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道里一捆捆的纸，寝室里一堆堆的纸。用鸡蛋换粮票的吆喝消失了，闯进校园的板车增多了，一杆杆秤乐呵呵地自由出入学生宿舍楼。铅印的报刊是有重量的，油印的讲义也是有重量的。描画在讲义上的密密匝匝的墨渍有重量吗？
1982年元旦一过，和收破烂的秤一样，大多数同学也在纸上忙活。相互的毕业赠言，题写在彼此的小本子上。有祝福、勉励、叙旧，也不乏吹捧。有诗词、散文诗、钢笔画，也有大白话。我的蓝皮的巴掌大的小本子里，留有四十多则赠言。礼尚往来，回赠应与受赠相等。同窗四年，是苦读的四年，直至毕业，九十多号人中恐怕还有不少从未说过话的，甚至，叫不上姓名的。我和好几位同学就是用毕业赠言第一次对话。
我之所以敢说此乃大多数同学所为，而非全体，是有根据的。毕业二十五年后，为编新的通讯录，我别出心裁，想收录当年同学的签名手迹，从多位同学那里借来小本子，拼拼凑凑，岂料，还是未能邀拢全体姓名的真迹。
有的姓名顾自在收拾行装。有的姓名忙于落实分回地市后的最终去处。偶有对相互赠言之举嗤之以鼻的，怕也难说。或许，依依不舍中，也不无冷眼相对？
为分配，暗地里免不了有一番竞争。希望留在省城工作的多，指标却有限。其实，入学不久，竞争就悄悄开始了。听说毕业论文很重要，它关系到能否顺利毕业、能否在毕业分配中占得优势。于是，如饥似渴的七七级，在饕餮刚刚端上桌的世界名著的同时，都早早地在准备毕业论文。
全体的论文都顺利通过，那可是几年的心血啊！何况，全体的论文指导老师几乎都心怀悲悯。有老师常在课堂上感慨七七级的命运，他们同情这群当过工人、农民、知青和赤脚教师的已不年少的学生。他们注定会用悲悯为试卷和论文打分。当然，也有严苛的，比如大一时的写作课，要求写一首诗，我得到那次考试的最高分，八十几分，后面竟带有小数点。好比卖废纸，计算单位精确到了两。
既然优异者甚众，成绩便无关去与留了。能否留省城，取决于表现、特长、用人单位意愿和系里的态度。另有避免造成夫妻两地分居的因素，也是，即便未婚的，差不多已是晚婚、将是晚育的模范。
临战气氛是在四年级下学期开学时，陡然弥漫开来的。有各种传言穿梭在唇齿之间，说某人公然带着一车木料来报到，某人常往系里蹿，某人常出入某栋教工宿舍，如此等等。毕业几年后，我读到一篇校园题材的小说，写七七级毕业分配时的残酷搏斗，引用了毛词《贺新郎.读史》句，道：“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果真如此吗？四年间，我要么蜷在上铺的蚊帐里看书，要么游走于各图书馆间查找资料，要么躲在校园某个旮旯里背单词或写诗，没怎么关心集体，虽有所耳闻，并不知详情。若然，那也是“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罢了。
分配方案已经确定。这时，有同学当头棒喝：还赶快不去找系里！犹豫再三，趁着月黑，我硬着头皮红着脸去了某栋某楼。一进门，便见和善而不无讥诮的微笑：你怎么也来啦？你是最后一个来找的，其实，你完全可以不来。
我是幸运的。我记住了告别母校时它的温馨表情。那也是过去时代的表情。
三四年间，每天傍晚，总有矮一级的同学在学生宿舍楼的楼梯口拉小提琴。经常漫溢于楼道和各间寝室里的是梁祝。1982年元旦后的那十余天里，梁祝成了题写赠言、买卖废纸的背景音乐。梁祝怎地不知别个的愁滋味？
是期刊社收留了我。
因为妻子在省城工作，当然希望最好能留下。于是，曾去联系过报社、研究所和期刊社。能找的多是见面有话说的普通编辑，而不是说话算数的领导。他们编发或审读过我的诗稿。一些用稿通知及更多的退稿信，便是我的个人简介。
找人归找人，却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撇开妻子的意愿，就自己的本意来说，我更想回到我的小城去。四年前，接到录取通知书，当地宣传部还以上调回城为条件，再三动员我放弃读大学的机会呢。再说，作为长孙长子，也放心不下老态龙钟的祖母、瘫痪在床的母亲。那时候文学正轰动着，文学殿堂虽令人向往，却也叫我诚惶诚恐。如今这般说来，定有矫情之嫌。然而，我当时的心迹真实得就像刚收到而不敢拆开的一件退稿。
报社说，它名额有限。研究所说，认识你晚了。言下之意，人家已确定了用人对象。毕业三十年后，很意外的，早已退休、随子女迁居外地的研究所老所长回来探亲，辗转约我见面。席间得知，他此番所探访的亲戚，竟是我妻子的同事，他下榻的亲戚家，竟在我毕业后住了近十年的那个大院里。前辈和后学相会，旧人旧事，多有忆及，却是不曾提到我当年的毛遂自荐。我相信，既然相识已晚，他自然也不必往心里去。
期刊社的主编其实是我的老师、中文系的领导，似乎在我读大二时，他便调离了学校。我仅仅领略过他骑在自行车上的背影，我见到的那披着米色风衣的匆匆背影，总是出现在日暮时分，出现在我散步的路上，打我背后一掠而过。据此，我敢肯定，他顶多只认识我的姓名。去期刊社报到时，在一间烟雾腾腾的办公室里，他见我，果然有些讶然。
而我的分配去向却是他“钦定”的，他采纳了编辑的推荐意见。就像编辑部审稿一样，称三审制，却是过五关斩六将，那五关是：编辑、编辑组副组长、组长、副主编、主编。
许多年后，主编不经意地透露，为挑选一个文学编辑，他曾亲自前往他曾领导的中文系，翻开毕业生花名册，指着纸上的姓名说：这个人我要了。
那是他通过铅字认识的姓名，他毫无印象的人。后来，我能隐隐察觉到，为我的不善交际、寡言少语，他似乎不尽如意。所以，面对他，我常有几分忐忑。十五年后，我成为这家期刊继他之后的第四任主编。得知我靠着广告和赞助解决了期刊社的全部经费，他大吃一惊。他的神情证明，当年我的敏感绝非神经过敏。
处理掉一叠叠废纸，我栽进一摞摞稿纸之中。
那时的期刊社可谓兵强马壮。编辑部分为小说散文、诗歌、评论、编务四个组，共有十八人，而小说散文组编辑竟是总人口的一半。我做了小说编辑。我记得我是带着喜糖去做小说编辑的。糖衣飘落在废纸篓里，也飞进了置于办公室中央的铁皮煤炉里。刺鼻的焦臭味里，竟有点儿甜。
那只煤炉带有长长的烟筒。每天，编辑们捧着稿子，围炉而坐。墙上挂有一幅书法，是毛体的“不尚空谈”。大约是为了提醒访客，编辑们忙着呢。也是真忙。形容来稿雪片也似，并不夸张。我的案头便有看不完的稿件。而且，读罢，若有话要说，一般都会写退稿信，陈述退稿理由，或提出修改意见，让作者心服口服。编辑们并不肯轻易地附上一张铅印的退稿信，但事实上，那种退稿信用量挺大。因为绝大数来稿甚至不如中小学生作文，写信说什么呢？
一旦有所发现，编辑也很辛苦。得在稿签上写下初审意见，那几乎是一篇评论文章。然而，经一审再审，免不了见仁见智，或被枪毙，或被斧削，或要求退改。一句话，编辑是披沙拣金的工作，好比选矿。当编辑的第一年，我以组稿的名义去过赣南钨矿，目睹了用淘船在水里淘洗钨砂的过程。当时，便联想到自己。不过，淘稿无须水，用的是眼光。眼光如水。
外出组稿回来，我写了一纸书面汇报交给主编。没想到，几天后，竟得到上级领导的表扬并要求倡导这一做法。无疑，是主编报告上去的。他却从来不曾对我提及此事。
文学期刊难以为继的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曾写过一篇短文，追忆过去的编辑生活，文章找不到了，题目还记得，叫《不知为谁狂欢》。许多陌生作者在崭露头角前，都被围炉而坐的编辑们热烈地议论过。那些被发现的作品就像一壶壶烧开的水，不断添入一只只茶杯中，为人窸窸窣窣地吮饮着；就像煨在炉灰中的红薯，扑鼻的香味弥漫了整幢大楼。有一阵子，不知谁发起的，买了生红薯来上班，烤一烤，可当早餐。于是乎，其乐融融地啃着烤红薯过了一段好日子，但香味惹得整幢大楼不满，不知为谁狂欢的喧闹也引来了隔壁部门的抗议。
期刊社敬惜所有的字纸。那时候，也是财大气粗，财政下拨的经费用不完，几年的发行款项竟忘了去结账。所以，来稿一经选用即付薄酬，不拟选用便原稿奉还。后来，随邮资上涨且人手有限，一般不再退稿，但筛选下来的稿子并不敢随意处理，而是堆积成高高的尾砂坝，塞满几只橱柜再摞在橱柜顶上，存放好些年。至今，我办公室的橱子里仍留着几份当年的稿件，它们已有二三十岁了。
作者当然更加疼惜自己的心血。我记得有一位，投稿格外积极，几乎每周都能收到此人的稿件，用的是很有脾气的信封。信封一角必有一声警告：请勿在稿纸上订装订针！因我无视这番警告，后来信封上的感叹号渐次增加，且描得又黑又粗，形同跺脚状。作者应该懂得，把稿子与信封订在一起，为的是留住地址。那就遂其愿吧，改用回形针。可回形针也有勒痕呀！我因此被抗议了多少回，好在邮资终于上涨了。
当编辑的第一年，第一次以编辑身份参加文学笔会，我结识了县里的一位作者，二人相谈甚欢，且可算作半个老乡。会后，他连续寄了几篇小说来，其中一篇基础较好，我提出细致的修改意见，并希望他尽快改好。依稀记得，其后写信催促过几次，还曾为此前往他所在的那个县组稿。他的回答竟是羞涩的闪烁的微笑。
岂料，几年之后，他突然病逝。当地文友告我，其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在未能在省级刊物上发表作品。于是，我提到那篇被我要求修改而被他所放弃的小说。文友道出的真相是，他误会了，他把修改意见当作“婉退”了。婉退，暧昧的行话，即顾忌情面的退稿。编辑已上门去了，还叫婉退？显然，他在内心中跟文学、跟自己较劲。回头想想，我也遗憾，我不也是如此吗？
忆及大学毕业前后的点点滴滴，琐屑之中，竟见纸上的人心，旧日的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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