鱼台游行跟丽莎的巡楼联系在一起，似乎这两种行为之间半毛钱关系都没有。杰姆是个英国人。
丽莎宣布完后，又回答了几个男员工的问题。
“当然，这是自发行为，公司也不能强行限制，但是，杰姆不喜欢，很不喜欢。”
不知道为什么，我很不喜欢丽莎这种语气。我在心里暗自回了一句：“杰姆算个屁啊，马屁精。”
丽莎又在簇拥之下走出去了。
办公室又出现一阵叽叽喳喳。
如果说，明天的游行跟我们公司能扯上点什么关系，多半因为，我们公司位于使馆区。在我们这座写字楼的背后，绿树掩映着几处小矮洋楼，都是各国的使馆楼。每天午饭后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我们会三三两两结伴到后边的小花园里散步，运气好的时候，还能蹭到免费顺畅的WIFI。由于前边有高楼遮挡，环市东路主干道上沸腾的车马声，一点也流不进来。这种特殊的幽静，的确给人带来些戒备森严的感觉。当然，另外还有一层关系，就是庄森说的：“杰姆肯定不喜欢啊，他周末经常跟那些鬼去打高尔夫，如果公司有人参与，他会觉得尴尬。”庄森指指他身后的窗子，楼下那几幢红的黄的矮洋楼，像一只只文件夹子，各自夹住了一小片绿地。
下班的时候，我跟克里斯蒂搭同一台电梯。走出公司大楼，觉得门口格外空旷。多走几步便看见，在离马路几十米的地方，已经拉起了一排蓝色的防护栏。保安正示意大家绕侧边的小道离开。
实地的情景让我有几分亢奋，还有些许紧张。我跟着克里斯蒂，绕小道走上了环市东路。
由于大道被封，路上的人更拥挤了，克里斯蒂和我挨得很近。换上她那双舒适的平跟鞋，她只跟我的眼睛齐平。她不仅矮小，还很干瘦，白衬衫塞到A字裙里，像个没发育好的女孩。这让我想起她喜欢的那本《圣诞忆旧》。她送给我之后，我把它当睡前读物，零零碎碎读完了。说实在的，我并没有多喜欢这本书，不过，里边她喜欢的那个老女人苏克，大概形象跟她差不多。
人多，我们都没心思说话，只顾看眼下的路。走了一阵，冷不防我的右耳被塞进了一个东西，我还没回过神，就听到了那东西传来的音乐。我侧过脸去看克里斯蒂，她朝我眨了眨眼睛，恶作剧般笑笑，同时，用左手挽起了我的胳膊。她那么矮小，挽着我倒像个妹妹。
白线连着的另一只耳塞在克里斯蒂的左耳里。我们共享着她口袋里那只播放器。
“一首曲子反复听多了，那音乐会不时在你的耳朵里响起来。即使你没在播放，就算你很久都没听它了，但是，在某些时刻，紧张、快乐、悲伤……总之，就是某些时刻，它会自己冒出来，或者，你也会不自觉地哼出来。”我记得克里斯蒂上次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可是，我现在实在记不起那是一首什么歌。我们一起听的时候，是多么地熟悉，可我始终想不起它的名字。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时候，话到嘴边却忘言，或者说，指着某样东西，明明认识却硬是叫不上名字。这种时候，我们能做的就是着急地、不断地重复，哎呀，哎呀，那个，那个……这种时候，我们最需要的就是，有旁的人，来那么一句提醒。可是，这首曲子注定无人能提示。我和克里斯蒂再没有这样一起走过。
我不确定，那次听过之后，我是否还遇到过这首歌；即使遇到了，我也不能确定。
第二天下午，比预报的时间提前了半个小时，3点不到，就听到亚力克在东边的窗口喊：“来了，来了！”于是，我们扔下手上的工作，都挤到东侧的那几扇窗口看。
我们的办公室在12楼，窗户是那种密闭的落地双层玻璃，声音基本听不见。好在前边无遮挡，视野开阔，可以看到环市东路一整条游行队伍。
现在，环市东路整条主干道都封闭了，禁止车辆通行，整条大道上，密密匝匝的人潮，一点一点朝我们这边泛过来。拉着横幅的走在最前边，拿着扩音器的走在两侧。
“可惜听不见。他们在喊什么？”翠茜把耳朵都贴到窗户上了，“这就是丽莎说的闹事？他们很有纪律嘛。”
队伍走到那些蓝色的防护栏前才停下来。护栏的内侧，早就等着一大群穿制服的警察，盾牌一只只对应地排放在他们跟前。
那个穿着红T恤的男人大概是领队，因为，他挥挥手中的旗子，后边的人就一点一点地停下来了。绵延在环市东路的队伍，花了很长时间才停顿下来。
听不到窗外的声音，我们像看一场哑剧。太安静了，更没有我们设想的那种骚乱、激动。看了一会儿，翠茜没兴趣了，回到座位上。我给自己冲了一杯咖啡，边喝边看。
“庄森，你估计有多少人？”
“一万以上。”
“我看有三万。”
“夸张了吧？”
“打赌？”
“怎么赌？又没有准确数字。”
“明天看报纸新闻嘛。”
“报纸新闻？那也能信？”
亚力克跟庄森在争论。
“嘿，嘿，那是谁？”庄森猛地大叫了一声。
我顺着庄森的手指看下去，只见一个女人，从我们大楼的门口方向走了出来，一直朝防护栏走去。白衬衫，黑A字裙。
“克里斯蒂！”不知何时重返窗口的翠茜尖声喊了出来。
虽然看不到她的脸，但我们一致确定那就是克里斯蒂。
的确，她已经不在办公室了。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走下去的。印象中，她刚才还站在玻璃前。
她一直走向队伍。她走得不快，像我下班时遇到的那样，好像踩着节奏去的。我不确定她有没有塞上耳机，有没有一首曲子在她的耳边响起，在这种紧张的时刻。
这期间，她跟阻拦她的一个警察说了些什么，警察就让她过去了。她走到那个红T恤的男子前边，犹豫了一下，手一伸，男子看了看她，也伸出了手。
“他们在握手吗？”
距离太远，我们实在看不清楚。
很快，克里斯蒂又朝我们大楼的门口方向折返，消失在我们视线内。
“搞什么啊？”翠茜仿佛被吓住了。
一会儿，我们大楼那两个值班的保安也出来了，他们各自扛着一箱东西，克里斯蒂跟在后边。在几个警察的护送之下，那两箱东西最后放到了护栏跟前。克里斯蒂蹲下去，将箱子里的东西取出来，一次又一次地，递给挨近护栏的队伍。
这下我们看清楚了，克里斯蒂在给他们发矿泉水。
“天哪，15楼不会也在看吧？”翠茜竟然担心起来。
天晓得，15楼那个大老板杰姆是否像只蜘蛛一样趴在窗前看？丽莎也看到了吗？
“即使看到了，也不一定能认出谁吧？”亚力克呆呆地看着窗下。
因为克里斯蒂，这场游行跟我们开始有了关系。我们没有离开窗边，眼睛只盯着下边那个小人。那个小人，最后被队伍中几个人从护栏的内侧拎了起来。她被放进了队伍里。
我们一直站在窗边，谁也没有离开过，直到再也找不见克里斯蒂。
不久之后，我们在公司也看不到克里斯蒂了。面对她空荡荡的桌子，以及她没有带走的那颗仙人球，我觉得有些愧疚。她是唯一到我家拜访过的同事。共事那么久，我竟然没有回访过她。
丽莎说，克里斯蒂是辞职，不是跳槽，因为没有一个人知道她去了哪家公司，跟着哪个老板。
我想，克里斯蒂大概又是没想清楚，脑子一热就跳了。
在某些时刻，克里斯蒂会忽然从我脑子里冒出来。下班的路上，在华侨新村那些阔叶榕树下，看见一个瘦小的女人，像散步一样缓慢，我的心就会加快跳动几下，确定那不是她，才松一口气。
我的男朋友果然实现了他的五年规划，我们共同按揭了一套公寓。那意思是，在这个城市里，我们共同享有固定资产。像大多数男人和女人一样，我们要结婚了。
结婚这样的事情，现在人们已经不再觉得有多重大。事实上，有很多跟自己无关的事情，现在人们都并不觉得有多重大。通常是，某一天回到办公室，保洁阿姨奉命在我们每人桌上放一包喜糖。然后我们被告知，某某结婚了，不摆酒。我们会把挑剩的那些糖送给保洁阿姨。可是，在我的心里，结婚依旧很重大。自从在网上预约了民政局登记以来，那个日子一直让我紧张。有几个晚上，睡到半夜我会中途醒来，摸黑到厨房拿牛奶喝。冰箱门被拉开的那一瞬间，我的眼前“哗然”一片光明。随即，我听到耳边传来了熟悉的曲调：“5111，5271，513，531，623 1……”是那首俗气的婚礼进行曲。我这么一讲，那曲调现在肯定在你的耳朵里响起来了。没错，就像克里斯蒂说的那样，在某些时刻，你的耳朵里会忽然冒出一些旋律，一句或者两句。
那旋律让我觉得，我拉开的，是一扇教堂的门。
作者简介
黄咏梅，女，生于上世纪70年代。文学硕士。2002年开始小说创作。在《人民文学》《花城》《钟山》《收获》《十月》等杂志发表小说近百万字。多篇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转载并收入选本。出版小说《一本正经》《把梦想喂肥》《隐身登录》《少爷威威》。曾获“《十月》文学奖”“《钟山》文学奖”等。
责任编辑 王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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