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革命的马夹就是用指头粗细的麻绳捆扎阶级敌人，麻绳脖子里一搭，将两只胳膊反捆起来一抽，反革命分子腰就弯下去，头也垂下去。绳子是活扣，越抽越紧，放手后却不会松劲。直到反革命分子屁股朝天头杵地，像秋日熟稔的谷子，整个人就成了问号，一副低头认罪的样子。为了更好的扎捆，民兵是在公社培训过的，大队长一分钟就能扎捆三个人。五花大绑麻绳就像给反革命分子穿上了一件麻绳做的马夹。民兵边扎还得边问认罪不认罪？不说认罪就往紧里抽，直到他们说认罪，认罪才住手。开始，一些反革命分子脾气大，心里不服气，拒不认罪，几次批斗会开过后，绳子还没搭到身上，便高喊我认罪，我认罪。坐革命的飞机我们大队人叫过趟儿，就是两个民兵加一个捆扎好的反革命分子一架起飞的飞机，在台上从左跑到右，从右跑到左来来回回奔跑，要跑得飞快，踏得尘土飞扬，因此越跑越快，踏起的尘带就像旋风卷过一样壮观。打革命的夯起初是民兵把阶级敌人高高地抛起，任其自由落体，像夯一样砸向地面，最后发展到专门栽了一根杆，把人高吊起来，猛然丢开绳索，砸向地面。滚革命的蛋完全是我们大队因地制宜发明的。我们大队的批斗会就在鸠山家祠堂大院。祠堂建在半山腰。捆扎着的阶级敌人被押至院外硷畔，一排跪下，在一声滚革命的蛋的口号声中，民兵飞起一脚，阶级敌人顺着坡往下滚。坡很陡，阶级敌人的手又被捆扎着，整个人就像磙子，一直滚到坡底才停下来。要在半坡上停下来，还要重新滚蛋。

    然后转入文斗——揭批控诉，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那些有深仇大恨的人上台来，揭批控诉，忆苦思甜。一般都指定几个人揭批控诉。开始没人愿意上去，后来也给工分，揭批控诉一次记两个工日，人都踊跃起来。都没文化，跑题是经常性的事，比如揭批地主白耀祖，有的说不要说他人了，就是他家的公鸡也仗势欺人，把我家的公鸡撵跑，踩我家的母鸡，他狗日的还站在一边嘿嘿地笑。下面的群众就哗——地笑起来，有人大胆问他家人踩过你家人吗？又是一阵哄笑。后来经过训练，上去揭发控诉忆苦思甜就一个比一个说得好，动情处泪水涟涟，愤怒处口号声声。尤其是忆苦阶段，那就是揭批控诉的高潮。最后一道程序就是唾反革命分子。最初这一程序是由全队的社员上台来完成，一人一口，排队而过。社教队来后对这一形式进行了创新，说是阶级斗争要从娃娃抓起，娃娃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是祖国的花朵与未来，为了培养对反革命分子的阶级仇恨，培养对社会主义的深厚感情，必须参加到革命潮流中来。唾反革命分子就改由在校学生来承担，只要一开批斗会，无论上课、放假、白天、晚上，学生都必须整队参加。学生通过唾反革命分子就参加到革命运动中来了。我上四年级时，这一形式又被驻队的工作组创新，说反革命子女和反革命划清界限很重要，唾反革命分子应由其子女来承担，以示彻底决裂。这一创新得到了地区和省里的高度赞扬，很快在全省推广，我们大队也在省报上第一次露了大名。

    筛子头不上去唾他爹，工作队逼黄校长，黄校长在课堂上逼筛子头，他把头一扬说：“我不会唾我大的。”黄校长说：“你要不上台唾你大，就别念了。”筛子头说：“不念就不念了。”他就把书包一甩背在了肩上走了。第二天，他爹送他来上学，老师说：“他必须唾，不唾是不行的，不是我逼他，是上面逼我。”他爹毕恭毕敬地点着头说：“在家里已经教过他了，教过他了，他一定会唾的。”黄校长就答应让他继续上学了。第二场批斗会很快就来了，当他跟着学生上了台子之后，仅仅是抬头看了一眼父亲，又跳下台子跑了。下午，黄校长把他堵在教室里对他说：“你再不唾，就不要来念书了。”从此，他就不上学了。每天早晨，我背着书包上学去的时候，他站在早晨金箔一般明媚的阳光里，看着我走向学校；下午放学，当我背着书包回家的时候，他披着一身古铜色的夕阳，站在黄昏里，看着我走向家中……

    筛子头坚决不上台唾他爹，倒为他赢得了好名声，人们对筛子头的看法一下子大转变。许多唾家里人就像唾外人的娃娃就被人看小了。都说淌鼻子出好汉，这话实实的，你看筛子头，将来是条汉子哩。筛子头那时候鼻涕就是多，鼻台子上总是爬着两条皮条虫一样晶亮闪光的鼻涕，经常“苦通”“苦通”的，鼻涕快掉到腔子上了，他“苦通”一吸，鼻涕就像拉长的皮条又弹回去了。有时候鼻子不透气，吸不起来，他就像牛一样，伸出舌头往上一卷，卷进嘴里去了，“咕嘟”一声咽了。

    筛子头虽不唾他爹，但他恨死他爹了，因为他爹出事坏了他的大好前程，不然他会当兵，通过他爹的人脉关系，将来定是个吃粮票的公家人。这下全完了。我上初二的时候，筛子头离家出走，他流浪到了新疆，最后落在了建设兵团，我们再见面已经是几十年后的事了。

    原载《清明》2018年第1期

    原刊责编 许含章

    本刊责编 吴晓辉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