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洪中

    在一个偶然的电话里，听说我的同班同学张住院了，得的是白血病，晚期。毕业后上班十几年了，由于大家混得都不咋样，再说在学校时我们班就不是一个团结的集体，薄薄的那点同学情谊随着难挨的四年时光的消逝，随着分配时的尔虞我诈，也就淡漠得差不多了，所以平常几乎没有联系。何况，张是一个沉默甚至狭隘的人，印象当中直至毕业也未脱去小家子气。所以初听到这个消息，我的第一反应是——毫无反应，心平气和地挂掉了电话。

    但是，当我往茶缸里续满水，点上一支烟重新坐下时，精神却怎么也集中不到手中的报纸上了，心绪烦乱如裸体披了草织的衣服在大街上行走。于是我拿起电话，翻开电话簿，找了找，试探着终于打通了老三和老四的电话。我们暂商定，这个礼拜六一起去医院看一看：“不管怎么样……毕竟……唉……”并相互叮嘱，如有特殊情况，到时另行通知。

    我有一句话，到了嘴边，犹豫了一下，却没说，没滋没味地扯了几句闲话，就挂了。

    我是想说——其实是想同他们商量，能不能一起凑一点钱给张。因为这个时候，大家都清楚，无关痛痒的安慰和牵强的允诺对现在的他来说毫无作用，还是来点实际的好。而且我还道听途说地得知，他的妻子没有工作，还有一个6岁的小女孩，即使这笔钱他用不上，对于他的妻子女儿也是个帮助。但我没说，因为每个人想法不同，我说了他们口头肯定不会反对，但心里怎么想我就不知道了。再说，还有其他同学呢，大家都不容易。

    星期六同样是个阴沉沉的天气，全无春天将至的信息，倒是凛冽潮湿的风四处吹荡，从车窗里、衣领里灌进发抖的身上。我比较远，坐了早班的长途车赶去，手里提了一个方便袋，里边是一些营养品和一个信封，信封里面有200元钱。

    虽然远，但我并不是最后一个到的医院门口，等通知到的能来的基本来齐了后，都快11点了。大家相互寒暄，在学校曾经闹过别扭的也勉强打了招呼，然后就一齐向病房走去，每个人手里提了个兜，这使我想起了在学校时我们出早操的情景。几个先头人员——班长、团支书、学习委员一一走在了队伍的前列，好像他们一直未卸任，仍是我们的班干部。我笑了笑，有点儿苦涩。

    长期化疗使张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从外表到思维，以至于我们进到病房找了一圈没发现他，出来重又问了医生，才迟疑地向一个熟睡着的病人走过去。伏在床边的一个憔悴的中年女人站了起来。核实无误后，尽管我们竭力阻止，他媳妇儿还是把他喊醒了。但他只是亲热地招呼着我们，却没能喊出我们的名字。过了一会儿，他才抱歉地说，对不起，我忘了。他疑惑地问道：“你们怎么一下子一起来了？”

    我们都说，我们是来参加函授面授的，碰巧聚到了一起，听说你病了，才相约一起来看看你。这是我们事先约定好的，一不说是特地来看他，二不问他的治疗情况。因为对一个重症的人来说，有人不远几百里特意来看他，对他是个刺激，似乎是临终的送行。对这回答，他的媳妇儿不信，他也不一定信。但他仍然哀怨而期待地说：“能再坐在一起上上课，该有多好哇……”

    大家纷纷说以后有机会，有机会。但霎时病房里没有了声音，大家似乎都有东西哽在了嗓子里，几声做作的干咳，愈发衬出洁白、明亮的病房的死寂。

    终于要走了，张挣扎着起身，大家却说别动别动，以后有机会再来看他。但说这话时谁也不知道能不能再见面，很有可能这就是最后一次的见面。

    我提起兜儿在他媳妇儿注意的时候，放在了显眼的地方，意思自然是到时候他媳妇儿能联想到我。

    他媳妇儿送出来，关门的一瞬间，我看到张的眼泪雨一样涌出来，正拿被子在擦，却止不住——我眼前立即一片模糊……

    本来是说好要一起吃饭的，但天不好，要下雨的样子，再说谁也没这份心情，也没这个豪资——谁出钱呢？凑钱吃饭又不好听，都像寄人篱下的鸟儿一样，一出医院大门，就四散了。有几个，都没来得及告别。

    不多长时间，就传来了预料中的消息。没想到的是张的媳妇儿挨个儿给我们打了电话，对我们每个人的帮助表示感谢，替孩子及孩子的父亲表示感谢，说那么一笔钱，确实解决了当时的困窘。

    这时我才知道，那天去的人，都同我一样，在兜里放了钱的——虽然谁都没说。

    我愧然无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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